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陶鸿飞，男，1964年1月出生于武义县桃溪镇陶村，1985年7月毕业于宁波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学校、企业、新闻单位工作，曾任武义县融媒体中心党委委员，主攻新闻及历史文化类作品写作。先后在大众文艺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九州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宣平溪畔》及《越女天下秀——两浙女性文学史话》、《宣平地方历史文化丛书》之《历史卷》《名胜特产卷》、《鸿爪集》、《延福寺志》、《活力桐琴》、《抗美援朝武义兵》、《陶村村志》等9部作品共计200余万字；并曾在中文核心期刊《文史知识》、《中国记者》、《传媒评论》等刊物刊发古典文学论文、新闻学论文8篇，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新闻奖80余个。
延福寺大殿何以躲过两次兵燹
陶鸿飞（浙江金华）
位于武义县桃溪镇陶村福平山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福寺，自后唐天成二年（927）建成以来，已经经历了千年风雨的洗礼。千余年来，虽然多灾多难，延福寺仍保持着江南美女的曲线之美、丰韵之美，在江南古建筑群里，她那鹤立鸡群的风度，依然令人神往。
现存的延福寺建筑结构分为山门、天王殿、放生池、大殿、观音堂、东西厢房几大部分。其中宋貌元构的延福寺大殿即大雄宝殿，位于延福寺中心位置，重建于元延佑四年（1317），已有700多岁高龄了，是中国古建筑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延福寺大殿是整个寺院的主体建筑，在江南发现的元代建筑中，它是建筑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元代木构件斗拱建筑。1934年11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亲赴延福寺实地考察九天。梁思成在后来所写的《营造法式注释》这一研究宋代建筑技术的专著中，就多处采用延福寺大殿建筑的一些构件为实例，记述延福寺的结构特色。“经审查测量研究之后，得悉延福寺大殿为元中叶泰定间物，结构尤存宋风，其月梁，棱柱，及柱櫍，皆合营造法式之制”（详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3期《本社纪事》）。现在人们基本认定，延福寺大殿为宋貌元构木构建筑。
从五代建寺至上世纪末，延福寺屡废屡兴。废废兴兴中，延福寺走完了千年历史，成为了今天的国宝。令人惊异的是，延福寺的山门、天王殿、观音堂、东西厢房等建筑，都曾经多次被毁，而唯独宋貌元构的延福寺大殿，自元延佑四年（1317）重建后，从未被毁。尤其是明代正统、景泰年间（
1436——1456）浙西南银矿工人大暴动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期间（1851——1864），延福寺其他建筑毁损严重，而延福寺大殿却在这两次兵燹中由于特殊原因幸存了下来，真的是天佑国宝。
明代正统、景泰年间（1436——1456），浙西南爆发了银矿工人大暴动——史称“宣寇之乱”。延福寺所在的宣平境域是起义军的根据地，起义军与明军在这里拉锯式战斗数年，延福寺经历了一次大劫难。明代天顺癸未年（1463）陶村人陶孟端撰写的《延福寺重修记》记载：“乡寇蓦发，僧俗出避；官兵往复，毁宇为薪，存者无几。”前来镇压暴动的官兵“毁宇为薪”，把延福寺内多数建筑包括山门、天王殿、观音堂、东西厢房等都拆成木料当柴火烧了。幸运的是，由于这次大暴动的领袖陶德义是陶村人，所以矿工暴动队伍对延福寺秋毫无犯。更加幸运的是，不知何故，明军“毁宇为薪”时，单单放过了延福寺大殿。但经此劫难，曾经雄踞福平山下的延福寺建筑群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大殿了。
明军“毁宇为薪”时为何单单放过了延福寺大殿？2003年，一封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来信，揭开了这段尘封数百年的秘密。原来，当时延福寺大殿供奉着明太祖朱元璋御赐延福寺之物“大沛三宝铜炉”，明军“毁宇为薪”时，遂不敢毁掉元代重建的延福寺大殿。
“大沛三宝铜炉”为何物？
元泰定二年（1325），全国大旱，元朝主管祭祀的大司农，通过祭告雨神而天降甘霖。元廷为此特制了一只祭雨神器“三宝铜炉”，以为纪念。“三宝铜炉”制成后，保存在元大都西南郊的大沛殿内，用以献祭雨神，遂名为“大沛三宝铜炉”。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率明军北伐攻入大都，“大沛三宝铜炉”被明军当成战利品从北京带到南京，后被朱元璋赐予延福院作为镇寺之宝。
朱元璋又为什么要将“大沛三宝铜炉”赐予延福寺呢？这也许与洪武后期的归并寺院有关。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1368——1398)，对佛教实行既整顿限制、又保护提倡的政策。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大体以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礼部提出设置僧司衙门方案为界，可以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明太祖对佛教多保护和提倡。后期，明太祖对佛教偏重于整顿和限制。
限定寺额，归并寺院，控制寺院数量，是洪武后期清理整饬佛教的重要手段之一，体现了明太祖佛教政策限制佛教的一面。早在洪武六年（1373），太祖即诏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以防“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朱元璋《游新庵记》，《全明文》卷12）这一限制终洪武之世始终未放松。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重申，“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明太祖实录》卷209，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由于此令严苛而难以实际执行。到了七月，太祖改令，僧人“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成寺，其原非寺额创立庵堂寺院，名色并行革去。”（《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并命僧录司遣“本部当差僧人善思等五名，赍榜前去各布政司清理僧人归并成寺，仰各处僧寺遵守。”（《游新庵记》）洪武二十七年再行强调:“凡僧之处于市者，其数照归并条例，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归并。”（《游新庵记》）
从后来的历史看，当时宣平境域只有普照寺、延福寺等少数寺庙是这次寺院归并的幸存者。延福寺能成为寺院归并的幸存者，原因也许有二：一是当时延福寺僧人在20人以上，符合归并周边其他小寺庙的条件；二是当时延福院寺僧人在20人以下，但当时延福寺在当地属于规模较大者，又属于在宋代就是朝廷赐名的名寺院（元代泰定甲子年（1324）刘演《重修延福院记》碑记载，南宋淳熙甲午（1174）或南宋绍熙甲寅年（1194）间，宋廷赐名寺庙为“延福”。朱元璋对宋代佛教政策很推崇，标榜在位期间亲自敕命颁行的佛教政策“全依宋制”），在归并周边诸如广济庵、甘露寺等其他小寺庙后，寺庙僧人数量达到了30人以上。总之，洪武年间归并寺院后，延福寺规模扩大，成了在明代“掌天下僧教事”的僧录司等各级僧司衙门备案，从而获得承认的合法存在的寺庙，延福寺的住持僧也由朝廷僧录司任免。延福寺在明代“掌天下僧教事”的僧录司备案后，很可能于此时获得了御赐镇寺之宝“大沛三宝铜炉”。由于“大沛三宝铜炉”是御赐之物，按常理推断，应该供奉在供奉着如来佛的延福寺大殿；而正因为延福寺大殿供奉着明太祖朱元璋御赐之物“大沛三宝铜炉”的缘故，明军“毁宇为薪”时不敢毁掉元代重建的延福寺大殿。
可惜的是，此次兵燹之后，“大沛三宝铜炉”这一延福寺镇寺之宝从此杳无音信了。“大沛三宝铜炉”先是被乱兵劫往浙北，500多年后的20世纪末才在台北现身。此铜炉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制作方式颇具特色，兼用焊接与铸模二法。其中圆筒形部分是将铜板制成筒状后再焊接而成的。底座部分则为模铸，且与圆筒部分同时模铸。圆筒部分与底座用两种不同的铜合金，均不生锈。当时台北的林先生购得此铜炉后如获至宝，但他也不太清楚它的真实来历，后经一老和尚指点并经多方查寻，才了解此铜炉曾在武义延福寺栖身。
2003年，林先生的朋友常先生曾经致信延福寺守护人员，希望有机会与铜炉现在的主人林先生一起到延福寺看看，并在信中介绍了“大沛三宝铜炉”。此事当时的武义电视台记者翁向民曾在武义电视台、金华电视台、《金华日报》作过报道。不过此后，便没有音讯了，“大沛三宝铜炉”这一延福寺的镇寺之宝在离寺500余年后终究没有回归古寺。
这是延福寺大殿第一次幸运地躲过兵燹之灾。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处焚烧寺庙、道观的太平军来到了延福寺。与400多年前一样，延福寺大殿又一次躲过兵火，神奇地留存了下来，这缘于寺庙邻近下库王村民一次福泽后代的“行贿”。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曾四次攻占宣平——咸丰八年（1858）三月，太平军石达开部由赣入浙，攻取浙南处州及所属之遂昌、松阳、缙云、云和、宣平等地。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宣平。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1861年5月3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由赣入浙。这期间太平军曾三次占领宣平。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十一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数万大军由遂昌攻打松阳，过天堂岭入宣平县城。十八日，退住永康。“九月二十日，花旗贼自武义进，城复陷。掳杀焚掠，城中庙宇、房屋烧毁十之六七。十月初一日仍退武义。”（民国版《宣平县志》卷七）十一月十三日，太平军又从丽水进攻宣平。太平军占领宣平后，分兵扎营县城和城北5里许的郑廻。一直到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六月二十二日，太平军才撤离宣平，向武义、金华、汤溪一带进发。
太平军占领宣平期间，宣平文庙、寺院等毁坏殆尽。据民国版《宣平县志》记载，从宣平第一任县令李叶手里建成，历代县令不断扩建，规模宏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宣平县文庙“咸丰十一年遭粤逆乱，毁，基址仅存。”被太平军毁掉的宣平有名文化建筑还有忠节祠、土地祠、东狱宫、城隍庙、宣慈乡主庙、晏公庙、夫人庙、胡公庙、禹王庙、岩山庙、三元寺、园明寺、冲真观、从容庵、永福堂、甘露堂、道院堂、广济堂等。
占领宣平的太平军大规模毁坏文化建筑，是由太平军的性质决定的。太平天国对各类异己分子的惩处极为严酷，镇压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基本视为“妖物”，一路焚书砸庙。延福寺虽离县城柳城有25华里，但距县道仅500米左右，为何没有遭到毁灭？
2015年6月8日，我与参与编撰《延福寺志》的其他编撰人员一起前往延福寺搜寻相关史料，并与当时在寺庙留守的陶村村民应祝仁交谈。我提出了心中的疑问：“太平军攻占宣平数次，四处焚烧寺庙。延福寺位居县道旁不远处，为何延福寺大殿能够保存下来？”应祝仁回答；“是当时的下库王村民用银两行贿太平军，才保存下来的。下库王村民王德宝家藏有相关资料。”我们听闻后大喜，遂前往下库王村民王德宝家。王德宝拿出了保存的一大筐有关延福寺的资料，后由同行的《延福寺志》撰写组摄影人员涂学文拍摄编成《延福寺史料影印件汇编》一书。
《延福寺史料影印件汇编》收录了延福寺住持僧妙显师弟妙真的一段记述，详细述说了数十年间下库王村王姓村民勒索延福寺的经过，当然这是一家之言。但其中记述的有关太平军文字部分，则为我们解答了为什么延福寺大殿又一次躲过兵燹的疑问。
下库王村位于延福寺东南木鱼山下，紧邻延福寺。明代，王姓移居下库源，形成下库王村。《延福寺史料影印件汇编》记载：明万历年间（1573 ——1620 ），王姓始祖曾捐田45亩给延福寺，“寺中造祠，每年八月十五日祭奠。勒在碑名”。王氏女儿菊娘“因未完婚夫故，誓不更适。守制纺织，置田貳百把，助寺作忌。每年貳月初二日……赴寺拜祝”。下库王王姓始祖共捐田延福寺47亩。由于明末王姓捐田，延福寺为王姓在“寺中造祠”，并在春（二月初二）、秋（八月十五日）两祭，王姓合祠前往寺庙领胙。
下库王王姓与延福寺的关系在清代中晚期趋于恶化。同治三年（1864）三月廿四日、同治六年（1867）七月初三，下库王王姓族长王火富等人两次状告延福寺住持僧妙显将“寺碑所刻姓名、拨田、祭办等字擅行凿毁。”下库王王姓与延福寺住持僧妙显开始打官司。下库王王姓认为，寺田乃王姓祖上之田；寺院毁碑灭字，但王姓祖上捐田有碑有谱记载，事实俱在。寺院认为，县志不载王姓捐田之事，族谱不足信，寺田乃元泰定甲子年（1324）时已置办。妙显认为下库王王姓争祭，“非为死人争祭，实为活人争餐”（下库王王姓要求增加春秋两祭席数，增加前往寺庙赴席领胙人员包括女性）。下库王村民王根朝借此鼓动14户佃户抗阻，年约9000余斤。宣平县令判决：延福寺寺田大大超过前明王姓父女所捐之47亩田的面积。也即，延福寺寺田并非全由下库王王姓所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下库王王姓与延福寺关系的恶化由来已久。道光三年（1823），延福寺住持僧仓月师孙心元入寺院住持，被下库王王姓“累被遭踏”，至道光十二年（1832）底被逼外逃。下库王王姓“将寺田自行分种。寺宇倒塌，佛像存者无几。”道光十三（1833）年，汉书入寺主持。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汉书故。咸丰元年（1851），妙显接任住持僧。下库王“王姓强横欺弱，仍指定要四席一期”。（原本每年二月初二、八月十五，延福寺因下库王王氏祖先捐田给延福寺，寺庙为下库王王姓分两期“祭办”酒席，每期四人一席“散祭”）妙显“善言恳析照旧办祭”，王姓不依。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入境。下库王王姓借太平军到处焚烧寺庙、道观之势，口称“捆送长毛”等语，将妙显逼出寺庙。妙显以一人之力，“不能理论”，“被逼不敢入寺”。王姓趁机“将寺内谷米杂货搬得一空”。太平军退出宣平后，县府出安民告示：寺观之田仍归僧道管理。妙显不愿与王姓争执，情愿到别处安身。“僧无奈入寺，修理寺宇，装塑佛像，完纳国课。”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重占宣平，“四乡蝉拥，僧避民逃”。太平军将延福寺内衣钵掳掠一空，并将佛像捣毁，门壁烧尽。同治元年（1862），“僧等入寺……勤耕苦种，完纳国课”，但佛像未修。同治四年（1865）二月，得陶村等地众施主帮助，将修佛像，修理寺宇。妙显身故，嘱咐继任住持僧，下库王王姓所种寺田4030把，计租谷10230斤，“从无租约”。“僧屡讨无交”。王姓认为寺田为其祖上所捐，延福寺住持僧擅改祖制祭办，因而抗阻。延福寺住持僧认为王姓所说与历史不符，双方开始了上文所说的互告。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下库王王姓已将延福寺田产等视为己产，却无意间保全了延福寺的主要建筑延福寺大殿。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入境宣平时，下库王王姓借太平军到处焚烧寺庙、道观之势，口称“捆送长毛”等语，将住持僧妙显逼出寺庙，目的是为了趁机“将寺内谷米杂货搬得一空”。这次太平军占领宣平的时间很短，而且主要是占领以宣平县城柳城为中心的南部地区，尚未波及北部的延福寺一带，延福寺得以幸免。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重占宣平，“四乡蝉拥，僧避民逃”。这一次太平军前后三次占领县城，且最后一次占领宣平县城时间达7个月以上，宣平文庙、寺院等大多毁灭于这一时期。太平军也曾派人前来捣毁延福寺，但来人只是将延福寺内衣钵掳掠一空，并将佛像捣毁，门壁烧尽，却没有将延福寺的主要建筑大殿毁灭。延福寺周边民间传说，是当时实际控制延福寺的下库王王姓村民用银两行贿前来焚烧寺庙的太平军，太平军便手下留情，焚烧捣毁了延福寺的部分建筑后，便回25华里外的宣平县城——太平军总部交差了。结合《延福寺史料影印件汇编》记载资料来看，这个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太平军占领宣平县城期间，战事不断，这也给此事蒙混过关创造了条件。延福寺主要建筑延福寺大殿就这样幸运地保存下来了。
这是延福寺大殿第二次幸运地躲过兵燹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