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教儿当“好兵”
作者：陈能康
2026年7月10日，是母亲逝世38周年忌日。与母亲生活的点点滴滴，如电视连续剧，浮现在我眼前。母亲教儿当“好兵”的教诲，犹在耳畔响起。已是两鬓斑白，走在奔八路上的我，面对母亲那慈祥而严肃的遗象，竟像儿时一样，泪流满面，难以自制。
一，母亲要我不当“豆腐兵”
1969年，作为村里19年来第一个高中生，由于上山下乡政策，回家当了农民。但，却一心盼望恢复高考，重返校园。谁知，来自云南的接兵营长王震祥，相中了我。在众多竞争者中，我和16岁的弟弟，双双被录取。加上二哥1968年入伍到西藏。一个热热闹闹的家庭，猛然间，只剩四姐和母亲了。怕母亲不同意，临别前的晚上，我才告知她。母亲一听，先是大吃一惊。随后，掩面而泣。看见母亲“伤心”的样子，我安慰道：“两年时间，一晃就过。到时候，再回来伺候你!”话音刚落，母亲一下扭过头，怒吼道:“谁要你伺候？要当，就当个好兵。当不好，就不要去！”母亲对我说话，从来轻言细语。这一下，把我打猛了。爱哭的我，掉下了眼泪。母亲看我这样，又笑着解释说：我四个儿子，如果你们三个都当了兵。公社送光荣牌，一下就送三个。高兴都来不及，还伤什么心？我的意思是，当兵，就要像你二姐夫庄世和你堂兄陈能森那样，不要混二年就回来。
母亲口中的二姐夫，是抗美援朝老兵。在枪林弹雨中，受过伤，立过功。返乡后，担任民兵连长。堂兄陈能森，1950年初中未毕业，就进了军校，在广州服役。每次探家，彬彬有礼，人人称赞。他俩是村民眼中的楷模，也是我心中的偶像。接着，母亲又给我讲起了大道理。她说：“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家庭就是一个小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当兵要吃得苦。你从小性格软弱，怕苦爱哭，是个小气鬼。到了部队，就要像个男子汉。不要当豆腐兵，一捏就碎”。
母亲的一番宏论，让我目瞪口呆，大吃一惊。过去只知道，母亲长相出众，口碑很好。不想，竟有如此胸怀？还懂得这么多大道理。让我汗颜。此时的我，就像鲁迅先生在“一件小事”一文中，自我剖析的那样：从皮包下压出一个大大的“小”字。催我自新，叫我惭愧。
牢记母亲的教诲，抱着不当豆腐兵的思想，到军营后，我从不放过锻炼的机会，努力打造崭新的自己。士兵时代，在两次重大挫折，11次变动工作，差点失去宝贵生命和政治生命的情况下，我仍顽强地走出了人生低谷。迈入军官行列后，平时工作，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刻苦学习。演习场上，我勇于实践，挥汗如雨。赢得了“炮兵通”和“演习专业户”之名。对越作战，我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敌前沿。连续24天，协助首长指挥五个炮兵营78门火炮，有力支援了步兵坦克战斗。不到十年，我由一个多愁善感的小气鬼，成长为一名营级军官和真正的军人。
二，母亲教育我，闹的麻雀没有二两肉
1979年7月，我带着军功章回乡探亲。战争的烽烟刚刚散去，到处都是英模报告团。我也被同学劝去做了一次报告。回到家中，串门之人络绎不绝。当我口似悬河，讲起丛林战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时，母亲默默地听着。时而微笑，时而流泪，仿佛沉浸在血与火的战场。可讲着讲着，我走火了，有些自我吹嘘。母亲的脸，一下晴转阴。客人刚走，母亲就满脸不高兴地说道：“乌龟有肉在心头，闹的麻雀没有二两肉。你这样大吹大擂，那些烈士，那些英雄模范，那些伤员，又怎么说呢？左邻右舍又怎么想呢？你们二姐夫打了三年仗，你的堂哥表现那么好，从不吹嘘自己。你这样做，是长不大的。”说完，扭头走了！
母亲的话，让我明白：打仗靠大家，尤其是靠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和舍生忘死的英雄。我不能记错帐，把功劳记在自己头上。更不能有了一点成绩，就得意忘形。母亲的话，让我羞愧无比。尤其那句“你这样作，是长不大的”，特别扎心。在母亲面前，我显得格局太小。从此，我管住自己的嘴。有人来访，只谈岩龙，罗正和，海水干和张福海等40师的英雄，绝少提及自己。以致大姐都对我产生了误会。她听完英模报告后，说道：“人家打完仗，都提了！只有你，当了十年兵，还是老排长？”我安慰大姐说：“官大官小，都是为人民服务！”
归队后，我学会了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每项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老团长李喜信表扬我：“每一个岗位，都踏出了深深的脚印。即便在副参谋长的位置上，也成绩裴然！”四年间，我小步快跑。职务也从作训股长，副参谋长，参谋长到团长，成了炮团史上和40师最年轻的团干之一。但，我深知，满招损，谦受益。进步越快，越要警钟长鸣。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始终夹着尾巴做人。即便在最高学府，荣获区队第二名的情况下，仍谦虚谨慎，从不炫耀自已。母亲的教诲，也使我尝到了甜头，赢得了人生。 
三，母亲最后的遗言，只有一个字
1985年9月，我从被称为“将军的摇篮”，“军中清华”的北京军事学院毕业，恰遇百万大裁军。到步兵第40师担任了副参谋长兼炮兵指挥部主任。1988年，成都军区在云南马龙召开“训练改革现场会”。了解和信任我的师长刘亚红{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中将}，竟叫我一个小小的付参，担任了师首长，司令部集团作业导演。并负责高，地炮团教学示范组织。担任师首长，司令部示范导演，对我来说，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压力巨大。而恰在这时，岳母患癌病危。更巧的是，表演头天下午，又收到“母病危”的电报。当晚，我头痛欲裂，一夜未眠。次日，面对廖锡龙副司令，蒙进喜军长和黑压压的全区师，团干部，我硬着头皮，演完了戏。心急火燎找到师长，要求请假。因为还要参加军区比武，师长无奈。只得说道：“你回家后，如你母亲转好，即迅速归队。比武完后，我特批你一个月的假，好生尽孝！”师长的话，十分暖心，我答应了。
赶回家后，一边是岳母因癌症晚期，痛得死去活来，一边是七十八岁的老母，躺在简陋的医院。母亲脸色蜡黄，两眼深陷，枯瘦如柴，一直在昏迷中。我找到医生，他看我穿着校官服，接忙告诉我，母亲是肺部感染。我问他是否确诊？他信誓坦坦向我保证。我说道，既如此，就应加大药量。按我所言，母亲果然日见好转。医生以为我是军医，还夸我医术高明。
到第四天，我安排好母亲的后期医护，准备次日归队。晚上，我和妻向母亲告别。她感到十分突然。随后说道，部队上的事，都是大事，你去吧。不过，我明年生日，一定要争取回来。看到母亲有些失落，为了讨她欢心，我主动给她谈起了我的军营生活。母亲静静地听着，笑容一直挂在脸上。还夸我，是陈家最有出息的孩子。话匣一打开，母亲谈起了十多年来的艰辛和劳苦，干旱水灾，东灌工程，造大寨田，从未松劲。旧社会，妇女要从小缠脚。母亲是典型的尖尖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因缺乏劳力，母亲还肩挑背扛，经常磨破肩，歪了脚。看到我眼眶有些湿润，她又转移话题，谈起了家人。言语间，充满着对子孙的热爱与期待。她讲起了家史。说到，解放前，陈家祖祖辈辈都是租地主魏显唐的地为生。靠勤俭持家，买了田地和房屋。自己吃饱了，不忘乡邻，经常周济他们。共产党来了，主动腾房给土改工作队住。大家都说我们好。我们家没有划成地主，家人安安全全。所以，特别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合作化时，父母第一个交出农具和土地，成了入社积极份子。57年反右，我们家没有说过上面一句坏话，父亲还成了一类。现在，邓小平的政策好。因此，要讲良心，要跟共产党走。怕她太兴奋了，我只得打断她的话，向她告别。她余言未尽，又反复叮嘱我，不要想家，不要闹转业，上面叫干多久，就干多久。我刚要踏出门，她又叫做了我。眼里闪动着泪花，挥了挥手，欲言又止。
回到岳母家，我疲劳至极，很快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吵醒。原来是陪护的侄女赵琴。她哭着告诉我：舅舅，家家{外婆}不行了！在夜暮中，我跑步到了病房。母亲半身瘫痪，吐词不清。嘴里嘟嘟曩囊，使劲地喊着弟弟的名字。看她这个样子，我内惭不已。我真傻，咋就不知道老年人不能过份兴奋？咋就不知道把母亲送到大医院？咋就不知道这是回光返照？然而，这一切都晚了。我想临别时，她可能有事要交待？于是，便在她耳边，大声说道：“阿娘{客家人称呼妈妈}，有啥话就说吧？我不走了，一直陪伴着您！”母亲艰难地动了一下眼皮，左手一挥，用尽力气，大喊一声：“走！”从此，再也未发出声音了。“走”，是母亲对我的最后遗言，也是世界上最短的遗嘱。我反复揣摸她这个字的含意。联想她晚上近三个小时的谈话，这是她一生中，给我说得最多的一次。话量超过38年给我说话的总数。内容涉及家风家史，爱党爱国。与人为善，安心服役等等。我终于读懂了母亲的话。她要我，不要管她，尽快回到部队。母亲刻在骨子里的高尚情操和爱国情怀，令我万分感动，我止不住号淘大哭起来。
不几天，母亲停止了呼吸。冒着炎炎烈日，近二百人为她送行。追悼会上，亲友们悲痛万分，哭声震天，有的人还哭晕在地。八天后，岳母病逝。两位仅见过一面的亲家，将在另一个世界永远为伴。
按照母亲的遗愿，我没有停留。在处理完岳母丧事的次日，即踏上了归队之路。并迅速投入了火热的训练场。但是，母亲走了，仿佛带走了我的灵魂，我再也提不起精神了！第二年，我不顾首长再三劝阻，一意孤行，走上了转业之路。结束了二十年零七个月的军人生活。二十多年了，我没有违背母亲的愿望，兢兢业业，努力当一个好兵，成了1321名简阳兵中，唯一一个野战军团长。但是，我却违背了母亲的遗愿，没有当一个完完全全的兵，更没有实现为母亲祝寿的要求。母亲，是我一生最尊崇的人，也是我一生最对不起的人！
2026年7月15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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