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访谈：
当代世界优秀华文作家暨《华文月刊》杂志封面作家访谈
受访人：伏萍
星空下的脊梁
——作家伏萍访谈录
文/王祖友
摘要：本次访谈以“星空下的脊梁”为主题，对话航天题材创作者伏萍。她受航天父辈影响，怀揣花木兰式的家国情怀，为航天固体火箭奠基人杨南生立传。伏萍辗转多地，采访百位老航天人，克服病痛完成《杨南生传》，创作中兼顾史实性与文学性，该书斩获多项大奖；其诗集《星空·脊梁》讴歌航天人，荣获国际诗歌艺术节奖项。伏萍回顾四十余年文学生涯，曾提前退休专注创作，阐释文学与政治血肉相连的观点，认为航天创作离不开时代与家国叙事。她深知英雄对民族的意义，为给青少年树立榜样，持续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杨南生事迹，传承航天精神，呼唤向上向善的民族力量。
一
王祖友：
伏萍女士您好！您随航天父母辗转南北的童年，以及后来女承父志投身航天的独特经历，是否为您注入了如花木兰般赤诚的家国情怀，从而孕育出《星空·脊梁》这样礼赞航天英雄的诗篇？我们的访谈，是否可冠以“星空下的脊梁”之名？
伏 萍：
王老师您好！感谢您的访谈。您提到的“花木兰情怀”，正是澳门大学荒林教授为我的作品精准点亮的灵魂之灯。这份源自血脉的赤诚，的确与父辈的航天基因紧密相连。
我们的父辈，曾是戎装在身的航天战士，后集体转业，但“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信念早已融入骨髓，“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是嵌入生命的星火。荒林教授正是从这星火中，读出了那份代代相传的花木兰式的担当。
我的笔触，始终在书写“星空下的脊梁”——那些默默守护、为国人挺起中国脊梁的航天英雄。传记文学《杨南生传》，便是为国际宇航院院士、航天四院固体火箭事业奠基人杨南生副院长立传。杨南生院士从英国留学归来，是新中国多个“第一”的缔造者：他参与研制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主持建立第一个火箭发射场，指挥发射第一枚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更亲自主持研制出第一枚固体复合推进剂火箭，助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让《东方红》的旋律响彻寰宇！他是中国航天固体火箭技术的奠基人，是首批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被钱学森誉为“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是四院科研人员心中“永远的导师”。他称得上是“星空下的脊梁”。
二
王祖友：
当被问及一生何为最幸福，杨南生院士的回答朴素而震撼：“最幸福的，是天上那颗会唱《东方红》的、会转的星星上有我亲手摸过的东西啊！”这是多么实在而浪漫的回答。这心中永恒的礼赞，也是您工作、写作的动力源泉吧？甚至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您的人品、文风？
伏 萍：
您的问题让我心潮澎湃。杨院士那句话，正是我创作《杨南生传》的灯塔。这份对祖国航天事业的赤诚与浪漫，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笔下永恒的礼赞。
为书写这位“星空下的脊梁”，我日夜兼程，先后奔赴北京、上海、内蒙、深圳等地，采访了100多位与杨南生同呼吸共命运的老航天人。我的笔触不希望仅仅停留在对他科学成就的记录上，更希望抓住许多生活与工作的细节，道出他科学家背后的人格魅力与人性光辉，让人物站在科学和人性的高度，给人思考、启迪和感动。
采访越深，感动越多。他们说：“小伏啊，我们想早日看到这本书啊！”望着一群白发苍苍、身体已不再挺拔的航天老前辈，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严平老师说，你是在做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抢救式挖掘工作啊！时不我待！这些接受采访的航天人，他们本身就是航天的栋梁，是他们用生命和赤诚托举起了共和国的飞天梦想。可他们在我的书中却只能是一群无名英雄，当他们把“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创业故事讲给我听时，我的心被深深触动——我仿佛听到了灵魂深处的呐喊：记住，伏萍！你的时间不是你自己的，你的生命也不是你自己的！你是航天群体中的一员！
当然，一开始我是推辞过这项工作的，因为有太多顾虑。但当张康助书记坚定地对我说：“相信你一定能写好！”这一刻，面对信任和鼓励，我没有退路，要写，就必须写好！随着创作深入，我才逐渐发现，杨南生院士及那一代航天人，真的重塑了我的灵魂。我从杨南生事迹中看到了“两座山峰”——科学高峰与人性高峰的境界，让我学会在浮躁中坚守纯粹。每天伏案十余小时还嫌时间不够，累到牙龈发炎拖成颌骨囊肿做了手术；又因长期劳累患上带状疱疹，却一边吃药一边坚持写作；完稿等待审核时，又因胆囊炎胆总管结石紧急住院手术……但这一切都没有让我退缩，只因心中燃烧着传递航天精神的火焰。
当《杨南生传》出版发行，并荣获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第五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时，我深知：这荣耀属于所有隐姓埋名的航天奠基者，属于那片他们深爱并为之奋斗的土地。
三
王祖友：
听了您的讲述，我才深刻体会到，您的传记文学之所以如此震撼，正是因为您自己也经历了一场“踏遍坎坷、突破天堑”的征程。在采访那些可敬的老航天人时，还有哪些经历让您至今难以忘怀？
伏 萍：
王老师，您说得太好了。这份传记文学的成功，与其说是我个人的笔耕不辍，不如说是一代航天人用生命和记忆为这本书铺就的天路。每一页稿纸，都浸透着他们的热忱与嘱托，更带着航天四院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鼎力助推。
在内蒙古，年届九旬的刘世琨副院长，至今仍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我们的采访，他早早地等候在宾馆楼下，晨光中，他手拄拐杖的身影有些单薄，却又无比坚定。他不仅仅是提供素材，更像是在守护一段珍贵的记忆，生怕遗漏任何一个闪光的细节。让我心痛的是，他没能等到《杨南生传》出版的那一天。
在北京，年过七旬的陈庄老师，则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总指挥”。他每天热情地召集与杨南生共事过的老专家、老领导。为了抢时间，中午一群白发老人就围着会议桌，一份简单的盒饭，放弃午休继续交谈。我快速记录着，手写到僵硬麻木，心却被那些滚烫的故事彻底融化。
在上海，八十多岁的戚南强前辈，不顾年迈车马劳顿，一趟趟带着我们奔波数十甚至上百公里，从八院到江湾，到老港镇，再到安徽广德探空火箭发射场……车轮滚滚，仿佛载着我们穿越时空，重走杨南生当年的奋斗路。
在西安，廉茂林先生、李德然书记、邢球痕院长不但为我讲述，还将自己的书籍和资料提供给我。
最让我灵魂受到洗礼的，是采访王希季院士、戚发轫院士的经历。他们是“两弹一星”的元勋，是共和国的航天巨星，却对自己的丰功伟绩轻描淡写。可一谈起杨南生，谈起那些并肩作战的岁月，他们的眼中立刻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们为我还原了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前，向周恩来总理立下军令状时那种“为国一搏”的悲壮与豪情，分享了杨南生在理论与工程应用上的远见卓识，还有那一只烤鸭、足球场上并肩拼搏的小故事……所有的细节，丰满了全书的精彩。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在写一个人，我是在抢救一段历史，是在为一个伟大的群体画像。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亲手将这本书交到他们手中。
四
王祖友：
您的讲述让我动容。那么，在创作《杨南生传》时，您是如何平衡传记文学中的史实性与文学性？
伏 萍：
传记文学必须建立在真实与史实的基础上，《杨南生传》自然也遵循这一规律。然而，由于他所从事的航天领域属于高度涉密，许多核心史实无法完全呈现；即便呈现，过于专业的术语也会牺牲作品的可读性。因涉密原因，不得不删去近10万字的史料故事。
创作中我尝试扬长避短：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充分运用诗歌、散文的笔触，着力于细节的挖掘与描写。这样，既规避了专业领域的枯燥，又让这位航天专家的人生传记焕发出了文学的光彩。
书中我特意刻画了几个典型细节：
“一管唇膏”。杨南生对每一个人都充满感激，哪怕是小护工为他忙碌，他也会真诚道谢。住院期间，护工感动于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心甘情愿跑回家取来自己未用过的一管唇膏，“交给嘴唇干裂的、可爱的爷爷使用”。这一细节折射出主人公平等待人、温暖谦和的人格魅力。
“一墙之隔的观察窗”。为了中国的火箭事业，杨南生常将生死置之度外。每次试车，为了精准掌握燃烧状况，他不顾危险，坚持站在离试车台仅一墙之隔的观察窗前。一旦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正是这种忘我的投入，换来了历史的辉煌时刻。
“挖药挽救发动机”。一次，发动机装药出现脱粘。若报废，不仅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更无法按期完成国家任务。杨南生果断决策：挖药挽救。在火炸药上动刀，无异于虎口拔牙，稍有不慎便会灰飞烟灭。关键时刻，杨南生说：“我先来。”他谢绝劝阻，蜷缩身体钻进发动机，挖出第一片药条做示范。在场人员无不落泪，随即成立“敢死队”轮换作业，最终挽救了发动机，确保了火箭的顺利升空。这一细节，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在生死关头冲锋在前的大家风范。
“给别人干活没意思”。习惯清贫的杨南生从不介意生活艰辛，唯独一次“在意”了。一位旅居国外的老友提出看望，杨南生深知自家住房条件甚至不如当年留学时的宿舍，不愿让朋友看到新中国航天人生活的窘迫，便婉拒道：“还是我来看你吧！”妻子玩笑道：“当初不回国，就不尴尬了。”杨南生却乐呵呵地说：“给别人干活没意思，给自己的家人（国家）干活，我心里才高兴！”一语道破了以国为重的赤子情怀。
“分子分母说”。杨南生教育子女独辟蹊径。当发现孩子因成绩优异滋生骄傲情绪时，他用伯恩斯的“分子分母”故事引导：个人评价是分母，自我评价越高，分值反而越低。这一细节体现了他严于律己、虚怀若谷的精神高度。
“两弹一星元勋没有他”。那一年，电视直播“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奖大会，名单里没有杨南生。家中电话被打爆，战友纷纷为他鸣不平。他却平静地说：“没关系的。想想天上飞的有我亲手摸过的，再想想我们干的东西让国力强大，足够啦。其它的，随它去！”这一细节，凸显了杨南生只求奉献、不慕名利的高尚境界。
其妻、新华社记者张严平读罢此书动情道：“它让我更深切地了解了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发展的艰苦卓绝、光辉灿烂的历史。我为是这支队伍的家属而自豪！为在生命中遇到杨先生而感恩！会永远记住——‘只问自由，只问盛放，只问深情，只问初心，只问敢勇，无问西东。’”
五
王祖友：
感谢您如此细致地分享这些珍贵细节。最后，请谈谈您的诗集《星空·脊梁》吧。
伏 萍：
我用诗意的语言，将航天人的形象，包括杨南生院士在内，写入我的诗集《星空·脊梁》，用不同的体裁去讴歌和承载他们的无私奉献与家国精神。书名本身，便如荒林教授所点明的——“一种顶天立地的自觉，一种花木兰情怀的赤忱表白”。她读懂了我的诗，读懂了航天人的热血奉献。她说我的这部诗集：从《爱上红船》的启航到《优雅》的归宿，呈现了关心政治、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挺立脊梁的时空对话。这部诗集，最终荣获2025年度阿联酋迪拜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艺术节“最佳诗集奖”。
星空浩瀚，脊梁挺立。这便是我笔下的世界，亦是我心中永恒的礼赞。
六
王祖友：
您的创作所涉及的题材和领域比较特别，会不会因此影响甚至限制您的创作自由？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的？
伏 萍：
这两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是直抵灵魂，真的值得我去思考、反思和总结，仿佛让我为四十余年的文字生涯做一次深情的回眸。
种子的潜伏期：从“意外”到“地下党”。回望来路，文学于我，最初并非宏愿，而是一场场美丽的“意外”。
初中时，语文老师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里读了，老师的肯定为我埋下了自信的种子；高中时，老师也将我的作文在班上读了，还推荐我参加了学校的作文竞赛并获奖，让我第一次触摸到文字的温度；大学时，老师带学生去解放路饺子馆体验生活，回来写一篇关于饺子的同题作文。结果老师又在班上朗读了我的作文！我写了一首小诗，交给班上的学习委员。没想到他竟在稿纸上连批三个“好！好！好！”又建议我给报社投稿，居然在省级刊物《延河》上发表。即就这样，我也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毕竟感觉那个梦离我太遥远，不现实。
毕业后，回到秦岭深处的航天单位，从事宣传工作。稿件还写，但大多是工作总结、人物通讯、科研生产报道、经验交流材料等，文学作品？只是悄悄为之，偶有作品发表，作家协会还将诗歌推送到了日本刊发。航天领域，由于保密规定与特殊的体制环境，我很少与社会联系，稿件从邮箱投出，发表了又独自一人欣赏。曾有外国友人因诗寻人，想要见我，却被保密这道无形的墙隔绝；曾有某杂志社和报社想要调我，不是我老公嫌两地分居，就是单位领导“卡住”不放。若干年后这位领导才告诉我：“他们要你，我们没放。我告诉他们，我们院也需要大作家呀！”这句迟来的解释，让我明白，我的笔，注定要为这片深山、为这群默默无闻的航天人而挥洒。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我在行政事务中穿梭，却始终未能割舍心底那抹文学的微光。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言，环境决定精神风貌。秦岭的封闭与航天人的坚韧，构成了我独特的创作“环境”。
那是一段“潜伏”的时光。白天，我是严谨的机关干部；深夜，忙完需要加班的事务，我才开始记录心灵的“电波”。一次，孩子爬起来看我在电脑上敲打，她稚气的小脸既严肃又认真：“妈妈，你是地下党？”我被整得莫名其妙，她却神秘地压低声音：“你天天都趁我和爸爸睡着了发电报！”女儿稚嫩的话语，成了我隐秘而执着的文学生涯最生动的注解。我没有时间构建长篇巨制，便用诗歌裁剪下深夜里的灵感火花。那些碎片，是我作为一名写作者坚守的字据，是文学本能的呼吸。
破土的抉择：时间与代价
我五十三岁退居二线那年，历史的重担落在了我的肩头——先是参与航天四院院史编撰，后又撰写《杨南生传》。为了这部书，我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背后，是无数个被占用的日日夜夜。
站在五十五岁的人生路口，我做出了一个旁人眼中的“傻事”——提前退休。那时，政策刚刚允许“女高职、女中干”可以干到六十岁。提前退休，就意味着工资与工龄的巨大损失。有人替我算了一笔账，说这是放弃了近百万的收益。但我心中有杆秤：钱，谁不喜欢？但创作的激情与精力不可再生。我害怕等到六十岁退休之时，那颗文学的心会不听使唤，那支写作的笔也可能干枯。
然而，退休不到两个月，杨南生入选国家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人库”，这项工程再次将我召回。这一干，竟是四五个寒暑春秋！这的确在客观上限制了我个人文学创作的自由，虽然有些遗憾，但我很快便调整心态，对自己讲，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中，我不仅是在寻找和记录历史，更是在积淀生命的厚度。
正如丹纳所言，艺术的三大元素是种族、时代与环境。航天领域的特殊环境，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英雄群像，正是时代赋予我最宝贵的馈赠。我也许错过了成为“名利双收”的编辑或自由作家的路径，但既然选择了航天，便是选择了一块更坚硬、更厚重的土壤。
您问我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我认为文学与政治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
关于文学与政治，我也曾有过年轻的偏见。大学时，我迷恋雪莱、拜伦的浪漫与哲思，曾误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过于直白、过于“政治”，缺乏“纯文学”的高贵。
但随着年岁渐长，阅历渐深，当我重读历史，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文学与政治，从未分割。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已断言：“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只要人生活在群体之中，便有了善恶、公正与不公正的评判，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许多人将政治狭隘地理解为权谋与利益，殊不知，政治是历史行走的足迹。
放眼中外经典，《悲惨世界》有政治；《战争与和平》有政治；《平凡的世界》有政治……这些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是在政治与社会的漩涡中，提炼出人性的光辉。
我的创作，尤其是航天题材的创作，注定无法脱离政治。那些在秦岭深处用热血挺起中国脊梁的科学家，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部壮丽的政治史诗。如果我仅仅是沉溺于个人的风花雪月，又怎能承载起这份沉甸甸的厚重？
我不去想是否能成为名垂青史的“大作家”。“时间这只无形的大手在无数的出版物中做着选择，把表现肤浅特征的作品，连同那些肤浅的特征一同淘汰。”
父母赐名“伏萍”，许是冥冥注定，谐音浮萍。浮萍虽小，看似漂泊，却始终随水而动，向阳而生。我愿做那一株浮萍，在时代的浪潮中，用生命书写我心。
我信命，这命不是宿命的无奈，而是对生命轨迹的接纳与敬畏。成与不成，交给时间；更允许自己成为高山、大海中的一粒砂。这就是我，一个在文学与政治、梦想与现实之间，坚定行走的记录者。
七
王祖友：
《杨南生传》一书出版后，您为何依然不遗余力地一直致力于宣传杨南生？
伏 萍：
您问得很好。因为通过写这本书让我知道，英雄，对于一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
曾几何时，社会风气一度令人忧心。金钱至上的喧嚣一度盖过了英雄主义的赞歌，甚至出现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怪谈。看着青少年在追逐名星路上的狂热与迷失，一位航天老专家痛心疾首地说：“世风日下，没有英雄的民族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这句话如重锤击心。
英雄意味着什么？记得在北京航天一院参观时，我伫立在杨利伟的塑像前——那个从太空归来、永远定格在国人记忆中的形象，让人肃然起敬。他不仅跨越了太空，更跨越了青年一代心中的迷茫。正是因为杨利伟这面旗帜，航天事业后继乏人的现状才得以改善，无数精英才重新选择了航天。看着国人对科学的崇尚与回归，我倍感欣慰，这是一种精神的归位，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大力宣传杨南生的决心，“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杨利伟是英雄，杨南生也是英雄。他们是沉默的民族英雄，值得我为之呼，为之鼓。
梁启超曾言：“少年强则国强。”为了这希望与未来，我必须行动起来。所以，《杨南生传》的出版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带着杨南生故事，走进校园，走进企业，让更多的青少年知道航天科学专家杨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