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
卷一 大别山火种
一、九十二个名字
二、三声枪响
三、木兰山
四、柴山保
五、穿石庙
六、立夏节
七、滕家堡
八、独山
九、西镇
十、合编
卷二 鄂豫皖鼎盛与西征
一、同船
二、红四军
三、白雀园
四、列宁号
五、商潢
六、苏家埠
七、最好的时候
八、枣阳
九、漫川关
十、站住了
卷三 川陕鼎盛
一、通江
二、收紧阵地
三、木门
四、仪南营渠宣达
五、一家人
六、石刻
七、六路
八、大面山
九、滚木擂石
十、王坪
十一、黄猫垭
十二、嘉陵江
卷四 草地与裂痕
一、达维
二、两河口
三、松潘误
四、一过草地
五、密电
六、南下
七、百丈关
八、二过草地
九、张浩的电报
十、贺龙来了
十一、会宁
十二、花名册
后记
附录：年代与史实出处
序
一九二七年秋天，中国的空气是压着的。
南昌城头的枪声在八月一日凌晨响过。两万多人，四个多小时，占领了南昌城。然后南下，然后在潮汕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去了海陆丰，一部分跟着朱德、陈毅转入了湘南。八月七日，汉口，一间秘密的屋子里，二十几个人开了一天会。毛泽东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爆发，五千余人，攻打长沙受挫，转向了井冈山。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三天，张太雷死了。
枪响了。不止一处。但枪声并没有让空气变薄。
从三月到第二年春天，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十一万人。其中两万六千是共产党员。五万八千人的队伍，到十一月统计时，剩下一万多人。工会的门被封了，农会的牌子被劈了。武汉的街头，曾经几十万人游行的马路上，现在贴着“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标语。上海宝山路上，被机枪扫射的人群倒下时，旁边的人不敢回头。长沙的监狱里关不下，就杀。杀的多了，刑场上没人收尸，家属不敢认领。
这不是数字。是数字背后一个一个人消失的速度。
一个农协会员，昨天还在村里分田地，今天把红袖标埋进灶灰里，夜里听见狗叫就坐起来。一个工会干部，前一天在工厂里讲话，第二天发现自己的名字上了通缉令，连换三处住处，最后还是被找出来。一个县里的党员，接到通知去开会，走到半路听说开会的地点已经被包围了，掉头往回走，路上碰见熟人不敢打招呼，假装不认识。回到家，把门关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出门，走了。
五万八千人剩下一万多。这一万多人散在全国各地，有的在城市的地下室里，有的在农村的亲戚家中，有的已经走到边境线上准备出境。组织被打散了，联络断了，上级找不到了。有的人开始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
这就是一九二七年秋天的底色。不是战场上的失败，那种失败还有悲壮可言。这是失败之后的寂静，是寂静里一个一个被找出来、被处死、被遗忘的过程。没有人知道下一个是谁。没有人知道自己明天还在不在。
天压着，雨还没落。但地底下，有人在动。
卷一：大别山火种
第一章：九十二个名字
黄安县城南门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
浆糊还没干透，边角被风吹得翘起来。九十二个名字。董必武。戴克敏。郑位三。曹学楷。吴焕先。一个名字，一颗人头。悬赏的价码不等，有的五百，有的三百，有的标着“活捉”，有的标着“格杀勿论”。
告示下面站着一个人，斗笠压得低。他从第一个名字看到最后一个，又从最后一个往回看，看到第九个，停了一下。第九个名字是郑位三。他转身走了。
他走的是北门，过倒水河，往七里坪方向。路上碰见几拨人，没人看他。白色恐怖下，多看陌生人一眼都是危险的。
天黑之前到了七里坪，拐进一条巷子，推门进了一家院子。
院子里坐着几个人。戴克敏在，曹学楷在，吴焕先在，陈定侯也在。桌上摊着一张纸，黄安县委的名单，上面有些名字被划掉了。
郑位三把斗笠放在脚边，坐下来。
“城门上贴了。”他说。
“多少？”戴克敏问。
“九十二。”
“你在第几？”
“第九。”
戴克敏没有接话。院子里安静了一阵。外面巷子里有人走过，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响了几下，远了。
“县委的人，走了几个。”郑位三说。
“哪几个？”
戴克敏说了两个名字。郑位三听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不走的人，怎么办。”
没有人马上回答。曹学楷坐在靠墙的凳子上，一直没开口，这时候说了一句：“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
郑位三看了他一眼。“这话好听。拿什么继续？”
“拿命。”曹学楷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
吴焕先一直蹲在门槛上抽烟，这时候把烟掐了，站起来：“位三，你说怎么办。”
“得去找省委。”郑位三说，“去武汉。”
“路上有哨卡。”戴克敏说。
“我知道。”
“你头上顶着五百块。”戴克敏看了他一眼，“我的意思是，你去，就是赌命。”
“我不去，也是赌命。”郑位三说，“贴在那上面的，早晚一个一个找出来。张之乐已经没了，夏国仪也没了。下一个是谁？你？我？还是他？”他指了一下陈定侯。
陈定侯一直没说话。这时候说：“我跟你一起去。”
郑位三看了他一眼。“你家里——”
“家里的事，回来再说。”陈定侯打断他。
戴克敏叹了口气，从桌边站起来，走到郑位三面前：“找到找不到，都回来一趟。我们在这儿等着。”
“等多久？”
“等到你们回来，或者等到我们被人找出来。”戴克敏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想清楚了的事。
第二天动身。两个人化装成做工的，一人扛一条扁担，扁担头上缠着绳子。走到河口镇碰上民团哨卡，团丁翻了包袱，里面只有两件换洗衣服和几个干馍。
“去哪？”团丁问。
“汉口，找亲戚，找活路。”郑位三说。
团丁看了他一眼，又看了陈定侯一眼，挥了挥手。过了哨卡走出半里地，陈定侯才发现后背湿透了。
“你怕了？”郑位三问。
“你不怕？”
“怕。”郑位三说，“怕也得走。”
到武汉找到董必武，董必武带他们去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见罗亦农。董必武教他们怎么走：跟在后面，扛着扁担，不要说话，不要东张西望。
罗亦农问黄安的情况。郑位三说了九十二个名字，说了走的人，说了不走的人。罗亦农听完，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拿出鄂南秋收暴动计划，说：“现在全国都在行动，你们要大胆行动，用枪杆子去争取革命的权力。”
郑位三看着那份计划，问了一句：“我们只有几十条枪。”
“几十条枪也是枪。”罗亦农说。
回七里坪的路上，郑位三没怎么说话。陈定侯问他：“你在想什么？”郑位三说：“我在想那句话。几十条枪也是枪。可枪不够，人够不够？”
“人够。”陈定侯说，“四乡的农协会员，只要竖旗，来得不会少。”
“来得少呢？”
“来得少也打。”
郑位三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回到七里坪，在文昌宫开会。到的人有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戴季英、吴先筹、高建斗。油灯点着，光照着桌上那份鄂南暴动计划。郑位三把武汉的情况说了，把罗亦农的话说了。
有人问：“几十条枪，几百个人，打不打。”
“打。”吴焕先说，“不打，等着被一个一个找出来？”
“打下来守不住呢？”另一个人问，“国民党正规军来了，我们这点人——”
“守不住就不守。”潘忠汝开口了。他是黄埔出来的，黄陂人，二十一岁，个子不高，但说话的时候别人会停下来听。“打下来，竖了旗，四乡的人就知道我们还活着。不打，四乡的人以为我们已经死绝了。”
“死了的人不会说话。”戴克敏接了一句，“活着的人会。”
会开到了深夜。灯油添了几次。争论的不是打不打，是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最后定下来：组织暴动，打红旗，日期另定。
散会时郑位三最后一个走，把灯吹了，院子里黑下来。九十二个名字还在城门上贴着。但七里坪的院子里，有人开始走动了。
十一月三日，文昌宫又开了一次会，人更多。成立了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吴光浩是黄埔第三期，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营长，打仗有经验。他站在人群里不说话，但潘忠汝每说一句，他就点一下头，或者皱一下眉，潘忠汝就停下来看他。
十一月十日，探子来报：国民党三十军一个团正在往黄安县城开。潘忠汝把桌子一拍：“等不得了。提前动手。”
当天夜里，他带人摸上七里坪，把进驻那里的一个营打跑了。回来的时候天快亮了，吴光浩在河滩上等他。
“打跑了？”
“打跑了。”
“但那个团还在路上。”
“我知道。”潘忠汝说，“所以十三号动手。不等了。”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七里坪河滩上开始聚人。王树声站在河滩边上，看着自己那几十个人。他二十一岁，麻城农民自卫军的分队长，瘦高个，脸长，颧骨突出。手里攥着一把大刀，刀柄上缠着布条，是他娘给他缠的。
“队长，”一个年轻队员凑过来，声音压得低，“我听说城里有机枪。”
“嗯。”
“机枪扫过来，咱们这大刀——”
“你怕了？”
“不是怕，我就是问问。”
王树声看了他一眼。“怕就往后站。不怕就跟我往前冲。”
年轻队员没再说话，退回去了。
天黑透了。晚十时，队伍出发。口令一层一层往下传，声音压得极低。王树声带着他那三十七个人往南走，走的是山路，两边是黑黢黢的松树林。有人踩滑了石头，旁边的人一把拽住，没人出声。
走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黄安城的轮廓出现在前面。城墙两丈多高，城门关着，城墙上挂着几盏灯笼。
三声枪响。总攻开始了。
第二章：三声枪响
十一月十三日，天还没黑，七里坪河滩上已经站满了人。
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自卫军到了，黄安七里、紫云两区的义勇队到了，四乡的农协会员扛着锄头、鱼叉、大刀从各条山路上下来。河滩上站满了人，胳膊上都缠着白布条，口令一层一层往下传：今夜打黄安。
潘忠汝站在河滩北边的土坡上，看着底下的人。他二十一岁，黄埔出来的，黄陂人，个子不高，但站在人前有一种让人信服的东西。吴光浩在他旁边，手里攥着那挺从七里坪缴来的机枪，枪身上还留着祠堂里的灰。潘忠汝数了一下人头，回头对吴光浩说：“两万多人。真正能打的，不到三百。”
“够了。”吴光浩说，“打城不在人多。城里的警备队不到一百人，枪不到五十支。我们摸进去，他们挡不住。”
“摸进去之后呢？”潘忠汝问，“城里有监狱，有土豪，有粮仓。打开监狱，分粮，竖旗。然后呢？”
“然后撤。”吴光浩说，“不在城里过夜。”
潘忠汝点了下头，朝土坡下面喊了一声：“各队主官，过来。”
十几个人围过来，蹲在土坡上。潘忠汝把地图摊在地上，用一根树枝指着黄安城：“主攻在西北角，梯子三架，吴光浩带突击队先上。上去之后打开西门，外面的人往里涌。东门、南门各放一个排佯攻，牵制城墙上的人。动作要快，天亮之前必须拿下县衙。”
有人问：“城里有人接应没有？”
“有。”潘忠汝说，“城里的地下关系，到时候会在县衙后面放火。看见火起，就知道我们进去了。”
“万一火没起呢？”
“那就当没有接应，硬打。”潘忠汝把树枝往地上一戳，“还有问题没有？”
没人说话。潘忠汝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回去准备。十点出发。”
天黑透了。河滩上的人开始动，口令压得极低，一队一队往南走。王树声带着他那三十七个人走在最前面，走的是山路，两边是黑黢黢的松树林。有人踩滑了石头，旁边的人一把拽住，没人出声。走了大半夜，天快亮的时候，黄安城的轮廓出现在前面。城墙两丈多高，城门关着，城墙上挂着几盏灯笼，昏黄的光，照出城墙的轮廓，也照出城墙上走动的人影。
吴光浩带着突击队摸到西北角外面那条沟里。梯子已经预先藏在那里，三架竹梯，接头处用麻绳绑着，吴光浩蹲下来用手拽了拽，绳子紧的。他趴在沟沿上看了一会儿城墙，回头低声说：“上去之后不要停，上去一个是一个。第一个上去的，活着把墙头占住。”
王树声就在他旁边。吴光浩看了他一眼：“你带人先上。”
王树声点了下头。他把大刀插在腰里，走到梯子跟前，两只手抓住竹梯的两边，脚踩上第一档。竹梯发出一声轻响，他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上爬。爬到一半的时候，城墙上有人喊了一声：“谁？”
没人回答。上面扔下来一块石头，砸在王树声肩膀上，他差点脱手，手在竹梯上滑了一下，抓住了。他没停，继续往上爬。快到墙头时，一个团丁探出半个身子往下看，王树声一刀砍在他胳膊上，那人叫了一声缩回去了。王树声翻上墙头，脚还没站稳，一个团丁从旁边扑过来，他侧身一让，团丁扑空了，他反手一刀背砸在团丁后脑勺上，那人倒下去不动了。后面的人跟着上来了，一个接一个翻上墙头。
西北角破了。
吴光浩跟着上了墙头，往西门方向冲。他一边跑一边朝下面喊：“开西门！”城门从里面被打开，外面的人涌进来。东门和南门的佯攻队听见城里的枪声也动了，城墙上的人被牵制住，顾不过来。枪声从城西北响到城中心，越来越密。
王树声带着人往县衙方向冲。路上碰见几个团丁，他一刀砍过去，刀砍在门框上，弹回来震得他虎口发麻。他换了只手，继续往前。县衙门口已经打起来了，地下关系放的火从县衙后面烧起来，火光映着半条街。王树声冲进县衙的时候，县长贺守忠正从后门跑，被堵了回来。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哆哆嗦嗦地站在柴堆旁边。王树声一把揪住他，拖到前院。
天蒙蒙亮的时候，城里的枪声稀了。贺守忠被绑在县衙门口的柱子上，身上还穿着那件从柴堆里翻出来的老百姓衣服。监狱被打开了，关在里面的人涌出来，有的抱着头哭，有的站在街上发呆。粮仓被打开了，四乡的农民往口袋里装粮食，装满了往城外走。
城头上挂起一面红旗，是被面改的，上面绣了个五角星，绣得歪歪扭扭。河滩上那两万多人涌进城来，喊着，笑着，有的在哭。王树声靠在一面墙上，看着这些人。他想数一数自己那三十七个人还剩多少，但没数。他看见吴光浩从前面走过来，吴光浩的驳壳枪还在手里攥着，脸上黑一道红一道。
“打下来了。”吴光浩说。
“嗯。”
“但守不住。”吴光浩看着城外来路的方向，“国民党不会不管。他们调兵来，我们这点人，这点枪，守不住一座城。”
“守几天？”王树声问。
“守不了几天。”吴光浩说，“把该做的事做完，就撤。”
十二月五日夜，国民党一个师摸到了黄安城下。
哨兵发现时，敌人已经进了东门。枪声从城东响起来，越来越密。潘忠汝从县衙冲出来，一边跑一边喊：“吴光浩！带人往西门撤！快！”
吴光浩从巷子里跑过来，脸上全是灰：“你呢？”
“我带人断后。”潘忠汝说，“这是命令，不许再争，赶快撤！”
吴光浩站着没动。潘忠汝看了他一眼，声音低了一点，但每个字都清楚：“光浩，队伍不能全折在这里。你带人走，我带人挡。走一个是一个。”
吴光浩咬了咬牙，转身跑了。
潘忠汝带着几十个人往东门冲。东门已经乱了，敌人从城门洞里往里涌，机枪架在城门口扫射。潘忠汝趴在一堵矮墙后面看了一眼，回头对身后的人说：“跟我进去，把城门堵住。”
他第一个冲了出去。身后的人跟着他往城门方向跑。子弹从耳边过去，他不管。冲到城门洞跟前时，他看见几个战士被压在墙根下面抬不起头，他弯下腰拽起一个，往后面推：“往后撤！往西门走！”
他带着人冲进城门洞，和敌人撞在一起。大刀、枪托、刺刀，在窄窄的城门洞里搅成一团。潘忠汝的驳壳枪打空了，他弯腰捡起一支步枪，用枪托砸在一个敌人脸上。后面的人跟着他往里压，把敌人从城门洞里挤了出去。
他退出来的时候，身边只剩十几个人。他数了一下，又冲回去了。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每冲进去一次，他身后的人就少几个。第六次出来时，他左腿中了一枪，站不住了，靠着城墙坐在地上。他低头看了一眼腿，裤子上全是血，他没管，继续喊：“往里压！别让敌人架机枪！”
第七次。他带着最后几个人冲进城门洞时，机枪从侧面扫过来。子弹打穿了他的肚子。他倒下去，手还攥着枪。旁边的人去扶他，他推开，自己用手把流出来的肠子往肚子里塞，塞不回去，就用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举枪继续打。
“潘司令！走啊！”一个战士喊。
“你们走。”潘忠汝说。声音已经不太清楚了，“把队伍……带到七里坪……集合。一定……要保存、发展这支革命……队伍……”
吴光浩从西门撤出去之后，在城外收拢人。等了一阵，看见城门方向跑出来几个人，浑身是血。他迎上去问：“潘忠汝呢？”
没人回答。过了一会儿，一个战士说：“潘司令……没出来。”
吴光浩站在城外，看着东门方向。城里的枪声渐渐稀了，火光映着半边天。他没有说话，转过身，带着收拢的人往七里坪方向走。
后来有人在城东门外的沟里找到了潘忠汝。他身上中了十几枪，手里还攥着那把打空了子弹的驳壳枪。
那年他二十一岁。
第三章：木兰山
七里坪河滩上，天刚蒙蒙亮。
撤下来的人三三两两坐在卵石上。王树声蹲在河滩边上，看见吴光浩从前面走过来，他站起来问了一句：“潘司令呢？”
吴光浩站住了。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没出来。”
王树声看着他，没说话。
吴光浩把手里那份名单举起来：“各队清点人数。”
王树声蹲回自己那十几个人跟前，一个一个数。数到一半，他停了一下，又从头数了一遍。他站起来，走到吴光浩面前。
“多少？”吴光浩问。
“十三个。”王树声说。
吴光浩看了他一眼。“上城的时候是多少？”
“三十七。”
吴光浩没接话。他把名单从口袋里摸出来，用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下，又塞回去。
“全队多少？”王树声问。
“不到三百。”吴光浩说。他停了一下，又说了一句：“从黄安城出来的时候，两万多人。真正能打的不到三百。现在不到三百。”
“还干不干？”吴光浩问。
“干。”王树声说。
“那就走。”吴光浩说，“往黄陂方向。木兰山。”
队伍往东走。路上不断有人掉队。有的是走不动了，有的是趁人不注意拐进了路边的山沟。吴光浩不拦。他走在队伍最前面，头都不回。
走到一个岔路口，后面有人喊了一声：“吴司令！”
吴光浩停下来，回头看。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站在路边，背着枪，脸上全是土。
“我……我想回去。”年轻人说。
“回哪？”
“回黄安。我娘还在屋里，我出来的时候她不知道。我回去看看她。”
吴光浩看着他，看了几秒钟。“枪留下。”他说。
年轻人把枪从肩上取下来，放在地上。他看了吴光浩一眼，又看了王树声一眼，转身往西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我回去看看，看完就来。”
吴光浩没接话。他把地上的枪捡起来，背在自己肩上，继续往前走。
走到木兰山脚下时，天快黑了。吴光浩让队伍停下来，自己站在一块石头上，看着底下这些人。
“愿意上山的，上去。”他说，“不愿意的，把枪留下，走。我不拦。但有一条，枪不能带走。”
底下没有人动。站了一会儿，吴光浩从石头上跳下来：“上山。”
木兰山不高，但林子密，山势绕。吴光浩带着人摸到半山腰一座破庙里，庙不大，供的是个什么神，没人认得。神像倒了半边，供桌上落着厚灰。吴光浩让人把庙里打扫了一下，在庙后面的山洞里支起锅灶。七十二个人，四十二支枪。
“七十二个。”戴克敏站在庙门口，看着外面黑下来的林子，说了一句，“从黄安城出来的时候，两万多人。”
“两万多能打仗的不到三百。”吴光浩说，“现在七十二个，都是能打仗的。”
戴克敏没接话。他转过身，看见王树声蹲在庙门口擦刀。那把刀砍卷了刃，他正用一块石头一点一点地磨。
“树声。”戴克敏走过去。
王树声抬起头。
“你那十几个人，情绪怎么样？”
“没怎么样。”王树声说，“活着就行。”
“有人想走没有？”
“有。”王树声把刀翻了个面，“我说想走的把枪留下。没人走了。”
戴克敏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第一夜过得不安稳。后半夜，山下有狗叫。吴光浩让所有人起来，摸到庙后面的林子里蹲着。蹲了半个时辰，狗不叫了，又摸回来。一个晚上换了三个地方，天快亮时才在庙后面的山洞里眯了一会儿。
第二天，吴光浩把几个骨干叫到一起，蹲在庙后面的一块平地上。
“我说几条规矩。”他伸出一根手指，“第一，不打硬仗。我们这点人，这点枪，跟敌人硬碰硬，一碰就碎。第二，不驻城镇。城镇里眼线多，住进去就是让人来打。第三，昼伏夜动。白天藏山，夜里下山。第四，分散发动群众。一个人包几个村，找党员户、找农协骨干户。有了人，就有粮食，就有情报。”
“那什么时候打？”王树声问。
吴光浩看了他一眼。“等敌人累了，等我们壮了。”
“要是敌人不累呢？”
“那就等。”吴光浩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敌人没有。”
戴克敏在旁边接了一句：“现在不是打仗，是保命。保住了命，才能打仗。”
王树声没再问。
夜里下山。王树声带两个人摸到一个村子里，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看了王树声一眼，愣了一下，然后一把把他拽进去，把门关上。
“你还在？”那汉子低声问。
“还在。”王树声说。
“城里贴了告示，说你们都死了。”
“没死。”王树声说，“还有多少人？”
“你说什么？”
“还有多少人愿意跟我们干？”
那汉子看了他一眼。“你饿不饿？”
“饿。”
汉子转身进了里屋，出来时手里提了半袋红薯干。“就这些了。你先吃。人要找，我帮你找。但你们不能在这儿住，天亮之前得走。”
王树声把红薯干接过来，说了一句：“过几天我再来。”
“别过几天。”汉子说，“过三天，我让人到山脚下等你。”
王树声点了下头，出了门，消失在夜里。
过了半个月，队伍从七十二个人变成了八十多个。新来的十几个，有的是掉队后又找回来的，有的是村里送来的年轻人。枪还是不够，有的人拿着大刀，有的人拿着削尖了的竹竿。
一个晚上，吴光浩把王树声和另外几个人叫到一起。
“敌人开始清剿了。”他说，“木兰山待不住了。”
“那往哪走？”王树声问。
“分兵。”吴光浩说，“一部分留木兰山，一部分跟我走，回黄麻老区，开辟柴山保。”
“谁走谁留？”
“愿意跟我走的，明天走。愿意留的，留。”吴光浩说，“我不勉强。”
那天夜里，七十多个人围在庙里，火堆烧得很小。谁走谁留，没有人争。走的人不说话，留的人也不说话。王树声站起来，走到吴光浩跟前：“我跟你走。”
吴光浩点了下头。戴克敏和曹学楷也走。留下的人由谁带，吴光浩交代了几句，说定了。
第二天清早，走的人先动身。王树声把刀插在腰里，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破庙。庙门口站着留下的人，在看他。他转过头，跟着吴光浩往山下走。
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吴光浩停了一下，回头看木兰山。山上的林子密，看不见庙，也看不见人。
“走吧。”戴克敏说。
吴光浩转过身，继续走。
第四章：柴山保
从木兰山到柴山保，走了三天。
吴光浩走在最前面，王树声跟在他后面半步远的地方。队伍不大，走的人加上吴光浩自己，不到四十个。戴克敏走在中间，一边走一边跟旁边的人说话，声音很低。曹学楷走在最后面，负责收拢掉队的人。
第一天还好，走的是山间小路，林子密，看不见远处。第二天下午过一条河的时候，前面的人突然停住了。王树声探出头去看，河对岸站着十几个民团，枪扛在肩上，正往这边看。
吴光浩蹲下来，回头低声说：“不要动。把枪藏到身后。”
十几个人蹲在河这边的草丛里，一动不动。对岸的民团看了一阵，大概是没看出什么，转身往东走了。等他们走远了，吴光浩才站起来，第一个蹚过河。
王树声跟上去，一边蹚水一边低声问：“他们要是过来呢？”
“那就打。”吴光浩说，“但不能让他们先发现我们。打和挨打是两回事。”
第三天傍晚，到了柴山保。
柴山保在黄安和光山交界的地方，四面是山，中间一块小盆地，散着几个村子。吴光浩站在山梁上往下看，看了一会儿，说：“下去。”
村子叫曹家湾，十几户人家，土墙黑瓦。吴光浩带人进村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村口一个老汉正蹲在门口劈柴，看见一群人过来，站起来想跑，吴光浩喊了一声：“老曹！”
老汉站住了。他眯着眼看了吴光浩一下，忽然认出来了：“吴……吴司令？”
“叫我老吴就行。”吴光浩走过去，“还认得我？”
“认得，认得。”老汉放下斧头，往屋里让，“进来，快进来。”
屋里黑，点了一盏油灯。老汉把门关上，转过身来，压着声音说：“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黄安那边贴了告示，说你们都——”
“没死。”吴光浩说，“还剩几十个。”
老汉看了他身后的人一眼。王树声站在门口，刀插在腰里，脸上有泥。老汉没再多问，转身进了里屋，出来时端了一盆红薯，搁在桌上：“先吃。吃了再说。”
吴光浩没客气，坐下来拿起一个红薯，咬了一口。王树声也坐下来，拿了一个。戴克敏站在门口，一边吃一边往外看。
吃完了，吴光浩把老汉叫到一边，说了几句。老汉点着头，说：“村里有几户是靠得住的，我明天去说。你们先在我家待着，白天不要出门。”
“住的地方呢？”吴光浩问。
“后山有个山洞，以前躲土匪用的。能睡十几个人。其他人分散到几户人家里去。但白天不能出来。”
吴光浩点了下头。
接下来几天，吴光浩把队伍散开。白天在山洞里藏着，夜里下山，到附近几个村子里找关系。曹学楷是本地的，认识不少人，他带着王树声走了几个村子，敲开几户人家的门。有的开了，有的不开。开了的，给点粮食，给点消息。不开的，他们也不多留。
王树声跟着曹学楷敲到第三家的时候，开门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瘦，脸上有麻子。他看了曹学楷一眼，又看了王树声一眼，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木兰山下来的。”曹学楷说。
“木兰山？”年轻人想了想，“吴光浩的？”
“是。”
年轻人把门开大了一点：“进来。”
屋里坐着一个老汉，是年轻人的爹。老汉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年轻人说：“我爹胆子小，你们别见怪。我叫曹学良，以前在农会干过。你们要什么？”
“粮食，消息。”曹学楷说，“还有人。”
“人不好说。”曹学良说，“去年杀了一批，今年又杀了一批。剩下的人，有的怕了，有的跑了。但你们要是站住了脚，来的人不会少。”
“我们站住了。”曹学楷说。
曹学良看了他一眼：“柴山保这地方，国民党来得少，但光山的民团常来。你们要是打不过民团，站不住。”
“打不过？”王树声开口了，“几十条枪，打不过民团？”
曹学良看了他一眼，没接话。曹学楷在旁边说：“树声，听他说完。”
曹学良说：“民团有一百多人，枪好，路熟。你们几十个人，人生地不熟。打，是打不过。但你们要是能打一次，打赢了，柴山保的人就服你们。”
“打一次。”吴光浩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什么时候来的，没人听见。“打哪？”
曹学良愣了一下，然后说：“光山民团每个月初五来收捐。从泼陂河过来，走一条山路。那条路我熟。”
吴光浩走进来，在桌边坐下：“画出来。”
曹学良找了张纸，用炭条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标了几个点。“这里，两山夹一条路，最窄。他们过来的时候，队伍拉成一条线。打头的一过，中间一堵，后面的就上不来。”
吴光浩看了一会儿，抬起头：“初五，还有几天？”
“四天。”
“够。”吴光浩把纸折起来，揣进口袋。
初五那天，天没亮，吴光浩带着二十几个人出了山洞。曹学良带路，走的是山脊上的小路，踩在落叶上没声音。走到那个两山夹路的地方时，天刚亮。吴光浩让人埋伏在两边山坡上，自己带几个人堵在路中间。
等到快中午的时候，民团来了。二十几个人，枪扛在肩上，松松垮垮地走。走到最窄的地方时，吴光浩抬手一枪，打头的那个倒下去。两边山坡上的人同时开火，枪声在山谷里撞来撞去，民团的人往后退，后面的人往前挤，挤成一团。
王树声从山坡上冲下去，一刀砍在一个团丁的枪托上，枪飞了。团丁蹲在地上抱着头。王树声没再管他，往前面冲。前面还有几个团丁在还击，但枪打得乱，没准头。吴光浩从路中间压过来，前后一夹，民团散了。有的往山上跑，有的把枪扔了蹲在地上。
前后不到一炷香的工夫。
吴光浩让人把缴的枪收拢起来，数了数，十七支。子弹不多，但够用一阵。他对曹学良说：“回去告诉柴山保的人，民团再来，就打。”
曹学良点了下头，转身往村子方向跑。
这一仗打完，柴山保的局面开了。接下来一个月，来投的人多了。有的是本地农民，有的是从黄安、麻城那边跑过来的。到1928年7月，队伍从不到四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
吴光浩把队伍集合在曹家湾后面的河滩上，站在一块石头上，看着底下这一百多号人。
“从今天起，我们叫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他说，“我还是师长。戴克敏是党代表。”
底下有人问：“师长，咱们有多少人？”
“一百二十个。”吴光浩说，“枪，八十多支。不够。但比在木兰山的时候多。”
又有人问：“黄安那边还回不回去？”
吴光浩看了他一眼：“回。但不是现在。现在要做的，是把柴山保这块地方守住。守住了，才能回去。”
王树声站在队列里，听着。他想起木兰山那座破庙，想起七里坪河滩上清点的十三个。现在他身后有三十多个人，枪不够，但人是活的。
吴光浩从石头上跳下来，走到王树声面前：“你那三十几个人，编一个连。你当连长。”
“是。”
“明天开始，练。练爬山，练夜路，练怎么打民团。”
王树声点了下头。
那天晚上，他坐在村口的石头上擦刀。刀还是那把刀，砍卷了刃，他磨了几个月，刃口磨回去了一截，但还能用。曹学良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王连长。”曹学良叫了一声。
王树声看了他一眼。
“你们真打算一直干下去？”
“嗯。”
“要是打不赢呢？”
王树声把刀翻了个面，继续擦。“打不赢就不打。打得赢就打。”
曹学良没再问。两个人坐在石头上，看着河滩方向。月亮出来了，照在河面上，亮晃晃的。远处有狗叫，叫了几声，停了。
第五章：穿石庙
1929年5月2日，夜。
穿石庙在太平山半腰，庙不大，供的是哪个神，没人说得清。庙里的香火早就断了，供桌上落着一层灰。几个人蹲在庙后面的石崖底下，围着一盏用纸糊了半截的油灯。灯芯挑得短，光不大，刚够照见各人的脸。
徐子清先开口。他是商罗麻特别区委书记，瘦，颧骨高，说话的时候习惯用手指在地上划。“商城那边开始清乡了。各村民团都在查可疑分子，查到一个抓一个。我们的人，有的已经开始被盯上了。”
“盯上了多少？”李梯云问。
“明面上三四个。暗地里不知道。”徐子清停了一下，“原定中秋。等不到中秋了。”
蹲在边上的一个人把烟掐了：“不等中秋，等什么？等他们把人抓完？”
“不等。”徐子清说，“提前。立夏节。”
“立夏节？”有人问，“几天？”
“四天。”
石崖底下静了一下。四天。从决定到动手，四天。准备工作做了几个月，突然要缩到四天里。
“来得及吗？”李梯云问。
“来不及也得来。”徐子清说，“再等下去，人被抓走，枪被收走，我们拿什么动？”
没人再问。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又稳住了。
“具体怎么动，各点自己定。”徐子清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但有一条，统一时间。立夏节晚上，午夜。各点同时动手，互相策应。谁先动，谁后动，乱了套就全完了。”
散了会，各人往各自的方向走。周维炯走的是丁家埠。他走得不快，一路上没怎么说话。跟着他的几个人也不说话。走到丁家埠地界的时候，天快亮了。周维炯站住了，回头看了一眼来路，然后继续走。
5月4日晚上，丁家埠大王庙后面的山树林里，周维炯蹲在地上，面前围了十来个人。有民团内部的党员，也有当地的农民党员。
“任务明确了。”周维炯的声音压得很低，“夺取丁埠民团的枪，全歼民团。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整个起义的成败。怎么个打法，大家合计。”
严运生第一个站起来。他年轻，性子急，说话不绕弯子：“趁其不备，夜袭。直接砸进去，把枪收了，把人捆了。”
“夜袭动静太大。”王玉田接过话，瓮声瓮气的，“不就三十来条枪吗？我看瞅准机会，偷偷把它摸走算了。枪到手就行，人不人的再说。”
周维炯没接话。他看着田继美。田继美年纪大些，蹲在边上，手里捏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划，划了半天，抬起头：“丁埠民团是杨晋阶的主力。枪好，这不用说。团里还有杨晋阶的亲信走狗，正副队长都是他的人。夜袭，我们人少，一打起来，周围几个民团一围，我们出不去。偷枪，枪偷走了，人还在，回头顺着线索查，查到我们头上，还是跑不掉。”
他把树枝往地上一戳：“得想个稳妥的法子。最好是智取。”
周维炯看了他一眼。“说下去。”
“立夏节。”田继美说，“过节，他们要喝酒。我们让他们喝。喝到位了，什么都好办。”
“他们要不喝呢？”严运生问。
“我去说。”周维炯开口了，“过节犒劳弟兄们，名正言顺。我去找正副队长说，他们不会不答应。”
王玉田还在琢磨：“万一喝不醉呢？万一有人不喝呢？”
“那就得有人盯着。”周维炯说，“谁不喝，谁喝得少，谁还清醒着，我们心里要有数。动手的时候，先收拾清醒的。”
他把树枝从田继美手里拿过来，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大王庙的正屋，枪都挂在墙上。平时是分散放的，过节那天，我找个由头，让把枪集中挂起来。就说‘节日内务要整齐，枪也挂利索了，看着像个样子’。”
“他们听你的？”严运生问。
“我是军事教练。”周维炯说，“训练上的事，我说了算。队长不管这些。”
田继美点了下头：“这个法子行。枪集中了，人喝倒了，一枪不放就能解决。”
“那就这么定。”周维炯把树枝折了，扔在地上，“智取大王庙。5月6日，立夏节。白天准备，晚上动手。”
散之前，周维炯又说了一句：“还有一件事。动手之前，谁都不许跟外面的人说。包括家里。走漏一个字，全盘都完。”
各人点了头，散了。树林里只剩下周维炯一个人。他蹲了一会儿，站起来，往庙的方向看了一眼。大王庙的屋顶在林子里露出一个角，灰瓦，旧了。他在那个屋顶底下待了大半年，跟团丁们一起出操，一起吃饭，一起挨队长的骂。再过两天，这个屋顶底下的人，要么跟他走，要么被他捆起来。
他转过身，往庙里走。走到门口时，站岗的团丁朝他点了下头：“周教练。”
“嗯。”周维炯应了一声，进了门。
5月5日，白天。周维炯找到民团正副队长，说立夏节到了，弟兄们辛苦了几个月，是不是摆几桌，热闹热闹。酒肉他去想办法，向镇上几个大户征一点，不多，够吃一顿就行。队长咧嘴笑了，说好，你张罗。副队长在旁边点头，说周教练办事，我们放心。
周维炯转身出了队部，去找伙房的人。路过正屋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枪架。空着。时候还没到。
第六章：立夏节
5月6日，立夏节。
下午，周维炯让人把正屋收拾出来。桌椅摆好，碗筷搁齐。然后他站在墙边，对几个团丁说：“过节了，枪也别散着挂。都集中到正屋这面墙上，整整齐齐的，看着也利索。队长看了高兴。”
团丁们没多想，把各自屋里的枪都拿过来，一支一支挂在正屋的墙上。周维炯站在旁边看着，数了一遍。三十一支。够用了。
天黑透，宴席摆开。正副队长坐上首，周维炯陪在旁边。他端起酒碗站起来：“队长，弟兄们，今天是立夏节。我先敬队长一碗。队长今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队长哈哈大笑，一碗下去。周维炯又倒一碗，敬副队长。副队长也干了。接着挨个敬过去。团丁们平时难得沾酒，几碗下去脸就红了，话也多了。有人开始划拳，有人靠在墙上傻笑。周维炯端着碗，每次只在嘴边碰一下，碗里的酒没见少。
他一边敬酒，一边在数。正副队长已经趴下了。团丁里，有七八个还醒着，但眼神已经散了。真正还清醒的，只剩下两三个。都是杨晋阶的人。
周维炯放下碗，看了一眼门口。站岗的那个团丁是他的人。他点了下头。站岗的转身把大门打开。外面接应的人悄没声地进来了，蹲在院子里，等着。
又过了一阵。最后一个还清醒的团丁也趴在了桌上。周维炯站起来，走到墙边，把第一支枪从墙上摘下来。然后他转过身，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动手。”
屋里几个还醒着的团丁愣住了。周维炯的人已经把墙上的枪全收了。正副队长被从桌上拖下来，捆了，嘴里塞了布。周维炯站在屋子中间，看着那些团丁。
“弟兄们，不要慌。”他说，“我们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专门打富济贫的，是给穷人出力撑腰的。有愿意干的，留下。不愿意干的，回家。”
沉默了一阵。一个团丁蹲在墙角，酒醒了大半，结结巴巴地问：“周……周教练，你真的是……”
“真的。”周维炯说。
又一个团丁站起来：“我干。”另一个也站起来了。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大多数都留了下来。有几个家里有牵挂的，周维炯让他们走了，没为难。
丁埠民团解决之后，周维炯连夜派人去了汤家汇。杨晋阶家被缴了。杨晋阶本人不在家，后来在牛食畈老盐店被埋伏的人活捉了。
同一天夜里，不止丁埠一处动手。吴家店、斑竹园、白沙河、南溪，几路人同时行动。一夜之间，商南一带的民团基本被扫干净了。
5月9日，各路起义队伍在斑竹园朱氏祠集合。周维炯站在祠堂门口，看着从四面八方来的人。丁埠民团起义过来的，各乡的农民自卫军，扛着锄头来的农协会员。人不少，但枪不多。他数了一下，长短枪加起来，三十六条。
有人问他：“师长，咱们叫什么？”
“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说，“我是师长。徐其虚是党代表。”
底下有人喊了一声好。周维炯没笑。他看着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少部分是起义过来的团丁。三十六条枪，两百多个人。平均七八个人一条枪。
“枪不够。”他说，“但人够了。枪会有的。”
消息传到柴山保的时候，已经是几天之后了。吴光浩坐在曹家湾的院子里，看完了信，递给戴克敏。
“周维炯在商南动了。”吴光浩说。
戴克敏看了一眼：“红三十二师。两百多人，三十六条枪。”
“嗯。”
“好事。”戴克敏说，“我们这边三十一师，他们那边三十二师。豫东南和鄂东北，连上了。”
吴光浩点了下头。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看着外面的河滩。河滩上有人在练队列，口令声一声一声传过来。
“皖西那边呢？”吴光浩问。
“还没动。”戴克敏说，“但快了。”
第七章：滕家堡
商南的消息传到柴山保，是立夏节之后第三天。
周维炯在丁家埠动了手，一夜之间扫了商南几个民团，红三十二师拉起来了，两百多人，三十六条枪。信是交通员送来的，写在一条粗布上，字不多，但意思清楚：商南成了。
吴光浩坐在曹家湾的院子里，把那条粗布看了两遍，递给戴克敏。
“三十六条枪。”吴光浩说。
戴克敏接过去看了一眼：“人不少，枪太少。”
“嗯。”吴光浩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两步，“周维炯那边刚起来，摊子铺开了，但根基不稳。民团跑了，还会回来。土豪跑了，还会带兵来。他一个人撑不住。”
戴克敏看着他：“你想去？”
“我去一趟。”吴光浩说，“商南和柴山保得连起来。光靠写信不行，得有人去当面说清楚。怎么配合，怎么策应，谁打哪一路。”
“你走了，这边呢？”
“你顶着。”吴光浩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安排一件平常的事，“我带了十几个人去，快的话十来天就回来。慢的话，半个月。”
戴克敏没马上接话。他看了吴光浩一眼，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多带几个人。”
“十几个够了。人多了路上扎眼。”
“滕家堡那条路，最近不太平。民团在那一带活动。”
“我知道。”吴光浩说，“绕着走。不走大路。”
戴克敏没再说什么。
出发那天是5月的一个清早，天刚亮。吴光浩带十几个人从曹家湾动身，走的是山间小路，往东北方向。王树声站在村口，看着他们走远。吴光浩走之前跟他说了一句话：“你那连，接着练。别等人回来了，兵还是那个兵。”
王树声点了下头。他没想到这是最后一句话。
走了三天。第四天，到了罗田滕家堡附近。
这一带是山路，两边林子密，路窄，弯多。吴光浩走在队伍前面，后面的人拉开距离，一个跟一个。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时，前面林子突然响了枪。
第一枪打中了吴光浩的胸口。他倒下去的时候，后面的人还没反应过来。第二枪、第三枪跟着来，林子两边都有人，枪声从几个方向同时响。队伍被打散了，有的人往林子里跑，有的人趴在地上还击。枪声持续了一阵，停了。等跑散的人绕回来找时，吴光浩已经不行了。
他没留下什么话。从黄麻起义到木兰山，从柴山保到滕家堡，这条路他走了不到两年，二十三岁。
消息传回柴山保，是几天之后。一个跑回来的战士站在曹家湾的院子里，浑身是泥，脸上分不清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戴克敏从屋里出来，看了他一眼。
“吴司令呢？”
那个战士张了张嘴，没说出声。戴克敏看了他几秒钟，然后转过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什么时候的事？”
“四天前。滕家堡。”
戴克敏进了屋。门没关。院子里的人站着，没人说话。王树声从河滩那边跑过来，看见院子里的人脸色不对，站住了。
“吴司令呢？”他问。
没人回答。过了一会儿，戴克敏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吴光浩留下的东西：一把驳壳枪，一个笔记本，几块银元。他把东西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看了王树声一眼。
“没了。”
王树声站在原地。他没有动，也没有说话。站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动？”
戴克敏抬起头看他。
“我说，什么时候打回去。”王树声说。声音很平，但底下有什么东西压着。
“现在不打。”戴克敏说，“打不赢。滕家堡的民团还在，我们这点人去了就是送。”
“那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能打赢的时候。”戴克敏说，“吴司令在的时候，也是这么打的。不打没把握的仗。”
王树声没再问。他走过去，把石桌上那把驳壳枪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当天晚上，戴克敏把几个骨干叫到院子里。他说的话很短：“吴司令没了。从今天起，三十一师的事，我担着。该练的兵接着练，该守的地方接着守。谁想走，不拦。想留下的，明天早上照常出操。”
没人走。
第二天清早，河滩上的口令声照常响起来。王树声站在队列前面，看着自己那个连。人不多，枪不够，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大刀。他看了一会儿，开口喊了第一声口令。
声音在河滩上传出去，和以前一样。
第八章：独山
1929年11月7日，立冬。皖西独山镇。
天擦黑的时候，何寿全从外面回来。他是六安三区二乡农协会的秘书，身上带着一本册子。册子不大，封面上没写字，里面是二乡农协会员的花名册。他走到镇口的时候，两个团丁拦住了他。
“站住。干什么的？”
“走亲戚的。”何寿全说。
团丁搜了他的身，从怀里把册子搜出来了。翻开一看，全是名字。团丁的脸色变了。
何寿全被押进了马氏祠堂。
消息传到六安中心县委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周狷之正在开会，通信员推门进来，喘着气说：“何寿全被抓了。花名册也搜走了。”
屋子里静了一下。吴干才把桌子一拍：“不等了。原定十五号，现在等不到十五号了。花名册在人家手里，明天一早他就照着名字抓人。”
周狷之没说话。他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外面。独山方向有一盏灯亮着，那是马氏祠堂。
“通知各区。”周狷之转过身，“明天天亮，独山集合。”
“不等县委指示了？”有人问。
“来不及了。”周狷之说，“出事我担着。”
当天夜里，通信员往各乡跑。山路黑，有人摔了跤，爬起来接着跑。到后半夜，独山周围十五个乡的农协会员都接到了信：天亮，独山。
11月8日，天刚蒙蒙亮，独山镇外的路上开始有人走。先是三五成群，后来是几十个几十个地来。手里拿的东西杂得很：大刀、长矛、钢锥、土枪，还有扛着锄头的。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镇子外面的山坡上、田埂上、河沟边，全是人。
周狷之站在镇口的一棵树下，看着这些人往马氏祠堂方向压过去。他对吴干才说：“你带人堵后门。”
吴干才点了下头，带着几十个人往祠堂后面绕。
马氏祠堂门口的两个哨兵看见人涌过来，转身就往里跑。跑得慢的那个被追上来的农协会员一钢锥扎在腿上，倒在地上叫。另一个跑进去了，把大门关上。
祠堂的门是厚木头的，撞不开。前面的人挤在门口，后面的人还在往前压。有人喊：“烧了它！”周狷之听见了，吼了一声：“不准烧！里面还有人！”
何寿全和两个女会员还关在祠堂里。
里面也没闲着。团总魏祝三让人把大门顶上，自己上了房，趴在屋脊上看了一眼。他看了一眼就下来了，脸色不对。旁边的人问怎么了。魏祝三没回答，过了一会儿说：“跟他们谈。”
团丁从门缝里往外喊：“你们要什么？”
周狷之走到门口：“放人。把花名册交出来。枪留下，人可以走。”
里面沉默了一阵。然后门开了一条缝，何寿全被推了出来。两个女会员也跟着出来了。花名册从门缝里递出来，周狷之接过来翻了一下，揣进怀里。
“枪呢？”周狷之问。
里面又沉默了一阵。然后门开大了，团丁把枪从门里扔出来，一支接一支落在门前的石板上。周狷之数了一下，十来支。不多。
天快黑的时候，祠堂后面起了火。魏祝三让人把后屋的柴堆点着了，趁前面的人被火光吸引，带着几个亲信从后门冲出去。吴干才的人拦了一下，没拦住。魏祝三往苏家埠方向跑了。
吴干才追了一段，没追上，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看。
“跑了。”他说。
周狷之看了他一眼：“枪和人要紧。跑就跑了吧。”
独山拿下来了。当天下午，镇子里挂起了红旗。周狷之让人把缴来的枪登记造册。十来支枪，够武装一个排。他把何寿全叫过来，问了一句：“还干不干？”
何寿全脸上还有绳子勒的印子。他说：“干。”
独山暴动之后，六安中心县委通知各区各县响应。但响应不等于都赢。
11月17日，六安三区游击队和赤卫队两千三百多人分三路围攻麻埠。激战四个小时，驻六安的敌陈旅向麻埠增援，起义军被迫于21日撤出战斗。不是每一仗都赢了。
第九章：西镇
独山暴动之后，霍山西镇那边派人去了商南。找周维炯。
西镇在霍山西部，国民党设了事务所，有自卫团。西镇的人自己动手，力量不够。霍山县委的判断是：要请红三十二师来。
11月19日，周维炯带八十多人从商南赶到闻家店。到了之后跟当地赤卫队会合，赤卫队两百多人。红三十二师是来帮忙的，不是主角。这个分寸，周维炯自己清楚。
当天夜里，两路人同时动手。周维炯的人打闻家店的民团，赤卫队打外围。民团没撑多久就散了。接着往长山冲方向打，天亮之前解决。再往西镇事务所。自卫团人不多，听说闻家店那边已经垮了，没怎么打就跑了。事务所被砸了。
前后三天，西镇一带的民团据点全被扫干净了。方圆百里，没有敌人的据点了。
西镇暴动之后，当地组建了西镇游击队，三百多人。这是红三十三师后来骨干力量的来源。
1930年1月20日，六安、霍山两地的暴动武装在流波䃥合编。独山来的编为第一游击纵队，西镇来的编为第二游击纵队，加上六安六区的游击大队，合在一起，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师长徐百川，全师两百多人，长短枪一百四十多支。
成立大会那天，天冷，风大。徐百川站在祠堂门口的石阶上，看着底下那两百多个人。有的人穿着从家里带来的棉袄，有的人还穿着单衣。枪不够，有几十个人手里拿的还是大刀。
“从今天起，我们是红三十三师。”徐百川说。他个子不高，声音也不大，但底下的人都听见了。
“人不多。枪也不多。但皖西这块地方，从今天起，有我们自己的队伍了。”
散会之后，徐百川把周狷之叫过来。周狷之站在独山来的队伍里，胳膊上还缠着那条红布条。
“独山那边，还能不能再拉些人来？”徐百川问。
“能。”周狷之说，“但要枪。”
“枪没有。”徐百川说，“先拿刀。”
周狷之点了下头。
消息传到柴山保的时候，快过年了。戴克敏站在河滩上，看完了信。他把信折好，揣进口袋。
“三十三师。”他对王树声说。
“嗯。”
“三个师都齐了。三十一在柴山保，三十二在商南，三十三在皖西。”
王树声站在他旁边，看着河滩上练刺杀的战士。“下一步呢？”
戴克敏没有马上回答。他看了一会儿河滩，看了一会儿倒水河的水。风从河面上过来，带着冬天的凉意。
“下一步，等中央的指示。”他说，“三个师，不能各打各的。该合了。”
第十章：合编
1929年6月，上海，法租界。
一间弄堂房子的楼上，窗户关着，窗帘拉着。周恩来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张地图。他抬头看了一眼对面坐着的人。
徐向前坐在他对面。二十八岁，山西五台人，黄埔一期，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了上海。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一副圆框眼镜，像个教书先生。手指细长，搁在膝盖上，没动。
“鄂东北缺军事干部。”周恩来说，“你去。”
“那里现在什么情况？”
“黄麻起义之后，队伍拉起来了，但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都是农民自卫军，没受过正规训练。你去，把队伍带出来。”
徐向前看了一眼地图。上面标着几个点，黄安、麻城、七里坪。他不熟悉这些地名。
“多少人？”
“几百个。枪不多。”
“几百个。”徐向前重复了一遍。
“嫌少？”
“不少。”徐向前说，“从几百个开始，才能打出来。”
周恩来看了他一眼，没接话。把地图折起来，递过去。“路上小心。到了之后找当地党组织接头。接头暗号记清楚。”
“记清楚了。”
“什么时候能动身？”
“明天。”
周恩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徐向前面前。“路上用的。不多，省着花。”
徐向前把信封揣进怀里，站起来。走到门口，周恩来叫住了他。
“向前。”
他回过头。
“那里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去了之后，先看，别急着说话。他们信你，你才能带他们。”
徐向前点了下头，推门走了。
第二天上船。从上海到武汉，水路几天。他买了统舱的票，跟一群人挤在底舱里。有人打牌，有人睡觉，有人蹲在角落里啃干粮。他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来，把包袱搁在腿上，闭着眼。没睡着。
船到武汉，转火车到信阳。从信阳往东走，进了山。山路窄，两边是林子，越走越深。走到一个岔路口，他停下来。路边有一棵歪脖子树，树下坐着一个老汉，在编草鞋。
徐向前走过去：“老伯，到七里坪走哪条路？”
老汉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去七里坪干什么？”
“找亲戚。”
“什么亲戚？”
“姓郑的。教书的。”
老汉低下头，继续编草鞋。编了两下，说了一句：“往前走到头，左拐，翻一道梁。下去就是。”
徐向前说了声多谢，继续走。走了几步，老汉在后面喊了一声：“哎。”
他回过头。
“路上有人问，就说走亲戚的。别多说。”
徐向前点了下头。
翻过那道梁的时候，天快黑了。山梁上风大，吹得他长衫下摆直晃。他站在梁上往下看，下面是一道川，川里有田，有屋，有炊烟。炊烟细细的，从屋顶点起来，在暮色里散得很慢。
他顺着山路下去，走到村口。村口有个年轻人蹲在石头上，看见他过来，站起来。两个人对视了一下。
“找谁？”
“找姓郑的。教书的。”
年轻人看了他几秒钟。“跟我来。”
年轻人领着他穿过村子，走到一间院子门口。推门进去，院子里坐着几个人，在说话。看见他进来，都停了。年轻人说：“找郑先生的。”
一个人站起来。三十来岁，瘦，颧骨高。看了徐向前一眼：“你是？”
“从上海来的。”
那人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压低声音：“上海？”
“周恩来同志让我来的。找鄂东北特委。”
那人看了他几秒钟，伸出手：“我就是郑位三。”
徐向前握了手。郑位三把他让进屋里，关上门。屋里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暗。郑位三让他坐下，倒了一碗水，然后问：“路上还顺利？”
“顺利。”
“上海那边，有什么指示？”
“让我来带队伍。军事上的事，我负责。”
郑位三点了下头。他看了徐向前一眼：“我们这里，枪不多，人也不多。但都是真心干革命的。”
“我知道。”徐向前说，“先看看。”
“看什么？”
“看人。看枪。看地形。”
郑位三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明天我带你去看看。”
第二天，郑位三带着徐向前走了几个村子。村子不大，散在山沟里。每个村子里有几个年轻人，拿着枪，或者拿着大刀。郑位三给他们介绍：“这是上海来的徐同志，以后带你们打仗。”
年轻人看着徐向前，不说话。徐向前也不说话。他走到一个拿着枪的年轻人面前：“枪会用吗？”
“会。”
“拆开看看。”
年轻人愣了一下，把枪拆了。动作不算快，但拆得对。徐向前看着，没说话。等年轻人把枪装回去，他说了一句：“还行。但速度不够。练。”
年轻人点了下头。
走了几个村子，徐向前心里有了数。人不少，枪不够，训练几乎没有。这些人敢打，但不会打。得从头教。
晚上回到郑位三的院子，郑位三问他：“怎么样？”
“能打。”徐向前说，“但要练。”
“怎么练？”
“明天开始，练队列。练完了练射击，练完了练夜路。一个月之后，拉出去打一仗。”
郑位三看了他一眼。“一个月够不够？”
“不够也得够。”徐向前说，“敌人不会等我们练好了再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徐向前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河滩上看部队出操。队列走不齐，他站在旁边看，不说话，等走完了，把带队的叫过来：“再走一遍。”第二遍走完了，他说：“明天还这样，别吃饭。”
射击训练，子弹不够，每人每天三发。他让战士们趴在地上，瞄准，扣空枪，练瞄准练了半天，再发子弹打实弹。有人问：“为什么不直接打实弹？”他说：“三发子弹打准了，比三十发打不准强。”
夜路训练，他带着部队走山路，不许打火把，不许出声。走岔了路，他不骂，让队伍停下来，自己走到前面看地形，看完了回来说：“往左，翻那道梁。”走到半夜，有人掉队了，他让人回去找，找到了带回来，他问掉队的人：“哪里走丢的？”那人说了。他说：“明天你带路，走那段。”
一个月下来，部队变了样。队列能走齐了，枪打得准了，夜路走得不掉队了。郑位三看在眼里，有一天跟他说：“你这个人，带兵有一套。”
徐向前说：“不是我有套，是他们肯练。”
1930年3月，黄安箭厂河。
河滩上搭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木头架子，上面铺了几块木板，背后挂着一面红布。三支队伍列在河滩上，旗子打出来了。红三十一师在东边，红三十二师在西边，红三十三师在中间靠后的位置。人不多。三支队伍加起来两千出头，枪更少，有的人手里还攥着大刀。
许继慎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底下这些人。他三十岁，黄埔一期，北伐时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营长。个子高，肩宽，站得很直，脸上没什么表情。
“从今天起，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他的声音不小，河滩上的人都听见了，“我是军长。曹大骏是政委。徐向前是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
他停了一下，看着底下那些脸。“三个师，以前各打各的。从今天起，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中央给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守好这块地方。要打出去。”
底下没人说话。许继慎也没再多说。他从台上跳下来，走到队列前面，开始一个一个看。走到红一师的队列前时，停住了。一个瘦高个子站在队列前面，穿着灰军装，绑腿打得紧，腰里别着一支手枪。许继慎看了他一眼。
“徐向前？”
“是。”
“你的师，多少人？”
“八百多。”
“枪呢？”
“四百来支。其余的是大刀长矛。”
许继慎没接话。他看了一眼徐向前身后的队列，有一半的人手里拿的不是枪。他转过头，继续往前走。
徐向前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两个人刚才的对话不到五句，但徐向前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人不绕弯子，问什么就是什么，不寒暄，不客套。
合编大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散了之后，各师带回。徐向前走到红一师的队列前面，看着这八百多个人。大部分是从柴山保出来的，有王树声那个连，有从木兰山一路跟下来的老游击。也有刚从黄安、麻城那边补进来的新兵，脸上还带着孩子气。
“从今天起，我们是红一师。”徐向前说。他的声音不大，山西口音，字咬得清楚。“以前叫三十一师，现在叫一师。番号变了，人没变。该怎么打，还怎么打。”
他看了一眼王树声。王树声站在连长队列里，刀还插在腰里。
“明天开始，练。”徐向前说，“练枪。枪不够，轮着练。没枪的，练刀。练爬坡，练夜路。一个月之后，我要看你们能不能拉出去打一仗。”
底下有人笑了一声。徐向前没笑。他转过身，往师部方向走。
走到半路，戴克敏追上来。
“徐师长。”
徐向前停下来。
“吴光浩的事，你知道了吧？”
徐向前点了下头。他听说了。那个带着七十二个人上木兰山、在柴山保打出红三十一师的人，没能看到三个师合编的这一天。
“戴克敏。”徐向前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在。”
“你是红一师政委。吴光浩没做完的事，我们接着做。”
戴克敏点了下头。没有再多说。
当天晚上，徐向前在师部看地图。红一军三个师的位置标在上面：红一师在黄安、麻城一带，红二师在商南，红三师在皖西。中间隔着敌人的据点，也隔着几百里山路。名义上合编了，实际上还是三块。
许继慎推门进来。他手里也拿着一份地图，摊在桌上。
“你看。”许继慎用手指着地图，“三个师，三块地方。敌人要是集中兵力打其中一块，另外两块来不及支援。”
徐向前看了一会儿。“得往中间靠。”
“对。”许继慎说，“往中间靠，把三块连成一片。先打哪里，你有想法没有？”
徐向前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了一下，停在一个位置。“这里。”
许继慎看了一眼。“为什么？”
“敌人在这里的兵力少，工事也不强。打下来，红一师和红二师就通了。”
许继慎看了一会儿地图，点了下头。“行。就按你说的办。一个月之后，动。”
他把地图卷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徐向前，你那八百个人，一个月够不够？”
“够。”
“好。”许继慎推门走了。
徐向前坐在桌边，看着地图上那个被他点过的地方。油灯的光照在上面，地名不太清楚。他想起吴光浩，想起柴山保那个河滩，想起七十多个人站在破庙前面的样子。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的夜色很重，河滩方向传来哨兵换岗的声音。
一个月。
徐向前站在箭厂河的河滩上，看着红一师的队列走远。八百多个人，四百多条枪。从黄麻起义算起，三年多了。从木兰山七十二个人算起，两年多了。人换了一茬，枪换了一批，但这支队伍还在。
他转过身，往师部走。明天开始，练。
（卷一·完）
卷二：鄂豫皖鼎盛与西征
第一章：同船
1931年4月，上海，十六铺码头。
天还没亮，码头上已经有人在走动了。扛包的、拉车的、卖早点的，各忙各的。一艘客轮靠在岸边，烟囱冒着黑烟，等着上客。
陈昌浩站在码头上，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他二十四岁，瘦，脸白，穿着一件半新的灰布长衫，头发梳得整齐。在莫斯科待了三年多，回来之后还是这副学生模样。
顾顺章走过来，站在他旁边，压低声音：“船票。武汉的。到了之后有人接，暗号记住了？”
“记住了。”
“还有一个人跟你一起走。”顾顺章朝码头上看了一眼，“张国焘。中央代表，去鄂豫皖的。”
陈昌浩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正从黄包车上下来，穿灰布长衫，戴眼镜，脸圆，走路不快，手里也提着一只箱子。这个人从中央来，一大代表，政治局常委，在党内说话有分量。陈昌浩在莫斯科就听说过他的名字。
张国焘走过来，看了陈昌浩一眼，点了下头，没说话。
顾顺章说：“你们俩一起走。路上不要多说话。到了武汉，会有人来接。”他顿了一下，看了一眼陈昌浩，“你是去搞团的工作。他是去负责分局。到了那边，听安排。”
陈昌浩点了下头。顾顺章转身走了，消失在码头上的人群里。
两个人上了船。统舱的票，在底舱。铺位挨着，上下两层。张国焘把箱子放在下铺，坐下来，脱了鞋，靠在铺上。陈昌浩把箱子放在上铺，也坐下来。
船开了。汽笛响了一声，码头往后退。
底舱里人多，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做买卖的，有探亲的，有扛着铺盖卷找活路的。有人在打牌，有人在睡觉，有人蹲在角落里啃干粮。空气里混着汗味、烟味、咸菜味。
张国焘靠了一会儿，坐起来，问陈昌浩：“你在莫斯科待了几年？”
“三年多。”
“中山大学？”
“是。”
“学什么？”
“政治经济学。还有军事。”
张国焘点了下头，没再问。他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书，翻开看。陈昌浩看了一眼书皮，是一本俄文书。他念出了书名，声音不大，但张国焘听见了。张国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你俄语不错。”张国焘说。
“在莫斯科待了三年多。”陈昌浩说，“不学俄语没法上课。”
张国焘没再说什么，把书翻到夹着纸条的那一页，继续看。
船走了大半天。中间停了一个码头，上来一群人，底舱里更挤了。陈昌浩睡不着，靠在铺上，看着舱顶。上面是铁皮，被太阳晒得发烫，舱里闷得很。
到了下午，底舱里闷得待不住了，陈昌浩上了甲板。甲板上风大，吹得人站不稳。他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看着江面。江水浑黄，船头切开水面，浪花往两边翻。
张国焘也上来了。他走到陈昌浩旁边，扶着栏杆，看了一会儿江面。
“你是湖北人？”张国焘问。
“武汉蔡甸的。”
“家里还有人？”
“有。好几年没联系了。”
张国焘点了下头。“这次回去，也见不着？”
“见不着。”陈昌浩说，“回去是干事的，不是探亲的。”
张国焘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他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又说：“鄂豫皖那边，你去过没有？”
“没有。”
“我也没有。”张国焘说，“中央派我们去，是去改造的。那里的队伍是农民拉起来的，有游击习气。要改造。”
陈昌浩看着江面。“改造什么？”
“改造思想。改造组织。四中全会的路线要贯彻下去。”
陈昌浩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在莫斯科学的是理论。打游击的事，不懂。”
“不懂就学。”张国焘说，“到了那边，多看，少说。”
“你也是？”
张国焘看了他一眼，没回答。他把烟掐了，扔进江里。
船到武汉是第三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靠的岸。码头上人不少，有接人的，有拉客的，有站在出口处东张西望的。陈昌浩提着箱子下了船，跟在张国焘后面。张国焘走得慢，一边走一边看两边。
出口处有一个人，穿短褂，戴草帽，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看见他们出来，迎上来，问了一句：“两位先生，要住店吗？我这有干净的。”
张国焘看了他一眼。“什么店？”
“兴隆客栈。就在前面不远。”
“有单间吗？”
“有。干净得很。”
张国焘点了下头。那人领着他们出了码头，穿过几条街，拐进一条巷子。巷子不宽，两边是旧房子。走到一家门口，那人推门进去，回身把门关上。
屋里站着一个人。三十来岁，瘦，颧骨高。
“张同志？”
张国焘点了下头。
“我是鄂豫皖那边派来接你们的。路上辛苦了。”
“还好。”张国焘说。
接的人看了陈昌浩一眼。“这位是？”
“陈昌浩。少共中央分局的。”
接的人点了下头，没多问。他让他们坐下，倒了两碗水，然后说：“从武汉到那边，还有几天路。明天一早动身。走山路，你们把能不带的东西都放下。”
陈昌浩看了一眼自己的皮箱。“这个能带吗？”
“能。但路上别拿出来。到了那边再说。”
第二天一早，他们动身。接的人在前面走，张国焘和陈昌浩跟在后面，隔了十几步。出了武汉，往东走，上了山路。路窄，两边是林子，走了半天，看不见一个人。
走到中午，接的人停下来，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从怀里掏出几个饼，分给他们。张国焘接过来，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停住了。
“这是什么做的？”
“杂面。豆子磨的。”
张国焘看了手里的饼一眼，又咬了一口。陈昌浩没问，一口一口吃完了。
走了三天。第四天，到了一个村子。村口有人等着。接的人走过去说了几句话，回来对他们说：“到了。进去吧。”
村子不大，散在山沟里。他们被领进一间院子。院子里站着几个人，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张国焘走进去，那几个人迎上来。有人喊了一声“张同志”，有人喊了一声“中央代表”。张国焘一一握手，说了几句客气话。
陈昌浩站在旁边，没人特别注意他。他年轻，脸生，穿着一身从上海带来的长衫，跟这个村子、这些人不搭。有人看了他一眼，以为他是张国焘的随员。
那天晚上，张国焘跟当地的负责人开会，开到了深夜。陈昌浩没参加。他坐在隔壁的屋子里，把带回来的文件从箱子里拿出来，一份一份看。油灯的光不大，照在纸上。他看了一会儿，把文件收起来，走到门口。外面的夜色很重，远处有狗叫。他站在门口，没出去。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早。院子里有人在扫地，他走过去，问了一句：“我能帮你做什么？”
扫地的人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扫帚递给他。他接过来，扫了半个院子。扫完了，把扫帚还回去。
扫地的人说：“你是从莫斯科回来的？”
“是。”
“那边什么样？”
陈昌浩想了想。“冷。比这里冷得多。”
扫地的人点了下头，没再问。
几天之后，陈昌浩开始下乡。去的是黄安、麻城一带。走到村里，老百姓看他像个学生，围过来看。他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当地人有的听不太懂。他尽量说慢一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有一次，一个老汉问他：“你是从哪来的？”
“莫斯科。”
“莫斯科？”老汉想了想，“没听过。多远？”
陈昌浩愣了一下。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他说：“很远。走了好几个月。”
老汉点了下头，没再问。
第二章：红四军
1931年1月中旬，河南商城长竹园。
红一军和红十五军会合了。两支队伍站在一起，人不多，枪也不齐。红一军从黄麻起义、木兰山、柴山保一路打过来，红十五军从蕲黄广转战而来，两拨人互相打量着。穿的差不多，都是灰军装，洗得发白。枪也差不多，杂得很。汉阳造、老套筒、川造，还有几支缴来的德国造。
旷继勋站在河滩上，看着这两支队伍。他三十出头，个子中等，脸宽，说话带着川北口音。中央的指示是合编，合编之后叫红四军。军长是他，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
“一万二千人。”旷继勋说，“枪不够，一半的人拿的是大刀。”
“够了。”徐向前说，“能打的兵，一把刀也能打。”
旷继勋看了他一眼。“你在鄂东北练了快两年，练出来多少能打的？”
“八百多。”
“八百多。”旷继勋重复了一遍，“红一师。”
“嗯。”
“好。”旷继勋说，“这八百多人，当骨干用。新编进来的，让老带新。”
合编之后，部队整编为红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外加一个独立团。第十师师长蔡申熙，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副师长周维炯。整编完了，部队往西开。往西是孝感、黄陂一带，敌人兵力薄弱。旷继勋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决定打双桥镇。
双桥镇在孝感以北，驻的是国民党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老行伍，参加过北伐，在国民党军里算能打的。1931年3月初，他带着部队从孝感出发，往北推，想找红军主力决战。
他推进得太快了。快，是因为他看不起红军。他觉得红军就是游击队，不是正规军。他追着红军打，追到双桥镇以北的时候，跟其他几路拉开了距离。
徐向前在等他。
3月8日夜，红四军五个团向双桥镇急进。走的是山路，天黑，没有火把。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半夜。
许继慎走在第十一师的队伍里。他黄埔一期，北伐时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营长，打仗有经验。他一边走一边跟旁边的团长说：“天亮之前必须到位。到位之后不要急着打，等命令。”
“师长，”团长问，“敌人有多少？”
“一个师。可能还多。”
“我们呢？”
“五个团。”
团长没再问。五个团打一个师，不是不能打，但要打得巧。
天快亮的时候，部队到了位置。徐向前的部署：三十团、三十一团从北面和东面正面突击，二十九团往西迂回包围，二十八团、三十三团当预备队。
3月9日拂晓，攻击开始。
三十团和三十一团先动了手，从西北和东北突破外围阵地。镇里的敌人慌了，飞机来了，炮也响了，拼命反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中了一枪，没下火线，继续指挥。他的胳膊用绑腿布缠着，血渗出来，把布染黑了。他在阵地上来回走，喊着，骂着，声音哑了。
“师长，你下去吧。”旁边的参谋说。
“下去？”蔡申熙看了他一眼，“打完再说。”
二十九团绕到西南的时候，镇里的敌人还在死守。徐向前把预备队投进去了。二十八团和三十三团从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突进去，直插指挥中心。
许继慎带着十一师从东面压进去。他走在队伍前面，驳壳枪提在手里，不说话。走到街口的时候，前面有人喊：“师长，敌人跑了！”
“追。”许继慎说。
十一师往镇里冲。街上到处是溃兵，有的往南跑，有的蹲在墙角等死。许继慎没管那些蹲着的，带着人往南追。追到澴水西岸，追上了。
岳维峻骑着马，马被打死了，他摔在地上，被几个战士按住了。他挣扎着抬起头，看了一眼按住他的人，问了一句：“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红军。”战士说。
岳维峻愣了一下，然后不说话了。
前后七个小时。三十四师没了。俘敌师长以下五千余人，毙敌一千余人，缴了两千多支枪，十门迫击炮，四门山炮。
双桥镇这一仗打完，旷继勋调走了。调走的原因，后来有人说是因为他跟张国焘意见不合。这时候张国焘还没到。但红四军的领导在几个月里变动了几次：先是旷继勋任军长、曾中生任政委，徐向前任十三师师长；到了7月，领导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委。徐向前接手部队的时候，站在河滩上，看着那些刚缴来的枪，跟许继慎说了一句话：“枪有了，人还得练。”
许继慎点了下头。“练什么？”
“练怎么用这些枪。”徐向前说，“缴来的枪，比我们自己的好。好枪得用好。”
许继慎看了他一眼。“你这个人，打了胜仗也不笑。”
“笑了。”徐向前说，“在心里。”
许继慎咧了一下嘴，走了。
第三章：白雀园
1931年9月，河南光山，白雀园。
红四军从洗马畈撤下来，撤到麻埠，又从麻埠撤到白雀园。命令是张国焘下的，措辞很硬：部队撤到白雀园整顿，不许耽搁。
徐向前骑着马走在队伍旁边。部队刚打完仗，伤员还没安置完，撤得急。他问传令兵：“整顿什么？”
传令兵说：“不知道。分局的命令。”
徐向前没再问。他看了一眼走在旁边的陈昌浩。陈昌浩是刚接的政委。就在这个月，张国焘派陈昌浩赶到红四军中，宣布撤销曾中生的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然后开始抓人。陈昌浩脸上没什么表情，走得很快，像是急着去办什么事。
到了白雀园，部队驻下来。张国焘也到了。他从新集赶来，带着政治保卫局的人。到了之后，没有开会，没有讲话，直接开始抓人。
第一个被带走的，是许继慎。
来的人进了许继慎住的院子，说了他的名字。许继慎正坐在桌边看地图。他抬起头，看了来人一眼，然后站起来，把手伸出来。来的人愣了一下，许继慎说：“捆吧。”
他被捆着押出门的时候，院子里站着几个人，有他的警卫员，有隔壁屋的参谋。没人说话。许继慎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看的是什么，没人知道。也许看了一眼桌上那张没看完的地图，也许看了一眼站在远处的徐向前。徐向前站在自己屋门口，手垂在身侧，没有动。
他动不了。
接着是周维炯。周维炯那时候是红四军十一师的一个团长，也是立夏节起义的领头人。抓他的人到的时候，他正在跟几个连长交代事情。来的人说了名字，周维炯看了他一眼，又看了那几个连长一眼，说：“你们先回去。”连长们站着没动。周维炯说：“回去。”他们走了。周维炯把手伸出来，让人捆了。
他被押过院子的时候，一个连长还没走远，回过头看了一眼。周维炯没看他。
戴克敏被抓的时候，已经在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当政委了。抓他的人是从军部来的，带着张国焘的手令。戴克敏看了手令一眼，问了一句：“什么罪名？”
来的人说：“改组派。”
戴克敏没再问。他转过身，把桌上的文件收好，摞整齐，然后跟着走了。
曹学楷也是。他从黄麻起义就在，文昌宫开会的时候他说“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说这话的人，被说成是“改组派”。
白雀园里关满了人。政治保卫局的人一个一个审。许继慎的口供，后来传出来一句话：“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周维炯的口供，传出来的是：“我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
徐向前去找过张国焘。他进了张国焘住的屋子，张国焘坐在桌边，面前摊着文件。徐向前说：“许继慎不能杀。他能打仗，队伍里服他。”
张国焘看了他一眼。“你替他说话？”
“我说的是打仗的事。”
“打仗的事你管。”张国焘说，“肃反的事，分局管。”
徐向前站了一会儿。他看了一眼张国焘桌上的文件，最上面那张写着几个名字。他转过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张国焘在后面说了一句：“向前同志，你的态度要注意。”
徐向前没有回头。
那几天，徐向前在前线和白雀园之间来回跑。前线在洗马畈方向，敌人还在动，部队要有人指挥。他白天在前线，晚上回白雀园。回来的时候，院子里的人看见他，有的点头，有的低着头走过去。
程训宣被抓的消息，是警卫员带回来的。那天徐向前刚从前面回来，警卫员迎上来，脸色不对。
“军长，嫂子被抓了。”
徐向前站住了。“什么时候？”
“前天。保卫局来的人，说是……说是要审查。”
“审查什么？”
警卫员说不清楚。徐向前没再问。他走进屋子，坐下来，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去找保卫局的人。保卫局的人说，程训宣是“改组派嫌疑”，正在审查，不能见。
徐向前说：“她是我妻子。”
保卫局的人说：“我们知道。但审查期间，谁都不能见。”
徐向前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回到自己的屋子，关上门。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了前线。
他不知道的是，抓程训宣的人要的，不是她本人的“罪”。他们要的是她嘴里的东西——关于徐向前的材料。程训宣被关在白雀园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审了几天。保卫局对她严刑拷打，逼她承认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但她什么都没给。没有口供，没有揭发，没有签字。
张国焘知道程训宣是谁。程训宣是徐向前的妻子，这件事在鄂豫皖不是什么秘密。保卫局抓人之前，不可能不报告。张国焘批了。他知道抓她会伤到徐向前，但他不在乎。程训宣嘴里掏不出东西，那就处理掉。一个女同志，二十一岁，死了就死了。
程训宣被处决的那天，徐向前在前线。他什么都不知道。仗打完了，他回到白雀园，有人告诉他，程训宣“处理了”。他问了一句：“什么罪？”没人回答他。他又问了一遍。有人说：“改组派。”徐向前没有再问。他走进自己的屋子，关上门。那天晚上他没有出来。
几年之后，到了延安，他找到当时负责鄂豫皖保卫局的周纯全，问了一句：“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说：“没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徐向前没有再说话。
白雀园肃反杀了多少人，数字一直对不上。张国焘自己在回忆录里说，被捕约六百人，判死刑的约三十人。但其他的记录说，远远不止。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河滩上成立。三万人列队。徐向前和陈昌浩骑马检阅。经过红四军队列的时候，徐向前看了一眼那些站在前排的团长营长。有几个位置是空的。新提上来的人站在那些位置上，年轻，脸上带着紧张。徐向前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往前看。
但许继慎没有出现在这片河滩上。没过几天，他和周维炯、曹学楷、戴克敏等人，被一批一批地秘密处决了。徐向前话更少了。陈昌浩说话还是快，但有时候说着说着会停一下。
第四章：列宁号
飞机是1930年春天来的。
那天中午，一架国民党空军的“柯塞”式飞机飞到了大悟宣化店上空。机身一阵摇晃，越飞越低，最后落在陈家河附近的河滩上。当地赤卫队围上去，扣了飞行员。飞行员叫龙文光，四川人，黄埔三期，在广州航空学校学过，还去苏联学过飞行。他执行通信任务，从武汉飞开封，返航时遇大雾，迷了航，油也烧完了，只能迫降。
龙文光被带到红一军军部。徐向前见了他，跟他说了几句话，鼓励他参加红军，为人民做事。龙文光表示愿意留下。他后来改了个名字，叫龙赤光。
飞机被拆了，机翼卸下来，机身用绳子捆着，上百个群众和红军战士连推带抬，走了半个月，运到了新集。到了之后重新组装，涂上灰漆，机翼两端各画了一颗红星。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给这架飞机起了个名字：“列宁号”。航空局也成立了，龙文光当局长，钱钧当政委。新集修了一个机场，黄安、麻城交界处修了一个，皖西金家寨也修了一个。
汽油是个麻烦。苏区被封锁，哪里去找汽油？凑巧的是，岳维峻被俘之后关在苏区，他的女婿经常来看他。红四军通过这个人，从汉口运来了两百多听汽油。
列宁号飞过几次。龙文光开着它到豫南固始、潢川一带侦察，还飞到汉口上空撒过传单。国民党方面很不安。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第十天，部队南下包围了黄安城。城里是赵冠英的六十九师，一万多人。围了一个多月，没攻进去。城墙高，工事硬，红军缺重武器。攻了几次，没攻动。
徐向前在指挥部里看地图。他看了很久，把地图折起来，对陈昌浩说：“硬攻不行。得想别的办法。”
陈昌浩站在他旁边，也看地图。他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话：“列宁号。”
徐向前看着他。
“能飞。”陈昌浩说，“让龙文光飞。我跟着上去。”
“你上去？”
“我上去盯着他。他要不老实，我一枪毙了他。”
徐向前看了他一会儿。“你懂飞机？”
“不懂。”陈昌浩说，“但坐上去不用懂。”
徐向前没笑。他想了一会儿。“炸弹呢？”
“没有炸弹。迫击炮弹。绑起来，挂上挂弹架。我从天上往下扔。”
“扔得准？”
“不准。但扔下去就比不扔强。城里的人不知道我们扔的是什么，看见飞机就慌。慌了就乱，乱了就好打。”
徐向前点了下头。“去吧。”
12月22日上午十点，黄安城上空响了飞机的声音。城墙上的人抬头看，一架涂着红星的飞机，飞得很低。国民党兵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来空投物资，纷纷从工事里跑出来，忙着铺白单、在地上摆标志，等着抢东西。飞机翅膀一侧，落下来两排迫击炮弹，炸了。紧接着又飞回来一趟，扔了炸弹，还撒了传单。
城里乱了。赵冠英在指挥部里听到飞机的声音，问了一句：“哪来的飞机？”没人答得上来。他走到院子里抬头看，飞机又过来了，飞得更低，炸弹落在离他几十步远的地方。他缩回屋里，脸色变了。
当天夜里，他带着人突围。突围的方向是南门。南门外是红军的阵地。赵冠英选南门，是想打红军一个措手不及。但他不知道，徐向前在南门外放了一个团，专门等他的。
赵冠英带着人冲出南门的时候，那个团动了手。机枪从两边扫过来，手榴弹往人群里扔。突围的人挤在城门口，前头出不去，后头往回挤。赵冠英混在溃兵里，把军装脱了，换了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想混出去。他走到城门口的时候，被一个战士拦住了。
“站住。干什么的？”
“老百姓。跑反的。”
战士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的手。赵冠英的手白，不像庄稼人。战士说：“把手伸出来。”
赵冠英伸出手。战士看了一眼，说：“当兵的。带走。”
赵冠英被带到了指挥部。徐向前看了他一眼，问了一句：“赵师长？”
赵冠英没说话。
“你那个师，没了。”徐向前说。
赵冠英看了他一眼。“你是徐向前？”
“是。”
赵冠英没有再问。他低下头，不说话了。
黄安战役历时43天，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活捉师长赵冠英。黄安城拿下来了。陈昌浩从机场回来，脸还是白的，风吹的。他走进指挥部，倒了一碗水，喝完了，把碗往桌上一搁。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下次别自己上。”
“下次再说。”陈昌浩说。
“飞机还能飞？”
“能。但没零件了。飞一次少一次。”
徐向前没再问。他走到门口，看了一眼外面的街道。街上有人在跑，有人在喊，红旗在城头上飘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
“把赵冠英送到后方去。”他对参谋说，“别让人打他。”
参谋点了下头，走了。
当天晚上，徐向前在指挥部里坐着。陈昌浩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中央来的。”他说，“问黄安打下来没有。”
“回电。说打下来了。歼敌一万五。”
陈昌浩把电报收起来，没有走。他站在桌边，看了徐向前一会儿。
“向前。”他叫了一声。
徐向前抬起头。
“白雀园的事……”
徐向前看着他，没有接话。
“我签了字。”陈昌浩说。
徐向前看了他几秒钟。“我知道。”
“你恨我？”
徐向前把目光收回去，看着桌上的地图。“恨你，仗还得打。”
陈昌浩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推门走了。
第五章：商潢
黄安战役打完，部队休整了不到一个月，又动了。
1932年1月，红四方面军北上，往商城、潢川方向开。商城驻的是国民党五十八师，潢川驻的是十二师，两城之间隔着一条商潢公路，公路沿线摆着第二师和独立旅。敌人的算盘很清楚：用这条公路把鄂豫皖根据地切成东西两半。
徐向前看地图的时候，手指点在商城和潢川之间。“打商城。”他说。
陈昌浩看了他一眼。“商城工事硬，不好打。”
“不打商城。”徐向前说，“围它。围住了，潢川的敌人就得来救。来救的路上打。”
“围城打援。”陈昌浩说。
“对。”徐向前的手指沿着商潢公路划了一下，“把主力藏在公路两边，等他们出来。”
1月19日，部队从黄安出发北上。红十师、十一师、十二师走一路，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往西靠，两路在商潢公路附近会合。天冷，北风刮得脸疼，战士们把枪裹在怀里，怕冻住了拉不开栓。
商城被围住了。围城的部队大造声势，挖战壕，架梯子，摆出一副要强攻的样子。城里的五十八师慌了，电报一封接一封往潢川发。潢川的敌人坐不住了。
围城部队在战壕里等着。战壕挖得深，人蹲在里面，风从上面刮过去，吹不着。但冷。有人从怀里掏出干粮，咬一口，硬得咬不动，放在嘴里含着，含软了再嚼。有人把枪栓卸下来，用布擦，擦完了再装上，怕冻住了拉不开。
王树声到战壕里看了一趟。他走到一个年轻战士面前，蹲下来，问：“冷吗？”
“冷。”
“冷就多动动。别坐着不动。”
“动了，还是冷。”
王树声没再说什么。他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递给那个战士。战士愣了一下，没接。
“拿着。”王树声说。
战士接过来，戴上了。
2月7日，正月初二。潢川的援兵出来了，三个师另一个旅，十九个团，分左右两路往商城方向压。天上飘着雪，路滑，队伍走得慢。红军在杜甫店等着。那地方路窄，两边是丘陵，南边一片树林，北边一道高岗，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红十二师在杜甫店正面抢修阵地。战士们趴在冻土上挖工事，手指头冻裂了，血渗出来，没人吭声。徐向前到阵地上看了一圈，走到十二师师长面前，说了一句：“正面顶住。顶不住，全盘都输。”
“顶得住。”师长说。
“顶多久？”
“顶到你们从两边合上。”
2月8日，援兵进了口袋。红十二师正面开火，红十师、十一师、七十三师从两翼包抄。雪还在下，枪声在雪地里闷闷地响。敌人的队形乱了，前面的往后退，后面的往前挤，挤在公路上动弹不得。红军从两边压下来，把一个团围住吃了，又扑向指挥部。传流店渡口被抢占了，右路敌人的后路断了，掉头就跑。左路看见右路跑了，也跟着跑。几万人往北溃，公路上丢满了枪和辎重。
王树声带着三十师追。追到潢川近郊才停。他站在路边，看着溃兵跑远了，回头对参谋长说：“商城那边，应该也快了。”
商城守军听说援兵垮了，当天夜里弃城跑了。红军没费一枪一弹进了商城。
这一仗歼敌一个团，击溃十九个团，俘敌两千多。数字不算吓人，但商潢公路被打通了。鄂豫边和皖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战后总结会上，徐向前说了几句话，很短。“这一仗，赢在等。等敌人从工事里出来。出来了，就好打了。”他看了陈昌浩一眼，“下次打苏家埠，还这么打。”
陈昌浩点了下头。
第六章：苏家埠
1932年3月，皖西。
国民党在淠河东岸摆了一条防线，从六安到霍山，以苏家埠为中心，十二个团，守着河岸，准备往根据地里面推。徐向前带着红十师、十一师从豫东南赶过来，跟皖西的红七十三师会合。
指挥部里，徐向前把地图摊开，手指点在苏家埠。“围住它。”
“又围？”陈昌浩问。
“围。围久一点。”徐向前说，“围到他们受不了，围到合肥的援兵出来。出来了，在路上打。”
3月22日拂晓，红军渡过淠河。红七十三师包围了青山店，红十师、十一师往北压，把苏家埠围了，韩摆渡也围了。围城的部队不急着攻，挖壕沟，修工事，把据点箍得紧紧的。里面的敌人往外冲了几次，冲不出来。
围了几天，六安的援兵出来了，两个团，往苏家埠方向靠。走到韩摆渡附近，被红十师、十一师夹住打了一顿，缩回去了。又过了几天，六安和霍山同时出援，六安出了四个团，飞机在天上转，往红军阵地上扫。红十一师顶在前面，预备队二十九团投进去，把敌人的一个团吃了，剩下的退了。
围了一个月，苏家埠里面的粮食吃完了。先是吃马，马吃完了，吃树皮，吃皮带。有人半夜爬出来投降，饿得走不动路，爬几步就趴在地上喘。红军战士走过去，把他扶起来，架到后面的收容站。收容站里有一锅稀饭，他看见锅，扑过去，被人按住了。
“慢点吃。吃快了会死。”
他不管，挣扎着往锅边凑。战士舀了一碗，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烫得直咧嘴，还是喝。
陈昌浩到前沿去看了一趟，回来跟徐向前说：“里面快撑不住了。”
“撑不住也得撑。”徐向前说，“合肥的援兵还没来。”
“万一不来呢？”
“会来。”徐向前说，“苏家埠丢了，合肥就悬了。他们不会不救。”
4月底，合肥的援兵来了。厉式鼎，皖西“剿共”总指挥，四个师十五个团，两万多人，从合肥往西推。张国焘在后方听到消息，给徐向前发了电报，说敌人太多，是不是把围撤了。
徐向前看完电报，放在桌上。“撤？”他说，“围了四十多天，撤了，前面的仗白打了。”
陈昌浩拿过电报看了一眼。“张主席的意思是稳一点。”
“稳一点就是放敌人进来。”徐向前说，“敌人远道而来，我们以逸待劳。工事是现成的，士气在我们这边。打。”
陈昌浩看了他一会儿。“那就打。”
5月2日，援兵进了预定的口袋。红军从两边山上压下来，打了两天，援兵垮了。厉式鼎被活捉。苏家埠里面的守军看见援兵没了，挂出白旗，投降了。
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歼敌3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及旅团长18人。这是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仗，也是代价最小、缴获最多的一仗。
战后，徐向前在指挥部门口站了一会儿。陈昌浩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打完了。”陈昌浩说。
“嗯。”
“张国焘那边……”
“报捷。”徐向前说，“仗打胜了，怎么报都行。”
陈昌浩没再问。两个人站在门口，看着部队押着俘虏往后方走。俘虏的队伍很长，一眼望不到头。
第七章：最好的时候
苏家埠战役打完，部队撤下来休整。徐向前在指挥部里睡了一天一夜，中间没醒。警卫员进去看了两次，见他睡得沉，没敢叫。
第二天下午他醒了，洗了把脸，走出屋子。外面的太阳很好，照在院子里，暖烘烘的。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往村口走。
村口的路边，几个战士蹲在地上，围着一个俘虏兵。俘虏兵在哭，肩膀一抽一抽的。一个战士递过去一块饼，俘虏兵接过来，咬了一口，哭得更厉害了。徐向前站住了，看了一会儿。
“怎么回事？”他问旁边的连长。
“饿的。从苏家埠里面出来的，三天没吃东西了。”
“给他碗水。”
连长递了碗水过去。俘虏兵接过来，灌了几口，呛着了，咳嗽起来。递饼的战士拍了拍他的背，他慢慢缓过来，抬头看了战士一眼，又低下去。
徐向前没再说什么，继续往前走。
走到村后的河滩上，王树声正在看新兵训练。新兵不多，一百来个，都是从附近村子里刚来的。有的穿着军装，有的还穿着自己的衣服。王树声站在队列前面，喊了一声：“向右看齐！”新兵们歪歪扭扭地转头。他又喊了一声：“向前看！”有人转错了方向，旁边的人笑，王树声没笑，走过去，把那个人转了个方向。
“再来一遍。”王树声说。
徐向前在河滩边上站了一会儿，看完了，没说话，转身走了。
他走到村子另一头的时候，碰见陈昌浩从一间屋子里出来。陈昌浩手里拿着一摞文件，脸上有汗。他看见徐向前，站住了。
“醒了？”陈昌浩问。
“醒了。”
“张主席那边来了几份东西，要你看。”陈昌浩把文件递过来。
徐向前接过去，翻了一下。是后方送来的报告，粮食、弹药、俘虏处置。他一边看一边走，陈昌浩跟在旁边。
“苏家埠的俘虏，怎么处理？”陈昌浩问。
“愿意留的留。不愿意的，发路费回家。”
“路费从哪出？”
“从缴获里出。”徐向前把文件折起来，揣进口袋，“俘虏也是穷人。给几块钱，让他回去种地，比放回去当兵强。”
陈昌浩点了下头，没再问。
两个人走到村子中间的一间院子门口。院子里有人在杀猪，猪叫声很响。几个战士按着猪，一个老汉在磨刀。陈昌浩看了一眼，说：“今天有肉吃。”
“哪来的猪？”徐向前问。
“缴的。苏家埠那边送来的。”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缴的东西要登记。猪也算。”
“登记了。”陈昌浩说，“政治部的人记了。”
徐向前没再问。他走进院子，在石桌边坐下来。陈昌浩也坐下来，把文件摊在桌上，继续看。
过了一会儿，炊事员端了两碗肉过来，放在桌上。肉炖得烂，汤上面浮着一层油。陈昌浩拿起筷子，吃了一口，停了一下。
“怎么了？”徐向前问。
“没盐。”陈昌浩说。
“苏区缺盐。你不知道？”
“知道。”陈昌浩又吃了一口，“但吃起来还是不对。”
徐向前没接话。他低头吃肉，吃完了，把碗推到一边。
“你那个列宁号，”陈昌浩说，“还能飞几次？”
“零件不够了。飞一次少一次。”
“那以后呢？”
“以后再说。”徐向前站起来，“仗打完了，飞机的事不急。”
他走到院子门口，站了一会儿。外面的路上有人在走，背着粮食的，扛着枪的，牵着牛的。一个老汉赶着一头猪从门口过，猪走得不快，老汉在后面用棍子赶。猪叫了两声，继续走。
徐向前看着那头猪走远了，转过身，对陈昌浩说了一句话。
“这地方，比柴山保大多了。”
陈昌浩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那天晚上，徐向前坐在院子里看地图。地图上标着鄂豫皖根据地的边界，东起淠河，西到平汉路，北边到潢川、固始，南边到黄梅、广济。他看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几个位置做了标记。做完标记，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陈昌浩推门进来，手里又拿着一份文件。“张主席问下一步打哪里。”
“不打。”徐向前说。
“不打？”
“休整。让部队歇一歇。从黄安到现在，打了半年了。”
陈昌浩看了他一眼。“张主席可能不同意。”
“他不同意是他的事。”徐向前说，“兵是我的。打不打我说了算。”
陈昌浩没再问。他把文件收起来，转身要走。
“昌浩。”徐向前叫了一声。
陈昌浩回过头。
“坐下。”徐向前说。
陈昌浩愣了一下，坐下了。
“你从莫斯科回来，后悔过没有？”
陈昌浩看了他一会儿。“没有。”
“为什么？”
“因为回来了才能打仗。”陈昌浩说，“在莫斯科，学的是书本上的仗。回来打的，是真的仗。”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夜色。
“明天开始，休整半个月。”他说，“让战士们洗洗衣服，理理发。有的头发太长了。”
陈昌浩笑了一声。徐向前没笑，但也没有像平时那样板着脸。
休整的半个月里，苏区做了不少事。粮食委员会在各地设了粮站，红军公田的收成统一调配，部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列宁小学的门口又坐满了孩子，老师是从部队里抽出来的识字战士，课本是政治部编的，字大，句子短，孩子们念得响。兵工厂的炉子没熄过，铁匠们在打枪修炮，叮叮当当的声音从早响到晚。医院里伤员在院子里晒太阳，看护们端着药碗走来走去。
半个月之后，部队重新集合。徐向前站在河滩上，看着队列从面前走过去。人比苏家埠之前多了，枪也多了。有几个新兵走错了步子，旁边的人拽了一把，拉回来了。
王树声走过来，站在徐向前旁边。
“徐总，”王树声说，“休整完了，打哪？”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不急。”
“怎么不急？刘湘那边……”
“刘湘是后来的事。”徐向前说，“现在要做的，是把队伍练好。人多了，枪多了，会不会用，是另一回事。”
王树声点了下头。
徐向前看着河滩上的队列走远了。风从河面上过来，带着水汽。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师部走。
走了几步，他停住了，回头看了一眼河滩。河滩上的人还在走，口令声一声接一声。他看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继续走。
第八章：枣阳
1932年7月，蒋介石调了三十万兵力，第四次“围剿”。
张国焘的判断是错的。他不承认“围剿”来了，命令红军“不停顿的进攻”，围攻麻城。部队在麻城底下耗了几天，敌人已经从四面合拢了。等张国焘发现情况不对，已经来不及了。几仗打下来，红军损失很大，根据地越缩越小。
10月，主力撤离鄂豫皖。四个师，两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往西走。
走的时候是秋天。路边的稻子刚割过，田里剩下茬子，踩上去扎脚。战士们走得急，有的人连背包都没带全。李连长走在队伍中间，小栓跟在他后面。小栓背着一支缴来的川造，枪比他人矮不了多少。
“连长，”小栓说，“我们去哪？”
“往西。”
“往西是哪？”
“不知道。”李连长说，“跟着走。”
走了几天，到了枣阳附近。部队停下来，前面传下命令：准备战斗。敌人追上来了，六个师另一个旅，从四面包围上来。
李连长带着五连进入阵地。阵地在一片土坡上，前面是开阔地，后面是村子。战士们趴在土坡上挖工事，土硬，挖得慢。小栓在旁边挖，挖了几下，停下来喘气。
“别停。”李连长说，“快挖。”
“挖不动。”
“挖不动也得挖。敌人来了你趴平地上？”
小栓继续挖。挖了半尺深，手指头磨破了，他没吭声。
天亮的时候，敌人上来了。先是炮，打了一阵，停了。然后步兵往上冲。李连长趴在土坡上，看着敌人越来越近。
“等近了再打。”他说。
敌人到了五十米，他喊了一声：“打！”枪声响了，敌人趴下来。过了一会儿又起来，往上冲。李连长扔了一颗手榴弹，小栓也扔了一颗。炸了，敌人退了。
打到下午，五连的阵地还在。但旁边那个连的阵地丢了，敌人从侧翼压过来。李连长看了一眼，对旁边的人说：“撤到后面那道沟里。”
撤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李连长的腿。他倒下去，小栓回头来拉他。
“走。”李连长说。
“一起走。”
“我走不动了。你走。”
小栓没动。他蹲下来，把李连长的胳膊架在自己肩膀上，拖着走。走了几步，李连长推开他。
“小栓。”他说，“你听我说。”
小栓看着他。
“我这条腿不行了。你拖着我，两个人都走不了。你走，到后面找部队。”
“连长……”
“走。”李连长说，“这是命令。”
小栓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跑了。跑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李连长靠在土坡上，正在往枪里压子弹。小栓没有再回头。
李连长被留在了枣阳附近一个村子里。部队突围的时候带不了重伤号，给了几块钢洋，托给一户老百姓。那户人家姓赵，老两口，儿子在外头当兵，没回来。赵老汉把李连长抬进屋，放在炕上。
“伤在哪？”赵老汉问。
“腿上。”
赵老汉看了一眼，没说话。他去灶上烧了水，端过来，给李连长洗了伤口。洗完了，从柜子里翻出一块旧布，撕成条，缠上。
“疼不疼？”赵老汉问。
“疼。”李连长说。
“疼就忍着。没药。”
李连长点了下头。他靠在炕上，看着屋顶。屋顶是茅草的，有几处漏光，光线从缝里照进来，照在墙上。墙上挂着一张年画，画的是个胖娃娃，抱着一条鱼。
“你们家儿子呢？”李连长问。
“在外头。当兵。”
“哪个部分的？”
“不知道。走了三年了，没信。”
李连长没再问。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
“老伯，”他说，“你们这地方，有红军来过没有？”
“来过。去年。打了一仗就走了。”
“后来呢？”
“后来国民党来了。抓人，杀人。杀了好几个。”
李连长没说话。
赵老汉看了他一眼。“你安心养着。等伤好了，再去找部队。”
“找不找得到，不知道。”
“找得到。”赵老汉说，“红军不打散。打散了还会合起来。”
李连长在赵家待了二十多天。腿上的伤慢慢收了口，但走路还是一瘸一拐。他每天坐在门口，看着路上的方向。路上有时候有人走，有时候没人。他看了一个月，没有看见队伍。
后来他听人说，红军往西去了，进了四川。他把赵老汉给他的一双旧鞋穿上，把枪裹在包袱里，出了门。
“走了？”赵老汉问。
“走了。”
“找得到？”
“找得到。”
他往西走了。走了一天，在路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赵家的房子在远处，很小，像一块石头。他转过身，继续走。
第九章：漫川关
1932年11月11日，漫川关。
部队进关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千峰万壑的秦岭把这个小镇围在中间，周围的山都在两千米以上，只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往外头。老百姓跑了，或者躲进了深山，留下的只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蹲在屋里不敢出来。地里长着大萝卜，红军拿钱买，没人敢卖。战士们自己动手挖，把银元放在人家门口，或者硬塞进老人手里。
战士们穿着夏天的单衣，草鞋磨破了，脚板上裂着口子。走了一天，没吃上东西。有人蹲在路边啃生萝卜，啃了两口，停下来喘气。有人靠在石头上就睡着了，旁边的人推他，推不动。
指挥部设在一间民房里。屋里点着一盏油灯，烟雾腾腾。张国焘坐在桌边，面前摊着侦察报告。他看了一遍，递给徐向前。
徐向前接过去。陕军三个团占了漫川关前面的山头，堵住了去路。四十四师占了左侧一线，六十五师、五十一师追到了东边，断了后路。四十二师从北边往下压。五个师又三个团，把两万多人围在了一条十几里长的峡谷里。
张国焘等徐向前看完，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硬：“我军没有后勤，没有补充，地形又险。死守是不可能的，那样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全军覆没。我的意见是，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四个字一出口，屋里静了。几个指挥员互相看了一眼，没人说话。大肃反刚过去不久，白雀园的血还没干。许继慎死了，周维炯死了，戴克敏死了。这个时候站出来反对张国焘，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了徐向前脸上。
徐向前在抽烟。旱烟袋，一口接一口。烟锅里的火一明一暗，照着他清瘦的脸。他知道自己在张国焘心里是什么位置。政治上，他是“异己分子”。他的妻子程训宣还被关着，死活不知。他抽了几口，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
“不能分散。”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
张国焘看着他。
“分散突围，就是把一块整肉切成小块，让人一口一口吃掉。”徐向前说，“我们在一块儿，是一整块肉。敌人嘴再大，也吞不下去。分开了，正好被人家一块一块捡。”
他停了一下，把烟袋在桌沿上磕了磕。“趁北面敌人还没完全封死，集中兵力，打出去。”
屋里还是静。徐向前说完，没有看张国焘，看着桌上的地图。
陈昌浩开口了。他坐在徐向前旁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站起来：“我同意向前同志的意见。集中突围。”
他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我带前卫部队走前面。”
张国焘看了他一眼，又看了徐向前一眼。他的脸色很难看。过了一会儿，他低下头，肩膀抖了一下。没有人说话。他用手捂住了脸。哭了几声，不大，但在屋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徐向前看着他哭。陈昌浩也看着他。没有人过去劝。哭完了，张国焘把手放下来，脸上湿着。
“那就集中突围。”他说。声音很低。
命令下得很快。红十二师三十四团正面突击，七十三师二一九团配合，夺占北山垭口。十师、十一师各一部顶住南面和西面的敌人。陈昌浩在前面指挥。
徐向前和陈昌浩骑马到了三十四团驻地。许世友站在队列前面，刀挎在腰上。徐向前下了马，走到他面前。
“北山垭口。”徐向前说，“全军从那里走。你打头。”
许世友看着他。
“全军安危，唯此一举。”徐向前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许世友把刀从腰里拔出来，握在手里。“三十四团只要拼不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徐向前点了下头。他没有再说别的。他看了一眼陈昌浩，陈昌浩点了下头，带着警卫排往前面去了。
11月12日入夜，攻击开始。
三十四团和二一九团在北山隘口展开。前面是一道刀削的山脊，上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山脊两侧是望不到底的渊谷，掉下去就没了。突击队一个梯队冲上山脊，敌人的机枪从垭口两边扫下来，压住了。人往下退，有的退不及，倒下去，滚下悬崖。又一个梯队冲上去，又被压下来。山脊上倒下去的人越来越多。
许世友把大刀举起来，喊了一声：“跟我上！”他第一个冲上山脊。后面的人跟着他往上压。冲到半山腰的时候，他扔了一颗手榴弹，趁着炸烟又往前冲了几步。敌人的机枪哑了一下，他跳起来，冲到垭口跟前，一刀砍在机枪手的肩膀上。后面的人涌上来，垭口上的守敌乱了，有的扔了枪跑，有的跪在地上。
口子撕开了。
但敌人开始反扑。胡宗南和肖之楚的部队往垭口方向压，想把口子重新封上。二一九团顶上去，跟增援的敌人抢柳树河阵地，两边几乎同时到，各自占了一边山坡，对射。三十四团在垭口上守着，打退了几次冲锋。
陈昌浩带着警卫排和三十四团二营抢占了北山垭口右侧的高地，用火力封住敌人后续部队上来的路。他蹲在机枪旁边，看着下面往上爬的敌人，喊了一声：“打！”机枪响了，敌人趴下去，又起来，又被打下去。
徐向前站在口子边上，看着部队往外走。路窄，人挤。有人被挤下悬崖，叫一声就没了。他没说话，就那么站着。一个参谋跑过来：“徐总，你先走。”
“等部队过完。”徐向前说。
打到13日黄昏，口子还在红军手里。主力从垭口往外涌，沿着山间小道，冒着风雪，往西北方向走。三十四团二营上去的时候五百多人，撤下来的时候剩了一百多。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牺牲了。
部队过完了，徐向前才从口子边上离开。他回头看了一眼北山垭口方向，枪声还在响，是后卫部队在顶着。他转过身，跟着队伍走了。
过了漫川关，翻越野狐岭，抢占了竹林关。再往西，越秦岭，渡汉水。12月，到了川北。
出发时两万余人，到达时一万四千余人。漫川关一战，两千多人留在了那条峡谷里。
徐向前走在队伍中间，没有骑马。陈昌浩从后面赶上来，手里攥着一份电报。
“中央问我们在哪里。”
“回电。说我们到了川北。站住了。”
陈昌浩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他把电报收起来，跟着队伍往前走。
第十章：站住了
1932年12月，川北，通江。
部队进城的时候在下雨。不是大雨，是川北冬天那种细密的小雨，落在脸上凉，但不湿衣。战士们从两河口方向下来，走的是山路，泥巴裹着脚，走一步滑半步。徐向前走在队伍中间，没有骑马。马让给了伤员。
通江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木板铺面。部队进城的时候，街上没什么人。有的铺面关了，有的半开着，门缝后面有眼睛在看。老百姓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兵。川北这些年过兵过得太多了，北洋军、川军、土匪、民团，来一个抢一个，来两个抢一双。
徐向前在街上走了一段，停下来，看着一个半开的铺面。门缝里那双眼睛缩回去了。
“通信员。”徐向前叫了一声。
“到。”
“传下去。部队不进民房。在街上搭棚子，或者找空院子。谁进民房，纪律处分。”
通信员跑走了。徐向前继续往前走。
陈昌浩从后面赶上来，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政治部拟的，明天开群众大会，找几个本地人讲话。”
徐向前看了一眼：“找谁？”
“一个卖豆腐的，一个抬滑竿的，一个私塾先生。都是穷人。”
“私塾先生？”
“教书的，穷得很。在乡下教了十几年，学生没几个，自己种地。”
徐向前点了下头。“行。明天开。”
群众大会在通江县城的一个河滩上开的。跟七里坪那个河滩没法比，小得多，但来的人不少。川北的冬天冷，来的人缩着脖子，手揣在袖子里，站在河滩上看着台子上的人。
陈昌浩讲话。他讲得不算长，讲红军是干什么的，讲打土豪分田地。底下的人听着，没什么反应。有的人在打哆嗦，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讲完了，那个卖豆腐的上去说话。他说了一句：“红军同志说的，我听得懂。就是分田地嘛。田地分了，哪个种？”
底下有人笑了一声。陈昌浩接过话：“分给种的人。谁种谁得。”
那个卖豆腐的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散会之后，徐向前在河滩边上站着，看着人群散开。一个老汉走过来，看了他一眼，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红军。”
“红军？”老汉想了想，“没听过。”
“以后就听过了。”徐向前说。
老汉看了他一眼，走了。
当天晚上，徐向前在指挥部看地图。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川北的核心。往西是嘉陵江，往南是达县、渠县，往北是陕南。这块地方，比柴山保大得多，比鄂豫皖也大。但敌人也多。田颂尧、刘存厚、杨森、刘湘，川军几个军阀围着这块地方，谁都想把红军赶走。
陈昌浩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中央来的。问我们到了哪里，情况怎么样。”
徐向前接过去看了一眼。“回电。说我们到了通江，站住了。下一步，打田颂尧。”
“田颂尧兵力不少。”陈昌浩说，“三十多个团。”
“我知道。”徐向前看着地图，“但他不会一下子全上来。川军打仗，各顾各的。我们先打他一路，打疼了，其他几路就缩回去了。”
陈昌浩看了他一会儿。“你有把握？”
“没有。”徐向前说，“打了才知道。”
陈昌浩没再问。他把电报收起来，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徐向前叫住了他。
“昌浩。”
陈昌浩回过头。
“明天开始，部队练山地战。川北这地方，跟鄂豫皖不一样。山高，林密，路窄。以前那套打法，得改。”
陈昌浩点了下头，推门走了。
徐向前一个人坐在桌边，看着地图。油灯的光照在通江那个小点上，周围全是山。他想起来的时候路上看见的那些山，一座接一座，看不到头。大巴山比大别山高，比大别山深。大别山他熟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沟，走了几年。大巴山他不熟悉。不熟悉的山，打不熟悉的仗。
他把地图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的雨还在下，细密密的，打在瓦上没声音。哨兵站在门口，看见他出来，站直了。
“冷吗？”徐向前问。
“不冷。”哨兵说。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转身进去了。
（卷二·完）
卷三：川陕鼎盛
第一章：通江
1932年12月25日，通江。
部队进城的时候在下雨。川北冬天那种细密的小雨，落在脸上凉，但不湿衣。战士们从两河口方向下来，走的是山路，泥巴裹着脚，走一步滑半步。有的人草鞋磨穿了，光着脚踩在碎石上，脚底板裂着口子。徐向前走在队伍中间，没有骑马。马让给了重伤员，马上驮着两个，一左一右，用绳子捆着。
通江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木板铺面。部队进城的时候，街上没什么人。有的铺面关了，有的半开着，门缝后面有眼睛在看。川北这些年过兵过得太多了，北洋军、川军、土匪、民团，来一个抢一个，来两个抢一双。老百姓学乖了，兵来了就关门，关得慢了，门板都可能被卸走。
徐向前在街上走了一段，停下来，看着一个半开的铺面。门缝里那双眼睛缩回去了。
“通信员。”徐向前叫了一声。
“到。”
“传下去。部队不进民房。在街上搭棚子，或者找空院子。谁进民房，纪律处分。”
通信员跑走了。徐向前继续往前走。他走到街中间，看见一个战士蹲在墙根底下，正在脱鞋。鞋脱下来，脚底板上一道口子，血渗出来，把袜子粘住了。战士撕袜子的时候，嘶了一声。
徐向前走过去，蹲下来，看了一眼他的脚。
“几天了？”
战士抬起头，看见是徐向前，想站起来。徐向前按了一下他的肩膀：“坐着。”
“三天了。过巴山的时候划的。”
“卫生员看了没有？”
“看了。包了布，走了一天又磨开了。”
徐向前站起来，朝后面喊了一声：“卫生队的人呢？”
一个背药箱的跑过来。徐向前指了指那个战士：“给他重新包一下。包厚点。”
卫生员蹲下来，打开药箱。徐向前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陈昌浩从后面赶上来，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政治部拟的，明天开群众大会，找几个本地人讲话。”
徐向前看了一眼：“找谁？”
“一个卖豆腐的，一个抬滑竿的，一个私塾先生。都是穷人。”
“私塾先生？”
“教书的，穷得很。在乡下教了十几年，学生没几个，自己种地。”
徐向前点了下头。“行。明天开。”
当天晚上，指挥部设在通江县城的一间院子里。院子不大，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徐向前住东厢房，陈昌浩住西厢房。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凳子，墙上挂着一张旧地图，是四川全省的，比例尺很小，通江在上面只有一个小点。
徐向前站在地图前面，看了一会儿。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川北的核心。往西是嘉陵江，往南是达县、渠县，往北是陕南。这块地方，比柴山保大得多，比鄂豫皖也大。但敌人也多。田颂尧、刘存厚、杨森、刘湘，川军几个军阀围着这块地方，谁都想把红军赶走。
陈昌浩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中央来的。问我们到了哪里，情况怎么样。”
徐向前接过去看了一眼。“回电。说我们到了通江，站住了。下一步，打田颂尧。”
“田颂尧兵力不少。”陈昌浩说，“三十多个团。”
“我知道。”徐向前看着地图，“但他不会一下子全上来。川军打仗，各顾各的。我们先打他一路，打疼了，其他几路就缩回去了。”
陈昌浩看了他一会儿。“你有把握？”
“没有。”徐向前说，“打了才知道。”
陈昌浩没再问。他把电报收起来，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徐向前叫住了他。
“昌浩。”
陈昌浩回过头。
“明天开始，部队练山地战。川北这地方，跟鄂豫皖不一样。山高，林密，路窄。以前那套打法，得改。”
陈昌浩点了下头，推门走了。
徐向前一个人坐在桌边，看着地图。油灯的光照在通江那个小点上，周围全是山。他想起来的时候路上看见的那些山，一座接一座，看不到头。大巴山比大别山高，比大别山深。大别山他熟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沟，走了几年。大巴山他不熟悉。不熟悉的山，打不熟悉的仗。
他把地图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门口。哨兵站在门口，看见他出来，站直了。
“冷吗？”徐向前问。
“不冷。”哨兵说。声音有点抖。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转身进去了。
第二天，群众大会在通江县城的一个河滩上开的。跟七里坪那个河滩没法比，小得多，但来的人不少。川北的冬天冷，来的人缩着脖子，手揣在袖子里，站在河滩上看着台子上的人。
陈昌浩讲话。他讲得不算长，讲红军是干什么的，讲打土豪分田地。底下的人听着，没什么反应。有的人在打哆嗦，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讲完了，那个卖豆腐的上去说话。他姓王，四十来岁，脸黑，手上全是茧。他站到台子上，看了底下一眼，说了一句：“红军同志说的，我听得懂。就是分田地嘛。田地分了，哪个种？”
底下有人笑了一声。陈昌浩接过话：“分给种的人。谁种谁得。”
那个卖豆腐的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散会之后，徐向前在河滩边上站着，看着人群散开。一个老汉走过来，看了他一眼，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红军。”
“红军？”老汉想了想，“没听过。”
“以后就听过了。”徐向前说。
老汉看了他一眼，走了。
陈昌浩走过来，站在徐向前旁边。“老百姓不知道红军是什么。”
“正常。”徐向前说，“我们到鄂豫皖的时候，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时候比现在好。那时候有柴山保的基础。”
“现在也有基础。”徐向前说，“这里的人被川军欺负了多少年。只要让他们知道红军跟川军不一样，他们就会跟过来。”
陈昌浩没接话。他看着那个老汉走远了，转过头说：“那个卖豆腐的，我让他明天来指挥部一趟。跟他聊聊。”
“聊什么？”
“聊他怎么跟村里人说话。”陈昌浩说，“他是本地人，说话老百姓听得懂。我们的人说话，老百姓听不懂。”
徐向前点了下头。“这个办法好。多找几个本地人，让他们去讲。我们的人跟在后面听。”
那天晚上，徐向前在指挥部里坐着。油灯的光不大，照在地图上。他看了一会儿，拿起铅笔，在通江、南江、巴中三个点之间画了一条线。画完了，把铅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外面有人在唱歌。是部队在教新兵唱《红军歌》，歌声不大，断断续续的。他听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哨兵还站在那儿。
“你去歇着。”徐向前说，“我来站一会儿。”
哨兵愣了一下。“徐总……”
“去。”徐向前说，“歇一个时辰，再来换我。”
哨兵走了。徐向前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夜色。通江的冬天比鄂豫皖暖和，但夜里还是冷。他把手揣在袖子里，站了一会儿。
远处有狗叫。叫了几声，停了。然后有人走动的声音，是查哨的。脚步声近了，又远了。
徐向前站在门口，没有动。
第二章：收紧阵地
1933年2月，田颂尧动了。
三十多个团，约三万多人，分三路从南江、巴中、通江方向压过来。左路、右路、中路，齐头并进。田颂尧的兵多，枪好，还有飞机。虽然那飞机也就是侦察机，扔几个炸弹，吓唬人的。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里，徐向前把地图摊在桌上，看着那三路箭头。
“打不打？”陈昌浩问。
“打。但不是硬打。”徐向前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往后撤。一路撤，一路打。让他们进来，进来得越深，补给线越长，兵力越分散。”
“撤到哪里？”
“通江以北。空山坝。”
陈昌浩看着地图。“撤多少？”
“撤到他们累。”徐向前说，“撤到他们以为我们快垮了。”
命令传下去。各部队开始往后撤。不是溃退，是有组织的撤退。走一段，停下来，打一仗，再走。
红十二师三十四团走在最后面，负责掩护。团长许世友带着部队在一个叫杀牛坪的地方守了三天。川军往上冲，他就让战士们趴在工事里等。等川军到了三十米，他喊一声“打”，枪和手榴弹一起上。打退了，川军再上来，再打退。打到第三天，工事被炮炸塌了一段，他带着人用刺刀把冲上来的川军逼回去。
撤的时候，他走在最后面，回头看了一眼阵地。阵地上还躺着几十个战士，有红军的，有川军的。他没有时间埋。他转过身，追上了队伍。
田颂尧的兵往前推，每天推进几里，伤亡几十个。推了半个月，占了巴中，占了南江。田颂尧高兴了，给蒋介石发电报，说“匪军溃不成军”。
他不知道的是，红军的主力没散。红军在撤，但撤得整齐。每一个山头都守了几天才丢，每一个阵地都让川军付了代价。到3月18日，敌军虽然占了巴中、南江，却付出了伤亡八千多人的代价。
徐向前在空山坝的指挥所里，看着地图。指挥所是一间民房，墙是土坯的，屋顶漏风。桌上点着一盏油灯，灯芯挑得不长，光不大。地图上标着敌我态势，左路敌军十三个团，冒进到了空山坝以南。其他几路还在后面，中间有空隙。
陈昌浩推门进来，带进来一股冷风。“左路敌人到了。”
“知道了。”徐向前说。
“打不打？”
徐向前看了一会儿地图，把铅笔放下。“打。但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徐向前说，“让他们再进来一点。进来得越深，退的时候越难。”
陈昌浩走到地图前面，看了一会儿。“十三个团，我们集中几个团打？”
“五个团。红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各抽一个团，加上七十三师两个团。”徐向前用手指在地图上点了几个位置，“从这三个方向同时压下去。把他们切成几段，一段一段吃。”
陈昌浩看了他一眼。“你确定？”
“不确定。”徐向前说，“但这是最好的机会。再等，其他几路就跟上了。”
陈昌浩没再问。他点了下头。
5月20日夜，红军各部队从空山坝周围的山林里摸出去。走的是山路，天黑，没有火把。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半夜。许世友的三十四团走在最前面。他走在队伍中间，刀挎在腰上，不说话。走到预定的位置时，他让部队停下来，蹲在山坡上等。
等到后半夜，信号弹从指挥所方向升起来。许世友站起来，喊了一声：“冲！”他第一个往山下冲。后面的人跟着他冲。川军没想到红军还有力气反攻。他们以为红军在撤，在跑，在垮。枪响的时候，很多川军士兵还在睡觉。
一夜之间，左路敌军十三个团被切成几段。红军从山上往下压，川军往后退，退到一条沟里，沟两头被堵住了。天亮的时候，沟里全是人，枪扔了一地。
许世友带着三十四团追到了沟底。他看见一个川军军官蹲在石头后面，手里还攥着一把枪。许世友走过去，那个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把枪扔了。许世友没理他，继续往前追。
打到中午，左路敌军垮了。毙伤俘敌两万余人。
田颂尧的其他几路听说左路垮了，掉头就跑。红军追，追了十几天，把巴中、南江又拿回来了。田颂尧退到嘉陵江边，三十多个团剩下不到一半。
这一仗打完，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站住了。从1932年12月入川，到1933年6月，半年。从一万多人，到四万多人。根据地面积翻了一倍。
战后总结会上，陈昌浩说了一句话：“当初说撤，我心里没底。撤到最后，通江都快丢了。但徐总指挥说，撤是为了打。现在看，撤对了。”
徐向前没接话。他在看下一张地图。
第三章：木门
1933年7月，木门。
木门是个小镇，在通江和南江之间，一条小街上几间铺面，平时没什么人来。红四方面军把几个军的干部都召到这里，开会。
会场设在镇上的一个祠堂里，桌椅是从附近小学借来的，长短不齐。墙上挂着一张川陕苏区的地图，红铅笔画的边界线已经磨模糊了。各军的干部挤了一屋子，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门槛上，有的靠在墙上。
会开了几天。讨论的事不少，但核心就一个：部队扩编。
反三路围攻之后，红四方面军从入川时的一万多人发展到了四万多人。原来四个师的架子不够用了。徐向前在会上说：“一个师管几万人，师长记不住团长的名字。得扩。”
方案定下来：四个师扩为五个军。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全军八万余人。
人事安排一个一个过。每提一个名字，底下有人点头，有人不说话。许世友从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后来在万源之后提为红四军军长。王树声任副总指挥兼红三十一军军长。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还是总指挥。
会上有人问：“扩编之后，训练跟不跟得上？”
徐向前说：“跟不上也得扩。人来了，先编进去，边打边练。等练好了再扩，仗打完了。”
有人笑了一声。徐向前没笑。
又有人问：“新兵从哪来？”
“从根据地来。”陈昌浩接过话，“地方上已经在动员了。每个县都下了指标，党员带头，农会会员带头。一批一批往部队送。”
“新兵来了，枪呢？”
“枪不够。”徐向前说，“一半的人拿枪，一半的人拿大刀长矛。打完仗，缴了枪再补上。以前就是这么过来的。”
散会那天晚上，许世友找到徐向前。两个人站在祠堂外面的石阶上，天已经黑了，院子里有人在收凳子，木头磕在石板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的。
“徐总。”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
“我想回前线。”许世友说，“在后方开会开了几天，手痒。”
“急什么。”徐向前说，“有你打的。”
“打谁？”
“刘湘。”徐向前说，“蒋介石让他当剿匪总司令，他接了。下一步，他要来。”
许世友咧了一下嘴。“来吧。人越多越好。”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没接话。他知道许世友的意思。人越多，打的越多，缴的枪越多。但刘湘不是田颂尧。刘湘是川军里最能打的，兵多，枪好，而且他这次是下了决心的。
“刘湘跟田颂尧不一样。”徐向前说，“田颂尧是挨了打就跑。刘湘不会跑。他会一步一步往前推，推到你面前，跟你拼消耗。你要有准备。”
“什么准备？”
“准备打硬仗。”徐向前说，“比万源还硬的仗。”
许世友没接话。他站了一会儿，把刀从腰里抽出来看了一眼，又插回去。“硬仗就硬仗。”他说，“三十四团没怕过。”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木门会议之后，部队开始整编。各军忙着分兵、编团、配干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的村子里，到处是穿灰军装的人。新兵在河滩上练队列，老兵在教怎么用缴来的川造步枪。
熊厚发那时候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团长。他二十岁，年轻，但打仗有脑子。他那个团，三个营，有两个营是从鄂豫皖出来的老底子，一个营是新编的。新编的营里，有的兵刚来的时候连枪都没摸过。熊厚发到新兵营里看了一趟，跟营长说：“枪不够，先练队列和投弹。等枪来了再练射击。”
“投弹练什么？”营长问。
“练臂力。”熊厚发说，“扔石头也行。扔多了，手榴弹就扔得远。扔得远，敌人就靠近不了。”
营长点了头。新兵们每天在河滩上扔石头，扔了半个月，胳膊肿了，消了，又肿了。半个月之后，手榴弹能扔到三十米外了。
陈昌浩在各军之间跑，开会，讲话，配班子。他说话快，走路快，吃饭也快。有一次在红九军的指挥部里，他一边吃饭一边跟下面的干部交代事情，饭吃完了，话也说完了，站起来就走。旁边的干部还没反应过来。
徐向前跟他不一样。徐向前到一个部队，先看训练，看完了坐下来，跟团长营长聊天。问的不是“有多少人”，是“山路夜行军走多少里不掉队”。团长答不上来，他不骂，就说一句“明天走一趟，我来看”。
第二天他真来。站在路边，看着部队走。走完了，他指着一个掉队的战士问团长：“他为什么掉队？”
团长说：“新兵，体力不行。”
“那就练。”徐向前说，“每天多走五里。一个月之后，我再来，他要是还掉队，你来找我。”
团长点了头。
两个人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在前面推，一个在后面看。搭在一起，把红四方面军从四万人带到了八万人。
扩编之后，部队没有马上打大仗。徐向前说，新编的部队要练，缴来的枪要熟悉。练了两个月，才动了。
第四章：仪南营渠宣达
1933年8月，仪南战役。
红九军从巴中出发，往南打，目标是仪陇、南部一带的川军。那一带产盐，川军靠盐税养兵。打下盐井，等于断了敌人的一条财路。
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部队出发前，徐向前把他们叫到指挥部，指着地图说：“你们打仪陇，动作要快。南部那边有盐井，打下来之后，盐井不能破坏。盐工是老百姓，盐井是老百姓的饭碗。你们把盐井占了，让盐工接着干活，盐照常出，工人照常拿工钱。”
何畏点了头。“盐井怎么管？”
“派政治部的人去。跟盐工开会，说清楚，红军来了，盐井还是你们的。产多少，卖多少，你们自己定。红军不收税，只要求一件事：盐不能卖给川军。”
“川军要买呢？”
“不卖。”徐向前说，“他们出高价也不卖。你们跟盐工说清楚，川军买盐的钱，最后变成子弹打回来。盐工心里有数。”
红九军打得快，不到半个月，拿下了仪陇，控制了大部分盐井。川军退到嘉陵江边，守着江防。盐井拿下来之后，政治部的人去开了会。盐工们半信半疑，但红军说话算话，盐照常出，工钱照常发。过了几天，盐工们开始主动给红军送情报，说哪条路上有川军的哨卡，哪条路可以绕过去。
9月，营渠战役。
红三十军往东打，打的是杨森。杨森在营山、渠县一带摆了十几个团。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李先念那时候二十多岁，打仗肯动脑子。他带着部队从山路绕到敌人侧后，正面一压，侧后一堵，杨森的部队垮了。
打营山的时候，李先念在前沿指挥所里。敌人的炮打过来，弹片飞进指挥所，打在墙上。旁边的人趴下了，李先念没趴。他看了一眼弹片，说了一句：“打偏了。”然后继续看地图。
营山、渠县拿下来了。
10月，宣达战役。
红四军往东打，打的是刘存厚。刘存厚在达县、宣汉一带盘踞多年，有兵工厂，有被服厂，有造币厂。徐向前说，打刘存厚，不光是占地盘，是要他那点家当。
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部队打进去的时候，刘存厚跑了，但兵工厂的机器还在，被服厂的布还在，造币厂的银元还在。红军把机器拆了，布匹搬了，银元运了，搬了几天。
搬兵工厂那天，王树声到了现场。他站在车间里，看着那些机器，跟兵工厂的工人说：“这些机器，你们能不能拆？”
工人说：“能拆。但拆了之后装不装得回去，不好说。”
“先拆。”王树声说，“装不回去再说。机器不能留给刘存厚。”
工人开始拆。拆了三天，机器装了十几辆马车，往后方运。路上有的零件掉了，工人停下来找，找到了再装上去。
三次战役打完，川陕苏区到了鼎盛。东起城口，西到嘉陵江，南到达县、渠县，北到陕南。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控制了八座县城，建立了二十三个县市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五个军，八万余人。
毛泽东后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评价说：“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
打完宣达战役之后，徐向前站在达县城头，看着东边的山。陈昌浩从后面走上来，站在他旁边。
“刘湘该来了。”徐向前说。
陈昌浩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
“换了是我，我也该来了。”徐向前说，“蒋介石不会让他再等下去。四川这么多军阀，刘湘最怕的是我们站稳了。我们站稳了，他就睡不着。”
陈昌浩没接话。他看着远处的山，看了一会儿。
“来了就打。”他说。
徐向前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来了再说。先把缴来的东西运回去。”
第五章：一家人
1933年8月，巴中。
天热得人喘不上气。徐向前从指挥部出来，沿着街走了一段，拐进一条巷子。巷子尽头是一间院子，门口蹲着一个人，二十出头，穿着灰军装，袖子挽到胳膊肘，两只手抱着膝盖，头低着。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小周。”
那人抬起头，是政治部派下乡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叫周德胜。他站起来，脸上晒得黑红，嘴唇干裂，眼睛里全是血丝。
“徐总。”
“回来多久了？”
“今早回来的。”
“下去几天？”
“七天。”
徐向前在旁边的石阶上坐下来，指了指对面。“坐。”
周德胜坐下了。
“说说。”
周德胜低着头，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去的那个村子，叫杨家湾。三十几户人。我进去的时候，没人理我。我敲门，门不开。我在村口坐着，坐了一天，没人过来跟我说话。”
“后来呢？”
“后来有个老汉出来挑水，我帮他挑了一担。他让我进了院子，但还是不说话。我住了三天，帮他们劈柴、挑水、扫院子。第四天，那个老汉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他说，‘你们红军，跟以前来的兵不一样。但我不晓得你们能待多久。’”
徐向前听着，没有打断。
“我说我们不走。他说，‘你们上次来的人也说不走。走了以后，国民党来了，把我们家的猪牵走了，把我儿子打了一顿。’”周德胜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回他。他说的那回，我查了，是去年田颂尧的人。但老汉分不清。”
徐向前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点着，抽了一口。
“你帮他干活了，他让你进门了。这就是第一步。”徐向前说，“但你还没让他信你。”
“怎么让他信？”
徐向前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看着周德胜。“天下穷人是一家。这句话你听过没有？”
“听过。”
“听过没用。你得做到。”徐向前说，“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起来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
周德胜没说话。
“你帮老汉挑了水、劈了柴，他觉得你这个人不错。但他还是把你当‘红军’，不当‘一家人’。”徐向前说，“你下次去，别光干活。问问他的地是哪块，种的什么，收成怎么样。问他儿子多大了，在不在家。问他家里几口人吃饭。你问这些，他才会觉得你把他当人看，不是当‘群众工作对象’看。”
周德胜抬起头，看了徐向前一眼。
“我下次去，试试。”
“不是试试。”徐向前说，“是去。明天就去。住下来，住到他们主动跟你说话为止。”
周德胜站起来，点了下头，转身要走。
“等一下。”徐向前叫住他。
周德胜回过头。
“你吃饭了没有？”
“还没。”
徐向前指了指院子里面。“进去让炊事员给你弄一碗。吃完了再走。”
周德胜进了院子。徐向前坐在石阶上，把烟抽完，站起来，往指挥部方向走。
走出巷子的时候，碰见陈昌浩从对面过来。陈昌浩手里拿着一份名单，脸上有汗。
“周德胜回来了？”陈昌浩问。
“回来了。”
“怎么样？”
“还得下去。”徐向前说，“下去一次不够。得住下来，住到老百姓认他。”
陈昌浩看了他一眼。“你当年在柴山保，也是这么干的？”
“柴山保不一样。”徐向前说，“柴山保的人认识我。巴中的人不认识红军。”
两个人走了一段。街上有人在刷标语，一个战士站在梯子上，往墙上刷“打土豪分田地”，刷完了跳下来，退后两步看了看，又上去补了一笔。
“你那个‘一家人’的话，”陈昌浩说，“跟几个干部说过？”
“几个。”
“有用？”
“说了没用。”徐向前说，“得做。做给他们看，他们才会做给底下的人看。”
陈昌浩没再问。
第二天，周德胜又下了乡。这回他去了杨家湾，没住村公所，住在了那个老汉家里。老汉姓杨，叫杨天成，五十多岁，家里三口人，老伴、一个儿子。儿子十七，在山上砍柴的时候被田颂尧的人拉过一回壮丁，跑回来了，腿上留了一道疤。
周德胜住下来的头两天，还是干活。杨天成对他不冷不热，管饭，但话不多。周德胜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就不说。
第三天晚上，周德胜坐在院子里抽旱烟。杨天成从屋里出来，看了他一眼，也坐下了，掏出烟袋。
“你这地，几亩？”周德胜问。
“三亩。坡地，种苞谷。”
“收成怎么样？”
“好年景收个三四百斤。不好的年景，种子都收不回来。”
“租子交多少？”
“交四成。剩下自己吃。”
周德胜抽了一口烟，没说话。
杨天成看了他一眼。“你们红军来了，地怎么分？”
“分给种的人。”
“那租子还交不交？”
“不交。地是你的了。”
杨天成沉默了一会儿，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我不晓得你们能待多久。”
“我不走。”周德胜说，“我就在这村里。你看着我。”
杨天成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
但周德胜知道，杨天成还是不信。他说“你看着我”的时候，杨天成把目光移开了，看着院子外面的路。那条路通到村口，通到山外面。杨天成看过太多从这条路上来又走掉的人。
第四天，周德胜跟着杨天成下了地。三亩坡地，种的是苞谷，苗不高，叶子发黄。周德胜蹲下来看了一眼，问：“施肥了没有？”
“施了。粪不够。”
“缺多少？”
“缺一半。”
周德胜没说话。他站起来，看了看周围的地。旁边几家的苞谷也黄，都缺肥。他想了想，说：“村里有没有人养猪？”
“有几家养。不多。”
“猪粪可以沤肥。”周德胜说，“挖个坑，把猪粪、草灰、烂叶子堆进去，沤半个月，就是好肥。”
杨天成看了他一眼。“你懂种地？”
“不懂。”周德胜说，“但我看过别人这么干。”
杨天成没接话。第二天，他自己在院子后面挖了一个坑。
第五天，周德胜帮杨天成挑粪。粪桶重，他不会挑，走几步就得歇。杨天成在旁边看着，没说话。走到第三趟的时候，杨天成走过去，把扁担从他肩上接过来。“你不会挑。我来。”
周德胜站在旁边，看着杨天成挑着粪桶稳稳当当地走。杨天成走了一趟回来，把扁担放下，看了他一眼。“你是读书人？”
“算是。”
“读书人挑不了粪。”杨天成说，“你帮我干别的。”
“干什么？”
“你那个识字班，能不能教我家小子认几个字？”
周德胜点了头。
识字班在村口的祠堂里办的。第一天来了七个人，第二天来了十一个，第三天来了十七个。杨天成的儿子坐在第一排，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字。周德胜教的是“人”字。
“一撇一捺，人。”他说，“穷人也是人。红军来了，穷人才能站起来做人。”
底下的人跟着念。声音不大，但念了。
第七天晚上，周德胜差点撑不住。那天下午，村里一个富农找到他，说红军分地不公平，他家地少，别人家地多。周德胜解释了半天，富农不听，指着他的鼻子骂了一句“你们红军就是来抢地的”。周德胜站在那里，没有还嘴。旁边围了几个村民在看，没人说话。
晚上回到杨天成家，周德胜坐在院子里，没有说话。杨天成从屋里出来，看了他一眼，坐下了。
“挨骂了？”杨天成问。
“嗯。”
“骂回去没有？”
“没有。”
杨天成抽了一口烟。“不还嘴是对的。你要是骂回去，村里人就不信你了。”
周德胜看了他一眼。
“那个富农，姓刘，家里有十几亩地。”杨天成说，“他骂你，是因为他怕。他怕你们把地全分了，他一亩都不剩。”
“我们不分他的地。他家的地是自己种的，不是租出去的。”
“你跟他说了没有？”
“说了。他不信。”
杨天成抽了一口烟。“明天我去跟他说。”
第二天，杨天成去了刘家。两个人关着门说了一阵。出来的时候，刘富农没有再骂。
周德胜在杨家湾住了二十天。走的时候，杨天成把他送到村口。老汉没说什么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给周德胜。周德胜打开看了一眼，是几个煮鸡蛋。
“路上吃。”杨天成说。
周德胜接过来，揣进怀里，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杨天成还站在村口，手揣在袖子里。周德胜转过身，继续走。
他回到巴中的时候，徐向前正在指挥部里看地图。周德胜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徐向前抬起头。“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杨天成让我下次还去。”周德胜说，“他说，他家的地，今年自己种，自己收。”
徐向前看了他几秒钟，点了下头。“坐下。说说你怎么做到的。”
周德胜坐下来，开始说。徐向前听着，手里拿着铅笔，在地图上偶尔画一下。等周德胜说完了，徐向前把铅笔放下。
“你那个识字班，”徐向前说，“在杨家湾办，也可以在别的村办。你回去，带几个人，把这事铺开。”
“是。”
周德胜站起来，走到门口，徐向前叫住了他。
“小周。”
“到。”
“你那个鸡蛋，吃了没有？”
周德胜愣了一下。“还没。”
“去吃。”徐向前说，“吃完了再去。”
周德胜笑了一下，走了。
徐向前坐在桌边，把地图折起来。外面有人在喊口令，是部队在出操。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了一会儿。
巴中的街道上，有人在挑水，有人在赶猪，有小孩在追着跑。一个老汉赶着一头牛从街上过，牛走得不快，老汉在后面用棍子赶。徐向前看着那头牛走远了，转过身，回了屋。
第六章：石刻
1934年3月，通江沙溪，景家塬。
悬崖在村子后面，一面石壁，从上到下十几丈高，光溜溜的，长年风吹雨淋，石面泛着青灰色。錾字队的人站在崖底下往上看，看了一会儿。
队长姓何，三十来岁，以前是石匠，在通江城里刻碑。红军来了之后，他报名参了军，分到了宣传部。刘瑞龙问他会干什么，他说会刻石头。刘瑞龙说，好，你带几个人，刻标语。
錾字队一共七个人。除了何队长，其余几个都是年轻战士，有的以前学过一点石匠活，有的什么都不会。何队长教了几天，怎么握錾子，怎么抡锤，怎么让石屑飞出去不伤眼睛。教完了，就上崖。
“赤化全川”四个字，是刘瑞龙从巴中请了一个姓张的小学教员写的。张教员书法好，字写得遒劲。何队长拿到字样的时候，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这字好。刻出来好看。”
怎么刻？崖太高了。何队长让人从崖顶放绳子下来，绳头上拴着箩筐，人坐在箩筐里，悬在半空中，一手扶崖，一手拿錾子。箩筐晃，人跟着晃，錾子落下去，有时候偏了，在石头上划出一道歪痕。
第一天，何队长自己先下去。他坐在箩筐里，让人慢慢放绳。放到一半的时候，箩筐晃了一下，他抓住了绳子，停了一会儿。下面的人喊：“何队长，行不行？”他喊回去：“行。放。”
他落到刻字的位置，脚蹬着崖壁，把錾子对准石面，锤子敲下去。第一下，石屑崩在脸上，他偏了一下头，继续敲。刻了半个时辰，让人把他拉上去。上来的时候，手在抖。
“太慢了。”他说，“一天刻不了一个字。”
“那怎么办？”旁边的人问。
何队长蹲在地上想了一会儿。“轮着来。一个人刻半个时辰，换人。箩筐不停。”
从那天起，崖上就没断过人。箩筐上去，下来，再上去。錾子的声音从早响到晚，叮叮当当的，村里的人听得见。
箩筐里的滋味不好受。绳子勒着腰，箩筐底是竹条编的，坐久了硌得慌。脚蹬在崖壁上，蹬久了小腿发酸。风大的时候，箩筐晃得厉害，人得一手抓绳子，一手拿錾子，只能用牙咬着锤子换手。何队长教他们，锤子用牙咬住的时候，别咬太紧，咬太紧牙疼。
小罗是队里最小的，十八岁，以前在村里帮人放牛。他第一次坐箩筐下去的时候，脸白了。何队长在上面看着，喊了一声：“怕就往上看看，别往下看。”
小罗往上看了看，天在头顶上，蓝的。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錾子对准石面，锤子敲下去。第一下敲歪了，第二下好了一点，第三下正了。他在崖上待了半个时辰，上来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还行。”何队长说。
小罗咧了一下嘴。
刻到第七天，出事了。
小罗坐在箩筐里刻“全”字的上半截。锤子抡下去的时候，錾子滑了，锤子砸在左手食指上。他叫了一声，錾子掉了，往下落，砸在下面的人脚边。上面的人赶紧放绳，把他拉上去。手指甲砸黑了，指甲盖下面渗血。卫生员过来看了一眼，说指甲保不住了，得拔。小罗说拔就拔。卫生员拿了一把钳子，夹住指甲，一扯，小罗咬着牙，没叫出声。指甲拔下来，卫生员给他包了布。
何队长走过来，看了一眼他的手。“还能不能刻？”
小罗说：“能。”
“用右手。左手别动。”
小罗用右手扶着錾子，左手垂在身侧，又坐进了箩筐。何队长看了他一眼，没拦。
那天晚上，何队长坐在崖底下的石头上抽烟。小罗走过来，坐在他旁边。左手包着布，搁在膝盖上。
“队长。”小罗叫了一声。
“嗯。”
“你说这四个字，刻完了给谁看？”
何队长抽了一口烟，看着崖上的字。刻了七天，刚出来一个“赤”字的轮廓。
“给过路的人看。”何队长说，“给种地的、挑担的、赶集的看。他们从这里过，抬头一看，知道这地方是红军的。”
“红军走了呢？”
何队长看了他一眼。“红军不走。”
“万一走了呢？”
何队长把烟掐了。“走了，字还在。字在，就有人记得。”
小罗没再问。
刻到第二十天，“赤”字和“化”字出来了。村里的人开始上来看，站在崖底下仰着头，指指点点。一个老汉说：“这个‘赤’字，比我家房子还大。”另一个说：“那个‘化’字也是。”小罗坐在箩筐里听见了，没回头，继续刻。
那天下午，一个老太太拎着一壶水走到崖底下，朝上面喊：“娃儿，下来喝口水。”
小罗低头看了一眼，是村里的赵婆婆。他从箩筐里下来，接过水壶，喝了几口。赵婆婆看着他包着布的手，问：“疼不疼？”
“不疼了。”
“你多大了？”
“十八。”
赵婆婆没再问，把水壶收起来，走了。走了几步，回头说了一句：“刻完了，来我家吃饭。”
小罗点了下头。
刻到第三十天，开始刻“全”字。何队长把“全”字的字样铺在崖底下，看了很久。这个字比划多，结构紧，刻不好就散了。他跟小罗说：“这个字我来。你在下面看着。”
小罗站在崖底下，仰着头看。何队长坐在箩筐里，一锤一锤地敲。刻到一半的时候，箩筐晃了一下，何队长停住，等风过了再下錾。小罗在下面喊：“队长，要不要换人？”
“不用。”何队长在上面喊回来，“我刻完这一笔。”
刻到第四十天，“全”字快完了。何队长坐在箩筐里刻最后一笔。那天有风，箩筐晃得比平时厉害。他停了几次，等风小一点再下錾。最后一刀刻完，他把錾子收起来，让人放绳。落到地上的时候，脚踩在土上，站了一会儿。
“完了？”有人问。
“完了。”
四个人退到远处，抬头看。崖面上四个大字，从上到下，占了大半面石壁。单字高五米九，宽四米九，笔画深的地方能卧下一个人。太阳照在石面上，字的阴影投下来，清清楚楚。
刘瑞龙来了。他站在崖底下，仰着头，看了很久。没有说话。何队长站在旁边，手垂着，手上全是石屑和血口子。
刘瑞龙看完了，低下头，看了何队长一眼。“你那个队员的手，怎么样了？”
“指甲没了。在长。”
刘瑞龙点了下头。“字刻得好。比我想的还好。”
何队长没接话。
“这四个字，”刘瑞龙说，“十里外看得见。以后有人从这里过，抬头一看，就知道这地方是谁的。”
何队长看了一眼崖上的字，又看了一眼小罗。小罗站在人群后面，左手包着布，右手垂在身侧。他看见何队长在看他，咧了一下嘴。
何队长把目光收回来。
那天晚上，錾字队加了一顿肉。炊事员炖了一锅，端上来的时候，小罗用右手拿筷子，夹了一块，没夹住，掉在桌上。他用手抓起来，塞进嘴里。
何队长坐在旁边，看了他一眼。“明天开始，你歇着。手好了再说。”
“歇几天？”
“等指甲长出来。”
“那得好几个月。”
“那就歇好几个月。”何队长说，“字刻完了，人还得留着。”
小罗嚼着肉，没再说话。
赵婆婆真的来请了。第二天中午，她端了一碗腊肉到崖底下，找到小罗，把碗塞给他。“吃。”她说，“刻了四十天，瘦了。”
小罗端着碗，不知道说什么。赵婆婆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小罗蹲在崖底下吃那碗腊肉。何队长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好吃不？”
“好吃。”
“吃完把碗给人家送回去。”
“嗯。”
何队长站起来，看了一眼崖上的字。四个大字在太阳底下清清楚楚。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营地走。
第七章：六路
1933年10月4日，成都。
刘湘就职那天，成都全城悬旗，学校放假。督署礼堂里坐满了人，各路军阀都派了代表来。何成浚代表蒋介石监誓，站在台上，念了一遍委任状。刘湘站在他旁边，穿一身新军装，领章擦得锃亮。
他念誓词的时候，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念完了，底下鼓掌。何成浚跟他握了手，说了一句“甫澄兄，川事就拜托了”。刘湘点了下头。
散会之后，刘湘把几个人留了下来。邓锡侯的代表、田颂尧的代表、李家钰本人、杨森的代表、刘存厚的代表。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桌上摊着川陕边区的地图。
“蒋委员长给了三个月。”刘湘说，“我算了算，够。但有一条，各路要听招呼。谁打谁的，各顾各的，三个月变三年。”
李家钰抽着烟，没说话。邓锡侯的代表看了田颂尧的代表一眼。
“我的部署。”刘湘用手指着地图，“邓锡侯，第一路，十八个团，广元、昭化、剑阁出动，往南江方向打，堵住红军往西跑的路。田颂尧，第二路，二十四个团，苍溪、阆中往巴中打。李家钰、罗泽州，第三路，十五个团，南充、蓬安往巴中东南方向打。杨森，第四路，十二个团，广安、岳池往通江方向打。我的二十一军，第五路，二十四个团，从开江、开县往宣汉、达县、万源方向打。刘存厚，第六路，十八个团，开县、城口往万源打。”
他抬起头，看了在座的人一眼。“一百一十个团，二十万人。六路。三个月。”
李家钰把烟点着了，抽了一口。“刘总司令，三个月，够不够？”
“够。”刘湘说。
李家钰没再问。他把烟夹在手里，看着桌上的地图。
散会之后，几个人往外走。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低声说了一句：“三个月？他刘湘自己信不信？”
另一个人没接话，摇了摇头。
消息传到通江，是几天之后。徐向前在指挥部里看了电报，递给陈昌浩。
“刘湘动了。一百一十个团，二十万人。六路。”
陈昌浩看了一眼。“比田颂尧多得多。”
“多得多。”徐向前说，“刘湘自己出了主力，二十一军，二十四个团。其他几路是凑数的，但凑数的也够我们喝一壶。”
指挥部里坐了几个军的干部。许世友在，王树声在，李先念在。徐向前把地图摊开，用手指着上面。
“刘湘的打法跟田颂尧不一样。田颂尧是冒进，我们一收，他就往里钻。刘湘不钻。他齐头并进，步步为营。我们收，他推。他不给我们口子。”
有人问：“那怎么打？”
“还是收紧阵地。”徐向前说，“但这次收得更紧。通江、巴中、南江，都可以丢。万源不能丢。”
“万源？”
“万源在川陕边界上，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收到最后，就是万源。”徐向前把铅笔放下，“万源丢了，川陕苏区就没了。”
王树声开口了。“收多少？”
“收到他们以为我们快垮了。”徐向前说，“跟上次一样。”
“上次是田颂尧。这次是刘湘。”陈昌浩说，“刘湘不会像田颂尧那样，一垮就全跑。”
“我知道。”徐向前说，“所以这次时间更长。十个月，可能更久。要准备吃苦。”
许世友坐在角落里，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候开口了：“吃苦不怕。我就问一句，什么时候打？”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等到他们累。”
“他们不累呢？”
“那就等。”徐向前说，“我们有的是时间。他们二十万人，每天要吃饭，要运粮，要运子弹。我们八万人，收在山里，吃的不多，用的不多。看谁熬得过谁。”
部署定下来。东线由徐向前指挥，红四军全部、红九军两个师、红三十军两个师、红三十三军，二十多个团，打刘湘的第五路和第六路。西线由王树声、李先念指挥，红三十一军大部、红三十军一个师、红九军一个师，十多个团，打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四路。
命令传下去。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6月，红军一路打，一路收。
但“收”不是跑。每一个山头都守。红十二师在杀牛坪守了七天，打退了川军十几次冲锋。撤的时候，阵地前面堆着几百具川军的尸体。红九军在营山附近打了一次反击，吃掉川军一个团，然后主动后撤。撤的时候，战士们把带不走的枪砸了，把子弹带走。
刘湘的兵往前推，每天推进几里，伤亡几十上百。推了一个月，占了巴中。推了两个月，占了通江。推了六个月，推到了万源外围。川陕苏区只剩下万源一座县城。
刘湘给各路下令：第四期总攻，拿下万源。
他不知道的是，红军的主力还在。八万人，收在万源周围的山里，等着他。
第八章：大面山
1934年7月，万源，大面山。
许世友站在阵地上，看着山下。山下是川军，密密麻麻的，帐篷连成一片，炊烟升起来，遮了半边天。刘湘的兵，五个旅，可能更多。许世友数不过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阵地。红二十五师，三个团，守大面山正面。工事修了半个月，壕沟挖了两道，前面是鹿砦和竹签，再前面是滚木和擂石，堆在山坡上，用绳子拦着。石头是战士们从山沟里一块一块搬上来的，大的有几百斤，小的也有几十斤。
“师长，”一个团长走过来，“弹药不多了。每人不到二十发。”
“省着用。”许世友说，“等他们靠近了再打。近了用手榴弹，再近了用刀。”
团长点了下头，走了。
熊厚发的八十八师在大面山的侧翼。他那个师，三个团都是从鄂豫皖出来的老红军团。熊厚发二十岁，年轻，但打仗有脑子。他到阵地上的第一天，跟团长们说了一句话：“敌人来势猛，不可硬拼。先守，守到他们疲了，再打。”
有团长问：“怎么守？”
“躲在工事里，等炮停了再出来。”熊厚发说，“他们炮打的时候，人在阵地上就是送死。炮一停，步兵上来，我们再打。”
7月16日，川军以九个旅的兵力向大面山方向发起进攻。先是炮，打了一阵，停了。然后步兵往上冲。满山遍野的人，灰军装，端着枪，往山上爬。
许世友趴在壕沟沿上，看着川军越来越近。他数着距离：两百米，一百米，五十米。
“打。”他说。
枪声响了。不是齐射，是冷枪。一枪一个，专打带头的。川军趴下来，不敢往上冲。后面的军官喊，喊不动，就用手枪逼。人起来了，又被打倒。
打到中午，川军退下去了。阵地前面躺着一片尸体。许世友站起来，沿着战壕走，看战士们。有的在擦枪，有的在啃干粮，有的靠在壕沟壁上喘气。
“修工事。”许世友说，“下午还有。”
下午，川军又上来了。这次人更多。许世友站在战壕里，看着敌人往上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喊了一声：“放石头！”
绳子松开。石头滚下去。不是一块一块滚，是一片一片滚。石头撞石头，撞出火星子来。川军往两边跑，跑不及的被撞倒，被碾过去。惨叫声从半山腰传上来，许世友没听。他在看下一个方向。
打到第三天，川军冲上了第一道壕沟。许世友从腰里拔出大刀，喊了一声：“跟我来！”他第一个跳出战壕，冲进川军的人群里。刀砍下去，人倒下去。后面的人跟着他冲，大刀、刺刀、枪托，搅在一起。打了半个时辰，川军退下去了。
许世友回到战壕里，坐在土上，把刀放在膝盖上。刀砍卷了刃，刃口上全是缺口。他看了一眼，没说话。旁边的人递过来一块布，他接过来擦刀。擦了两下，把布扔了，继续坐在那里。
熊厚发那边也打得很苦。川军以四五个团的兵力向八十八师阵地进攻，熊厚发率部三次击退敌人。激战四五天后，敌人又以七八个团的兵力猛攻，先用飞机轰炸，再用大炮轰击，整个战场硝烟滚滚。有战士请求硬拼，熊厚发说：“敌阵整齐，确有一鼓作气的来势，不可硬拼，暂且坚守。”他让部队躲在工事里，等炮停了，敌人上来了，再用滚木擂石和短促火力打。
打到第七天，熊厚发到前沿去看。一个连长迎上来，脸上全是灰。
“师长，弹药快没了。”
“还剩多少？”
“每人不到十发。”
“省着用。等他们到三十米再打。”
连长点了下头。熊厚发往前走了一段，看见几个战士蹲在壕沟里，手里攥着石头。他蹲下来，问一个战士：“石头够不够？”
“够。搬了好几趟。”
“好。石头砸完了，用刀。”
战士点了下头。
战斗间隙，徐向前来了。他从山下走上来，沿着战壕走，走到许世友面前。许世友站起来。
徐向前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身后那些靠在战壕壁上的战士。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啃干粮，有的人在擦枪。没有人说话。
“硬。”徐向前说。
就一个字。
许世友没接话。他点了下头。徐向前继续往前走，看下一段阵地。
走到熊厚发的阵地上时，熊厚发迎上来。“徐总。”
“伤亡怎么样？”
“三个团，每个团还剩一半多人。”
“守得住？”
“守得住。”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刘湘把主力放在东线。大面山是东线的口子。你们守住了，他就进不来。”
“知道。”
徐向前没再说什么。他转过身，往山下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阵地。阵地上的人在修工事，石头从山下搬上来，堆在壕沟前面。他看了一会儿，继续走。
大面山守了一个月。川军攻了无数次，没有攻下来。刘湘的第四期总攻，在大面山前面撞碎了。
第九章：滚木擂石
红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二营五连，守大面山右翼的一个突出阵地。
连长姓李，四川人，去年还是通江县城里一个抬滑竿的。红四方面军进城那天，他在街上看了半天，第二天就跟着队伍走了。半年后当了班长，一年后当了排长，万源保卫战之前提了连长。
他那个连，满编一百二十人，实际只有八十多个。有的是伤了还没归队，有的是刚补进来的新兵。新兵里有一个叫小栓的，十六岁，广元人，跑出来当的兵。来的时候连枪都不会放，李连长教了他三天。
7月20日，川军攻了一整天。打到傍晚，五连的阵地前面堆了一层尸体。自己的人，伤了十几个，死了三个。
夜里，李连长让战士们修工事。壕沟被炸塌了一段，用石头和土重新垒起来。滚木用完了，他带几个人摸下山，到沟里搬石头。石头搬上来，堆在阵地前面。小栓搬了一块大的，抱不动，在地上滚。李连长看见了，走过去，帮他一起推。
“连长，”小栓喘着气说，“这石头能砸死人？”
“你试试就知道了。”李连长说。
搬完了石头，两个人靠在战壕壁上歇着。小栓从怀里摸出半块干饼，掰了一半递给李连长。李连长接过来，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停住了。
“哪来的？”
“昨天炊事班发的。我留了半块。”
“你自己吃。”
“我吃过了。”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把饼吃完了。
“连长，”小栓说，“你家里还有人没有？”
李连长靠在壕沟壁上，看着天。天上有星星，不多，被云遮了一半。
“有个娘。在通江。”
“你出来的时候，跟她说了没有？”
“没有。”李连长说，“那天晚上走的，她在屋里睡觉。我没叫醒她。”
小栓没说话。
“你呢？”李连长问。
“我没有。”小栓说，“我爹娘死得早。我在我叔家过的。我叔对我不好，我就跑了。”
“跑出来就当了兵？”
“嗯。走到通江，看见红军在招人，就跟着走了。”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你多大了？”
“十六。”
“十六。”李连长重复了一遍，“我十六的时候，还在抬滑竿。”
两个人不说话了。远处有枪声，是别的阵地在打。响了一阵，停了。
“连长，”小栓说，“你说这仗打完了，我们能回去不？”
“能。”
“回哪？”
“哪来的回哪。”李连长说，“你回广元，我回通江。”
“你回去找你娘？”
“找。”
“她要是搬走了呢？”
“那就找。”李连长说，“找得到。”
小栓把剩下的半块饼揣回怀里，靠着壕沟壁，闭上了眼睛。李连长没有睡。他坐在那里，听着外面的动静，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川军又上来了。这次人更多。李连长趴在壕沟沿上看，等他们到半山腰，喊了一声：“放！”
绳子松开。石头滚下去。小栓趴在旁边，手里攥着一颗手榴弹。他的手在抖。
“小栓。”李连长叫了一声。
小栓转过头。
“等他们到跟前再扔。现在扔是浪费。”
“到跟前是多近？”
“你能看见他脸上的眼睛。”
小栓咽了口唾沫，点了下头。
川军冲到离阵地三十米的时候，李连长喊了一声：“扔！”手榴弹一排一排飞出去，在川军人群里炸开。小栓扔了一颗，又扔了一颗。他扔得不准，但炸了就行。
这一天守住了。天黑的时候，李连长清点人数，还剩六十多个。小栓还在，脸上黑一道白一道，手不抖了。
“连长，”小栓说，“明天还有吗？”
“有。”李连长说，“刘湘的兵多。”
“那石头呢？”
“石头没了。明天用刀。”
小栓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第三天，川军又上来了。这回李连长让战士们把最后一点石头滚下去，然后跳出战壕，跟川军拼了刺刀。小栓跟在李连长后面，端着枪，手没有抖。他刺倒了一个川军士兵，自己也被子弹擦了一下胳膊。他没停，继续往前冲。
打到天黑，川军退下去了。李连长清点人数，还剩四十多个。小栓还在，胳膊上缠着布，血渗出来。
“疼不疼？”李连长问。
“不疼。”
“下去歇着。”
“不下。”小栓说，“我还能打。”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点着，抽了一口。小栓蹲在旁边，看着他抽。
“连长，”小栓说，“你说我们守得住不？”
“守得住。”
“为什么？”
李连长抽了一口烟，看着山下。川军的帐篷还在，炊烟还在升。
“因为后面是万源。”他说，“万源丢了，就没地方退了。”
小栓没再问。两个人蹲在战壕里，看着山下。天黑了，川军的灯火亮起来，一片一片的。
第十章：王坪
1934年7月，通江，王坪。
红军总医院从新集迁到王坪村的时候，选的是村后的一片坡地。坡上长着松树，坡下是一条溪，水从山上流下来，清得很。医院的人说，这个地方好，有水，有树，安静。
但安静是相对的。仗打起来的时候，这里比前线还忙。
王坪医院收治的伤员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五百多个。担架从山路上抬下来，一溜一溜的，抬担架的人跑得满头汗，嘴里喊着“让一让，让一让”。看护们从屋里跑出来接，一个看护管十几个伤员，有的管二十几个。
谢朝荣那时候十七岁，在王坪医院当护士。他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他一个人手上埋的就有上百人。
手术室是一间大屋子，几张门板搭的手术台。没有麻药，没有消炎药。取弹片、截肢、缝合，伤员嘴里含一根木棍，防止咬舌头。木棍是看护们提前削好的，削了一大堆，放在手术台旁边的筐里。用一根，换一根。
有个看护姓何，十八岁，巴中人。她管的那间屋子里，住了二十几个伤员。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给伤员换药。布条撕开，伤口露出来，有的已经化脓了，味道冲鼻子。她端着盆，一个一个换，换到第十几个的时候，手开始抖。她停下来，把手在衣服上擦了一下，继续换。
有一天，来了一个重伤员，肚子上的伤口裂开了。医生看了一眼，说不行了，没救了。那个伤员还醒着，听见了，没说话。何看护蹲在他旁边，问他有没有话要带回家。伤员说，家里没人了，都死了。他停了一会儿，说，你帮我把鞋脱了，脚肿。何看护把他的鞋脱了，他的脚肿得发亮。她把他的脚放在自己膝盖上，用手揉。伤员说，不疼了。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说话了。
何看护站起来，把布单拉上去，盖住他的脸。她走到门口，站了一会儿。外面有人在喊，又有担架来了。她擦了擦手，迎出去。
烈士墓就在医院后面的坡上。最开始，一个战士一口棺材，木头的，是从山下村子里买来的。后来棺材不够了，用草席。再后来草席也不够了，只能集中掩埋。墓挖得大，挖得深，一层一层放。放一层，盖一层土，再放一层。
谢朝荣说，他记得有一次埋人，埋了整整一天。早上开始挖坑，挖到中午，坑挖好了，开始放人。放到天黑，还没放完。第二天接着放。埋完了，堆了一个土包。没有碑，插了一块木牌，上面用墨写了几个字，写了什么，他记不清了。
1934年7月，医院在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是石头的，不大，上面刻了字。立碑那天，没有仪式。几个人把碑抬上去，竖好，用土把底座培实了。谢朝荣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回了医院。
医院里还有几百个伤员等着换药。
后来，徐向前到了王坪。他看了医院，看了墓。他后来回忆说，在川陕苏区两年半的时间里，有两年都在进行战争。因为如此，坐落在王坪村的红军总医院才收治了这么多的红军伤员，在他侧旁才安葬了这么多的红军烈士。
他站在墓前，没有说话。站了一会儿，转过身，走了。
那天晚上，何看护值夜班。屋子里点着一盏油灯，光不大。她坐在门口，听着里面伤员的呼吸声。有的呼吸重，有的轻。她听了一会儿，站起来，进去看了一圈。一个伤员醒了，要喝水。她倒了一碗，递过去。伤员喝完了，看了她一眼。
“你多大了？”
“十八。”
“我妹妹也十八。”伤员说，“在家。”
何看护没接话。她把碗收回来，放在桌上。
“你妹妹在哪？”
“不知道。”伤员说，“我出来的时候她还在家。后来听说国民党来了，村里烧了一半。”
何看护看了他一眼。“你睡吧。明天再说。”
伤员闭上了眼睛。何看护坐在门口，看着外面的夜色。坡上的松树在风里响，哗哗的。她听了一会儿，把油灯拨暗了一点。
第十一章：黄猫垭
1934年9月，巴中。
反六路围攻打了十个月，刘湘的兵开始往后撤了。徐向前在巴中城里的一间民房里，把李先念叫了过来。桌上摊着地图，油灯的光照在上面，黄猫垭、旺苍坝几个地名用铅笔圈过。
“敌人要往西跑。”徐向前用手指着地图，“从黄猫垭、旺苍坝方向退。我们要是能插到黄猫垭，堵住口子，就能围歼。”
李先念看了一会儿地图。“大纵深迂回。”
“对。”徐向前说，“从巴中往西北插，走仪风场、雪山场，直插黄猫垭。路程不近，但敌人跑得也快。谁先到，谁占先手。”
李先念点了下头。“什么时候动？”
“今晚。”徐向前说，“你带三十军先头部队走，我跟后续部队跟进。”
电话响了。
徐向前接起来。是张国焘。电话里的声音很大，李先念站在旁边都能听见。
“往长池方向追。”张国焘说，“近一点，稳一点。”
徐向前握着话筒。“长池太浅。追上去就是打屁股。敌人跑得快，堵不住。”
“我说往长池。”张国焘的声音硬了。
“黄猫垭是口子。堵住了，敌人十几个团跑不掉。”
“你听不听招呼？”张国焘说，“我就是这个意见，你们不听就算了。”
电话挂了。
徐向前握着话筒，站了一会儿。他把话筒放回去，坐回桌边，看着地图。没有说话。
李先念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开口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叫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
徐向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好。”他说，“我们来个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
他站起来，把地图折起来，递给李先念。“叫程世才马上带先头部队出发。直插黄猫垭。你们随后就到。”
李先念接过地图，转身走了。
当天夜里，红三十军先头部队出发了。走的是山路，天黑，没有火把。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走了整整一夜。熊厚发的八十八师走在最前面，二六三团打头。走到第二天傍晚，到了旺苍九龙场。
徐向前也赶到了。他在九龙场的关帝庙里开了个短会，各师团干部蹲在地上，围着一盏油灯。
“敌人离黄猫垭不远了。”徐向前说，“你们要抢在他们前面。分秒必争。”
有人问：“敌人有多少？”
“十几个团。”徐向前说，“可能更多。你们先到，先占垭口。占住了，敌人就出不去。”
熊厚发站起来。“我先走。”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你那个团，还剩多少人？”
“满编。没打过什么大仗。”
“好。”徐向前说，“你打头。到了黄猫垭，不要等命令，直接占垭口。”
熊厚发点了下头，转身出了庙门。
他带着二六三团连夜赶路。走到黄猫垭的时候，天快亮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也到了。两边几乎是同时到的。
熊厚发没有犹豫。他让一营抢占垭口两侧的高地，二营堵住沟口，三营做预备队。战士们往山上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敌人也往上爬。两边在坡上撞见了。枪响了，手榴弹炸了，石头滚下去。一营先占了垭口，机枪架起来，往下扫。敌人被压在沟里，上不来。
天亮之后，川军才发现退路被堵死了。十几个团挤在沟里，前面出不去，后面追兵也到了。徐向前带着后续部队赶上来，从外面往里压。
打了一天一夜。沟里的川军垮了。歼敌一万四千人。川军第一路、第二路的主力，基本上被吃掉了。
战后，徐向前坐在指挥所里。李先念进来，脸上有灰。
“徐总，打完了。”
“嗯。”
“张国焘那边……”
“打完再说。”徐向前说，“他要是问，就说我干的。跟你没关系。”
李先念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当天晚上，徐向前给张国焘发了电报，报捷。张国焘回电，只有几个字：“知道了。”
徐向前看了电报，递给李先念。李先念看了一眼，没说话。
“仗打胜了，别的再说。”徐向前说。
李先念点了下头。
这件事后来在红四方面军内部传开了。有人说徐向前“机断专行”，不听张国焘的。但更多的人说的是另一句话：打胜了，怎么都好说。
几天之后，徐向前在巴中城外的一片河滩上，碰见几个刚打完仗的战士。他们蹲在地上，围着一堆火烤衣服，衣服上全是泥。徐向前走过去，蹲下来。
“哪个部分的？”
“三十军的。”
“黄猫垭下来的？”
“嗯。”
“打死多少敌人？”
一个战士抬起头，想了想。“不知道。反正沟里全是人，我们往下压，他们就跑，跑不动了就往地上蹲。后来数了数，光我们连就抓了两百多个。”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你们连还剩多少人？”
战士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去的时候一百二十多个，回来的时候六十多个。”
徐向前没有接话。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走到河滩边上，站住了。河滩上有人在埋锅做饭，炊烟升起来，在暮色里散得很慢。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回了指挥所。
第十二章：嘉陵江
1935年3月，嘉陵江东岸。
红四方面军要过江。往西，去接中央红军。中央的电报来了几次，催。
江面宽，水急。对岸是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和田颂尧的残部，五十多个团，沿江修了碉堡，密密的。江上的船，被敌人拉走了，或者沉了。东岸能找到的船，一条都没有。
徐向前带着人沿江勘察了三四百里，最后选定了塔子山作为主渡点。塔子山在江东岸，居高临下，对岸是一片平滩，过了平滩是丘陵，便于登陆和展开。离塔子山三十多里的王渡场，山高林密，可以藏人，后面有平坝，可以造船。
造船的事，方面军指定专人负责，王树声参与组织。木料从山上砍，门板从老百姓家里征。老百姓把门板卸下来，说：“船造好了，能过江打刘湘，门板不要了。”
王树声到王渡场去看过几次。有一次他站在船厂边上，看着工匠们在刨木板。一个老木匠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是红军的大官？”
“不算大。”王树声说。
“船造好了，能过江不？”
“能。”
老木匠低下头，继续刨。刨花卷起来，落在地上。
王树声蹲下来，捡起一片刨花，看了看。“这船，能坐多少人？”
“看大小。大的坐一个班，小的坐半个班。”
“结实不结实？”
“结实。”老木匠说，“桐油刷了三遍。江水泡不烂。”
王树声点了下头，站起来，继续往前走。他走到另一个棚子底下，看见几个战士在锯木头。锯末飞起来，落在他们头上、脸上。一个战士抬起头，看见王树声，笑了一下。
“副总指挥，你也来造船？”
“来看看。”王树声说，“你们累不累？”
“不累。”战士说，“比打仗轻松。”
“船造了多少了？”
“四十多只了。再有个十来天，七十只够了。”
王树声在船厂里转了一圈，走到一个正在给船底刷桐油的战士跟前，蹲下来。“刷几遍了？”
“两遍了。再刷一遍就完了。”
“刷匀了。漏了水，渡江的时候要出事。”
战士点了下头，继续刷。
一个月，造了七十多只木船，三座竹桥。船造好了，藏在山沟里，用树枝盖着。渡江前一夜，战士们和老百姓一起，把船从山沟里抬出来，扛到江边。路窄，船重，有人肩膀磨破了，没吭声。
3月28日夜，江上起了雾。
突击队上船的时候，王树声站在岸边。他看着第一只船推下水，船上的战士蹲着，枪抱在怀里。他低声说了一句：“划过去。不要停。”
船离岸了。江面上雾大，看不见对岸，只听见水声和桨声。划到江心的时候，对岸的哨兵喊了一声：“谁！干什么的？”
没人回答。船继续往前。离对岸还有二十米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响了。子弹打在江面上，溅起水柱。有的船被打穿了，战士跳下水，涉水往前冲。塔子山上的炮兵开了火，压向对岸。枪声、炮声、喊声，混在一起。
一只船被打漏了，水往里灌。船上的战士脱下衣服堵，堵不住。船沉了，人跳到江里，扶着船帮往前游。三月的江水冷，游到一半，有人抽筋了，旁边的人拽住他，拖着往前游。上了岸，两个人趴在滩上喘气，枪还攥在手里。
天亮的时候，突击队占领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源源过江。从鸳溪口到塔子山到阆中，一百多里的江面上，船和竹桥并用，红军往西岸涌。
徐向前过江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站在船上，看着西岸。岸上的红军在往纵深打，枪声越来越远。
“徐总，”船夫说，“到了。”
徐向前跳下船，踩在西岸的泥地上。他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东岸还有部队在过江，船一只接一只。
“走。”他说。
红四方面军从这一天起，离开了川陕根据地。他们在川北待了两年零四个月，从一万多人打到八万人，从四个师打到五个军。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三次进攻战役、强渡嘉陵江。这块地方，是他们打得最顺手的地方。但他们得走。中央在叫，长征在等。
王树声过江之后，回头看了一眼。江上还有船在过来。他数了一下，没有数完。
“别看了。”徐向前说，“往前走。”
王树声转过身，跟着队伍往西走了。
（卷三·完）
卷四：草地与裂痕
第一章：达维
1935年6月12日，下午。
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人蹲在达维桥头，已经等了三天。干粮早吃完了，附近地里的土豆还没长成，挖出来只有指头大，连泥带皮在火堆里煨一煨，嚼了。有人靠在桥栏杆上打盹，枪横在膝盖上。有人蹲在河边洗脚，脚底板上的口子泡了水，疼得龇牙。
团长杨树华在桥上来回走。他不知道中央红军什么时候到，只知道翻过前面那座夹金山，就是他们的路。山上白茫茫的，云压着山顶，看不见路。
下午，山路上出现了人影。
先是几个黑点，在雪线下面慢慢移动。然后越来越多，稀稀拉拉的，拉成一条长线。走近了，能看清了。那些人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拖。有的人拄着棍子，有的人互相扶着。身上的衣服什么颜色都有，灰的、黑的、黄的，还有穿国民党军装的，领章帽徽撕了，留下两个洞。枪也不齐，有的背着，有的扛着，有的干脆用绳子捆了背在背上。
七十四团的人站起来。
两边的人隔着几十米，互相看着。风从河面上过来，吹得旗子抖。七十四团的人看见对面的人脸上，颧骨突出来，眼窝凹进去，嘴唇干裂，一笑就裂口子。有的人脸上有冻伤，黑一块紫一块的。
对面有人喊了一声。声音被风吹散了，听不清。七十四团的人往前走了几步。
“你们是哪部分的？”对面又喊。
“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杨树华喊回去。
对面静了一下。然后有人喊：“我们是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
七十四团的人愣了一下。然后有人喊：“过来！过来！”
两边的人往中间跑。跑到跟前，站住了。互相看着。一个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伸出手，对面的人握住了。握得很紧。握完了，有人抱在一起。抱的时候，四方面军的人闻到一方面军身上的味道，汗味、泥味、血腥味，混在一起，底下还有一股说不清的酸味。一方面军的人闻到四方面军身上的味道，也是一样。
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走过来。他们的脸瘦得颧骨像刀削过，眼睛凹在眶里，但眼睛是亮的。杨成武握住杨树华的手，说了一句：“你们辛苦了。”
杨树华说：“你们才辛苦。翻雪山过来的？”
“翻过来了。”
“死人了没有？”
杨成武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死了。山上死的。”
七十四团的人把带的土豆拿出来。土豆不多，一人分到半个。一方面军的人接过去，有人咬了一口，嚼着嚼着，眼泪掉下来了。没有声音，就是眼泪往下掉，掉在土豆上，用手背一抹，继续嚼。
七十四团的人看着，没有人说话。
当天晚上，两支部队在达维喇嘛庙前的空地上开了联欢会。没有舞台，没有灯。有人从庙里搬了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当台子。喇嘛庙的僧人站在旁边看，手里攥着糌粑，不知道该不该递出去。
一个红一方面军的人站到桌子上，说：“我给你们唱个歌。”他唱的是《红军歌》，嗓子哑的，唱到一半唱不下去了，摆摆手，跳下桌子。底下的人鼓掌。
七十四团的一个战士站起来，说：“我唱一个我们这边的。”他唱了两句，一方面军的人跟着唱起来了。调子不太一样，词也不太一样，但唱到“红军”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是齐的。唱完了，有人喊：“再来一个！”没人再上去了。大家都累了。
6月17日，韩东山率二十五师主力在达维桥附近列队。桥不大，木头板的，两米多宽。战士们站在桥两边，旗子打出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从雪山上下来了。毛泽东拄着一根木棍，走得很慢。走到桥头的时候，韩东山迎上去，敬了礼。
“报告毛主席，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率全师在达维迎接中央红军。”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伸出手。“你们辛苦了。”
韩东山握了手。握得很紧。他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从他面前走过去，走进达维镇。
第二章：两河口
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
两河口是个小镇，在懋功以北，两条河在这里汇合。镇子不大，一条街，二十来户店铺，商人大多走了，剩下几个本地人，蹲在铺面门口抽烟。镇子北头有一座关帝庙，庙不大，正殿里供着关公像，香火早就断了，供桌上落着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开。
张国焘到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已经在庙里了。张国焘走进来，跟几个人握了手。他穿了一身新灰军装，脸比在鄂豫皖的时候胖了一些。握手的时候，他笑着说了几句话。毛泽东也笑着回了。
坐下来之后，周恩来讲了北上的方针。他讲得很细，一条一条说。松潘、理番、懋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人口只有二十万，藏民占多数。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所以，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迅速前进。
张国焘听着，没有打断。等周恩来讲完了，他开口了。
他没有直接说“不北上”。他说的是另一件事。他说，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的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急不慢，像是在分析形势。在座的人听出来了：他把“向南”摆在了“北上”前面。
毛泽东开口了。他说，川甘康计划会使一、四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被敌人封锁于此，将成瓮中之鳖。
张国焘看了他一眼。他没有马上反驳，停了一下，才说：“北上，我不反对。”
但接着他又把话绕回去了。他说，组织上要统一。两军会合了，指挥要统一。他建议，军委主席由他来当。
屋子里彻底静了。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他把烟掐了，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我们知道了。今天先定方针。组织问题，另外开会解决。”
会议最后通过了北上方针。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
散会的时候，张国焘站起来，跟几个人握了手，走了。他走出去的时候，脚步不快，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几天之后，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路经下东门，见到了徐向前。徐向前问他：“会开得怎样？”
张国焘不愿意多谈。他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上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问了。张国焘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
徐向前听了，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他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
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一段话。他说，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他观察到张国焘、陈昌浩“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
他还有一句更重的话。他说：“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第三章：松潘误
1935年6月底，松潘战役计划下来了。
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发布《松潘战役计划》，部署分三路：林彪、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十六个团为左路军；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陈昌浩率八个团为右路军。目标是夺取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
徐向前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看地图。他用手指在松潘的位置点了一下，跟陈昌浩说：“松潘的敌人不多。胡宗南的兵还没到齐，工事也没修好。快打，能打下来。”
陈昌浩看了一眼地图。“什么时候动？”
“越快越好。”徐向前说，“胡宗南的增援部队一到，就不好打了。”
命令传下去，部队开始向松潘方向集结。红四方面军的人从懋功、理番一带往北走，走的是山路，粮食不够，战士们背着青稞，边走边嚼。
但等着他们的，不是松潘的敌人。是粮食。
川西北这个地方，人烟稀少，粮食产量低。十万红军一下子涌进来，吃什么，到哪里去找。徐向前后来回忆说，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
部队走一路，找不到粮食。地里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藏民听了土司和喇嘛的宣传，把粮食藏起来，人躲进山里。红军拿着银元买粮，找不到人卖。
徐向前给指挥部发了电报，说松潘的敌人兵力不多，工事也不强，如果快打，能打下来。电报发出去，等回电。等了一天，没有。等了两天，没有。
张国焘那边在犹豫。他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
等了十几天。胡宗南的部队到了。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松潘的碉堡一座接一座，机枪架满了。红军再打，代价太大。
7月下旬，红军攻势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向南经包子寺、牟尼沟、镇江关一线与胡宗南的部队形成对峙。松潘战役计划实际上停止了。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徐向前把地图折起来，坐在那里，没有说话。陈昌浩走进来，看了他一眼。
“不打了。”徐向前说。
陈昌浩没有接话。
消息传下去的时候，部队正在准备打松潘。战士们把梯子、绳子都准备好了，等着命令。命令来了，说不打了。有人问：“不打松潘，走哪？”回答是：“草地。”
一个战士蹲在地上，把准备好的绳子收起来，缠在腰上。缠完了，站起来，问旁边的班长：“草地是什么？”
班长看了他一眼。“不知道。走了就知道了。”
第四章：一过草地
1935年8月21日，毛儿盖。
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
徐向前走在右路军的队伍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编在右路军里。李连长和小栓也在里面。小栓背着一支枪，枪比他人矮不了多少。他十六岁，从鄂豫皖跟到川陕，又从川陕跟到草地。
草地跟山不一样。山有路，有石头，有树。草地什么也没有，就是草。草是绿的，一片连着一片，看不到头。草底下是水，黑颜色的水，踩上去软绵绵的。走几步，鞋就湿了。再走几步，水没过脚踝。
小栓低头看了一眼，问：“连长，这草底下是什么？”
“泥。烂泥。”李连长说，“别踩草甸子薄的地方，踩厚的。薄的地方一踩就陷。”
“陷进去会怎么样？”
“陷进去就往下沉。越挣越沉。别挣，把枪横过来，趴在上面，等人拉。”
小栓把枪从肩上取下来，横抱在怀里。走了一步，试了试脚下的草甸子，厚的。又走了一步，还是厚的。他跟着李连长的脚印走，一步一步。
走了半天，前面的人停下来了。有人陷进去了。一个战士，走在队伍左边，一脚踩在薄草甸子上，整个人往下沉。旁边的战士伸手去拉，拉的人自己也往下陷。后面的人喊：“别拉！把枪递过去！”陷进去的战士把枪伸出来，后面的人抓住枪管，把他拽出来。拽出来的时候，下半身全是黑泥，鞋子没了。
小栓看见了，把枪抱得更紧。
李连长回头看了他一眼。“看见没有？别踩薄的地方。”
“看见了。”
第一天走到天黑，部队停下来宿营。没有帐篷，没有房子。战士们找了一块干一点的地方，背靠背坐下来。有人捡了几根枯草，想生火，点不着。草是湿的。有人从背包里摸出干粮，干粮也湿了，泡了水，软塌塌的。
李连长从怀里摸出半块干饼，掰了一半给小栓。小栓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停住了。
“怎么了？”李连长问。
“饼上都是泥。”
“吃。泥吃不死人。”
小栓把饼吃完了。吃完之后，他觉得肚子里还是空的。他没有说。他看见李连长也没有吃饱，李连长把自己那一半饼掰了一小块，递给旁边的一个战士。那个战士摇了摇头，李连长把饼塞进他手里。
夜里，小栓睡不着。地上凉，隔着毯子也能感觉到寒气往上渗。他翻了个身，看见李连长也没有睡，靠在背包上，睁着眼。
“连长，”小栓小声说，“你睡了吗？”
“没有。”
“我睡不着。”
“睡不着也得闭眼。明天还要走。”
小栓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了。“连长，这草地有多大？”
“不知道。听说走七天。”
“七天都这样？”
“嗯。”
小栓没有再问。他把毯子裹紧了一点，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继续走。走了半个时辰，小栓看见路边坐着一个人。那个人靠在一块石头上，低着头，不动。旁边的人走过去，看了他一眼，蹲下来，推了推他的肩膀。没有反应。推的人站起来，摇了摇头。后面的人继续走。
小栓走过去的时候，看了一眼那个坐着的人。脸是青的，嘴唇是紫的。眼睛闭着。他认出来了，是昨天帮他拽人的那个战士。
“连长。”小栓叫了一声。
李连长回过头。
“那个人……”
“死了。”李连长说。
小栓站住了。李连长走过来，拉了他一把。“走。别停。”
小栓跟着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战士还坐在那里，靠在石头上，像是在打盹。
第三天，开始有人走不动了。一个战士坐在路边，说：“你们走。我歇一会儿。”旁边的人拉他，他说：“我不行了。你们走。”拉他的人不走。李连长走过来，看了一眼，说：“扶着他走。”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那个战士的胳膊，往前走。走了半里地，那个战士说：“放下我吧。我真的不行了。”架着他的人没有放。又走了半里地，那个战士不说话了。头歪下去。架着他的人停下来，把他放在地上。一个人伸手探了探他的鼻子，摇了摇头。
李连长看了一眼，没有说话。他把那个战士的枪捡起来，背在自己肩上。继续走。
第四天，粮食吃完了。李连长把最后一块干饼掰成三份，自己留一份，给小栓一份，给旁边的一个战士一份。小栓接过来，没有吃，揣进怀里。
“怎么不吃？”李连长问。
“留着。”
“留着干什么？”
“饿了再吃。”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
第五天，开始吃皮带。李连长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用刀切成小块，放在火上烤。烤糊了，咬了一口，嚼不动。他吐出来，用牙撕，撕下来一条，放在嘴里嚼了半天，咽下去了。小栓也把皮带解下来，学着烤。烤完了，咬了一口，咽不下去，卡在嗓子眼里。他用手抠出来，再嚼。
“连长，”小栓说，“皮带不好吃。”
“不好吃也得吃。”李连长说，“不吃走不动。”
第六天，过河。河不宽，但水急，水到腰。战士们手拉手，趟过去。水冷得刺骨。小栓走到河中间，腿抽筋了，站不住，往下倒。旁边的人拽住他的胳膊，拖着走。上了岸，小栓趴在草地上，喘了半天。
李连长走过来，蹲在他旁边。“怎么样？”
“腿疼。”
“揉揉。揉完了走。”
小栓坐起来，揉了一会儿腿，站起来。腿还是疼，但能走了。
第七天，走出草地。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官兵于8月底前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小栓看见前面有房子。房子是土的，矮矮的，墙上有个洞，洞里冒着烟。他站住了，看了几秒钟。然后他笑了。笑的时候，嘴唇裂了，血流出来。
“连长，”他说，“出来了。”
李连长看了一眼房子，看了一眼小栓。“嗯。出来了。”
第五章：密电
1935年9月9日，巴西。
右路军在巴西、班佑一带休整了几天。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巴西村里的一间喇嘛庙里，徐向前和陈昌浩住隔壁。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几里外的另一个村子。
那天下午，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大会。各军的干部都到了，屋子里坐满了人。叶剑英也在。他是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一个通信员走进来，把一份电报递给叶剑英。叶剑英接过来，看了一眼电文上的署名，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他把电报展开，往下看。
电文不长。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叶剑英把电文看了两遍。他的脸上没有什么变化。他把电报折起来，揣进怀里，站起来，走出屋子。他走得不快，步子跟平常一样。走到院子里，他看了一眼天色，然后往毛泽东住的方向走。
从喇嘛庙到毛泽东的住处，要穿过一段村路。路上有哨兵，有来往的通信员，有蹲在墙根底下吃饭的战士。叶剑英走在路上，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他走得很稳，但脚步比平时快了一点。
毛泽东在屋里，面前摊着一张地图。他正在看北上的路线。叶剑英推门进来，毛泽东抬起头，看见是他，没有马上问。叶剑英把电报从怀里摸出来，递过去。
毛泽东接过来，展开，看了。他把电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电报放在桌上，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把电文抄了下来。他抄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抄完了，把铅笔放下。
“你回去吧。”毛泽东说，“沉着冷静，谨慎从事。”
叶剑英点了下头，转身走了。他走出门的时候，毛泽东没有送。叶剑英沿着来路往回走，步子跟来时一样，不快不慢。回到喇嘛庙的时候，会还没有散。他坐回自己的位置，把脸上的表情收好，继续听陈昌浩讲话。
毛泽东那边，张闻天来了，秦邦宪来了。周恩来了，王稼祥也来了。几个人在屋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人先开口。电报就放在桌上，抄件。
“怎么办？”周恩来问。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他把烟抽到一半，掐了，说：“走。今晚就走。”
“要不要告诉徐向前？”朱德问。
毛泽东想了一下。他抽了一口烟，又掐了。“告诉他，他为难。不告诉他，他也为难。不告诉了。”
当天夜里，中央机关和红一、红三军团连夜出发，往北走了。走的时候没有吹号，没有打火把。部队从村子里摸出去，走的是小路，绕开了前敌总指挥部的驻地。红四方面军的人还在睡。
第二天早上，徐向前起来，走到院子里。他看了一眼隔壁毛泽东住的方向，觉得安静得不对。平时那边早早就有人走动了。他叫住一个参谋：“中央机关那边，今天怎么没动静？”
参谋跑过去看了一眼，跑回来，脸色不对。“走了。往北走了。”
徐向前站在院子里，没有说话。他往北边看了一眼，路是空的。
过了一会儿，陈昌浩跑过来。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脸色也不对。“张国焘来的。让我们南下。”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没有接电报。他站在院子里，看着北边的方向。院子里有人在跑，有人在喊。有人跑过来问：“中央走了，我们怎么办？”有人喊：“追不追？”
徐向前听见了。他走到门口，对着外面喊了一声：“不准打。谁打谁负责。”
外面静了。
陈昌浩站在他旁边，手里还攥着那份电报。徐向前没有看他。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走回屋里。屋里桌上摊着地图。他坐下来，看着地图。北边是陕北，南边是川康。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停了一会儿，没有动。
第六章：南下
1935年9月下旬，阿坝。
张国焘在格尔登寺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设在寺内大殿，戏台子上扯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大殿里坐满了人，各军的干部都到了。张国焘站在台上，声音很大。他说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向北行动”，是“开溜”，是“逃跑”。他说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底下的人坐着。有的跟着喊了几句口号，有的低着头不说话。徐向前坐在角落里，没有开口。陈昌浩坐在他旁边，也没有开口。
会后，部队开始南下。红四方面军的人，加上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三军，掉头往南走。走出草地的人，又走进了草地。第二次。
小栓走在队伍里。他问李连长：“连长，我们不是往北走吗？怎么又往南了？”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命令。”
“谁的命令？”
“上面的。”
小栓没有再问。他把枪背好，跟着队伍走。草地还是那片草地。草是绿的，水是黑的。但这次比上次更难受。上次是第一次走，有劲。这次走过了，知道有多远，知道有多难。上次是往北走，心里有个方向。这次是往南走，他不知道南边有什么。
一个战士走着走着，蹲下来，不走了。李连长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那就歇一会儿。歇完了走。”
“歇了也不想走。”
李连长看了他一会儿。“不走，就留在这里。草地会把你吃了。”
战士抬起头，看了李连长一眼。他站起来，继续走。
二次过草地，不时会看到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战士的遗体。小栓看见路边有一具，衣服还在，人已经缩了。他没有停下来看。他走过去了。
走了几天，走出草地，到了卓克基、松岗一带。部队继续往南，翻夹金山，过宝兴，打天全、芦山。一路上打了几个胜仗，川军挡不住，红军推进得快。小栓跟着队伍走，看见路边的田里有稻子，有苞谷，有萝卜。他蹲下来拔了一个萝卜，在衣服上擦了擦，咬了一口。辣，但他嚼了。
“连长，”小栓说，“这地方比草地好。”
李连长看了一眼地里的庄稼。“好是好。但不知道能待多久。”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会议。他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底下的人坐着，有的举手，有的没有。徐向前没有举手。他坐在那里，看着台上的张国焘，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朱德在会上的发言，徐向前记得很清楚。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刘伯承也讲了话。他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会后，徐向前回到住处。李先念来了，站在门口。
“徐总，”李先念说，“这样下去不行。”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我知道。”
“那怎么办？”
徐向前没有马上回答。他坐在桌边，看着地图。地图上标着南下的路线，从卓克基到天全、芦山，再到名山、邛崃。他的手指在百丈那个位置停了一下。
“先打仗。”他说，“仗打完了再说。”
李先念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徐向前坐在桌边，没有动。油灯的光照在地图上，百丈那个小点被他的手指压出了印子。
第七章：百丈关
1935年11月，百丈。
百丈是个小镇，在名山和雅安之间。地势开阔，多丘陵、树丛、深沟、水田，视野清晰，野外无屏障，便于大兵团展开。川军在这里摆了重兵。刘湘下了死命令，要守住百丈。他亲自指挥军法队，用机枪扫射后撤的官兵，违背军令者斩，临阵不前者斩。
红四方面军从南边压过来。徐向前在前线指挥，陈昌浩也在。部队打得很猛，一开始推进得快。11月16日攻占百丈镇，打退敌6个旅的反扑。但推到百丈外围的时候，推不动了。
川军的人多。整团整营往上冲。蒋介石下令空军参战，数十架战机轮番轰炸或扫射红军的前沿阵地。炮打完了，步兵往上冲。红军趴在工事里，等他们近了再打。打退一批，又来一批。
李连长带着五连守在一个水田边的土坡上。小栓趴在他旁边，枪口对着前面的开阔地。水田里全是水，稻子收了，剩下茬子。川军从对面冲过来，踩进水田，水花溅起来。李连长喊了一声：“打！”机枪响了，川军倒了一片。后面的继续冲，踩着前面的人往前压。
“手榴弹！”李连长喊。
小栓扔了一颗，又扔了一颗。炸了。川军退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又上来了。
打到第三天，子弹快打光了。李连长把最后几发子弹压进弹匣，对小栓说：“省着用。等他们到三十米再打。”
小栓点了下头。他的手没有抖。从草地出来之后，他的手就不怎么抖了。
川军又冲上来了。这次人更多。李连长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把枪往地上一放，从腰里拔出大刀。“上刺刀！”他喊了一声。战士们把刺刀装上，跳出战壕。
小栓跟着李连长冲出去。他刺倒了一个川军士兵，刺刀拔出来的时候，卡在骨头里，他踹了一脚才拔出来。旁边一个川军朝他扑过来，他侧身一让，刀背砸在那人后脑勺上。他继续往前冲。
打到天黑，川军退下去了。李连长清点人数。五连还剩二十多个。小栓还在，脸上有血，不是他自己的。胳膊上缠着布，血渗出来。
“连长，”小栓说，“我们死了多少人？”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别问。”
11月19日，川军十几个旅从东、北、南三面向百丈进攻。双方打了七天七夜。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捅弯了，就抱在一起卡喉咙、抠眼睛。百丈之战，是四方面军战史上少有的苦战、恶战、败仗。
11月21日，徐向前给陈昌浩打了电话。“撤。”他说。
部队撤出百丈。撤的时候，李连长走在最后面。他回头看了一眼阵地。阵地上躺着人，红军的，川军的，混在一起。他没有时间埋。他转过身，追上了队伍。
百丈关战役，红军共毙伤川军15000余人，自身伤亡近万。南下失败了。部队从八万多人减到了四万多人。
第八章：二过草地
1936年2月，天全、芦山。
南下失败了。百丈关伤亡近万，川军从四面压过来，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站不住脚。张国焘在会议上不再提南下。有人提出北上，跟中央会合。朱德、刘伯承一直在劝。
命令传下来：北上。部队掉头，往北走。翻夹金山，过宝兴，往甘孜方向。然后从甘孜北上，第三次走进草地。
小栓走在队伍里。他比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眼睛凹进去。李连长走在他前面，步子比上次慢。
“连长，”小栓说，“这是第几次了？”
“第二次。”李连长说。
“第一次是往北。这次也是往北。中间那次是往南。”
“嗯。”
“我们为什么要往南？”
李连长没有马上回答。走了一段，他说：“上面决定的。”
“上面是谁？”
“张国焘。”
小栓没有再问。
草地还是那片草地。这次比前两次更安静。没有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走，看着脚下的草。草甸子薄的地方，能看见底下的黑水。有人陷进去了，旁边的人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继续走。
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二怕下雨，脚底下更软、更滑；三怕过河，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不少战士倒下。
晚上宿营。李连长和小栓背靠背坐着。小栓从怀里摸出一块东西，递给李连长。
“什么？”
“皮带。煮过了。”
李连长接过来，咬了一口。咬不动。他用牙撕，撕下来一条，嚼了半天，咽下去了。
“连长，”小栓说，“你说我们能走出去不？”
“能。”
“走出去之后呢？”
“北上。找中央。”
“中央在哪？”
“在陕北。”
小栓没有再问。他靠在李连长的背上，闭上了眼睛。
走了几天，前面传下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小栓问：“为什么停？”回答是：“前面有敌人。等命令。”
等了几天。命令来了：继续走。往甘孜。
二过草地，仅第三十军就由原来8个团变成了6个团。小栓不知道这些数字。他只知道，连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到甘孜后，红四方面军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前相比已减员过半。
第九章：张浩的电报
1935年12月，陕北瓦窑堡。
林育英到的时候，是冬天。他穿了一件光板羊皮袄，脸黑瘦，颧骨突出来，嘴唇裂着口子。从莫斯科出发，穿越蒙古沙漠，走了几个月。不能带一字一纸，把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八一宣言》的内容、还有密码本，全背在脑子里。走一路背一路，走到瓦窑堡的时候，人瘦了一圈。
毛泽东见了他。两个人坐下来，毛泽东没有寒暄。他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林育英点了头。他化名张浩。
谈话结束之后，林育英回到自己的窑洞。窑洞不大，一张桌子，一把凳子，炕上铺着一床薄被。他坐下来，把门关上，从怀里摸出那支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笔。笔杆上有一道裂纹，用胶布缠着。他没有马上写。他先闭了一会儿眼，把密码本从脑子里过了一遍。不是从头到尾背，是抽查。第一组，第二组，最后一组。确认没有记错，才睁开眼睛，拿起笔。
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完了，看一遍，改几个字，再抄一遍。通信员站在旁边等着。他抄完了，递给通信员：“发出去。”
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致电张国焘。电报的大意是：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继续到川康来与张国焘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这封电报的原件至今没有找到，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记下了大意。电报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了。张国焘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敬重，但他仍心存侥幸，幻想林育英能支持他。这是张浩到陕北后发来的第一封电报，只是通报自己到了，并试探张国焘的态度。
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长电。他先说自己“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然后开始告状。他说陕北的中央是“假冒”的，说北上的路线是“逃跑”，说他自己才是“正统”。他一边告状，一边又说服从国际。
林育英看了这封电报，放在桌上。他看得出来：张国焘一边告状，一边留了退路。退路就是共产国际。他以为共产国际会站他那边。
一个月后，也就是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国际代表”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这封电报的时间在学界有争议，有的记为1936年1月16日，有的依据档案原件记为1935年12月16日。但内容是一致的：密码在我手里，你有话可以通过我转给国际。你不能自己代表国际。
1月20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拒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也不肯取消伪“中央”，反而污蔑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1月24日，林育英发了那封决定性的电报。这封电报的原文，后来在中央档案馆保存了下来。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第一段是压。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央的路线。这句话不是商量，是通知。你张国焘的“中央”，国际不认。第二段是给台阶。你可以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你跟我们之间的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不逼你立刻认错，给你一条下坡的路。
张浩的电报字句上用足了春秋笔法：称呼张国焘一律用“兄”，在感情上拉近；称呼陕北用“中央”，是非立场不言自明。“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这明显是在给张国焘一个下坡的路。
张国焘接到那封电报的时候，是晚上。他坐在屋子里，面前摊着电报抄件。油灯的光照在纸上，“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那一行字，他看了好几遍。他把电报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外面的夜色很重，警卫员站在门口，看见他出来，站直了。他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又转身回去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警卫员后来回忆，屋里的灯亮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警卫员进去送水的时候，看见他坐在桌边，面前摊着地图。地图上没有画新的标记。他抬起头，看了警卫员一眼，说了一句：“把陈昌浩叫来。”
陈昌浩来了。他看了电报，看完之后，对张国焘说了一句话：“国际的态度明确了。我们不能再拖了。”张国焘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陈昌浩没有再劝。但他后来在林育英电报来了之后，明确表示服从国际的指示。这个态度，在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里传开了。张国焘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不再站在他那边。
张国焘先是不服。他回电问：“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怀疑林育英失去了自由。林育英没有理会。他不需要再解释。电报已经发了，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经亮了。
但张国焘撑不住了。他可以不认毛泽东，可以不认张闻天，但他不能公然违抗共产国际。他在党内起家的资本之一，就是“国际代表”的身份。如果国际说他错了，他再硬撑，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根基挖了。
朱德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时说了一句话：“我于一九三五在川西北与张国焘争论时，他说党的委员会的委员要服从书记，就是说，西北中央局委员要服从张国焘。我便说明书记要服从委员会的决议，否则便要取消资格。”朱德用党的组织原则，一句一句地把张国焘顶回去。不急，不吵，但寸步不让。
徐向前那时候在前线。他收到了张浩电报的抄件。他看完了，递给李先念。李先念看了，抬起头。
“共产国际表态了。”李先念说。
“嗯。”
“张国焘那边……”
“他会拖。”徐向前说，“拖到拖不下去。”
李先念把电报放在桌上，看了一会儿。“那我们呢？”
徐向前看着地图，手指在百丈那个位置停了一下。“先打仗。仗打完了再说。”
1月27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抬头是“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另一封给林育英、张闻天，为自己申辩，说“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但他不肯轻易认错，还强词夺理，否认卓木碉会议对中央领导人的“处理”。
他还在拖。拖到南下彻底失败，拖到贺龙和任弼时带着部队上来。1936年6月6日，他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不是因为想通了。是因为南下撞了墙，林育英又递了梯子，他没有别的路可走。
林育英收到张国焘取消“中央”的消息时，正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看文件。有人把电报递给他。他看了，放在桌上。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窑洞门口，看了一眼外面的天。陕北的六月，天是蓝的。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回去继续看文件。
他没有写回忆录。后来的人知道这件事，是从电报稿和别人的回忆里拼出来的。但那些电报稿还在。纸发黄了，字迹有些模糊。上面写着“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写着“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字都比子弹重。
张国焘哪里都算到了。南下、电报、人事、会场。他漏了一样：共产国际站哪边。
第十章：贺龙来了
1936年7月，甘孜。
红四方面军的人在甘孜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甘孜地广人稀，物产不丰，几万人驻扎在这里，粮食早就紧张了。但徐向前在动员大会上说了话：“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一方面军，二、六军团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
底下的人就开始动手。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缝皮衣，准备粮食和牦牛肉。沿途贴了标语：“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腾出了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干柴，烧好了开水。
小栓不会织毛衣。他捻毛线，捻得粗细不匀，李连长看了一眼，拿过去重新捻。小栓蹲在旁边看，看李连长的手指头转得快，线从指缝里匀匀地出来。
“连长，你什么时候学的？”
“在川陕的时候。部队里教的。”李连长没有抬头。
小栓没有再问。他拿起另一团羊毛，学着捻。捻了一会儿，线断了。他接上，继续捻。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派了人到红二、六军团来的路上接。带去了粮食和牦牛肉，还带去了几封信。信是朱德写的，写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信里说了什么，带信的人不知道。他只看见贺龙看完信之后，把信折好，揣进怀里，说了一句：“走。到甘孜去。”
7月1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高原上下了一阵六月雪，大地一片白茫茫。两支革命部队会合在一起，又唱歌，又跳舞。当地藏族居民也载歌载舞，在雪地里夹道欢迎。
朱德在会师前就做了工作。6月23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蒲玉隆时，朱德赶来与萧克、王震会面，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活动，详细地告诉了他们。7月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到达甘海子时，朱德也与他们会了面，给他们看了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文件和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
张国焘也在准备。他派了“工作团”，带着《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到红二、六军团的驻地散发。小册子里大讲反对“毛、洛、周、博”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王震拿到手后，自己先翻了翻，发现里面全是攻击党中央的言论。他报告了任弼时。任弼时吩咐不准下发。王震说不能发，当场就烧掉了。他后来回忆：“我们收到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等文件，是反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的。我看后报告了任弼时同志，他说不准下发。我回去后立即把那些东西烧了。”
张国焘亲自来看任弼时。吃饭期间，他列举了党中央的很多“错误”。晚上，他又以命令的口气，提出调整红二、红六军团的主要领导。任弼时一口拒绝了。后来，张国焘又提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任弼时问：“报告哪个做？有争论怎么办？”又把张国焘顶了回去。
贺龙用了另一个办法。他说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长征损失不小，要张国焘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张国焘不好拒绝。贺龙后来回忆，他“硬是要了一个军”。这个“要”，不是客气的商量，是在会上当面提的。张国焘当时没有马上答应，说“研究研究”。贺龙说：“没什么好研究的。你兵多，我兵少。你给不给？”张国焘给了。红三十二军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罗炳辉还是军长，但这支部队终于脱离了张国焘的控制。
任弼时做了一件更关键的事。他直接向张国焘要了电报密码本。张国焘不想给。任弼时没有跟他争，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贺龙在旁边，没有说话，但也没有走。张国焘把密码本拿出来了。任弼时接过去，转身走了。这件事在底下的人中间传开了。李连长听说了，没有跟小栓讲。小栓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甘孜的雪地里来了很多人，唱歌，跳舞，很热闹。
7月2日，甘孜城郊举行了会师大会。朱德站在台上，看着底下的人。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
任弼时也讲了话。他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底下的人鼓掌。掌声响了很久。
张国焘坐在台下，听着。他没有说话。南下撞了墙，张浩递了梯子，贺龙和任弼时又拆了他“多数”的台。他的“中央”已经空了。
7月5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三十二军归了红二方面军建制。
甘孜的雪是六月下的。小栓站在人群里，看着雪落下来。他伸出手，接了一片。雪在手里化了。
“连长，”小栓说，“我们什么时候走？”
“快了。”李连长说。
“往哪走？”
“北上。”
“北上找中央？”
“嗯。”
小栓没有再问。他把手缩回袖子里，跟着队伍往回走。雪还在下，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李连长的背包上，落在甘孜的土房子上，一层一层地盖上去。
那天晚上，李连长在屋子里擦枪。小栓坐在旁边，看着他的手。李连长擦完了，把枪放在一边，从怀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点着，抽了一口。
“连长，”小栓说，“那个贺龙，很厉害？”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厉害。”
“怎么厉害？”
“他敢跟张国焘要兵。”李连长说，“别人不敢，他敢。”
小栓想了想。“张国焘不是主席吗？”
“是主席。”李连长说，“但贺龙不怕他。”
小栓没有再问。他把毯子裹紧了一点，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张国焘坐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前摊着地图。他没有看。他只是坐着。外面有人在唱歌，是红二方面军的人在教红四方面军的人唱《会师歌》。调子不太熟，词也记不全，但唱得很响。他听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口。天色暗了，雪山变成了一片灰影。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回了屋。
他没有再拖了。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开始北上。张国焘走在队伍里。他没有骑马，也没有说话。他身边的人都离他几步远，不远不近。他走了一段，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甘孜的方向。雪山在远处，白得刺眼。他转过身，继续走。
第十一章：会宁
1936年10月9日，甘肃会宁。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了会宁。红一方面军的人已经在城里了。城门上挂着红旗，战士们用木板搭起高大的彩门，道路两旁插满鲜艳的红旗。红一方面军的人把毛衣、毛袜、手套搬出来，塞给红四方面军的人。那些毛衣上绣着字，有的绣“欢迎阶级兄弟”，有的绣“会师留念”。“穿上。西北冷。”有人穿着穿着，笑了一声。旁边的人问：“笑什么？”他说：“在草地的时候，没想到还能穿上毛衣。”
小栓走在队伍里。他看见街两边站满了人，有红军，有老百姓。老百姓手里拿着馍，拿着鸡蛋，往战士手里塞。一个老太太走到小栓面前，把两个煮鸡蛋塞进他口袋里，说了一句什么。小栓没听清，他点了点头。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敌机来了。
几架飞机从南边飞过来，声音很响。街上的哨兵先听见的，吹了哨子，喊了一声：“飞机！散开！”街上的人开始跑。几个小红军正在沿街刷标语，扔下刷子就喊：“乡亲们快躲开！飞机要投炸弹了！”
小栓跟着李连长往墙根底下跑。他蹲下来，抱着枪，看着天上。飞机飞得很低，翅膀底下能看见涂的太阳旗。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声音先到，然后才是火光和烟。
轰炸过去之后，街上安静了一阵。然后有人开始喊，有人开始跑。李连长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看了小栓一眼：“没伤着？”
“没有。”
李连长没有再问。他往街那头看了一眼，看见一群人围在一条巷子口。他走过去，小栓跟在后面。
人群中间，一个孩子蹲在地上哭。孩子旁边躺着一个小红军，脸朝下，身上全是血。孩子的父亲蹲在旁边，抱着那个小红军，肩膀一抽一抽的。有人小声说，飞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在街上玩，小红军扑过去把他护在身下。孩子得救了，右手指头炸掉了两根。小红军没有起来。
李连长蹲下去，看了一眼那个小红军。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那个父亲面前，蹲下来，问了一句：“你是他什么人？”
那个父亲抬起头，脸上全是泪。他说：“我不是他什么人。他救了我娃的命。”
李连长没有再问。他站起来，退到人群外面。小栓站在他旁边，看着那个小红军。那个小红军的身量跟他差不多，也许还小一点。后来他听旁边的人说，那个小红军十四岁，四川口音，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朱德来了。他从人群外面走进来，蹲下去，看了一眼那个小红军。他蹲了很久。站起来的时候，脸上湿着。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小栓没听清。旁边的人传出来，总司令说的是：“他是我的小老乡，今年才14岁，12岁就参加了红军，他的父亲、哥哥都死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之下，母亲在给红军送粮食的途中，饿死在路边的草中。他们一家人都为了革命牺牲了，他可是独苗啊，没想到却留在了这里。”
小栓听见“独苗”两个字，把目光移开了。他想起自己的爹娘。他没有爹娘。他只有一个叔，对他不好。他跑出来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说。他看了一眼那个小红军，又看了一眼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蹲在地上，右手包着布，左手攥着那个小红军的一只袖子，不松手。
李连长拉了他一把：“走。”
小栓跟着他走了。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父亲还抱着小红军，没有动。孩子的哭声小了一点，变成了抽噎。后来他听说，那个父亲姓魏，名叫魏鸿儒，是城里少有的读书人。这几天一直在帮红军总司令部抄标语、写公告。那个被救下的孩子叫魏煜，是魏鸿儒的儿子。魏鸿儒把那个小红军葬在了自家祖坟旁边，立了规矩，每年清明都要带着魏煜去添土。
下午，部队继续往城里走。会宁城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铺面。铺面都开着，有人在卖东西。小栓看见一个卖馍的摊子，站住了。李连长走过来，看了他一眼：“饿了？”
“嗯。”
李连长从口袋里摸出几个铜板，买了两个馍。递给小栓一个。小栓接过来，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停住了。
“怎么了？”李连长问。
“好吃。”小栓说。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把自己的那个馍也吃完了。
傍晚的时候，部队在文庙前集合。文庙的大成殿内搭了一个台子，是用两张门板拼的，供桌当讲桌。台下坐满了人，红军战士，老百姓，挤在一起。小栓坐在人群中间，李连长坐在他旁边。
天暗下来之后，朱德走上台。他站在门板搭的台子上，面前摊着一份电报。他看了一眼底下的人，开始念。那是中央发来的贺电。小栓听不太懂那些词，他听见“各军师团营连排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那一句，觉得有点奇怪。军长和班长排在一起，叫首长。他看了一眼李连长，李连长在听，没有看他。
朱德念完了，底下鼓掌。掌声响了很久。有人开始唱歌，唱的是《会师歌》。小栓跟着唱了两句，调子不太准。李连长看了他一眼，也唱了一句。后来他听人说，那天晚上文庙大成殿的月台上还跳了秧歌，一直闹到很晚。
散会之后，部队往宿营地走。街上还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喊口号。小栓走在队伍里，手插在口袋里，摸到了那两个煮鸡蛋。他没有吃。他想留着，但不知道留着干什么。
“连长。”小栓叫了一声。
李连长回过头。
“那个小红军，十四岁。”小栓说。
“嗯。”
“跟我一样大。”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走了一段，他说：“你跟他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还活着。”
小栓没有接话。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摸了摸背包带。走了一段，他又开口了。
“连长，你说我们这些人，以后有人记得不？”
李连长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前面的路，路两边是铺面，铺面里亮着灯。
“记得。”李连长说，“花名册上记着呢。”
“花名册在文书包里。文书死了呢？”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那就换一个文书。再记一本。”
小栓没有再问。他跟着李连长往前走。会宁的夜比草地暖和，风里带着土腥味，没有雪。他抬头看了一眼，天上有星星，不多，被云遮了一半。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紧了紧背包带，跟上了李连长的步子。
第十二章：花名册
1936年10月，会宁。
进城之后，部队休整。连队要重新登记花名册。文书是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调来的，姓刘，二十出头，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抱着一本册子，坐在连部门口的石阶上，一个一个叫名字。
“姓名？”
“小栓。”
“大名？”
“没有。就叫小栓。”
文书看了他一眼，在册子上写了“小栓”两个字。
“哪年参军？”
“1933年。”
“哪里人？”
“广元。”
“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了。”
文书写完了，翻到下一页。“下一个。”
小栓站到一边。他想起李连长说过的话。李连长有个娘，在通江。出来的时候没有告诉她。小栓没有娘。他只有一个叔，对他不好。他跑出来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说。
李连长排在后面。轮到他了，文书问：“姓名？”
“李长福。”
“大名？”
“李长福。就这个。”
“哪年参军？”
“1931年。”
“哪里人？”
“通江。”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个娘。在通江。”
文书写完了，翻到下一页。李连长站到小栓旁边。
“你叫李长福？”小栓问。
“嗯。”
“我从来没听人叫过。”
“没人叫。都叫连长。”
小栓没有再问。他看了一眼那本花名册。册子不厚，纸是粗糙的，边角卷着。文书的字写得工整，一笔一划的，每一行都填得满满的。有的行里写着“牺牲”，有的写着“调离”，有的写着“失踪”。小栓不识字，他只看见那些字排得整整齐齐，一行一行的。
登记完了，文书把花名册合上，放进包里。小栓看了一眼那个包。册子在里面，他的名字在里面。他不知道这本册子以后会怎么样。他只知道，他还活着。
李连长走过来。“登记完了？”
“完了。”
“走。吃饭。”
两个人往伙房走。街上有人在唱歌，是红一方面军的人在教红四方面军的人唱《会师歌》。调子不太熟，词也记不全，但唱得很响。小栓跟着唱了一句。李连长看了他一眼，也唱了一句。
走到伙房门口，李连长停下来。他从口袋里摸出那两个煮鸡蛋——小栓一直揣着的那两个。他递给小栓。“吃了。别留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
“你口袋里鼓着。”
小栓接过来。他剥了一个，咬了一口。蛋黄有点干，他嚼了两下，咽了。他把另一个递给李连长。
“你吃。”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接过去，剥了，吃了。
伙房里有人在喊：“排队！排队！”两个人走过去，排在队伍后面。前面的人在打饭，一人一勺，土豆炖牛肉。牛肉不多，土豆炖得烂。小栓端着碗，蹲在墙根底下吃。李连长蹲在他旁边。
“连长，”小栓说，“你说花名册上记着我，以后有人查，能查到不？”
“能查到。”
“查到了又怎么样？”
“查到了，就知道你在这里。”李连长说，“你活着，名字就在。你没了，名字也在。”
小栓嚼着土豆，想了一会儿。“那我要是没了，名字还在，有什么用？”
李连长把碗放在地上，看了他一眼。“你没了，名字在，你叔能查到。以后有人写这段历史，能查到。知道有个叫小栓的人，从广元出来，跟红军走了，走到了会宁。”
小栓没有说话。他低头吃了几口，又抬起头。“连长，你那个名字，李长福，谁给起的？”
“我娘。”
“她知道你在红军里？”
“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没告诉她。”
“那她怎么查？”
李连长没有马上回答。他把碗里最后一点汤喝了，把碗放下。
“等打完仗，我回去告诉她。”他说，“她要是还在，我就告诉她，我在红军里，叫李长福。她要是没了，我就去她坟前告诉她。”
小栓点了点头。他把碗里的饭扒完了，站起来，去河边洗碗。河边蹲了一排人，都在洗碗。水是浑的，洗完了，碗上还带着沙。他把碗甩了甩，揣回包里。
走回连队的路上，小栓看见街边一个老汉在摆摊卖草鞋。他站住了。老汉看了他一眼，问：“买不买？两双一个铜板。”
小栓摸了一下口袋。他没有铜板。他摇了摇头，走了。
李连长走在前面，回头看了他一眼。“想买？”
“没有钱。”
李连长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铜板，递给他。“去买两双。”
小栓接了，走回去，买了两双草鞋。一双穿在脚上，一双放进背包里。他追上李连长，把剩下的一个铜板递回去。
“留着。”李连长说。
“留着干什么？”
“以后用。”
小栓把铜板揣进怀里。两个人走回驻地。驻地是一间院子，院子里有几棵枣树，枣子红了，没人摘。小栓看了一眼，没伸手。他蹲在墙根底下，把新草鞋脱下来，看了看，又穿上。
李连长坐在他旁边，从怀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点着，抽了一口。小栓看着烟锅里的火一明一暗。
“连长，”小栓说，“你说我们以后还打不打仗？”
“打。”
“打谁？”
“不知道。”李连长说，“谁挡路打谁。”
小栓没有再问。他靠在墙上，看着院子里的枣树。风从墙头刮过来，把几片叶子吹落了。他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
李连长抽完烟，把烟袋收起来，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外面有人在走动，有骡马，有推车，有喊号子的声音。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看见小栓已经睡着了。头歪在墙上，嘴微微张着。他把自己的毯子拿过来，盖在小栓身上。
小栓动了一下，没有醒。
李连长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蹲下来，把花名册的事又想了一遍。文书说，花名册要交到上面去，一级一级往上交，最后交到总部。总部的花名册要存档，存很多年。他想到他娘。他娘不识字，查不了花名册。但他想，总有一天，会有人查。查到李长福，四川通江人，1931年参加红军。他就觉得，这件事还算靠谱。
天快黑的时候，小栓醒了。他把毯子从身上拿下来，叠好，走过去递给李连长。
“你盖的？”小栓问。
“嗯。”
“你不冷？”
“不冷。”
小栓没有再问。他把毯子放在李连长的背包上，坐下来，从怀里摸出那个铜板，看了看。铜板上有个洞，是绳子穿过的痕迹。他把铜板翻过来，翻过去，然后揣回怀里。
“连长，”他说，“等打完仗，你回通江，我回广元。我们还能见面不？”
李连长看了他一眼。“能。”
“怎么见？”
“你来找我。我到通江去找你。找不到，就写信。”
“我不识字。”
“那就找人写。”李连长说，“我也找人写。写好了，寄到广元。你要是搬了，就让人转。”
小栓想了想。“行。”
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走到院子中间，伸了个懒腰。枣树上还有几颗枣，红透了。他看了一眼，还是没有伸手。他转过身，对李连长说：“连长，明天有任务没有？”
“有。”
“什么任务？”
“训练。”李连长说，“新兵多，老兵少。你带几个新兵，教他们怎么用枪。”
“我教？”
“你教。”
小栓愣了一下，然后点了下头。“行。我教。”
天黑了。院子里点起了灯。小栓和李连长坐在灯下，吃着剩下的馍。远处有人在唱歌，唱的是《国际歌》。调子不太准，但唱得很响。小栓嚼着馍，听着歌，把脚上的新草鞋紧了紧。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卷四·完）
后记
1936年10月，会宁会师之后。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没有停下来。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加上总部直属部队，两万一千八百余人，奉命西渡黄河。他们的任务，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后来战局变了，宁夏战役计划中止，过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单独执行西进任务。
徐向前是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是军政委员会主席。
他们面对的是马步芳、马步青的马家军。骑兵多，地形熟，兵力是西路军的好几倍。西路军没有根据地，没有补给，没有援兵。古浪一战，红九军损失两千多人。高台一战，红五军三千人几乎全部战死。倪家营子打了近十天，土围内外全是尸体。到1937年3月，西路军从两万多人打到不足三千人。
3月14日，祁连山石窝。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了最后一次会。决定：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余部由李先念、李卓然等组成工作委员会，分三个支队在祁连山打游击。
徐向前不想走。他对陈昌浩说：“我们的队伍都打完了，孤家寡人回去干什么，留下来还可以稳定军心。”陈昌浩说：“不行，我们要服从组织安排。”
两个人带着二十多名警卫战士，昼伏夜出，往东走。走到大马营那个村子，陈昌浩病了，高烧不退。一户姓但的老乡收留了他。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让他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继续走。他化装成羊倌，穿着老羊皮袄，背着一个小褡裢，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走到平凉，碰上了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前哨，耿飙的部队。他回到了延安。
陈昌浩病好之后，没有直接回延安。他回了湖北老家，见了阔别十年的母亲和妻儿。后来辗转到延安。再后来，他因胃溃疡被批准去苏联治病。这一去，就是十多年。他在苏联采石场做过苦力，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做过翻译，后来编了一部《俄华辞典》。1952年回国，在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当副局长。1967年去世。1980年平反。
徐向前回到延安后，红四方面军余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他任副师长。后来是开国元帅。
陈昌浩回延安之后，西路军的余部还在祁连山里。李先念带着左支队，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四十多天，走到星星峡的时候，还剩四百多人。陈云、滕代远带着四十多辆卡车，满载着衣服、食品和药品，到星星峡接他们。这四百多人到了迪化，对外称“新兵营”，学汽车、学装甲车、学炮兵、学无线电、学航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分批回到了陕甘宁边区。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回到陕北的，不到一半。被俘的六千多人，被押到青海，做苦工，做奴仆，一千六百多人被杀害。九军军长孙玉清，二十八岁，被秘密杀害于西宁。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化名苟秀英，被同志们掩护下来，后来被营救回了延安。
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西路军，写得很短。他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任务不定，犹疑不决”。他说，他自己“犯了轻敌的错误”。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任何人。
陈昌浩后来很少提西路军。他回国之后，有一回，一个老战友去看他，说起河西走廊的事。他听着，没有说话。等那个人说完了，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说了一句：“我对不起那些战士。”
张琴秋后来当过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她很少跟人讲西路军的事。有一回，一个记者问她，西路军的女战士被俘之后经历了什么。她说：“不说了。说出来，对活着的人不好。”
李先念后来当了国家主席。他去新疆的时候，专门去了星星峡。他站在当年陈云接他们的那个地方，看了一会儿。旁边的人问他，在看什么。他说：“在看路。当年我们从这里进来，又从这里出去。”
红四方面军的故事，到会宁会师，是一个段落。到西路军兵败，是另一个段落。前一个段落，是八万人走到陕北，是长征的终点。后一个段落，是两万多人走进河西走廊，再也没有回来。
但红四方面军没有消失。它的余部改编为一二九师，在太行山打了八年。它的将领，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陈再道、洪学智、秦基伟，后来都是共和国的脊梁。它走出的七百多位开国将领，分布在各大军区、各兵种。
那些倒在河西走廊的人，没有看到这一天。但他们的名字，和那些从黄麻起义、木兰山、柴山保一路走过来的人的名字，写在同一本花名册上。那本花名册，在会宁城里登记过。后来，它被收进了档案里。纸发黄了，字迹有些模糊。但翻开来，一页一页，都是人。
附录：年代与史实出处
说明：本小说在史实骨架基础上进行文学虚构，人物对话、心理描写、场景细节为创作，不改变下列史实的时间、地点、番号与结果。
一、三次起义与红四方面军前身（1927—1931）
时间 事件 出处/来源
1927.11.13 黄麻起义，攻占黄安县城 人民网党史频道；《红四方面军战史》
1929.5.6 商南（立夏节）起义，周维炯智取丁埠民团 人民网党史学习教育官网
1929.11 六霍起义，独山暴动 人民网党史学习教育官网
1930.3 红31、32、33师合编红一军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1.1 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红四军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1.5 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百度百科·红四方面军
1931.9—10 白雀园肃反，许继慎、周维炯、戴克敏、曹学楷遇害 《红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二、红四方面军成立与鄂豫皖鼎盛（1931—1932）
时间 事件 出处/来源
1931.11.7 红四方面军成立于黄安七里坪，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近3万人 百度百科·红四方面军
1931.11—12 黄安战役，歼敌1.5万，活捉赵冠英，“列宁号”参战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2.1—2 商潢战役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2.3—5 苏家埠战役，歼敌3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2.7—10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主力撤离鄂豫皖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2.11 漫川关突围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1932.12 到达川北通江 《红四方面军战史》
三、川陕鼎盛（1933—1935）
时间 事件 出处/来源
1933.2—6 反三路围攻，收紧阵地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3.7 木门会议，扩编为五个军，8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3.8—10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3.11—1934.9 反六路围攻，歼敌8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4.7—8 万源保卫战，大面山战斗 《红四方面军战史》；许世友回忆录
1934.9 黄猫垭战斗，徐向前“机断专行” 李先念回忆；《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5.3 强渡嘉陵江，长征开始 《红四方面军战史》
四、草地与裂痕（1935—1936）
时间 事件 出处/来源
1935.6.12 达维会师 人民网党史频道
1935.6.26 两河口会议 《毛泽东年谱》；《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5.8 一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5.9.9 密电事件，中央连夜北上 叶剑英回忆；《毛泽东年谱》
1935.10.5 张国焘另立“中央”，宣布“开除”“通缉” 人民网党史频道
1935.11 百丈关战役，南下失败，部队减至4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5.12—1936.1 张浩（林育英）电报，共产国际表态 中央档案馆藏电报稿；张国焘《我的回忆》
1936.6.6 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6.7.1—2 甘孜会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36.7.5 红二方面军成立，红三十二军归建 中革军委电令
1936.10.9 会宁会师 人民网党史频道
五、后记·西路军（1936—1937）
时间 事件 出处/来源
1936.10—11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21800余人 青海省政府网·西路军纪念馆
1936.11.11 西路军组成，陈昌浩主席，徐向前副主席 人民网党史频道
1937.1 高台血战，红五军损失惨重 人民网党史频道
1937.3.14 石窝会议，徐陈离队回陕北 李先念纪念馆资料
1937.3 西路军失败，余部分三支队游击 人民网党史频道
1937.4—5 李先念左支队到达星星峡，陈云、滕代远接应 人民网党史频道
1937.8 红四方面军余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 百度百科·红四方面军
六、主要参考书目
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
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4.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
5.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
6. 《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全书完）
作者：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血色长虹》《中流砥柱》《建党》等五十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