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光而行》
作者：心如大海
引子
第一卷 新军人（1911—1937）
第一章 东渡
第二章 士官学校
第三章 湘军
第四章 九江
第五章 南京与济南
第六章 十年之间
第二卷 兰州（1937—1938）
第一章 谢觉哉来了
第二章 十三页的信
第三章 妇女慰劳会
第四章 放人
第五章 徽章
第六章 离开甘肃
第三卷 重庆（1938—1945）
第一章 军统局长
第二章 莫斯科
第三章 放行
第四章 市长与夫人
第五章 毛泽东到重庆
第六章 辞官
第四卷 起义（1945—1949）
第一章 孙盟
第二章 上海与湖南
第三章 通电
终章
后记
附录一 史料来源与虚构说明
附录二 贺耀祖、倪斐君大事年表
附录三 主要人物表
附录四 参考文献与原始史料篇目
引子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追悼会定在下午两点。倪斐君一点半就到了，穿一件深灰色的列宁装，头发拢在耳后，没有戴首饰。她在休息室里坐了一会儿，有人端茶来，她接了，没喝，搁在桌上。休息室的窗子朝西，窗帘拉了一半，光斜着切进来，照见桌上那份悼词。悼词是民革中央的人起草的，她看过一遍，没有改动。
两点整，礼堂的门开了。倪斐君走进去，站在第一排。她身后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进来，脚步很轻。她听见有人在后面低声说话，说的是湖南话，宁乡那边的口音。她没有回头。
遗像挂在正中间，是贺耀祖穿军装的照片，拍摄年份她记不清了，大概是抗战前后，肩章上的星还能看清。照片里的贺耀祖没有笑，嘴角抿着，眼睛看着镜头，像在看一个他不太信任的人。倪斐君看着那张照片，想起他生前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个人，照相的时候从来不笑。笑不出来。”
挽联从两边垂下来。民革中央的挽联挂在右手边，白绸黑字，写着“爱国将领”“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的挽联在左手边，写的是“全国政协委员”。花圈从台前一直摆到墙根，百合和菊花的味道混在一起，浓得有点发闷。
到场的人她大多认识。前排坐着几个白发的老者，有的是民革的，有的是政协的，还有几个是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她叫不出名字，但面孔眼熟。后排站着些年轻人，大概是各单位的代表，手里拿着笔记本，表情很严肃。礼堂里没有人大声说话，偶尔有人咳嗽一声，很快就被寂静吞掉了。
倪斐君注意到，有几个人没有来。贺耀祖在军统时期的一些旧部，一个都没有到。当年在侍从室共过事的人，她看到了两个，都坐在后排靠门的位置，低着头。还有一个人，她以为会来，但一直没有出现。这些空缺，比到场的这些人更清楚地说明了贺耀祖这辈子的位置。
追悼会开始。民革中央的一位副主席致悼词，念了大约二十分钟。悼词里提到了北伐、提到了抗战、提到了香港起义，提到了他在交通部和民革中央的工作。倪斐君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听。悼词里没有提军统局长，没有提侍从室主任，没有提济南。那些事，在这间礼堂里，在这个下午，是不存在的。
她转过头看了一眼遗像。照片里的贺耀祖还是那样，嘴角抿着，不笑。她想起一九三七年春天，他们从安卡拉回国，在船上他站在甲板上，海风把他的大衣吹得翻起来，她问他“蒋先生到底怎么用你”，他说“又用又不用”。二十四年过去了，答案还是那四个字。
悼词念完，默哀。礼堂里静得能听见外面树上的蝉声。倪斐君闭上眼睛，没有想什么具体的事。她只觉得累，站着的累，从安卡拉到兰州，从兰州到重庆，从重庆到香港，从香港到北京，一路走下来，站到今天这个位置，累了。
默哀结束，众人依次上前鞠躬。倪斐君站在旁边，跟每一个过来的人握手。有人握得很用力，有人只是碰了一下。有一个老者握完手之后没有马上走，站在她面前，说了一句：“贺夫人，贵严兄是个好人。”她点了一下头，没有接话。
仪式结束之后，人陆续散了。倪斐君在礼堂里又站了一会儿。她走到遗像前，抬起头，看了很久。然后她转过身，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骨灰盒什么时候安放？”
“下个星期。”
“好。”
她走出礼堂，外面的太阳很大。她站在台阶上，把手遮在额前，看了一眼天。然后她坐进车里，对司机说了一句：“回去吧。”
车开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八宝山的门。门很大，上面刻着几个字。她没有看清那几个字写的是什么。
第一卷·第一章 东渡
一九一一年六月，保定军校操场上。
毕业典礼刚散，几百号人站在太阳底下，帽檐压得低低的。贺耀祖从人群里挤出来，手里捏着那张文凭，纸边已经被汗洇软了。他往宿舍走，背后有人喊他。
“贺兄——等等。”
是同队的刘振湘，湖南湘乡人，比他小两岁。刘振湘跑上来，喘着气，手里也捏着一张文凭，卷成了筒。
“你回湖南？”刘振湘问。
“回。你呢？”
“我留保定。教官说让我进教导队。”刘振湘拿文凭扇了扇风，“你回去做什么？湖南新军里有人？”
“有个熟人，在长沙。先去看看。”
“你就这么回去？读了三年，回去还是从头来。”
贺耀祖把文凭折好，揣进怀里。“从头来就从头来。不回去，在这里耗着？”
刘振湘想了一下，拍了拍他的肩。“也是。你这个人，不耗。”他把文凭往裤兜里一塞，“走吧，吃碗面去。最后一顿了，我请。”
两人在保定城门口找了一家面铺，一人一碗打卤面。面端上来，刘振湘吃了两口，忽然说：“你听说了没有？朝廷要派一批人去日本学军事。从保定这边选。”
贺耀祖筷子停了一下。“听说了。说是要考试。”
“你去不去？”
“去。”
“你家里肯？”
“我爹不肯。但我娘说，去就去，家里不靠我种田。”
刘振湘笑了一声，把碗里的面吃完，汤也喝了。“贺兄，你这人，嘴上不紧不慢，心里主意正得很。”
回宁乡是六月下旬。他爹坐在堂屋里抽烟，听他说完去日本的事，烟袋在桌沿上磕了两下，没说话。他娘从灶屋里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说了一句“去就去吧”，转身又进去了。他爹磕了第三下烟袋，站起来，走到门口，背对着他说了一句：“你兄弟几个，就你最不听话。”
“爹，读完书回来，比现在强。”
“你上回也是这么说的。上回读保定，这回读日本。下回读什么？”
贺耀祖没答上来。他爹也没有再问。
在家住了七八天，省里的保送通知到了。他收拾行李那天，他娘纳了两双新鞋垫塞给他，又去灶屋拿了一块腊肉。这回他没推，把腊肉用油纸包好，搁在包袱最上面。
走之前他去了长沙一趟。湖南陆军小学时的教官周先生，早年也在日本待过，他想去问问那边的情况。周教官住在城北一条巷子里，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周教官正坐在堂屋里糊纸盒。桌上堆着半成品的纸盒和一瓶浆糊，满屋子的糨糊味。
“先生。”
周教官抬起头，眯着眼看了他一下。“贺耀祖？你从保定回来了？”
“毕业了。省里保送我去日本，过几天就走。”
周教官把手里的纸盒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站起来。“坐。坐。”他把椅子上的纸盒挪开，“什么时候走？”
“月底。”
“去东京？”
“嗯。先进振武学校。”
周教官点了点头，从抽屉里翻出几张旧纸来。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着，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小字，有汉字有日文，还画了一张简图，标着山手线、牛込区、市谷。
“我当年在东京记的。地名、路名，上面有些。到了那边用得着。”他把纸推过来。
贺耀祖接过来，翻了两页，字迹有些模糊了，但还看得清。他折好，揣进怀里。“先生，我有一件事想问。”
“讲。”
“同盟会的事。”
周教官把手里的浆糊瓶搁下来，看了他一眼。没有马上接话。他从桌上摸出旱烟袋，点着了，吸了一口，烟雾散在糨糊味里。
“你到了那边，自然会碰到一些人。”周教官说，“碰到了，自己看。看准了再动。不要急。”
“先生当年，也是同盟会的？”
周教官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把烟袋从嘴里抽出来，磕了磕灰。“我当年在那边，跟你现在一样，什么都不懂。后来碰到了一个人，跟我讲了一晚上的话。第二天我就填了表。”他看了贺耀祖一眼，“你也会碰到的。”
贺耀祖先坐船到汉口，再换大轮船去上海。船上同舱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中国人，站在甲板上聊天。一个戴眼镜的说日本陆军怎么强，一个穿长衫的说日本教育怎么好。贺耀祖靠在栏杆上听着，没有插嘴。一个姓陈的安徽人凑过来，问他去日本做什么。
“学军事。”
“振武学校？”
“嗯。”
“我也是。我学师范，在东京高等师范。”陈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表哥在东京待了三年，给我画了一张图，哪个码头下船、怎么坐车，都写在上面。你拿去抄一份。”
贺耀祖接过来看了看，跟周教官画的那张差不多。他把纸还给陈君，说了一声谢。
“你到东京有熟人没有？”陈君问。
“有一个，在振武学校，比我早去一年。”
“那就好。头一个月最难，听不懂，吃不下。有人带一带，好过些。”
船到上海是六月底。他在码头附近找了个小客栈住了一晚，第二天去买去东京的船票。路过报摊，摊主正在往木板上摆新到的《民报》，一边摆一边吆喝：“新到的《民报》——孙文先生的文章——”他掏了几个铜板，买了一份。上了去东京的船，躺在铺上翻。有一段讲“革命与改良”，字都认得，意思接不上。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还是不太懂。旁边铺上一个益阳口音的老兵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后生仔，灯油贵”。他把报纸叠好，塞进包袱里。
到东京是七月初。振武学校在牛込区，校舍不大，规矩很严。学生一律剃平头，穿制服，早上六点起床，先跑操，再上课。贺耀祖分在第三班，宿舍六个人：两个湖南人，两个湖北人，两个安徽人。那个安徽人就是船上碰见的陈君。
头一个月是最难的。日文他在保定学过一点底子，能看简单的文书，但教官讲课的速度快得多，黑板上的板书他来不及抄，脑子里的中文翻译还没转完，教官已经翻到下一页了。晚上回了宿舍，他把白天的笔记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对不上就猜，猜不出就抄十遍。
陈君比他强一些，在船上就开始学五十音图了，有时候教他几句。有一回晚上熄了灯，陈君躺在铺上问他：“贺兄，你到日本来，光是学军事？”
贺耀祖在黑暗里停了一下，说：“学军事，也学别的。”
“别的什么？”
“你晓得的。”
陈君没有接话。过了几天，陈君说：“星期天跟我出去一趟。”
“去哪里？”
“见一个人。”
星期天下午，陈君带他去了神田区一家书店。书店二楼有个小房间，里面坐了七八个人，围着一壶茶。有人小声在读《民报》，读完了大家讨论。讨论的是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变。有人主张立宪，有人主张革命，争得面红耳赤。
贺耀祖坐在角落里听着，没有说话。靠窗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人，一直没怎么开口，但每回开口，旁边的人都停下来听。后来陈君告诉他，那个人姓刘，是同盟会的。
回去的路上，他问陈君：“你那个表哥，是不是同盟会的？”
陈君走了一段路才回答：“你问这个做什么？”
“随便问问。”
“贺兄，有些事情，问了就要有准备。没有准备，不如不问。”
贺耀祖没有马上接话。两个人走过一条巷子，路灯昏黄。他忽然停住脚步，说：“我有准备。”
陈君看了他一眼，说：“再等等。再听几回。”
又过了两个星期，陈君带他见了那个姓刘的人。地点还是神田那家书店的二楼。这一次人少，只有四五个。姓刘的问他：“你为什么要加入？”贺耀祖说：“因为中国要变。”又问：“变了之后呢？”他想了想，说：“变了之后，总比现在强。”姓刘的笑了一下，没有追问。
经刘揆一介绍，他填了一张表，宣了誓，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誓词不长，他跟着念了一遍，最后一句是“共赴大义”。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回宿舍的路上，陈君问他：“后悔不？”
“不后悔。”
“以后可能会掉脑袋。”
“你现在讲这个，晚了。”
陈君笑了。那是贺耀祖头一回看见他笑。
加入同盟会之后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东京。那天晚上，振武学校的中国学生宿舍里像炸了锅。有人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挥着一张号外，喊了一声“武昌打起来了”。走廊上立刻挤满了人，有人当场就要收拾行李，有人跑去找教官请假，有人蹲在墙角一句话不说。
贺耀祖站在人群里，没有马上动。陈君从外面挤进来，满头是汗，拉着他的胳膊说：“走不走？”
“走。”
“什么时候？”
“明天。买最早的一班船。”
陈君愣了一下。“这么快？”
“再慢就赶不上了。”贺耀祖已经开始从床底下抽行李箱子了。他把箱子打开，把军装叠好放进去，笔记本、那几张周教官画的图、那份《民报》，一样一样码好。陈君站在旁边看着他收拾。
“你回湖南？”陈君问。
“先到上海再说。看情况。”
“你不回去了？”
“回去。但不是现在。”贺耀祖把箱子扣上，锁好，“革命不是回乡。哪里在打，就往哪里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去码头买了船票。码头上挤满了回国的留学生，有人举着同盟会的旗子，有人唱着歌，有人哭。贺耀祖站在人群里，没有哭，也没有唱。他看着海平线，想起周教官那张图、陈君那张图、那份《民报》、那个姓刘的人说的话。船开了。他站在甲板上，风很大，把军装的领子吹得翻起来。陈君站在他旁边，问了一句：“贺兄，你想过没有，回去以后，可能连书都读不成了。”
“想过。”
“那你还是回去？”
“回去。书什么时候都能读，革命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赶上。”
船到上海的时候，码头上人山人海。到处是报童在喊：“武昌大捷——革命军占了汉口——”他挤在人群里，听见有人喊“湖南也动了”。他没有回湖南。他在上海待了几天，打听到苏州那边已经在起事，江苏的革命军正在招人，便直接去了苏州，加入了江苏起义军的队伍。在苏州待了一阵，又被派到湖北，在曾继梧的炮兵指挥部当联络员。革命来得快，散得也快。清廷退位，袁世凯上台，局面跟他在东京时想的不一样。他站在武昌的江边，看着长江水往下游流，心里想的是：这就算完了？辛亥年的秋天，他在苏州和武昌之间跑了两趟。革命算是成了，但他自己的路，好像才刚刚开始。
（第一章完）
第二章 士官学校
一九一四年夏天，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近一间出租屋。
贺耀祖坐在榻榻米上，面前摊着一份入学许可。纸上的字他认得，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这已经是他到东京的第三个月了。黄兴给的钱不多，交完学费和房租，剩下的刚够吃饭。他每天去学校听课，笔记记得认真，但坐在那些穿西装、谈理论的日本学生中间，他总觉得自己走错了地方。
真正让他坐不住的，是同屋的刘君从外面带回来的消息。
“宇都宫那边在招人。”刘君把一份剪报搁在他面前，“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今年恢复招生。你不是在保定读过吗？去试试。”
贺耀祖把剪报看了两遍。“早稻田这边怎么办？”
“你还真打算读完政治经济学回去当教员？”刘君看了他一眼，“你从保定出来，从振武出来，绕了一圈又回来读政治经济学，你自己觉得对劲吗？”
贺耀祖没有接话。他第二天去了一趟宇都宫，回来的时候把早稻田的退学手续办了。
宇都宫的辎重兵第十四大队是士官学校的前置实习。他在那里待了几个月，每天跟着日本士兵一起出操、擦炮、搬弹药箱。辎重兵管的是运输和补给，不是冲锋陷阵的兵种，训练没那么光鲜，但贺耀祖没有挑。他当年在振武学校就明白一个道理：能进去，比进哪个科重要。
实习结束之后，他正式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中华留学生队第十一期辎重兵科。校舍在市谷，中国学生单独编队，单独住宿，单独吃饭，教官是日本人，规矩也是日本人的。
第十一期里，熟面孔不少。
何应钦在步兵科，跟贺耀祖不在一个科，但宿舍挨着。何是贵州兴义人，比贺耀祖小一岁，个子不高，走路快，说话不急，笔记记得最全。教官提问，别人卡住了，他总能接上两句。晚上熄灯之前，他有时候端着一杯茶到贺耀祖屋里坐一会儿。两个人不说话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多。
有一回，何应钦坐在他床沿上，翻着一本战术学的笔记，忽然问了一句：“耀祖，你毕业了回去，打算走谁的路子？”
“回湖南。湘军里有熟人。”
“湖南那个地方，赵恒惕、谭延闿，还有那个唐生智，你回去，站哪一边？”
贺耀祖靠在墙上，想了一下。“先不站。先把事做起来。”
何应钦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膝盖上，没有马上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不站边是站不住的。你不站，别人也会把你算进去。”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我不是跟你抬杠。我是觉得你这个人做事稳，稳的人容易想着不站。但有些时候，不站就是站了。”
谷正伦在步兵科，跟贺耀祖在振武学校就认识。谷是贵州安顺人，脑子快，嘴也快，下了课到处串门，跟谁都能聊几句，但聊着聊着就开始问：你家里做什么的，你回国打算走谁的路子，你认不认得某某某。有一回在食堂排队，谷正伦站在贺耀祖前面，回过头来，压低声音说：“你听说了没有，朱绍良在宇都宫那边跟日本教官顶了一回，差点被退回。”
“为什么顶？”
“日本教官骂中国学生是‘清国奴’，朱绍良当场就站起来了。”谷正伦拿筷子敲了敲碗沿，“脾气大。不过他这个人，你跟他处久了就晓得，他不藏。”
朱绍良是福建人，比贺耀祖小两岁，在炮兵科。脾气直，说话冲，但冲完了不记仇。有一回星期六晚上，几个人在贺耀祖屋里围着炭炉烤火，谷正伦一边剥花生一边问朱绍良：“你那个教官后来怎么说的？”
“能怎么说。他说‘朱君，你的精神很好，但这里是教室’。”朱绍良靠在床头，半闭着眼，“他要是再骂一句，我大概就真被退回去了。”
“那你亏不亏？”谷正伦说。
“亏什么。他骂中国人，我站起来，天经地义。退回去就退回去，回去再想办法。”
何应钦坐在靠门的位置，一直没有插话。等朱绍良说完了，他才开口：“站起来是对的。但站起来之后呢？你要是被退回去了，就少了一个回去带兵的人。你一个人站起来，回去的人少了一个，这笔账怎么算？”
朱绍良睁开眼，看了何应钦一眼。“何兄，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要算账。”
“不算账，怎么做事。”
屋子里安静了一阵。贺耀祖提壶给各人续水，没有说话。谷正伦把花生壳扔进炉子里，说了一句：“你们两个讲的都有道理。但我的道理是，先把书读完，回去再说。回去以后，各人有各人的办法。”
一九一四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对德国宣战，出兵山东，要抢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消息传到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里像捅了马蜂窝。
有人在食堂里摔了筷子。有人连夜在宿舍里写传单，写完了塞到各人的门缝底下。朱绍良在走廊上骂了一句，声音很大，被教官听见了，罚了一顿训话。
贺耀祖没有摔筷子，也没有写传单。他去找朱绍良，两个人坐在操场看台上。底下日本学生正在操练，口令声一阵一阵传上来。
“你怎么看？”朱绍良问。
“看完了再说。”
“看完？等你看完，青岛都让人拿走了。”
贺耀祖从口袋里摸出两根烟，给了朱绍良一根，自己点了一根。抽到一半，他说：“我们现在回去，能做什么？回去参军？国内那个局面，你回去站哪一边？站错了，不如不回去。”
朱绍良把烟抽完，摁灭在看台上。“那你说怎么办。”
“把书读完。读完回去，手里有东西，说话才有人听。”
朱绍良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这个人，太稳。”
“稳不是坏事。”
“稳有时候是坏事。”朱绍良往台阶下走，走了两步回过头，“不过你讲的那句‘手里有东西’，我认。”
真正让整个中国学生队炸开锅的，是一九一五年一月的事。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消息传到东京那天，贺耀祖正在教室里上筑城学的课。教官在讲台上画图，底下中国学生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下课铃一响，没有人动。教官走了之后，有人把讲义往桌上一拍，说了一句“不读了”。
那天晚上，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开了留日学生大会，两千多人到场。贺耀祖跟着何应钦、谷正伦一起去了。会场里挤得站不下脚，有人站在椅子上喊话，有人在传单上签名。李大钊在会上被推为文牍干事，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贺耀祖站在人群靠后的位置，听着台上的人念电文，一个字一个字地听。
散会之后，几个人走在神田的街上。谷正伦先开口：“回去不回去？”
何应钦没有马上回答。走了一段，他说：“回去，然后呢？回去签个字、喊两句口号，再回来？书没读完，回去也做不了什么。”
朱绍良说：“那就在这边做。罢课、游行、发电报。”
贺耀祖一直听着。走到一个路口，他停下来。“罢课我参加。但书要继续读。”他看了朱绍良一眼，“我们跟那些读师范、读法政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回去可以办报、教书。我们回去是要带兵的。带兵的人，手里没东西，喊得再响也没用。”
朱绍良看了他一眼，没有反驳。
一九一六年，毕业的时候到了。中国学生队拍了一张合影，几十个人站成三排，前排坐着教官，后排站着学生。何应钦站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谷正伦站在另一头，嘴角微微往上翘，朱绍良站在后排，脸绷着，没有笑。贺耀祖站在侧边，军装笔挺，也没有笑。
照完相，几个人在操场上站了一会儿。谷正伦拍了拍贺耀祖的肩：“你回湖南，我回贵州。何兄你呢？”
“我可能先去贵州。”何应钦说，“王文华那边在招人。”
朱绍良说：“我也去贵州。”
贺耀祖看了他们三个一眼。“那你们三个倒是走一路。”
谷正伦笑了一声：“湖南和贵州，隔得不远。你哪天在湖南混不下去了，来贵州找我。”
“你先把贵州混明白再说。”贺耀祖说。
几个人笑了一下，散了。贺耀祖回到宿舍，把那张合影收进行李箱底，和那些散了线的笔记本放在一起，用麻绳扎好。
船从横滨出港。贺耀祖站在甲板上，看着港口往后退。何应钦那句话还在他耳朵边上：不站边是站不住的。他把手插进口袋，摸到了那张合影的边角。照片上这些人，回去以后大概就要散了。各走各的路，各站各的边。哪一天再碰面，不晓得是同学叙旧，还是别的什么。
（第二章完）
一九二五年秋天，常德，湘军第一师师部。
贺耀祖坐在藤椅里，面前摊着一张湖南地图。地图上用红铅笔标了几道箭头，唐生智的第四师从衡阳往北压，叶开鑫的第三师在湘阴、岳阳一带摆着，他自己的第一师缩在常德、澧州这块角落里。红铅笔是他自己画的，画完了又觉得多余。这几个师的位置，他闭上眼睛都晓得。
谷正伦从外面进来，手里捏着一份刚从长沙转来的通电，往桌上一搁。
“赵省长又发话了。”谷正伦在对面坐下来，把帽子摘了搁在膝盖上，“说湘局不靖，各师宜严守防地，不得擅自调动。话讲得客气，意思就一个：都不许动。”
贺耀祖把通电扫了一遍，没有拿起来。“叶开鑫那边有什么动静？”
“叶开鑫的人前天到了岳阳，跟吴佩孚的部下见了面。见了几个人，谈了什么，不晓得。但有一件事我打听到了。”谷正伦往前探了探身子，“赵省长把第一师的粮饷又压了一个月。这个月的发下来了，下个月的批文还没出省署的门。”
贺耀祖没有接话。第一师的粮饷卡在省署，按月拨，从不预付。这件事从他当师长那天起就是这样，赵恒惕用他，也防他。给草料，也给缰绳。他早就习惯了。
“正伦，”贺耀祖把地图往旁边推了推，“你讲，赵省长现在最怕谁？”
“唐生智。”谷正伦答得没有犹豫。
“第二怕谁？”
谷正伦想了一下。“怕叶开鑫靠不住。”
“第三呢？”
谷正伦看着他，没有马上答。
“第三怕我。”贺耀祖说，“叶开鑫是赵的人，唐生智是赵的对手。我呢，我哪个的人都不是。赵省长用我，是因为我能打仗。1923年谭延闿打回来，是我把第一旅顶上去的。打完那一仗，赵省长拍着我的肩膀讲‘贵严，湘军有你，我睡得着觉’。但他睡得着觉，不等于信得过我。他把第一师交给我，粮饷捏在自己手里。这叫又用又防。”
谷正伦把帽子从膝盖上拿起来，又放下。“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等。”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有人先动。”
陶峙岳是第二天到的。他从澧州来，骑了一匹马，进师部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贺耀祖让人倒了茶，三个人坐下来。陶峙岳话少，坐下来先喝茶，喝完了一杯才开口。
“师长，底下的弟兄们在问，粮饷什么时候发。上个月拖了十天，这个月又拖。有几个连长自己掏腰包垫了伙食钱。”
贺耀祖看了谷正伦一眼。谷正伦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陶峙岳听完，没有马上说话。他把茶杯搁下来，说了一句：“拖粮饷是小事。弟兄们饿一两顿不会散。但要是师长一直不拿主意，底下的人心就散了。”
“你也觉得我该动？”
“我没讲该动。我讲的是，底下的人在看你。”
谷正伦在旁边插了一句：“峙岳这话讲得直。你这个人，稳。稳是好事，但在湖南这个地方，稳到最后就是被人踩。”
贺耀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踩我的人还没生出来。”
“那你等什么？”谷正伦问。
“等一个非动不可的时候。”
赵恒惕是三月走的。唐生智从衡阳起兵，攻占长沙，赵恒惕猝不及防，通电辞职，往上海去了。消息传到常德的时候，贺耀祖正在师部里看一份操典。谷正伦冲进来，说了一句：“赵省长走了。”
贺耀祖把操典合上。“唐生智呢？”
“占了长沙，自封代理省长。叶开鑫不认他，带着第三师往北退了，投了吴佩孚。吴佩孚委他做‘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他掉头就打回来了。”
贺耀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唐生智的箭头从南往北，叶开鑫的箭头从北往南，两个箭头在长沙到岳阳之间顶上了。他的第一师在常德，正好夹在中间。唐生智的人从南边递话过来，叶开鑫的人从北边递话过来，话里的意思差不多：你往哪边站。
他把两份话都搁在桌上，没有回。
四月底的一个晚上，谢觉哉到了常德。
谢觉哉是宁乡人，跟贺耀祖同乡，早年就认识。他进门的时候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随身一个布包。贺耀祖让人泡了茶，两个人坐下来。
谢觉哉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放下。“赵恒惕走了，叶开鑫投了吴佩孚。师长是带兵的人，对今后的事，心里有没有一个方向？”
“谢老，你讲。”
“我先问师长一句。”谢觉哉看着他，“北伐，你怎么看？”
贺耀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我想蒋介石现在不会出兵北伐。”
“为什么？”
“时机过了。”贺耀祖说得很平，“北伐应该在国民军没有放弃南口的时候动手，直奉南北受敌，才有机会。现在南口丢了，吴佩孚腾出手来，几十万兵，铁路、轮船都在他手里。广东最多出兵六万，运输又不便利。打不过来。”
谢觉哉没有马上反驳。他把茶杯端在手里，看了一会儿浮着的茶叶。“师长算的是兵和路。”
“打仗不算兵和路，算什么？”
“算人心。”谢觉哉把杯子放下，“吴佩孚的几十万兵，有几万是真心替他打的？叶开鑫跟了赵恒惕多少年，赵一走，他转头就投了吴佩孚。这样的兵，再多，也是借来的。国民革命军从广东上来，打的旗子跟北洋不一样。唐生智都看得清楚，师长未必看不清楚。”
贺耀祖没有马上接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师部的小院子，路灯昏黄。
“谢老，”他没有回头，“你说得对。但我这个师，底下几个旅长团长，各有各的算盘。我动一步，他们不一定跟。”
“所以你更要先看清楚。你看清楚了，才能跟他们讲清楚。你不看，底下的人就更不看了。”
贺耀祖回过头来。“你就这么有把握，北伐一定能成？”
“我没有把握北伐一定能成。”谢觉哉说，“我有把握的是，你不跟，你这一师人迟早是别人的棋子。跟了，起码是你自己走的路。”
那天晚上谢觉哉没有走。第二天又谈了一次。谢觉哉临走的时候，在门槛上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时不可失，希望师长不要错过时机。”
贺耀祖站在门口，看着那件灰布长衫走进路灯照不到的地方。他没有马上回去，在门槛上站了很久。夜里有风从沅江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
谢觉哉走了之后，贺耀祖把谷正伦和陶峙岳叫到一起。他把谢觉哉的话讲了一遍，然后问：“你们怎么看。”
谷正伦先开口：“谢觉哉讲的是大道理。但有一句话他讲对了：不跟，这一师人迟早是别人的棋子。”
陶峙岳说：“我听师长的。”
贺耀祖看了陶峙岳一眼。“我没问你听谁的。我问你怎么看。”
陶峙岳想了一下。“底下的人想动。拖久了，人心会散。”
贺耀祖没有当场拍板。他把两个人打发走了，一个人在师部里坐到半夜。桌上摊着地图，唐生智的箭头和叶开鑫的箭头还是顶在那里。他把红铅笔拿起来，在两个箭头之间画了一条线，从常德往东，一直画到芜湖。画完了，他把铅笔搁下。
七月，北伐军攻克长沙。消息传到常德那天，贺耀祖把参谋长毛炳文叫来。
“你去一趟，见蒋总司令，问收编的事。”
毛炳文去了。回来的时候带回了蒋介石的话：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直属北伐军总司令部管辖。八月，命令到了常德。贺耀祖把几个旅长团长叫到师部，把改编的事讲了，然后问：“有没有人不愿意跟的，现在说。”
屋子里安静了一阵。有人问粮饷怎么发，有人问番号怎么定。贺耀祖听完，说：“粮饷按北伐军的规矩来。番号已经定了，独立第二师。愿意跟的，明天换旗。不愿意的，我不勉强，路费我发。”
没有人走。
集合那天，独立第二师在常德城外列队。旗子换了，帽徽换了。贺耀祖站在土台上，底下几千双眼睛看着他。陶峙岳站在队伍前面，谷正伦站在旁边。
“从今天起，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祖的声音不大，但风没有把它吹散，“旗子换了，人不能散。”
后来他讲过一句话：“我参加北伐晚了两个月，可惜未听觉哉的话。”说这话的时候，他大概会想起常德那个晚上，谢觉哉坐在对面，茶杯里的热气慢慢散掉，而他还在算兵和路的账。账算得没有错，但他少算了一样东西。
（第三章完）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下午三点多，九江。
贺耀祖正在师部里看一份码头罢工的情况汇报。政治部科长张衍棉坐在对面，把最近几天跟英商交涉的经过又讲了一遍。太古、怡和两家的码头工人从十二月二十七日罢工到现在，日清那边已经答应了条件，工人一号复工了，只有英国人的两家码头还僵着。工人纠察队在沿江巡逻，不许人给英国人搬货，也不许卖米卖菜进租界。英领事那边递过话来，说租界里的食物快断了。
“他们什么意思？”贺耀祖问。
“意思是让我们管管工人。”张衍棉说。
“工人要增加工资，他们不答应。饿了两天，让我们去管工人。”贺耀祖把汇报搁在桌上，“你再去一趟，跟英领事讲清楚：工人的事，是工人跟公司的事。军队不干涉工人的罢工，但军队也不会替英国人压工人。”
张衍棉刚要走，江上传来两声炮响。闷闷的，不远，就在江边方向。
贺耀祖站起来。他走到窗边，窗子朝南，能看见江面上灰蒙蒙的天。炮声之后，街上开始有喊声，从江边方向往城里涌。
“怎么回事？”谷正伦从隔壁屋子推门进来。
“英国人开炮了。”贺耀祖从衣架上抓起军装外套，一边穿一边往外走，“叫独立一团集合。跟我到江边去。”
谷正伦跟在后面：“师长，要不要先派人去问清楚——”
“问什么？炮都打到市区了，还问什么。”贺耀祖走到院子里，传令兵已经跑出去吹哨了。他对谷正伦说了一句：“你留在师部，电话不要断。我去江边。”
独立一团从师部跑步出发。贺耀祖走在队伍前面，步子很快，大衣扣子只扣了下面两颗，领子翻着。街上的人从江边方向涌过来，有工人，有市民，有人手里提着扁担，有人抱着孩子。看见军队上来，人群往两边让了让，又合拢在后面跟着走。
到了江岸，贺耀祖看见租界的铁门关着，门里堆着沙袋，沙袋后面是机枪。铁刺网沿着租界边界拉了一圈，在灰暗的天光底下泛着冷光。码头工人已经聚在铁刺网跟前了，有人用扁担去撬那些木桩，有人在喊“冲进去”。铁门后面的英国兵没有动，但贺耀祖注意到，有人从沙袋后面缩下去了。
“让开——”他站到一截石阶上，朝人群喊了一声。前面的人往后挤了挤。独立一团的士兵端着枪上前，枪口对着租界方向。
“拆。”他对手下的营长说。
士兵和工人一起上去。扁担和枪托砸在铁刺网上，铁丝崩断的声音在江风里响成一片。铁门被撞开的时候，发出一声很闷的巨响。人群涌进去，英国巡捕已经在往江边跑了，水兵也从码头上撤，有人跳上小艇往军舰那边划。租界里的街道不宽，两边是洋行的仓库和办公室，玻璃窗被砸了几扇，碎渣落了一地。
贺耀祖没有跟着人群往里冲。他站在铁门外面，大衣下摆被风吹起来。他对身边的参谋说：“去，找英国领事。就说我要见他。”
英国领事馆在租界里面靠江的一栋两层楼里。贺耀祖走进去的时候，领事鄂克登站在门口，脸色很难看。两个人没有握手。
“工人之间争吵，本是小事，”贺耀祖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落得很实，“你们为何任意施放舰炮，致犯众怒？”
鄂克登说那两炮是信炮，是告警，不是往人打的。群众围攻租界，所以放炮警告。
“告警？”贺耀祖看着他，“你的水兵上岸打人，工人躺在医院里。你的军舰向市区开炮，满街的人都在跑。你告诉我这是告警。”
鄂克登没有马上接话。他说租界的治安，英方自己还能维持。贺耀祖没有跟他争这一句。他换了一个问法：“租界的治安，你们还维持得了吗？维持不了，就把水兵和巡捕一律撤走，我派兵进来。”
鄂克登说要跟军舰上的舰长商量。贺耀祖没有等他商量完，转身走了。走出领事馆的时候，他看见街对面有工人站在洋行的台阶上，朝他这边看。有人喊了一声什么，他没听清，但旁边的人都跟着喊起来。
回到师部，贺耀祖让张衍棉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国民政府，也发给汉口《民国日报》。张衍棉坐在桌前，贺耀祖站在旁边，一句一句地说。电报里写：九江罢工纠察吴宜山，在怡和码头趸船跳板上巡视，适水手刘某挑税务司署洋人行李上船，该纠察以刘某破坏罢工，向前阻止，外人即以手棒乱击，复招水兵围攻，脑后背部均受重伤，兵舰即举炮示威，时群情愤激，秩序几乱。敝部与贺师长及宋部长一面劝散民众，一面将受伤人送医院诊治。至七日午前十时，英兵及英侨悉撤于英舰上，英界秩序，经已派兵维持。“惟是英人杀我人民，辱我国体，汉口之后，继以九江，凡有血气之人，无不痛心，除电请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外，特此电达，请极力唤起群众，一致声讨”。张衍棉写完，贺耀祖看了一遍，说：“发。”
那天晚上，英领事派人到师部来，说请求独立二师派兵入租界维持治安。贺耀祖没有立刻答应。他让秘书带了两条过去：第一，英国水兵全部撤回军舰；第二，以领事馆名义写正式请求函。英领事开始只肯口头答应，秘书转身要走，领事又把人叫住了。
一月七日下午四时半，独立二师第三团开进英租界。团长龚宪走在队伍前面，个子不高，脸黑，话少，兵带得很紧，队伍进去的时候没有人乱看，没有人伸手拿东西。贺耀祖站在铁门旁边，看着自己的兵一列一列走过去，江风把他的大衣下摆吹得翻卷起来。龚宪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他点了一下头，没说别的。
一月八日，邓演达到了九江。
邓演达是从武汉赶来的，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个子高，说话不快，但每句话都落在点子上。他在贺耀祖的师部里开了一个会，到会的有九江关监督、各友军长官、地方各团体主事。邓演达坐在长桌一头，贺耀祖坐在他旁边。会议议了两件事：由九江关监督向英领事提出抗议，并函催税务司回署供职；组织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处理租界一切事务。
散会之后，邓演达跟贺耀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邓演达开口：“你在江边讲的那句话，我听说了。”
“哪句？”
“军阀怕洋人，北伐军不怕。”邓演达看了他一眼，“讲得对。但这句话的分量不在江边，在谈判桌上。陈友仁在武汉跟英国人磨，磨的就是这句话。你在九江把门撞开了，他在武汉把门后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过来。你们两个，一个动手，一个动嘴，缺一样，租界就收不回来。”
贺耀祖想了一下，说：“我这边能做的，就是把门按住，不让英国人再关上。剩下的事，我不懂。”
“你不用懂。你把兵摆在那里，就是最大的道理。”邓演达说，“但有一件事你要晓得：蒋总司令对这件事不太满意。他从南昌调了第六军过来，接你的防。”
贺耀祖没有接话。他当然晓得这意味着什么。他在九江动兵，事先没有等到南昌的批准。蒋要的是“和平不辱国”，不是让一个师长带着兵冲进租界。但事情已经做了。他看了一眼院子里那盏昏黄的电灯，说了一句：“六军什么时候到？”
“快了。程潜已经在路上了。”
一月十二日，第六军抵达九江，接替独立二师警备租界的任务。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到租界里视察了一圈，又到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开了会，研究加强警备和维持秩序的事。一月十三日，九江各界一万多人在大校场开反英示威大会，林伯渠在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七条议案，会后游行。贺耀祖没有去大校场。他站在师部的院子里，听见远处传来的口号声，一声一声的，很整齐。
二月二十日，中英《收回九江租界之协定》在武汉签字。陈友仁和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在协定上落了名字。协定的换文里写着：英国政府“决定将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并自三月十五日起，将九江租界区域行政事宜无条件移交国民政府办理”。
消息传到九江的时候，贺耀祖已经在准备率部东下了。他在师部里看到报纸上登的协定全文，看了两遍。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他那天在江边冲开的铁门，到这一刻才算在法律上正式拆掉了。他做的事，是把门撞开；陈友仁做的事，是把门后面的章程一条一条地废除。没有他那一撞，章程不会这么快废除；没有陈友仁那一纸协定，他撞开的门随时可以被重新关上。
三月，独立二师从九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贺耀祖在师部收拾东西，从抽屉里翻出那份英国领事馆的请求公函。他看了两遍，没有扔，跟其他文书放在一起。谷正伦进来问他：“这个带走？”他说：“带走。”
“以后还用得上？”
“用不上。留着做个见证。”
他把公函夹进文件夹里，合上，用麻绳扎好。窗外江面上已经看不见英国军舰的影子了。他把文件夹搁进行李箱，扣上锁扣，站起来，对谷正伦说了一句：“明天走。南京。”
（第四章完）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南京。
城破之后第三天，蒋介石从芜湖到了下关，但没有进城。他在军舰上把何应钦、程潜、鲁涤平叫上去开会。贺耀祖没有接到通知。
他坐在卫戍司令部的临时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份刚拟好的布告稿，四个人的名字并排列着：何应钦、程潜、鲁涤平、贺耀祖。布告的内容是保护外侨生命财产，违者严惩。谷正伦把稿子拿进来的时候，看了一眼那个排名，没有说什么，搁在桌上。
“程潜的人进城之后，第六军那边有些动静。”谷正伦坐下来，把帽子摘了搁在膝盖上，“林伯渠在城里开了几次会，工人纠察队把下关那边的码头都控制住了。程潜的意思是，卫戍的事，第六军也要管。”
“蒋总司令什么意思？”
“总司令还在军舰上。何应钦上去见了，下来之后没说什么。程潜也上去了，下来之后也没说什么。”谷正伦顿了一下，“只有你，没被叫上去。”
贺耀祖把布告稿推到一边。“这个卫戍司令，是蒋总司令给的，还是程潜给的？”
“名义上是总司令部的任命。”谷正伦说，“但程潜是江右军总指挥，按道理，南京的卫戍该归他管。”
“那为什么给我？”
谷正伦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因为你不是程潜的人。”
贺耀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谷正伦又说：“程潜的第六军里共产党人太多，蒋总司令不放心。你的第四十军最早入城，位置最方便。他把你放在这个位子上，是让你替他看着程潜。”
“看着程潜，还是看着共产党？”
“都一样。”谷正伦说，“在他眼里，是一回事。”
布告贴出去的那天，卫戍司令部的人手还没配齐。贺耀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各部队报上来的驻地表。何应钦的第一军驻在城东，程潜的第六军驻在城南和下关，鲁涤平的第二军在城外。他的第四十军散在城内外几个点上。四个军，四套指挥系统，都归江右军总部节制，但谁听谁的，不写在纸面上。
几天后，蒋介石进了城。卫戍司令部的任命正式下来，贺耀祖接了。他没有去问“为什么是我”，也没有去问“程潜那边怎么交代”。蒋要的是一个人在南京城里替他稳住局面，他接了，就去稳。
四月，上海清党，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武汉那边骂蒋介石是叛徒，南京这边骂武汉是赤化。贺耀祖没有公开站到任何一边说话。他的卫戍司令部照常发口令、派岗哨、查夜。那些日子里，有人从他手里被放走，也有人从他眼皮底下被抓走。谷正伦有一回夜里从外面回来，脸色不太好，坐下来半晌才说了一句：“今天又抓了一批，关在城南那个庙里。名单我看了一眼，有两个是以前在长沙见过的。”
贺耀祖正在看一份巡逻报告，没有抬头。“你跟他们熟？”
“不算熟。见过面，讲过话。”
“那就不要去看名单。”贺耀祖把报告合上，“看了，就要想。想了，就要做。做不了，不如不看。”
谷正伦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
九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下野之前，他把各地中央委员一个一个接到南京来开会。贺耀祖调了自己的基干部队进入南京，发表了通电，保障所有参会人员的安全。这件事办完之后，蒋回南京复职。有一天，蒋在总司令部见到他，说了一句：“贵严，你这个人，话不多，事情办得稳。”
贺耀祖没有接话。蒋又说：“北伐还要继续。山东那边，张宗昌，日本人。你准备一下。”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第三军团从鲁西攻入山东。贺耀祖是第三军团总指挥，下辖三个军。一路打下来，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没有怎么抵抗就往北跑了。
五月一日，他带着几个卫兵进了济南。
城里的景象让他停住了脚步。日军已经在各重要路口堆了沙袋，架着机关枪，掩体前面拉着活动铁丝网。日本兵持枪作瞄准姿势，站在沙袋后面。不是一两个路口，是几乎所有要紧的路口。贺耀祖骑在马上，看了一路，没有说话。到了临时指挥部，他下马之后的第一个命令是给第三师师长陶峙岳的：把第七团靠近日军的两个营，立刻从纬一路、纬二路附近转移到商埠西端集结。
陶峙岳在电话里问了一句：“师长的意思是，要打？”
“我的意思是，不要被人打。”贺耀祖说，“你先把人挪开。我去见总司令。”
蒋介石住在旧督署。贺耀祖进去的时候，蒋正在跟几个人说话，见他来了，让其他人先出去。贺耀祖坐下来，把从徐州北上以来重大的事简略说了一遍，然后着重讲了商埠日军的部署。他说得很具体：哪个路口有多少人，机枪位置在哪里，铁丝网拉了几道，哨兵多久换一次。
蒋介石听完，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看地图。他说：“日本参谋本部派有佐佐木中佐为联络参谋，和总司令部同车到来。我已经让他去跟日军司令部交涉，撤除阻碍交通的工事。佐佐木中佐既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出，他就有权和任何一级日军部队长交涉。且看他交涉的结果怎么样。”
贺耀祖沉默了一下。“总司令，佐佐木去交涉，是交涉撤工事。但日军的部署，不是工事的问题。那是作战部署。”
“贵严，”蒋介石的声音不高，“你先把你的部队管好，不要出乱子。交涉的事，我来。”
贺耀祖没有再说什么。他站起来，走了。
当天下午，日方放出了和平的空气。贺耀祖到普利门外视察，看见日军果然在撤除纬一路和纬二路一带的障碍物，哨兵也少了。他回到指挥部，对谷正伦说了一句：“工事撤了。”
谷正伦问：“那我们的部队要不要调回去？”
贺耀祖想了一下。“先不调。工事撤了，不等于人撤了。你让陶峙岳那边保持戒备，但不要主动往前靠。”
五月二日，福田彦助率第六师团主力赶到济南，当天晚上完成了作战准备。贺耀祖不知道这件事。五月三日早上，他正在指挥部里看一份报告，外面忽然响起枪声，不是零星的，是成片的。
电话响了。是陶峙岳打来的。“师长，日军动手了。第七团那两个营被围了，王校膺不在团部，营长也不在，部队没有人指挥。”
贺耀祖握着话筒，停了一秒钟。“你派就近的部队去接应。能拉出来多少拉出来多少。”
“总司令那边有没有命令？”
“我先打给你。总司令那边，我去问。”
他放下电话，正要出门，谷正伦从外面跑进来，脸色铁青。“蔡公时那边出事了。日军冲进交涉署，把蔡公时和署里的人拖出来，割了耳朵鼻子，然后枪杀了。”
贺耀祖站在门口，没有动。窗外枪声还在响。他过了一会儿才说：“总司令在哪里？”
“在总司令部。佐佐木刚刚进去了，在里面大叫大嚷，说我们先动的手。”
贺耀祖到总司令部的时候，佐佐木已经走了。蒋介石坐在桌后，面前摊着一张纸。贺耀祖进来，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总司令，第七团两个营被围了，蔡公时被杀了。部队在等命令。”
蒋介石把那张纸往前推了推。“这是刚收到的。日方说我们挑衅。我已经派了十个参谋带着传令兵，打着白旗去传令停火。”
“停火？第七团还在里面。”
“贵严，”蒋介石的声音比昨天更低了一些，“现在不能打。北伐没有完成，我们跟日本打，就是全面战争。先停火，交涉。”
贺耀祖站在桌前，手垂在身侧。他想说九江，想说那天下午江边的炮声，想说“军阀怕洋人，北伐军不怕”。但他没有说。九江那一次，蒋不在九江，命令是他自己下的。济南这一次，蒋在城里。他看了蒋一眼，转身走了。
五月九日，蒋介石发出通令：“饬全体军人务须仰体中央意志，忍耐处置。”同日，他给谭延闿、黄郛发了一封电报，列了六条对日交涉的条件。第一条写着：“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因不听命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
免职的消息传到第三军团的时候，贺耀祖正在收拾文件。谷正伦从外面进来，手里捏着一份电报抄件，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说话。
“念。”贺耀祖没有抬头。
谷正伦把电报念了一遍。念到“因不听命令”四个字的时候，停了一下。
“念完了？”
“念完了。”
贺耀祖把文件一份一份摞好，用麻绳扎起来。谷正伦站在旁边，看着他把绳子拉紧，打了个结，终于开口：“九江的时候，蒋总司令是赞成的。济南这一次，拍不了桌子了，就拿你出来顶。”
贺耀祖把扎好的文件递给旁边的参谋，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是山东五月的天，太阳很大。他站了一下，回过头来。
“正伦，你晓不晓得，什么叫‘不听命令’？”
谷正伦没有回答。
“九江那一次，我下命令，是因为没有命令可听。济南这一次，我听命令了。命令是‘不许打’。我听了。”他把大衣从衣架上取下来，搭在手臂上，“听了命令，还是‘不听命令’。这四个字，是写给日本人看的。日本人要一个名字，蒋总司令就给了一个名字。名字是我。”
他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卫戍司令的位子，你接。我回南京。”
谷正伦后来接了首都卫戍司令。贺耀祖离开济南那天，没有去火车站送行的人。他上了车，在座位上坐下来，把大衣搁在膝盖上。火车开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窗外。济南城的轮廓在五月的太阳底下慢慢往后退。九江的铁门，是他撞开的。济南的铁门，他没有撞。不是撞不开，是有人按住了他的手。
（第五章完）
一九三三年秋天，南京，康济医院。
贺耀祖住进这间病房的时候，本来只打算待三天。胃上的老毛病，在济南那几年落下的，疼起来一阵一阵的，不致命，但磨人。参谋本部的事丢不开，他让副官把公文送到病房来，上午批一轮，下午批一轮。护士进来量体温，看见床头堆着文件，没说什么，量完就走了。
第二天下午，护士长进来了。她手里端着一个白瓷盘，盘子里是药和一杯水，走到床边，把盘子往文件旁边一搁。文件被挤得往边上滑了一寸。
“贺次长，”她说，“你这些纸，比药还多。”
贺耀祖抬起头。面前站着一个年轻女人，白护士服，头发拢在帽子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不闪。他把手里的铅笔搁下来。
“你是护士长？”
“倪斐君。”她把水杯往他面前推了推，“药吃了再看。”
贺耀祖拿起药片，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水。倪斐君没有走。她站在床边，看着他把药咽下去，又看了一眼床头那摞文件。
“你这个人，住院跟上班一样。”
“事情多。”
“事情再多，胃只有一个。”她拿起空杯子，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回过头来，“下午的公文，三点以后再送进来。三点以前，你睡觉。”
贺耀祖看着门关上，没有叫住她。他靠在枕头上，把刚才看了一半的文件又拿起来，看了两行，放下了。
出院是三天之后的事。结账的时候，他在走廊上又碰见倪斐君。她正跟一个护士交代什么，说完转过身来，看见他。
“走了？”
“走了。”
“胃还疼不疼？”
“好多了。”
倪斐君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她从他身边走过去，走了两步，停下来，回过头。“贺次长，你要是再疼，不要等到疼得忍不住了才来。”
贺耀祖点了一下头。他走出医院大门，上了车，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司机问去哪里，他说“部里”。车开了，他透过车窗看了一眼医院的大门，倪斐君已经不在了。
后来他又去过几次医院，不全是看病。有一回是接她下班，车停在医院后门，她出来的时候还穿着护士服，看见他的车，愣了一下，走过来。
“你怎么来了？”
“路过。”
“参谋次长路过医院后门？”
贺耀祖把车门推开。“上车。请你吃饭。”
倪斐君站在车门口，没有马上上来。“贺次长，你这个人，话不多，但每句话后面都藏着下一句。”
“今天没有下一句。就是吃饭。”
她上了车。
一九三四年春，他们在南京结了婚。婚礼不大，来的多是贺耀祖在军界的老熟人。谷正伦从贵州赶来，在席上喝了几杯酒，拍着贺耀祖的肩膀说了一句：“你这个人，稳了半辈子，在这件事上倒是不稳。”贺耀祖把他的手从肩膀上拿下来，说：“吃你的酒。”
倪斐君那年二十一岁，贺耀祖四十四岁。婚前倪斐君的父母从镇海赶到南京，坐在贺耀祖面前，话说得很直：你年纪大她这么多，又有原配，我女儿嫁给你，算什么。贺耀祖没有辩解。他坐在那里，听他们把话说完，然后说了一句：“我能给她的，是一个能做事的地方。她想做事，我不会拦她。”
倪斐君的父亲看了他很久，最后没有再说。
一九三四年冬天，蒋介石把贺耀祖叫到官邸。
蒋坐在桌后，面前摊着一张地图，不是中国地图，是地中海东岸那一块。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点了一下土耳其的位置。
“凯末尔这几年，军事上有一套。”蒋把铅笔搁下来，抬起头，“我想派你去土耳其。公使。”
贺耀祖没有马上接话。他在参谋次长的位子上坐了两年多，实际代行总长职务。蒋这时候把他外放，是信不过他，还是觉得那个位置需要他这样的人，他一时拿不准。
“去多久？”他问。
“看情形。先把关系建起来。”蒋看了他一眼，语气没有变，但话里多了一层意思，“你那个夫人，带不带去？”
“带。”
“也好。”蒋把地图合上，“让她出去看看。换个环境。”
贺耀祖从官邸出来，坐在车里想蒋最后那句话。“换个环境”是什么意思，他听得懂。南京的圈子里，倪斐君的名字已经有人议论了——护士出身，主意大，跟贺耀祖那些老派同僚的太太们不一样。蒋听见了，但没有把话挑明。他给了一个公使的位子，也给了贺耀祖一个台阶。
回到家，倪斐君正在桌边看一份报纸。贺耀祖把大衣脱了，坐下来。
“蒋先生要我去土耳其。”
倪斐君把报纸放下来。“土耳其？”
“公使。驻安卡拉。”
“去多久？”
“看情形。可能两三年。”
倪斐君看着他，没有马上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问了一句：“你答应了？”
“答应了。”
她把报纸叠好，放在桌上。“你连跟我商量都不商量。”
“蒋先生当面提的。我总不能说‘我回去问问太太’。”
“你当然不能。”倪斐君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什么都不能。你不能说‘我不去’，不能说‘让我想想’，不能说‘我跟家里商量一下’。你只能点头，然后回来告诉我。贺耀祖，你跟我结婚的时候说，你想做事，你不会拦我。现在呢？你去土耳其，我连说一句‘我不想去’的余地都没有。”
贺耀祖看着她。他想起蒋那句“换个环境”，没有说出来。他换了一个说法：“你可以不去。我一个人去。你留在南京。”
倪斐君愣了一下。
“但我想让你去。”贺耀祖接着说，“土耳其那个地方，凯末尔搞了十几年，女人能上学，能做事。你去看看，比在南京跟那些太太们打麻将强。”
倪斐君没有接话。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过了一会儿，她说了一句：“我去。但不是因为你让我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他们上了去安卡拉的船。
公使馆在安卡拉一条安静的街上，两层楼，院子不大。贺耀祖到任之后，第一件事是递了一份备忘录给蒋，写的是土耳其的局势和中土关系的可能走向。他在备忘录里说，土耳其在新疆问题上有影响，两国可以趁订通商条约的机会，把关系做实。蒋批了“阅”，没有多说。
安卡拉的日常是缓慢的。贺耀祖每天去公使馆，见土耳其外交部的人，看他们的军队操练，记一些笔记。倪斐君最初几个月待在家里，后来开始出门。她找了一个当地的妇女组织，跟着她们去识字班，回来之后跟贺耀祖说：“土耳其女人能投票了。凯末尔给的。”
“嗯。”
“南京呢？”倪斐君看着他，“南京的女人能做什么？”
贺耀祖没有接话。他从桌上拿起一份刚到的国内电报，看了一眼，搁下来。电报上是半个月前的消息，日本在华北又往前推了一步。
有一回，倪斐君从外面回来，把一沓当地的报纸往桌上一放。“今天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不打。日本人占了那么多地方，你们为什么还不打。”
贺耀祖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没有抬头。“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个护士，不懂这些。”她把报纸推到一边，“但我脸上挂不住。”
贺耀祖把铅笔放下来。“挂不住也得挂。这里不是南京，你说话有人听着。”
“我说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话。我说的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打日本人。”
“因为打不了。”贺耀祖的声音很平，“华北那个局面，一打就是全面战争。我们拿什么打？拿嘴打？”
倪斐君看着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坐下来，把报纸重新拿起来，翻了一页，又合上了。“你在这里看土耳其人怎么改革，看他们怎么把国家翻过来。国内的事，你插不上手，你心里不急？”
“急。”贺耀祖说，“急有什么用。”
一九三七年春天，回国的命令到了。任命是兰州行辕主任，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
贺耀祖开始收拾东西。公使馆的人把文件装箱，倪斐君把衣物叠好，放进皮箱。她叠到一半，停下来。
“耀祖。”
“嗯。”
“蒋先生到底怎么用你的？一会儿放到土耳其，一会儿又让你去做省主席。他是用你，还是不用你？”
贺耀祖把一摞文件放进箱子里，扣好锁扣。“又用又不用。”
“那你还回去？”
“回去。”他把箱子搁在地上，看着她，“蒋先生用我，是因为有些事别人办不了，或者不愿意办。不用我，是因为我不是他的人。这两样我都清楚。但我在外面待了两年，看够了。回去，哪怕是个代理的，起码在一个地方上，能做事。”
倪斐君把最后一件衣服叠好，放进箱子里，合上盖子。她坐在箱子上，看着贺耀祖。“你那个老乡，谢觉哉，听说已经到兰州了。”
贺耀祖正在系公文包的带子，手停了一下。“到了就到了。”
“你打算怎么办？”
“到了再说。”
船从伊斯坦布尔出港。贺耀祖站在甲板上，倪斐君从舱里出来，站到他旁边。海风很大，她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
“兰州在什么地方？”她问。
“西北。甘肃。”
“比安卡拉远？”
“差不多。”
倪斐君望着海面，过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路上。”
贺耀祖没有接话。他看着船头切开的海水，想起九江的铁门、济南的太阳、南京院子里的老槐树、安卡拉安静的街道。蒋那句“换个环境”还在耳朵边上，但他知道，换什么环境都一样。回去，兰州在等着他，谢觉哉也在等着他。
（第六章完）
（第一卷完）
第一章 谢觉哉来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兰州，下午四点。
欧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在兰州机场落地的时候，跑道上扬起了一层黄土。谢觉哉从舷梯上走下来，穿一件灰布长衫，手里提着一只旧皮箱，箱角磨得发白。他五十出头，头发已经花白，脸上有风吹过的痕迹。机场上没有什么人来接。他站了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从远处开过来，停在他面前。车上下来一个人，姓郭，省政府顾问，递了一张名片，说贺主席派他来接谢先生去住处。
谢觉哉上了车。车往城里开，路两边是黄土坡和低矮的平房，偶尔有一棵柳树。兰州的天比延安低，云压得很近。他透过车窗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郭顾问从副驾驶座上回过头来，说：“谢先生，贺主席今晚想请您过去坐坐。”
“好。”谢觉哉说。
晚上九点，车来接他。省政府后院的官邸不大，院子里种着几棵槐树。贺耀祖站在门口等他，穿一件浅灰色的绸衫，脚上是布鞋。两个人见了面，贺耀祖先伸出手来，握了一下，说：“谢老，路上辛苦。”
“还好。飞机快。”
贺耀祖把他让进客厅。客厅里摆着一套旧沙发，茶几上放着茶壶和两只杯子。两个人坐下来，茶倒上了，热气在灯光底下升起来。贺耀祖端起杯子，没有喝，先开了口。
“谢老，你这次来，我晓得是为什么。国共合作，抗日，这些道理我都懂。”
“懂归懂。”谢觉哉看着他，“做归做。”
贺耀祖把杯子放下来，笑了一下，笑得不太自然。“谢老，你还是这个脾气。在长沙的时候就是这样，一见面就讲大道理。”
“在长沙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你还记得？”
“记得。你讲北伐。”贺耀祖靠在沙发背上，“你讲北伐一定能成，我讲不一定。后来你讲对了。”
“那这一次呢？”
贺耀祖没有马上接话。他从茶几上拿起一盒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在灯光底下散开。
“谢老，甘肃这个地方，不比湖南。这里的局面，你不晓得。省党部那边，CC的人盯着，我动一步，他们就往南京打报告。军队方面，九十七师是蒋先生的人，我指挥不动。我能做的，有限。”
“有限是多少？”谢觉哉问，“是一点都做不了，还是可以做一点？”
贺耀祖吸了一口烟，没有回答。
那天晚上谈了一个多钟头。谢觉哉从贺家出来的时候，夜风很凉。他坐上车，回到南滩街五十四号，进门之后在桌前坐下来，拿出日记本，写了一行：“七月二十九日，晴。下午一时乘欧亚机飞兰，四时抵兰。九时贺主席派郭顾问用车来接。今晚谈的是国共合作问题。”
他写完，把笔搁下来，坐了一会儿。
接下来的几天，谢觉哉又去了几次省政府。第一次去，门卫拦住了他。他说找贺主席，门卫说主席在开会。第二次去，门卫还是那句话。第三次去，他看见贺耀祖的车停在院子里，但门卫说主席刚出去。
谢觉哉没有第四次去。
他回到住处，铺开纸，开始写信。第一封信写得不长。他写道：
贵严主席勋右：
来兰数日，数次走访，均未获见。先生事忙，我亦不愿多扰。然有数事不能不告：
我以一个中国人与共产党员的资格，向政府提议：立即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的完全自由；明令减租减息，裁废苛杂，惩治贪污，首先把省府贪污案子公审正法；训练大批做民运与组织游击战的人才，改组《西北日报》；录用曾被裁抑的人员；改革政府工作方式，多做实事，少做些“等因奉此”。
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封好，叫人送去省政府。
回信没有来。谢觉哉又写了第二封，比第一封长。他在信里加了一段：
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
这几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但当时贺耀祖读到的时候，没有立刻回应。信一封一封地送过去，回音很少。谢觉哉在最初四个多月里，先后写了十多封亲笔信，有的内容长达十三页。
有一天，谢觉哉在省政府走廊上堵到了贺耀祖。贺耀祖刚从会议室出来，手里抱着一摞文件，看见他，脚步顿了一下。
“谢老。”
“贺主席，我的信你看了没有？”
贺耀祖往两边看了一眼，走廊上有人。他压低声音说：“看了。”
“看了，为什么不动？”
贺耀祖没有回答。他抱着文件往前走，谢觉哉跟在旁边。走到楼梯口，贺耀祖停下来，回过头，声音还是压得很低：“谢老，你讲的这些，有的我能做，有的我不能。省党部那边——”
“省党部那边怎么样？你是省主席，还是他们是省主席？”
贺耀祖的脸色变了一下。他抱着文件的手紧了紧，嘴唇动了动，最终说了一句：“谢老，你让我再想想。”说完，他下了楼，步子很快。
谢觉哉站在楼梯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
过了几天，兰州党史办后来记载的那个场面发生了。谢觉哉再次上门，贺耀祖起初还坐着听，听着听着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谢觉哉的话一句接一句，不紧不慢，但每个字都落在实处。贺耀祖终于忍不住了，提高声音说了一句：“谢老，你讲的这些，我未必不晓得！但我坐在这个位子上，上面有蒋先生，旁边有省党部，底下还有几万双眼睛。你讲得轻巧！”
谢觉哉也站了起来。“我讲得轻巧？贺耀祖，你在常德跟我讲什么？你讲你怕底下的人不跟。现在你做了省主席，底下的人跟不跟，要看你怎么做。你不动，底下的人凭什么动？”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屋子里的空气绷得很紧。过了一会儿，贺耀祖把脸转开，走到窗边，不再说话。谢觉哉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拿起帽子，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贵严，你好好想想。我明天还来。”
谢觉哉没有等到第二天。
当天晚上，他回到南滩街五十四号，坐下来，铺开纸，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写了很久，写到后半夜，写满了十三页。他在信里一条一条地写，不是大道理，是具体的、可以做的事：
一、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兰州目前只有《西北日报》一家大报，内容全是中央社的通稿，抗日的消息登不了几条。应当改组《西北日报》，让抗日的声音出现在兰州的报纸上。
二、明令减租减息，裁废苛杂。 甘肃的农民负担太重，征兵、保甲，一层一层压下来，底下的人活不下去。不解决这些，讲抗日是空的。
三、惩治贪污。 省府的贪污案子，应该公审，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是认真的。
四、训练民运和游击战的人才。 抗战不是军队一家的事，民众要组织起来。兰州应当开办训练班，培养做民运的人。
他在信的末尾写道：
以上数事，不是为我，也不是为共产党。是为甘肃，为抗战。先生如果觉得哪一条不能做，请告诉我为什么。如果觉得都能做，请从明天开始做。
信送出去之后，谢觉哉又等了几天。这几天里，他没有再去省政府，也没有再写信。他在南滩街的院子里坐着，有时候跟办事处的人谈话，有时候一个人看书。伍修权后来回忆，那几天谢老话不多，但看得出来，他在等。
回信是第五天来的。不是贺耀祖的亲笔，是省政府秘书处的一个便函，上面写着：“谢先生所提各节，已呈主席阅。主席谓容当酌办。” “容当酌办”四个字，谢觉哉看了两遍，把便函放在桌上。
他没有再等便函。他开始走另一条路。
他去找了邓宝珊。邓宝珊是新编第一军军长，驻在兰州，跟贺耀祖不一样，邓宝珊对共产党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谢觉哉到兰州之后，邓宝珊请过他吃饭。饭桌上，两个人谈了很久。邓宝珊的夫人崔锦琴也在座，谢觉哉注意到，崔锦琴对抗日的事很热心，问了不少问题。
“邓军长，”谢觉哉说，“贺主席那边，我推不动。你能不能帮着推一推？”
邓宝珊想了一下，说：“我跟贵严是老朋友，话能说上几句。但有些话，我说不如你说。他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越是逼他，他越是缩。”
“我不是逼他。我是把路指给他看，他不走。”
“那你换一条路。”邓宝珊说，“他夫人倪斐君，你见过没有？”
谢觉哉没有见过倪斐君。但他听说过这个人。贺耀祖的夫人，年轻，护士出身，比贺耀祖小二十多岁，据说在南京的时候就跟一些进步人士有来往。
邓宝珊说：“你找她谈谈。她的话，贵严听得进去。”
倪斐君第一次见到谢觉哉，是在她自己家里。
那天下午，谢觉哉来拜访贺耀祖，贺耀祖不在。倪斐君从里屋出来，看见客厅里站着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人，头发花白，手里提着一包东西。他自我介绍，说姓谢，是贺主席的同乡。
“谢先生。”倪斐君请他坐下，叫人倒茶，“耀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
“我不是来找他的。”谢觉哉坐下来，把手里那包东西放在茶几上，“我是来找你的。”
倪斐君愣了一下。“找我？”
“何香凝先生在上海发起妇女慰劳会，号召各省主席的夫人组织抗敌后援。你晓不晓得这件事？”
“听说了。但兰州这边，还没有人动。”
“所以才来找你。”谢觉哉把那包东西打开，里面是几份文件，有何香凝的倡议书，有上海妇女慰劳会的章程，还有一份延安方面关于妇女工作的材料。“你是省主席的夫人，你出来牵头，比谁都合适。”
倪斐君把那几份文件翻了一遍。她翻得很慢，每翻一页，都停下来看一会儿。看到最后一份的时候，她抬起头来。
“谢先生，我不懂这些。我在南京是当护士的，搞运动的事，我没有做过。”
“搞运动不是天生的。”谢觉哉说，“你在医院里管护士，也是管人。管人跟管人，有相通的地方。你先找几个人，把架子搭起来，后面的事，一步一步来。”
倪斐君没有马上答应。她把文件收好，放在茶几上。“我跟耀祖商量一下。”
“你跟他商量，他多半会讲‘再看看’。”谢觉哉站起来，“你不用等他。你先动，他看到了，自然就跟上了。”
谢觉哉走了之后，倪斐君在客厅里坐了很久。她把那几份文件又翻了一遍。何香凝的倡议书里有一句话她记住了：“把西北的妇女唤出闺房，踏上抗日救亡的阵线。”
晚上贺耀祖回来，她把事情说了。贺耀祖坐在沙发上，听完之后，没有立刻表态。过了一会儿，他说：“谢觉哉找你，是绕开我。”
“他是绕开你，但他讲的事，你觉得对不对？”
贺耀祖没有回答。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倪斐君站起来，“我去找邓宝珊的夫人。她要是肯出来做副会长，事情就好办。”
贺耀祖看着她。“斐君，你晓得做这件事，省党部那边会怎么讲？”
“他们爱怎么讲怎么讲。”倪斐君说，“我嫁给你，不是嫁给省党部。”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甘肃分会正式成立。倪斐君任会长，邓宝珊的夫人崔锦琴任副会长，共产党员邢华担任总干事。成立大会在兰州召开，到会的各界妇女有五十多人。
倪斐君在大会上讲了话。她讲得不长，声音不大，但底下的人都听清楚了。她说：“甘肃的妇女，过去关在屋子里。现在日本人打进来了，屋子也不安全了。我们出来，不是为了出风头，是为了做事。”
谢觉哉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他在南滩街的院子里看到了报道，把报纸看了两遍，然后对王定国说了一句：“这个人，能做事。”
妇女慰劳会成立之后，倪斐君做的第一件事是办刊物。谢觉哉建议她办一份《妇女旬刊》，专门面向知识妇女。“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桥梁，” 谢觉哉对她说，“先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她们再去动员别人。” 《妇女旬刊》的出版得到了“八办”的大力支持，谢觉哉亲自为刊物撰稿、改稿。
第二件事是募捐。倪斐君动员兰州的官太太们捐款捐物，自己也带头捐了一副金手镯。崔锦琴跟着捐了一对耳环。底下的人看见会长和副会长都拿了东西出来，不好意思不跟。布鞋、棉衣、毛巾、药品，一样一样地收上来，堆在妇女慰劳会的屋子里。
有一天，贺耀祖从省政府回来，看见客厅里堆着一摞布鞋，倪斐君蹲在地上清点。
“哪里来的？”
“捐的。给前线的。”
贺耀祖拿起一双布鞋看了看，鞋底纳得很密，是手工做的。他把鞋放回去，说了一句：“你倒是做得热闹。”
“热闹不好？”
“好。”贺耀祖说，“就是省党部那边，又要有话讲了。”
倪斐君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省党部的人，老婆也在我的慰劳会里。他们回去管好自己的老婆，再来管我。”
贺耀祖没有接话。
谢觉哉到兰州的时候，西路军的问题已经压在他肩上很久了。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之后，被俘和失散的人员散落在青海、甘肃各处。有的被关在监狱里，有的被编进马步芳的补充团做苦工，有的流落在街头。谢觉哉到兰州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摸清这些人的下落。他了解到，在河西走廊有西路军失散人员一千多人，约五百人在敌人的工兵营修公路，凌晨三点起床，每天出两次操，夜晚住在帐篷里，穿的是单衣单裤，没有铺盖。被俘的女战士有二百多人，在医院和工厂做工。还有一百多小战士分散在旅馆和澡堂当伙计。
他把这些情况写成一份材料，带着去找贺耀祖。
这一次，他没有吃闭门羹。贺耀祖在办公室里见了他，把材料看了一遍。
“谢老，这些人的事，我晓得一些。但青海是马步芳的地盘，我说话，他未必听。”
“你是甘肃省主席。马步芳的防区在青海，但甘肃和青海挨着，他总要给你几分面子。”谢觉哉把材料往前推了推，“你先向他要人。要回来一个是一个。”
贺耀祖把材料收起来，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过了几天，谢觉哉得到消息，贺耀祖给马步芳发了电报，请青海方面将关押的西路军团以上干部押解到兰州。经过多方努力，刘瑞龙、魏传统等人从青海马步芳部队要了回来。何兰阶、陈凤祥、王文生等人从国民党九十七师要了回来。
人陆陆续续被释放，送到南滩街五十四号。谢觉哉一个一个地见，问他们被俘之后的经历，问还有哪些人关在什么地方。有的人见到他就哭了，有的人不说话，只是坐着。谢觉哉不催他们，给他们倒水，让他们慢慢说。
有一天，贺耀祖到南滩街来。这是他第一次到八路军办事处。院子不大，屋子里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张地图。谢觉哉给他倒了茶，两个人坐下来。贺耀祖往四周看了一眼，说：“你就住这个地方？”
“住惯了，比省政府的房子踏实。”
贺耀祖没有接这句话。他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说了一句：“谢老，刘瑞龙他们的事，我办了。但你不要往外讲。”
“为什么？”
“省党部的人要是晓得我替共产党要人，又是一桩麻烦。”
谢觉哉看着他。“你替中国人要中国人，有什么不能讲的？”
贺耀祖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谢老，你这个人，什么事都要讲清楚。但有些事，讲不清楚。”
“不讲清楚，就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谢觉哉说，“你今天怕省党部，明天怕蒋先生，怕来怕去，底下的人就永远关在监狱里。”
贺耀祖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来，从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枚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徽章。铜质，正面是青天白日。
“你拿着。”贺耀祖说，“以后进出省党部，戴在胸前。门卫不会再拦你。”
谢觉哉看了看那枚徽章，拿起来，别在了衣襟内侧。
“耀祖，”他说，“你今天送我这个，比讲十句话都管用。”
贺耀祖没有接话。他推开门，走了出去。院子里有风，把他的绸衫下摆吹起来。谢觉哉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那枚徽章贴在他的胸口，铜的，有一点凉。
那枚徽章别上之后，谢觉哉去省党部的路确实顺了。门卫看见他胸前的青天白日，不再盘问，有时候还会点一下头。谢觉哉没有把这枚徽章当作通行证来炫耀。他把它别在内侧，不特意露出来。但需要的时候，它就在那里。
省党部的人开始注意到一件事：谢觉哉来得越来越勤了。他不仅找贺耀祖，还找省党部的其他委员，找省政府各厅的厅长，找兰州的士绅。他跟每一个人都谈，谈抗日，谈团结，谈甘肃的事。有些人客气，有些人敷衍，有些人干脆躲着他。但谢觉哉不着急。他在南滩街的院子里对伍修权说过一句话：“统战工作，不是一锤子买卖。今天谈不通，明天再谈。明天谈不通，后天再谈。谈十次不通，谈二十次。”
贺耀祖那边也在变。谢觉哉后来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写道：“兰州环境大有转变，贺比前更进步，对我们提出之问题均愿照行，对于民运，贺已无阻挠之意。”
贺耀祖分别召集了省党部和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议，从抗战的观点出发，讨论、修改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他在省党部的会议上讲了话，说全体政府人员要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他在会上还说了一句话，后来传到了谢觉哉耳朵里：“不要恶意估量共产党员。”
谢觉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南滩街的院子里看一份文件。他停了一下，对旁边的人说：“这个人，总算开始说话了。”
但真正的转折，不是在会议上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贺耀祖一个人到了南滩街。没有带警卫，没有坐车。他穿了一件旧长衫，从后门进来的。谢觉哉正在灯下看东西，看见他进来，没有惊讶，只是把灯往桌子中间推了推。
“坐。”
贺耀祖坐下来。他没有马上开口。谢觉哉也没有催他。过了一会儿，贺耀祖说了一句：“谢老，我那个家，你晓得吧。”
“斐君的事？”
“她天天往外跑，慰劳会的事，越做越大。省党部有人递话给我，说贺主席的夫人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贺耀祖的声音不高，“我回去跟她讲，她不听。她讲她做的是抗日的事，哪个怕讲？”
谢觉哉没有接话。贺耀祖又说：“谢老，你讲，我该怎么办。”
“你问我，我问谁？”谢觉哉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斐君做的事，你心里觉得对不对？”
贺耀祖沉默了一会儿。“对。”
“那你还拦她做什么？”
“我不是拦她。我是怕她出事。”
“她不会出事。”谢觉哉说，“你坐在省主席的位子上，底下的人要动她，先要动你。你不动，她就不会有事。”
贺耀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温的。他放下杯子，说了一句：“谢老，你这个人，什么都看得透。”
“不是我看得透。”谢觉哉说，“是你自己心里早就透了，只是没人替你说出来。”
那天晚上，贺耀祖在南滩街坐了很久。走的时候，他没有从后门走，走的是前门。谢觉哉送他到巷口。夜很黑，没有月亮。贺耀祖走了一段，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谢老，徽章戴着吧。”
“戴着。”谢觉哉说。
贺耀祖点了点头，转过身，走进了夜色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贺耀祖调离甘肃。接替他的是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
消息来得不算突然。早在十一月，谢觉哉就在日记里写过，省党部对贺耀祖的态度越来越不满，蒋介石那边也有了换人的意思。贺耀祖在甘肃做的一些事——修改不合时宜的政策、在征兵和保甲问题上做纠正、协助“八办”营救西路军人员——在省党部眼里，都是“亲共”的证据。蒋不需要一个在西北跟共产党走得太近的省主席。
走之前，贺耀祖到南滩街来了一趟。这一次是白天来的，没有避人。他走进院子的时候，谢觉哉正在跟几个人谈话。看见他进来，谢觉哉站起来，让其他人先出去。
两个人坐在屋子里。贺耀祖把帽子摘下来，放在桌上。
“谢老，我要走了。”
“晓得了。”谢觉哉说，“朱绍良来接。”
“朱绍良这个人，跟我不一样。他来了之后，有些事，你可能做不了了。”
“做不了的事，还是要做。”谢觉哉看着他，“你走了，斐君呢？”
“她跟我走。”
谢觉哉点了点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东西，递给贺耀祖。是一份剪报，上面是《妇女旬刊》的一篇文章，署名倪斐君。
“这个你留着。”谢觉哉说，“斐君在甘肃做的事，比你在省主席位子上做的，不差。”
贺耀祖把剪报折好，揣进怀里。他站起来，伸出手。谢觉哉跟他握了一下。贺耀祖的手劲比平时大了一些。
“谢老，”他说，“你讲的那些，有些我没做到。不是不想做，是做不了。”
“做不了的事，留给做得了的人做。”谢觉哉说，“你走了，路还在这里。”
贺耀祖走出南滩街五十四号的时候，兰州的冬天已经来了。天灰蒙蒙的，风里带着沙。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不起眼的院门。门楣上什么都没有。他看了几秒钟，转过身，上了车。
谢觉哉站在院子里，听着汽车的声音远了。他回到屋里，在桌前坐下来，翻开日记本，写了一行字。写完之后，他搁下笔，看着窗外。院子里那棵树的叶子已经掉光了，枝干伸在灰色的天底下。
兰州还是兰州。朱绍良来了，局面会变。但谢觉哉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不会再变回去。倪斐君的慰劳会还在，邢华还在，《妇女旬刊》还在。那些被从监狱里要回来的人，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他拿起笔，又在日记上添了一行：“贺去，事未了。”
（第二卷完）
第三卷：重庆（1938—1945）
第一章 军统局长
一九三八年八月，汉口，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二楼。
贺耀祖的办公桌靠着窗，江风灌进来，把桌上那摞公文吹得翻页。他伸手压住，拿镇纸压好，坐下来，把军统局的编制表摊开。表格印得密，各处的设置、各科的人事，一栏一栏排下来。局长那一栏，印着他的名字。
门响了两下，谷正伦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一份电报，往桌上一搁，自己在对面坐下来。
“戴笠报上来的人事，你看过没有？”
“刚看。”贺耀祖把编制表翻过去，拿起那份电报。电报上列着各处处长、副处长的名单，都是戴笠手底下的人。贺耀祖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拿起笔，在末尾签了名。
谷正伦看着他签完，把笔搁下，说了一句：“你签得倒痛快。”
“不签怎么办？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换谁上去？换了你，你认得几个？”
“我不认得。但你至少可以问两句。”
贺耀祖把电报推到一边，靠在椅背上。“正伦，你跟我讲实话。蒋先生让我坐这个位子，是让我管事的，还是让我看门的？”
谷正伦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口袋里摸出烟，递了一根给贺耀祖，贺耀祖摆手。谷正伦自己点上，吸了一口。
“看门的。”谷正伦说，“但看门的也有看门的好处。门在你手里，谁进来谁出去，你至少晓得。”
“我晓得什么？戴笠报上来的人，我连面都没见过。他今天报十个人，我签十个。明天报二十个，我签二十个。我这个局长，就是一支笔。”
“那你就不签。”
“不签？不签蒋先生那边怎么交代？他让我坐这个位子，我连个字都不肯签，那才是真的不做事。”
谷正伦把烟灰磕在桌角的烟灰缸里，没有再说话。
过了几天，戴笠来汇报工作。他进门的时候总是很客气，站在桌前，叫一声“局长”，等贺耀祖说“坐”，才在对面椅子上坐下来。他带的文件不多，每次都是几页纸，字写得小，密，每一行都塞得很紧。
“局长，这是最近的情报摘要。上海那边，地下党活动有所增加。南京方面，汪精卫的人跟日本人接触频繁。武汉这边，有几个案子在处理。”
贺耀祖把摘要接过来，一行一行看下去。戴笠坐在对面，不催，也不解释，等贺耀祖看完，才接着说具体的处置意见。贺耀祖听完，有时候问一两句，有时候不问。问的时候，戴笠答得很快，条理清楚，数字记得准。不问的时候，戴笠就站起来，说一句“局长还有什么吩咐”，贺耀祖说“没有了”，戴笠就走了。
有一回，戴笠送来一份文件，里面夹着一张逮捕名单。贺耀祖看完之后，没有马上签，把名单搁在桌上。
“这几个人，都是干什么的？”
“一个是电台的，一个是交通员，还有几个是学生。”
“学生？”
“他们跟上面有联系。”
贺耀祖把名单拿起来，又看了一遍。名单上的名字，他一个都不认识。他把名单放下，问了一句：“戴副局长，这几个人，你都审过了？”
“审过了。”
“口供呢？”
戴笠从文件里抽出几张纸，递过来。贺耀祖接过去看了。口供写得很详细，但他看得出，有些地方是问出来的，不是自己说的。他把口供还给戴笠，拿起笔，在名单上签了名，然后把文件合上，推到一边。
戴笠走了之后，他坐在桌前，没有动。过了一会儿，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最近风声紧，有些地方不要去。”他说完这句，挂了电话。
谷正伦后来从外面进来，看见他坐在那儿，脸色和平常不太一样。“怎么了？”
“没什么。签了一份名单。”
“签了就签了。你还能怎么样？”
贺耀祖没有接话。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了。茶是凉的，他没有叫人换。
又过了些日子，戴笠送来的文件里夹了一份关于某个进步团体的报告，报告末尾附了处置意见：逮捕负责人，封闭团体。贺耀祖看完之后，没有马上签。他把报告搁在桌上，拿起电话，拨了侍从室一处的号码。
“那份关于某某团体的报告，先压一压。我再看看。”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贺耀祖挂了电话，把报告收进抽屉里，锁上。谷正伦进来的时候，看见他正在锁抽屉。
“又压了一份？”
“嗯。”
“你压得了一回，压不了十回。”
“压一回是一回。”贺耀祖把钥匙收进口袋，“我不指望能挡住什么。能拖一天，那些人就多一天时间。”
谷正伦看了他一眼。“你这个人，坐在军统局长的位子上，做的却是拆军统台的事。让戴笠知道了，你怎么交代？”
“戴笠知道。”贺耀祖说，“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不点破。”
“为什么不点破？”
“因为他晓得，我这个局长，是蒋先生摆在这里的。他动我，就是动蒋先生的面子。他不点破，是给我留面子，也是给他自己留余地。”
谷正伦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们两个，都在装。”
“都在装。”贺耀祖说，“但我装的，和他装的，不是一回事。”
第二章 莫斯科
一九三九年秋天，莫斯科的雪比往年都早，十二月五日，清晨。
飞机降落的时候，舷窗外是一片灰白色的天。雪不大，但风很硬，吹在脸上像砂纸。贺耀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跟在苏联外交部派来的一个年轻译员后面，走下舷梯。译员姓科，中文说得不错，但一路上话很少，只在必要的时候说一句“请这边走”或“车在等”。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贺耀祖看着窗外。莫斯科的街面很宽，行人裹着厚重的冬衣，脚步很快。墙上刷着标语，他认得的俄文不多，但看得出是跟红军和斯大林有关的。他想起了安卡拉。同样是国家在变，土耳其的凯末尔把脸转向西方，莫斯科的斯大林把脸转向哪里，他看不透。
他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名义上的身份，还是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这次来莫斯科，带的任务写在纸面上很简短：争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纸面上是“互助”，实际上蒋介石给他的指示，比纸上写的要远得多。委员长甚至提过，如果苏联愿意签约、愿意出兵，东北的部分权益，可以谈。这话没有写在任何正式文件里，但贺耀祖带着这个底牌上了飞机。他知道这张牌的分量——不是他能打出去的，是蒋让他揣在口袋里，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拿出来给斯大林看。
他到了莫斯科之后，第一件事是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见杨杰。杨杰是驻苏大使，在莫斯科待了几年，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人打过不少交道。杨杰见了他，握手的时候用力了一些，但脸上的表情并不轻松。
“贵严，你来得不是时候。”杨杰把他让到办公室，关上门。
“怎么讲？”
“诺门坎的事刚完。苏联跟日本在满蒙边界打了一仗，停下来之后签了停战协定。现在莫斯科对日本的态度，比对我们热。”杨杰给他倒了一杯茶，自己也坐下来，“你那个互助条约的事，斯大林不会轻易点头。”
“委员长让我来，就是来谈这个的。”
“谈，可以谈。但你要有准备。苏联人现在最怕的是两线作战。西边有德国，东边有日本。他们不想在远东再开一个口子。要他们跟中国签互助条约、出兵打日本，等于让他们在东边再扛一摊。斯大林不会干。”
贺耀祖把茶杯端在手里，没有喝。“他们不是一直在给我们援助吗？飞机、大炮、顾问，都给了。”
“给援助是一回事，签条约是另一回事。”杨杰说，“援助是他们愿意给的，给多少、什么时候给，他们自己定。条约是绑住他们手脚的，他们不会愿意。”
贺耀祖沉默了一会儿，把茶杯放下。“那我在莫斯科等什么？”
“等他们见你。”杨杰说，“我已经把你的到达到外交部报了。他们什么时候安排，不晓得。”
他等了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里，他去了几次外交部。每一次，接待的人都很客气，说“正在安排”，说“部长同志很忙”。他回到大使馆，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莫斯科的雪。他想起了兰州。在兰州，谢觉哉找他的时候，他也让谢觉哉等过。现在轮到他自己等了，滋味不一样。谢觉哉等的时候，手里有笔，可以写信。他手里也有笔，但写给谁？写给斯大林？斯大林不会看。写给蒋介石？蒋介石只会问“谈成了没有”。
他等到第三个星期，终于见到了莫洛托夫。
会见安排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会议室里。长桌，高背椅，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地图。莫洛托夫坐在对面，戴一副圆框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翻译坐在侧面，把贺耀祖的话一句一句地译过去。
贺耀祖先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了一遍。他说得很稳，把互助条约的必要性、对远东局势的利害，一条一条地摆出来。他没有提东北的事。那张牌，不到最后不能出。莫洛托夫听完，没有马上回应。他靠在椅背上，看着贺耀祖，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贺先生，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是真诚的。”莫洛托夫的声音很平，“飞机、坦克、大炮、顾问，我们给了。这些援助，没有附加政治条件。”
“苏联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是感激的。”贺耀祖说。
“但是，”莫洛托夫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互助条约的问题，比援助复杂得多。苏联在西线面临着严重的局势。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障西部的安全。在远东，我们不希望卷入一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战争。”
“如果苏联不出兵，中国单独抗战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日本如果腾出手来，下一步会往哪里走，委员长很担心。”
“我们理解中国的处境。”莫洛托夫说，“但苏联也有苏联的处境。互助条约，现在不是时候。”
贺耀祖听懂了。“现在不是时候”这几个字，在外交辞令里，就是“不谈”。他没有把东北那张牌拿出来。拿出来也没用。莫洛托夫连“互助条约”这四个字都不愿意往下谈，你把东北摆在桌上，他只会觉得你在逼他，而斯大林最不喜欢被逼。
会见很短。从克里姆林宫出来，莫斯科的天已经黑了。贺耀祖坐在车里，看着街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杨杰在旁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杨杰开口：“贵严，你那个东北的事，没有讲？”
“没有。”
“不讲是对的。讲了，他们也不会接。反而会觉得我们在拿主权做交易，传出去不好听。”
贺耀祖没有接话。他想的是另一件事：蒋介石让他带着这张牌来，是觉得这张牌有分量。到了莫斯科才发现，牌有分量，但对面的人不想上牌桌。
又过了些日子，杨杰奉命回国。走之前，他去见了一趟莫洛托夫，算是辞行。莫洛托夫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忽然提起了另一件事。
“杨大使，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贵国政府说清楚。”莫洛托夫的语气比之前冷了一些，“国联开除苏联会籍的时候，中国代表投了赞成票。这件事，苏联方面一直记着。我们给中国援助，但中国在国际场合的举动，让我们不得不考虑，这种援助是不是在帮助一个并不真正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政府。”
杨杰愣了一下。他试图解释，说中国代表团的投票是出于复杂的考虑，不代表对苏联的敌意。莫洛托夫没有听进去。他摆了摆手，说：“希望贵使回国之后，把苏联方面的关切转达给贵国政府。援华的政策，苏联是一贯的。但这个一贯，也要看中国方面的态度。”
杨杰从莫洛托夫那里出来，脸色很不好。他回到大使馆，把这件事跟贺耀祖讲了。贺耀祖听完，坐在椅子上，半晌没有说话。他想起蒋介石在重庆跟他讲的话：“苏联人靠得住吗？”他当时没有回答。现在他有了答案：靠得住的，是药，是飞机，是那些能看得见的东西。靠不住的，是“互助”，是“同盟”，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承诺。
杨杰走了之后，贺耀祖一个人在莫斯科又待了一阵子。他没有再去外交部。去了也没用。他每天在大使馆里看国内的战报，看苏联的报纸，看窗外的雪。有时候他一个人走到街上，看着那些裹着厚大衣的莫斯科人从身边走过。他想，这些人知不知道，在远东，有一个国家正在跟他们谈一件事，谈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有谈成。
一九四〇年春天，他接到回国的命令。没有签约，没有公报，没有联合声明。他带去的那个“东北部分权益”的方案，始终揣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他走的那天，莫斯科还在下雪。杨杰已经回国了，大使馆里的人送他到机场。科译员也在，还是话很少，只在握手的时候说了一句“一路平安”。贺耀祖上了飞机，坐在座位上，看着舷窗外莫斯科的轮廓在雪雾里渐渐模糊。他想起了来的时候，也是这架飞机，也是这条航线。来的时候，他口袋里揣着一张牌。走的时候，牌还在口袋里。不是他不想打，是牌桌上没有人愿意接。
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召见他，问莫斯科的事。贺耀祖把经过讲了一遍。讲完了，蒋介石沉默了一阵，说了一句：“斯大林有斯大林的主意。”
贺耀祖没有接话。蒋介石又说：“你辛苦了。办公厅的事，你先管着。”
贺耀祖退出来。他走在重庆的街上，春天的风比莫斯科暖得多，但他觉得身上还是冷的。从那以后，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苏联，他不多说。有一回谷正伦问他：“你去了一趟莫斯科，苏联人到底靠不靠得住？”
贺耀祖想了一下，说了一句：“靠得住的是药，靠不住的是人。”
谷正伦没有再问。贺耀祖也没有再解释。他把莫斯科的事收进了记忆里，像收一件不常穿的大衣。
第三章 放行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重庆，侍从室第一处。
贺耀祖到侍从室上任不到一年。一处管的是军事，二处管的是情报，三处管的是人事。他这个一处主任，每天经手的文件从各战区报上来，一份一份地批，批完了送蒋。蒋有时候改，有时候不改，改完了发回去。日子过得像流水，没有太大的波澜。
那天下午，一份电报从兰州航空站发来。电报上说，有一架苏联飞机停在那里，机上装的是运往延安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因为没有得到放行许可，飞机不能起飞。航空站请示：放还是不放。
贺耀祖把电报看了两遍。侍从室管的是军事，航空站的事本来不该他管。但电报发到了他这里，因为兰州那边的人晓得，这位侍从室主任在甘肃当过省主席，跟苏联方面打过交道。
他拿起电话，手指按在拨号盘上，停了一下。莫斯科的雪、莫洛托夫的脸、杨杰临走前转述的那番话，都在他脑子里过了一遍。他把号码拨完，等着那头接起来。
接电话的是站长。贺耀祖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了一句：“那架飞机，放行。”
站长在那头犹豫了一下。“贺主任，要不要先请示一下？”
“不用。就说是我说的。”
他挂了电话。谷正伦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见他放下话筒，问了一句：“给谁打电话？”
“兰州。放了一架飞机。”
“什么飞机？”
“苏联的。给延安送药。”
谷正伦把文件搁在桌上，看着他。“你放之前，跟委座讲了没有？”
“没有。”
“贺耀祖，你晓不晓得你在做什么？”
“我晓得。”贺耀祖靠回椅背，“那上面装的是药。救命的药。延安那边在打仗，伤兵要用药。”
“延安那边的事，轮得到你管？”
“轮不到我管，但电报发到我这儿来了。我看到了，我就能管。”
谷正伦没有再说话。他在对面坐下来，把文件推到贺耀祖面前。“你先把这个看了。委座明天要。”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是几天之后。他把贺耀祖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兰州那边的报告。蒋没有让他坐。
“那架飞机，是你放的？”
“是。”
“你晓不晓得那上面装的是什么？”
“药品。运往延安的。”
蒋介石拍了一下桌子。声音不大，但桌上的文件跳了一下。“侍从室的人，本应跟我一个鼻孔出气。你倒好，替他们做起主来了。”
贺耀祖站在桌前，没有低头。等蒋的声音落下去，他才开口：“委座，那上面装的是药。救命的药。延安那边在打仗，伤兵要用药。这件事，我做了。委座要处分，我认。”
“你认？你拿什么认？”
“拿我这个位子认。”
蒋介石看了他一会儿。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有汽车的声音传进来。蒋把桌上的报告合上，放在一边。
“你回去。”
贺耀祖敬了礼，转身走了。几天后，免职令下来了：免去贺耀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职务，令上写的理由是“另有任用”。
谷正伦从外面进来，脸色铁青。“撸了？”
“撸了。”
“就这么撸了？”
“就这么撸了。”贺耀祖把抽屉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放在桌上，“你以为会怎么样？开军法审判？不至于。蒋先生要的是我这个位子上换一个人，不是要我的脑袋。”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等。”
“等什么？”
“等下一道令。”
谷正伦把桌上的文件往旁边推了推，坐下来。“贺耀祖，你这个人，做好事也做得不痛快。你放飞机的时候，不请示；被免职的时候，不争辩。你到底是胆子大，还是胆子小？”
贺耀祖把最后一份文件塞进纸箱，抬起头来。“正伦，胆子大小，不看拍不拍桌子。看该拍的时候拍不拍，该收的时候收不收。”
下一道令来得比预想的快。免职后没多久，任命下来了：重庆市市长。谷正伦看到任命的时候，说了一句：“蒋先生这是又恨又用。”
贺耀祖把任命书收好，抱着纸箱出了办公厅的门。“又恨又用，总比不用好。”
第四章 市长与夫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贺耀祖到重庆市政府接印。前任市长吴国桢把印信交给他，说了一句：“贺市长，重庆这个摊子，不好接。”贺耀祖把印接过来，说了一句：“不好接也得接。”
他接的是一个被轰炸了五年多的城市。防空洞不够，警报一响，街上的人往洞里挤，挤不进去的就往郊外跑。贺耀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抓防空。他把全市的防空洞重新查了一遍，不够的地方加挖，通风不好的地方改建。医疗抢救队重新编组，救济安置的流程一条一条地定下来。
他把社会局的人叫来，让他们以当月价格为标准，重新议定食盐、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日用品各业的价格。社会局长面露难色，说有些商人怕是要闹。贺耀祖把笔搁下来，说了一句：“闹就闹。你让他们来找我。”
一九四三年一月，他发表广播讲话，讲限制物价的办法。二月，重庆划了五个蔬菜副食增产推广区，就地生产。三月，市政府取缔大餐馆，规定除特许的国际集会场所外，一律改为经济食堂。他还引进了国外的蔬菜良种，在郊区大量种植。
这些事做得琐碎，不轰动。但物价没有失控，市面上没有出大的乱子。市政府的人私下说，贺市长这个人，不搞花架子，一件事一件事地做。
家里的事，他管不了那么多。
倪斐君在重庆比在兰州更忙。她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租在曾家岩五十号，和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在一栋楼里。当初周恩来夫妇到重庆找不到房子，倪斐君商得房主同意，把一楼和三楼腾给了他们，她的服务团在二楼办公。她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回来得比贺耀祖还晚。
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坐着。贺耀祖在看报纸，倪斐君从外面回来，把包搁在桌上，坐下来，没有马上说话。
“今天又有人跟我讲，说你这个市长夫人，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贺耀祖没有抬头。
“谁讲的？”
“省党部的人。话递到我这里来了。”
“他们爱讲就讲。”倪斐君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我做的事，哪一件见不得人？难民妇女服务团，慰劳伤兵，救济难童。这些事，省党部的人做过没有？”
“我没有说你做的事见不得人。”
“那你说这些做什么？”
贺耀祖把报纸放下来。“斐君，我在这个位子上，有些话不得不听。省党部的人递话过来，我不能当没听见。”
“你听见了，然后呢？让我收手？”
贺耀祖没有回答。倪斐君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声音低了一些。“耀祖，你在兰州的时候，谢觉哉跟你讲的话，你听进去了。你给延安放行药品，你心里觉得对。现在到了重庆，省党部的人讲两句，你就来跟我讲这些。”
“我不是来跟你讲这些的。”贺耀祖把报纸叠起来，“我是来告诉你，蒋先生也听见了。他今天跟我讲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贺耀祖，你连老婆都管不住，你如何当市长。’”
客厅里安静了一阵。倪斐君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说了一句：“你怎么回的？”
“我没回。”
“你没回，是因为你心里也觉得我管不住？”
“我没这么说。”
“你说了。”倪斐君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蒋先生的话。你把它拿回来，搁在我面前。贺耀祖，你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就搁在我面前。”
贺耀祖站起来。“斐君，我没有把气搁在你面前。我是跟你说，外面有这些话。你晓得就行了。”
“我晓得了。然后呢？”
“然后你自己看着办。”
倪斐君看着他，没有再说什么。她拿起包，往卧室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我明天还要去难童学校。陶行知那边的事，不能拖。”说完，她进了卧室，把门带上了。
贺耀祖坐在客厅里，把报纸重新摊开，看了一会儿，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他拿起茶杯，茶是凉的。他没有叫人换。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倪斐君已经走了。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写着：“粥在锅里。”他把字条折好，搁进口袋里。
过了几天，省党部那边又递了话过来，说有人反映妇女服务团里有共产党的人，建议市政府“加以指导”。贺耀祖在文件上批了四个字：“知道了。”然后他把文件压在了抽屉里。
谷正伦后来知道了这件事，问他：“你压了？”
“压了。”
“压得住吗？”
“压不住。”贺耀祖把抽屉关上，“但能压几天是几天。”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重庆九龙坡机场。
贺耀祖到得比所有记者都早。天刚亮他就到了，带着警察局长和宪兵队长，沿着停机坪走了一圈。跑道边上的杂草、远处山包上的视线死角、从机场到城区的每一条岔路，他一边走一边指，让底下的人记。走完了，他站在停机坪边上，没有去阴凉处坐着。
随行的人递过来一瓶水，他接过来，没喝，攥在手里。
谢觉哉的信是几天前到的。信不长，话也不多，大意是：毛先生赴渝，安全之事，望兄留意。信里没有“请求”两个字，但贺耀祖读得出来，那比“请求”更重。谢觉哉不会轻易写信托人。他托了，就是把一件他担不起的事，搁到了贺耀祖的肩上。周恩来也来过范庄，坐的时间不长，话说得客气，但意思和谢觉哉一样：毛先生在重庆，安保的事，要仰仗贺市长。
飞机出现了。贺耀祖把手里的水瓶递给旁边的人，整了整军装领口。
舱门打开，毛泽东走下来。灰蓝色中山装，盔式帽，步子不快，在舷梯上停了一下。贺耀祖迎上去，伸出手。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了一句湖南话：“贺市长，你是宁乡人？我们是老乡。”贺耀祖笑了一下，没有寒暄太多，只说了一句：“毛先生，路上辛苦。”然后他侧过身，把身后的警察局长让出来，说：“从机场到桂园，路线已经清了，沿途岗哨都布好了。毛先生上车之后，前车开道，后车压尾。我在机场盯着，等车队走完了再走。”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说：“贺市长，你这个人，做事仔细。”贺耀祖没有接这句话。他看着毛泽东上了车，车门关上，前车发动，后车跟上，车队慢慢驶出机场。他站在停机坪边上，一直看到最后一辆车的尾灯消失在路口的拐角，才转身上了自己的车。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陪毛泽东到范庄做了首次访问。贺耀祖在客厅里接待，茶倒上了，话也说了，但都是面上的话。真正的交谈，是周恩来单独来范庄的那一次。周恩来没有绕弯子，也没有求他，只是把安保的安排一条一条地问了一遍：从桂园到红岩村，从曾家岩到林园，每一段路上谁负责、有多少人、出了事怎么应对。贺耀祖一条一条地答。答完了，周恩来没有说谢，只说了一句：“贺市长，你在这个位子上，有些事你比我们方便。”贺耀祖沉默了一下，说：“方便不方便，看怎么做。能做的，我做。”
送走周恩来之后，贺耀祖坐在客厅里，没有开灯。他想起谢觉哉在兰州时说过的一句话：“应付这面又应付那面，结果两面都不讨好。”他现在就在这两面中间，手里攥着一件他既不能不做、又做不彻底的事。
宴请毛泽东的事，他没有自己做主。他知道自己做不了这个主。
报告递上去，蒋介石没有批。贺耀祖等了两天，又递了一次。还是没有批。他把报告改了措辞，把“宴请”改成“约集各党派负责人座谈”，把“私宴”改成“便餐”，再递上去。第三次，蒋的批示下来了，很短，只有“可”一个字。贺耀祖拿到批示的时候，没有松一口气。他知道这个“可”字的分量不在同意，而在“我看着你怎么办”。
九月二十日傍晚，范庄。
客人陆续到了。吴铁城、孙科、于右任、朱家骅、张治中、左舜生、曾琦、张君劢、莫德惠，各党派的负责人坐了一屋子。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到。贺耀祖在门口迎他们，把毛泽东让到主位旁边，自己坐在主人席上，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另一侧。
席间说话的人多，贺耀祖说得少。他倒酒、布菜、接话、笑，眼睛却时不时扫过门口，扫过院子里那些不在名单上的人。他安排了警察在范庄外围警戒，但那些穿便衣的人是谁派来的，他控制不了。他只能保证，在这间屋子里，在这张桌子上，今天晚上不出事。
毛泽东跟各党派的人交谈，气氛不算紧张。贺耀祖听着，偶尔接一两句，但始终没有把话往深里说。他知道，这顿饭的意义不在吃了什么，在谁坐在了谁的桌子上。蒋批准了这顿饭，但蒋不会喜欢这顿饭。贺耀祖心里清楚，他正在做一件让蒋记住的事。
宴毕，客人起身。贺耀祖没有送客到门口就结束。他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留了一下，说还有一个小型的湖南同乡见面会，就在院子里，都是家乡人，想见见毛先生。毛泽东没有推辞。
原定十几个人。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人从范庄的大门、侧门、甚至后墙的小门往里涌。有的是省政府的湖南籍职员，有的是重庆街面上做生意的湖南人，有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赶来的老乡。不到半个钟头，院子里、客厅里、台阶上，黑压压站了两三百人，满耳朵都是宁乡话、长沙话、湘潭话。
贺耀祖站在台阶上，看着院子里的人群，没有说话。他原本只想安排一个小的、可控的见面。现在它失控了。但他没有让人清场。他看着那些湖南老乡仰着头看毛泽东的脸，听着那些他从小听到大的乡音在范庄的院子里响成一片，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在动。
毛泽东站在人群中间，跟这个握手，跟那个点头。有人从人堆里挤过来，喊了一声：“毛主席，我是宁乡的！”毛泽东回了一句：“宁乡的？哪个乡？”那人说：“贺石桥的！”毛泽东笑了一下，朝贺耀祖这边看了一眼：“贺石桥的？贺市长也是贺石桥的。”
后来有人提起“广东人出钱，湖南人出命”这句话，毛泽东接了一句：“对的，那些浙江人就做官了。”满院子先是一愣，然后笑声轰地炸开。贺耀祖也笑了，但那笑没有到眼睛里。在场的人都知道这句话说的是什么。蒋介石是浙江人，国民政府里要紧的位子，浙江帮和黄埔系占了多少，贺耀祖比谁都清楚。
笑声落下去之后，他看着院子里那些仰着脸的湖南老乡，忽然觉得，今天晚上站在这里，比他这几个月批过的所有公文都更实在。但那种实在感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他知道，笑声传到蒋的耳朵里，会变成另外一样东西。
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后，蒋介石把贺耀祖叫了过去。
蒋没有让他坐。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蒋介石的脸色，贺耀祖后来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口奉化口音几乎是压着嗓子吼出来的：“湖南人这么团结，不是国家的好事，是国家的灾祸。”
贺耀祖站在那儿，没有低头，也没有回嘴。他想说，把要紧的位子都留给浙江人，就是国家的好事了？但他没有说。他只是站着，听蒋把话说完。蒋说完了湖南人，又说了一句：“汝连老婆也管不住，如何当市长啊？”
这一句比前一句更轻，也更重。贺耀祖的脸上没有表情。他想起倪斐君，想起她在曾家岩和周恩来夫妇同在一栋楼里办公，想起省党部递来的那些话。他想起谢觉哉说的“两面都不讨好”。现在他站在蒋的面前，被蒋用两句话钉在了“湖南人”和“管不住老婆的人”这两个身份上。这两个身份，都不是蒋的人。
他从蒋的办公室出来，站在台阶上，太阳很大。他没有马上上车。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拉开车门，坐进去，对司机说：“回范庄。”
范庄的院子里已经空了。椅子还摆在那里，地上有瓜子壳和烟头。贺耀祖站在台阶上，看着空院子。那天晚上的笑声还在耳朵里，但蒋的那两句话也在。他把手插进口袋，摸到了那张辞呈的底稿。他还没有递上去，但已经在口袋里放了很久了。
第六章 辞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重庆的雾季来了。
贺耀祖把辞呈递上去之前，先在家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倪斐君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坐在客厅里，灯没有开，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她把包搁下来，在他对面坐了一会儿，没有开灯。
“想好了？”
“想好了。”
“蒋先生会批？”
“他不批，我也会走。”贺耀祖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这个市长，再做下去，就是替他把刀磨快，然后看着他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倪斐君没有接话。
特务系统盯上她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兰州到重庆，从妇女慰劳会到难民服务团，她的名字在省党部的报告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最近这一两个月，话递得更直接了：有人找到贺耀祖，说只要他“管束”好夫人，或者干脆“做个了断”，市长的位子可以继续坐下去。蒋那句“汝连老婆也管不住，如何当市长”，不是一句随口的气话，是一道最后通牒。
贺耀祖一度动摇过。不是因为他信不过倪斐君，是因为他清楚，在这个体制里，一个“管不住老婆”的市长，比一个明着反对蒋介石的市长更让上面觉得不可靠。他甚至在某一封没有写完的信里，写下过“离婚”两个字。倪斐君看到了那张纸，没有哭，也没有吵，只说了一句：“信仰是个人的自由，爱国没有错。”贺耀祖把那张纸撕了，再也没有提过。
辞呈递上去之后，蒋介石批得比他预想的还快。
没有召见，没有挽留，没有一句“贵严，辛苦了”。蒋在辞呈上划了一个字，就叫侍从室的人把批件送回来了。十二月，张笃伦接任重庆市长，交接的通知送到范庄的时候，贺耀祖正在收拾办公室的抽屉。他把几本笔记摞好，把一枚旧的省党部徽章从抽屉角落里翻出来，看了两秒，扔进了纸箱里。就是兰州那枚的同款。他曾经把另一枚亲手交到谢觉哉手里，让一个共产党人戴着它穿过省党部的岗哨。如今他自己的这枚，已经没有任何需要别在胸前的地方了。
移交那天，张笃伦接过印信，客气了一句：“贺市长，这一摊子不轻。”
贺耀祖把印递过去，说了一句：“不轻。你好生接着。”没有多余的寒暄，没有“以后多关照”。他抱着纸箱走出市政府大门的时候，身后那道门在他走出去之后关上了，声音不大，但很干脆。
真正让他停住脚步的，是回到家之后的事。
倪斐君那天回来得比平时早。她进门的时候，看见贺耀祖坐在客厅里，纸箱搁在脚边，没有打开。她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辞了？”
“辞了。”
“蒋先生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批了一个字，叫别人来接手。”
倪斐君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是我连累了你。”
贺耀祖转过头看着她。“斐君，这句话，以后不要再讲了。”
“本来就是。”倪斐君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很重，“省党部的人拿我做文章，特务盯着我，蒋先生拿‘管不住老婆’来压你。你辞这个官，一半是因为内战，一半是因为我。”
贺耀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重庆的雾，灰蒙蒙的，看不见远处的江面。
“斐君，”他没有回头，“我在这个体制里待了快三十年。从湘军到北伐，从侍从室到重庆市，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在旧房子里修修补补，希望能住得下去。但现在我晓得了，这栋房子的地基是烂的。蒋先生要的不是一个能做事的人，他要的是一个听话的人。听话的标准，不是你有没有把重庆的物价摁住，不是你有没有把防空洞挖够，而是你有没有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有没有管住自己的老婆。”
他转过身来。“我放那架飞机的时候，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辞官不是他们把我赶走的，是我自己走的。我不走，下一步就是让你一个人留在这栋烂房子里。我不做这个选择。”
倪斐君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有掉眼泪。她站起来，走到他面前。“那我们去哪里？”
“上海。先住一阵子。”贺耀祖把纸箱打开，拿出那枚旧徽章，放在桌上，“这个东西，不带走了。”
“不带。”
他把徽章扔进了墙角的废纸篓里。铜质的东西碰到篓底，响了一声，很轻，但在安静的客厅里听得很清楚。
谷正伦是第二天来的。他进门的时候，贺耀祖正在把书装箱。谷正伦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
“真走了？”
“真走了。”
“蒋先生那边，就这么算了？”
“不算了还能怎么样？”贺耀祖把一摞书放进箱子，“正伦，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应该看得出来。我这个市长，从第一天起，就不是蒋先生给我的。是他放在那里，看我会不会变成他要的那个样子。现在他看出来了，我不会。那这个位子，就该换人了。”
谷正伦沉默了一阵，说了一句：“你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做别人不做的事。”
“什么事？”
“该硬的时候硬，该走的时候走。别人硬了就走不了，走了就硬不起来。你两样都占了。”
贺耀祖把箱子合上，拍了拍手上的灰。“正伦，我不是硬。我是没别的路可走。蒋先生要的是一个人把老婆关在家里、把共产党的药拦在机场、把湖南同乡从范庄赶出去。这些事，我一件都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就只能走。”
谷正伦站起来，帮他把箱子搬到门口。搬完了，他站在门槛上，问了一句：“上海那边，安排好了？”
“斐君先去。我过几天走。”
“那重庆这边的事，就这么了了？”
贺耀祖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住了三年的客厅。沙发旧了，窗帘褪了色，墙角那个废纸篓里躺着一枚旧徽章。
“了了。”他说，“该了的，都了了。不该了的，才刚刚开始。”
（第三卷完）
第四卷：起义（1945—1949）
第一章 孙盟
一九四七年秋天，上海，福煦路一间公寓的二楼。
贺耀祖把一摞账本摊在桌上，旁边放着一只旧皮箱。账本不是正式的账簿，是几本普通的练习簿，封面写着“家用开支”，翻开里面却是一笔一笔的款子：谁给的，多少，什么名义，转给了谁，什么时候转的。高宗禹坐在对面，看着他把最近一笔款子的来路和去处记完，合上本子，放进皮箱夹层。
“贵严，这件事交给你，我放心。”高宗禹说。
“放心什么？”贺耀祖把皮箱扣上，“我管的是钱，不是人。钱出了问题，人还在。人出了问题，钱再多也没用。”
“你这话什么意思？”
贺耀祖把皮箱推到墙角，坐回来。“孙盟的人，我见了一些。书面的东西，我也看了。宗旨是反蒋联共，这个我认。但管财务，不是坐在屋子里记账。钱从谁手里出来，经过谁的手，最后到了哪里，中间任何一环出了纰漏，顺藤摸瓜，摸到的不只是一笔钱。”他看了高宗禹一眼，“我坐过军统局长的位子。戴笠那套东西怎么查人、怎么顺线、怎么从一个点撕开一个面，我比你们都清楚。”
高宗禹没有马上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所以你才合适。”
贺耀祖没有接这句话。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来。“有一件事，我先讲清楚。钱的事，我一个人经手。你不要问细节，其他人也不要问。出了事，我一个人担。但有一条，账上的钱，不能用在跟宗旨无关的事上。谁要拿这笔钱去做别的事，我不签。”
“孙盟的人，不会。”
“不会最好。”贺耀祖说，“我见过的‘不会’，后来都出了事。”
孙盟的财务，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小圈子的活动经费了。1948年孙盟正式通过政治纲领，提出“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方面瓦解蒋介石政权”。同年与中共取得联系，开始接受中共领导。钱要办的事变了，从维持组织运转，变成了为策反和起义准备经费。孙盟先后策划了国军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等人的起义。王晏清是蒋介石父子亲手挑出来的“首都警卫师”师长，他的起义在南京近郊，直接震动了蒋介石的嫡系圈子。
贺耀祖没有见过王晏清。钱怎么转过去，通过谁，用什么名义，他做了安排，但不问具体的接头人是谁。这是他自己定的规矩：知道得越少，出事的时候，能保住的人越多。
规矩是一回事，事情来的时候是另一回事。
一九四九年三月，消息从南京方向传过来。孙盟在江浙一带的负责人被捕了。不止一个，是一串。南京、镇江、无锡、上海，几个地方的组织同时遭到破坏，陶鸿钊、陈惕庐、张达生等人被军统逮捕。
消息传到上海的那天晚上，贺耀祖没有回家。他去了福煦路那间公寓，把皮箱从墙角拖出来，打开夹层，把里面的练习簿一本一本抽出来。他没有烧。烧了，灰烬本身就是证据。他把每一本从头翻到尾，把几个名字和几笔款子的去向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拿起剪刀，把其中几页剪下来，剪得很碎，碎到拼不出字。剪下来的碎片他没有扔进垃圾桶，装进一只信封，揣进口袋。剩下的本子重新码好，放回皮箱。
做完这些，他坐在椅子上，没有开灯。窗外是福煦路的夜，有电车的声音远远传过来。他想的是：被捕的人里面，有没有人知道他。不是知道“贺耀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孙盟的名单上，不是什么秘密。问题是，有没有人知道他经手的那几笔钱、那几个名义、那几条线。如果有，下一个被摸到的，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他去见高宗禹。
“江浙的事，你晓得了。”贺耀祖坐下来，没有绕弯子。
“晓得了。”高宗禹的脸色很差。
“我这边，账上的东西，已经处理了。但有一件事要你做。”贺耀祖说，“从今天起，孙盟在上海的活动，跟我之间，只走你一个人。其他人不要来找我，我也不去找其他人。钱的事，暂时停一停。停多久，看南京那边审出什么来。”
“停一停？有些事正在要紧的时候。”
“要紧的时候，才更要停。”贺耀祖的声音不高，但很硬，“人被抓住了，第一件事是审。审出什么来，我们不知道。这时候还在动钱、动人，就是往枪口上撞。你听我的，停。”
高宗禹沉默了一阵，点了头。
那几天，贺耀祖照常出门，照常回家。倪斐君看出他有心事，但没有问。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客厅里，倪斐君把一杯茶放在他手边，说了一句：“外面的事，你不说，我不问。但你要是哪天不回来了，我总要知道去哪里找你。”
贺耀祖看了她一眼。“不会不回来。”
“你以前在重庆，也说过差不多的话。”
他没有再接话。把茶端起来，喝了一口。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海。
贺耀祖去见汤恩伯之前，先听到了一件事：陈仪被汤恩伯告发了。
陈仪是浙江省主席，汤恩伯的恩师，对汤有知遇之恩，两人关系近乎父子。一九四九年初，陈仪派人送信劝汤恩伯起义，汤恩伯把原信拍照寄给了蒋介石，陈仪随即被免职、逮捕。这件事在上海的圈子里传得很快，传话的人用的都是同一种语气：汤恩伯这个人，连自己的恩师都卖。
贺耀祖听完，没有说话。他把这件事在心里过了一遍。陈仪跟汤恩伯的关系，比他跟汤恩伯的关系深得多。陈仪劝不动，他就能劝动？但他还是决定去。不是因为觉得能成，是因为高宗禹说的那句话：不保证的事，才要有人去做。
他没有去警备总司令部。托了一个中间人，约在法租界一处不起眼的宅子里。汤恩伯到的时候，带了两个随从，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来。贺耀祖从客厅里迎出来，两个人握了手。汤恩伯的手劲不大，脸上的表情也不多。
坐下来之后，贺耀祖先开口，没有绕弯子。
“汤总司令，陈仪的事，我听说了。”
汤恩伯的脸色变了一下，很轻微，但贺耀祖看见了。
“我今天来，不是替陈仪说话。”贺耀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我是来跟你说另外一件事。陈仪劝你，用的是恩师的情分。我没有这个情分可以跟你讲。我跟你讲的是利害。”
汤恩伯端起茶杯，没有喝，又放下了。
“你在京沪杭这个位子上，手里有兵，有城。蒋介石要你守上海，守得住守不住，你比我清楚。守不住的时候，他是会跟你一起守，还是会先走，你也比我清楚。”贺耀祖顿了一下，“陈仪劝你，你把他卖了。你卖了一个恩师，换来了什么？换来了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的信任，是靠卖人换来的吗？”
汤恩伯没有接话。屋子里很安静，外面街上有黄包车经过的声音。
“我不是来劝你投降的。”贺耀祖接着说，“我是来跟你说，上海这个地方，几百万人口。打起来，死的是老百姓。你手里有兵，有城，也有选择。这个选择，别人替你做不了。”
汤恩伯沉默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着贺耀祖，说了一句：“贺先生，你的话，我听到了。”
“听到了就好。”贺耀祖站起来，“我不指望你今天给我一个答复。但有一件事，你要想清楚：陈仪那封信，你送出去了。我今天的这些话，你送不送，随你。但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靠你保密。”
汤恩伯看着他，没有回答。
贺耀祖从宅子里出来，上了车。天阴着，没有下雨。他坐在车里，知道这条路走不通。汤恩伯说“听到了”，在官场里，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不要再说了。而且他知道，汤恩伯既然能卖陈仪，就能卖他。他刚才那句“没打算靠你保密”，不是逞强，是把自己放到一个没有办法退的位置上——如果汤恩伯要告发，他拦不住，但他要让汤恩伯知道，告发一个已经把话讲在明处的人，和告发一个暗中递信的人，分量不一样。
回到寓所，倪斐君在客厅里等他。
“怎么样？”
“没怎么样。”贺耀祖把外套脱下来，“他说‘听到了’。”
“那就是没答应。”
“没答应，也没拒绝。但这种事，不答应就是拒绝。”贺耀祖坐下来，“斐君，我可能要离开上海一阵子。”
“去哪里？”
“湖南。”他说，“程潜和唐生智在搞自救运动。湖南那边，我还能说上几句话。”
一九四九年春天，他回了一趟湖南。长沙的局面跟上海不一样。程潜是湖南省主席，唐生智是旧湘军的老人，两个人联手搞“自保自救”，底下的人各有各的算盘，但大方向是清楚的：湖南不能再跟着蒋介石打下去了。贺耀祖到长沙的时候，程潜见了他，话没有说得太深，但意思到了。
“贵严，”程潜说，“你在国民党里的资历，比我老。底下那些师长、旅长，有的人还在看。你跟他们讲，蒋介石靠不住了，他们听得进去。”
贺耀祖在长沙待了一阵子，见了几个旧部，也见了唐生智。唐生智的话比程潜更直：“蒋介石把湖南当战场，我们不能把湖南当坟场。”
他没有在湖南待到长沙起义。他做了他能做的事：把话递到，把人推一把，然后离开。回上海之前，他去了一趟宁乡。老家的房子还在，他爹已经不在了。他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没有跟任何人说太多话。走的时候，他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站了几分钟，然后上了车。
一九四九年八月，香港。
贺耀祖是秘密从上海到香港的。走之前，他没有跟太多人打招呼。倪斐君比他先到，把住处安排好了。他到的那天，香港下了雨，空气潮热。
香港这时候已经聚了一批从内地出来的人。黄绍竑、龙云、刘斐、覃异之，这些人住在不同的地方，彼此之间有联络，联络的方式很小心。
通电的事，酝酿了不是一天两天。电文要怎么写，谁领衔，谁列名，哪些话要说得重，哪些话要留一点余地，每一句都反复商量过。贺耀祖到香港之后，参加了其中几次商量。他话不多，但每回开口，都是落在具体的事上。
“决裂”两个字，有人觉得太重，怕把话说死了，以后没有转圜的余地。贺耀祖听了听，没有说话。后来这两个字还是留下来了。电文的核心那几句话，他看了不止一遍：“我们应该彻底觉悟，立刻与反动的政权决裂，重新团结起来凝聚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八月十三日，通电发出。
香港几家大报的头版，同时登出了这份宣言。四十四个名字，黄绍竑领衔，贺耀祖的名字在里面。报纸的编辑在排字房里连夜赶工，报童在街上喊着“四十四人联名起义”。“此舉在香港引起震動，反響強烈”。
贺耀祖那天早上在住处看到报纸。倪斐君把报纸递给他，他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也看到了那四十三个别的名字。他把报纸折好，放在桌上。
“发了。”倪斐君说。
“发了。”
“你后悔不？”
贺耀祖看了她一眼。“你劝了我这么久，现在问我后悔不？”
倪斐君没有笑。她坐下来，把报纸拿回去，又看了一遍。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之后，香港的空气变了。有人从台湾过来，不止一个，转来转去，打听贺耀祖住在哪里，什么时候出门，走哪条路。周恩来那边也知道了。中共在香港的人接到了指示，要保护贺耀祖的安全，把他安全送到华北解放区。来的人没有穿军装，也没有说太多话，只是告诉贺耀祖：住处要换，出门要有人跟着，什么话都不要往外讲。
贺耀祖换了住处。新地方比原来的小，窗户朝北，看不到海。他没有问太多，也没有拒绝。他知道，从通电发出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不是那个可以在上海寓所里安静看报的人了。
离开香港之前，他站在新住处的窗前，看了一眼外面。香港的街上，有人在走路，有人在卖东西，报摊上还摆着那几天的报纸。他把窗帘拉上，转过身来。
倪斐君在门口等他。“走了？”
“走了。”
“去哪里？”
“北上。”
（第四卷完）
终章
一九七八年秋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倪斐君的骨灰安放仪式定在上午。来的人不多，有民革中央的代表，有全国妇联的人，有几个从上海赶来的老同事。贺耀祖和倪斐君的子女站在前排，手里捧着骨灰盒。盒子是新的，上面刻着倪斐君的名字。
仪式很短。致悼词的人念了倪斐君的生平，提到了甘肃妇女慰劳会、重庆难民妇女服务团、中国妇女联谊会，提到了她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悼词里没有提“文革”中那十二年，没有提她是怎么死的。那些事，在这间礼堂里，在这个上午，是不说的。
骨灰盒被安放在贺耀祖骨灰盒的旁边。两个盒子并排放着，中间隔了十七年。
参加仪式的人陆续散了。最后只剩下一个白发老者，站在两个骨灰盒前面，没有走。他拄着一根拐杖，背有些驼，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贺耀祖的骨灰盒，位置没有动过吧？”
“没有。一直在这里。”
老者点了点头。“好。”他说了一个字，没有再说别的。
他拄着拐杖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个并排放着的骨灰盒。然后他出了门，走进秋天的阳光里。
八宝山的门还是那么大。门楣上的字，他这回看清了。
（全书完）
后记
这本书写了三年。
动笔之前，我以为最难的是史料不够。写完才发现，最难的是史料太多，真的假的混在一起，分不干净。
贺耀祖不是一个小人物。他在国民党体制内做过侍从室主任、军统局长、重庆市市长，1949年在香港通电起义，最后葬在八宝山。这些事，百度百科上有，民革中央的官网上有，兰州市党史办的网页上也有。但百科词条和官网文章之间的说法并不总是一致，自媒体文章更是加了不少油醋。我在写作过程中，花了大量时间做一件事：把每一个关键事件的第一手来源找出来，找不到的，标注“待考”或“文学想象”，不硬写。
谢觉哉的日记和书信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史料支撑。1937年他在兰州做统战工作期间，四个月内给贺耀祖写了十多封亲笔信，有的长达十三页。这些信的内容，陕西省图书馆的红色资源库里有详细引用。“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这句话不是我编的，是谢觉哉当年写给贺耀祖的原话。兰州时期贺耀祖夜间避特务到八路军办事处、送省党部徽章、两人在油灯下谈家务矛盾，这些细节也都有出处。第二卷的骨架基本上是按照史料走的，虚构的部分主要是对话的具体措辞和场景的氛围描写。
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史料密度不如第二卷。留日时期的“打浪人”故事，来源全是自媒体，我把它处理成“民间流传”，正文里用“有人说”“他自己没有认过”的方式模糊带过。军统局长任上“处处给戴笠难堪”的说法，也是自媒体渲染，我在正文里写的是“基本不插手实务”，附录中标注了这一取舍。汤恩伯告发陈仪之后贺耀祖仍去见他，这件事的逻辑链有据可查，但具体对话全部是文学虚构。济南惨案中“不听命令”四个字，出自蒋介石给谭延闿、黄郛的电报原文，但兖州会议的具体日期和形式，我没有找到确切出处，正文中做了模糊处理。
倪斐君的入党时间，目前至少存在三种说法：1938年底秘密入党、1958年加入、兰州时期提出但谢觉哉建议暂缓。前两种互相矛盾，第三种有谢觉哉日记支撑。我在正文中采用了“兰州时期提出、谢觉哉建议暂缓”这条线，因为这是唯一有第一手史料支撑的说法。她最终的入党时间，附录大事年表中标注了分歧，正文没有做单一断言。
这本书是“非虚构历史小说”。它是在史料沉默处做有据可依的推断，在有据可查处老老实实照着写。如果读者在某一页停下来想“这件事是真的吗”，书末的附录就是为这个疑问准备的。
贺耀祖起义之后的事，正文没有展开。1949年冬他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1961年7月16日病逝于北京，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走在了风暴之前。
倪斐君没有。她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了多年夙愿。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即遭到残酷迫害，于同年8月含冤去世。她没有等到1978年——那一年，她获得平反昭雪，骨灰被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夫妻二人最终在同一个地方安息，但她多走了十二年的弯路，而这十二年，不是她能选的。
他们之间有过一句被周恩来听去的话。贺耀祖曾对倪斐君说：“你看你的《新华日报》，我看我的《中央日报》。”周恩来闻此言笑称：“斐君是我们的名誉党员。”同一间屋子里，丈夫看国民党的报纸，妻子看共产党的报纸，这画面比任何争吵都更能说明他们之间那种始终没有被彻底撕破的张力。
引子里那段白描，写的只是1961年。后面的故事，后记替它说完。
附录一：史料来源与虚构说明
分级说明
· ★★ 第一手/权威来源：日记、书信原文、回忆录、官方档案、权威机构（如民革中央官网、省级图书馆红色资源库、党史办网站）发布的材料。
· ★ 可靠二手来源：学术论文、地方文史资料、正规出版社传记、省级以上媒体专题报道。
· △ 文学想象/待考：自媒体渲染、来源不明、细节互相矛盾、无直接出处的传闻。正文中或模糊处理，或标注为“据说”，或仅用于场景氛围。
按卷章标注
引子（1961年八宝山追悼会）
· ★ 追悼会“隆重”，骨灰安葬八宝山：百度百科。
· △ 倪斐君站在第一排、具体到场人员、挽联内容：文学想象，基于同时期民革中央追悼会的一般规格。
第一卷·第一章 东渡
· ★ 赴日时间（1911年，保定军校毕业后）、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百度百科、长沙图书馆条目。
· ★ 同盟会誓词“共赴大义”：同盟会历史文献。
· △ “打浪人”故事：民间流传，自媒体广泛转载，知网文献索引中有“贺耀祖拳打日本浪人”条目，但原文未能核实。正文以“有人说”“他自己没有认过”模糊处理。
· △ 刘振湘、周教官、陈君等人物及对话：文学虚构，时代氛围有据。
第一卷·第二章 士官学校
· ★ 1914年入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一期辎重兵科、1916年毕业、黄兴资助二度赴日：百度百科、长沙图书馆条目。
· ★ 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同期留日：多方来源一致。
· ★ 谷正伦1922年投奔贺耀祖，任军官讲习所教育长、参谋长、北伐时副师长：多方来源一致。
· ★ 二十一条后留日学生大会、李大钊被推为文牍干事：留日学生运动史料。
· △ 同学夜谈、操场看台对话、具体人物对话：文学虚构。
第一卷·第三章 湘军
· ★ 湘军四师长格局（贺耀祖第一师、刘铏第二师、叶开鑫第三师、唐生智第四师）：地方文史资料。
· ★ 1926年贺耀祖受谢觉哉劝说参加北伐、改编为独立第二师：多个来源一致，但兰州党史网称“独立第三师”，本书采用“第二师”，与多数记载一致，分歧已标注。
· ★ “我参加北伐晚了两个月，可惜未听觉哉的话”：多方引用，出处可溯。
· △ 谢觉哉与贺耀祖在常德的具体对话：基于谢觉哉书信和日记的语气推断，具体措辞为虚构。
第一卷·第四章 九江
· ★ 1927年1月6日事件经过、1月7日第三团进入租界、团长龚宪、邓演达到九江开会、2月中英协定签字、“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九江市政文史资料、多方互证。
· ★ 贺耀祖致国民政府及《民国日报》电报原文：引自九江事件档案材料。
· △ “军阀怕洋人，北伐军不怕”这句原话：目前未找到直接出处，正文中保留但属于文学想象。
· △ 具体场景对话：虚构。
第一卷·第五章 南京与济南
· ★ 济南惨案经过、蔡公时被杀、“不听命令”四字出自蒋介石电报：济南惨案史料、多方互证。
· ★ 免职事实：多个来源一致。
· △ 兖州会议的具体日期和形式：未找到确切出处，正文中做了模糊处理。
· △ 与谷正伦的对话：文学虚构。
第一卷·第六章 十年之间
· ★ 1932年4月任参谋次长、1934年11月任驻土耳其公使、1937年春回国：百度百科。
· ★ 与倪斐君1933年相识、1934年春结婚：多个来源一致。
· △ 蒋与贺耀祖关于土耳其任命的对话：文学虚构，基于蒋对非嫡系“又用又防”的一般态度。
第二卷（兰州，1937—1938）
· ★★ 谢觉哉1937年7月29日抵兰、当晚与贺耀祖谈话、日记原文：《谢觉哉日记》原文。
· ★★ 谢觉哉四个月内写十多封信、最长十三页、信中具体提议（“我以一个中国人与共产党员的资格”段落）、“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陕西省图书馆红色资源库引用谢觉哉书信原文。
· ★★ 贺耀祖夜间避特务到“八办”、送省党部徽章、谈家务矛盾：陕西省图书馆红色资源库。
· ★★ 贺耀祖在省党部会议上说“不要恶意估量共产党员”：多个来源一致。
· ★ 妇女慰劳会成立时间存在分歧：兰州党史办网页写“1937年9月”，另有来源写“8月23日”“9月1日”等，正文采用“9月”，附录标注分歧。
· ★ 倪斐君在兰州提出入党、谢觉哉建议暂缓：谢觉哉日记和多个来源一致。
· ★ 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刘瑞龙、魏传统等经贺耀祖处转送八办，多个来源一致。但“贺耀祖直接给马步芳发电报”的细节：正文写“经过反复交涉和多方推动”，未坐实单方面发报。
· △ 谢觉哉与贺耀祖面对面“提高声音”争吵的具体场景：史料记载谢觉哉“既耐心启发，又据理说服”，贺耀祖“有时故意推托不见面”，但具体争吵场面为文学想象。
· △ 具体对话措辞：虚构，基于谢觉哉书信语气推断。
第三卷（重庆，1938—1945）
· ★ 1938年任军统局长（名义）、戴笠为副局长主持实际工作：多个来源一致。
· ★ 1942年11月放行苏联飞机、被免侍从室主任、降任重庆市市长：多方互证，时间线一致。
· ★ 重庆市市长任内防空成绩、物价管制措施：百度百科及地方文史资料。
· ★ 倪斐君任难民妇女服务团团长、为周恩来夫妇解决曾家岩住房：百度百科、多个来源。
· ★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贺耀祖赴机场迎接毛泽东、严令安保、范庄宴请、“湖南同乡见面会”二三百人、蒋介石训斥“湖南人团结非国家之福”“连老婆都管不住”：微信公众平台“史海钩沉”等来源详细记载，信息具体，叙事克制。原始出处需进一步核实，但多个来源互证。
· ★ “再三报请”蒋介石批准宴请：同上来源。
· ★ 毛泽东“广东人出钱，湖南人出命……那些浙江人就做官了”对话：多个来源记载。
· △ 具体宴席场景、人物对话细节：文学想象。
· △ 倪斐君与贺耀祖在客厅关于“管不住老婆”的对话：文学虚构，基于二人政治分歧的合理推断。
第四卷（起义，1945—1949）
· ★★ 孙盟1947年南京成立、书记高宗禹、组织陈惕庐、军事邓昊明、财务贺耀祖、宣传刘不同、社会运动谌小岑：百度百科孙文主义同盟词条。
· ★ 孙盟1948年通过政治纲领、与中共取得联系、策划王晏清起义、1949年3月江浙负责人被捕：百度百科。
· ★ 汤恩伯告发陈仪：陈仪事件史料，多方互证。
· ★ 1949年8月13日44人联名通电、黄绍竑领衔、贺耀祖列名、电文原文、“在香港引起震动”、蒋介石震怒派特务暗杀、周恩来指示保护并护送北上：民革中央官网覃异之回忆文章。
· ★ 倪斐君“劝说贺耀祖起义”：百度百科倪斐君词条。
· ★ 程潜、唐生智湖南自救运动、1949年8月4日长沙起义：湖南地方党史资料。
· △ 贺耀祖面见汤恩伯的具体对话：基于策反失败的结果虚构，陈仪事件的时间线有据。
· △ 孙盟财务操作的具体细节：基于贺耀祖的军统局长背景和孙盟财务负责人身份合理想象。
· △ 香港住处、电文定稿过程、周恩来方面保护的具体人员：文学虚构，框架有据。
终章（1978年八宝山骨灰安放）
· ★ 倪斐君1978年获平反昭雪，骨灰移葬八宝山：百度百科。
· △ 具体仪式场景、不具名老者：文学想象，基于同时期骨灰安放的一般规格。
附录二：贺耀祖、倪斐君大事年表
贺耀祖
· 1889年5月13日（另有5月8日说法）：生于湖南宁乡贺石桥。
· 1905年：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一期。
· 1909年：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年底公费赴日，入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
·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回国，赴苏州加入江苏起义军，后赴湖北曾继梧炮兵指挥部任联络员。
· 1912年：黄兴资助下二度赴日。
· 1914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一期辎重兵科。
· 1916年：毕业回国，入湘军。
· 1920年：任湘军第一旅旅长。
· 1922年：谷正伦投奔，任军官讲习所教育长、参谋长。
· 1923年：任湘军第一师师长。
· 1926年：受谢觉哉劝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
· 1927年1月：率部收回九江英租界。3月：攻克南京，任首都卫戍司令。后任第四十军军长。
·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被免职。
· 1932年4月：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
· 1933年：与倪斐君相识（南京康济医院）。
· 1934年春：与倪斐君结婚。11月：任驻土耳其公使。
· 1937年春：回国。5月（另说4-6月间）：任兰州行辕主任、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
· 1937年7月—1938年：在兰州与谢觉哉频繁接触，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送谢觉哉省党部徽章。
· 1938年：任国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兼军统局长。授中将加上将衔。
· 1939年：任驻苏联特使。赴苏争取中苏互助条约，未果。
· 1940年：回国，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行政院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 1942年11月：放行苏联援延飞机，被免侍从室主任。12月：任重庆市市长。
· 1945年8—9月：重庆谈判期间迎接毛泽东、范庄宴请。
· 1945年11月：辞去重庆市市长。
· 1947年：加入孙文主义同盟，任财务负责人。
· 1949年：回湖南联络程潜、唐生智。8月13日：在香港与黄绍竑、龙云等44人联名通电起义。冬：抵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
·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 1961年7月16日：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倪斐君
· 1912年：生于浙江镇海。
· 毕业于上海人和产科学校。1932年：任南京康济医院护士长。
· 1933年前后：与贺耀祖相识。1934年春：结婚。
· 1935—1937年：随贺耀祖赴土耳其。
· 1937年9月：在兰州发起成立甘肃妇女慰劳会（后称抗敌后援会）并任会长，创办《妇女旬刊》。
· 1937年：在兰州向谢觉哉提出入党要求，谢觉哉建议暂缓。
· 1938年底：到重庆。任难民妇女服务团团长、国际难童学校校长、儿童世界月刊社社长。协助宋庆龄从事社会福利救济。为周恩来夫妇解决曾家岩住房。
· 1945年：参与发起中国妇女联谊会，任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 1949年：劝说贺耀祖在香港起义。
·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女医师联谊会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中国红十字总会副秘书长、全国妇联第二三届执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 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另有“1938年底秘密入党”说法，存在分歧）。
· 1966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 1978年：获平反昭雪，骨灰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附录三：主要人物表
核心人物
· 贺耀祖（1889—1961）：本书主人公。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爱国进步人士。历任湘军第一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第四十军军长、首都卫戍司令、参谋次长、驻土耳其公使、兰州行辕主任兼代理甘肃省主席、军统局长（名义）、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重庆市市长。1949年香港通电起义。
· 倪斐君（1912—1966）：贺耀祖夫人。护士出身，甘肃妇女慰劳会会长、《妇女旬刊》创办人、重庆难民妇女服务团团长。中共党员（入党时间有分歧）。在贺耀祖香港起义中起劝说作用。1966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
中共方面
· 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中共驻兰州代表，与贺耀祖同乡、旧交。1937年在兰州对贺耀祖开展统战工作，写有大量书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 王定国：谢觉哉夫人，在兰州协助妇女工作。
· 周恩来：重庆谈判期间与贺耀祖有直接接触，赴范庄面谈安保事宜。
· 林伯渠：第六军党代表，九江事件期间在九江活动。
· 邓演达：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九江事件期间到九江指导。
国民党方面
· 蒋介石：对贺耀祖“又恨又用”，多次起用又多次免职。
· 何应钦：留日士官学校同学，长期在国民党中枢任职。
· 谷正伦（1889—1953）：留日士官学校同学，1922年投奔贺耀祖，后长期在其麾下任职。1953年在台湾去世。
· 朱绍良：留日士官学校同学，后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底接替贺耀祖任甘肃省主席。
· 戴笠：军统局副局长，实际主持工作。贺耀祖为名义局长。
· 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贺耀祖曾试图策反，未成。
· 陈仪：浙江省主席，因劝汤恩伯起义被汤告发，后被处决。
湘军人物
· 赵恒惕：湘军领袖，湖南省长，贺耀祖的提拔者。
· 唐生智：湘军第四师师长，后起兵驱赵。
· 叶开鑫：湘军第三师师长，赵恒惕死党，后投吴佩孚。
· 刘铏：湘军第二师师长。
· 陶峙岳：贺耀祖旧部，独立第二师团长，后为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率部起义。
孙盟人物
· 高宗禹：孙文主义同盟书记，与贺耀祖直接联络。
· 陈惕庐：孙盟组织负责人，1949年3月被捕。
· 邓昊明：孙盟军事负责人。
· 谌小岑：孙盟社会运动负责人。
其他
· 毛泽东：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与贺耀祖有直接接触。
· 宋庆龄：倪斐君协助其从事社会福利救济工作。
· 邓颖超：与倪斐君在重庆时期有密切往来。
附录四：参考文献与原始史料篇目
第一手史料
1. 《谢觉哉日记》（1937—1938年兰州时期），引自陕西省图书馆“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及《谢觉哉日记选》。
2. 谢觉哉致贺耀祖书信（1937年，十多封，部分长达十三页），陕西省图书馆红色资源库引用。
3. 贺耀祖：《一九二八年日军侵占济南的回忆》，署名：贺贵严。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二卷。
4. 贺耀祖：《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下台又上台》，署名：贺贵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5. 贺耀祖：《津浦线上蒋、晋两军战况概述》，署名：贺贵严。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三卷。
6. 蒋介石致谭延闿、黄郛电报（1928年5月），其中“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因不听命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
7. 贺耀祖等致国民政府及汉口《民国日报》电报（1927年1月，九江事件）。
8. 《收回九江租界之协定》（1927年2月20日，中英）。
9. 《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1949年8月13日，44人联名通电），民革中央官网覃异之回忆文章引用。
10. 覃异之：《回忆香港起义》，民革中央官网。
可靠二手来源
11. 陕西省图书馆“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谢觉哉专题。
12. 兰州市党史办网站谢觉哉统战工作相关条目。
13.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倪斐君相关章节。
14. 民革中央官网贺耀祖、覃异之相关条目。
15. 长沙图书馆“贺耀组”地方文献条目。
16. 浙江档案数据库倪斐君条目。
17. 《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
18. 学习时报：《谢觉哉在兰州的统战工作》。
19. 兰州日报倪斐君长文。
20. 百度百科“贺耀祖”“倪斐君”“孙文主义同盟”词条（百科内容需谨慎，但与多方来源交叉比对后采用框架性事实）。
待考与存疑条目
21. “贺耀祖拳打日本浪人”：知网文献索引有条目，原文未获，自媒体广泛流传但细节不一，正文模糊处理。
22. “谢觉哉是贺耀祖和倪斐君的媒人”：时间线矛盾（二人1934年结婚，谢觉哉1937年才到兰州），正文未采用。
23. “贺耀祖救刘少奇”：自媒体流传，细节互相矛盾，百科未载，正文未采用。
24. “贺耀祖免职后改名‘胡不归’隐居上海”：兰州党史网提及，其他来源未见，正文未采用。
25. 倪斐君入党时间：存在“1938年底秘密入党”与“1958年加入”两种说法，正文采用“兰州时期提出、谢觉哉建议暂缓”这条线，最终时间存疑。
26. 妇女慰劳会成立时间：存在“8月23日”“9月1日”“9月”多种说法，正文采用“9月”，附录标注分歧。
27. 贺耀祖参加北伐改编后的番号：多数来源写“独立第二师”，兰州党史网写“独立第三师”，正文采用“第二师”。
文学想象说明
本书对话（除直接引自日记、书信、电报原文外）均为文学虚构，基于人物性格、时代语境和史料记载的语气推断。具体场景（如统舱、客栈、师部夜谈、范庄宴席、香港住处等）在史料提供的地点和时间框架内做了氛围性描写，人物动作、神态、环境细节为合理想象。凡涉及真实人物的私下对话，均不代表历史人物的原话，附录中不再逐条标注。
作者：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血色长虹》《中流砥柱》《建党》等五十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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