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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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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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湖南省邵阳市古为宝庆府。书名《宝庆码头》有三层含义:①确指历史上存在于武汉汉口的那片由宝庆人开拓的“宝庆码头”;②泛指宝庆本土资江、沅水沿岸的各类码头;③“宝庆码头”是一种精神象征,喻指宝庆人(“宝古佬”)在他乡拼搏立足、开枝散叶的奋斗姿态和生存智慧。故《宝庆码头》既是对一座特定码头历史的钩沉,也是对一片土地水运基因的梳理,更是对一种“吃得苦霸得蛮”、“敢为人先”的宝庆精神的追溯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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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街巷旧时光 宝庆码头不只是一个卸货的码头,更是自成一体的移民社会的入口。吊脚楼、麻石路、乡音、社火、道士的鼓声……这片窄窄的街巷里,藏着几代宝庆人的生活与记忆。拨开时空的雾霭,让我们接近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
(一)码头的吞吐
(二)巷陌的格局
(三)熟人的社会
(四)精神的船舵
(五)繁华的彼岸
(六)变迁的守望
(附)青龙桥--梦幻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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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神的船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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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庆街巷的日常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维系着人心。老人们至今记得,当年走在街上,总会在几个特别的地点放慢脚步:宝庆会馆那厚重的门楣下,总有白须老者聚谈,乡音絮絮,关乎桑梓也关乎生计;路过某个狭小的弄堂口,忽见一个着一袭青布道袍的身影正踏着奇异的禹步,口中念念有词,是在为某户人家祓禊祛邪;再往前,那香烟缭绕的关帝庙里,面如重枣、美髯垂胸的关圣帝君静穆端坐,无声地守护着这片异乡土地上的漂泊者。这些地方,是身体歇脚的驿站,更是心灵归依的灯塔。
宝庆人把故乡祭祀的神灵也带到了汉口。资江边的水府爷爷、梅山里的张五郎、洞庭湖上的杨泗将军——这些在老家保佑他们航行平安的神灵,如今又在异乡的街巷里延续了香火。正一道士也随之而来,背着法器,为逝者超度,为生者祈福。在这片漂泊者的土地上,宗教信仰与社群仪式,即如祭祀时的袅袅香烟,日复一日地抚慰着人心的不安与烦忧。
在街巷中扮演着尤为关键角色的是正一道士。南楚好巫,道士即楚巫文化、梅山文化的继承者。清末《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记载,湖南的正一派道士“又分两类:一居观,一不居观。均受箓于天师府,各有品职……居观者其传教斋醮,服食持诵,一与全真同;不居观者畜妻子,食酒肉,居恒无异。平民惟立坛于家,(俗呼道士)礼忏诵经亦间用释氏经典,人数较全真及居观者更多,而其品亦最下。”随移民而来的正一道士,自是属于人数最多、品级最下的“不居观”道士,但他们也最能起到团结民众的效用。每年八月初八还会率领信众前往南岳衡山朝山还愿。这些道士多为家族传承,如罗光万、蔡东升等坛门主持人,既精通“唱、打、吹、念、做、写”的法事技巧,又承担着维系社区精神秩序的责任。他们的法事活动灵活而务实——因住宅狭小,白天在室内简化仪式,夜晚则在街巷搭起天蓬作法,既不影响交通,又能让街坊邻里共同参与。这种“世俗化道教”让漂泊者在异乡获得了心灵慰藉,正如老人们所言:“道士的鼓声一响,再难的日子也能熬过去。”
道士的存续与社区的兴衰紧密相连。在访谈中,仍在此坚守的罗尚金和罗长松两位道士透露,宝庆街巷被拆掉后,宗教祭祀文化也随之急速衰落。居民分散导致做法事的需求锐减,道士群体也随之凋零。正常举办一次法事,需要道班5~6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宝庆街区、月湖堤、白沙洲三地长期维持着10人左右的道士规模,尚能基本满足武汉数万信士的需求。直到2020年前,还能借用全真观每年举行两次庙会。2020年之后,道士星散,如今留守于此的两位道士已不足以再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法会活动,主要只能为老一辈的宝庆移民们操办打醮、送终等仪式,前景着实令人担忧。得知我们要写一部关于宝庆码头的书后,两位罗道士详细提供了许多祭祀细节,并特意嘱咐我们务必记下其法事文书中标明的“法址”(指道士在祭祀符纸、文书及所念经文中所标识的特定宗教性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沈家庙王祠下宝庆土地分烟居住”。这一地名,既借用附近的沈家庙为土地庙,同时又保留了宝庆移民群体独特的精神领域。
回到过去,会馆与祠堂则是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1849年建成的宝庆会馆,不仅是议事场所,更设有专门的祭祀空间,供奉着护佑商运的神灵与本帮先贤。光绪十七年(1891)修建的彭公祠,更是将精神信仰与社群记忆深度绑定——为纪念争夺码头时牺牲的张姓理发匠与彭澧泉,宝庆人在此举行年度祭祀,耍龙灯、放鞭炮,将“尚武护帮”的精神代代相传。尽管彭公祠在抗战中被炸毁,但“公坪”这一地名仍留存至今,成为社区集体记忆的锚点。
一年之中,节庆仪式强化了宝庆人的凝聚力。宝庆街区的春节习俗与武汉本地不同,武汉人常在除夕团聚,而宝庆人则在初一清晨吃年饭,三四点天未亮便起身准备,称之为“天亮饭”,寓意吃得越早,日子越亮;清明时节,宝庆人团体“互助会”聚集在会馆或公坪举行聚餐,八人一桌共享米粉肉,世间的后代大快朵颐,九泉的先辈冥冥受祭;八月初八“南岳圣帝诞辰”,数百人扎着红巾、挂着香袋,在道士的引领下乘船去衡山朝圣。即便平常的日子里,婚丧嫁娶也离不开道士的身影。婚礼要“洒净”驱邪,葬礼要诵经七日超度。那鼓声一响,左邻右舍就知道谁家有喜、谁家有丧,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过来帮忙……种种仪式,把散落在汉口的宝庆人,一年又一年地拢到一处。
值得注意的是,宝庆人信神,但不拘泥于神。打码头时,他们拜的是彭公祠里那些舍命拼杀的先辈——那是自己人,信得过;闯江湖时,他们求的是水府庙的萧天任、洞庭湖的杨泗将军——那是行船人的保护神,灵验;遇上水患火灾,他们又请道士打“清火醮”“求晴醮”来禳灾——那是在求心安。说到底,宝庆人的精神世界是朴素、倾向实用的,神明用得着时,香火旺盛;用不着时,也不强求。这种朴素的信仰,如船下舵,将他们的生活在异乡扎稳,更令漂泊的游子如在故乡,不致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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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晴川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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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繁华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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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宝庆正街向北走,穿过最后一段棚户区,豁然开朗。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鳞次栉比的商铺招牌几乎要晃花人眼——这便是名震三镇的汉正街了。许多在此长大的宝庆后人,都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被长辈牵着手走进汉正街时的震撼:那是一种混合着惊愕、茫然,以及无法言喻的巨大好奇与欢喜的洪流。“汉口穿心八十里,不知街面几多宽”,汉正街的花花世界,是宝庆商贾搏击风浪的战场,也是巷陌深处目光投向的第一个彼岸。
说起来,宝庆街区与汉正街,在地理上不过数街之隔,却构成了“生存基地”与“商业海洋”的奇妙对照。对宝庆人而言,汉正街既是物资交换的枢纽,也是身份转换的舞台。每日清晨,宝庆正街的煤炭商、木材商便会带着货物穿过广福巷,走进汉正街的交易市场—这里“商船连樯,几于遏云碍日”,云集着山西帮、徽州帮、黄帮等各路商帮,宝庆人的煤炭、木材在这里与淮盐、茶叶等大宗商品完成置换,再通过码头运往更远的地方。而码头工人则在卸货后,沿着下河街走进汉正街的小饭馆、杂货店,用血汗钱换取家人所需的油盐酱醋,让街巷的烟火气与汉正街的商业味在此交融。
汉正街的“上八行”里,少有宝庆人的身影。那些资本雄厚的商号行栈,多由外帮掌控;宝庆人虽以煤炭贸易占得一席之地,却更多活跃在产业链的中下层——他们是搬运工、是小商贩,是“九分商贾一分民”中那“一分民”的主体。汉正街的高档会馆多建在后湖之滨,而宝庆会馆则紧邻码头,一南一北,恰似两者在商业版图上的位置:一个在繁华的中心,一个在繁华的边缘。但边缘并不意味着无声。在宝庆码头和邵阳都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说当年邵阳大商人朱太祥曾放一批毛板船抵汉,负责销售的执事账房衣着朴素、貌不惊人,前去与汉正街商人沟通时,被对方轻视,对方笑称:“你能有多少货?何必谈,只管照价运来就是。”账房先生并不恼怒,只追问一句:“是否不管多少货,你们都照买照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账房先生哨子一吹,宝庆汉子们轰然而动,一条船……两条船、十条船、一百条船,一船船的煤炭在码头上堆成小山,汉口的商人们先是惊讶、然后慌张,最后眼看手头的银子如流水般付出去,对面的运煤队伍却不见尽头,不由得冷汗淋漓,赔罪求饶。
更深刻的联结在于文化的渗透与博弈。宝庆人虽带着梅山文化的底色,在汉正街生活久了,难免沾上武汉的气息。他们的饭桌上,除了熏肉、米粉,也添了热干面;他们的方言里,在新化腔、邵阳腔中渐渐混进了武汉话的调子;甚至道场法事中,也融入了些许汉正街的民俗。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宝庆正街的粉面依然是“鲜、辣、香”的家乡味,许多二代、三代移民在家里还是惯说新化话。汉正街再热闹,他们终究要回到那片低矮的街巷,在同乡的乡音里,才算真正落了脚。
对宝庆移民而言,汉口还有另一处彼岸,那关乎人生的终点。古老的汉墓曾有铭文说:“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泰山;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死异路,不得相妨,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重要原则。因此,宝庆人虽主要生活在汉水以北的汉口,却出资在汉阳邓家岭(一说扁担山)购置了坟山墓地,专门安葬同乡,而非宝庆人不得入内。后来历次大战中,扁担山等地成为军队对峙的战场,坟地又迁往武昌关山。无论是扁担山还是关山,都位于“山北水南”,即传统认为的“阴地”,与“山南水北”的宝庆街恰好相反。那些在汉正街打拼一生的宝庆人,最终要穿过繁华的街市,长眠于异乡的土地,这种“生在码头、葬在近郊”的轨迹,恰是他们在两个世界间穿梭的缩影——既离不开汉口的滋养,又固守着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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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吴正祥:“我收藏了汉正街上的独一块宝庆码头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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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变迁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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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我们再次来到襄河边,远处是阳光下红色的晴川大桥,近处是依旧奔涌的汉江水。但记忆中的吊脚楼、窄巷、小摊,都已经无处可寻。只有遍布工地的施工机械,以及蓝色围挡圈起的泥土。那些曾在宝庆街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们,漫步到围挡前,目光越过工地,仿佛还能看见当年一幢幢屋舍的暗影,看见父辈挑夫肩头沉甸甸的煤担,还看见巷弄里奔跑嬉笑的儿时伙伴。未来的轮廓尚未清晰,但那份源自宝庆血脉的坚韧与不舍,如同种子,在变迁的土壤里悄然蛰伏。
曾经密如蛛网、承载着几代人悲欢的汉口宝庆六街八巷,其命运在世纪之交后急转直下。李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尚能触摸到历史的余温,赵勇、梅莉等学者在21世纪初还能测绘街巷脉络、记录其返影暮光。然而,当我们于2024年、2025年两度踏访时,目之所及,唯有蓝色围挡圈禁着巨大的工地。曾经的吊脚楼、握手楼、麻石板路、街角小摊,连同那空气中弥漫的烟熏咸香与新化乡音,都已荡然无存。原居民星散,大多迁往华生小区广场三期、四期等新的定居点。宝庆社区原书记、主任刘伟带着我们穿行于瓦砾与临时工棚之间,试图指认宝庆会馆的旧址——那凝聚乡情、协调争端、生养死葬的精神殿堂,如今只剩一片堆满建筑材料的空地。拆迁中曾惊现的古坟,疑似当年“铁靴争地”中英勇牺牲的理发匠长眠之所,亦在推土机的轰鸣下湮灭无痕。曾经吞吐毛板船、回响着挑夫号子的核心码头,如今挂着“长航武汉拖轮公司宝庆维修点”和“硚口江滩宝庆闸口”的牌子,功能犹存,却已褪尽了往昔的传奇色彩。
汉阳鹦鹉洲的变迁,则是另一幅“换了人间”的图景。昔日舳舻相接、竹木蔽江的盛况,老人记忆中“踩着船就能过河”的奇观,已被宏大的鹦鹉洲长江大桥所取代。瓜堤、杨泗港、洲头等承载着宝庆人生计的古老码头,连同那曾由湖南五府十八帮激烈争夺、最终由宝庆人主导的鹦鹉洲竹木市场,早已“沉入历史江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鹦鹉洲竹木加工厂,其产品曾畅销中南,亦在时代浪潮中黯然退场。2000年后,作为十八帮共同精神纽带的上宝会馆,其所在地也被彻底夷平,耸立起现代化的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更令人唏嘘的是杨泗港码头,这个湖南木排拥挤待人的咽喉之地,历经20世纪末的改造,成为内河航运巨港,又在新世纪功能迁移后,华丽转身为国际滨江生态码头公园,融入“百里长江生态廊道”。河风习习,凭栏远眺,唯余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苍茫之叹,在心头久久回荡。
幸而物理空间的消逝,并未斩断宝庆人守护精神家园的信念。当宝庆人的街巷在工程机械的轰鸣下化为废墟时,武汉邵阳商会(由原开发邵阳建设家乡武汉专家顾问组发展而来)毅然接过了历史传承的接力棒。
2013年商会正式成立,汇聚起在汉邵商的千钧之力。面对2016年启动的宝庆街片区整体拆迁,保护历史文脉的紧迫性空前凸显。2018年初,第二届商会领导班子甫一上任,便将“宝庆码头历史文化保护”确立为核心使命,并迅速成立专门的“宝庆码头事务部”,由副秘书长肖正清领衔,全力推进使命落实。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他们深知,一旦地名湮灭、遗迹全无,那维系漂泊者情感的无形纽带将遭受重创。
商会展开了多维度、高强度的文化保卫战,其具体行动有:
奔走呼吁:主要领导频频走访汉正街管委会、市规划局、土地储备部门及后续建设单位,反复陈述宝庆码头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提案建言:利用政协委员渠道,正式提交提案,呼吁在武汉城市规划发展中“关注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保护”,突出保护宝庆会馆等遗迹的重要性。
联动聚力;联合武汉娄底商会、湖北省湖南商会等同乡组织,壮大保护声势。
借力乡贤:邀请在汉湘籍省部级、厅局级老领导,以及邵阳市政府领导亲临旧址调研座谈,提升关注层级。
据理力争:2018年5月,商会正式向汉正街管委会报送《关于请求保留与宝庆码头有关的建筑物和地名的函》,字字恳切,据理力争……
一次次奔走、一场场磋商会谈中,我们似乎仍能看到当年“丙辰盛会”的影子,看到“铁靴争地”故事泛起的血性。最终,这场不懈努力,赢得了一次关键性的胜利:在武汉市最终的城市规划蓝图中,“宝庆街”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地名得以保留!新规划的“宝庆街”,长度约为旧址两倍,宽度增至三到四倍,位置西移,成为连接中山大道与汉江的新动脉(民意四路延长线)。尽管截至2025年年中,因旧城改造进程缓慢,新街大部分路段仍在建设中,仅小部分通车,但“宝庆街”三个字赫然立于规划图与路牌之上,已是对那段筚路蓝缕的历史最庄重的致敬,是漂泊者精神原乡在现代都市版图上的不朽锚点。
重新站在襄河(汉江)边,脚下是奔涌不息的江水,远处是飞跨的晴川大桥。曾经喧嚣的宝庆码头旧址,如今被纳人武汉市宏大的“汉正街中央服务区”规划。根据 2013年经武汉市规委会审议、由美国SOM公司操刀的《汉正街中央服务区核心区实施性规划》,这片土地的未来,指向了“双T”战略(Trading商贸金融、Tourism 旅游文化)的核心——金融核心区。摩天大楼将刺破天际,国际化的商贸与金融洪流将在此汇聚。
而在汉阳鹦鹉洲,历史的回音则以另一种方式低吟。“潜龙正街”依然存在,这条以宋理宗潜邸(邵州)命名的街巷,作为昔日十里繁华街市的第一站,顽强地延续着湘楚的血脉。街道两旁,湘菜馆林立,剁椒鱼头、腊味合蒸、猪血丸子、各类卤菜的香气弥漫,邵阳、新化等地的乡音在此交汇,依旧演绎着市井的繁华与人间的烟火。它像一块嵌入现代化都市肌理的文化飞地,无声地诉说着鹦鹉洲与宝庆、与湖南那割不断的渊源。
摊开描绘着笔直线条与功能区块的未来规划图,再回望记忆中那蛛网般密布、充满生命律动的街巷,巨大的时空落差令人恍惚。未来的轮廓在机器的轰鸣与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日益清晰,那是一个高效、光鲜、面向全球的“彼岸”。然而,那源自资水河畔,以毛板船为舟,以扁担为桨的朴素与艰苦,那在汉口滩涂上“铁靴争地”开辟家园的坚韧与不舍,如同深埋地底的种子,从未真正消亡。它蛰伏在“宝庆街”的路牌里,飘荡在“潜龙正街”湘菜馆的烟火气中,凝聚在邵阳商会奔走的身影上,更将永存于我们书页的字里行间。
暂且将汉口宝庆码头和移民的故事放下,下一章,让我们沿着汤汤资水,开启一场道阻且长的溯源之旅。蜿蜒的资江在宝庆大地上织就了一张水运网络:从邵阳的东关桥到新化沙塘湾,从新宁东门码头到邵阳县的双江口,无数码头、渡口沿江铺开,见证着木排解缆、煤船启航的往昔盛景,也承载着山民与资水共生的智慧。当我们把目光从远方的汉口收回,驻足这片被资水滋养的故土,会发现每一处码头都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它们如何孕育了敢闯敢拼的性格?又如何为千里之外的传奇埋下最初的伏笔?下一章,让我们走进宝庆境内的江河与码头,探寻这一切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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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街功能分区整体规划图-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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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青龙桥,梦幻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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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档摘录】(略)
【解读】宝庆人将煤炭、木材、纸张、土特产卖往汉口,那么,反方向的流动必然存在——商贸、文化乃至技术与工程的协作。流动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可靠的证据又在哪里?《宝庆码头》编撰期间,在武汉查档时偶然发现的一组档案,似可为这个问题提供别样的解答。
这组档案记载的,是一座从未建成的“梦幻之桥”。1924年底,汉冶萍公司的工程师李泽民受宝庆方面委托,为当年七月被“甲子大水”冲毁的宝庆青龙桥进行重建设计。李泽民不仅亲赴邵阳实地勘测,绘制了精细的桥址测绘图,还设计了一座“大纵梁式钢桥”,并就造价、运输、施工等细节与委托方反复函商。档案中的《宝庆青龙桥钢桥概形》一图尤为珍贵——图纸上,一座重八十余吨、设有十处观景台的钢铁大桥凌空跃出,若按此建成,它将是邵阳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化钢桥,也是第一座完全由汉冶萍公司在武汉制造、经长江-洞庭-资水全程水运至宝庆组装的“梦幻之桥”。
然而,这批档案止于1925年初,图纸上的宏伟大桥最终未能建成。根据邵阳方面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大公报》等材料,我们略可推知背后的原因:1925年邵阳遭遇大旱,建桥的重要发起人刘重威将军又被军阀诱杀,筹措被迫中断;随后南北军阀混战于邵阳,北伐烽火继起,数年无宁日。新的青龙桥直到1930年才修成,但已经不是档案中李泽民先生设计的钢梁铺板形式,而是改为“钢筋混泥(凝)土桥架桁平桥”。那座来自武汉的、轻盈有力的钢铁飞虹,终究只停留在了图纸与函件之中。
此桥虽是一座未竟的“梦幻之桥”,这批档案却如一扇意外的窗,让我们窥见宝庆与武汉之间远不止于货物往来。它证明,宝庆人在面对重大基建需求时,信赖并求助的,是武汉的现代工业与技术力量。汉冶萍公司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其技术、工艺与信誉的优势,已深深进入宝庆人的认知中。同时,工程所涉及的勘测、设计、运输、组装等一系列协作细节,也勾勒出两地之间人员、技术与观念的密切流动。清代以来的毛板贸易,催生的不仅是煤炭与木材的“物质流”,更是知识、技术与智力的“思想流”。件件泛黄的档案,为我们揭开了窥见这种流动的一扇窗口,也使我们对于宝庆码头、在汉宝庆移民的贡献与价值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或许,这正是档案的独特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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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青龙桥钢桥概形图-湖北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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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龙毅鹏主编《宝庆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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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龙毅鹏(1968- ),男,苗族,湖南绥宁人。湖南省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一级调研员。《宝庆码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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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