预支的繁荣，是写在历史上的欠条
杂文/李含辛
“我们这代人，在未来子孙的眼里，可能会显得荒谬、愚蠢，甚至可耻，他们不会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描述我们。”
孙立平的这句话，从来不是一句用来博眼球的惊人之语，而是一把戳破集体幻觉的锥子。我们这代人总沉浸在“用几十年走完别人几百年发展路”的自我感动里，把透支当成效率，把掠夺当成创造，把所有本该留给时间和后代的东西，全都塞进了当下的GDP报表里。我们以为自己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其实不过是当了一回历史上最肆无忌惮的“资产搬运工”。
我们搬空的第一样东西，是地球用几百万年攒下的生态家底。过去四十年，我们消耗了全球近一半的煤炭，钢铁产量占了全球半壁江山，矿山被挖得千疮百孔，河流被工业废水染成墨色，北方的地下水水位以每年几米的速度往下掉，南方的耕地被化工污染浸得板结。我们总说“先发展后治理”，却故意不说，治理污染的成本，往往是当年靠污染赚来的利润的十倍甚至百倍。那些在暴富之后举家搬到海外的矿老板和化工巨头，把尾矿库、毒土地和被污染的水源留在了国内，留给了他们从未谋面的后辈。就像《左传》里说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我们在朋友圈晒着“基建奇迹”“城市夜景”的时候，从来不敢算一笔账：这些用污染换来的光鲜，最终会变成多少代人要背负的健康债、环境债、生存债。
我们搬空的第二样东西，是社会维持公平运转的缓冲垫。改革开放初期喊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后慢慢演变成了“只要效率，不管公平”。教育资源往一线城市和重点名校高度集中，偏远山区的孩子连一间像样的教室都找不到；优质医疗资源挤在少数几个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偏远县域的老百姓得了重病，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看上病。财富分配的天平彻底向少数人倾斜，基尼系数早就跨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少数人坐拥几十亿身家，一个饭局就能花掉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而绝大多数普通工薪族，掏空六个钱包才能凑够一套小房子的首付，还要背上三十年的房贷。这像极了《儒林外史》里那些靠攀附权贵钻营的儒林丑态——占尽了时代红利的人，一边把上升的梯子抽走，一边对着底下的人骂“你不够努力”，亲手把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焊死在了半路上。
我们搬空的第三样东西，是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精神根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冲垮了乡村的宗族纽带，把维系了乡土社会数千年的公序良俗碾得粉碎。老祖宗传下来的书法、戏曲、传统手工艺，因为赚不到快钱，年轻人不愿意学，一项项走向消亡；互联网流量的洪流里，所有人都盯着怎么快速变现，把礼义廉耻当成没用的老古董，把钻营投机当成高情商，把不择手段捞钱当成人生最高目标。我们一边花着纳税人的钱搞“非遗保护”，一边在流量平台上把低俗、造假、割韭菜当成成功模板大肆宣扬。最后我们得到了满屏的网红和流量，却弄丢了支撑一个民族走了几千年的精神底气，活成了鲁迅笔下“无恶意的闲人”，把所有的精神遗产，都当成了饭后的谈资和换钱的筹码。
我们总拿“后发国家的必经阶段”给自己的短视开脱，可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把“预支未来”玩得这么彻底。近代李大钊曾写过，旧中国如同孤海敝舟，“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先辈们拼尽性命换来的太平盛世，不是让我们用来坐吃山空、透支后代的。我们把子孙的耕地变成无人居住的空置楼盘，把子孙的干净空气和水换成了短期的工业利润，把子孙本该享有的公平机会，换成了少数人手里的财富。我们现在所炫耀的所有“繁荣”，本质上都是一张张开给子孙的欠条。几十年后，当我们的后代翻开历史，他们不会对着我们当年的GDP数字顶礼膜拜，只会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的欠条，发出一声困惑又愤怒的质问：那一代人，明明占尽了所有的优势，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烂摊子，全都甩给我们？
历史的笔从来不会被当下的赞歌收买。我们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种下多少短视的因，未来的子孙就会给我们记下多少无法抹去的过。那些我们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的透支，最后都会变成历史书上最刺眼的句子，让我们这代人，再也躲不开后人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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