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宜黄一书生
——读《明史·谭纶传》有感（历史文化散文）
一
那一年，东南的海风里带着腥咸的血气。
嘉靖三十四年，一股倭寇从杭州湾登陆，一路烧杀，直逼南京城下。城中的守军瑟缩着，不敢迎战。这时，一个文官模样的人站了出来，他叫谭纶，时任南京礼部主事。他募了五百壮士，出城击贼，竟一战而溃敌。从此，“谭纶知兵”的名声，便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荡开了层层涟漪。
而在不远处的浙江，另一个年轻人正默默练着兵。他叫戚继光，世袭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一个武门之后。他亲眼见过倭寇的刀锋如何轻易地剖开明军的甲胄，于是上书请求练兵，说给他三年时间，他练出一支能战的队伍。
历史就这样，把两个人推向了同一条河流。只是后来，人们记住了那条河上最耀眼的一朵浪花，却忘了那托起浪花的、沉默而深沉的河床。
我本宜黄一书生——谭纶是江西宜黄人，进士出身，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可就是这个书生，他的手中握过笔，也握过剑。他这一生，从未以“名将”自居，却做了名将都未必做得到的事。
二
谭纶比戚继光大十一岁。
当戚继光还在浙江都司充任参将时，谭纶已是台州知府。他们最初的相遇，大约是在胡宗宪的帐下。那时候的东南，倭患如蚁，朝廷的军令朝发夕改，将领们各怀心思。但谭纶和戚继光之间，却生出一种近乎天然的默契。
谭纶练兵，用“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戚继光练兵，立“鸳鸯阵”，十一人为一队，长短兵器配合，如臂使指。两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却各自摸索出了不同的路径。谭纶练的是浙东良家子，戚继光练的是义乌矿工。两支队伍会合的那一天，东南的天，便开始变了。
台州、仙居、临海，一连串的名字被鲜血染红，又被胜利洗净。谭纶亲自督战，戚继光冲锋陷阵，他们像一把铁钳的两片利刃，将倭寇的阵线剪得支离破碎。那时候的军报里，常常出现这样一句话：“纶与继光共破之。”
那是一个将帅相得的时代。
然而，历史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倾斜了。
人们传颂着戚家军的鸳鸯阵，传颂着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传颂着那个在阵前横刀立马的身影。而谭纶呢？他站在戚继光的身后，站在所有战报的末尾，站在那些胜利的阴影里。他的名字，被“戚继光”三个字的光芒所遮蔽，如同月亮升起时，星辰便隐去了光辉。
人们不知道，没有谭纶的调度，戚继光的兵锋便无从施展；没有谭纶的信任，戚继光的才能便无从发挥。在那个文臣统兵的年代，一个武将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一个懂他、信他、护他的上司。而戚继光最大的幸运，便是遇到了谭纶。
三
嘉靖四十二年，福建。
倭寇攻陷了兴化，据平海卫为巢。朝廷震动，急调谭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谭纶到任，第一件事便是调戚继光入闽。
那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谭纶居中调度，刘显、俞大猷分率左右，而戚继光率中军主力直薄贼垒。那天凌晨，海雾弥漫，戚家军以鸳鸯阵推进，如潮水漫过滩涂。倭寇的火铳响了，铅子从雾中穿过，有人倒下，但阵型不乱。谭纶在后方高处，看着那面绣着“戚”字的旗帜始终向前，始终不倒。
平海卫一战，斩首两千二百级，救回被掳百姓三千余人。谭纶在给朝廷的捷报里，把首功归于戚继光。而戚继光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谭公知我，过于我自知。”
这十个字，胜过世间一切褒奖。
但后世读史的人，读到这段记载时，目光往往只停留在“戚继光大破倭寇于平海卫”这一行字上。他们不知道，在那场战役的每一个细节里——从调兵遣将的部署，到粮草辎重的筹备，再到战后善后的安排——谭纶的心血无处不在。他是那个提笔写捷报的人，却把自己的名字落在了末尾。
这是一种怎样的胸襟？
一个文臣，一个统帅，一个比戚继光年长十一岁、比戚继光更早成名的长者，却甘愿将自己的光芒收敛，让给一个后辈。这不是软弱，这是一种近乎圣洁的品格——为国举贤，而不与之争名；为事择人，而不与之争功。
四
东南的倭患渐渐平了，北方的边患却日益深重。
隆庆元年，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召谭纶、戚继光北上练兵。朝廷准了。谭纶被任命为蓟辽保定总督，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
那又是一个将帅相得的时代，却也是暗流涌动的时代。
谭纶到蓟镇后，上疏言“四难”，说军饷之难，说练兵之难，说信任之难，说流言之难。他知道，北方的将领与南方的将领不同，蓟镇的兵与浙江的兵不同，朝堂的猜忌与边关的危急更不同。但他还是做了，他请调戚继光专训边卒，又召浙兵三千，自为一军，教之车战。他主持规划筑敌台千余座，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那些台堡至今还在，有些已经残破，有些还立在燕山的脊背上，像一排沉默的哨兵。
而谭纶自己，便是那座最沉默的敌台。
他不站在城头，却撑起了整条防线；他不冲锋陷阵，却挡住了朝堂上最凛冽的风雨。戚继光在蓟镇的十余年，是北疆最平静的时期。蒙古人知道，那个曾在东南把倭寇打得闻风丧胆的戚老虎，如今就守在长城上。
但蒙古人不知道，戚老虎的身后，站着一个谭纶。
朝中的流言，是谭纶挡下的；边关的粮饷，是谭纶筹来的；将帅之间的嫌隙，是谭纶化解的。他用自己文臣的身份、尚书的权威、甚至个人的声誉，为戚继光撑起了一片可以安心练兵的天地。若没有谭纶，戚继光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在蓟镇立足十多年。
然而，后世只知戚继光镇守蓟镇十多年，却不知谭纶为他撑了十多年的天。
五
万历五年，谭纶卒于官。
戚继光失去了他最坚实的后盾。五年后，张居正死。又过了两年，戚继光被调往广东，不久罢归。万历十五年，他在贫病中死去。传说他死前，家无余财，连药钱都付不出。
一个时代，就这样落幕了。
又过了许多年，人们开始修史。史官修《明史》，评谭纶，落笔是‘纶沉毅知兵’；评戚继光，则赞其用兵“飙发电举”。
历史是公平的，也是不公平的。
戚继光留下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兵书被后人奉为圭臬，晚清曾国藩练湘军时仍奉之为师。于是戚继光的名字，便随着这些书页，一代代传了下去。
谭纶没有留下兵书。他的奏议、他的战报、他的谋划，都散落在浩瀚的史册里，像珍珠沉入大海，偶有浪涛翻涌，才会被人瞥见一眼。
人们记住了那把最锋利的刀，却忘了那个握刀的人。人们记住了阵前横刀立马的身影，却忘了那个在帐中彻夜不眠的身影。人们记住了“戚家军”的赫赫威名，却忘了那支队伍身后，站着一个叫谭纶的人。
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悲哀。
六
但历史终究没有忘记他们。
在台州的古城墙上，有一块碑，叫“谭纶画像及戚继光表功碑”。碑上刻着谭纶的像，旁边是戚继光亲撰的表功文。两个名字，又一次并肩而立。
戚继光在表功文里写道：
“臣继光承乏蓟镇，凡所经营，皆谭纶指授。”
这短短数语，是戚继光对谭纶最深的敬意，也是历史对谭纶最公允的评价。那个甘居幕后的统帅，那个不争功名的文臣，那个用一生诠释“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长者，终于在另一个人的笔下，得到了他应有的肯定。
在宜黄的谭纶墓前，石人石马或已残破，但每年清明，仍有人去扫。在蓬莱的戚继光祠里，香火不绝，那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对联，被后人一遍遍地临摹。
他们一个葬在赣东的山里，一个葬在鲁东的海边。相隔千里，却仿佛仍在同一条战线上。
七
我常常想，如果谭纶泉下有知，他会如何看待自己与戚继光的声名之别？
他大概会淡淡一笑吧。
谭纶身在戎马，亦喜黄老之言。这份思想底色，让他看淡了个人功名荣辱。他练兵、打仗、筑城、荐贤，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那个“平”字——海波平，边关平，天下平。至于功名，至于身后的声名，于他大抵如浮云。
他生前就不争功，死后又怎会争名？
但我还是觉得遗憾。遗憾世人只知戚继光而不知谭纶，遗憾那个甘愿做河床的人，被浪花的光芒所淹没。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那个抗倭御虏的时代，有一个叫谭纶的人，他比戚继光更早成名，比戚继光更早知兵，却甘愿把最耀眼的光芒，让给了那个比他小十一岁的后辈。
他不是不能发光，他是选择了去照亮别人。
八
如今，当我们走在长城上，走过那些敌台，走过那些垛口，也许脚下的某一块砖，正是当年谭纶命人烧制的。当我们打开《纪效新书》，读到那些关于练兵、布阵的文字，也许其中某一句，正是戚继光与谭纶深夜长谈后的心得。
戚继光是一把刀，锋利无匹，斩开倭寇的阵线，劈开北疆的阴云。
谭纶是那只握刀的手。手从不炫耀自己的力量，却让刀的光芒，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天空。
他们不是神话，他们是两个真实的人。一个沉毅，一个果敢；一个善谋，一个善战；一个像海，一个像山。但当海与山相遇，不是相隔，而是相依。
谭纶是山，沉稳而厚重，托起戚继光这座高峰，让世人仰望。
戚继光也是山，巍峨而醒目，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脚下，还有另一座山。
而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窗外是太平盛世的海风。远处的海面平静如镜，没有倭寇，没有战船，只有渔帆点点，海鸥飞翔。
四百多年前，那个从宜黄走出来的书生，用他的一生换来了这片海波不惊。我本宜黄一书生——一个书生，以一身沉毅，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海晏河清。
这大约就是谭纶想看到的吧。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值得记住的，不仅仅是河面上耀眼的浪花，更应该铭记的是那托起浪花的河床。
作者简介：青山依旧，本名郝永渠，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大学学历，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邢台市作协会员，信都区作协副主席，信都区作协散文艺委会主任，中学高级教师，国家级骨干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原邢台县浆水中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