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铁道兵岁月与二十里盐河路
欧阳云遥
我父亲是个退伍的铁道兵。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过一部关于铁道兵的电视剧。我看了几眼，心里直发酸。那里面风枪轰鸣的隧道、漫天的粉尘、随时可能塌方的绝壁，就是我父亲曾经待过的地方。
那是一个“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年代。没有大型盾构机，全靠人拉肩扛，在深山老林里打眼、放炮。打隧道的时候，粉尘大得对面看不见人，出来吐口唾沫，全是黑灰色的泥浆。大半个中国的铁路，都是穿军装的铁道兵用人命去填出来的。
父亲年轻时去襄樊当兵。我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穿着军装，英气逼人。
可惜，他话极少。这辈子，我都记不得父亲曾经跟我详细讲过哪些他在部队的故事。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不需要说。比如他手背上、胳膊上那些青筋暴起的粗大血管；比如他手上像树皮一样又厚又硬的老茧；比如他抽烟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眯着眼睛。
后来，他退伍了。脱下了军装，回到了苏北涟水老家，被分配到了县城的东方红化工厂，成了一名电焊工。从修国家的铁路，变成了焊工厂的管道。
听母亲说，那时候厂里伙食不好，天天都是吃玉米疙瘩，父亲吃得很不习惯。而且我家离厂里很远，有二十多里地。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脚踏车都是稀罕物。父亲去厂里上班，只能步行去，一走就是大半天。
盐河水，从上游一路北下，流经东化厂，流经我们家，最后不知疲倦地奔向远方。
父亲就那样，沿着盐河的河堤，一走就是好多年。
从我们浅集村到县城，二十多里地。那时候，河堤上全是没有硬化的土路，两边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夏天，草丛里全是一阵阵刺耳的知了叫声；冬天，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河面上，终日有运沙的、运货的船来来往往。一艘接一艘，慢吞吞地划开水面，发出沉闷的柴油机轰鸣声。
他后来很少跟我讲那段路。但我猜，他走在河堤上的时候，心里想的肯定不是运河风光。他想的是这个月的工资够不够花，想的是家里的草房什么时候能翻成瓦房，想的是我这个生了病、右腿使不上劲的儿子，将来到底该怎么办。
天不亮他就走，天黑透了才回来。为了省下脚上的那双解放鞋，遇到下雨天土路烂成泥浆，他就把鞋脱下来，夹在腋下，光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冰凉的烂泥里。脚趾缝里塞满了黑泥，脚后跟上裂开的口子被泥水一浸，走一步，疼一下。到了厂里，找个水坑洗洗脚，再穿上鞋，拿上焊枪。焊枪的火花，和当年隧道里的炸药，亮得不一样。
那条沿着盐河的土路，父亲用脚丈量了好几年。他一步一步地走，把青春走没了，把腰走弯了，也没能把家里的草房走成瓦房。
父亲话少，对我更是极少有温情的表达。我至今都记得，有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不知为何，突然对着我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
“你将来，就是咱们家所有亲戚里，混得最差的。”
这句话，像根刺一样扎了我半辈子。一个修过铁路、见过大世面的铁道兵，最终被困在化工厂和二十里泥路里。他心里的那份憋屈，我很多年之后才懂。
很多年以后，他那条使不上劲的残疾儿子，也踏上了这条路。那儿子会拼了命地往县城跑，往外地跑。在化工厂的机器轰鸣声里，啃完第一本会计书。后来一本接一本，会计证、税务师、二建，一本一本往桌上摞。再后来，连法考那套砖头厚的书，也一页一页啃完了。身体里流着铁道兵的血，逢山必须开路，遇水必须架桥。这人生就算是个死胡同，也得给它凿出一条隧道来。
我们爷俩，这辈子都在走一条泥泞的路。
他当年在深山里打风枪、铺铁轨，是为了让国家的火车能开进大山；他后来光着脚走在河堤上，是为了省下双鞋，让我能有一口饭吃，有书读。
如今，盐河的河堤土路已经变成了宽阔的景观大道，东化厂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烟尘呛人的老厂。但我总觉得，父亲那双沾满黑泥的脚，和那些在隧道里被石粉染白的军装，一直都没走远。
徐常卿 于涟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