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地委副书记张玉美来了，地委组织太行山区各公社来参观。英谈沟改写了一件事：山区不是只能在沟凹里种几棵果树，坡上也能长栗子。这条路子后来铺满了整个太行山。
但乔钦起书记没只停在英谈沟里！第二年冬天，他把战场挪到了白岸村的河滩上。1963年洪水之后，人们怕河，不敢在河滩修地，只敢在山坡上修旱梯田，一年一季，费工费力。乔书记不信这个邪，提出“洪水靠边站、河滩变良田”。白岸村西南河滩上有个山嘴伸进河川，挡水挡路。他请专家来，用三千公斤炸药搞定向爆破，一炮把山嘴拦腰炸断——全县头一例。爆破那天他从头守到尾，起爆前最后一个离开，起爆后第一个上去看。
炸出来的石头正好筑坝。白岸村三年修起两千五百米拦河坝，从清泉村前一直顶到贾道湾北坡，新造良田三百五十亩。第六生产队一冬一春修出一块十五亩大的地块——在山区，这算得上人造“平原”了。修地当年见效：冬天打地基，春节拉土垫地，春天种土豆，六七月刨出来，社员们挑着筐往家走，筐里是白生生的土豆，脸上是几十年没见过的踏实。
全公社跟着干，拦河坝修了两万八千米，新造良田三千多亩。粮食够了，白岸公社从吃救济粮变成交余粮。背着白面上山西换玉米的日子，终于画上了句号。
路和电是乔钦起书记心里的另外两本账。从1973年到1979年，二十多公里乡村公路修通了许家村到南就水、贾道湾到前坪、白岸到王山铺三道沟，村村通了车。从1976年到1979年，高压线架进深山，户户亮了电灯，煤油灯放进了墙旮旯。
这些数字写在纸上干巴巴的，但放在那个年代的白岸，每一个数字都是人背肩扛、一锤一钎凿出来的。乔钦起书记在白岸六年，常背荆篓走在田间地头，走到哪个村就在哪个村干活。他到公社手工业社，建议搬到英谈坪，添电锤打铁、电锯解木，九个人的铁木匠铺发展到二十多人，能修柴油机、水泵、拖拉机。1976年他听说唐山有个柄把加工厂，协调省供销社开介绍信，派两个木工去学。1978年10月，手工业社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临走前乔钦起书记专门去看望，叮嘱坐火车注意安全，塞给他五斤全国粮票。那个年轻人后来做了教授，说起这事还眼眶发潮。
乔钦起书记1930年生，1940年入抗日小学，兼儿童团团长。1947年参加工作，当过小学教师、工委秘书，搞过百村扫盲。1968年参加三线建设，1969年调县医院，1973年到白岸公社，1979年调将军墓工委，后任原邢台县林业局督导员，1990年离休，2003年去世，七十三岁。他留下八十多本工作笔记、三百余卷档案，约六百万字。这批东西记着共和国几十年的风雨，现在学界正在整理。
2026年秋天，当年和他共事的老人们聚在晶龙酒店，开了一场追思会。时任白岸公社副书记的冯兴林说，乔书记徒步走遍二十四个大队，提出“先治坡，后治窝，修河坝，围河滩，造田地”，六年绿化荒山十万亩，修河坝两万余米，垦造良田四千余亩，村村通电、配农机，白岸公社评上了河北省学大寨红旗先进单位。大家说来说去，最后归到一句话：“造福白岸山川第一人。”
这句话不夸张，但我想换一个说法。
乔钦起书记在白岸六年，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他把人和山的关系重新摆了一遍。从前白岸人怕山、怕水，山洪一来什么都冲走，只能在坡上刨点旱田，靠换粗粮过日子。乔钦起书记领着人把山治了、把河改了、把路修了、把电架了，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但人和山水之间的账算清了。鱼鳞坑里的栗树一年一年长，拦河坝把洪水挡在外面，公路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电把山里的夜照亮。他没有给白岸留下一句豪言壮语，他留下的是能长栗子的坡、能种土豆的地、能走车的路、能点灯的电。
这些东西会老。栗树会老，坝会旧，电线会换。但山记得！英谈沟的鱼鳞坑一层一层叠在坡上，像山的年轮；拦河坝的石头上长了青苔，水从坝顶翻过去，不急不慢。当年背荆篓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可他的名字被山收进去了，收在年轮里，一年长一圈，不声不响。
白岸的河水还在流。两岸的栗树秋天照例裂开嘴，露出油亮的果实。来白岸看山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看见的是风景。但白岸的老人知道，这风景底下埋着什么——埋着三千公斤炸药的响，埋着一百八十天的镐头声，埋着一个背荆篓的人天不亮站在沟口的影子。
山河有情永不老。乔钦起书记把名字写进了山的年轮，山不说话，但山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