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是我的生日。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卷起来，打着旋儿落在窗台上，像一只枯瘦的手。我七十岁了，七十年前的今天，我呱呱坠地，而我娘，却像过了一次鬼门关，咽了几次气。
村里老人说，这叫“儿奔生，娘奔死”，我小时候不懂这话的分量，如今懂了，却已经没人能听我说。
我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一碗长寿面，是老伴儿做的，卧了两个荷包蛋，滴了几滴香油。热气袅袅地升起来，模糊了我的老花眼。我盯着那碗面看了很久，没动筷子。
几十年前的事了，可每到这一天，桩桩件件就像在眼前。
我娘叫李秀兰，个头不高，瘦，胳膊上全是筋疙瘩，手粗得像树皮。我爹死得早，我三岁上他就走了，痨病，咳了半年血。我上头还有两个姐姐，大姐比我大七岁，二姐比我大四岁。我爹一走，家里就剩我娘拉扯三个孩子。
那是一九六几年的光景。
我记得最清的是一九六二年春天。那年我六岁，村里食堂刚散伙没多久，家家户户缸底朝天。榆树皮剥光了，柳树芽捋秃了，地里的野菜还没冒头，人就饿得走不动道了。
我娘把队里分的最后一瓢苞谷面藏起来，每天抓一把，掺上野菜叶子，煮一锅绿糊糊。我们姐仨像三只小狼一样，一口气喝个锅底朝天，她只得刮那层粘在锅底的薄薄的锅巴糊糊。
有一回，我饿得半夜睡不着，爬起来翻柜子。柜子空了，连个面渣都没有。我蹲在灶台前哭，我娘听见了，披着破棉袄出来，把我搂在怀里，说：“福生不哭，娘给你变个戏法。”
她拿把铁勺，从灶膛灰里扒拉出那块苞谷面团子，掰了指甲盖大的一小块，搁勺里搁火上烤。苞谷面一遇热，鼓起来，黄澄澄的，香得我直咽唾沫。
我娘把勺子递给我：“吃吧，吃了就不饿了。”
我问她吃不吃，她说：“娘不饿，娘是大人，大人耐饿。”
我吃了那块烤苞谷面，睡了三天来最香的一觉。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家最后一点粮了。第二天，我娘去南洼挖芦根，腊月天，地冻得邦硬，她一铁锹一铁锹刨，十根手指头裂了口子，往外渗血珠子。
大姐放学回来，看见我娘蹲在灶前，拿盐水搓手——盐也快没了，一小撮盐兑一瓢水，搓得她龇牙咧嘴。
大姐说：“娘，我不念书了，回来挣工分。”
我娘抬手就是一巴掌，打在大姐后背上：“你敢！你娘这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你们仨，谁不念书我打折谁的腿！”
那一巴掌打得大姐直掉泪，我娘自己也掉了泪，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在旁边看着，不知道她们哭啥，只觉得芦根煮汤挺好喝，虽然涩，但能饱肚子。
还有一回，是六三年冬。我二姐病了，发高烧，说胡话。村里赤脚医生来看，说是肺炎，得去公社卫生院打青霉素。一支青霉素二毛钱，加上挂号费、路费，少说得两块。我们家哪有两块钱？队里年底分红，一个工分八分钱，我娘一年挣两千工分，扣了口粮款，到手不到二十块钱，早花光了。
我娘把鸡窝里那只老母鸡抱出来，揣在怀里往集上走。那鸡养了三年，是我家的“盐罐子”——下了蛋换盐换针线。我娘抱着鸡走了六里地到集市，那鸡好像知道要卖它，把脑袋往我娘胳肢窝里钻，咕咕叫个不停。我娘蹲在牲口市上等了半天，人家给一块钱，她嫌少，又等，等到晌午散集，最后九毛五卖了。
钱还不够。我娘又去供销社当营业员的表姨那里赊了两斤红糖，一包蛋糕。我娘拿着红糖蛋糕，连口水都没喝，走了十来里地到公社卫生院。二姐打了针，退了烧，我娘却趴床边睡着了，三天三夜没怎么合眼，一合眼就做梦，梦见二姐烧成了傻子。
后来二姐考上了县里的卫校，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吃公粮的女大夫。二姐上班头一个月，领了二十八块五，全给我娘买了吃的——两斤槽子糕、一罐麦乳精、一兜子国光苹果。我娘舍不得吃，苹果搁到皱皮，槽子糕搁到长毛，麦乳精开罐尝了一口，说太甜，齁嗓子，又拧上盖搁柜里。
二姐过年回家看见了，气得直跺脚：“娘！这是给你补身子的！”
我娘讪讪地笑：“吃啥不是吃，粮食最养人。”
再说我大姐。大姐学习好，初中考上了县一中，全公社就考上三个。可我娘拿不出七块钱的学杂费。大姐把录取通知书压在枕头底下，没吭声。
开学那天，别人家孩子背着书包走了，大姐扛着锄头下地。我娘在地头看见她，问：“你咋不去上学？”
大姐低着头刨地：“娘，我不想念了。”
我娘抡起锄头把子就打，打在大姐屁股上：“你再说一遍！”
大姐哇地哭了：“家里没钱，我不念了，我回来挣工分供弟弟妹妹！”
我娘蹲在地头，半天没起来。后来她去找了大队支书，支书又找了公社信用社，贷了十块钱。我娘说：“这钱我卖鸡蛋还，绝不拖欠。”
那三年，我们家没吃过一个鸡蛋，全拿去还贷了。大姐到底念完了初中，后来当了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转正后成了公办老师。
她头一回领工资，给我娘扯了件的确良衬衫。我娘穿上，在镜子跟前照了半天，说：“这料子滑溜，像绸子。”第二天就把衬衫脱了，叠得板板正正压箱底，说等过年再穿。那件衬衫，她一共穿了不到五回。
我娘没享过一天福。一九七九年腊月，她咳血，去县医院一查，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仨月。我们姐仨轮流伺候，她不让，说耽误工作。
腊月二十三，小年，她非得出院回家，说死也要死在自家炕上。回来那天晚上，她拉着我的手说：“福生，你明天过生日，娘给你擀碗面。”
我说：“娘，您躺着，我来擀。”
她摇摇头：“你擀的不筋道，娘擀的才好吃。”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娘就起来了。她扶着墙走到灶台前，舀面，和面，揉面，擀面。她喘得厉害，每揉一下就得停一停，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大姐要帮忙，她不让：“你们谁的都不中，福生就爱吃娘擀的。”
面擀好了，切得细细的，下锅煮。她给我盛了一大碗，卧了俩荷包蛋——那是大姐从供销社买回来的。她自己盛了小半碗，没鸡蛋，就浇了点酱油汤。她坐我对面，看我吃，脸上笑着，说：“俺福生长大了。”
那是一九七九年腊月二十四，我生日。
我吃完面，我娘让我扶她躺下。她躺下就没再起来。当天夜里，她走了。
大姐说，娘是硬撑到那天，就为给我擀最后一碗面。
我七十了，吃了七十年生日面。老伴儿擀的面也好吃，可总差那么一点味儿。差在哪儿呢？我想了几十年，明白了——差的是那双手。那双刨过芦根、搓过盐水、抱过老母鸡、揉过苞谷面团子的手。
我站起来，走到灶台前。老伴儿问：“干啥？面凉了。”
我说：“我给娘擀碗面。”
我舀了一瓢白面，磕了俩鸡蛋，兑水和面。揉面的时候，我学我娘的样子，用拳头搋，搋一下，转一下盆。面揉好了，我擀成大片，切成细条。水开了，下面，滚三滚，捞出来过凉水。我盛了一碗，搁上荷包蛋，端到堂屋条几上，摆在我娘照片跟前。
照片里我娘四十来岁，穿着那件的确良衬衫，抿着嘴笑，眼角皱纹一道一道的。
我鞠了三个躬，说：“娘，吃面。”
老伴儿在旁边抹眼泪。我坐回去，端起我那碗面，大口大口地吃。面汤烫嘴，烫得我眼泪下来了。
我一边吃一边想：娘，您那碗面，儿子欠您几十年了。往后啊，每年生日，我都给您擀一碗。
您别嫌晚。
窗外头，梧桐叶又落了一片。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照片前的面条冒热气，一缕一缕的，往房梁上飘。我好像闻见了一九六二年灶膛灰里那块烤苞谷面的香，还有那碗芦根汤的涩。
娘，面您趁热吃。
儿子给您磕头了。
作者简介：贺占武，男，汉族，笔名绿原，河南洛宁人，热爱文学，一个不起眼的文学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