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结痂的伤痛
文/冯冠山
最近我在追看电视连续剧《伟大的长征》，第四十三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幕幕悲壮惨烈场景在眼帘晃动，剧中安排对安顺场-石达开；红军-毛泽东等历史和人物在此交汇的剧情，提出历史是否在此重演等沉重的发问，呈现在红军面前的大渡河、泸定桥成为绕不过去的坎。过去了是胜利，过不去是失败；过去了是活着，过不去是灭亡。红军在生死存亡的绝境面前，以向死而生的牺牲精神，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胜利，红军活了下来，在此生死场红军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大渡河困住了石达开，却没有困住红军。为什么安顺场是翼王的悲剧地，却是红军的胜利场，结论只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和那些为了信仰，不忘初心的殉道者。
追剧让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场景。那时我在部队服役，在原二十七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老将军来石家庄视察看望驻军部队，住在集团军招待所，我参与了警卫和接待工作，当时驻军各部队首长来招待所看望老将军，就餐时有的首长说起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悲壮和惨烈，老将军沉思了片刻，操着浓重的湘音连声说道：“莫说了、莫说了......”，转身要去卫生间，秘书赶紧跟上，秘书出来连忙说：“首长有些激动......”示意大家岔开这个话题。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看《伟大的长征》电视剧，想起了当年那段往事，你会越发感到那是老将军作为一个幸存者独有的沉重与不忍，不是不愿意回忆，而是那场战斗太惨烈了。当年老将军作为红一团团长，亲自指挥了强渡大渡河作战，又协同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指挥部队飞夺泸定桥作战，十七勇士、二十二勇士都是他带的士兵，都是生死兄弟，一个个鲜活的年轻生命在他的眼前瞬间消失，那声“莫说了”和转身红了的眼眶，是老将军把悲伤压进心里的克制，看似表面平静，心底却藏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深重与敏感，这种情感不仅仅是悲伤，而是一个由成千上万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换来的胜利，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虽然走出险境，但那是烙在老将军心里尚未结痂的伤痛，那是民族饱经苦难永远的伤痛。
今天，我们看《伟大的长征》电视剧，回望九十年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段艰难岁月，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军长征绝非爬雪山过草地之难，而是能否生存，能否活着。四渡赤水、血染湘江、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役，红军是靠着崇高的信仰，靠着相信的力量，每一次都是从死亡的泥潭中走了出来，没有死，活了过来，我们这些后来人才能都很好地活着，这些在绝境中的苦难历程早已植入民族集体的记忆，成为我们民族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今天，天下并非太平，历史总是出奇的相似，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我们面前还会有“安顺场”、“大渡河”、“泸定桥”，这绝非危言耸听，也绝非空洞的说教，而是有可能在明天会发生的事情。试想，五十年前我们当兵，四十前我们去老山前线参战，有的战友为国捐躯永远留在了南疆，我们是幸存者，我们活了下来，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战争的逻辑，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现实。那些天天喊着“有家才有国”，肆意把家和国对立起来的人；那些天天念叨着“独立思考”，肆意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一旦战争来临，这些所谓的思想和主张会瞬间灰飞烟灭。
回望红军长征那段艰难困苦的历程，红军只有胜利，别无选择；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依然只有胜利，别无选择。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的毛泽东说过，我们必须给死去的红军战士们一个交代，我们欠他们一个胜利，我们必须用胜利来还给他们。今天，我们只有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给成千上万的先烈一个交代，烙在我们心里的伤痛才能结痂。正如任正非说的：“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作者简介
冯冠山，笔名晨耕，男，1958年8月出生，天津市人，研究生文化，研究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理事、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天津办事处副主任。
1976年12月参军，服役期间曾在部队基层和军师团机关从事政治工作。1986年11月随部队赴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防御作战，荣获“老山前线作战模范政工干部”称号。其间创作发表了大量反映部队在老山前线作战、抗洪抢险、战胜灾害、重温历史、歌颂祖国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摄影等文学作品。
部队转业后曾在天津市委机关和报社从事宣传和新闻工作，其间发表了大量歌颂凡人英雄事迹和讴歌新时代文学作品，并有数十余篇作品荣获国家和省市奖项。著有《热血》（诗集）、《亲历》（战争纪实）、《闲聊》（生活记事），《视界》（世界见闻）以及《我的爸妈》等专著，分别由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老年杂志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