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走得很慢。
跟他一起出去办事，我们总要在前头站住，等他两步。都只当他年纪大了。后来才知道，不是年纪的事——他的肝里，早就长了瘤子。
老李快七十岁，退役军人，是“接咱老兵回家”团队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去年查出肝癌，晚期。可在这之前，没有一个人看出来：他的饭量从两碗变成几口，脚步从稳当变得迟缓，一点一点，他把这件事藏了整整一年。
还是我们劝着，他才去了医院。结果出来，人都愣住了。
他拒绝了手术。我们不死心，带他去外省，找国医大师看。那时他已经没什么力气，药端到面前，吃几口就吃不动了。
肝上的疼，是一阵一阵的，像有人在里面攥着。疼上来的时候，他不喊，也不哼，只是闭着眼，额头上的汗一滴一滴往下掉，落在床单上，洇开一小片。等那一阵过去，他睁开眼，缓一口气，头一句话往往是：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们问他疼不疼。他摆摆手：还好，还好。
夜里，病房安静下来，疼得更凶。护工说，他常常整夜半坐着，靠在床头，不叫人。问他为什么不躺下，他说，躺着更疼。就这样半坐半靠，熬到天亮。天一亮，精神稍微好一点，他又要问项目上的事。
寻访这件事，外行看着简单，以为打个电话、查个档案就完了。其实琐碎得很。一个名字，先得确认是不是本人，同名同姓的，要一笔一笔对籍贯、对年龄、对部队番号；对上了，再去找家属。家属早就散了，只能顺着一个个电话往下问，问到了，人家还未必信你，被当成骗子挂掉电话，是常有的事。
跑乡下更是常事。线索常常只剩一个村名，人到了地方，老人已经过世，后辈搬走了。就在村里坐着，跟留下的老人聊，聊着聊着，人家从柜子深处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这种时候不能急，得陪着坐，听完，人家才肯把最要紧的那句话告诉你：“我阿叔，跟着部队去了台湾，再没信了。”
这样的电话，老李打过多少个，没人数得清。他打电话，声音放得很低，很慢，像怕惊着电话那头的人——那头，常常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等一个消息，等了大半辈子。
找到的时候，家属在电话里哭。老李不哭，只说：找到了，是好事。挂了电话，他坐一会儿，才接着拨下一个。
他自己也是当过兵的人。那些回不了家的人，在他眼里不是资料上的名字，是一个个跟他穿过一样军装的战友。所以疼成那样，他惦记的还是这件事——不是放不下工作，是放不下那些人。
忠烈堂的事，在一步一步往前走，牌位也快要立起来了。这些，都没来得及跟他说。
等牌位立起来那天，我们会在香炉里，替他点一炷香。青烟升起来的时候，跟他说一声：
老李，你累了。我们接你回家，歇一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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