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杜陵原上村落(1):三兆里
昔长安城南之原,三兆以南,引镇以北,东到浐川,西到樊川,最早为龙首原之中部,西汉时称鸿固原,因建杜陵,称杜陵原,又分出凤栖原(北)和少陵原(南),今世人统称少陵原,而龙首、鸿固、风栖之名不显。为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特以杜陵原称之。
元乱之后,原上庶民稀少,明初仅有三兆、鸣犊、高望堆、鲍陂四里,分属龙首、白鹿、鸿固、少陵四乡,白鹿乡鸣犊里己述,其余三里,乃一一析之。
1.三兆里
三兆里以今三兆村为核心村庄,属龙首乡①。
三兆之名,说法有二:一是唐代有三个“兆域”取吉兆吉祥之意。一说是宋金时有三户赵姓人家避战乱迁居在此,人称三赵村。天长日久,赵兆不分,乃称三兆村②。二说中其二为真。

所谓“兆域”,即墓园区域。《周礼·冢人》明确规定,帝王公墓的兆域是整片统一的营域疆界,杜陵为宣帝的正式帝陵,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兆域。其范围包含主陵、王皇后陵及周边60余座陪葬墓,乃一整体规划的陵区,汉代从来没有把一座帝陵的兆域,再人为拆成三个独立子兆域的制度先例。三个兆域之说不伦不类,何所谓也?
再看“三赵村”之说。据目前可参考的史料记载,三赵村唐史中即已出现,为京兆万年县宁安乡属村,《唐录事赵虔章墓志》中,注明唐乾符三年(公元896年)河南录事赵虔章葬于三赵村(好多文章写作三兆村,误也),当去世后回归故里。

长兴元年(930年),前蜀后主王衍遇害后葬于三赵村,《新五代史》《十国春秋》均有明确记载,其宗族十八具遗骨后以诸侯礼合葬于此。

宋代归属万年县洪固乡,仍称三赵村,见《长安志》所载。元代依然,“三赵”之名未变。
直至清代同治年间,《西安府志》中“三赵”“三兆”两名并行出现,部分条目记作“三赵镇”,足见两字音近互通的过渡状态。


三兆之名始于明代。明代取名三兆里,正式定型于明代洪武十四年推行里甲制度之时,此前绝无“三兆”作为正式行政建置的记载。当因村东南紧邻汉宣帝杜陵,恰好处于杜陵兆域范围内,官方遂取“三赵”的谐音,雅化为“三兆”,既保留旧音,又贴合当地陵区的地理背景,完成了从赵氏聚落名到兆域地名的转换。
民国《陕西金石志》直接点明:“万年县宁安乡三赵村,即今咸宁县南十五里三兆社。赵、兆音近而讹”,为另一证据。
清代此地设三兆社,辖十五个村落,民国后正式定名三兆镇,即今三兆村的直接前身。
村中传言,三兆村其实早在汉代便已形成,杜陵守墓人即住于此。今三兆村民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就是当年守墓人的后代。其实不然。
三兆之地,古属杜地。公元前 16 世纪,关中早期形成的杜国在今杜城村一带。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王朝在此建立杜伯国。周宣王四十三年(前 785 年),宣王杀杜伯国君杜恒,其子孙从此衰弱。春秋时期,秦武公灭杜伯国,十一年(前687年)设杜县,县治仍设于今杜城村,是西安境内有史可查的最早建制县之一。③
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为营建杜陵,在三兆村北,设杜陵邑,位于杜陵西北 1.5 公里处,东西长 2100 米,南北宽 1000 米,占地约 210 万平方米(据王建学《三兆村志》考察)。同时改杜县为杜陵县,将原杜县县治从杜城村迁往杜陵邑。因为原杜城的地势比杜陵邑低,官方就把这座旧县城正式命名为下杜城,民间简称“下杜”。
杜陵邑既是陵邑,也是杜陵县的行政中心,属西汉七座主要陵邑之一,由太常管理,规格高于普通县。
东汉之后,杜陵邑就已从顶级陵邑降格为普通县城,人口与规模持续收缩。
魏晋北朝时期,它仅作为杜县的治所勉强存续,不再具备西汉时的繁华都市功能。
北周建德二年(573年),延续数百年的杜县被正式撤销,其辖境全部并入万年县。这是杜陵邑作为县级行政中心的法定终点,此后它不再是任何一级官方治所,失去了维持城市功能的行政依托。至隋唐之时,杜陵邑已成废墟。
汉代尚无三赵村,守墓人当依杜陵邑而居。明代之前,杜陵邑彻底荒废后,守墓人有些后裔犹定居在杜陵邑的城址内部。三兆村呼延氏族人呼延长久的说法是:呼延家族过去住在北边的安坟沟,"刚好在汉杜陵邑的范围内,明代中后期才逐步向南迁入三兆村,成为村里的大姓。
三兆村呼延氏族谱里也有“先祖从明代开始入葬杜陵旁鳖盖处”的记载,呼延启民称汉代时"鳖盖"处旧名呼家营,"不仅说明曾有军队在这里扎营,而且说明那时就有呼延姓氏在这里居住"。"鳖盖"位置在杜陵东北约400米处,是一块占地约7亩的高岗,西侧路边立有"杜陵陵庙遗址"石碑。
由此可见,三兆最早起源于“三赵村”,并非原生的汉代守墓人聚落,明代后才有三兆新名,守陵人是从杜陵邑旧址迁入三兆村的。
“三兆”的来历,同“大兆”是一样的。
《陕西金石志》明确记载,大兆村唐代原名大赵村,明初因紧邻汉宣帝许皇后的少陵兆域,才正式借“赵”“兆”关中方言同音,谐音雅化为大兆村。明代这里还设立了官方的“大兆铺司”,成为少陵原上的乡级行政节点,是这片区域第一个以“兆”为名的正式聚落。
小兆村《长安县地名志》明确记载建于唐代,最初并不叫小兆,是依托大兆村的方位派生得名,清嘉庆《咸宁县志》里才正式出现“小兆村”的记载。它的实体聚落早在唐代就已存在,原名大概率是“小赵村”,明代大兆定名之后,才跟着改名为小兆。
中兆村《长安地名志》记载其形成早至隋代之前,村址内还出土了隋代赵芬墓,说明这里隋代就已是赵姓家族的葬地,最初也不可能叫“中兆”。它是明代大兆、小兆定名之后,因恰好位于两村之间,才被命名为中兆,完全是后起的派生地名。
明代之前,这片区域只有赵姓主导的普通聚落,根本不存在“大兆、中兆、小兆”这套以“兆域”为核心的命名体系,它完全是明代杜陵原陵寝文化与民间地名雅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元末大乱,原上人口丧失严重,大赵(大兆)、小赵(小兆),以及司马村等古村落,明初也全都是零星散居的小聚落,没有一个能独立成里。直到明代中后期,秦藩王“九井十八寨”的护陵军户大量迁入,这片区域的人口才快速增长,逐步形成连片村落,最终在清代咸宁县的乡社体系里,才正式纳入大兆社的行政管辖。
只有三兆一带,明初人口附合条件,单独称里,以后随着发展,明正德六至九年(1511-1514 年)建堡,东西长 285 丈、南北宽 105 丈,建城门四座、过街楼一座,东西村堡外各建古塔、戏楼一座,庙宇 22 座。村门外环绕护村河,战时可紧闭村门保障村民安全,村内长期以张、赵、车、陈、李、王、康、崔、阎、呼延、孙、郭、丁为大姓,世代相安聚居;其村四至清晰,东接余家砭,南靠杜陵大冢,西邻春临村,北抵缪家寨。
近代以来三兆长期是城南郊的知名商镇,它地处鸣犊镇通往西安南门的官道要冲,清代古库谷道商路全面兴旺后,秦岭山中的贩客、背炭、背药材、驮运山货的脚夫络绎不绝,往返此地换取食盐、布匹与日常用品,客栈、饭铺、沿街摊贩沿街排布,是秦岭商旅进入西安南关、东关的关键中转歇脚点。村中以农历三、六、九为逢集日,粮食、农副产品、山货杂货交易十分繁荣,忙罢会期间,周边浐河东岸的神鹿坊、高桥村等地的菜农纷纷赶来摆摊设点,人员往来熙攘,是城南少陵原上首屈一指的商贸聚落,当地花灯、旱地西瓜、打制烧纸三大传统副业远销西京城内外,其中扎制花灯的技艺自唐代曲江灯会习俗传承而来,元宵灯市上南院门、竹笆市、木头市、东门外售卖的花灯几乎全是三兆村人供应,产品囊括大红宫灯、生肖灯、带牵引轮的走兽灯等各式品类,是远近闻名的“花灯村”。
民国十五年刘镇华率军围攻长安城时,还曾策划盗掘杜陵,三兆村民组织三兆神团联合周边村落护陵,配合城内守军击退进犯的镇嵩军匪部,陈光让、阎光奇等村民为护村壮烈牺牲,这段守土抗暴的事迹也成为村落史中厚重的一笔。
之后随着雁引路正式开通,原有经三兆连通库谷道的旧商路彻底改道,三兆镇的商贸地位不断下降,逐渐褪去了杜陵原核心商镇的光环。
①嘉庆《咸宁县志》的原文明确记载
志中《山川》卷明确记载龙首原“起终南义谷,蟠曲西北行,杜陵、鸿固、凤栖诸原,皆其横冈”,直接点明鸿固原、凤栖原本就是龙首原主脉上析出的横冈支脉。
志文同时划定龙首原东南走向:自库峪河以西向北延伸,经引镇东部折向西北,完整覆盖三兆、杜陵以东整片台塬。
志里同时标注,鸿固原核心区,西起韦曲、东界卡在三兆村的东、南坡脚,杜陵主冢所在的东南高地,恰恰是鸿固原的最东端顶点。
过了这条线就不再是鸿固原,直接接入龙首原主脉。这片区域的台塬海拔比西侧杜陵核心区高出10~15米,是龙首原主脉向西北延伸的原生岗阜,西侧为鸿固原的平缓台地,明代龙首乡、杜陵乡的乡级边界完全重合。
三兆、杜陵以东的台塬正是析出鸿固(凤栖、少陵原后)剩余的龙首原之一部。
当地出土的唐代墓志,凡出土地点在三兆、杜陵以东的,几乎全部标注“龙首原东麓”,没有一例标注“少陵原”“鸿固原”,比如,杜行方墓志明确记载葬于“万年县龙首乡龙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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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1975年在杜城村附近出土的杜虎符,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秦代杜地驻军的直接物证,印证了这里作为县治的军事地位。
唐代这里被称为“下杜名区”,是古子午道的起点,南来北往的客商、官员都在此歇脚,一直是京畿近郊的知名聚落。
至今杜城村内还保留着杜城堡、杜城街、杜城庵三个古自然村的格局,城址的部分夯土残迹、古柏遗存都留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