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深处的守望与照亮
——读岳定海先生《梓州五叹》及外一篇有感
文／覃正波
作者近影
读完岳定海先生的《梓州五叹（外一篇）》，我久久未能平静。仿佛跟随一位博学而深情的向导，穿越千年的烟雨，走进古梓州（今三台）与盐亭的历史深处，触摸那些被岁月尘封却依然滚烫的文化记忆。岳定海先生以散文之笔，行考据之功，发思古之幽情，寄乡邦之热爱，洋洋洒洒数千言，读来既有学术的厚重，又有文学的灵动，更有赤子的深情。这样的文字，不是书斋里的孤芳自赏，而是一位作家对故土文脉的虔诚朝圣与郑重托付。
一、五叹成绝：一座古城的文脉图谱
《梓州五叹》的结构本身就极具匠心。岳定海先生以“五叹”为纲，将李商隐《夜雨寄北》的写作地、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诞生地、颜真卿《颜氏干禄字书》碑的立碑处、元代三绝《赵府君墓碑》的竖碑处、赵蕤与李白师徒栖居的赵岩洞，一一钩沉出来，如数家珍，又如一位深情的守夜人，逐一点亮古城墙上即将被遗忘的灯盏。这五叹，看似各自独立，实则互为经纬，共同织就了梓州文脉的锦绣图卷。岳定海先生在文末将它们升华为“诗绝、书绝、字绝、碑绝、人绝”，一字之改，气象顿出——五叹不再是叹息，而是惊叹，是自豪，是对梓州文化底蕴的庄严命名。
尤为可贵的是，岳定海先生并非简单地罗列名人轶事，而是将每一“叹”都置于具体的历史现场与地理空间中，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他写李商隐，不满足于引用《夜雨寄北》的千古名句，而是想象那个秋夜：“梓州古城，阴雨连绵，霏光不开，沉雷作伴。李商隐某个秋日夜晚回到寂寥的小院，举目四望，烛光摇曳，人影晃动。窗外，那一泓汩汩流淌的秋水呵，在瓦舍下、池塘边翻腾不息。”这样的文字，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小说家的想象，更有诗人的共情。他还不忘以“好事者说《夜雨寄北》出自重庆缙云山或四川巴中”为靶子，掷地有声地正本清源：“《夜雨寄北》写于梓州，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李商隐面容憔悴，思念妻子，仅此而已。”这种考据与论辩的锋芒，让散文超越了抒情，具备了学术的筋骨。
写杜甫，岳定海先生抓住了“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梓州东城写就这一史实，将杜甫寓居梓州一年零八个月的颠沛与欢欣娓娓道来。他写杜甫“乐呵呵地攀上梓州城郊慧义寺、兜率寺、牛头寺、观音寺”，写杜甫“藏在人流中默默地流泪”，写杜甫“完全忘记了自己还蜷缩在风雨飘摇民居里的窘况”——这些细节，既有史实的骨架，又有文学的血肉，让诗圣的形象从教科书里走出来，成为一个有温度、有呼吸的邻家老者。岳定海先生还如数家珍地梳理了宋代建杜甫祠、明代建“工部草堂”、1985年建杜甫草堂的沿革，一条草堂的变迁史，就是一部梓州人民对诗圣的敬仰史，读来令人动容。
写颜真卿《颜氏干禄字书》碑与元代三绝《赵府君墓碑》，岳定海先生展现了令人钦佩的文物学识。他讲“干禄”二字“用通俗话来讲，就是求取俸禄”，讲这部字书“相当于唐版《现代汉字词典》”，讲现存石碑为南宋绍兴年间翻刻、“是《颜氏干禄字书》石刻本唯一存世实物”，讲它2023年收入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1997年定级国家一级文物——这些信息，非有深厚的文献功底与实地踏访不能道出。而他写自己在琴泉寺碑亭前“一阵心跳”，写“没想到，我等在三台琴泉寺看到了中国汉字规范的‘活化石’”，那份发自内心的激动与敬畏，正是文人面对先贤遗迹时最本真的反应，读来令人会心。
写赵蕤与李白的赵岩洞，岳定海先生更是倾注了浓墨重彩。他写赵蕤驯养上千种鸟儿，“鸽子的飞翔、鹦鹉的饶舌、鸳鸯的忠贞，一一在洞前草丛与碧树之间闪现”；写李白“从江油匡山出发，奔陆路、赶水船，一路风尘扑面”；写师徒二人在洞穴中“喝了很多美酒，洞前采下的菜蔬，被赵夫人月娘精心烹制后，端上石桌供两人下酒，到曙光初现，两人沉沉大醉”；写赵蕤拒接圣旨、“喝土酒醉了，吹山风爽了，自由散漫惯了”的洒脱——这些段落，几乎可以当作历史小说来读，画面感极强，人物呼之欲出。岳定海先生写赵蕤，不仅写其隐逸之高蹈，更写其识人之明、传道之诚，写李白“虚心向赵蕤学习剑术，还勤勉地帮助赵蕤整理装订《长短经》十卷”，写赵蕤“深知李白非‘池中之物’，不可能与自己终生隐入山野，力劝他不走科举路”——这样的师生情谊，放在今天依然令人神往。
二、宰相严震：一篇扎实的史学钩沉
如果说《梓州五叹》是散文笔法写文化，那么外一篇《宰相严震与幼子严公贶史迹钩沉》则是史家笔法写人物。岳定海先生从1967年初夏盐亭中学旁高山庙严震墓被炸毁的亲身记忆写起，以“我写于此，心中弥漫悲凉”一句定下全文的情感基调，然后转入对严震、严砺、严公贶父子兄弟史迹的系统梳理，既有地方志的征引，又有正史的互证，更有考古新发现的及时吸纳，堪称一篇小型的严氏家族研究论文。
文章最见功力之处，在于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巧妙结合。2023年西安长安区出土的严公贶墓志，由柳公权撰文并书写，共1769字，岳定海先生敏锐地指出这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并由此展开对严公贶生卒年、仕宦经历、婚姻关系（娶柳公权堂妹）的详细考证，补充了传世史料的缺载。他写严公贶落榜后拜访柳宗元请教原因，引柳宗元《送严公贶下第归兴元觐省诗序》中“吾献艺不售于曹之贾，货不中度，敢逃其咎”的自述，又引严公贶《题汉州西湖》“犹蕴济川志，芳名终不渝”的诗句，将一个科举失意却志节不改的唐代文人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这种以诗证史、以文证史的功夫，非一般散文作者所能具备。
更难得的是，岳定海先生写严震，不止于罗列官爵履历，而是通过几个生动的细节让历史人物站立起来。他写严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有人讨要三十万钱，严公弼劝阻，严震却生气地说“你一定要毁掉我这门风”，然后如数给付，由此“三川有识之士，见严震如此爱才，都争先恐后归附他”——一个细节，写尽了严震的胸襟与识见。他又引苏辙《龙川别志》中宋英宗治平年间梦见老子问杨绾、高郢、严震三人谁更贤能的故事，借老子之口说出“杨绾喜欢杀生，而高郢、严震都不喜杀生，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原因”，以梦喻史，以史证德，读来饶有兴味。这种写法，既有史学家的严谨，又有散文家的灵动，正是岳定海先生一贯的风格。
文章还引杜甫《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奉简严遂州蓬州两使君咨议诸昆季》一诗，逐句解读“马首见盐亭，高山拥县青”“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星”等句，将杜甫与严震兄弟在盐亭的欢聚场景还原出来，并顺带考证了光禄坂在盐亭而非中江，纠正了选本的谬误。这种在散文写作中不忘学术正误的做法，体现了岳定海先生对文字的敬畏与对读者的负责。他写杜甫“酒喝多了，肉也拈了不少下肚，在严震的礼送下，杜甫下榻于唐时官驿盐亭县城高山庙下的‘昙云庵’小歇”——这样的文字，既有考据的扎实，又有生活的烟火气，让读者仿佛看见那个胖胖的、爱喝酒的老头儿在盐亭的春光里微醺。
三、文心与史笔：岳定海先生的写作品格
读完两篇文章，我对岳定海先生的写作品格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的散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抒情散文，而是以文化为骨、以历史为血、以文学为肉的文化散文。这种文体，上承余秋雨《文化苦旅》的余绪，但又比余秋雨更接地气、更重考据、更有地方性知识的扎实支撑。岳定海先生写梓州、写盐亭，不是外来者的走马观花，而是本地人的深情反刍——他生于盐亭，长于盐亭，在盐亭中学读书，亲眼见过严震墓的毁灭，这种生命经验是任何外来作家无法替代的。因此他笔下的每一个地名、每一块碑刻、每一个人物，都带着体温，带着乡愁，带着“这是我的根”的郑重。
岳定海先生的语言也极具辨识度。他善用短句，节奏明快，如“梓州，你的温情让诗人疲惫的心稍稍平静”“我一阵心跳”“我被深深感触了”“我确实被震撼到了”——这些短句穿插在长句之间，像琴泉寺的滴水声，一下一下敲在读者心上。他又善用比喻，如“古城好似一只硕大的鸟巢，挂在弥漫乡愁的树梢”，如“这首诗被传唱，如天上云舒云卷的曼妙色彩”，如“五叹……在我的梦中已经变成梓州五绝……屹立于典籍里的中国，挺拔于史卷里的丰碑”——这些比喻新鲜而妥帖，既有诗意，又不失分寸。
更值得一提的是岳定海先生的“在场感”。他不是在书斋里翻故纸堆，而是亲自开车前往三台寻幽探胜，亲自走进琴泉寺，亲自在赵岩洞前“探头打量黑漆漆的洞穴”。他写“大约前年深秋，夫人去山东一处温暖的海湾疗养，我一人在家，干脆开车前往三台县城寻幽探胜”——这种“干脆”二字，写尽了文人的率性与对乡邦文化的痴迷。他写“我们停下脚步，向古往今来的先贤致敬”——这个“我们”，既有随行的文人朋友，也有作为读者的我们，岳定海先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将读者拉进了他的寻访之旅，让我们也成为致敬者中的一员。
尾 声
岳定海先生在《梓州五叹》中写道：“梓州，感谢你！包容了一大批行色匆匆的文人学士。他们在烽火硝烟的道路上走走停停，择梓州而居。浑身倦怠地躺在驿站内，做上一个好梦。天明，掸掸征尘，又昂然远行……”我想把这段话回赠给岳定海先生：梓州和盐亭，也感谢您！感谢您以三十余部著作的勤勉、以数百万言的深情，为这片土地上的先贤立传，为这片土地上的文脉守望。您不是行色匆匆的过客，您是归人，是这片土地的儿子，是文脉深处的守夜人与照亮者。您笔下的李商隐、杜甫、颜真卿、赵蕤、严震、严公贶，因您的文字而重新走进当代读者的视野；您笔下的琴泉寺、赵岩洞、高山庙、宝台观，因您的踏访而重新获得生命的温度。这样的写作，是有根的写作，是有魂的写作，是值得被时间记住的写作。
期待岳定海先生继续写下去，写梓州的每一块碑，写盐亭的每一座山，写那些被遗忘的、被忽略的、被损毁的、被重建的——因为只要有您在写，梓州就不会寂寞，盐亭就不会清冷，文脉就不会断流。正如您在文末所言：“五叹……屹立于典籍里的中国，挺拔于史卷里的丰碑！”愿这丰碑上，也刻下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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