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舞台，那盏不灭的灯——致我们75届文艺班作者李明岩精华热点

中华诗经阁

2026-11-09 09:00:50 30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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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舞台，那盏不灭的灯

——致我们75届文艺班

李明岩

一九七五年到今天，整整五十年了。舞台不在了，灯也灭了，可我脑子里那幅画面反倒越来越清楚：一座独立的小院、一车一车的土坯、几把胡琴一台扬琴，还有讲台上那个人——他眼里的光，比任何聚光灯都亮。

时光回到1975年，我们75届高中毕业。那个年代，教室里没多少朗朗的读书声。高二时，几个班被打乱，按一种近乎如今高职、技校的办法重新分班：文艺班、拖拉机班、高温追肥班、医学班。我恰好在文艺班，于是把整整一年的青春交给了歌唱、舞蹈和一次次的下乡演出。毕业以后，大部分同学都把手里这点本事，在工作里实实在在地使了出来。

那样的年代，老师不只是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他得跟着各班的专业性质走，教什么，自己先要会什么。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张克让老师，甘肃甘谷县人，个子不高，人很精干，一开口是一口甘谷老家的腔。那乡音我们听惯了，听着顺耳、踏实。他平易近人，待人宽厚，和他说话没有距离感，也没有恐惧感，只觉得随和轻松。

他在讲台上从容笃定，眉目含笑，不怒自威。记得有一堂课，他讲着讲着忽然说："以后你们踏入社会，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再想起在学校和同学之间闹过的那些不快，都会觉得很幼稚、很可笑。"说到这儿，满堂皆静，空气像凝固了。"为人父、为人母"这几个字砸下来，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那个年代的学生自律、含蓄、保守——一下子都低了头。我记得自己红着脸、勾着头，不敢正视讲台，心里怪难为情。他大概看出了这份难为情，话题轻轻一拐，就把那阵僵住的气息化解成缓缓的春水，同学们的脸上露出了盈盈的笑意。张老师的课堂上，总能调动起他想要调动的气氛；一节课讲的题目，我们轻轻松松就记住了。

靖远一中校园里有一块独立的小院子，不太受外界的干扰，便于排练节目。我班的几间宿舍就在那儿，张老师一家也住在那儿。他那时三个孩子，还有师母，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撑着。有一天师母在烙包谷面饼子，金黄金黄，热腾腾，冒着气。有同学进门，师母掰了一块给他，也掰了一块给我。那个年代什么都凭票定量，杂粮也算在定量的主食里头。等年长几岁再想起这事，心里反倒有些过不去：家家都吃定量，我吃下去的那一块，老师家就少了一块。可师母脸上没有半点不快，一边说着话，一边笑嘻嘻地递给我。我当时怎么就那么泰然自若地一口一口吃了呢？缘由也许很简单——老师的宽厚、师母的慈悲，早把我们这些学生当成了自己家的孩子，师生之间这点情意，把客气和拘束都消掉了，那饼子我才吃得那样滋润、那样踏实。

真正让我们长大的，是下乡演出。一个月里，我们不停在各个乡村转。每次出发都要装箱、打包、徒步。几十号人的一个大家庭，张老师不能有丝毫懈怠：编、排、导、谱，服装、道具、乐器，样样要他一一操心，带好队，演好戏。那时他不到四十岁，忙得脚不沾地，却总是笑口常开，遇事不慌不忙。为了演出的最好效果，他调动我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尊重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几十号人走出校门，把文艺送到农村，每到一处，舞台就搭到一处。他胸有成竹，气定神闲，屡次演出下来，那种运筹帷幄的本事被证明得明明白白。在我们心里，他是所有困难的向导，是全班的主心骨，是最踏实可靠的班主任。

同学们没有一个抱怨的。个个斗志昂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为了把舞台垫高，架子车一车一车地拉土坯、拉材料，那场面真像燕子衔泥，人人都是能工巧匠，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拉线、装灯、布景、字幕、帐幕，搭起来的舞台有模有样，堪称神来之笔。老师欣慰一笑，同学们拍手叫好。

演出的服装也靠自己动手：一卷纱布、一团棉花、几片纸被，再加上颜料。女同学染色、晾干、裁剪、缝制，心灵手巧，飞针走线，做出各式各样的民族服饰，穿在身上真像仙女下凡。我们没有高大上的乐器，就是几把胡琴、一台扬琴、一支笛子、一对铜铃儿。班里有几位同学自小爱好音乐，自学成才，硬是把这点家当撑出了色彩，难能可贵，在节目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记得有位陕西籍的恵老师，两鬓华发，一脸饱经风霜，带点驼背，人谦和慈悲，穿戴朴素。可他拉起二胡来，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自如、优雅，如鱼得水，沉浸在全然忘我里。如今每当想起这位我尊敬难忘的老师，脑子里先凸显出来的，还是那个驼了背的背影，和那把二胡的声情并茂。

因为条件局限，没有华丽的灯光，也没有精致的音响。可张老师眼里的光，比任何聚光灯都亮。他常说，咱们下乡去是给农民演戏，心要诚，情要真。所以我们每一场演出，都能换来台下一片掌声。农民群众场场爆满，要求加演场次，老师总是满怀热情地答应下来。随之而来的大量活儿，全由他加班加点担着：牺牲休息时间创编新节目。以农耕丰收的喜悦为主题，他编出《摘棉花》《炊事班的病号》《赤脚医生进苗寨》《老两口进城》，还有舞蹈、单口快板、双簧。台上他一身陈永贵式的行头，表演入木三分，把那个年代歌颂劳动、弘扬土地的主题演得热气腾腾，折服了台下一片一片的庄稼人。只觉得张老师有做不完的事、使不完的劲儿。

他自己的表演也是这样：字正腔圆，清亮醇厚，低处如耳语，高处如洪钟。女同学和他搭戏、对词，都能放松下来，自然顺畅。他演的《十二把镰刀》，场场爆满，再看不烦，一举一动有声有色，观众赞不绝口，成了许多人记在心头一辈子的话题。

演完一场，我们吃公社大灶的黑面面条、黄米散饭、黑面馒头，没有什么菜，只记得有洋芋，可吃得格外香。当初的粗茶淡饭，如今倒成了餐桌上的香饽饽。晚上住在社员家的土炕上，心里没有那么复杂的念头，倒头睡个大天亮。渴了，就在农民家里舀一瓢生水，不管水上漂着的羊粪蛋蛋和小草末，咕嘟咕嘟咽下去。我们所到之处都靠天吃饭，哪能多想水干不干净，更不能有丁点浪费。白鞋脏了，用粉笔头蘸点水在鞋面上擦一擦、抹一抹，照样上台。想起在学校度过的那年那月、那种情怀，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当初我们也是一群被父母呵护、需要照顾的孩子呀。虽然不是娇生惯养，可第一次出门，走进乡下一住几天，生活全靠自己料理。

乡下的路，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坐在拖拉机上，天飘着蒙蒙细雨，雨丝一直不停。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坐在车上，一边摇晃着，一边还嘻嘻哈哈地笑，觉得好新鲜。我们班从乡下进城念书的同学，知道乡下天冷，把自己准备的厚衣服、棉衣让给大家，像在我们身上搭起一道挡风遮雨的小墙。风雨同舟，路上的颠簸少了许多，那摇晃反倒成了催眠曲，让我们在朦朦胧胧的睡意里觉出一种洋洋的暖意。月底下乡演出结束，同学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徒步走了几十里。没有人叫累，也没有人掉队。一路上对这次下乡演出的喜悦说不完、道不尽。磨练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身体，欢乐的笑声和不知疲倦的歌声，回荡环绕在那崎岖的大山里。情难却，心难平。五十多年过去，同学之间、我们和张老师之间，依然留着那个年代浓厚的友谊和淳朴的往来。

学校毕业后，我上山下乡，走进广阔天地，走进接受再教育的社会熔炉，从此再不知道那位拉二胡的恵老师去了何方，或许回了他的老家。没能再去探望，是我心里留着的一个遗憾。而张老师今年已是九秩高寿，仍然那么精神抖擞、思路敏捷，还忙碌在教书育人的园子里。

如果时光的胶卷倒回1975年，定格在我们75届高中毕业、定格在那个文艺班的画面上，一定是喧闹而鲜活的。那一份喧闹与鲜活，全都来源于张老师身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有一种精神的凝聚力、行动的号召力，感染着我们，也吸引着我们，把整个文艺班拢成了一团向心力。

五十年过去了，舞台早已不在，灯光也已熄灭。可我们心里的那盏灯一直亮着：它照着老师的辛劳，照着同学的真诚，也照着我们那段单纯、热烈、难忘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