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从部队大院走来
记著名演员陈锐的艺术人生
文/池朝兴

有些人的生命,像一条河,表面平静,底下却藏着千回百转。陈锐就是这样一条河。
在岭南幸福第一村,经村长陈方引荐,我有幸走近这位从兴宁部队大院走出来的著名演员。原以为会见到一个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的名人,谁知坐下来一开口,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小时候上学,解放鞋里全是泥巴,袜子湿透了,走一个小时的路。”那一刻,他不是《乾隆王朝》里的和珅,不是《隋唐演义》里的秦琼,他就是那个在兴宁泥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走着的男孩。
我忽然明白了:他演了一辈子别人,骨子里却始终没离开过那条路。


一、军号声里的童年
1961年,广州。一个男婴在部队大院的家属房里啼哭,窗外是南国潮湿的风。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被裹在军大衣里、随父母迁往粤东小县城的婴孩,日后会成为中国荧屏上最会演“普通人”的演员之一。
祖籍黑龙江,父亲是四野的老兵,从北到南一路打过来,最终在岭南落了脚。一岁那年,父亲奉命组建21分部,举家迁往兴宁。于是,陈锐的童年被装进了一座封闭的大院——外面的人叫它“部队”,里面的人管它叫“家”。
大院里有农场,养猪养牛养鸭养鱼,每个星期天杀一头猪,牛奶是自家牛挤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大院孩子“吃饭无忧”。可陈锐记住的偏偏不是这些。他记住的是堤坝上那条泥巴路,一下雨就烂得拔不出脚,解放鞋灌满泥浆,袜子湿透了,走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二小。他记住的是军帽——部队孩子爱戴,当地孩子也爱,远远看见有人过来,赶紧把帽子摘下来塞进书包,怕被抢。
他说起这些时笑了,笑得像个偷糖没被抓住的孩子。他说看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下子就能想起自己——“没错,我差不多就那样。”大院是封闭的,但孩子们的世界是敞开的,翻墙、打架、调皮捣蛋,什么都干。部队子弟和地方孩子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线,可走着走着,线就淡了,谁跟谁不是一起在泥里滚大的呢。
他在兴宁转学三五次,从部队子弟学校到地方学校,从二小到别的学校。他坦言,兴宁是他的“第二故乡”。这话不重,却沉甸甸的。因为那些泥泞的上学路、那些抢军帽的顽皮记忆、那些大院与县城之间若即若离的边界感,后来都成了他塑造角色时最真实的生活库存。他演农村青年、演都市个体户、演军人、演文人,皆能挥洒自如,秘密不在别处——他既能吃部队食堂的馒头,也能踩一脚兴宁的烂泥。一个演员的根,扎在童年里。陈锐的根,扎得很深。


二、从珠影启程
1978年,十七岁的陈锐考入珠江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是一个演员靠“生活积累”吃饭的年代,没有流量之说,没有速成之法。一个角色演得好不好,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肚子里有没有货,瞒不了人。陈锐赶上了那个年代,也配得上那个年代。
1982年,《东方剑》《梅岭星火》,他正式开启演艺生涯。1983年,《乡音》里的明汉——一个性格内向、憨厚老实的农村青年。陈锐演他,不演“憨”,演的是“真”。明汉的笨拙里有真诚,木讷里有温度,观众看完觉得“这后生我见过”。该片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极高的起点。但陈锐没有飘。他像在兴宁上学时那样,低着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1984年,《绝响》中的冠仔——性格独特,心态复杂,感情起伏极大。陈锐把人物内心的褶皱一层层摊开,像摊开一张被揉皱的纸,每一道折痕都有来路。专家和观众都点头了。该片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提名。
1986年,《街市流行曲》里的摄影个体户阿坚,坦诚、稳重、渴求真实爱情,复杂心态被他刻得真实生动。同年的《乡民》,他摇身一变,成了敢于冲破旧思想旧观念的农村青年二贝。两个角色天差地别,他却演来得心应手。有人夸他“可塑性很大”,这话说得轻巧,可塑性的背后是什么?是他对每一种生活都认真体味过。他演阿坚,就真的去琢磨一个个体户站在街边等顾客时心里在想什么;他演二贝,就真的去回忆兴宁那些想往外跑的年轻人眼里是什么光。没有捷径,全是一寸一寸地磨。
1987年,孙周执导《给咖啡加点糖》,陈锐饰演个体户刚仔——一个纯真直率、没有城市人自负感的南国都市青年。他追求单纯善良的农村姑娘林霞,却受各种压力影响,爱情终成梦幻。陈锐发挥了他一贯善于描绘南国都市青年的特色,在以往塑造的各色人物基础上认真体味,表演细腻生动,真实感人,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当代青年生活的酸涩与艰辛。这部影片被认为是陈锐表演最为出色的一部。那一年,他二十六岁。二十六岁的他,已经学会了把生活的苦酿成艺术的甜。



三、荧屏上的千面人
进入九十年代,陈锐的表演疆域进一步拓宽。1993年《沧海雄风》,他饰演青年石油工人梁海,表演上又有新的突破。1994年《叱咤香洲叶剑英》,他饰演青年叶剑英,形神兼备,获得很大成功。形神兼备四个字,说来容易,做来难。叶剑英是广东人,陈锐也是广东长大;叶剑英有军人气度,陈锐从小在军号声里长大。冥冥之中,他与这个角色之间有一条隐秘的通道。
此后,他在电视剧领域频频亮相。《恰同学少年》中的杨昌济,温而厉,威而不猛;《乾隆王朝》中的和珅,精明里藏着悲凉;《隋唐演义》中的秦琼——这个角色给观众印象最深,一条锏打天下,义字当头,陈锐演出了秦琼身上的“重”,那种被道义压着脊梁却不肯弯的劲儿。2008年《上海王》中,他饰演第二代“上海王”黄佩玉,江湖气与书卷气并存,棱角分明。有人说陈锐演什么像什么,可他从不觉得自己“像”谁——他只是把那个人物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去理解,去共情。
1996年,他凭借电视剧《和平年代》获第1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提名。这是业界对他多年耕耘的一次郑重肯定。但陈锐似乎并不在意奖项的多少。他的生活信条是:“在艺术中生活,创造生活中的艺术。”这话听起来像口号,但放在他身上,是一以贯之的实践。他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真,是生活的底子;善,是做人的根子;美,是艺术的面子。三样缺一样,他都不干。从影四十余年,他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无论是都市青年还是农村小伙,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当代军人,他皆能挥洒自如。表演可塑性之大,在同代演员中并不多见。可塑性的背后,是一颗始终对生活保持敏感的心。

四、归来仍是少年
2016年,他在电视剧《海棠依旧》中饰演聂荣臻元帅。对于一个从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来说,演元帅别有一番意味。父亲是四野的老兵,他从小听军号、看军装、吃部队农场的猪肉长大。聂帅的形象于他而言不是书本上的符号,而是某种精神血脉的延续。他演聂荣臻,不是在“模仿”一个伟人,而是在“召回”一种记忆——那种属于大院孩子的、关于军人与信仰的集体记忆。镜头前他站得笔直,可你仔细看他的眼睛,那里头有一个兴宁男孩对军帽的仰望。
2021年,他参演电影《暴风》;2023年,主演电影《老师,别哭》,参演电视剧《珠江人家》《繁花》。在《繁花》中,他饰演吕厂长,戏份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什么叫好演员?好演员就是给他三场戏,他能让你记三十年。2025年,主演的援疆题材电影《情润天山》上映。2026年,参演的电影《铁笼斗士》上线。
一个1961年出生的人,到了2026年,依然活跃在片场。六十五岁,很多人含饴弄孙了,他还在镜头前站着。这本身就是一个演员对职业最朴素也最深沉的热爱。热爱这个词被用滥了,可放在陈锐身上,它回到了本来的意思:热爱不是喊出来的,是熬出来的。一年一年地演,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地磨,从青丝到白发,还在演。这才叫热爱。

五、大院里走出的“普通人”
采访陈锐时,他说起兴宁,说起部队大院,说起那些泥泞的上学路和抢军帽的顽童岁月,语气里没有怀旧的矫饰,只有一种平实的亲切。他说,大院虽然封闭,但什么都玩,调皮捣蛋;他说,部队子弟和地方孩子之间,隔阂是有的,但慢慢也就有了交集;他说,那时候生活水平很匮乏,但童年很快乐。
一个演了四十多年戏的演员,谈起童年,记得最清楚的是烂泥路和军帽。这让我想起他塑造的那些角色——明汉、冠仔、阿坚、二贝、刚仔——没有一个是大英雄,没有一个自带光环,都是些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可正是这些普通人,被他演出了真善美的分量。明汉的憨厚里有尊严,冠仔的复杂里有挣扎,阿坚的坦诚里有渴望,二贝的冲劲里有向往,刚仔的纯真里有酸涩。他把普通人的日子掰开揉碎了给你看,你看完了不觉得惨,只觉得真,觉得暖,觉得生活再难也值得过下去。这就是一个演员最大的功德。
陈锐从部队大院走来,从兴宁的泥泞小路上走来,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片场走来。他演过元帅,演过权臣,演过豪杰,演过市井青年,但骨子里,他始终是那个在兴宁二小上学、把军帽塞进书包、踩着解放鞋在泥巴路上走一个小时的孩子。他的艺术,扎根在生活里;他的生活,又活成了艺术。这两件事在他身上分不开——你很难说清楚,是生活给了他艺术,还是艺术还了他生活。也许都有。也许,一个真正的演员,本来就是把日子过成了戏,又把戏过成了日子。
在岭南幸福第一村,我见到了这位“新村民”的老朋友——陈锐。他谦和、朴实,谈笑间没有一丝明星的架子。我想,这就是一个真正演员的样子:台上千面人,台下一个人。他在艺术中生活,也把生活过成了艺术。这样的人,是我们时代的骄傲。
可他自己大概不会这么想。他只会说:我就是一个演员,演好戏,做好人,别的没什么。
这话朴素,可朴素里有力气。就像兴宁那条泥巴路,不好走,但走得踏实。

【作者简介】

池朝兴,作家诗人。多篇作品发表及获奖于国内外书报刊杂志或网络。出版诗集《金色的希望》《金色的阳光》《金色的大地》等。广州市城管执法局退休干部(正局)、关工委副主任,广东五星志愿者,人大代表民情联络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作家平台主编,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网、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老干部书画诗词摄影家协会、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广州市海珠区作协、荔湾区作协会员,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签约作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