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哨、棋局与讲台上的那个作家
——作家马玉琛教授人物侧记
文/唐卡
我和马玉琛教授是老朋友。是少有的青年时期相识，现在依然还可以聚会聊天，谈谈旧事的朋友。认识他二十多年了，很熟，可是至今仍然说不清楚他到底在哪个领域是巅峰。
说他是教授，他下了课最惦记的是鸽棚里那几羽鸽子的羽翼和饮食状态；说他是作家，他跟你聊茅盾文学奖入围的事，语气像在说别人家的一件旧闻，转头却为某只鸽子在三百公里归巢时少飞了十几分钟而念叨好几天；说他是鸽友，他又在讲台上用一口温雅干净的普通话给学生拆解小说的榫头卯眼，拆得满堂眼睛发亮；说他是棋手，他手里那支写《金石记》和《羽梵》的笔又从来没有停过。他教书教了三十八年，鸽子养了四五十年，围棋下了四十来年，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桥牌样样沾手，书法写到被中国作家协会和陕西省图书馆收藏，长篇小说两度入围茅盾文学奖。这些东西摞在一个人身上，按理说该摞出一个忙乱不堪、面目模糊的形象来。可马玉琛不是。他清瘦，不高，走在人群里步子不快不慢，好像随时可以从热闹里抽身走掉。他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分寸：什么都做了，什么都没被那些“什么”吃掉。
我头一回真正看清这个人，是在彬县。
十几年前省作协在彬县有个活动，半个月，同行的有我相熟的文友成路、李小洛。在彬县，我们又加上了马玉琛。白天我们听讲座、讨论，忙文学方面的事情，一到傍晚我们就凑在一起喝茶，东拉西扯。茶喝淡了，就往附近河里走，捡石头，拿回来让多才多艺的李小洛画画。那条河的名字我如今记不清了，只记得水不急，河滩上石头多，被水冲得温润。我们四个人弯着腰，像四个不务正业的勘探队员，捡起来，端详一阵，扔了，再捡。马玉琛捡得最认真，也最挑剔。他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嘴里用陕西话嘟囔，大意是这块“有眉眼”，那块“没神”。李小洛笑他选石头还是选妃子，他也不恼，嘿嘿一笑，把中意的揣进兜里。半个月下来，石头捡了一堆，善于做画的李小洛画了一堆，交情也这样磨了出来。
后来回到西安，聚会就成了习惯。不定期，不定点，谁想起谁了就招呼一声。再后来圈子大了一点，加上了平凉诗人西可、咸阳诗人宁颖芳。有一回西可邀我们去平凉，坐火车半夜到站，西可居然在站台上给每人准备了一束鲜花。半夜的站台空空荡荡，灯光发黄，几个睡眼惺忪的人捧着花往外走，场面说不出的荒诞。我自嘲说，咱们这是锦衣夜行，连个看客都没有。马玉琛捧着花，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花又不给人看。”这话听起来像抬杠，细想是他一贯的做派：东西的好，不必非要有人喝彩才算数。
一、讲台上的“三双眼睛”
在西安财经大学，马玉琛教了三十八年书，三级教授，讲写作和小说创作。他的课入选超星学术视频“名师大讲堂”，后来正式出版为《小说创作方法十六讲》。
日常里他一口西安味的陕西话，粗粝，家常，带着渭河边上土地的颗粒感。可一上讲台，普通话就来了，声音清丽，节奏干净，像换了一个人。我听他讲过一次小说。他说写小说的人眼睛里得装几样东西：肉眼看热闹，心眼看冷暖，还有一样，看那一层谁都说不清楚、但谁都躲不过去的东西。他不搞玄虚，把小说拆开给你看榫头在哪里、卯眼在哪里，拆完了再装回去，告诉你装回去之后比原来多了一点点什么。那“一点点”，就是他在讲台上真正要讲的东西。
有一个写作者后来回忆，他看了马玉琛的讲课视频，“茅塞顿开”。马玉琛讲“在矛盾中写人，写出人的矛盾”，讲叙述人称，讲自然时间与小说时间的区别，讲“围绕人物命运的支撑点来塑造人物”。那位写作者说，自己写作中遇到的“瓶颈”，在马老师的讲解里几乎都得到了解答。而马玉琛本人的说法很淡：他只是把许多作家不愿意说出来的经验，如实说出来了而已。一个教了三十八年书的人，如果还在讲“技巧”，早就讲烦了。他没讲烦，是因为他一直在讲那“一点点”。那“一点点”不是从教科书上抄来的，是从他自己写《金石记》、写《羽梵》、写砸了又重来的那些年岁里长出来的。
二、鸽棚里的半个世纪
马玉琛喜欢鸽子，从十岁开始。
一对雪白的小鸽子落在他家门前矮墙上，也落在马玉琛的眼里。他大爷用苞谷豆把鸽子叫到手心，转手交给他父亲，说你家院落大，养着吧。他那崇尚孝治天下的父亲就真的在院子里搭了一间小房，为鸽子。
那是鸽子的前现代史。一条腿上的纸条，半家人的生计。马玉琛讲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家常事。但一个人把一件事讲了半个世纪，那件事就不再是“事”了，它长进了他的身体里。他自己说：“我养鸽子养了五十多年，我珍惜的东西或者我喜爱的东西，我都希望能为其写一部小说。”养人只可养一两代，养鸽子却可以养七八代甚至十几代。你欲要养十代人的那种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可以通过鸽子传导到内心里来。这话妙得很。一个人在一件活物身上看见“代”的绵延，看见自己的时间被另一种生命接过去、走下去，这近乎一种宗教性的安慰。
他的鸽子不是养在笼子里看的。他以“鸽飞飞-马玉琛”和“翰林院安建华＋马玉琛”的名义打公棚赛，网上查得到干干净净的数据：足环号、距离、司放时间，一行一行，像另一种形式的日记。公棚赛入赏过许多次，拿过不错的名次；协会和俱乐部比赛中一到十名的名次都拿过。一个写小说的人，名字出现在信鸽竞翔的数据表里，这件事本身就有意思。文学和鸽子，在旁人看来八竿子打不着，在他那里是同一件事：都是关于飞出去和回来的心。鸽子认的是巢，小说认的是人心里那个说不清道不明却始终在的地方。
他写鸽子，不是从《羽梵》开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写过一篇关于鸽子的短篇，诗人评论家沈奇看了觉得好，推荐给《滚雪》杂志，结果退稿了，转而投寄上海的《萌芽》，三个月后就发表了。1994年，他写了短篇《鸽赛》寄给《十月》，两个月后写信想让把稿子退回来再改，编辑回复说已经准备发表了，你要改，只能视为精益求精。于是《鸽赛》被改成了一个中篇，发表在1995年第二期的《十月》上。从短篇到中篇，从《萌芽》到《十月》，再到《羽梵》的十一年长跑，一个题材他捂了三十多年才舍得端出来。这就像一个养鸽子的人，配对了、出雏了、开家了、训放了，非得等到鸽子真正飞出了那一口气，才肯让它上笼。
《羽梵》里有一个人物叫柳散木，是个盲人按摩师，养着几十只鸽子。比赛的时候，他用手摸三回鸽子，就知道哪一只适合上笼。这个细节是马玉琛从一个真实的鸽友身上拿来的。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靠手指读鸽子的骨骼、肌肉、羽毛的状态，比许多睁着眼睛的人看得还准。马玉琛写这个人物的时候，没有把他写成身残志坚的励志标本，他写的是一个人和鸽子之间那种不需要眼睛参与的理解。一个养了五十多年鸽子的人，到头来最佩服的是一个看不见鸽子的人。这里面有一种很深的谦卑：你真的懂一样东西，是知道它最终有一部分是你懂不了的。
他在《羽梵》后记里写过一段很重的话。他说时风速变，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如荒草一样漫山遍野地生长，而鸽子本性不改，以其特有的灵性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着没有人烟的理想国。它们历经曲折，终而悟道：那个理想国压根不存在。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只有与人和解，睦邻相处。“得道者最终殉道。”他写的是鸽子，说的是人。一个养了半个世纪鸽子的人，到最后从鸽子身上看到的不是飞翔的自由，是“和解”——认清世界没有理想国之后，仍然选择在里面温和地活着，并且把温和本身活成一种体面的抵抗。
三、纸上长安
马玉琛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风来水来》《金石记》《羽梵》。评论家把它们叫做“长篇三部曲”，但“三部曲”这个词容易让人误会，以为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其实它们写的是三样东西：一场灾变，一批古董，一群鸽子。三样东西看上去毫不相干，底下却走着同一条路——他从来不把“生活”本身当成小说的目的，他写的是生活底下那一层文化的气脉。用他自己的话说，故事可以不围着生活转，但得围着文化和审美转。
把这三部小说放在陕西文学的脉络里看，马玉琛的位置有点特别。陕西作家有一个很强的传统：写现实，写土地，写苦难，写变革。贾平凹吼秦腔，陈忠实写深沉，路遥写苦难里不肯低头的人。马玉琛不在这个吼的谱系里。有评论家说他是陕西作家中“特立独行”的一个，始终以一种“轻柔的、细腻的目光来感受生活”。这话说得对，但“轻柔”两个字容易让人误会，以为他的小说是软的、轻的、不着力气的。其实不是。他的轻柔底下有一种很硬的东西：他相信文化比生活活得长，相信一块石头、一只鸽子身上承载的东西，比一个人的命运更能说明一座城的底色。在陕西作家普遍把“现实”放在第一位的谱系里，他把“文化”和“审美”放在了前面。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立场。
《金石记》最能说明这一点。表面上看，它写的是国之重器昭陵二骏的流失与回归，是文物的流转传奇。但马玉琛自己在修订版序言里把话说得很清楚：“《金石记》展现的是有形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而非简单的文物流转传奇”。文物在他手里只是一个说话的由头。他真正要写的，是杜大爷、唐二爷、齐明刀这些人身上那股“宁肯自己吃亏，不肯让文化掉价”的劲。陈忠实看出来了。他说这部小说是一部“现代文化寓言”，马玉琛“把文物作为说话的载体，以昭陵六骏、小克鼎来透视都市人，透视都市生活，透视当代人的精神”。陈忠实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写长安，他“想写却不敢写”，马玉琛补上了这个缺。一个写《白鹿原》的人说出这种话，分量是不一样的。
我读《金石记》的时候，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古董的传奇，是马玉琛写人跟物相处时的那个分寸。他不把文物写成被拯救的对象，也不把收藏家写成英雄。他写的是人和一件老东西待久了之后，身上慢慢长出来的那种“不肯凑合”的脾气。这种东西在当代小说里很少见，因为当代小说更习惯写人和人之间的纠缠，不太耐烦写人和物之间的默契。马玉琛耐得住这个烦。陈忠实说这种写法“难度很大”，但马玉琛把矛盾解决了——细节可信到了无可置疑的地步，关中方言在人物对话里用得“自然顺畅”，读起来有一种“最舒服、最顺畅、最亲切的感受”。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无法归类”，陈忠实的判断是：无法归类就是独树一帜，在陕西乃至全国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我的看法更简单一点：《金石记》做了一件陕西文学此前很少有人认真做的事——它让长安城本身成了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背景。在此之前，长安在陕西小说里更多是一个地理坐标、一种文化底色；到了马玉琛手里，长安有了脾气，有了记性，有了不肯轻易交出去的东西。
到了《羽梵》，他走得更远了。这部小说有一半以上的章节，是以鸽子的视角来写的，而且是不同的鸽子，用不同鸽子的眼睛看人间冷暖。有评论家把它和庄子放在一起谈：庄子站在鱼鸟麋鹿的角度讽刺人眼里的美女，马玉琛站在鸽子的角度打量人间的贪嗔痴。这个比较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补一句：庄子让动物说话，是为了戳破人的自以为是；马玉琛让鸽子说话，是为了给鸽子留一个位置。他不是拿鸽子当一面镜子来照人，他是真的觉得鸽子有鸽子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不比人的世界小。一个养了五十多年鸽子的人，到头来让鸽子自己开口，这件事本身就有一种很深的谦卑。贾平凹在贺信里说，马玉琛的写作风格“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极具浪漫色彩”，《羽梵》的叙述语言“沉着而细腻”，结构“浑然有致”。周燕芬从陕西文学的谱系里给这部小说定位，说它是“一部写鸽子的百科全书”，以古意的气质“开拓了陕西文学的书写格局”。这些评价都是从外面看的。我从旁边看，看到的是另一层东西：《羽梵》最难得的，是它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之间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写鸽子的书可能有人写过，但用鸽子的眼睛来结构一部长篇，让不同鸽子轮流说话，这个写法本身就把“题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种“叙事的独特性”。他不是选了一个冷门题材然后老老实实地写，他是让题材逼着叙事跟着变。
其实，马玉琛小说创作实践中显示出来的新的文学观念、文化内涵、叙述方法和审美趣味及境界早已溢出陕西文学的边界。
他有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人的理想生活，必然是审美生活。”这话放在他的小说里，是能对上的。他写灾变，写古董，写鸽子，底子上都是在写一种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不是道德教训，是一种审美的活法：不着急，不凑合，不把日子过成手段。这种活法在当代小说里不太受欢迎，因为当代小说更相信冲突、撕裂和不得好死。马玉琛偏不。他偏偏要写一群在废墟里、在古董铺子里、在鸽棚里，仍然把日子过得有讲究的人。这可能是他的局限，也可能是他的珍贵。作为朋友，我倾向于说是后者。
四、棋盘上的“慢”与“弃”
鸽子之外，马玉琛还有一个不声不响的江湖。
说起围棋，他这样给我说：上大学时，宿舍里有个北京知青教他下围棋，从让九个子开始。一让就让出了瘾。1984年中日围棋擂台赛把那股热潮重新掀起来，围棋就此成了他业余生活里拔不掉的一根刺。他没有参加过升段赛，但和网上挂着业余二段的人下棋，常赢。他参加过省高校围棋联赛，也获得过名次。如今他是陕西省围棋协会理事。2022年省围棋师资培训班开班，他作为嘉宾坐在台下，和围棋界的人坐在一起，一点也不像“跨界”来的。
写作和围棋共享同一种孤独：你坐在那里，面对一个局面，没有人能替你落子。一个下棋的人看世界的方式和旁人不同。他看得见“势”，看得见“弃子”，看得见一步棋在数十手之后的回响。马玉琛写小说，结构上那种从容不迫的耐心，多半有围棋的底子在里面。他不着急。一个在棋盘上习惯了“慢”的人，写起长篇来也知道什么地方该厚、什么地方该薄，什么地方该弃掉、什么地方必须死守。《金石记》从2003年到2006年三易其稿，《羽梵》从2011年立项到2014年动笔，2018年完成，再到出版又是四年。一个五到八年干一件事的人，骨子里是棋盘上的那种“慢”：不争一手，争的是整盘的气。
现在他在写一部关于围棋的长篇小说。我一点都不怀疑那会是一部好小说，因为他对围棋的感情不是“爱好”两个字能打发的。棋下到一定火候的人，落子的方式会变。不再贪，不再急，不再为了吃几颗子而坏掉整盘的气。马玉琛这个人身上的从容，大概也和他下了几十年棋有关。棋盘上输赢见得多了，人间的输赢就不太容易让他慌张。他的《金石记》入围茅盾文学奖，最终失之交臂，校友写文章说“只可惜与矛奖失之交臂”。我从来没听他本人主动提过这件事。不是假装不在意，是下棋的人知道，一盘棋的胜负不在一个劫上。
五、“弄啥像啥”的那个人
马玉琛个头不高，人清瘦。不认识他的人，头一回见面常常会认错。我对他的感觉是这样的：穿着普通简单，看上去就像一个教授，像一个从历史走过来的严谨温润的文化人，眉宇间透出的儒雅之气让人感觉出他的不俗。当然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他一个校友第一次在校园里“认识”他，是在篮球赛上。这位叫毛永波的人在《再读马玉琛》（西安财经大学校友会，2016年12月16日）的文章这样写到：“便自猜度这作家的形象，意象中是个矮矮胖胖的老太太……认识马玉琛的形象，是在学校举办的一次蓝球赛上，四十多岁的汉子，在球场上左右捭阖，甚为潇洒，尤其那三步上蓝，腾挪跳跃，既有力道，又有灵动。”大家都没有想到，一贯斯文的马玉琛在球场上是一个可以满场飞奔的活力男子。
马玉琛是我认识的作家里少有的不“慵懒”的那一类。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桥牌，凡是能分出胜负的，他都喜欢。持有排球三级裁判证书，羽毛球经常参赛。有人用了四个字总结他：“弄啥像啥。”写小说写到了茅盾文学奖入围，养鸽子养到了公棚赛入赏，下围棋下到了省围棋协会理事，打篮球打到四十多岁还能三步上篮，写书法写到了中国作家协会收藏。一个人在一件事上做到“像样”不难，难的是样样都“像样”，而且样样都不端着“像样”的架子。他打球是因为喜欢赢，也是因为喜欢跑；他写字是因为文人本性，也是因为笔墨本身让人舒服。这些事里面有一种共同的质地：它们都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
六、酒杯、笔墨与那间“鸽斋”
马玉琛不抽烟，但喜欢喝酒。喝酒的时候，一改平日的少言，非常善谈。我们跟他喝过很多次酒，他酒风爽快，不推，不磨，杯到话到。酒后的马玉琛会做一件事：写字。他的字楷书隽秀静雅，行书自如潇洒，如玉似练。让人赞叹的是他大部分小说手稿是他用毛笔一笔一笔写出来的蝇头小楷，而且长篇小说一稿、二稿甚至三稿都是毛笔手写，让人敬佩。我们到他书房多次看到他的手稿，赞美不已。大家都有想收藏一两页的念头。我手里就有他一幅字，是某次聚散之时随手写的，没盖印，没装裱，墨色里还带着一点文人清雅。那幅字我留着，不是因为值钱，是因为上面有一种很松弛的好。一个教授、一个作家、一个文友，喝了酒之后不跟你谈文学史，不跟你谈文学奖，铺开纸就写，写完就送。这种时刻，比任何一本著作文本都更接近一个人本来的样子。
他的书房叫“鸽斋”。不是“某某斋”那种文人式的雅号，“鸽斋”就是字面的意思：鸽子的斋。一个写小说、下围棋、教了三十八年书的教授，把自己读书写字的地方命名为鸽子住的地方。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是矫情，放在他身上是实的，因为他的日子就是在这个结构里过的：鸽棚在外，书桌在内，中间有阔大的玻璃窗。鸽子飞出去，句子落下来，在他那里是一回事。
他一个校友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件事。马玉琛送书题字，称呼是变的。头一回送《风来水来》，扉页写“某某同志指正”；后来送《金石记》，写“某某兄弟指正”；再后来送《零散集》，写“某某贤弟雅正”。从“同志”到“兄弟”到“贤弟”，一本书一本书地送，称呼一格一格地近。一个在书扉页上认真变化称呼的人，待人是有刻度的。温雅是真的，分寸也是真的。
七、朋友眼中的那层“凉”与那层“热”
我和马玉琛的交情，不在文学史里，在那些没什么正经事的茶叙和餐聚上。
平凉半夜站台上那束花的事，前面说过了。那句“花又不给人看”后来我琢磨了很久。一个人说出这句话，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花，是因为他太在乎花本身了。他在乎的是花开着这件事，不是花被谁看见。这和他对鸽子的态度是一样的：鸽子飞回来，他高兴；鸽子飞不回来，他也认。他不需要一个观众来确认某件事值不值得做。
那趟去平凉我们还上了崆峒山。我走得气喘，他一个人，步子不快不慢，始终在前面不远不近的地方。到了山顶，别人忙着拍照，他站在边上，手插在口袋里，望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什么。西可后来说，马教授这个人，你看着他在人群里，其实他随时可以抽身走掉。他的热闹底下有一层东西是凉的。凉，但不冷。他待人真诚温雅，喝酒爽快，朋友也是三教九流都有，可你和他相处再久，也隐隐觉得他心里那间屋子门始终虚掩着。你推门进去，他欢迎。你走，他不留。那间屋子里就那样放着一盘棋，一个花梨木茶桌，一张红木书案，毛笔和宣纸，窗外是鸽子的居所。
但你要是因此觉得他是一个寡淡的人，就错了。他热起来的时候很热。有朋友找他帮忙，他从来不端架子。傅彤《心迹双清——浅说马玉琛教授和他的长篇小说〈羽梵〉》（2022年12月）有这样的表述：“事后，为答谢他的辛苦劳动，我的朋友硬要给他些劳务费，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如果为了钱，我是不会去的。朋友很是感动，连说：君子风骨，真水无香。”他不是不爱钱，是不愿意让钱把一件本来干净的事情弄脏。这和他在棋盘上不贪、在鸽棚里不争、在讲台上不端着，是同一种热：一种不烫手的热。
八、奖杯与鸽粪
他的文学履历摆在纸面上是硬的。
《金石记》首版于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陈忠实题写书名，入选“阅读中国——建国以来长篇小说精品500部文库”，获陕西文艺大奖、柳青文学奖，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25年修订版再出，他写了近五千字的新序，说了一句很重的话：“《金石记》展现的是有形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而非简单的文物流转传奇。在这个物欲膨胀的时代，守护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显得尤为重要。”他的《风来水来》获陕西作协首届吉元文学奖。《羽梵》继《金石记》之后再度入围茅盾文学奖。
这些奖和入围，哪一个拎出来都够一个作家吃很久。但马玉琛身上有一种奇怪的分寸：这些“大事”在他那里，好像都不如鸽子的一根羽毛重。你跟他说茅盾文学奖，他说哦；你跟他说某只鸽子预赛飞出了名次，他来劲了，跟你说那天的风向、鸽子的状态、归巢前几秒钟他心里揪着的感觉。奖项是别人给的，鸽子是自己养的。他把这两件事分得很清楚。
这不是故作清高。一个养鸽子的人每天要铲鸽粪，一个下棋的人每天要在棋盘上被吃掉几枚棋，一个打球的人每天要出透汗。这些日常的、看来不务正业的、没有人喝彩的事情，把一个文人身上的虚火泄掉了。所以他谈文学的时候不飘，谈奖项的时候不重。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别人给的，什么东西是自己一铲子一铲子、一手棋一手棋挣来的。朋友说他“不唯善写小说，还擅书法，酷爱鸽道”，“善象棋围棋，善篮球羽毛球，对文物古董颇有研究，还有茶酒人生”。这些“业余”的东西看起来和文学无关，其实是文学的底。一个人把底扎在这些不急不忙的事情上，他的写作才敢往深里走。因为他知道，就算写砸了，明天早上鸽子还是要放的，棋盘还是要摆的，球场上还是要去跑一跑的。日子不会塌。
九、讲台上的那个人，下了课先去鸽棚
2021年秋天，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给马玉琛开了一场荣休座谈会。同事们分享和他相处的点滴，他回顾从教三十多年的经历，勉励年轻教师“坚定信念与追求，脚踏实地”。这种场合通常会说一些大而化之的话，但放在马玉琛身上，“脚踏实地”四个字一点都不空。他踩的那块地，一头在讲台上，一头在鸽棚里。中间隔着的，是一个人和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好相处的能力。
他有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人的理想生活，必然是审美生活。”这话放在他身上，是实的。审美生活不是把日子过成诗，是在一堆不那么美的日子里，坚持用美的眼光去看。看鸽子从天上落下来，看棋盘上一块死棋突然有了气，看一个学生在课堂上眼睛亮了一下，看半夜站台上那束没有人看的花，看酒后铺开的宣纸上第一笔墨落下去的那个瞬间。这些东西攒在一起，够一个人爱一辈子。
几个月前我们几个在咸阳聚了一次。马玉琛还是那样，清瘦，衣着干净妥帖，头发该白的地方白了，该黑的地方还黑着。席间有人提起某位作家新获了一个什么奖，大家议论了几句。他端着茶杯，听了一会儿，不紧不慢地说：“奖是个好事情，但写东西的人，最好还是有个跟奖没关系的事情做。”
大家笑了。我也笑了。但事后想想，这话里没有一丝玩笑。鸽子、围棋、球场、毛笔，这些“跟奖没关系的事情”，是他的锚。一个人把锚抛在这些不急不忙的地方，船才敢往远水里走。鸽子飞出去，要回来；棋下到一半，要收官；小说写到结尾，要落一个字。马玉琛这辈子大概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在一堆飞出去的东西里，留住一个可以回来的方向。鸽棚是一个方向，棋盘是一个方向，讲台是一个方向，朋友聚散之间那杯不紧不慢的茶，也是一个方向。
他说过，爱一样东西爱了半个世纪，就是一块石头，也会爱出花来。他确实爱出花来了。那些花开在鸽哨声里，开在棋盘的角上，开在《金石记》和《羽梵》的字里行间，开在酒后那几行不盖印的字里，也开在我们这些老友爽快清谈的午后。
散了席，各自回家。他走的时候背挺得直，步子不急。
花确实不需要给人看。开给自己，开给夜色，开给一个在讲台上教了三十八年书、下了课后要去鸽棚看一眼的人。那都一样。
2026年11月2号于海南岛
作者简介：唐卡，字朴若，号轻安居士。诗人、作家，琴者。古琴艺术非遗传承人（区级）。西安邮电大学客座教授。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客座教授。西安翻译学院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院客座教授。陕西省音乐家协会陕西女子古琴社社长。海南省艺术家促进会副会长兼古琴专业委员会主任。1995年跟随著名古琴演奏家李村教授启蒙习琴（因文学创作期间有中断）。后受教多位琴家琴人。其琴风有显著文人琴特点。有诗集、长篇小说十余部作品在海内外出版发行。代表作有《活佛之死》、《黑夜之上是星辰》、《你是我的宿命》、《莲花度母》、《天堂镇》等。另有剧本拍成电影。
2018年9月应法国鲁昂商学院孔子学院、比利时列日大学孔子学院邀请，讲学访问，并以古琴为媒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2024年4月-5月受比利时比中交流协会等机构邀请带领团队在欧洲进行古琴的巡讲巡演 。到访讲学演出的国家和地区有：德国慕尼黑，比利时列日市，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法国巴黎、普瓦提埃市。讲学和古琴演出赢得普遍赞誉和好评。2024年5月5日受新华社欧洲分社邀请在法国巴黎凯旋门前展示中国古琴音乐。2025年5月受第四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主办方邀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悉尼进行古琴讲座和小型演出。
唐卡多次受邀到国内一些高校、社区大学、中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等进行古琴、文学及传统文化讲座、古琴演出，并和她主导的陕西女子古琴社多次策划、参与并承办古琴交流活动和音乐会，尝试文学与古琴的结合，策划并组织琴与诗音乐会。
【诗韵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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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顾问：王芃
文学顾问：魏龙
总编：诗韵楼观
主编：陈洁 张香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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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宛雪 秋芝韵 吕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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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魏龙 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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