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尚来《挣工分》精华热点

挣工分

——上世纪生产队上班记忆

曹尚来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四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这是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的基层组织，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生产模式。组织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生产队是基础核算单元，遵循“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村里的劳动力统一在生产队出工劳作，依照劳力强弱逐日记工分，这便是老一辈口中的“挣工分”。待到年尾，再根据全队收成和各家总工分统一结算。老话讲：“工分工分，社员命根。”一句话道尽工分在农家心中的分量。

在那段清贫岁月里，庄户人家的温饱生计，全都系在小小的工分之上。每到年终，算盘噼啪一响，一年的辛劳才有着落。有的家庭可以分到几十元乃至上百元分红，这是一整年最踏实的期盼与慰藉。只是受土地产能、收成好坏、副业多少影响，各队分值相差不小，有的队日值尚可，有的一天仅值两三毛钱。不少农户忙活一年，非但分不到钱，反倒要向队里补款，工分也就愈发显得金贵。

生产队分粮分柴，实行人劳结合、按劳分配。粮食、柴草，都按全队总工分核算分配。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工分少的，分到的物资自然有限，真切印证着多劳多得的道理。每逢麦秋，公粮任务层层下达。当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粮价平稳微薄。卖公粮的收入、集体养猪的收益，是生产队主要的经济来源。除去来年春耕预留的本钱，余款拿来年终分红，乡人俗称“坷垃砸坷垃”。平常十分工的分值大多在三四角，年年大抵如此。

那时记分没有统一标准，壮年男劳力一天记十分，普通女劳力六分，身强力壮的妇女最高可记七分。工分等级由生产队长牵头议定，三夏、三秋农忙时节，劳动强度大，工分也会适当上浮。评工分多选雨天不能下地的时候，全队社员聚在一起共同商议。我辍学回乡务农时，年纪轻、力气弱，起初定的是六分五。第一次评工，满场安静，没人率先开口。老队长不愿厚此薄彼，先拍板，我们几个少年统一按七分记。话音刚落，大家纷纷开口，为自家孩子争辩，几番讨论，最后仍由老队长一锤定音。

世事机缘，难以预料。我在田里劳作一年多，队里原会计调去大队任职，几经挑选，由我接任会计。除账务之外，我还要登记出勤、核算工分：满勤、半勤、加班时长一一记在册上，傍晚贴出来公示。很多年长乡亲不识字，常常托人帮忙查看，仔细核对当日工分。队部屋内墙上钉着一排排铁钉，各家劳力的记工本依次悬挂，随时可以翻看，如同今日的村务公开，力求公平、公正、透明。

生产队里，有两样农活最熬人：一件是脏累的起猪圈，另一件便是三伏天给玉米培土。烈日当头，一人多高的玉米地密不透风，如同蒸笼。单薄衣衫被汗水浸透，带锯齿的玉米叶在脖颈、手臂划出细碎伤口，汗水渗进去，灼痛难忍。可为了多挣工分、养家糊口，乡亲们都咬牙坚持，默默耕耘。

虽说只务农一年有余，田里各类农活我大多体验过。拔麦、割麦、脱坯、打场、刨玉米茬，样样辛苦，而最重的差事当属“上海河”——根治海河、推土挖河，从河底往堤上运土，乡间俗语说“没有辙，上海河”。幸运的是，我接任会计之后，便不用再参与这类重活，不用随队去挖河出工，专心伏案核算，恪尽职守。

这段生产队的乡土经历磨砺了我的心性，锤炼了我的意志，为我日后走出乡村、踏实前行，打下厚重而珍贵的人生底色。

回望挣工分的年代，千千万万农民面朝黄土、吃苦流汗，战天斗地，为家国生产口粮，他们的付出，值得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