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剑光
中秋节，县上请宝鸡秦剧团在新落成的大剧院公演三天。线上线下同步开票，眨眼就抢光了。我手慢，没抢着，开演那天守在剧院门口，真让我等到了一张票。进了场，连过道里都坐满了人。我在中间的过道寻了个空，垫着节目单坐下。旁边有自带马扎的，有搀着老娘来的，有抱小孩的。
灯一暗，锣鼓家伙一响，满场的热气呼地一下腾起来。乾县人爱秦腔，爱到骨头缝里。平日各忙各的，庄稼、买卖、娃的学费，把人的嗓子眼堵得严严实实，只有到了戏台底下，这一嗓子才有处吼。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就为听这一口。
紧挨我坐着两位老汉，戏一开锣就小声评上了，这个说唱腔，那个说做派，兴致比台上还旺。这出戏我没看过，便侧过身请教。一位老汉扭过头，眉毛都笑开了，说这戏叫《伍员逃国》，要紧处在《拆书》《逃国》那两折；说起伍员，他又扯到“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的老话。旁边那位不时插一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把戏里的忠奸曲直掰扯得明明白白，比戏报还详细。
聊着聊着，他乐呵呵地说，自己快七十了，三个儿子早另立门户，各有各的营生，孙子也大了，不用他操心。他和老伴种着三亩地，打的粮够吃，卖点余粮够花。说起地里的活计，他一样一样数给我听，几时种麦，几时务果，门儿清。农闲时开着三轮电动车，突突突跑到邻县去看大戏，哪个剧团来了，唱哪本戏，他比谁都清楚；回来再跟老伙计们搓几圈小麻将，输赢不过几块钱，图个热闹。我问他，儿子孙辈都不管啦？他摆摆手，笑出一脸的褶子，说：只管生我的和我生的。父母都入土了，尽过孝了；儿子年富力强，不用他扶。剩下的日子，他和老伴随心所欲，自己给自己当家。
这样把日子攥在自己手里的人，我不只遇见一个。
八月中旬，我去上海看外孙，在松江菜市场旁边的一家馍店，又遇见一位渭南人。小伙子1988年生，三个娃：大女儿五岁，小女儿三岁，儿子才六个月。为了孩子以后上学，两口租了一套两居室，开一间小店，卖鲜面条、花卷、馒头、锅盔。我清早去买锅盔，见他围着围裙在案板前揉面，胳膊上的劲儿使得匀，面团在手里翻来覆去，摔得案板砰砰响。蒸笼一揭，白汽腾起来，糊住半间屋子。他爱人在里屋看娃，听见乡音，探出头来笑着招呼我。
攀谈起来，他说生意还过得去，起早贪黑是免不了的，凌晨三四点就得起来和面。面条要压得筋道，馒头要蒸得暄软，锅盔要烙得外酥里软，哪一样都偷不得懒——上海人精细，一吃就知道你下没下功夫。我问他苦不苦，他嘿嘿一笑：苦啥，挣的是干净钱，养的是自家娃。两个女儿都进了幼儿园，怀里的小儿子一天一个样。他还说，晚上收摊早，有时去钓鱼，不为吃鱼，就图在河边坐坐，看浮漂一上一下，一天的乏就解了。钓多了吃不完，给楼上楼下的邻居一家送几条；邻居回他一把青菜、几个水果，来来往往，楼里就有了人气。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笑——那不是应酬人的笑，是从心里头泛上来的。
从上海回来后，我常和朋友说起这两个人。一个快七十，一个不足四十；一个守着三亩地看大戏，一个守着一间馍店养三个娃。隔着一千多公里，隔着一辈人，活得却是一个路数：手上不懒，心里有火。手上的劲道把日子撑住，心里的那点热爱把日子点亮。
老栾七十八岁，是我们合唱团的乐队队长。老三届，当过兵，如今每月领着部队发的几百元补贴，几亩地交给别人种，整天优哉游哉。每周排练，百十名老头老太太凑在一起，唱不上去就降调，拉不齐的地方就再来一遍。他偶尔出错，团长指出来，他只笑笑说：年龄大了，重新来。拉顺了，什么血压高、什么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高兴时，约几个好友，喝几盅好酒。到了冬天，儿女把他和老伴接去大城市，他也提着板胡、二胡，跟着当地演唱团活动。
有人说，都那么大年岁了还折腾啥？他说，正因为退了休，才更要有点念想。人最怕的不是老，是心里空了，早上起来不知道为啥起来。有一份热爱在那儿候着，日子就有了去处。
戏散场，人潮从大剧院涌出来，有人学台上的腔调，一路走一路唱。那几位老汉开动三轮电动车，突突突汇进车流。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站在台阶上，心里十分羡慕。
热爱这东西，说不上多崇高，却顶用：戏台底下有它，面案之上有它，琴弦上也有它。人这一生，没有点热爱，就乏味无聊，就空洞苍白；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作者简介：张剑光，退休前系高级中学校长、《中国教育报》特约通讯员，多篇报道与论文见诸报端，出版《挑战生命》《新课改的震撼与挑战》等著作。退休后，心之所至，笔之所及，百余篇散文见于各文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