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从高级干部抓起，推动全党确立正确思想路线；新中国成立初期查处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同志强调这是警示和挽救成千上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提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进入新时代，面对一度出现的管党治党不严不实不力的严峻现实，通过从严治吏带动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从严治吏束缚的是“乱作为”的手脚，保护的是“干正事”的空间。
从严治吏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本身包含激发活力的制度设计。
从严治吏治的是“为官不为”，促的是“敢作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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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明确“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吏”。如何把握这一战略定位？从严治吏如何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干部队伍延伸，又该怎样统筹严管约束与激励担当、党性淬炼与队伍治理？长江日报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虎生进行深入解读。
■ 管党治党从重点突破走向系统施治
长江日报：全会将“从严治吏”明确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如何理解这一定位？
何虎生：从理论上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坚持和发展，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最新成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观点之一。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管干部是根本原则，党的领导必须靠各级干部推动、体现。从严治吏抓住了管党治党的核心对象和关键载体，把从严治吏从具体工作要求上升为全局战略定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内涵。
从历史上看，这是对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延安整风从高级干部抓起，推动全党确立正确思想路线；新中国成立初期查处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同志强调这是警示和挽救成千上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提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进入新时代，面对一度出现的管党治党不严不实不力的严峻现实，通过从严治吏带动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从现实上看，“十五五”开局时期，艰巨任务靠“太平官”扛不起来，靠“避事吏”推不动。把从严治吏提到战略高度，本质上是为了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更好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长江日报：从严治吏与“抓住关键少数”是什么关系？
何虎生：从严治吏最终要落到全体行使公权力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身上，既紧盯各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也覆盖基层一线的普通干部、窗口岗位公职人员，是对整个公权力的全覆盖。从严治吏最终要锚定“忠诚干净担当”：思想上坚定信仰，政治上绝对忠诚，行为上知敬畏存戒惧、廉洁自律，履职上敢担当善作为、真抓实干，呈现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整体风貌。
从“关键少数”到“吏”的深化，体现了管党治党从重点突破到系统施治的演进。“关键少数”是龙头、是抓手，抓住它就能形成“头雁效应”；“吏”是执政队伍的主体，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直接连着民心向背、治理实效。从抓“关键少数”到强调“从严治吏”，不是弱化“关键少数”作用，而是把从严要求延伸到整个干部队伍、所有公职人员，实现从“重点严”到“全面严”、从“上层严”到“系统严”的拓展。只有整个干部队伍严起来、强起来，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国家治理才有坚实组织支撑。
■ 增强党性固根本，从严治吏抓关键
长江日报：全会提出“增强党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吏”，一个讲“根本”，一个讲“关键”，两者有什么关系？
何虎生：增强党性是“根本”，解决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政治品格都根源于党性。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全体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这是内因，管根本、管长远。党性强了，遵守纪律、担当作为才会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从严治党才有最深厚的思想根基。
从严治吏是“关键”，解决的是“主抓手”问题。党的全部工作、主张，最终都要靠各级干部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最终都要体现在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上。干部队伍是管党治党的核心对象，也是治党成效的直接体现，抓住了从严治吏，就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的重要抓手。没有从严治吏这个关键抓手，党性要求就容易停留在口号上，难以转化为队伍建设实际成效。
增强党性和从严治吏辩证统一、互为支撑。一方面，增强党性是从严治吏的灵魂和思想基础。从严治吏不是简单管行为，而是要从思想上严起来；党性修养提升了，干部才能从内心认同从严要求，自觉接受监督管理，实现标本兼治。另一方面，从严治吏是增强党性的重要途径和制度保障。坚强党性不是天生的。从严治吏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纪律约束、实践历练，倒逼干部锤炼党性、砥砺品格，让党性要求从思想自觉转化为行为习惯。
■ 从严治吏，严在规矩，更严在用人、严在政绩、严在本领
长江日报：从严治吏的“严”，尺度是什么？与抓纪律、抓作风是什么关系？从守住底线到“锻造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还有哪些差距？
何虎生：关于“严”的尺度，全会《决定》给出双重刻度：纪律底线是刻度一，干事成事是刻度二。从严“严”在规矩，更严在用人、严在政绩、严在本领。底线管“不出问题”，对应纪律、规矩、廉洁；高线管“干成什么”，对应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实际成效。这个“严”是依规依纪依法的严，不是过度严苛；是全面覆盖的严；是严管与厚爱统一的严，既划清底线红线，也为干事创业留出合理空间，核心就是纪法有边界、党性有要求、事业有标准。
从严治吏与抓纪律、抓作风，是总领与支撑、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从严治吏是涵盖干部队伍建设全链条的总范畴；纪律建设是其刚性支撑，没有纪律的刚性，从严治吏就失去硬约束；作风建设是其外在体现，干部作风是吏治状态的“晴雨表”。反过来，从严治吏统领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三者成效最终都要落到吏治清明、队伍过硬上，同向发力、一体推进。
守住纪律和规矩的底线是远远不够的，距离锻造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有三个差距。一是从“被动约束”到“主动担当”的思想差距。守住底线只是“不犯错”的最低要求，本质是被动行为约束；堪当重任的干部，从思想深处坚定理想信念，主动把个人追求融入民族复兴大业，有强烈使命自觉，这是思想境界的本质跨越。二是从“履职合格”到“本领过硬”的能力差距。不触碰纪律红线只能保证“不出事”，不能保证“能干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干部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斗争本领、治理能力，破解改革发展中的复杂难题，这是能力素质上的显著差距。三是从“洁身自好”到“为民造福”的价值差距。高素质干部不仅要自身干净，更要践行宗旨意识，主动深入群众、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这是价值追求上的根本差异。
■ 从严治吏，就是要激发“敢作敢为”
长江日报：有人担心从严治吏会束缚手脚，如何把握严管约束和激发干事活力的关系？
何虎生：这种担心是对从严治吏的严重误解，严管约束和干事活力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第一，从严治吏束缚的是“乱作为”的手脚，保护的是“干正事”的空间。严的要求划出纪法红线、规矩边界，管住以权谋私、胡作非为，整治庸懒散拖、不作为慢作为，为干净干事的干部扫清障碍。如果没有严的约束，投机钻营者得利、踏实干事者吃亏，才会挫伤干部干事积极性。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身就是最好的干事环境。
第二，从严治吏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本身包含激发活力的制度设计。我们讲的“严”，不是一严了之、只罚不奖，而是有容错纠错、担当激励、干部能上能下等机制相配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这就是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干部卸下思想包袱，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第三，从严治吏治的是“为官不为”，促的是“敢作敢为”。从严管理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整治躺平、甩锅、推诿等不作为现象，树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受褒奖，让不干事、混日子的干部没位子、受警醒。这种鲜明用人导向本身就是最强的活力催化剂，倒逼干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形成比学赶超的干事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