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你的错
——河神王同春逝世一百零一周年祭
文/郝封印
今年春天，我随邢台市文学会的作家们去东石门采风。村口那座雕花铁艺大牌坊，横跨在进村的路上，“东石门”三个字迎着春风。村里的支书领着我们看了正在建设的石磨面粉加工厂，看了永耕桥，最后去看“河神”王同春的故居。
老宅的影壁墙还在。墙是老墙，砖缝里嵌着青苔，一百多年的风雨把它磨得温润。院里那棵国槐，说是王同春亲手栽的，如今华盖亭亭，把半个院子罩在阴凉里。村人讲他的故事，讲得稀松平常，像讲自家的先人：咸丰元年，这村东头一户姓王的人家生了个小子，小名叫进财……讲的人不知道，听的人心里，却翻江倒海。
我站在槐树下，忽然想起五十七年前。那一年我十九岁，穿军装，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跟一列兵车一路向北，往内蒙古前线去。车进灌区那会儿，内蒙刚解冻，我扒着车窗看外头：灰黄的土房，泛着潮气的褐土地，一道一道的水渠在戈壁滩上纵横，渠里淌着初化的春水，像大地身上的青筋。车上有个当地口音的汉子，指着窗外说：“那是义和渠，河神爷开的。”我那时候年轻，只当是个地名，没往心里去。火车到五原就到了头，剩下的路，换解放牌军用车，再就是两条腿，一路往北。五十七年，我把这件事忘了。直到今年春天，站在东石门的老槐树下，那句话忽然从记忆深处翻上来——河神爷。
河神爷叫王同春。
王同春，字浚川，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生于东石门。祖上本是殷实人家，跑运输，养着上百头骡马，往来于彰德、汉口、北京之间；家道中落，只剩二亩薄田。他七岁进私塾，只读了半年，因贫辍学。有人说他九岁只身出口外，有人说他十三岁随人走西口——总之，一个半大的孩子，赤手空拳，出了长城，奔磴口投亲去了。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道呢？河套，黄河几字形大弯里的那片平原，从清中叶起就是“三不管”的地方：朝廷不管，蒙古王公不管，地方政府不管。荒原上芦苇红柳疯长，碱滩连着沙丘，只有逃荒的、闯江湖的、犯了事的，才往那里去。开渠的、垦荒的、经商的，全是民间自发，河套人管他们叫“地商”——向蒙古王公租下荒地、雇人开渠垦殖的承包人。用今天的话说，是实业家；用那个时代的话说，是“雇佣者”。不管叫什么都好，总之，那是那个时代唯一能把不毛之地变成米粮川的人。
王同春起初也是被人雇的。他在磴口叔父那里学做鞋匠，干不下去，跑到后套东部，在地商郭大义手下当渠工。一个不识字的渠工，看水、看地、看渠口，看出了门道。短辫子渠淤塞了，众人束手无策，他站出来说：渠口的位置不对，开口不对，要么被大水冲毁，要么淤积断流。没人信他。四年后，他的话应验了。四大股渠（今通济渠）开凿时，四家合资的东家请他当渠头，他没有本钱，以自己的工资和技术顶一份股份，那年他不过二十上下。渠成之日，荒地变良田，他的名字在河套传开了。
从那时起，他的一生就交给了水。他自己出资开凿义和、沙河、丰济、刚济、皂火河五条大干渠，又与人合开通济、长济、塔布三条，加上两百七十多条支渠子渠，后人合称“后套八大干渠”；光绪年间，他的渠系能浇灌一百一十万亩土地，超过都江堰当时的灌区。他沿着乌拉山南麓挖了一条四百多里的退水渠，把灌溉余水排进乌梁素海，复归黄河，既防涝又压碱——今天亚洲最大的一首制河套灌区，根子就在他手里。当地碑刻上刻着：“王同春凿成绥西十大干渠，开拓河套农耕事业，有功于西北边防，裨益于民生国计，实超于西南李冰父子。”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被河套百姓尊为“河神”，拿来与李冰父子相比，这不是恭维，是事实。
他没有文化，他的“学问”全在天地之间。选渠口，他沿黄河北岸徒步往返，一处处看；定坡度，他夜里在准备开渠的线路上插一排香火，退到远处，看香火高低来定；看地形，他仰卧在地上，头朝顺水方向，用一只眼丈量大地的高低。《绥远通志稿》写他：“每遇疑难渠工，俯而察，仰而思，面壁终夜，临河痴立。及豁然有悟，往往登高狂呼，临河踊跃，以为生平第一快事。”他的儿子说：“生平无他好，唯嗜水利若命。”一个人把一件事做到这种地步，就是天才。
可天才也要活在那个时代里。而那个时代的河套，水就是命，地就是权。争水、争地、争渠口，就是争生存。于是有了斗气，有了杀戮，有了监禁，有了逃跑——今天的人们读他的传记，读到这些，容易皱眉头；可我们若肯把尺子放回那个时代，就会明白，那不是他品性上的罪，是一个时代强加给奋斗者的“不得不”。
与陈四的较量，就是这样一笔账。河南人陈四，比王同春更早到河套，也是一条豪侠仗义的汉子，手下聚着许多徒众。两雄不并立。为争渠口，两家时常械斗，杀伤的人很多。官司打到萨拉齐厅，王同春被捕下狱。厅官文钧审理此案，认定械斗双方都有责任，不该只让王同春一人受冤屈，把他放了——文钧却因此被罢官。王同春从此把文钧视作再生父母，奉养终身。你看，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一个秉公断案的清官，为了一句公道，丢了乌纱；一个被称作“河神”的人，把这份公道记了一辈子。这笔账，怎么算，也算不到王同春一个人头上。
还有谢协成。为争沙河渠，两人械斗多年。有一晚，谢协成约王同春到他的牛犋里“面商”，笑脸迎他进门，落座献茶，说去取议好的条款——转身出去，两个蒙面壮汉扑进来，一个勒住他的胳膊，一个生生挖出他一只眼珠。血流如注，谢协成回来问他：“痛吗？”他答：“不痛。”又补一句：“不必送，我有两眼自己来，尚有一眼自己能回去。”——这就是“瞎进财”这个绰号的来历。后来，谢协成在光绪二十九年除夕被人杀死，至今是一桩说不清的疑案；官府以此为借口，把他请进官署，在预先写好的文书上逼他画押，把他毕生心血开的五条大渠、两百多条支渠、八十万亩水田、两百七十万亩熟田、十八处房产，尽数“献”给了公家。官府的补偿，是三万二千两白银。他数十年血汗，付之东流。官府还不放心，又把他诱进绥远城下狱，一关五年，直到民国元年才放出来。
他一生五次入狱，坐牢前后十一年。放垦的官员把他当作刀俎下的鱼肉，今天逼他献渠，明天讹他钱财，后天又需要他这个“总工程师”替他们干活——于是他被夺走一切之后，还得替夺他的人疏浚永济渠，把灌溉面积从二十万亩修到三十万亩。这就是一个奋斗者在那个时代的全部处境：成也时代，败也时代；被时代需要，也被时代碾过。
可他从不曾放下。民国年间，他受农商部之聘当过顾问，随张謇视察过治淮工程，又为山西、包头的多家公司勘测设计渠道，年过古稀，仍被聘为水利督察，终日奔忙在工地上。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在黄河边督修水口，中暑倒下，医治无效，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去世，终年七十四岁，葬在五原城东门外。五原的士绅百姓集资，在墓地上为他建了祠堂，奉他为“河神”；从此年年六月二十八，给他唱三天戏。冯玉祥在包头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地理学家顾颉刚写下这样的句子：“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而五原、临河、安北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的纪念？”
……可这位“河神”，身后又受了多少不该他受的牵连呢？
他的儿子王英，后来投了日伪，做过大汉义军司令、伪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助纣为虐，遗臭万年；他的女儿王友琴，人称“二老财”，也沦为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做了哥哥的帮凶。这是铁的事实，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也翻不了案。我要说的只是：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自己已经用性命和名声偿付了；这不能记在父亲的账上。一个父亲，管得了一个孩子穿什么衣、读什么书，管不了一个成年的儿子在乱世里往哪条路上走。以子女之罪，株连其父，那是封建连坐的余孽，不是历史的公道。冯玉祥称赞王同春，笔下竟也写成“王英的父亲是这里一带唯一的一个努力垦荒人”——你看，连替他说话的人，都要借他儿子的名字来称呼他。他生前用一生挣来的名字，死后竟被儿子的名字盖住了。这公平吗？
今天，我们写这篇悼文，就是要还他一个名字：他叫王同春。
我们见过许多平反昭雪的事。那些被冤枉了十年、几十年的人，终于由后人郑重地还他一个清白。给死去的人平反，从来不是为了死者，是为了让活着的人相信：公道也许会迟到，但总有人记得要把它找回来。王同春不是罪人，他本来就没有案。要算清的，是后世加在他身上的那笔糊涂账。
站在时代的高度看，他的“罪”是时代的罪。晚清民初的河套，无法无天，弱肉强食。斗气，是那个时代争水争地争生存的方式；杀戮，是那块没有王法之地解决恩怨的方式；监禁，是官府对成功者的勒索；逃跑，是一个血肉之躯在乱世里保命的本能。没有一样是他愿意的，没有一样是他躲得开的。他是那个时代的雇佣者——被人雇过，也雇过成千上万的人；他是成功者——白手起家，富甲一方；他更是经过失败的成功者——五次入狱，家产充公，一败再败，又一再爬起，七十多岁还死在工地上。
站在人性的高度看，他身上的“恶”其实很少。被人挖去一只眼，血流如注，他还笑着说“不必送”；被夺走一切，他还替夺他的人修渠。晋陕大旱，饥民涌入绥西，他设粥厂、以工代赈；光绪十八年，五万灾民聚在隆兴长，他一次拿出六千石粮食，设了几十个粥厂。他雇人，也养人；他收租，也赈灾。民国《邢台县志》说他“毕生以开拓西北为其职”“左右依公为生者数千家”。这样的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百姓的福气。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功是功，罪是罪。他的功，是他自己的：一个人，赤手空拳，把一片不毛之地变成塞外粮仓，让成千上万的逃荒人在那里活下来、扎下根、繁衍成几代人；他开的渠，今天还在浇灌河套的麦田；他建的隆兴长，今天成了五原县城。他的“罪”，是时代的：把时代的罪还给时代，把人的功绩还给人民——这才是历史的态度。顾颉刚的文字、张相文为他写的小传、冯玉祥的追悼会、五原百姓年年给他唱的戏，都是历史的证词。
我不是要把他写成完人。他有他的局限，有他的斑痕，那个时代的血与火，他也逃不脱干系。但看一个人，要看他对这片土地、对这些百姓做了什么。一百零一年了，足够一个人被遗忘两回：先被乱世遗忘，再被后世遗忘。五原城北纪念他的祠堂，曾在荒草里坍塌；他的墓碑，是后来重新立的。而他的故乡，东石门的老槐树还绿着，影壁墙还立着，村人还在讲“河神爷”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我十九岁，在五原下车，与他的渠、他的城擦肩而过，却不知道那是我的同乡用一生浇出来的土地。二〇二六年，我七十六岁，站在东石门的槐树下，终于读懂了一个名字。五十七年，一列兵车，一棵老槐，中间隔着一个老人一生的功业与冤屈。
河神爷，那不是你的错。生在那个时代，不是你的错；在那样的世道里拼尽全力活下去、活成一番事业，不是你的错；养出了不成器的儿女，也不是你的错——你的儿女，自有他们自己的账要算。你欠这个世界的，你早就还清了；世界欠你的，该还了。
东石门的槐花，落了又开；五原的麦子，收了又种。义和渠的水，还在流。
那不是你的错，河神爷。
魂兮归来。故乡邢台，记得你。
——谨以此文，祭河神王同春逝世一百零一周年
作者简介：郝封印 笔名牛城放翁，退伍军人、退休教师，中共党员，乡村作家。邢台《清风楼记》研学会会长、邢台晋祠文化研学会常务会长、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时代的记忆》，散文集《泉润人生》、报告文学《河套英雄 时代孤勇——清末民初治水河神王同春的故事》、《军旅作家左武琮》、《二老财演义》，主编地方特刊《邢台晋祠文化园——千秋文脉·泉乡风华》和学术专著《微聊作文》等，最近被中共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聘为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