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庙宫
孙雅丽

三十六团驻地庙宫
1974年,我7岁,随父亲的部队从四川北上,来到一个叫庙宫的地方。
庙宫,坐落在河北围场四合永,古称敦仁镇远神祠,是木兰秋狝古道上的清代遗存。破“四旧”那一年,庙宇被推倒,红墙残破,断壁犹存。部队驻扎于此,是为了修建沙通铁路。父亲是铁道兵八师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三线建设时,大学毕业、已在地方工作近十年的他,在医院院长职上被特招入伍,穿上军装便是营级干部。父亲被誉为师医院“外科一把刀”。此行揣着调令,进驻三十六团卫生队,意为加强施工一线的医疗技术力量。
三十六团机关及家属院,围绕庙宫而建。家属院规模不大,却装着我半个童年。父亲常对我说:“庙宫虽小,但它是我们铁道兵战斗过的地方。”小时候对战斗一词理解得不到位,只知道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庙宫在晨曦中就苏醒了;熄灯号一响,庙宫在月亮挂上天幕时也闭上了眼睛,静谧、安详。
庙宫的岁月于我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简单。简单到花开半夏、伊逊河里嬉戏;秋天,灶坑里烤出来的土豆掰开热气腾腾,那香味至今难忘;冬天雪花飘飘,伊逊河结了厚厚的冰,妈妈在炉边讲故事,窗外北风呼啸,屋里却是一个温暖的世界。
庙宫的家,暖到今天
那年冬天,母亲和我出门,看见一对娘儿俩。娘和母亲年龄相近,一身补丁衣裤,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左手挎一只篮子,篮子里装着几十个鸡蛋。男孩小脸脏兮兮,鼻涕流到嘴边,鞋子被脚趾头顶的张开了嘴,露出没穿袜子的脚趾头,一双大眼睛怯生生看着陌生的环境。
娘俩在我家门口几米处,静静地坐在冰冷的地上。母亲搭话问明来意后转身回屋,把我和弟弟穿小的棉衣棉裤、棉鞋和单鞋找了出来,又从厨房拿了几个馒头,来到母子身边。妇女一脸感激,要把篮子里的鸡蛋都给母亲。母亲摆摆手,象征性地从篮子里拿了七八个鸡蛋,说:不用都给我,剩下的去别人家还可以再换点其他用品。
看着娘俩离去的背影,母亲抬起手用袖口沾了眼角。
此后,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妇女带着孩子从山那边过来,到部队大院用鸡蛋置换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母亲只要看见,都是尽其所能地帮助,没有旧衣服了,就会给几块钱或者几个馒头。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母亲和家属院善良的妈妈们,用她们绵薄的能力却是最大的仁爱,帮助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爸爸和姐姐
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11岁,14岁就穿上军装,成为铁道兵部队里的一名卫生兵。姐姐每次回来探亲,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日子,尤其是父亲,对姐姐最疼爱。姐姐漂亮,说话稳稳当当,父亲跟人介绍大女儿时一脸的骄傲,笑容能让他的脸多出两道褶子。有时候父亲上班会带着她,忙的时候让她搭把手。有一年,父亲竟然带她去离家几十公里以外的四道沟公社支农,姐姐在部队手术室当器械护士,所以父亲为当地老乡做手术时,姐姐就成了他的传递器械护士,父女俩配合默契完成了一台又一台手术。姐姐返部队走后,家里冷清了许多,弟弟整天追着我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我有点不满意弟弟的问话,说:“大姐归队了还有二姐呢。”
弟弟比我小两岁,是我童年时期最亲密的玩伴。呜噜和小白兔,就是我和弟弟一起经历的。
呜噜是条普通的土狗,可它在我们姐弟心里,一点都不普通。它不但通人性,眼睛上各有一撮白毛,屁股上还有个卷起来像漂亮的菊花一样的尾巴,每天早上目送我们上学,放学了会摇着那朵黑白相间的菊花,屁颠屁颠地在离家不远处迎着我们,眼睛里全是欢喜。每天弟弟除了和小伙伴玩外最爱和呜噜玩,一人一狗在家属院里疯跑,摔倒了也不哭,爬起来接着跑。
没过多久,养狗的人家渐渐多了,终是影响部队生活。于是团部下命令:为了防止狂犬病,家属院所有狗一律处理掉。呜噜被带走时,我和弟弟上学在校。回家不见迎客,我们哭喊着,却没能把呜噜哭喊回来。好长一段时间,弟弟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门口张望,盼着呜噜像往常一样,摇着尾巴跑来跑去,在身边又跳又蹦。
呜噜走后我发了一次烧,住进了团卫生队。我病房隔壁住着一个19岁的小战士,施工时被洞里落下的石头砸中腿,骨折了。手术是我爸爸做的,很成功,爸爸告诉他不会留后遗症。我住院时,他已经可以不用搀扶独自行走。他长得很精神,一双大眼睛,长睫毛忽闪忽闪的,鼻梁挺拔,笑起来特别阳光。他手脚勤快,开饭时帮着炊事班给病友打饭,有时候还帮护士打开水,医生护士都喜欢他。
当然,我也喜欢他。不过更让我喜欢的是他养的一对小白兔。那对小白兔一公一母,雪白雪白的毛,红红的眼睛。阳光照在它们耳朵上,毛细血管清晰可见,带着朦胧的透明。看着它们吃草,三瓣嘴不停地蠕动,眼睛却不在乎地瞪着我,哎呀,太可爱了!
小战士每天在卫生队周边采草喂它们,我也跟着他去。一周后他出院归队,兑现承诺把装着两只小白兔的笼子送给了我,我高兴得连蹦带跳,一个劲儿说“谢谢叔叔”。两天后我也出院,抱着我那对可爱的小白兔。因为病了一场,父母心疼我,没有反对我养它们。兔子最爱吃曲母菜,还不生病,爸爸说曲母菜有淡淡的苦,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吃了对身体也很有好处。
多年后,我总是想起那些温暖:呜噜教会了我们告别,小白兔教会了我们治愈和友爱,而母亲用几件旧衣教会了我们善良和雪中送炭。童年的悲喜与温暖,就这样在一条狗、一对兔子和一位母亲身上,完成了最朴素的教育,也奠定了我对事物善与恶,坏与好最基本的认知。
山上的碑,山下的魂
庙宫的小孤山不高,山顶却立着一块老碑——木兰碑。小时候我们只当它是块大石头,调皮的还爬上去骑着玩,不知道“木兰”二字里,藏着皇帝狩猎、大军出塞的猎猎风云。碑身上的字被风蚀得斑驳,可它一直立在那儿,像在替这座山记着些什么。
部队修沙通线,环境十分艰苦,特别是打隧道,里面的落石、塌方、哑炮,哪一样都不是闹着玩的,生命时刻遭遇危险。我知道的陈锡泉烈士,就是在一次隧道塌方中不幸牺牲,青春永远定格在了22岁。当时陵园还没有建,部队把他安葬在木兰碑下,一抔黄土,没有墓牌,春天长荒草,秋天落枯叶,冬天覆白雪。
那时我还不全懂得“烈士”两个字有多重,只记得大人们走过那座坟,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后来陈锡泉被迁移到了小孤山烈士陵园,和牺牲的战友们一起,安静地长眠于青松翠柏之中。
几十年后,陈锡泉白发苍苍、已近耄耋之年的父母,通过八师36团铁二代等帮助从千里之外赶来,看望他们日思夜想的儿子。老母亲双手颤颤巍巍摸着碑,像抚摸参军前的儿子:“仔啊,阿爸阿妈老了,走不动了,以后再也不能来见你了,你可千万别埋怨我们啊!”老人走前从儿子墓前捧了一把土,她觉得这样儿子的灵魂就随她回到了家乡,陪伴在了她的身边。
这些花一样年龄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长眠在了小孤山。慢慢长大后,我终于懂得,我们童年里那声军号、那缕炊烟、那些在伊逊河边追着跑的黄昏,都是有人用命换来的安稳……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波波及了庙宫,我被妈妈从梦里拽起来,顾不上穿鞋光着脚往外跑,脚趾在门槛上撞破都不觉得疼。天是黑的,山是晃的,家属院孩子的哭声和大人的喊声在庙宫上空回荡。天一亮,团领导立刻组织人员搭帐篷,部队官兵和家属全部住进帐篷,并要求任何人一律不许回屋睡觉。父亲从地震第二天开始就没再回过帐篷睡觉,他是外科医生,第一反应就是随时待命和战友一起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
果然很快,父亲随八师组建的医疗队去了唐山。父亲给妈妈打了一声招呼就出发了。那是漫长的一个月,妈妈天天担心着爸爸的安危,嘴上不说,却几乎是夜夜睡不着。唐山那边,房倒屋塌,伤员铺满操场和机场,手术在漏雨的帐篷里做,手电当无影灯,清创、截肢、缝合……父亲手中的柳叶刀,拉回了一条条生命,他和战友们,是那片废墟上的最后一口气。
父亲回来时瘦了一圈,眼窝深陷,满脸疲惫,他不肯细讲唐山,只和母亲说:“太惨烈了!能救一个是一个。”我在旁边似懂非懂地听着,不敢接话。
地震过后,家属院的生活恢复了原样。木兰碑依然静静地矗立在小孤山上,陈锡泉和他的烈士战友们静静地守着庙宫。从那以后我常想——童年不是因为没苦才甜,而是因为有人把苦接走了,才显得庙宫的春天特别软、伊逊河的水特别清、母亲递过来的热馒头特别甜。
“野兔”和“家猫”
庙宫学校的同学,由两部分组成,村里的孩子和家属院的孩子。家属院的孩子,父亲们穿着军装,母亲们操持家务,我们住在庙宫周围,抬头是山,低头是河,日子过得热闹。
孩子王李军,因皮肤黝黑,小名叫小黑,是卫生队队长的儿子。他胆子大,带着我们疯跑,掏鸟窝、摘野果、下河摸鱼等。有一回我们几个小的在河边玩水,脚下一滑差点被冲走,小黑一个猛子扎过去,硬是把人拽了上来。他喘着气骂我们:“叫你们别往深里走!”可骂完了,又把我们一个一个牵回岸边。小黑初中毕业没上高中就穿上了军装戍边守疆,把铁道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精神牢记于心中,把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深深地烙印在边境巡逻的每一步中。
晓梅和晓春是邻居家的姐妹,湖南人,初来庙宫她们家说话带着浓郁的湘音,吃饭顿顿离不开辣椒。我第一次尝到辣味,就是在她们家。那盘小炒肉辣得我直吸溜,辣中带着肉香直接刺激着我的舌尖,越吃越香,从此经常去他家蹭饭。姐妹俩性格爽朗,笑起来像山花一样灿烂。我们常在一起跳皮筋、采野花,她们的湘音和我们的北方话混在一起,成了家属院里别样的声响。后来她们学会了部队子女淬炼提纯了的北京、河北、东北话后,又糅合在一起的普通话,那是独有的铁道兵“语种”,纯正、好听,走到哪一听,就知道是大院里出来的孩子,瞬间有了亲近感。
村里的孩子,是在隔着一条河那边的东沟村土生土长的。我们管他们叫“野兔”,他们管我们叫“家猫”。“家猫”和“野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学校里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放学后、周末、寒暑假期又是各玩各的。
正是这群“野兔”,后来给了我最多的感动。
王锡坡是与庙宫一河之隔的东沟村的同学,而我小时候像个假小子一样爬树上房,所以被同学们起哄比赛摔跤。我们在庙宫小学校门口的煤堆上扭成一团,像两只不服输的小兽,谁也不让谁。我的心思是想把他扳倒在地,估计他心里想着绝不能输给一个女生。“家猫”为我加油,“野兔”为他助威,眼看着我就要落下风,不知谁喊了一声“老师来了”,我俩同时停止动作结束战斗,战绩1:1,平局。这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王锡坡长大后也入伍去了部队,在部队入了党。再见面时,他给我看他穿军装的照片,和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眼神里没了小时候的野性,多了军人的坚毅。说起这段往事,我们都哈哈大笑。
王富也是东沟村的,上课坐不住,下课满山跑,老师拿他没办法。可就是这样一个“皮猴子”,后来在村里也入了党。桑耀武,小时候文文静静的一个男孩,后来也走上了从军的道路。王锡坡、王富、桑耀武三个人,在党旗下拍了张合影。照片上三个人胸前别着党员徽章,笑得格外灿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这还是当年那几个在伊逊河边摸鱼、在山坡上打架的野小子吗?
小时候隔着一条河互相扔石头的“家猫”和“野兔”,长大了却殊途同归——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常常想,庙宫到底给了我们什么?那地方偏僻,贫穷,冬天冷得滴水成冰。可在庙宫待过的36团的孩子,再也忘不了庙宫,骨子里都有一股劲儿,那是在冰河里练出来的韧劲,是在山坡上跑出来的冲劲,是在军号声中养出来的纪律。
因此,庙宫的孩子,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扎下根来。庙宫的孩子,永远都是庙宫的孩子。
永远的庙宫
1979年,沙通铁路通车了。我们全家随部队离开了庙宫。离开那天,我回头看了一眼庙宫的红墙灰瓦,静静守候它的古松,缠绵却不知疲倦永远向前的伊逊河。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这段岁月会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2011年,我和发小们重返庙宫。专程到烈士陵园为修京通铁路献出年轻生命的烈士扫墓,我们不认识他们,可是在我们铁二代心中,他们永远是我们熟悉、可爱的叔叔们。采束野花放在碑前,让鲜花弥漫的清香伴着这些长眠的战士;敬一杯酒让他们感受一群素不相识的二代的缅怀和敬意!
庙宫也变了样,东沟村整体搬迁到庙宫,有了庙宫村,原来的所有营房家属院建筑荡然无存,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红瓦灰墙的新房一排排立着。庙宫也得到了民间人士的出资修复,供善男信女们敬拜,供游客观赏游玩。焕然一新的庙宫,在群山环抱和几十颗参天青松的映衬中更加静谧肃穆。只有那座小孤山,那块木兰碑,那条伊逊河,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2019年,我带着家眷再次回到庙宫。孩子们在河边嬉戏,一如当年的我们。我站在岸边,忽然想起父亲的话:“庙宫虽小,但它是我们铁道兵战斗过的地方。”
如今廉颇老已,我鬓角的青丝也慢慢被岁月染成了银丝。可庙宫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四面山环、三面水绕的庙宫。那里有杏花春雨,有冰河冬雪,有呜噜摇着尾巴奔向我们的身影,有小白兔毛茸茸的温暖,有妈妈们灶膛里的火光,有父亲手术台上不灭的灯光。
庙宫教会我的,远不止童年那些事。它让我懂得,人这一生,可以走很远的路,看很多的风景,但心里总有一个地方,是你永远的来处。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刻着你最初的模样。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像伊逊河的流水,一去不回。可它们沉淀在心底,成了我最坚实的底色。每当我在人生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迷茫,我就会想起庙宫——想起那些在冰河里练出来的韧劲,在山坡上跑出来的冲劲,在军号声中养出来的自律。
庙宫很小,小到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庙宫很大,大到一个孩子用一生都走不出它的怀抱。
庙宫永在,永远在我们这些铁道兵孩子的心里鲜活着。

作者孙雅丽,铁八师医院医务处主任孙宝权之女。原就职于天津市海河医院,副主任医师,本科学历,从事全科超声诊断工作36年,在专业及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及综述10余篇,参与天津市局级课题研究两项,发明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三项,于2022年4月退休。2021年加入铁道兵战友网,文学创作中心散文部志愿者,作品散见于媒体。
责编:槛外人 2026-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