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村第四期入选诗人｜叶匡政诗论三篇｜总第0169期精华热点

■文/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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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诗论三篇

《诗人与母语》

叶匡政

我不识字时，街头巷尾就贴满了大字报。站在大字报墙前的人非常安静，他们的目光被白纸黑字牢牢抓着。文字让大人们不说话了，这是我对文字最早的敬畏。

童年时，另一个人多的地方，是公共厕所边的牌局。看公厕的老刘住在那儿，总有人找他打扑克，当然主要是围观的人。他们看牌时，会评评时政说说人事，或互相攻击、揭短、打趣。我每天借口上厕所，都在那儿看一会，懂得了一些成人世界的秘密。理发室，更是一个人多的地方，有暖暖的肥皂沫的味道，气氛慵懒、私密，我听到的多是家长里短、内幕真相。在那儿大人说的话，对孩子来说，总显得有点耸人听闻。那是个高贵的地方，进去第一件事就要改口，把“剃头”说成“理发”，师傅才会露出笑脸。不剃头，这个地方是不许孩子进的。

如今在参加与诗歌有关的一些活动时，我的脑海中会不断出现以上三个场景。我在想自己究竟喜欢出入哪个地方？我承认自己是在当代文学精神的恐吓中慢慢长大的，在内心，我其实从未赞同过这种恐吓。诗歌现场后来似乎发生分野，有了官方、民间、知识分子的说法，对我来说，它们传达的依旧是同一种精神。

我从不怀疑自己的童年，那时候的孩子究竟是怎样长大的？这让我寻思不已。其实，我们这一代长大的孩子，至今从未走出过童年，我们只是换了个说法，把“大字报墙”、“公厕牌局”、“理发室”，换成了官方、民间、知识分子这些冠冕堂皇的称谓。以为这样，我们就长大成人了。这些年，我渐渐明白，这三个场所成了我们时代精神贫乏的见证，是一种屈辱的印记。从这三个场所传来的只言片语，只是告知我，时间逼近了，若我离开得再晚点，爸爸的巴掌就会打向我的屁股。它们好像主宰了我的童年话语，使我对世俗生活失去了惊奇。

有个犹太人说过，“世上有可以用文字交流的真相，也有只能用沉默交流的真相。甚至还有无法表达的、甚至是沉默也无法传递的真相。”有时候我宁愿成为生活在洞穴中的人，与人保持沉默。然而，我们必须交流，这就是现实。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用“悲剧”，还是用“喜剧”来处理这种表达方式？今天的文学精神已不再关心这类古老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纳粹的集中营，在这种地方，你只有两种选择，或成为听话者，或成为受害人。听话者，是集中营中的大多数，他们随机应变的活命主义，总能让他们化险为夷。活命好像也体现出一种尊严，虽然这时他只剩下一个活动的躯壳。他为能生活下来所使用的谎言或骗术，在这种情境下显出了悲剧意味。但如果我们真的把他处理成一个悲剧人物，一切又会变得非常可笑，因为这是对悲剧精神的一种拙劣模仿。当我们让他成为一个喜剧角色时，悲剧的效果反而会凸显。所以，《芙蓉镇》中姜文拿着扫帚跳舞，反而成了这部电影中最有悲剧意味的一幕。

公然站出来反抗的受害人，在集中营众多被奴役的人群的眼中，却变成了小丑，因为他们主动抛弃了生的尊严。在这个有着巨大悲剧氛围的集中营中，是不存在悲剧的。生于其中的人，早已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他们体会不到反抗者的悲剧性，他们把反抗看作自杀，看作是对生命尊严的废黜。听话者早已把“沉默”视作一种肯定的事实，视为一切话语的背景。在这种处境下，即使是对爱情的赞颂，看起来也像在说一种“隔壁”的生活。这是对当代文学精神最准确的概括。因为我们的诗歌现场总是发生在“隔壁”，它甚至演变为我们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 

我常想象，一个诗人在屋子里写诗，他周围的墙上应该到处都是字迹，而诗人面孔正是从这满墙的字迹中慢慢变得清晰的。他走来了，成了逮捕自己的警察。他把自己从罪犯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他的解放不是回到洞穴，更不是回到一种未开化的状态。一个真正的诗人所要表达的，正像凯尔泰斯指证过的，“我们的时代是真理的时代，这点是毋庸置疑。人们完全出于习惯而说谎，而且每个人都能一眼识破阴谋；如果宣称：爱——每个人都会知道谋杀的时间到了；假若提起法律——那是属于偷盗和抢劫者的。”

惟一将诗人们联系起来的，就是母语了，然而母语在今天也变得如此陌生。我们的语言，只适合凶手使用，他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含糊其辞。诗歌对于我们今天使用的方块字来说，几乎成了一种重新获得物质和思想、生理和心理的现实。一个好诗人的作品中，我们总能闻到这种气息。意义来自选择，来自从不相关的事物中发现的隐藏的关系以及堪称戏剧性张力的气势。我们的诗人已经有了把这个世界记录在自己的身体中的愿望，但我们需要寻找的是让自己变得清澈的源头。诗，如孔子说的，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过去的屈从关系中，我们自己并不是无辜的，我们首先必须反驳与清算的应该是自己，是自己对诗歌的爱。

加缪确实说了“幸福是一种义务”，但他同时强调，“但只有在我们辨清了我们自己、辨清了我们的同类，乃至辨清了上帝的情况下，这个真理才能完全站住脚。”虽然诗歌成了构成我们生命幸福的一部分，然而它在今天的存在状态依然是可疑的。诗人的定义已成为：我是在诗歌这座牢狱中降生的人！似乎来临的一切纯属天然，这成了我们全神贯注于诗歌的理由。

如果一个诗人的眼中只有诗歌与诗坛，我们可以说这个诗人出了问题；但一个时代的诗人心中如果只有诗歌与诗坛时，那一定是我们的时代出了问题。诗人，就像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再也不会去思考自己与牢狱的关系。事情也许不是这样！越狱从来都是真正的艺术家始终思考的问题：正因为我们被判了无期徒刑，越狱将成为我们第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没有抬起头时，已经历了很多不幸，栖在枝头的那些乌鸦只是加深了这种孤绝、荒凉的气氛。当我们抬头看见一只乌鸦突然飞起来时，我们才明白，原来世上最凄凉的竟是我们自己的作品。诗歌正在成为一座牢狱！

《有人说过胭脂主义吗？》

叶匡政

我熟悉杨子的诗歌。不过拿到他的诗集，我还是吃了一惊。杨子诗集取名《胭脂》，这与我印象中他诗歌的质地和气息完全不同。有了这个疑惑，他的诗集我读得格外仔细，里面虽收录了一首同名诗，但我不能把它看作是诗人正面的回答。

一个从未抹过胭脂的人，他所说的胭脂究竟是什么意思？这胭脂一定是趁他毫无防备时，猛然敷在他脸上的，他即使挣扎、清洗，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抹润膩与桃红。我想起齐泽克有一本书叫《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突然理解了胭脂就是这样一种主义。在这个国度中，我们的所见所想其实都被这胭脂主义涂抹过，看习惯了，我们倒忘记胭脂下的还藏着一副怎样的愁容。

胭脂主义听来像一个妖娆的幻像，似乎它只掩盖了某种真实。事实远非如此，它活生生地构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虽然它不再自称掌握真理，也不用任何借口，它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对好处的允诺。胭脂主义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伪装，所以它不用任何别的掩饰。每个人都知道它是假象，但没人会站出来指证它，不仅不指证，还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它。人人脸上都涂上了这层红晕，有这样的容颜，人们才能肆无忌惮去捞取最后的好处。杨子对这样的现实心知肚明，所以在诗集的终场诗中，他用异常冷静与理智的语调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清醒者的立场：

   我无法拿出心中的宽恕给你们看。

   你们只看到我愤恨的表情，

   那是时间抹在我脸上的灰暗的油彩，

   总有一天它会无声地剥落。

   我和那些“一个都不放过”的狠人朝夕相处，

   反倒变得温和了。

   我和那些和我一样戴着假面的人朝夕相处，

   我也和你们看不见的朝霞和白羊朝夕相处，

   我的假面并没有将我变成时光的囚徒。

胭脂主义使每个人都戴着这种假面，无人能够幸免。它使人们丧失了笑声，丧失了讽刺的超然，它使人们沉浸于官方话语的教条，连愤世嫉俗也被扭曲为一种交换行为。在这样的处境下，任何选择都不可能被严肃对待，道德可能被看作放荡，真理可能被体验为谎言，正直可能被视为虚伪。我们的脸庞只有冲向屈辱活着，如果不戴上假面，人们就会把你送进疯人院。或许胭脂主义什么也做不了，它只是防卫性地遮住了我们眼前的“朝霞与白羊”， 它只是将我们从自己的内心生活中驱赶出去。所以，坚守内心的诗人在众人的眼中反而成了一个“痴人”：

   痴人嘴里念着“国家，民族，人民”，

   他不知道这几个字就像是伪造的宝石，抽空一血液的身体，

   早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

这就是我们被奴役的真相，是诗人不愿遗弃的现实，他要在内心重新清理这盛大的凌辱与毁灭的历史。正是对胭脂主义的诗意发现，给杨子带来了一种非凡的诉说。他诉说冷漠，他也诉说疯狂，他诉说梦魇，他也诉说罪责，他所有的诗都指向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是禁锢与自由的冲突。杨子的诗是沉思者的诗，克制、精确、不动声色的气质，把他和所有的诗人区别开来。他所命名的胭脂主义就是豺狼之道，他在那些偏离常规的意象中，他在那些充满了警觉的叙述中，表达着他的控诉、他的言外之意。甚至那些豺狼在争斗中也死去了，剩下的只是越来越多的蟑螂。

胜利的一定是蟑螂！权力也属于它们！因为它们呆滞、没有面孔，因为它们四处爬动、出击，不让任何人解脱。人们等待这权力的恩赐或惩罚，听它的音乐看它的新闻，住它的监狱上它的学校。这蟑螂似乎根本不存在，却又到处都有，当人们从黑暗的床上醒来时，发现在自己的怯懦、盲从和焦虑中爬动的，全是它们的躯体。这是一出多么古老的悲剧，然而今天我们仍生活在这样的剧情中：

   在我们身边，

真理鬼鬼祟祟，

仿佛受到严密的监视；

……

在我们永远不会进入的密室里，

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的大人物念到某人的名字，

让我们每个人都打了一个寒噤；

在我们身边，

古老的悲剧正在上演，

因为看上去像是闹剧，谁都没有理会……

杨子的诗歌使我相信，还存在着一部诗人撰写的历史。在我们的常识中，从来都是统治者、胜利者撰写历史，为了让他们的强力意志穿透民众的头颅。历史从来是野蛮者的文献。然而谁又敢说诗人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是历史不可替代的保存者？

诗人把真理的片断从现实的连续体中分隔出来，诗人把心灵的奇迹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他们呈现的历史不再是封闭的、直线的、同质的，而是对人类良知那种神秘之物的凝视。诗人编撰的这部历史即包含未来，又让我们重获过去。杨子的诗集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品格，它不对生命删繁就简，它不携带虚假僵死的官方记忆，它更不会忽略那些时间中失败的事物、那些被伤害过的事物，这是一部与公共话语所误导的乐观主义绝然不同的历史，是一部呈现个人意志与生存真相的心灵战争史，更是一部胭脂主义的末日审判史！我看到在1999年的一首诗中，杨子就确立了这样的方向：

   在广大的死亡中，青草沙沙作响。

   惟有那些不会进入历史的

   才值得我关注。

原来杨子一直在诗歌中肩负着这样的使命，他对每一个事件的回溯，他对现实和心灵的每一次审视，都在为历史寻找第二次生命。那已经死亡的过去，通过他的诗歌获得了另一个躯体。这一次是由诗人意志所创造的躯体，所以它无法被毁灭。任何行动，任何事件，在他充满良知的凝视中都不会落空。这是历史更为广阔的视野，每一次受难都将以复活告终，每一种悲伤都在被引向更大的善。它可能是跳跃的、断裂的，甚至是反历史的，但它不会错过那些失败者，不会错过那些不公正的命运，不会错过那些散落各处的、无名又无形的踪迹。杨子的诗歌，既是一次为它们求得宽恕的审判，也是诗人站出来为它们结清的最后一笔债务，历史由此进入一次新的生命循环。我不能不说，历史只有在这样的心灵中存在过，才是真正的复活。

杨子为我们复活了这个胭脂主义国度的历史，这里无人敢藐视罪犯手中的权力，更不愿挑战世俗权威，这里人人保持着虚假的表面尊严，奴颜婢膝屈服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处境中诗人能做什么？如诗人自己所说：“我只是用我的诗句抵抗黑暗的权力。我不是拔剑四顾，而是向四面八方刺出我的剑，仿佛到处都是敌人，而没有任何可以亲近的对象，即使有，也不足以被那种比情欲更强烈的毁灭的紧迫感所顾及——以疯狂对疯狂，以黑暗掷向黑暗。”

有人说过胭脂主义吗？有人用诗歌救赎历史吗？我们已经被胭脂主义愚弄，难道我们还要成为历史的傻瓜？读完杨子诗集《胭脂》，我想，无人能如释重负地垂下自己的头颅。

《当苦难无法停止，时间便停止了》

叶匡政

2020年10月8日晚7时，瑞典文学院宣布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获奖理由是“因为她那无可辩驳的诗意般的声音，用朴素的美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 

诗人万之从瑞典发回的报道称，这“又爆出一个大大的冷门”，“演播室里的主播和嘉宾面面相觑，也显出几分尴尬，一时冷场，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事先猜中这位女诗人。有的嘉宾甚至没有读过这个女诗人的诗歌，支支吾吾，无法参与讨论”。  

万之随后介绍道，格丽克今年获得了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奖，只是因疫情未能来瑞典领奖。在我看来，能得到这个用瑞典诺奖诗人命名的诗歌奖，至少说明格丽克在瑞典文学界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这位出生于1943年的诗人，在长达60多年的写作中，著有12本诗集，是第十二届美国桂冠诗人，获过各种诗歌奖项，如普利策奖、全国书评界奖、国家图书奖、《纽约客》诗歌图书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国际笔会玛莎·阿布朗德非虚构文学奖等。从这个简历，我们大致能看出格丽克获诺奖算不上爆冷门，认为她爆冷门的诗人，或因为诗歌趣味不同，或未能完全理解格丽克作品的深意。虽然诺奖只是一种评价体系，但这一评价体系在当下无疑是有一定权威的。

当晚7点多，我还在回家的路上，接到《新京报》编辑电话，告诉我露易丝·格丽克获奖了。去年武汉诗人刘洁岷曾向我推荐了她的诗，读过她的诗集《月光的合金》，印象深刻，于是答应写篇短评。因职业原因，我近年对诗坛消息关注得并不多，连我对她的诗都有很深的记忆，同样表明她的获奖并非冷门。

1、在苦难深处冒险的诗人

我们无法知道诺奖评委评审的内幕，但我在重读了她的诗集后，仍然认为，在疫病大流行的今天，她的获奖是极具深意的。确如她在中国的译者柳向阳所言，格丽克的诗“像锥子扎人。扎在心上”，她的诗作虽关涉生、死、爱、性，但死亡一直是她诗歌的核心主题。

她的有些诗，描摹的似乎就是疫情后的世界。在《金百合》中，她写道：“当我意识到/此刻我就要死去，知道/我将不再开口讲话，不再/存活于世，不再/从这儿被召唤，再不是/一朵花，只是一根刺，阴冷的污泥/抓住我的肋骨，我呼唤你，/父啊主啊：你看周围，/我的同伴们在凋零，以为/你没有看见。他们/怎么能知道你看见了/如果你不救我们？”

在另一首诗里，她写道：“我要告诉你些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每天，在殡仪馆，都产生新的寡妇，/新的孤儿。他们坐着，双手交叠，/试图对新的生活拿定主意……”。

很难想象，在中产阶级趣味主导当代美国诗坛的今天，还能诞生这样的诗人。她是一位能让人感受到生命之痛、生存之重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当代美国已越来越少，这大概是她赢得不少中国诗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9个多月的疫情，正在让我们过去理解的现代生活出现断裂，大量过去的理念已无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都在重新寻找和锻造新的思维方式和新观念来理解当下发生的一切，格丽克的诗无疑给读者理解现实，提供了一个入口。

数百天来，我们看到了太多卡夫卡式的困境。一粒病毒的爆炸，它如此小，小到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对人类带来的伤害却远超一枚核弹，从目前看，它的威胁还遥遥无期。它让一座座华丽的城市，一夜间变得如废墟一般寂静；它让人们主动避开大部分的公共空间，放弃集会与社交；它让一个省份或一个国家的人成为病毒的人质，被某些人排斥、躲避。这粒病毒在爆炸的过程中，还找到了同盟军。这支同盟军，故意隐藏病毒蔓延的消息，阻止人们对病毒有更深的思考。它更愿意看到人们在恐惧中，选择麻木或遗忘。确实，这与多数人的期待也是暗合的。因为你对病毒认知得越深，承受的苦痛与绝望也会越多。如格丽克在《哀悼》一诗中写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知道。他又奄奄一息，/世界也是这样。我的余生奄奄一息，/我相信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格丽克诗中写道：“世界/曾经是完整的，因为/它已破碎。当它破碎了，/我们才知道它原来的样子。”确实，在疫病爆发之后，我们落入了一个做梦也难以梦到的古怪处境：活的前提，是放弃一切生活的可能性。除了活，其他都不重要。死也只是死，那些在疫区死去的人，甚至丧失了人类死亡的基本尊严，没有亲人送别，没有属于灵魂的仪式。死的潦草，凸显出活的了无生趣。

然而，时间正让人们对苦难变得麻木，所以我们需要格丽特这样的诗人，需要诗人不断地向我们指出生存的真相。这些诗是诗人在1990年代写的，但我们读起来好像说的就是眼前的现实。诗人不是预言家，但诗人往往会从当下事物中，发现那些人们在未来才能明白的东西。诗人对苦难提问，她问得如此执着，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苦难。诗在某些情形下，只有真实地面对苦难去思考，才是有效的，这苦难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它们本质是一样的。苦难不仅使思考有效，也让思考变得深入而复杂，让诗进入它未曾进入的领域。格丽特在《国王的 寓言》质问道：“无论/前方是什么，为什么必须如此炫目？有谁能已经知道/那不是通常的太阳/而是火焰，正升起在一个/即将灭绝的世界之上？”在疫病肆掠的当下，我相信很多人也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对人类来说，绝望却是共通的，这次疫情就是一个例证。人是作为精神而存在的，当肉体成为他照料的重点，这结果必然导致绝望。格丽克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人类绝望的代言人。克尔凯郭尔说过，无限的绝望总是表现为幻想和想像力无法回复到自身中。但是，诗人通过语词让它回到了一种被复制的自身，抽象的绝望终于找到一个躯体，虽然这躯体是由言语构成的，但自我似乎也找到了归依。

兰波说过，必须放纵官能，这种放纵并非指纵欲，而是指时刻要去体验那些极端的事件或情感，爱、死亡、苦难、疯狂，这或许像是酷刑，但格丽克正是这样一位诗人，她先是因为年轻时的精神疾病，其后她开始主动抵达生命的未知，所以她一直在承受这样的极端体验，去挖掘、发现自己灵魂和世界中那些未知的疆土。如何表达一颗满是创伤的心灵，如何认知受难者的哲学，如何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成为先驱，几乎成为所有有良知的诗人所思考的，格丽克也在诗中说道：“我为一种使命而生：/去见证/那些伟大的秘密。/如今我已看过/生与死，我知道/对于黑暗的本性/这些是证据，/不是秘密——”人的思想总是厌于思考苦难，就像鲜活的肉本厌于死亡一样，但格丽特为了呈现这些证据，自愿隐身于人类这些最幽暗的角落，直到与所隐身处合而为一，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这样向我们走出来。也因这种执着，她的诗传达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死亡某些最隐秘的关联。

2、向人类之外寻求支援

格丽克的诗集中，我最喜爱的是她1992年的《野鸢尾》，这也是她最奇特的一部诗集，以一个园丁与神对话的方式展开了她的写作，其中有请求，有质疑，有祷告，也有拟神的话语。诗集中名为《晨祷》的有7首，名为《晚祷》的有10首，数十首诗构成了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据说诗集出版后，她收到到宗教人士的信，请她少写关于神的文字。因为这些文字并不是按照教义在阐释神，而是与神平等对话，有时是神的朋友，有时甚至会化身为神，在宗教界人士看来，这显然有渎神嫌疑。在有宗教氛围的美国，格丽克的这种行为也算一种精神冒险。

在《紫罗兰》中，格丽克与神的对话：“我们并不悲伤/当你悲伤，亲爱的/痛苦的主啊；你/并不比我们/更迷失，……/以你所有的伟大，却丝毫/不了解灵魂的本性——/它从不会死亡：可怜的悲伤的神，/你要么从未有过灵魂，要么从未失去过灵魂。”

在一首《晚祷》中她质疑道：“我怀疑/你的慈悲，按我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你并不区分/死者与生者。你因此/对征兆无动于衷，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承受了多大的恐惧……”

确实，当人的苦难无法停止时，时间便停止了。就像我们这次在疫情中所感受到的，它让时间成了一个没有未来的当下。苦难让人失去了时间，也失去了世界。诗人在苦难中忍受纯粹的时间，没有事件、没有计划，也看不到可能性的时间，一种无限的、必须每时每刻忍受的空无的永恒性。我们丧失了自身，丧失了那个在正常世界中的“我”，丧失了那个曾让我们安心的世界。神似乎是悲剧的中心，但苦难又移除了神，好像他也不在场，让我们在当下沉入了比死亡还要巨大的空无，比暗无天日的牢房还要黑暗的日子。现实在今天似乎只变成了两个词：苦难与等待，我们只能在苦难中等待，一场无所期待的等待。

当一个人觉得自我的可能性与生活的限制构成强烈冲突时，向宗教、向宗教哲学求援，几乎成为一种本能。这正是格丽克在《野鸢尾》中所试图做的。当生存不再向理性和知性开放进，你时刻会感到来自荒谬的威胁，如格丽克在开篇诗中所言：“当知觉/埋在黑暗的泥土里，/幸存也令人恐怖。”于是，诗人在向人类自身之外寻找支援，只有这样才能把秩序重新带入自我，让生存摆脱紊乱和苦难。宗教中，有一个献身的理念，这种献身是指向未来的，它意味着扩展自我的可能性，它意味着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把自我引向一种重大的可能性，人生其它的可能性都将从属于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格丽克正是通过这种献身，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格丽克写道：“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扇门。”信仰可以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相信，它还是一种生存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包含了献身。

格丽克的诗展现了一个中国诗人极少有的面相，即在神与人类、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可能性与必然性、无意识与意识之间广大领域的游走，她在其中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神是人类唯一能向之吁求的，如果人类把无助、热望向神诉说时，总能获得神的回应，这时的世界对人类来说才是安全的。如果神不再回应我们的吁求，人类才会觉得世界真的抛弃我们了。格丽克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的处境，对信徒来说，死亡不过是永恒生命中一个微小的世界。但对某些处境的人来说，如果死成为希望，才是人最悲惨的时刻。格丽克很多微妙的感觉，只有在宗教意识深厚的国度才可能诞生。从这个角度看，她的诗不被广泛理解也是正常的。

从格丽克的诗可以看到，一切智慧皆包含了人对神的认知和对自我的认知。只有人在神面前真实地反省自己时，才真有可能认清自己。没有神的维度，对人的认知只是有限的，只有神能把人的维度扩至无限。这种对神的意识，并非亲眼所见，但比所见要真切，它是一种全身心的所见，是每一粒细胞的感知。格丽克的诗并不表现为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行动，是意志的行动，是一种让自己趋向必然的决心。她的诗因为有神的维度，呈现处的态度常常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不大悲也无大喜。它似乎是一种悖论、对抗、分裂的状态，一种超越精神的状态。只有在一定的精神高度，这些悖论和对抗也会成为协作的力量，就像大自然充斥的各种力量一样，她的诗也因此呈现出一种自足的状态。故而，格丽克的诗常表达出某种不可能，不可能被完整解释出来的某种意识，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可理解。当它触及我们生命中某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时，你就会被打动。

格丽克的这些诗，把人引向神，引向一切未知的世界。在诗人看来，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永存于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只有不断的发现，这些尊严与自由才能存在。宗教让我们相信一个未知的世界，而诗是在创造和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这正是格丽克在《野鸢尾》中所做的，它向原始与未知敞开，但它又不是我们常见的宗教诗。其他学科是所有科学家一起发现一个世界，只有诗人，凭一已之力，往往就能发现和创造一个世界。

格丽克在诗中代替神警示人类：“如果你所恐惧于死亡的/是比这更大的惩罚，那你不需要/恐惧死亡：//多少次我必须毁掉我自己的创造物/来教导你/这是你的惩罚：”“当我造你们的时候，我爱你们。/如今我怜悯你们。……/我给了你们每一样礼物，/春天早晨的蓝，/你们不知道怎么用的时间——/你们还想要，那个/为另一种造物保留的礼物。”“你们怎么能理解我，当你不能理解你们自己？你们的记忆没有足够强大……永远别忘了你们是我的孩子。/你们受难不是因为你们相互触摸/而是因为你们出生，/因为你们要求生命/与我分开。”这些诗句如此直白，就像来自神的告诫。柏拉图认为诗人是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需神力才能完成他们优秀的作品。神在通过诗人向人说话，说的也是神的诏语，从《野鸢尾》中，我看到了这种征兆。疫情蔓延的当下，诺奖评委大概也希望读者从格丽克诗中获得自己的启示。

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勒留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生病、折损肢体或丧失了什么，可看作宇宙的本性给他开的药方。这药方带来的或许不是健康，但却是与他命运相适应的事情，他将因此走上适合他的道路，这药方会让宇宙整体变得健康。神带给人的，一定是对人类整体有用的，否则就不会带给人。奥勒留在位近20年，经历了瘟疫、地震、战乱等诸多灾难，他说出了这样的体悟。如果换一种视角看，新冠病毒何尝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通牒，让这个世界疯狂的脚步再慢一些。于是，病毒按下了暂停键。如今的政客不会有这样的认知，有，也不敢说出。哪怕灾难已成必然，他们也恐惧面对这必然，他们恐惧的是权力的丧失。这恐惧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灾难的盟友。

尼采说，诗人骨子里始终而必然是遗民，是面孔朝后的生灵，是人们通向遥远时代和印象的桥梁。格丽特大量的诗，都像从那过去时代发出的一束光，却让当下呈现出新的色彩，这光可能是已消逝的宗教和文化，有《圣经》世界，有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也可能是那曾经苦难的印象。格丽特如此做，决不是像尼采说的为了使人生变得更轻松，而是让人们对当下的苦难有更真切、更全面的认知。格丽特的诗或许并没有指出那些苦难的源头，但它却能让人们更深理解了当下的苦难，并着手移除它。

眼下发生的一切，是人类的一次极限体验，也是每个人的一次极限体验，每个诗人的极限体验。这疫病就像一道持久的闪电，照亮了这世界中一些我们不曾意识到的秘密。我们发现的不确定性，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复杂，我们曾画地自限地生活，如今那晦暗的地域显现出来，皆成神启。对渴望看见的人来说，它就是光。无论你有否染上病毒，你都在这次爆炸中被改变、被影响。你期望能回到过去的生活，但你今天看到太阳，已与过去不同；你今天写下同样的文字和诗，但含义已发生变化。你如果愿意沉浸于这苦难深处，你就能抵达你精神的某种极限。这场世界性的大瘟疫将改变所有人，改变这个世界的哲学，改变这个世界的诗歌与艺术，改变人们的心灵，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受难将成为一个迫切而永恒的主题，这就是格丽克给当代人的启示。

3、无可辩驳的诗意

在格丽特的诗中，始终能发生她对那些我们都熟悉的事物，一直保持着某种惊奇，像对世界的某种意外感受。这种惊奇感，只有在极深的孤独中才能体会到。从格丽特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到，自她16岁患厌食症开始，她似乎一直活在这种精神的孤独中。于是，格丽特让诗成为自己，成为自己的本性、全部的身心，成为整个灵魂自发的喷涌，这是一个诗人的最重要的特征。能做到这点的诗人不多。要成为一个诗人，这是首要的，她完全敞开自己，如惠特曼所言“完全的个性坦白”。但这自己，却不是一个浸透于俗世的自己，而是一个永远站在万物的根部、从最初人类诞生时就已存在的自己。只有当一个诗人时刻都能感受到这个自己的存在时，一个优秀的诗人就诞生了。

海德格尔说要“把思带入一种与诗的对话之中”，这里的“诗”显然不是指理性，而是一种未曾显明的世界，一个神秘而未知的世界，它可以是上帝与神，但它也可能是另一种未知的沃土。格丽克后期的诗作，一直在试图进入这样一个未曾显明的世界，这是她比很多诗人高明的地方，这也是一条极难行走的道路。这也是诺奖评委所说的“无可辩驳的诗意”所在。这其实也是人们对现代诗性所达成的共识：在一切学科中，在人类现实中，在生命中，诗都代表了不可能，代表了“否”的那一端。如果所有的一切为“是”的话，诗就是那个“否”。它排除了一切“知”，逻辑、推理、观念，但又是全部的“知”。别的学科如果是道路的话，诗就是一切道路的米字形路口，它融汇了一切，知识、现实、想象、情感和爱。它是从所有已知部分的一次越狱与逃跑，带着生命的所有热望。

从格丽克的诗，我们会发现，诗人是凭着那不认识或不可能认知的，而认知了一切，她认同一些事物中神秘的部分，其他事物的真相就因此显现出来。这个逻辑，理性者永远不会懂。它展示的是属于生命彩虹的那稍纵即逝的片刻。那片刻，你抵达了生命的最核心部分。在这片刻中，你让自已的心灵停下来，变得安静，体会到一切平凡事物中的不凡部分，那是生命和现实的另一张面孔。诗是诗人全部生命与现实的融合，是神圣而庄严的一刻，只在那片刻，它们完整地融合了，这融合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所以诗在当代，总是在一切学科不可能行进的地方行进，它是它们在瞬间的绽放，也是它们最生动的表情。它也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与科学或哲学所言及的理性完全不同，它是生命与一切自然最深处的理性，或许这种理性还未被人类清晰的表达，所以在某些人的理解中，就成了非理性。格丽克对人类、对生死的追问，往往是形而上的，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追问不同，对普通人来说甚至是难以认知的，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追问，诗性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产生的。

如果按照科学的观点看，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东西是无意义的，也就是无用。但无用，恰恰是诗所需要的，因它超越了一切日常世界。诗的目的，就是把语言从“有用”中解放出来，所以无用既是构成诗的要件，也成为诗最重要的力量。无用，使诗保持了一种生命般的自足。诗创造自身，它只有自身。它自身的含义是它存在的所有目的。它更像生命本身的运动，目的是创造出另一个生命体。就如同一朵花儿一棵草儿，如同一只蚊子一座荒原，如同万事万物的生命，可以什么也不证实，就这么存在着，没有目的。无用，使诗保持了一种生命般的自足。它不是绝对现实，确比绝对现实更为长久。

我们所说的世界黑夜时代，不只是指诸神的消逝与神性之光的熄灭，而是因此得一扇庞大的非理性世界之门，对人类关上了。沉浸在此的人，或被认为疯狂，或被认为愚昧。人们只能向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求援。对诗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贫困时代”。所谓诗人的酒神精神，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可直达真理的、狂欢性质的非理性思维。道说神圣，也即道说混沌，道说一个未知的神秘世界。终有一死的人抵达的是虚无的深渊，生命除了从现世获得荣耀外，再没有别的方式获得安慰。这种贫困，是让格丽克这类诗人所无法忍受的，也成为她在诗中一直追问的问题。

我们看到，格丽克的诗还有一种对疯狂意识的认同。诗歌在诞生之初，是把当下所谓的理性与疯狂意识混为一体的。诗歌最初就包含了对人类疯狂思维的某种认可。当理性自命不凡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才开始用一种似乎不疯狂的、理性的语言写字作文，而把另一些人的思维方确定为疯狂，并把他们与所谓理性的人群隔绝开。但在格丽克的意识中，疯狂不过是一种人类不理解的思维模式，它甚至充满了魅力。它看似是一种未开化的理念，但实际上却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思维。就像疯子理解不了社会秩序、理解不了要遵从社会对肉体和行为的束缚、理解不了人们需行为统一一样，诗人其实也无法理解这样的现实。他们又不得不做出理解了的样子，但把不理解保存在了诗中。人类大概是出于对非理性世界的尊重，出于对远古文明的畏惧，给诗人还保留了一小块领地，让他们在其中存活。

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为疯狂保留着一个领地的艺术样式，以便与所有学科的理性所对峙。理性使得机器统治成为必然，诗人在《雏菊》一事中反讽地说“花园/不是真实的世界。机器/是真正的世界。坦率地说说任何傻瓜/都能在你脸上读出的……”诗人想为存在保守一块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的领地，这也是一种冒险，但这种冒险又何尝不是对人类价值的探索。一首好诗，它总在把桎梏人的栅栏往前推，这里有社会和权力的栅栏，也有理性与逻辑的栅栏，让属于人的自由领地更大一些。尼采说过一句决绝的话，如果人不能成为一个诗人，我如何能忍受做人！他把人看作是未来的碎片，他认为对这些碎片中未知部分的探寻，才应是诗人全部的追求。

诗人总是在黑暗中寻找、确认自由和神迹的人。只有在生死攸关处，才能发现拯救的意义。在根基崩溃处冒险，在死亡和苦难的深处冒险，或许才能发现生之真相。心灵中总一片区域是内在的、不可见的，那是格丽特最渴望深入的冒险之地。神灵与人类，无限与死亡，眼泪和星星，她脚上带着尘土，却在天空中飞，这就是我认识的露易丝·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