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31日上午，以“阳明心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阳明心学大会在绍兴隆重开幕。大会开幕式上，“稽山论道”环节围绕“心学如何回应‘时代之问’”主题，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四个“时代之问”展开解读与哲学回应，探讨阳明心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当代意义。活动由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董平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姚新中、北京大学张学智、湖南大学朱汉民、澳门大学张颖等学者参加。
董平教授指出，阳明心学是原创的中国哲学形态，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古典形式，实现其当代价值转换是一个时代命题。人工智能时代，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如何看待其智能性，它能否转化为“主体性”、能否实现“致良知”，均值得深入思考。
姚新中教授认为，阳明心学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意义在于：以“心即理”守住人的主体，以“致良知”设定道德底线，以“知行合一”建立人工智能的边界，以“万物一体”看待其发展。如果未来人工智能能够自主决策，现在就应从技术、伦理层面为其“立心”。人类需先守住良知，再让人工智能成为良知的载体，与其共同创造更好的未来。
张学智教授指出，王阳明思想要为人工智能“立心”。关于机器有无“主体性”，最重要的是道德主体性。王阳明“良知”包含天赋的道德意识、人的意志与情感，唯有理性更明晰、意志更坚定、情感更真诚、直觉更敏锐，四者合而为一，才是“良知”的完整内涵。机器若不能将理性、情感、意志、直觉整合为整体，就无法取代人类。
朱汉民教授表示，作为主体，除认知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具备感受能力与情感，即儒家所讲的“四端”“七情”，“致良知”与人的情感、意志、决断和自我意识直接相关。假若未来人工智能可以“致良知”，那并非人工智能“致良知”，而是人机合一的智能体。
张颖教授引用两位美国学者的研究回应技术挑战。基辛格在《启蒙运动是否已经结束》一文中指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与科技发展同步，甚至引领科技发展，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却落后于科技发展，由此提出如何重新确立思想启蒙地位之问；李焕然（Harvey Lederman）在Anthropic公司从事“对齐训练”，以三个基本价值观（3H）——有用（Helpful）、诚实（Honest）与无害（Harmless）塑造模型。张颖教授认为，人工智能设计者一开始就应考虑伦理对齐，即便机器可以“致良知”，也不能替代人类的良知。
讨论环节中，姚新中教授回应，人工智能缺乏“主体性”的重要原因在于不能反思，单个智能体无法反思，多个智能体集成则可能形成“共反思”，故一开始就应在价值与道德上设定边界。张颖教授强调，不能把人工智能仅视为可用对象，若其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如何看待它就更为艰巨。张学智教授从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提出，人的最高追求是精神性的，即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或康德的“崇高感”；为机器设定的道德原则，是服从人讨论给出的原则，还是像康德那样服从内心的道德律，值得追问。朱汉民教授表示，人工智能与人类在思考上存在鸿沟，人类须持续参与其发展、不能放纵其能力，所谓“立心”应是人机联合体的“立心”。
与会学者围绕人工智能是否具备“主体性”、能否实现“致良知”以及阳明心学的时代价值展开研讨，整体呈现“保守中立”与“谨慎乐观”两大立场，充分展示了阳明心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意义。
董平教授总结指出，可借助人工智能协助工作、化解思想上的迷思，但不能用它替代生活与反思。他援引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与孟子“思则得之”强调，人正是在反思中确认作为主体的“我”的真实存在。科学家、工程师及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不能忘记人类自身的庄严、尊严与目的性，人工智能应成为人全面发展的一个面向，而非被替代。董平教授呼吁，希望“稽山论道”能成为中国古老思想智慧与当代社会现实相融合的一个例证，引发全社会更多面对自身的思考。
“太敢了！”比利时一对夫妻直接卖掉房车，揣着全部身家200多万，带上三个儿子举家搬到贵州当农民。一晃24年，他们包下一千多亩山地，三个儿子也留在了农村，这一家子，硬生生把异乡活出了安稳温暖的家。
故事得从2000年说起。母亲海蒂跟着姐姐第一次到贵州做义工，亲眼看见山区里孩子光脚走路、老人没钱看病，心里一下就放不下。
回到比利时后，她跟丈夫帕特里克说想回去长住。帕特里克是货车司机，骨子里也不喜欢按部就班的日子，两人很快决定：卖房、卖车、带着三个儿子去中国。
这个决定放在今天看都够猛，何况当时他们手里只有两百多万人民币，语言不通，工作没有，连孩子去哪儿上学都没谱。
2002年，一家五口到了贵州。刚到贵阳时，他们租住在师大附近，月租两千块，对没有固定收入的家庭来说并不轻松。语言是最大的门槛，帕特里克和三个儿子几乎不会说中文，海蒂也只懂几句。吃饭也不习惯，贵州人爱吃辣，他们一开始被辣得直皱眉，后来反倒慢慢爱上辣椒。
钱花得比想象中快得多。他们没有把这笔钱留给自己买房买车，而是陆续用在公益上：帮人付手术费、给困难家庭送物资、资助孩子读书。两年左右，两百多万基本花光。钱没了，日子还得过，他们没有回比利时，而是开始想办法靠自己谋生。
三个儿子也没按常规路径上学。起初他们进过学校，但语言不通，课堂上很难跟上，周围同学又总好奇围观，孩子们压力不小。后来母亲干脆买教材在家教他们，从小学到高中的课程都过了一遍。
这一步其实很冒险。没有正式学历，将来找工作、申请大学都会受限，但一家人当时更在意的是能不能留在贵州，继续做想做的事。
钱花光之后，他们开始更接地气地生活。帕特里克去菜市场学砍价，孩子们跟村里孩子一起玩，慢慢学会说贵州方言。谁家有事，他们能帮就帮；村里人也不再把他们当稀奇的外国人，而是当成能串门的邻居。
真正让一家人的生活稳定下来，是2017年。他们在独山县下司镇租下一片荒山，开始办生态农场。最初那里草比树高，开荒全靠手。帕特里克从小接触过农场，凯文也喜欢动物，父子俩一边查资料，一边向当地村民请教，慢慢摸索出适合山地的种养方式。
农场里养了山羊、鸡、兔子、鸭子，也种过油菜、向日葵等作物。他们尝试用生态循环的方式经营：动物粪便还田，雨水收集灌溉，棚顶装太阳能板，尽量减少化肥和农药。卖鸡蛋、卖农产品能贴补家用，但收入不算高，日子一直紧巴巴。
后来凯文开了自媒体账号“凯文一家在贵州”，拍农场日常，也帮乡亲们卖农特产，才让更多人知道这家人。农场规模在不同报道里有不同说法，有的说一千多亩，也有的说两千亩左右，但能确定的是，他们确实把一片荒地经营成了能长期运转的生态农场。
三个儿子的人生也各有去向。大儿子杰弗里后来回到比利时生活；凯文和二弟伊恩留在贵州，一个主要打理农场，一个常去镇上卖鸡蛋、做零工，日子朴素却很踏实。
有人替他们惋惜，觉得父母当年太理想化，耽误了孩子的学历和前途。也有人说，能把三个孩子养得善良、勤快、愿意扎根土地，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这两种看法都不算错。只是这家人最特别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放弃了欧洲的中产生活，而在于他们真的把善意落到了具体日子里。钱花光了就种地，地种不好就再试，农场不赚钱就做视频，能帮人就帮一点。
他们不是来中国“体验生活”的游客，也不是站在高处施舍的慈善者。他们更像普通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手上有泥，心里有家。
二十四年过去，帕特里克和海蒂早已不再年轻，凯文也成了能独当一面的新农人。很多人问他们后悔没有，他们的回答一直很简单：不后悔。
这样的选择未必适合每个人，但它提醒我们，人生的安稳不一定来自银行卡数字，也可能来自一家人愿意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
人到晚年应该懂得，拉开寿命差距的，从来不是碗里的燕窝和银行的存款，而是身上的“四根”:
1. 腿脚是“命根”。走得动，世界就在脚下；走不动，世界就在床上。
2.胃口是“福根”。吃得下，营养才跟得上；吃不下，补品也是浪费。
3.睡眠是“养根”。睡得着，身体能自我修复；睡不着，精神迟早崩溃。
4.心态是“慧根”。想得开，百病不侵；想不开，全是心结。
守住这“四根”，就是守住了晚年的一切。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