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贵：一个“编外交通员”的故事
文/张喜魁
在邢台市信都区邓家庄村，曾经有这么一个人。
他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八路军，也不是游击队。但他干的事儿，比游击队还危险。
他叫王学贵，是一个抗战时期的“编外交通员”。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可就是这句“混口饭吃”，差点要了他的命，也让他终身残疾。
王学贵，家里有几亩薄田，在邢台西街开了个小门店，卖笔墨纸砚。
日子不算富裕，但能吃饱饭。
抗战打响了，他暗地里给共产党、八路军送过药、送过信、送过通讯器材。
每次把东西送到地方，拿了钱就走人。
他觉得自己就是个跑腿的。
可在日本人眼里，这就是死罪。
有一回，他送鸡毛信，被仇人告了密。
那天他正跟父亲在地里干活，两个日本兵突然来了，直接把他押到宪兵队。
刚进门，一个日本兵从背后抡起粗木棍，照着他脑袋就砸了下去。
血当时就窜出来了，人当场昏了过去。
日本人又从井里提了桶凉水，往他头上一浇，他才醒过来。
然后，他被关进一个木笼子里。
那个笼子外面缠满铁丝网，站站不直，坐坐不下，腿伸不开。
审讯的时候，日本人问：
“为什么给八路军送信？”
“你的同党是谁？”
“上线是谁？下线是谁？”
翻来覆去，就这三句话。
王学贵就回一句：
“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我没有同党。信放在那个石板下，我就走人。”
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烙铁烫身……能用的酷刑全用了。
他就是不开口。
那句话怎么说的？——“坚守”。
他要是松了口，接头的共产党人全得完。
日本人没杀他，但也没饶了他。
王学贵被抓以后，他爹急得睡不着觉。
打听到宪兵队里有个同村人，托人一问，说他是“重犯”，关得死死的，根本见不着人。
唯一能说上话的，是那个日本翻译官。
这个翻译官有个毛病——抽大烟。而且只抽自己熬的烟膏。
王学贵他爹算学，赶紧找了个熬制大烟这门手艺。
就这么着，他爹靠帮翻译官熬烟膏，跟人家搭上了线。
处久了，他爹求人家帮忙救人，说儿子是被人陷害的。
翻译官起初为难，经不住再三恳求，答应“试试看”。
后来翻译官说了好话、作了保，王学贵才被放出来。
那时候他已经不成人样了：头发胡子粘在一起，脸都认不出来，浑身是伤。因为在笼子里蜷缩太久，四肢全瘫了，只剩一口气。
好在命大，保住了命，但落下了终身残疾。
王学贵送药，最远送到山西武乡县麻田镇，那是一二九师的总医院。
有一回送货路上被日军巡逻兵发现，一匹骡子被打死了。
关健是租的别人的骡子，这个人蹲在门口，哀声叹气，不吃饭。部队领导问怎么回事，学贵一五一十把日本人追杀的来龙去脉，给部队领导说了。
部队领导二话不说，让他从马棚里挑了一匹最好的马，当补偿。
八路军对他，从来都是高规格接待。
有一次，一位部队首长看他老实本分，长期给八路军送药，就动员他把家里几亩地卖了，入党参军。
王学贵后来回忆说：
“我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大道理，但知道是为老百姓干事的。共产党八路军，个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灰衣服，面黄肌瘦的，但精神头十足，不欺负咱们老百姓。”
但他家里有老人要照顾，就想着“守家待地，能有口饭吃就行了”。
就这么着，他错过了入党参军的机会。
在一二九师，他还见过卫生部部长钱信忠。
钱信忠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他们一到，就通知伙房，客人来了，用最好的小米干饭加羊肉招待。
王学贵亲眼看见，八路军战士都留着光头，大冬天用凉水洗头，洗完头互相碰头取乐——说是能锻炼身体，也能抗冻。
解放后，王学贵在报纸上看到“钱信忠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消息，才恍然大悟：当年接待自己的那位，后来成了开国少将。
解放初期，王学贵又摊上事儿了。
有人污告他跟日本人有染、骗老百姓的钱，他被关在“解放军先贤局”，说要择日枪决。
危急关头，他的伙计们分头去搬救兵救人
跑到山西一二九师根据地，没找到人。又赶到邯郸涉县一二九师后勤部总医院，终于找到了当年接收药品的那位部队领导。
那位领导一听，马上派一个警卫员，带着亲笔信，快马加鞭赶回来救人。
王学贵这才第二次死里逃生。
王学贵这个人，不识字，不懂大道理。
他就认一个理儿：共产党八路军，不欺负老百姓。
他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八路军送药、送信。
他两度入狱，受尽酷刑，终身残疾。
他不是英雄，没有番号，没有档案，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但他是千千万万个在黑暗中为这片土地点过灯的人之一。
他的名字叫王学贵。
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抗战编外交通员。
作者简介：张喜魁，邢台市信都区李村镇西北留村原党总支书记。邢台市作协会员，信都区作协名誉副主席、信都区作协散文艺委会执行副主任，信都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邢台乡土故事》副总编。服务家乡，热爱家乡，对家乡有浓厚的感情，每每巡视这片热土，都能激发心中的那抹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