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夏，暨南学校（历经“暨南学堂”“国立暨南学校”“国立暨南商科大学”等更名）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真如正式揭幕。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首批设立的学系之一，应运而生。首任系主任夏丏尊在讲台上执笔开篇时，大约不会想到，他开启的不仅是一个学系的篇章，更是一所大学以人文学科守望国家命运、接续文化薪火的百年征程。从真如到孤岛，从建阳到复员回沪，从羊城重建到石牌重光，暨南中文系历经战火与建制之双重颠沛而弦歌不辍，在每一个时代都以其深厚的学养与敏锐的关怀，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暨南大学走过两个甲子的风雨征途，中文系也临近百年系庆之际，回望这段人文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学术的薪火相传，更是一个学系与学科如何在时代的激流中不断回应国家与民族的深层诉求，如何在数智浪潮中探寻人文学术的新可能。这既是百年文脉的绵延，也是一曲永不落幕的学术咏叹。
一
将目光投向真如时期的暨南校园。在那条简朴的走廊上，夏丏尊执掌教席，陈钟凡、刘大杰、龙沐勋、方光焘等先后来此执教，而郑振铎、陈望道、沈从文、钱钟书、李健吾、王统照、张天翼、许杰、吴文祺等亦在文学院的讲坛与侨教网络中往来穿梭——他们共同构成了中文系初创年代最耀眼的星群。这些学人以此身为度，为初生的中文系奠定了厚重的人文根基，让课堂不只是一方天地，更成为中华文脉得以延续的精神高地。
▲上海真如时期国立暨南大学校门
历史不会永远给予安宁。1941年12月8日清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孤岛”上海的最后一片净土亦将沦陷。那一天，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走进教室，窗外日军军车的轰鸣声隐约可闻。这位五四以来的文学巨匠沉毅地翻开教材，为他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当警报声逼近，他合上书本，用坚决的口气宣布：“现在下课！”那一刻，所有的沉默与泪光，都被铸入了百年校史最悲壮也最动人的记忆。这堂课没有讲完的文学篇章，却在无数学生心中种下了永不屈服的家国情怀。此后，暨南大学被迫内迁福建建阳，中文系的师生们在更艰难的处境中继续坚守，直到抗战胜利后复员回沪，文脉从未中断。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入“孤岛”，暨大上了著名的“最后一课”
这段历史为暨南中文系注入了最深沉的精神底色。“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旨，不只是一句口号，它化作了每代人文学者的使命担当。在国家存亡之际，中文系守护的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中华文化的根脉。
二
1958年9月，暨南大学在广州石牌重建，中文系随之复立，由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萧殷出任系主任，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萧殷是新中国文艺批评与编辑工作的重要组织者，曾在《文艺报》创刊阶段与丁玲、陈企霞同任主编，又以培养青年写作人才著称。来系不久的青年教师饶芃子被安排担任萧殷助手，随其进修文艺理论，由此被纳入最直接的学脉传承；日后她为暨大文艺学学科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打下了关键根基。萧殷朴素低调，却给身边师生留下人格与学识的双重烙印；他和同代学人一道，为中文系后来的学科建设埋下伏笔：1981年，饶芃子继承并拓展了萧殷开创的学科基业，主持申报并成功创立了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点，使暨大中文系进入国务院学位办首批硕士授权单位序列。
▲饶芃子
此后岁月里，著名散文家秦牧深度参与中文系建设，以散文大家的风范吸引作家群落进校园；1978年暨大复办，秦牧出任中文系主任，主持汉语言文学等专业方向与写作教学的重建工作，笔耕不辍、扶持文学新人（其门生中就包括日后在香港活跃的作家李远荣等），让人文学术的种子在南国校园再度破土而生，枝繁叶茂。
两位名家，一先一后，一以制度奠基与学科建制开路，一以文坛声望与写作教育弘道，共同铸就了暨南中文系在20世纪下半叶最坚实的学脉根基。
三
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后，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从武汉大学回到广州，出任复办后的首任文学院院长，为中文系开辟了汉语方言研究这一全新疆域。早年他曾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北京大学袁家骅教授主持的《汉语方言概要》编写，主笔粤方言与闽南方言章节——这部著作是中国现代方言学的开山之作。在詹伯慧引领下，暨南大学于1990年获批现代汉语（方言学）博士点，他本人也成为暨大首位博士生导师，亦是全国第一位汉语方言学博导。此后数十年，他组织全国老中青三代学者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被公认为“汉语方言学史上的一座丰碑”；1994年，他倡导成立全国首个综合性方言研究机构——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系统完成珠三角及粤东西北方言调查，奠定了岭南方言研究的绝对高地。在育人上，他培养的博士中包括我国首批5名汉语方言学博士中的4位，学界誉为“詹家军”。甘于恩、伍巍、邵宜、彭小川、陈晓锦、刘新中等骨干长期深耕暨南，使这里成为汉语方言学当之无愧的全国重镇。2020年，年近九旬的詹伯慧捐资50万元设立“暨南大学詹伯慧语言学奖”，以奖掖后学，将守护乡音的火种薪火相传。七十载如一日，他为“留住历史的声音”默默耕耘，留下了这个时代最厚重的学术遗产。
▲詹伯慧
几乎在同一时期，那位毕业于中山大学、历经历史波折的潮州女子饶芃子，于1978年重返暨南大学中文系。她的归来，为中文系推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1993年，饶芃子领衔创建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在国内首创“比较文艺学”方向，将中西诗学与跨学科视野引入研究腹地；同时，她敏锐地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比较文学框架，为该学科开辟了新天地。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挂靠暨南大学成立，饶芃子当选首任会长，标志着暨大正式确立该领域的全国中心地位。她的学术足迹，让中文系的视野越出国界，延展至五洲四海。学术之外，饶芃子更以春风化雨般的师恩，滋养了薪火相传的“饶家军”。从教六十余载，她门下走出博士、硕士近百人。余虹（已逝）、林岗、贾益民、王列耀、费勇、蒲若茜、李观鼎……他们各居南北，却共同标识着一个事实：正是这支以饶芃子为灵魂的“饶家军”，支撑起暨南大学在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坚实而持久的全国影响力。
四
进入二十一世纪，暨南大学中文系在百年积淀的基础上，开启了更为宏阔的建设征程。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系是在战火与动荡中守护文脉、在复校与重建中开疆拓土，那么新世纪以来的系科发展，则是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中，以更加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开放的学术胸襟，立足深厚的人文积淀守正创新，自觉肩负起中华文化传承传播的侨校使命，回应时代对人文学科的新期待。
在老一辈学者詹伯慧、饶芃子的长期奖掖下，蒋述卓、邓乔彬、邵敬敏等学科带头人长期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蒋述卓曾长期担任文学院院长及学校核心管理岗位，从宗教文艺学到文化诗学研究，他以跨学科视角打通文学、文化与批评实践的边界，产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成果。2002年，邓乔彬作为学科带头人从华东师大引入暨大，2003年领衔获批古代文学博士点，为学科奠下关键基石。其治学走“通儒”之路，词学、画学、文化诗学打通纵横，《中国绘画思想史》《唐宋词美学》皆为开创之作，十二卷文集近八百万言，以宏阔格局撑起暨大古代文学的中坚骨架。邵敬敏是汉语语法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他提出的“语义语法理论”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其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被全国数百所高校采用。如今，程国赋、贺仲明、王京州、刘新中、闫月珍等中年一代学者领衔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献学、语言学等等主干方向持续产出高水平成果：古代文学团队深耕文学史与文献研究；现当代文学团队聚焦乡土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当代文学阅读；文艺学团队以跨学科视野推进文化诗学与文艺批评；语言学团队在语法理论与方言研究上双线并进，方言方向尤其注重语音科技与传统田野调查的深度融合。青年一代学者也已崭露头角，在各自研究的前沿领域方向上不断取得突破。老中青三代学者各守其域、各擅胜场，又通过项目攻坚与团队协作形成合力。
新世纪以来，百年文脉的绵延，是以中文系学科整体格局的建构与拓新为重要标志。文艺学于2007年获批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作为广东省“攀峰”重点建设学科，稳居全国前列。在追求多学科协同并进、传统与前沿交相辉映的格局中，五大方向——文艺学的跨文化诗学探索、古代文学的文献深耕与理论创新、语言学的方言与语法学并驾齐驱、现当代文学的乡土情怀与海外华文文学拓展，以及比较文学的世界视野——共同撑起了中文系学科的学术大厦。同时，学科主动顺应数智时代，牵头组建岭南数字人文联盟，在人文学术数字化转型中前瞻布局。
▲作者：郑焕钊，暨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暨南中文学科在数代学人的接续耕耘中，形成了多方向并进、传统与创新相济的学术格局。文艺学实现从硕士点到国家重点学科的跨越，凝练出“比较文艺学”“文化诗学”两大原创性理论标识；方言学以薪火相传的团队品牌，在方言调查与数字化保护领域持续引领全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不断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古代文学和文献学在跨学科视野与文献深耕中葆有深厚底蕴；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由前辈奠基、几代学者接力拓进，以鲜明的研究个性将学科使命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比较文学以跨文化对话为初心，为中文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世界维度。贯穿这些方向的，是暨南中文学科始终不变的底色——“宏教泽而系侨情”。无论是抗战时期的“最后一课”，还是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系统推进；无论是方言学者守护乡音的七十年坚守，还是数字人文联盟对岭南文化传承的技术赋能，这份对中华文化根脉的守望与对海内外学子的牵挂，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