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团圆，等了几十年。
二〇二〇年九月，周丽华打不通爷爷的电话。托人一层层问下去，回话只有一句：人已经在台湾走了。她哭了好几天，哭完了说：我要找我爷爷。
爷爷叫周之善。早年参加抗战，后来随部队去了台湾，退伍后上了船，当海员。两岸不通邮的那些年，他把信写到日本，托停靠的船捎出去，再让家里把回信寄到新加坡。一封信绕过大半个地球，一来一回，就是一年。他就这样绕了几十年。信里不说什么大事，只问家里的稻子好不好，孩子长高了没有。
一九八八年，他六十二岁，提着一只旧行李回到贵州毕节。哥哥在村口等他，两个老人抱在一起，哭得说不出话。爹娘都不在了，他跪在空了的坟前，磕了几个头。
二〇一一年，八十多岁的他最后一次探亲。临走，他摆摆手，不肯回头：“你们不要再送了，我心情难受。”车开出去很远，家里人才发现，他还在车窗里偷偷看了一眼。
人走了。骨灰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周丽华手里只有一张旧照片。照片早黄了，边角发脆，里面是一扇老屋的木窗，窗棂上还留着当年刷的漆。她就照着这一扇窗，在网上一张一张地找。一万多张图片，她一张点开，一张关掉。有的窗户形状像，有的连门前的树也像。找到那一扇的时候，她盯着屏幕，很久没动——就是它。窗下那道被脚磨矮了的门槛，爷爷在信里提过一回。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贵阳机场。周丽华捧着骨灰盒，轻声说：“爷爷，你今天开心吗？以后你再也不漂泊了。”
那场战争里，倒下的将士来自不同的部队、不同的地方。他们的亲人，如今散居在海峡两岸，也散居在南洋，在更远的地方。可在一个名字面前，没有远近。忠烈堂的一块牌位前，可以站着从海峡这边赶来的后人，也可以站着从海峡那边、从南洋赶回来的后人。他们念着同一个名字，说着同样一句话：
回来了。
安奉牌位，与其说是给逝者的仪式，不如说是给生者的安顿。一炷香，一声称呼，一个可以站一站的地方。等了很多年的人，终于不必再向空处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