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敬信
读白乐天
藩尘漫掩大明宫，笔担苍生气自雄。
符离旧梦牵湘水，浔月孤舟泣晚风。
一阕琵琶怜沦落，百篇乐府刺雕虫。
兼济独善皆吾道，千载香山雪未融。
安史之乱烽火熄灭之后，大唐再不复开元盛世的恢宏气象。藩镇割据四方，节度使手握财甲，政令常常不出长安；宦官渐掌禁军，干预废立，朝堂之内党争暗流涌动，牛李二派日后数十年倾轧不休。科举虽是寒门向上唯一通道，可门第之风根深蒂固，世家子弟凭借荫蔽轻易入仕，布衣书生想要脱颖而出，必须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功。白居易，便降生在这样一个外壳尚属繁华、内里早已千疮百孔的时代。
白居易，字乐天，大历七年（772）生于新郑，家族世代奉儒，只是没有显赫官阶，属于底层士族。建中年间，战火再起，中原动荡，为避兵戈，十一岁的白居易随家人迁居宿州符离。符离这一方水土，埋下他一生两条根脉：一条是勤学苦读、叩问功名的儒者底色；一条是缠绵一生、终成憾事的儿女深情。
彼时科举制度严苛，进士科尤难，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是当时士林常态。想要突围，唯有日夜苦攻。他在自述里写下：“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白日研习辞赋章法，夜里诵读经史典籍，间隙还要锤炼诗句，日夜不休，口舌溃烂，手肘磨出厚茧，长久目力耗损，早早患上眼疾。正是在符离的青灯之下，少年白居易遇见邻家少女湘灵。湘灵清丽灵秀，他写下“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一腔纯粹爱慕，落在纸间。
唐代婚姻最重门第匹配，白家尚在困顿，白母坚决不许他与普通民女缔结婚约。这份爱恋，被硬生生阻隔。此后十余年，白居易辗转求仕，心底始终放不下湘灵，前后为她写下近三十首诗篇。这份爱而不得的怅惘，长久沉淀在他心底。后来作《长恨歌》，描摹玄宗与杨贵妃生死相隔的长恨，表面写帝王情爱，内里藏着他自己毕生难圆的执念——“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帝王的遗憾，与布衣少年的遗憾，隔着岁月遥遥共振。
十六岁，白居易携诗卷远赴长安，拜谒文坛宿老顾况。顾况见他名字，戏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待到展卷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动容，改口赞叹：“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一句诗，让少年在长安文坛初露头角。
贞元十六年（800），二十九岁的白居易登进士第，同榜一十七人，他年岁最轻。唐代进士及第只是拿到入仕敲门砖，还需要通过吏部铨试，方能授官。白居易十年之内，连登三科，才华惊世，顺利授翰林学士，继而拜左拾遗。左拾遗，是门下省谏官，品阶低微，却有直接向皇帝上疏、纠察朝政得失的权责。白居易深知这份官职的分量，在《初授拾遗献书》中坦陈心志：官卑身轻，没有太多利害牵绊，故而敢言，朝廷有过失便规劝，政令有违误便直谏，不惧贬谪丢官。
此时的他，济世之心滚烫。目睹宫市横暴、赋税沉重、农家劳苦，他扛起新乐府的大旗，振臂提出千古闻名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在中唐前期，诗坛流行雕琢辞藻、流连风月的应酬诗篇，脱离民生，无关时政。白居易、元稹决意革新，以乐府旧题写当下实事，不用生僻典故，语言浅白，让樵夫农妇都能读懂，以诗歌补察时政，为民发声。
《观刈麦》写盛夏农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收割麦子的农人忍酷暑劳作，拾穗妇人因赋税破产，寥寥笔墨，记录两税法之下底层百姓的窘迫。
名篇《卖炭翁》更是新乐府的巅峰：“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老翁盼天寒炭贵，可等来的是宫中宦官假借皇命的掠夺，“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全诗没有一句控诉议论，只用白描收尾，掠夺的残酷尽在画面之中，如史官实录，沉静而锋利。五十首《新乐府》次第写成，直指宫市、边患、重税、奢靡，权贵读之无不变色。陈寅恪评价这一组诗，堪比唐代的《诗经》，足见其史学与文学重量。
就在长安这段意气风发的时光里，好友陈鸿与他闲谈，提议以玄宗杨贵妃故事入文，借旧事针砭君王耽于美色、祸乱朝纲。白居易落笔写下《长恨歌》，开篇尚含讽喻，一路写下去，却被生死离别的深情裹挟，讽喻慢慢退居次席，一段跨越生死的相思，成了全诗的主线。一个以诗为匕首、为民呐喊的谏臣，同样拥有柔软多情的诗心，这矛盾，正是白居易人格最动人的丰盈。
元和十年（815），一场惊天变故，彻底改写他的人生轨迹。藩镇势力忌惮主张削藩的宰相武元衡，派出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杀武元衡。满朝官员畏惧藩镇淫威，沉默观望。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不属于谏官序列，却第一个上书，恳请朝廷严拿凶手、肃清宫闱。政敌抓住“越职言事”为由弹劾他，再叠加多年讽喻诗积攒的怨恨，一纸诏令，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司马，是贬官安置的闲职。唐代官服有严格品级规制：三品以上紫袍，五品以上朱袍，六七品绿袍，八九品青衫。司马官阶卑微，着青衫，青衫二字，从来不是单纯景物修饰，是逐臣身份、边缘处境的印记。去往江州的舟行路上，命运安排一场猝然相逢——他与漂泊流离的湘灵重逢。年少相思，经年阻隔，此刻二人皆是命运浮沉之人，相见唯有痛哭。
元和十一年秋，浔阳江头，月夜送客，忽闻江上琵琶之声。邀来乐伎，转轴拨弦，一曲琵琶，弹出昔日教坊风光、晚年冷落飘零：“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昔日名动京城，待到年华老去，门庭冷落，远嫁重利轻别的商人，独守空船，伴一轮寒月。
白居易听罢，心头震颤，写下《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不再是朝堂上慷慨上书的谏官，从长安权力中心跌落蛮荒江州；琵琶女从京城教坊名伎，沦落江湖。二人阶层悬殊，却共享从繁华坠入冷落的命运。毛泽东读《琵琶行》，格外赞许一点：白居易没有居高临下怜悯歌女，而是以平等之心，把自己的失意和她的苦难放在一处共情。末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浸透的泪水，一半怜惜歌女，一半祭奠自己破碎的济世理想。
江州五年，是白居易思想的分水岭。从前他一心“兼济天下”，以谏言、诗歌搏一个清平世道；贬谪之后，他读懂世事凶险，开始懂得“独善其身”的重量。他在庐山香炉峰下，修筑庐山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简朴素净，竹帘木窗，与山泉松竹为伴。在草堂之中，他写下《与元九书》，系统铺陈新乐府的文学纲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句宣言，便定格于此。这五年，他留下诗文三百七十余篇，数量甚至超过后来苏杭外放时期。
▲元稹
与白居易羁绊半生的元稹，是中唐文坛一段无双知己佳话，世人称为“元白”。二人同年吏部登科，从此命运紧紧相连，酬和诗歌九百余篇，是唐代唱和之最。这份情谊，不止诗文唱和的风雅，更有患难之中实打实的扶持。元稹早年丧父，母亲离世，无钱安葬，白居易倾力相助，出资为其母营葬、撰写墓志铭；数年之后白居易母亲过世，白居易居家守孝，元稹远贬异地，无法亲临吊唁，囊中拮据，依旧三次托人送去钱款，合计二十万钱，对照白居易自述“俸钱四五万”，这笔钱近乎元稹半年俸禄。
他们隔在千里贬途，江州对通州，山水阻隔，书信往来，见信落泪。元稹写下“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听闻白居易被贬，卧病之中骤然惊起；元稹先逝，白居易痛书：“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知己入土，只剩自己满头霜雪，独留人间。元稹身后，白居易还照料他的遗孤，金石胶漆，不足以形容这份知己深情。
元和十四年，白居易结束江州贬谪生涯，重回长安。可此时牛李党争愈演愈烈，朝堂如同漩涡，卷入其中便身不由己。白居易看透党争倾轧，不愿依附任何一派，主动请求外放，先后出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
他没有放下“兼济”，只是换了方式：不再以诗文痛斥权贵，而是躬身治理民生。在杭州，疏浚六眼古井，解决百姓饮水之困；修筑湖堤，约束西湖湖水，旱时灌溉农田，这便是后世传颂的白堤。离任之时，他特意留下一笔官俸存于州府库中，作为地方周转备用金，接济后世公事。到苏州，开凿山塘河，打通虎丘至阊门的水路，便民通商，百姓感念，呼此堤为白公堤。等到离任乘船离开，沿岸百姓沿路相送，临水拜别，十里相随。
晚年，白居易回到洛阳，选择了他自己提出的处世之道——中隐。
他不愿留在长安朝堂卷入无休止党争，也不愿像陶渊明彻底归隐山林、弃绝俸禄生计，便做洛阳分司官，有官俸温饱，有官阶名分，却远离中枢权斗，居于城郭之内，半仕半隐，是为中隐。朱熹曾批评他贪恋官俸富贵，言语苛刻，可白居易从不刻意掩饰：历经半生颠沛，他明白安稳衣食，是守住本心、持续行善的根基。
闲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依旧力所能及济世：捐资开凿龙门八节滩，此处礁石林立，过往舟船极易触礁倾覆，工程完工，行旅再无险患；出资重修香山寺。他深晓文字容易散佚，提前规划，亲手抄写自己全部文集，分录五部，分别藏于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洛阳圣善寺，一份交给侄子，一份托付外孙。正是这份远见，白居易留存下来的诗作近三千首，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
闲居洛阳的雪夜，他写下那首温暖千古的小诗《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很多人以为，写下此句的乐天，早已锐气尽消，全然避世。实则不然，那个写《卖炭翁》、为底层呐喊的人，从未彻底消失。兼济的烈火，只是收敛锋芒，化作温和绵长的炭火。
白居易这一生，从来不是单一扁平的圣贤模板。他是苦读求生的寒门士子，为爱执念半生的有情人；是朝堂敢言、以诗为刃的谏官，也是贬谪之后学会自保、懂得安顿自我的逐臣；是为民修堤浚河的良吏，也是雪夜邀友、浅酌闲谈的香山居士。
时代给了他满目疮痍的中唐山河，藩镇、宦官、苛税、党争层层桎梏。而白居易，一手持诗，一手持仁：锋利时，用新乐府记录民间血泪；温柔时，以文字安放世间沦落之人；有余力时，躬身治水修滩，惠泽一方。
千载之后，我们读他的诗篇，既能看见王朝制度之下小民的苦难，也能看见一个普通人，在乱世洪流里，如何守住良知，安放深情，在兼济与独善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杨敬信，号乐天，字诚之、守拙。癸未年(1955年)生，祖籍陕西富平庄里镇。先生深耕杏林数十载，早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曾任富平县中医院门诊部主任、皮肤美容科主任。其医术精湛，专攻中医内外全科，深谙扶阳医药精髓，对皮肤顽疾、美容调理及烧烫伤诊治独具心得，研创高效秘验方剂造福人类；累计撰写医论百余篇，多篇刊发于专业学刊，入选《当代中医师灵验奇方真传》等医学典籍，荣获世界华人知名医家、国家21世纪人才库专家，业绩载入《国家专家大辞典》。学术兼职方面，先生系中国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理事，渭南市医学会皮肤专业委员会、美容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悬壶济世，德艺双馨。于传统文化领域，先生精研翰墨丹青，深耕国学文脉，膺任中华诗经阁编委兼陕西分社副总编，亦是富平摄影协会会员。医艺兼修，文墨养心，以仁心行医，以笔墨传韵，兼具医者仁心与文人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