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新四军五师的王毅会长有着五十多年的缘分。早在 1971 年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直到 1973 年离开小学，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都已经退休了。那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说的这个特别的缘分，非常甚奇妙，当时我小学的同学除了我们天山五村的，其他同学大多都记不住了，唯独王毅同学我还记得。虽然说小时候没有在一起玩，不过大家都是龚老师班级的，见了面一说话就知道彼此了。我能加入新四军第五师，也要归功于王毅会长的鼎力相助，我们都是革命的后代，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我也为能认识五师的朋友们，同样是革命后代感到无比的高兴。
昨天下午，我和王毅同学都来到了美罗城旁边的社会科学会堂，参加纪念长征九四周年的学术研讨会。
能够近距离地接触众多老同志、老首长，以及众多年轻的精英、专家学者，比什么都高兴。比如说，见到年事已高的邓伟志教授，亲耳聆听他的精彩的报告，看到他身体如此健康、精神矍铄非常的欣慰，由衷地祝福他老人家，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座镇，倍感荣幸。
革命事业需要靠年轻一代传承，这次我见到了顾玉平老师，一见本人，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年轻，还有主席台上在座的各位领导，都是很年轻，深刻感受到我们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有老一辈的革命同志掌舵，有年轻的新锐带领我们，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永远从胜利走向了胜利。
说到长征我并不陌生，我小时候学校里面也经常讲解，比如说雪山草地、遵义会议，泸定桥，四渡赤水，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长征胜利的研究发掘进一步的深入化，现在对于下一代的宣传教育有了更加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半条棉被的故事，是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从这个半条棉被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工农红军不一样的地方，他是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
那时候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 19 岁不到一点，都是非常年轻的人，长征刚刚开始的时候，战士们都不知道这次长征究竟要去哪里，但是只要他们知道自己跟着毛主席，跟着党中央，心里就踏实了。这是无与伦比的信任。
长征不光是一次军事转移的行动，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和转折点，一路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说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宣言书，是从自发的斗争到自觉的斗争的伟大升华。
总书记同志在长征纪念长征九十周年时说，我们面临四个考验和四大危险，都要长期防范，而宣传长征精神，传承长征期间锻造的我党优良特质是必不可缺的。
那时候的我党和红军面临的危险，从党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之后，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在此之前，我们党还处于幼小期间，一切都需要大人的帮助，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他们派了李德、王明等一伙人，执行了一条欧洲战场上的经验，导致了第 5 次反围剿的失利，被迫进行长征。
在长征的初期，李德一伙人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从共产国际一起派过来的洛普和王稼祥两位同志，正因为他们倒戈反向支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才使了长征的胜利变成了必然。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彻底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羁绊和对其的依附，真正独立自主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开启了一个伟大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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