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的最大支流，全长1000多公里，自西南向东北斜穿黔地，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堪称天险。乌江历来是贵州最重要的水上通道之一，其流量充沛，流态稳定，流域内矿产资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然而这个天险和黄金水道，却在当时成为中央红军必须要跨越的又一道障碍。

一、战役背景
说回到前文，湘江的惨痛经历让中央红军对北上的原定计划产生了质疑。过了湘江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在黎平召开了会议。会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改道向西挺进，转而进军遵义，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并委派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指挥红军攻占遵义。然而，想要攻取遵义，刘伯承首当其冲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横渡乌江。
而此时，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除了乌江之外，还有黔军的严密布防，身后则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步步紧逼。乌江的天险，使得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共产党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过不过得了乌江，关系红军存亡。
二、战役双方
国民党军队 共产党军队
黔军侯之担部负责防守乌江自茶山关起，包括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等重要渡口，长约200余里 第1路：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约1万人主攻直指开阳县茶山关渡口，打下茶山关渡口直扑孙家渡，抢占孙家渡并迅速占据对岸渡口。
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追至施秉、黄平、三穗、镇远一带 第2路：林彪指挥红1军团约1万余人，主攻回龙场渡口。
桂军廖磊一个军进至都匀、独山地区 第3路：地方纵队为主体约1万余人，以红1军团第2师4团为先遣部队,从黄平县动身，攻打的目标是：江界河新、老两个渡口。
30万兵力 3万兵力
三、战役过程
既然要渡河，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渡河？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1935年1月1日到达乌江回龙场渡口。团长杨得志等到附近村庄调查，发现村子里连一艘船都没有。如果架桥的话，第一没有材料，第二水流湍急，敌人居高临下，更加凶险。后来他们发现了轻便灵活的竹子，决定制作竹筏。
就这样，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竹筏一个接一个地划过乌江，消灭和驱逐了对岸守军，占领了滩头阵地，并保护后续部队渡江。至1月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四团为前卫，于1月1日通近江界河渡口。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发现渡口大道是国民党军防御的重点，而渡口上游500米处，则有一条横的小路与大道相通，勉强可以行人，国民党军对此疏于戒备。
因此，他们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渡口大道，集中主力强攻渡口上游的小道；强渡由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七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计划用绳索架桥，但由于绳索被国民党军炮轰炸断，没有成功。晚上，他们又组织了18位战士乘竹筏偷渡，但只有毛振华等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上岸后，毛振华和战士们潜伏在石崖下。同时，红四团遵照军委迅速渡江的要求，紧急动员，绑扎60多个竹筏强渡。2日9时，突击队员乘坐竹筏，在炮火的掩护下，奋勇前进，在接近对岸时，石崖下潜伏了一夜的毛振华等突然冲入敌人的战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制了敌人的前方火力，保证了大部队顺利渡过乌江。工兵部队迅速架起浮桥，至3日，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由此相继渡过乌江。

1月5日，红军左路纵队红三军团进至茶山关渡口，从这里抢渡乌江。茶山关，明代称河渡关，关口高出江面300余米，关下渡口名为茶山渡，江流满急，切谷穿峡。但是，守在此处的国民党军听闻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已失守，不战而逃。6日，红三军团顺利渡过乌江，并向遵义前进。至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
四、战役结果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且把国民党追兵都甩在了后面。湘军忙于在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作战，川军在长江南岸一线不敢轻进，桂军则滞留黔南，黔军更是被红军打怕了，完全不敢出来招惹。只有薛岳率领的中央军穷追不舍，但无奈被阻隔在乌江以南，况且薛岳还奉有蒋介石的密令，要赶往贵阳，抢夺王家烈的地盘，暂时也无暇顾及红军。
五、战役意义
强渡乌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伟大胜利，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在此歼灭红军的计划，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及黔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历史即将迎来重大转折。
战争从来不只是兵力与火力的比拼，更是信息与情报的博弈。如果说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是四渡赤水外在的“形”，那么精准高效的情报战便是其内在的“魂”。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条件下，红军之所以能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穿梭自如、屡出奇兵，关键在于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信息主动权。情报的获取与运用，成为决定战争胜负走向的核心变量。
情报战——用兵如神的可靠支撑
徐向前元帅曾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一句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长征时期，红军情报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侦察部队。这是红军每到一地前和作战前，侦察了解重要社情、敌情的核心渠道。从长征时期的两位侦察连连长——梁兴初（红军第一支骑兵侦察连连长）、韦杰（红三军团第五师13团侦察连连长）——后来双双成为开国中将，便足以看出红军对侦察工作的高度重视。二是地下党的配合。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地下党配合收集国民党军电码、航空地标等关键信息，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三是破译敌人密码。本文将重点从负责红军破译敌人电码工作的军委二局切入，着重阐述情报工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关键作用。
长征中，红军突破湘江后，按照原定计划，本应进入湖南后掉头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开创新的苏区。然而蒋介石与湖南军阀何键早已在红军北进路上布下封锁线，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以逸待劳，等着红军北上聚而歼之。
在湖南通道，毛泽东根据军委二局破译的敌电台电报明确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自宁都会议被解除红军领导职务以来，毛泽东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以军委二局提供的精准情报为依据，在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否定了当时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和最高军事顾问李德“坚持到湘西去”的意见，这就是长征路上著名的“通道转兵”。如果没有那些精准的情报作为有力支撑，再叠加湘江战役惨败后的复杂局面，以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是很难说服当时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人作出这一关键决定的。
有了通道转兵，红军顺利西进贵州。黎平会议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肯定了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到遵义去的意见，进而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伟大转折和四渡赤水的大幕。
红军攻占遵义后，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开展了苏维埃政权的创建活动。但由于蒋介石再度调集重兵向遵义合围，在遵义创建苏区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因而遵义会议决定放弃在遵义创建苏区的原定目标，再次改变战略方向，向四川方向推进。
重兵压境，军情紧急，调整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为什么遵义会议还能相对从容地举行呢？这同样得益于军委二局的情报支撑。当时二局截译了敌人的电报，根据敌军主力向遵义行进的路线和速度判断，其主力距遵义尚远，展开新一轮全面进攻约需两周时间。二局这一情报，同时得到了前线侦察部队的实地佐证。这就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时间窗口。
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分三路向遵义西北行进，1935年1月20日在桐梓发布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欲夺取川黔边境的赤水县城，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境内，相机在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但蒋介石调重兵设防于川黔边境并严密封锁长江，川军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制定了把战争引向省外的部署。于是，大量川军进入贵州堵截红军。红军行至赤水，与涌入赤水的川军僵持在赤水县城附近，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红军至土城地域。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青杠坡，将尾随红军而至的川军郭勋祺部就地歼灭。1月28日，土城战斗打响，红军没有达到歼灭郭勋祺部的预期目的，双方均损失惨重。中央在土城召开战斗间隙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撤出战斗的动议获得通过。红军于29日凌晨，在土城和元厚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后挥师西向至川、滇、黔边境的扎西地区集中。
在扎西休整期间，毛泽东对土城战斗失利作出总结：“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过早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教训，今后立戒之！”
青杠坡战斗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首次和川军接触，当时负责破译敌人电报的军委二局，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掌握川军的电文密码体系，对川军的编制、战斗力配置并不完全了解。实际上，川军部分部队旅一级配置为三个团乃至四个团，比如在青杠坡阻击红军的郭勋祺所率的模范师、教导师各一个旅，均为装备较强的主力部队。据时任该旅特务团五营连长的张劲竹回忆：川军模范师第三旅廖海涛部下辖四个团，在阻击红军时，又从这四个团中抽调12个连拼凑出一个机动团，实际作战兵力相当于五个团。
红军在扎西根据各方情报综合研判得知，川军已经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因而，中央在扎西期间决定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地区。
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战役大捷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威望进一步提升。然而，军事决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随后召开的苟坝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与会者产生了严重分歧。面对众人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没有简单依靠权威，而是以军委二局破译的敌电文为据，冷静分析了战场态势：黔军、滇军正火速向打鼓新场集结，若红军贸然出击，必将陷入鲁班场周浑元部与北线遵义川军的侧背夹击之中。正是根据这份精准的情报研判，他耐心地说服了周恩来、朱德，最终统一了全军的思想，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的危险行动。
基于敌人正在黔北形成合围大网的局面，红军于3月16日至17日迅速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并在古蔺的崇山密林中隐蔽集结。同时派出一个主力团执行佯动任务，做出即将北渡长江的姿态，调动敌军向西跟进。几天后，红军大部队迅速秘密掉头东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并快速南进，准备在长干山至枫香坝一线突围。
3月27日，二局破译的敌电文情报显示：蒋介石频繁调遣中央追剿军、黔军、川军、滇军扑向长干山一线，即将在遵义附近将红军一网打尽。中革军委依照敌变我变的原则发出急电：“野战军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的行动已无可能，决定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西南转移。”部队随即从侦察确认的包围圈薄弱缝隙——白腊坎与鸭溪之间仅十余华里的空隙地带——迅速穿插突围，抢在敌军合拢之前到达乌江北岸。
红军进抵乌江北岸，准备陆续从后山（今毕节金沙后山镇）南渡乌江。3月30日晚，军委二局侦获的电文显示，敌中央追剿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六个师正向南急进，前锋已抵达泮水，距红军后卫部队仅十多里路程，距在沙土（今毕节金沙沙土镇）的中央红军主力也只有半天行程。红军要渡过乌江，前有守敌，后有数倍于红军的强敌猛追，几乎陷入绝境，情况十分紧急。当晚，政治局及军委负责人在沙土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利用我军已经掌握的敌军密电码、口令和电文格式，模仿在贵阳指挥围堵红军的蒋介石的口气，给吴奇伟、周浑元发电报，要求吴、周两部继续朝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加速前进，避免和红军相遇。曾希圣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肯定。假电报发出后，敌人果然依计而行。红军由此避免了一场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血战，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终顺利南渡乌江，兵临贵阳，直逼昆明，渡过金沙江，跳出了蒋介石精心编织的包围圈。
红军四渡赤水，于崇山峻岭间迂回穿梭，时而与敌隔山并行，时而与敌背道而驰，最终奇迹般跳出数十万敌军的重围。这一军事奇迹的实现，既离不开毛泽东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也离不开军委二局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撑——没有前者，就不可能在绝境中做出如此精妙的决策；没有后者，就难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为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正如叶剑英后来回忆时所言：“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据军委二局老红军邹毕兆记录，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军委二局破译蒋、粤、湘、桂、黔、川、陕等当面之敌密码本177本。军委二局破译了无以计数的电文，就像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证明了毛泽东重视情报工作、善于从情报中捕捉战机、最终夺取胜利的用兵之道。也就有了毛泽东后来的总结：“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由此可见，在“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例中，情报的精准性对决定战斗的走向和最终胜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