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鸣犊
明代鸣犊区域在里甲制度下，由康熙《咸宁县志》所载东南之白鹿乡五个里中的孝义里、鸣犊里、彭村里、段村里四个赋役单元组成（另一里为南支员庄里，后归属于元兴社），每个里均以一个历史悠久的主体村落为核心，搭配周边零散居民形成。这一格局是元末战乱后人口锐减的直接结果，明初编里时仅能依托少数留存的古村完成110户为一里的建制。
清代这一区域逐步演变为嘉庆《咸宁县志》所载之鸣犊社，再演变为《民国咸宁长安续志》所载之鸣犊仓，覆盖今鸣犊街道与魏寨街道全部范围，其边界与明代四里的活动范围基本重合，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建制调整。
孝义里，以将军庙村为主体。将军庙村，为汉代将军苏建堡屯兵之地，人称将军堡。后世族人修将军庙供奉纪念，故得此名。苏建为西汉京兆杜陵人，在近旁的白鹿原上筑堡屯兵，完全契合汉代京辅近地屯驻北军分部的兵制背景。其次子苏武“以忠为孝、散金不贪”的品行，恰好体现了“孝”（立身承父教）和“义”（持节不辱、轻财奉公）两个字的内涵。这个村子应该是鸣犊街道居人最早的村落之一。
鸣犊里的主体村，则是鸣犊老街所在村落，其包含范围，北有留公一村，南至马嘶坡。
留公一村为宋时村落，原名上村，又称上庄，合乎宋村命名规律。直到民国志中，才改称留公一村。民国志尚无留公二村、留公三村之名，三个村子今从南到北排列。二村和三村当为一村发展而出。留公一词，也许出现甚早，然而留公诸村，在明初并不存在。
鸣犊老街以南，桥头村为宋代形成，马嘶坡惠氏为明代以前居民。
明初之时，这几个村子人口应该少于鸣犊老街。
彭村里以彭村为主体村，其起源也可溯至汉时。
叚村里，即段村里，当以段村为主体村庄。远在隋唐时期就有人居住于此，八里原上药王洞即可为证。明初当有段姓居住于此，故有段村之名。后来因灾荒、战乱、瘟疫等，段姓逐渐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王姓为主。传说，最后段姓只剩一女人，与一王姓婚配，生四子，后分为中顺子、南顺子、北顺子、楼家顺子，称为王四份。后来有一家王姓搬来，住在台台上边，称为台台上头姓王的，又从白鹿原上的惠家环村搬来一家惠姓，从马嘶坡搬来一家惠姓，称为惠家。再后来又有两家杨姓搬来居住，就形成今天王、惠、杨三大姓氏，这三大姓氏，应该为明代后期至清代迁入。
以上诸里，孝义里位于浐水西岸白鹿原上。鸣犊里位于浐水西岸龙首原上。彭村里和段村里位于八里原东西两侧。
今之诸村，凡不见于康熙《咸宁县志》白鹿乡的里名者，或者当时零星人口散居，或者尚未建村。今魏寨村落介绍，言宋元之时其为景贤里，明时为彭村里，魏寨里。据康熙志，景贤里为明初咸宁县城内三十二坊里之一，魏寨里不见踪影。现有说法不知何据？
明清之时可记之事为鸣犊镇之复兴。不过，明清时的镇，并非行政建制，既不同于宋代兼具监镇官、商税管控的镇，亦不同于今之基层政权，并仅为逢日集市的村子聚落。由县府直接差人征税而已。故嘉庆《咸宁县志》于村落中有“鸣犊镇“之名，民国续志仅于鸣犊仓下附注“有镇”而已。
鸣犊镇之再起，当于晚明万历年间。明代前期休养生息，移民繁衍，万年年间又解商业之禁。鸣犊老街当库谷道要枢，三原两河集汇之地，集市复兴理所当然。
明清鼎革，生民疲惫，鸣犊镇沉沦。康熙年间，民间恢复生气，鸣犊镇又一次复兴，记入康熙《咸宁县志》之中。清代库谷道民间骡帮商道大兴，终南山里的木炭、核桃、板栗、柿饼、生漆、毛皮等山货，从南部各峪口运往长安城，俱可在此集散，鸣犊镇迎来了它的高光时期。
清代除鸣犊镇村之外，位于今鸣犊村一带尚有孙家砭、焦家台两村。民国续志将二村附于鸣犊镇后。二村都是典型的明清移民村落，其中焦家台的焦姓聚落已于建国后平整土地时整体迁移，原址变为农田；孙家砭的部分孙姓族人后续又迁至孙家场，形成新的居民点。
今之鸣犊村之李家沟和崖背后，尚不见于嘉庆志，说明当时人口规模极小，尚未从主聚落中分化出来，同样属于明清时期的次生移民村。李氏族人后续向东高堡一带拓展，同其他各姓形成了阮刘李村，以后该村又分化为阮家沟、李家沟两个独立村落，东高村一带的李氏家族也由此逐步兴旺，成为本地望族。
唐宋之时，鸣犊之重心已由东南之村移至西北之镇。明清之时，鸣犊村与镇皆为村落，清时仅设社仓于此，故称鸣犊仓。既失县、镇治行政地位，故城隍庙于明万历年间亦为瘟神庙所代，后者大兴于时，形成庙会。
进入民国，1912年后，分设魏寨乡、镇。1944年，又分设马兴镇，为一级行政建制。2001年撤乡并镇，马兴乡与鸣犊镇合并，统称鸣犊镇，现在为鸣犊街道，含鸣犊镇村和鸣犊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