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
作者：心如大海
序
第一卷 种火
第一章 种子
第二章 林弥一郎的手枪
第三章 莫斯科的八月
第四章 看不成的东西
第五章 十七架飞两遍
第六章 十一月十一日
第七章 乙班
第八章 第一批
第九章 看成了
第二卷 血火
第一章 江那边
第二章 第一仗
第三章 等不来的飞机
第四章 圆圈阵
第五章 四架
第六章 大和岛
第七章 拉-11
第八章 三千小时与一百小时
第九章 赵宝桐
第十章 跳伞
第十一章 孙生禄
第十二章 韩德彩
第十三章 王海
第十四章 焦景文
第十五章 停战
第十六章 名单
第三卷 铸剑（一）装备与跨越
第一章 中0101
第二章 十秒
第三章 歼-6
第四章 歼-7
第五章 核试验空投
第六章 采样
第七章 试飞员
第八章 弹射救生
第九章 航空侦察
第十章 无人机早期
第十一章 女飞行员
第十二章 夜空
第十三章 电子对抗
第十四章 飞行安全
第十五章 八一飞行表演队
第四卷 铸剑（二）前沿与作战
第一章 雷达兵
第二章 通信
第三章 气象
第四章 塔台
第五章 导航台
第六章 作战参谋
第七章 领航员
第八章 高炮部队
第九章 探照灯部队
第十章 防化
第十一章 靶场
第十二章 伞勤
第十三章 空降兵
第十四章 轰炸机部队
第十五章 运输机部队
第十六章 西沙
第五卷 铸剑（三）保障与后方
第一章 场站
第二章 机务
第三章 军械
第四章 油料
第五章 航材
第六章 汽车兵
第七章 警卫
第八章 消防
第九章 卫生
第十章 机场建设
第十一章 搜救
第十二章 唐山
第十三章 航校
第六卷 跨代
第一章 歼-8II
第二章 歼-7改进型
第三章 歼轰-7
第四章 歼-10
第五章 歼-11
第六章 空警-2000
第七章 空警-200
第八章 歼-15
第九章 歼-20
第十章 81192
第十一章 运-20
第十二章 无人机
第十三章 地空导弹现代化
第十四章 雷达网现代化
第十五章 战略转型
第十六章 薪火
后记
附录
序：穹庐之下
一
中国人看天，看了很久。
比看海久。比看山久。比有文字的历史还久。
山顶洞人把赤铁矿粉撒在死者身旁时，已经知道朝哪个方向看。红山文化那些玉猪龙蜷曲的姿态，像某种对天上之物的模仿。良渚人刻在玉琮上的神徽，眼睛占去半张脸，盯着上面。没有人教他们，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最贵重的东西，交给天。
然后有了字。甲骨上刻着“帝令雨”“帝不令雨”。那个“帝”在头上，不在人间。商人问收成、问战争、问生孩子，每一问都朝上。周人改了说法，叫“天命”，但方向没变。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第一畏就是“天命”。天不是风景，天是秩序的来源，是人间一切道理的最后担保人。
但中国人对天不只有敬畏。还有惦记。
屈原被放逐之后，仰头看了一会儿，一口气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天有几重？谁传的道？日月怎么挂上去的？他问得很认真，像个孩子在拆一件大人不让碰的东西。《天问》没有答案，但问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件事：那个悬在头顶的东西，中国人想上去看看。
想上去，就得有办法。
二
最早的办法写在传说里。
舜坐在谷仓顶上，底下火烧起来了。他举着两顶斗笠，从上面跳下来，落地，没死。后人说那是降落伞的雏形，说舜是人类第一个乘降落伞安全着陆的人。真假不知道，但故事传了三千年，说明中国人愿意相信这件事：有人从高处落下来，活下来了。
然后是公输般。他用竹木削了一只鹊，成而飞之，三天不落。《墨子》记了这件事，语气平淡，像在记一桩寻常手艺。张衡也做过，木鸟能飞数里。这些木头鸟飞不远，但它们证明了一件事：人手里的东西，可以离开地面。
风筝是真正留下来的那一个。西汉之前就有了，最初叫纸鸢。南北朝时，梁武帝被围在台城，把求救信系在风筝上放出去，风筝飞过敌阵，线断了。那根断了的线，是中国航空史上第一根被人记住的线。
竹蜻蜓简单得多。一根竹棍，一片螺旋桨，两手一搓，飞上去。十八世纪传到欧洲，叫“中国飞陀螺”。乔治·凯利，那个被称为航空科学之父的人，小时候玩过它，后来一辈子在研究螺旋桨。孔明灯烧松脂，热空气鼓起来，灯就升上去。原理和热气球一模一样，只是早了不知道多少年。
还有万户。明朝的事。椅子上绑了四十七支火箭，手里举着两只风筝，叫人点火。火箭没把他送上去，炸了。他死了。国际天文联合会后来把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中国人第一次用火箭送人上天，失败得很彻底，但名字留在了月亮上。
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中国人做的，都飞起来了，然后都停在那里。风筝还是风筝，竹蜻蜓还是玩具，孔明灯用来许愿。没有人把风筝的原理写成空气动力学，没有人把竹蜻蜓的旋转算成升力公式。技术停在手艺的层面，没有长出理论的根。飞天的梦做了几千年，做梦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梦本身没有往前走。
直到有一天，别人先走了。
三
1903年12月17日，北卡罗来纳州，风很冷。一架叫“飞行者一号”的东西摇摇晃晃离开了地面，飞了十二秒。莱特兄弟做的。人类第一次有动力持续飞行。
六年之后，一个意大利军官叫杜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飞机用于战争会彻底改变战争的面貌。他说会有一个新军种叫空军，有一个新战场叫空中战场。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因为飞机还只是会飞的木头架子。
但战争等不及。
1911年，墨西哥革命，两架飞机在空中碰上了。一个飞行员拔出手枪朝对面开枪，对面还击。这是人类第一次空战，用枪，像在地面上一样。同一年，一个飞行员用手从座舱里扔了一颗炸弹下去。战争从此多了一个维度。
然后是一战。参战各方投入了近二十万架飞机，德国被击落三千多架，协约国损失八千多架。天空不再安全。以前战争从边境线开始，现在战争从头顶开始。大后方的平民半夜被警报吵醒，跑出屋子抬头看，天上有人在扔东西。
英国人反应最快。1918年，他们把陆军和海军下面的飞行队合在一起，成立了皇家空军。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的空军，和陆军、海军平起平坐。其他国家跟着学。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苏联，一个一个建起来。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军已经不是配角了。美国用B-29轰炸日本本土，最后扔了两颗原子弹。1946年，美国成立了战略空军司令部，手里握着轰炸机和后来的洲际导弹，打的是全球。苏联跟着追，图-95、图-160，一架一架造出来。
天，被重新划分了。1919年的《巴黎航空公约》写了一条：每个国家对自己领土上方的空气空间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领空这个词，从纸面上长出来，变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墙。墙上面是别人的飞机，墙下面是自己的城市。
中国在哪？
四
中国那时候没有墙。
有飞机，但不多。有飞行员，但大部分不是自己的。1911年之后，北洋政府、各路军阀、国民政府，都买过飞机，都办过航校，但天空是碎的。谁有飞机谁说了算，今天飞过来的是这家的，明天飞过来的是那家的。老百姓抬头看，认不出机徽，只知道又来了。
共产党更晚。1924年，建党才三年，党员不到一千人，就挑了人去广州航空学校学飞行。十个人里有四个是共产党员。后来连续几年派人去苏联学。1930年，红军缴获了一架国民党飞机，涂上红五星，取名“列宁号”，派它去侦察、撒传单。一架飞机，一个军，这是当时全部的家底。
1938年，又挑了四十三个人去新疆学航空。1941年，在陕北安塞办了工程学校，教机械。这些人后来大多没有飞出来，但种子留下来了。
真正开始，是1946年。
东北，通化。日本人走了，扔下一堆破铜烂铁。飞机没翅膀的，没座舱盖的，发动机拆了一半的。东北老航校的人把这些东西从废料堆里扒出来，用马车拖到跑道上。没有油，试验用酒精掺汽油。没有教材，教员凭记忆连夜手写。没有运输工具，人抬肩扛。
这就是东北老航校。后来空军的人叫它摇篮。摇篮里出来的第一批人，王海、张积慧，在朝鲜上空打出了名。但1946年冬天，他们在通化机场蹲着闻酒精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以后会飞成什么样。
1949年，局面变了。
三大战役打完，大陆上的仗快打完了。下一个问题是渡海，是台湾。渡海要空军，没有空军，船过不去。1月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说“组建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3月，军委航空局成立。7月，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说要加快。周恩来把刘亚楼叫来，让他拿方案。刘亚楼说，从陆军挑人，一年速成，需要新建五个航校，买苏联的飞机，请苏联的专家。7月3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北平见了刘亚楼、王弼、吕黎平。朱德说了一句话：“你们为建设空军培育了第一批种子，现在就像老母鸡抱蛋那样，一窝一窝地抱下去了。”
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成立。刘亚楼当司令员，萧华当政委。从这一天起，中国有了一个叫空军的军种。
空军司令部成立那天，距离开国大典过去才四十天。四十天前，十七架飞机飞过天安门。九架P-51，两架蚊式，三架C-46，一架L-5，两架PT-19。飞机不够，飞过之后掉头再飞一遍。其中四架挂着实弹，因为还在担负战斗值班，随时准备升空。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的数了，有的没数。数了的人觉得飞机不少。没数的人不知道其中有几架是飞第二遍的。
那天飞的飞行员，好几个是从通化那个废料堆旁边的跑道上练出来的。他们开着美国人造的飞机，飞过中国人的天空。而他们自己的空军，还在四十天之外等着成立。
五
这本书记的是从那以后的事。
从马拉飞机到歼-20，从酒精代汽油到运-20接烈士回家，从十七架飞两遍到警巡东海、前出西太。七十七年，一个军种从无到有，从国土防空到战略空军。中间有过空战，有过试飞，有过摔飞机，有过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跑道上等着看一架黑色飞机起飞的那个下午。
写这本书，不打算给谁立碑。书里出现的人，有名字的，没名字的，史料记了的，史料没记的。他们做的事，有些改变了历史，有些只是让一架飞机从跑道上安全地滑回来。两样都值得写。
中国人看天看了几千年。看的时候想过上去，想过飞，想过在天上划一道自己的线。1949年11月11日之前，那条线不在中国人手里。之后的事，下面开始写。
第一卷 种火
第一章 种子
北平，菊香书屋。1949年7月。
周恩来推门进来的时候，毛泽东正坐在桌前看一封电报。电报是四野发来的，关于部队南下的部署。他把电报放下，没等周恩来开口，先说了一句：“5月4日那一下，炸醒了很多人。”
周恩来看了一眼桌上摊着的一份情况通报。1949年5月4日，6架美制B-24轰炸机从青岛起飞，飞临北平南苑机场上空投弹，炸毁机库和房屋，伤敌机多架，死伤多人。南苑机场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仅有的作战基地，驻扎着刚组建的南苑飞行队。那天，飞行队没有一架飞机能升空拦截。
“空军的事，不能再拖了。”周恩来说。
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翻白。“渡海作战，关键在空军和海军。没有空军，船过不去。”
“人选要定。”周恩来在对面坐下，“主席认为，由谁来组建空军？”
毛泽东没怎么想。“让刘亚楼来干。”
周恩来笑了一下。“我也有这个意思。”
“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很不错，回国后又兼任过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毛泽东转过身来，踱了两步，“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好，那就这样定吧。”周恩来说。
事情定下来之后，林彪那边先来了电报。电报写得很直接：“我们建议亚楼仍来前方指挥作战……如亚楼留中央不来，则我们前线指挥甚感困难。”
毛泽东看完，放在桌上，没有回电。
刘亚楼当时是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林彪舍不得放他走，甚至当面跟他说过一句话：“盼你不要去担任航空方面的工作。”但中央已经定了。
1949年6月初，北平。
刘亚楼正在打点行装。四野南下，十四兵团机关已经准备启程去汉口。吉普车来接他的时候，他坐在车里猜了一路谜：刚刚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司令员，还有什么新的任务。
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向毛泽东立正敬礼后，刘亚楼急切地问：“主席，叫我来一定有重要任务吧？”
“你的感受很敏锐哟。”毛泽东直起身，笑着握住他的手，开门见山：“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洋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一下子就愣住了。让自己负责筹建空军，他压根儿没想到。他连忙说道：“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不懂空军，怕做不了。”
毛泽东看着他，说：“好嘛！还有你刘亚楼怕的事？不是有句老话吗？‘知其不可而为之’。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做。”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了一句话：“解放全国大陆已时日不远，渡海作战的关键是空军和海军，空军虽然空空如也，但中央信任你，让你负责这一摊子，你不会是那个空空如也的‘空’军司令。”
刘亚楼一时不知答什么好。毛泽东接着说：“你做了那么多年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难道今天还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不成？好吧，你去周副主席那边，他同意让你南下，我没意见。”
刘亚楼告辞出来，在门口碰见了因病留在北平的罗荣桓。罗荣桓问明情况后说：“你去找周副主席也没用，中央已经定了。”
“那我这个空军司令是当定啰？”
“当定啰。”
刘亚楼站了一会儿，说：“好，那我就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他重新回到菊香书屋，对着毛泽东敬了个军礼：“想通了，干。”
毛泽东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周恩来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过来：“这是苏联援助的初步方案，你先看一下。具体谈判，8月去莫斯科。”
刘亚楼接过来，翻了翻。文件上列着飞机型号、数量、交付时间，还有航校的规模和专家人数。他把文件合上，揣进口袋。
从菊香书屋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刘亚楼站在台阶上，看了一眼天。天上什么都没有。他转过身，往吉普车那边走。
吉普车开动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东北老航校那些人在通化，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个刚被任命的空军司令员，手里还没有一架飞机。但通化那边有人在飞，用酒精掺汽油，开着没有座舱盖的飞机，在雪地里一圈一圈地飞。
刘亚楼从菊香书屋出来的时候，通化那边正是夜里。
老周蹲在跑道边上，雪落在棉裤上，积了薄薄一层。他面前那台发动机是从铁岭拉回来的，日本人留下的翻修厂里据说还有两百多台，但运到通化的只有这一台。没有牵引车。飞机拆成零件，马车拉。绳子绑在机尾上，另一头拴着马，马走一步，飞机在雪地上滑一步。绳子断了，人上去扛，肩膀顶着机翼根，喊号子，一寸一寸挪。
老周把酒精倒进铁桶，又掺了汽油。比例是多少，日本人的资料上写了一半，另一半靠猜。他蹲下来，用一根铁棍搅了搅，凑近闻了一下。
“啥味儿？”小刘缩着脖子凑过来，脸冻得通红。
老周没抬头。“跟烧刀子似的。”
小刘咧嘴：“那能着不？”
老周站起来，把铁棍往桶边一磕。“试了才知道。”
他绕到发动机后面，握住手摇把。摇把沉，每转一圈，胳膊上的筋绷一下。摇到十几圈，发动机咳嗽了一声，没着。老周停下来，喘了口气，白雾从嘴里喷出来。他伸手调了调喷油嘴，又摇。这回咳嗽了两声，着了。突突突的，声音不稳，像人跑完步喘不上气。
围观的人往后退了半步。老周蹲在仪表前看了一会儿，转速指针在抖。他伸手拧了什么，转速上去一点，声音匀了些。
老周站起来，把扳手一件一件捡进工具箱。手冻得不太听使唤，捡了两回才夹住。他把箱子扣上，对旁边的人说：“再试。喷嘴加大，气门间隙重调。”
第二次试车，声音稳了。第三次，老周自己坐进了座舱。座舱盖没有，风灌进来，他把围脖往上拉了拉，盖住半张脸。
飞机滑出去的时候，跑道边上的人都没说话。雪打在机翼上沙沙响。飞机离地，上升，转弯，通场，落地。轮子接地那一下，小刘跺了一下脚，就一下，跺完自己愣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脚是怎么动的。
老周从座舱里爬出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小刘跑过去，老周先开口了：“酒精能烧。告诉上面。”
那天晚上，老周在油灯底下写报告。小刘坐在对面啃窝头，啃了两口，问：“班长，咱这航校，到底谁批的？”
老周把笔停了停。他其实也说不全。只知道上面老早就在张罗。日本投降后不到半个月，朱德就找王弼谈了话，话说得很清楚：“中央决定全部航空干部分批进入东北，接收、搜集航空器材和人员，利用可能条件建立航空站、航空队、航空学校。”刘少奇紧跟着也找了王弼，交代得更细：东北是日寇培训空军的重要基地，航空器材和人员很多，“要克服困难，要办好第一所航空学校”。
人是两路来的。一路是王弼、常乾坤这些早年在苏联学航空的。另一路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年轻干部和学员。飞机是一架一架从雪地里扒出来的。王弼发动全校师生分头下去收集，走遍了东北三省三十多座城市、七十多个机场，找到各类飞机一百二十余架，发动机两百余台。没有卡车，动员民工用牛马大车拉，两千八百多辆马车把这些“庞然大物”运回通化。
老周把报告写完，折好，塞进口袋。小刘靠在工具箱上打起了呼噜，窝头剩了半个攥在手里。老周踢了他一脚：“回去睡。”
小刘迷迷糊糊站起来，跟着老周往外走。雪还在下。跑道边上那架九九式蒙着布，布上积了厚厚一层白。
小刘打了个哈欠，含含糊糊地问：“班长，你说那个要来的大官，啥时候到？”
老周没回头。“先把明天飞了再说。”
风把雪吹起来，打在两个人后背上。脚印一会儿就被盖住了。
北平那边，菊香书屋的灯还亮着。
毛泽东那句“你不会是那个空空如也的‘空’军司令”，说这话的时候，距离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还有将近四个月。但通化跑道上的那台发动机已经烧起来了，酒精掺汽油，声音不稳，但着了。
刘亚楼回到住处，把周恩来给的那份文件又翻了一遍。飞机型号、数量、交付时间、航校规模、专家人数，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他把文件合上，放在床头，关了灯。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件事：航校。飞机可以买，专家可以请，但飞行员得自己培养。通化那个地方，冬天冷得能把人冻透，跑道是土面的，飞机是废料堆里扒出来的，油是酒精掺的。但那里有人在飞。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第二天一早，他给通化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很短：航校情况，速报。
回电第三天到了：航校在通化，飞机一百二十余架，能飞的三十余架，教员不足，教材靠手抄，油料靠酒精。学员在训。
刘亚楼把电报看了两遍，放在桌上。然后他拿起电话，要了总参。
“通化那个航校，给我留着。别动。”
电话那头问：“司令，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那是空军的种子。一粒都不能少。”
1949年7月31日，北平。
毛泽东和朱德见了刘亚楼、王弼、吕黎平。朱德说了一句话：“你们为建设空军培育了第一批种子，现在就像老母鸡抱蛋那样，一窝一窝地抱下去了。”
刘亚楼把通化的电报放在桌上。“种子在通化。一百二十架飞机，能飞三十架。教员不够，教材靠手抄。但人在。”
毛泽东看了一眼电报。“人在就好。飞机可以买，教材可以编，人得自己长。”
他顿了一下，又问：“那个航校，谁在管？”
“常乾坤、王弼。都是早年学过航空的。”
“告诉他们，接着干。空军成立之后，航校是第一位的。没有飞行员，飞机就是废铁。”
刘亚楼点头。“明白。”
从北平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刘亚楼站在门口，看了一眼天。天上还是没有飞机。但他知道，通化那边有人在飞，用酒精掺汽油，开着没有座舱盖的飞机，在雪地里一圈一圈地飞。
他上了吉普车，对司机说：“回去。明天开会。”
车开动的时候，他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脑子里还是那句话：种子在通化。
通化那边，雪还在下。
老周和小刘回到宿舍，推开门，一股热气扑过来。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小刘倒了两杯水，递给老周一杯。
“班长，你说那个空军司令部，成立了之后，咱这航校算啥？”
老周喝了一口水。“算地基。”
“地基上面盖什么？”
“盖楼。盖高了，就是空军。”
小刘想了一会儿。“那咱这地基，得打多深？”
老周把杯子放在桌上。“打到飞起来为止。”
小刘咧嘴笑了。老周踢了他一脚：“睡觉。明天早起。”
灯灭了。窗外雪还在下。跑道边上那架九九式蒙着布，布上积了厚厚一层白。远处机库的油灯还亮着，有人在连夜修另一架。
第二章 林弥一郎的手枪
沈阳，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一间屋子里，炭火烧得不算旺。
伍修权坐在桌子后面。对面是林弥一郎，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飞行大队的大队长。三百多人的部队，在奉集堡放下武器之后往南走，想从朝鲜回日本，走到凤凰城附近的山区被八路军包围了。谈判之后，他交出了武器。
此前彭真已经跟他谈过一次，希望他留下来帮助办航校。林弥一郎没有马上答应。他提了一个条件：当教官可以，但不能当俘虏看待，学员上飞机之前，要先向教官敬礼。对刚刚被这支军队俘虏的日本人来说，这个要求近乎挑衅。
东北局的决定是不惜代价把这支技术队伍留下来。伍修权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最后一个坎迈过去。
“我们想办一所航空学校，”伍修权说，翻译在旁边一句一句地递，“需要你们帮忙。教飞行，修飞机。条件成熟了，送你们回国。”
林弥一郎听着，腰挺得很直，眼睛看着伍修权。
伍修权又说：“你们有什么条件，可以提。”
林弥一郎的目光往下走了走，停在伍修权腰间。
那里别着一支手枪。勃朗宁，小巧，烤蓝磨得差不多了，露着底下的钢色。伍修权从长征的时候就带着它，过草地，翻雪山，走了两万五千里。
林弥一郎开口了。他说，伍将军，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就把这支枪送给我。
屋子里静了一下。警卫员的手没动，但肩膀绷紧了。旁边的日本军官互相看了一眼，没人说话。一个刚放下武器的战俘，向战胜者的参谋长要人家随身带了十年的枪。
伍修权看着他。林弥一郎的眼神没躲。
伍修权没有犹豫太久。他把枪从腰间解下来，放在桌上，往前推了一下。动作不快，也没有刻意放慢。枪落在林弥一郎手里的时候，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指收拢，握住了。他把枪翻过来，拇指在烤蓝磨掉的地方停了一下。
林弥一郎后来自己说：“我看着他的眼睛，让我感觉他相信我的样子。”
回去之后，林弥一郎把部下召集起来。屋子里站满了人，有飞行的，有机务的，有搞领航的。他站在前面，把那支勃朗宁放在桌上。
“他们让我留下来办航校，教中国人飞。”
底下有人问：“大队长，你信他们？”
林弥一郎没马上回答。他看着桌上那支枪。“他们信我。”
有人点头，有人说要走。最后留下来三百多人。林弥一郎后来起了个中国名字，林保毅，当了飞行主任教官。
那支勃朗宁，他一直留着。
1946年2月，通化出了事。
国民党特务与部分日本旧军人勾结，密谋在2月3日凌晨发动暴动。消息在暴动前被截获。审讯中，两个日本飞行员扛到半夜，开口咬出了林弥一郎的名字。
指挥镇压的军区政委吴溉之下令枪毙。名单上有林弥一郎。第一次命令传到航校，被挡回来了。第二次，又被挡回来。第三次，吴溉之拍了桌子。
挡他的人是航校政委黄乃一。
黄乃一站在吴溉之的办公室里，说：“两个人的口供，不够。”
吴溉之盯着他：“你担保？”
“我担保。对于林弥一郎的清白，我可以用自己的两条生命担保，”黄乃一说，“一条是我的血肉之躯，另一条是我的政治生命。”
吴溉之没有马上说话。屋子里的人也没说话。黄乃一站在那里，没动。过了好一会儿，吴溉之把名单往桌上一拍，转过了身。
林弥一郎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还在写教学计划。纸不够，写在废纸背面，字很小，密密麻麻。放出来那天，是黄乃一去接的。两个人走在雪地里，谁也没说话。走到宿舍门口，林弥一郎从怀里掏出那沓纸，边角已经磨毛了，但字迹还在。他递给黄乃一，说了一句话，翻译在旁边译过来：“可以继续教吗？”
黄乃一点了头。
没有人再提那件事。林弥一郎没提。航校的人也没提。后来有人问林弥一郎，被关着的时候怎么还在写教案。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他们怀疑我，但他们没有杀我。飞机还在等着。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
开学那天，通化中学临街的校门上用松木杆和松树枝搭了彩门，大教室前面搭了主席台。台下站着的学员里，有人几个月前还在山东打游击，有人从延安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这里。刘玉堤站在队列里，人高，肩膀宽，之前在机务干了一阵子，申请书写了无数份，终于插进了飞行乙班。乙班的花名册上有林虎、张积慧，后来在朝鲜上空打出了名，但那天他们只是一群站在雪地里听讲话的年轻人。
林弥一郎站在教官队列里。他没有站在台上，也没有站在最后面。他的位置在中间偏左，跟其他日本教官在一起。学员上飞机之前给他们敬礼，他回礼的动作很轻，头点一下，手抬一下就放下。
有一次飞训练课，学员动作粗了，飞机落地弹了一下。林弥一郎站在跑道边上，等学员爬出来，走过去，用手指了指起落架，又指了指学员，没说话。学员脸涨得通红，鞠了一躬。林弥一郎转身走了。
旁边的人问翻译：“他刚才说啥了？”
翻译说：“啥也没说。”
老周那时候在机库里修一架九九式。飞机翅膀拆下来了，蒙皮上有个洞，得补。小刘蹲在旁边递工具，递着递着，忽然问了一句：“班长，那个日本教官，他教得咋样？”
老周头没抬。“他教得咋样你管不着。你把铆钉给我递过来。”
小刘把铆钉递过去，过了一会又问：“我听人说，他差点被毙了？”
老周停了一下，手里的铆枪在铆钉上顶了顶。“干你的活。”
小刘不问了。机库外面，雪还在下。跑道边上那架九九式蒙着布，布上积了厚厚一层白。远处宿舍的灯亮着，有人在灯底下写教案，字很小，写在废纸背面。
那天晚上，老周回宿舍，路过教官宿舍的时候，看见林弥一郎的窗户还亮着。他站在窗外看了一眼。林弥一郎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图，手里拿着一支笔，在图上标着什么。桌上放着那支勃朗宁，枪口朝着墙，安安静静地搁在那里。
老周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1954年，林弥一郎回日本。走的那天，他把那支勃朗宁留在了中国。后来有人问他，枪呢。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枪是旧的，但还能用。留在中国，比带回日本有用。
那支枪后来被收进了博物馆。枪身上的烤蓝磨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钢色。握把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长征路上磕的。扳机护圈内侧有一小块磨损，是伍修权的手指磨出来的。
博物馆的人给枪配了一个说明牌，上面写着：1945年10月，伍修权赠林弥一郎。
牌子很小，字也不多。但每一个看过那支枪的人，都会在它面前站一会儿。
第三章 莫斯科的八月
1949年8月，莫斯科。
飞机落地的时候，天阴着。伏努科沃机场的跑道上停着几架里-2运输机，远处有喷气式飞机的尾迹划过云层。刘亚楼看了一眼那条尾迹，然后收回目光，跟着苏联接待人员往航站楼走。
随行的有王弼、吕黎平和翟云英。王弼是航空专家，早年在苏联学过飞机构造，俄语比刘亚楼还流利。吕黎平管训练，此行的任务是摸清苏联航校的编制和教材。翟云英是刘亚楼的妻子，也是从小在苏联长大的混血儿，这次跟着回来，名义上是翻译，实际上是怕刘亚楼一个人忙不过来。
出发之前，周恩来把刘亚楼叫去，交代得很清楚：买飞机，办航校，请专家。三件事，缺一不可。毛泽东说得更直接：“钱不够就少买，但航校必须办起来。”
到了莫斯科的第三天，谈判开始。
苏联方面出面的是空军元帅维尔希宁，参加过卫国战争，飞过轰炸机，说话嗓门大，性子急。刘亚楼把中方的方案递过去，维尔希宁翻了一遍，放在桌上，开口就说：“米格-15不能给。”
刘亚楼没急着说话。王弼在旁边把话接过去：“元帅同志，我们准备在朝鲜方向有动作。活塞式飞机够不着。”
“够不够得着是你们的事。”维尔希宁把方案推回来，“米格-15我们自己都不够用。”
刘亚楼这时候开口了。他的俄语不如王弼，但能说，慢一点，咬字清楚：“元帅同志，你们在卫国战争的时候，美国人的P-39给过你们。那时候你们够不够用？”
维尔希宁看了他一眼，没马上回答。
“我们不是要最好的，”刘亚楼说，“我们是要能用的。米格-15给多少算多少，配套的飞行员培训、地勤培训、航校教材，一样不能少。”
维尔希宁沉默了一会儿，把方案又拿回去，翻到航校那一页。“六所航校，你们有那么多教员吗？”
“没有。”刘亚楼说，“所以要你们派。”
维尔希宁在方案上写了一个数字，推过来。刘亚楼看了，给王弼递了个眼色。王弼凑过去看了一眼，低声用中文说：“少了。”
刘亚楼把方案推回去。“翻一倍。”
维尔希宁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方案合上，站起来。“我请示上级。”
请示用了三天。
这三天里，刘亚楼没闲着。他让王弼去找苏联航空工业部的人，摸清米格-15的生产情况和交付能力。吕黎平被安排去参观莫斯科郊区的一所航校，看人家的编制、课程、教材、维修流程。翟云英跟着去当翻译，回来的时候笔记本记了半本，密密麻麻。
吕黎平回来之后，把笔记摊在桌上，一条一条跟刘亚楼说。苏联航校分三级：初级飞雅克-18，中级飞雅克-11，高级飞米格-15。每一级都有固定的飞行小时数、理论课时数、考核标准。学员从入学到毕业，每一步都有章可循。
刘亚楼听完，问了一句：“咱们通化那边，有这些吗？”
吕黎平摇头。“通化那边是跳过中级直接上高级。教材靠手抄，课时靠教员凭记忆排。考核标准？能飞起来就算过。”
刘亚楼没说话。他把吕黎平的笔记翻了一遍，合上，放在桌上。“回去之后，照着这个改。一步一步来，不能再跳了。”
第三天傍晚，维尔希宁的电话来了：明天上午，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同志。
刘亚楼放下电话，对王弼说：“把方案再理一遍。他要是还不松口，我们就说，飞机可以少买，航校必须办起来，专家必须派。”
王弼问：“他要是都不松口呢？”
刘亚楼把外套披上。“那就回来自己干。通化那地方都能飞出人来，没什么干不了的。”
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安排在上午十点。
斯大林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着刘亚楼带来的那份方案。他没有寒暄，开门见山：“你们要多少？”
刘亚楼把数字报了一遍。
斯大林听完，用烟斗在桌上敲了敲。“米格-15可以给。但你们得自己出飞行员来学，我们不负责训练。”
“飞行员我们自己有。”刘亚楼说，“但航校需要教员。六个月之内，六所航校要开学。”
斯大林看了他一眼。“六个月？”
“六个月。”刘亚楼说，“朝鲜那边不等我们。”
斯大林没有马上说话。他把烟斗点着，抽了一口，然后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话，俄语，说得快。旁边的人记下来，出去了。
“同意。”斯大林说，“六所航校，教员我们派。飞机分批交付。第一批下个月起运。”
刘亚楼站起来，伸出手。斯大林握了一下，很短。
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刘亚楼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莫斯科八月的风从红场上吹过来，带着凉意。王弼站在旁边，问：“就这么定了？”
刘亚楼吐了一口烟。“定了。”
“你信他们能按时交货？”
刘亚楼把烟掐了。“不信。所以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是催。”
回程的飞机上，吕黎平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一页一页翻。王弼凑过去看，指着一行字说：“这个航校的编制，我们回去要照着改。”
吕黎平点头。“莫斯科这个航校，地勤和飞行是分开训的，跟我们老航校不一样。”
“分开训快。”王弼说，“老航校那套是没办法的办法。”
刘亚楼坐在前排，没参与讨论。他手里攥着一份清单，上面列着第一批交付的飞机型号和数量：米格-15战斗机，拉-11战斗机，图-2轰炸机，还有教练机和运输机。数字不小，但刘亚楼心里清楚，这些飞机到了国内，要变成战斗力，中间还隔着无数道坎。
飞行员不够，地勤不够，油料不够，零备件不够。每一道坎都可能卡住整个计划。
他把清单折起来，塞进口袋。飞机降落在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南苑机场的灯亮着，有人在跑道边上等着接机。
刘亚楼走下舷梯，第一句话是：“通知各航校，下个月开始接收飞机。谁那里出了岔子，谁自己来北京说。”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刘亚楼把吕黎平叫到办公室。
“莫斯科那个航校的教材，你带回来多少？”
吕黎平从包里掏出一摞纸。“带了一部分。翻译成了中文的，大概三分之一。”
“剩下的呢？”
“还在翻译。翟云英在弄，还得一个月。”
刘亚楼把那摞纸翻了一遍，放在桌上。“一个月太慢。告诉翟云英，先翻飞行训练那部分，其他的往后放。”
吕黎平点头。“明白。”
刘亚楼又说：“还有一件事。莫斯科那个航校，地勤和飞行是分开训的。咱们老航校那套，飞行的也修飞机，机务的也上飞机，以后要改。飞行是飞行，机务是机务，各管一摊，各精一门。”
吕黎平想了一下。“改起来怕是不容易。老航校的人习惯了什么都干。”
“不容易也得改。”刘亚楼说，“苏联人这么干，是有道理的。飞行的时间飞，机务的时间修，各练各的，练到精。咱们以前是没办法，现在有办法了，就得往正规上走。”
那段时间，各航校开始接收苏联飞机。
火车拉着拆解的机身和机翼，从满洲里入境，运到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北京。各航校的人拿着清单在车站等着，车皮一打开，爬上去卸货。没有吊车，用撬棍、绳索和人力。一架米格-15的机身从车皮上滑下来的时候，十几个人拽着绳子往两边拉，防止它撞上站台。
老周在东北某机场接到了通知：新飞机会陆续运到。他把机械班的人召集起来，说：“收拾东西。先走的人押车皮，后走的人拆设备。不能有一样东西落下。”
小刘问：“那架九九式呢？”
“带上。”
“还能飞吗？”
“不能飞也带上。到了新机场修。”
小刘把那架九九式蒙上布，绑好绳子，跟着车皮一起上了路。车过四平的时候，他趴在车皮边上往外看，铁路两侧是收过秋的庄稼地，远处有山。他想起三年前在通化机场推飞机的那个冬天，雪打在机翼上沙沙响，老周蹲在发动机前面闻酒精。
“想什么呢？”老周从后面走过来。
“没想什么。”小刘缩回头，“就是觉得，咱们那会儿推飞机的时候，没想过能到今天。”
老周在他旁边坐下来，把棉帽子的护耳放下来。“这才哪儿到哪儿。”
车皮咣当咣当地往前走，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小刘把大衣裹紧了，过了一会儿又问：“班长，你说朝鲜那边，真会打起来？”
老周没马上回答。他看着车皮外面的天，天灰着，云层很厚。“打不打不是咱们说了算。但要是打起来，咱们得能上去。”
小刘不说话了。车皮继续往前走。
莫斯科谈判的细节，后来被写进了空军的档案。六所航校，四百三十四架飞机，八百七十八名专家。数字是冷的，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具体的事：一架飞机从苏联运到中国要经过几千公里的铁路，一个专家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一所航校从零开始到能飞要几个月的时间。
刘亚楼在回国的飞机上写了一份报告，最后一段是：“苏联援助是外因，我们自己干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通化那个冬天，没有苏联援助，我们也飞出来了。现在有了援助，更得飞出来。”
他把报告递上去，毛泽东批了几个字：同意。抓紧办。
那天晚上，刘亚楼在办公室里翻笔记本。翻到最早那几页，上面写着：1949年8月，莫斯科。谈判三天。米格-15，航校六所，专家八百七十八人。他在下面写了一行字：定了。回去催。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抽屉里。关了灯，走出办公室。
院子里很安静，天上没有飞机。但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天上就会有飞机了。从莫斯科运来的，从满洲里入境的，从火车上卸下来的，从机库里推出来的。一架一架，飞到天上去。
第四章 看不成的东西
1949年8月，莫斯科。
谈判签完字的第二天，刘亚楼提了一个要求：想去看看苏联的空军部队。
他对陪同的苏方接待官员说得很客气：“我们刚起步，想学习学习。看看你们的机场、机库、维修流程，哪怕走马观花也行。”
接待官员是个中年军官，肩章上两颗星，脸上一直挂着笑。听完翻译的话，笑容没变，话也没变：“我向上级报告。”
刘亚楼说：“谢谢。”
等了一天，回话来了：安排参观莫斯科郊外的一所航校。
刘亚楼说：“航校看过了。想看作战部队。”
回话又来了：作战部队不便安排。
刘亚楼没再追问。但他把王弼叫到房间里，说：“你去找他们航空工业部的人，换个路子试试。”
王弼去了。他俄语好，不用翻译，跟苏联人打交道比刘亚楼方便。去了半天，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他们说，机场是军事禁区，外国人不能进。”
“我们是外国人？”刘亚楼问。
王弼没接话。两个人都清楚，在苏方眼里，中国同志是兄弟党，但不是自己人。技术可以给，飞机可以卖，但核心的东西不能看。
第二天，刘亚楼又去找了那位苏方官员。对方这次没打官腔，话说得很直：“刘亚楼同志，不是我不让你看。有些东西，你看了，回去也搞不了。工厂里的工艺，机库里的流程，那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不是看一眼就能搬走的。”
刘亚楼说：“我不搬。我就想看看，差距有多大。”
“差距很大。”
“多大？”
“你看了就知道了。”
“那让我看。”
对方没接话，把话题岔开了。
刘亚楼回到旅馆，把情况跟王弼说了。王弼问：“要不要再找维尔希宁？”
刘亚楼摇了摇头。“找也没用。他们的规矩不是一个人能改的。”
这事就搁下了。刘亚楼没再提，但也没忘。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参观事，待机再提。
那天晚上，王弼来他房间，看见他坐在桌前翻一本俄文手册。是苏联航校的教材，吕黎平从莫斯科郊外那所航校带回来的。刘亚楼翻一页，用铅笔在页边画个记号，再翻下一页。
“看得懂？”王弼问。
“看不懂。看图。”刘亚楼把手册推过来，指着一张发动机剖视图，“这个油路走向，跟咱们通化那边修的不一样。他们是从上面走，咱们是从下面走。”
王弼看了一眼。“上面走散热好，下面走好维护。各有利弊。”
“哪个对？”
“都对。看你怎么用。”
刘亚楼把手册合上。“你看，这就是差距。咱们修发动机，凭经验。人家修发动机，有图有标准有流程。我们想去看，人家不让看。不让看，就只能自己琢磨。”
他把手册放在床头，关了灯。
回国之后，刘亚楼把这事搁在一边，但没忘。他在笔记本上那行“参观事，待机再提”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几个月后，机会来了。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刘亚楼随行。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空军援助的后续事宜也在议程之内。刘亚楼跟着代表团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每天开会、谈判、整理材料。
参观的事，他又提了一次。苏方接待人员换了，但回话没换：研究一下。
刘亚楼没再追问。他把这事记在本子上，等。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
谈判桌上，中苏双方就条约细节逐条过。会议间隙，周恩来把刘亚楼叫到一边，问：“参观的事，提了没有？”
“提了。没回话。”
周恩来点了点头。“再提。这次我来说。”
第二天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正式场合向苏方提出了参观请求。苏方没有当场答应，但也没有拒绝。一位苏方高级将领说：“我们研究一下。”
过了两天，安排来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机场，可以去看。
刘亚楼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别墅房间里看航校教材。他把书合上，对王弼说：“明天去看。你跟我去，吕黎平也去。”
王弼问：“看什么？”
“看他们怎么修飞机。”
那天早上，一辆车把刘亚楼、王弼和吕黎平拉出了莫斯科市区。
车往东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停在一片树林后面。围墙很高，大门有哨兵。进去之后是一排机库，里面停着几架米格-15和拉-11。
一位苏联空军军官在机库门口等着，带他们往里走。机库里光线很亮，灯管一排一排，照得每一个角落都清清楚楚。地面是水泥的，刷了绿漆，划着黄线。工具车停在黄线里面，每一辆车上都贴着标签，写着工具名称和数量。
刘亚楼一边走一边看。
他停在一架正在维护的米格-15前面。发动机的整流罩打开了，地勤正在检查压气机叶片。旁边的工具车上，扳手按大小排列，每一把都有固定的位置。工具车旁边挂着一块板子，上面夹着工序卡，谁拆的、什么时候拆的、拆的时候测量了哪些数据，全部写在上面。
刘亚楼蹲下去，看那块工序卡。他看不懂俄文，但能看懂格式：一行一行的表格，每一行后面有签字栏。
他站起来，问陪同的苏联军官：“这个工序卡，每一道工序都要签字？”
军官说：“每一道。”
“谁签？”
“操作的人签，检查的人签，验收的人签。三道签字。”
“出了事找谁？”
“找签字的人。”
刘亚楼没再问。他往机库里面走。走到一台正在试车的发动机旁边，看地勤操作。地勤手里拿的不是普通扳手，是带刻度的扭力扳手。拧到规定的力矩，扳手咔嗒响一声，地勤停下来，在工序卡上签字。
刘亚楼问：“每一个螺栓都这么拧？”
军官说：“每一个。”
“包括那些看不见的？”
“包括。”
刘亚楼回头看王弼。王弼也在看。两个人没说话，但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老航校在通化修发动机的时候，螺栓是用普通扳手拧的，拧到拧不动为止。拧得紧不紧，凭手感。
吕黎平在旁边掏出笔记本，把工序卡的格式画了下来。他画得很快，几笔就勾出了表格的样子，然后在旁边标注：三道签字，操作、检查、验收。
从机库出来，刘亚楼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码放整齐的零件箱和运转有序的地勤，过了一会儿才说：“差距很大。”
王弼说：“但知道往哪儿追了。”
吕黎平把笔记本合上，揣进口袋。“回去之后，先把工序卡搞出来。不难，就是一张纸。难的是养成习惯。”
刘亚楼点了点头。“先从航校搞试点。让老周他们试试。”
回程的车上，刘亚楼把笔记本掏出来，在上面写了几行字：工序卡、扭力扳手、零件寿命台账、质检签字制度。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对王弼说：“这些，回去都要搞。先从航校搞起。老周他们那套经验式的修法，以后要慢慢改。”
王弼说：“有些东西不难，就是习惯问题。扭力扳手国内能造，工序卡就是一张纸。难的是养成习惯，让每个人每一道工序都签字，出了事能找到人。”
“那就从现在开始养。”刘亚楼说，“先从东北那个机场搞试点。”
吕黎平问：“这次要不是周副主席来，他们能让我们看吗？”
刘亚楼想了想。“不一定。但周副主席来了，层级不一样了，他们得给个面子。”
“那以后呢？”
“以后？”刘亚楼把笔记本收进口袋，“以后我们自己建好了，请他们来看。”
那天晚上回到别墅，刘亚楼给国内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很短：参观已安排。所见差距很大。建议从航校试点，推行工序卡和签字制度。具体方案回国后报。
发完电报，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莫斯科的夜景。然后回到桌前，翻开笔记本，把白天在机库里看到的东西一条一条整理出来。
工序卡怎么设计，三道签字怎么分工，扭力扳手从哪里来，零件寿命台账怎么建，质检制度怎么定。他一条一条写，写到半夜，灯油快没了，他把灯芯拧小，接着写。
写到最后，他在页脚画了一道横线。然后翻到前面那页，在“参观事，待机再提”那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已看。差距很大。开始追。
第五章 十七架飞两遍
1949年9月，南苑机场。
油料不够。地勤在飞机之间跑来跑去，手里提着铁桶，一桶一桶往油箱里灌。没有加油车，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小刘如今也带徒弟了，徒弟拎着桶跟在他后面跑，洒出来一点，小刘回头骂：“手稳点！这玩意儿比油还贵。”
飞机是从各处凑来的。东北老航校成立之后，王弼发动全校师生分头下去收集航材，走遍了东北三省三十多座城市、七十多个机场，一共找到各类飞机一百二十余架，发动机两百余台。没有卡车，动员民工用牛马大车拉，两千八百多辆马车把这些东西运回通化。有的飞机翅膀拆下来绑在车板上，有的机身整个搁在车上，尾巴拖在地上。老百姓看着马车拉着飞机从村口过，问这是啥，赶车的说：“铁鸟。能飞的。”
到1949年，又从国民党手里接收了一批。北平、南京、上海，凡是有机场的地方都去翻了一遍。能飞的挑出来，不能飞的拆零件。到开国大典前，凑出了P-51战斗机九架，蚊式轰炸机两架，C-46运输机三架，PT-19教练机两架，L-5联络机一架。
十七架。
飞行员全部来自东北老航校，二十三个人。邢海帆、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空军里飞过P-51和蚊式。刘善本带来了另一批起义人员，他自己飞过B-24，从成都直飞延安。林虎那时候还年轻，飞在编队里。
南苑机场的会议室里，方案摊在桌上。
聂荣臻请了一位苏联空军中将一起来听汇报。这位中将曾参与中苏民航第一条航线的开辟工作。他把方案翻了一页，又翻回来，手指点在“第二次通过天安门”那一行上，用俄语说了一句话。翻译转述：“他说，不行。飞第二次，出事怎么办。”
常乾坤和油江站在桌边。油江先开口，声音不高：飞机只有十七架，飞过去就没了，群众还没看清楚，天上就空了。不是想飞两遍，是不得不飞。苏联中将没有立刻反驳。他把方案合上，推到桌子中间，说了一句大意如此的话：如果一定要飞两遍，每一个转弯、每一个高度差，都必须算到秒。
聂荣臻没有马上说话。他看了一眼常乾坤，又看了一眼油江，最后把方案拿过来，重新展开，推到苏联中将面前。
“算。”他说。
方案的核心是一道空中算术题。十七架飞机，四种机型，三种速度，三个高度层。P-51“野马”最快，翅膀一甩就窜出四百多公里时速；C-46运输机最慢，爬得跟老牛一样。就是同一型号的飞机，速度也因为零件拆换过而不同。航图上标了三层高度：三千尺、两千五百尺、一千八百尺。会合点定在通县双桥的铁塔尖。所有飞机从南苑起飞后，先到双桥上空盘旋待命，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通过检阅的时间精确到秒。
最难的是那九架P-51。飞过天安门之后，它们不能跟着编队往西，要从复兴门上空右转，沿北城墙绕回东单，正好接上最后面慢吞吞的教练机编队，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九架战斗机要在低空完成一次大坡度转弯，太快会撞上前面减速的运输机，太慢衔接不上。
苏联中将带来的领航员跟油江一起，在航图上标了三天。每一条线、每一个转弯点、每一个高度层，用尺子比着画。算完了，苏联中将把航图拿过去，自己又核了一遍，然后点了点头。
邢海帆是空中领队，飞第一架P-51。他拿到方案之后，一夜没睡。同屋的人半夜醒过来，看见他还在油灯底下对着航图量距离、算时间。
“能飞准？”同屋的人问。
邢海帆把笔停了停。“一秒都不能差。”
那几天，飞行员们一遍一遍地飞预演。从南苑起飞，到双桥盘旋，编队，通过天安门，右转，绕回来，再通过一次。飞完了落地，讲评，再飞。有一次预演，邢海帆右转的时候偏了一点，绕回来的时候跟教练机编队差了几十米。落地之后他跟油江说：“转弯半径再放大一点。”
油江把航图摊开，重新算了一遍。“改到这儿。再飞。”
第二天再飞，衔接上了。
方槐是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受阅方案定下来之后，他提了一个问题：南苑飞行队既要受阅，又要担负北平防空值班，万一敌机来空袭怎么办。
“受阅编队里得有人能上去拦。”方槐说。
聂荣臻听完，问：“你的意思是？”
“带弹。”
聂荣臻沉默了一会儿。挂弹飞过天安门，在世界阅兵史上没有先例。万一出点什么事，弹掉在广场上，后果不敢想。但他也清楚，北平的防空力量薄弱，5月4日南苑机场被炸的教训还在眼前。
几天后，聂荣臻同意了。知情的人不超过六七个：四名带弹飞行的飞行员、聂荣臻、常乾坤、方槐。带弹的是两架P-51，飞行员赵大海、阎磊；两架蚊式，飞行员邓仲卿、王玉珂。其他飞行员不知道这件事，地勤也不知道，只有装弹的几个人心里清楚。
赵大海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在机库外面擦飞机。方槐把他叫到一边，说了几句话。赵大海听完，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方槐问他：“怕不怕？”
赵大海说：“怕什么。飞上去，用不上最好。用上了，就说明该用。”
起飞之前，所有人站在跑道边上。
方槐站在队列前面，念誓词。原话被记了下来：“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声音齐，但不高。念完了，有人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邢海帆上了飞机，坐进座舱，扣好伞带。地勤帮他把座舱盖关上，拍了拍他的肩膀，竖起大拇指。邢海帆点了点头，没说话。他看了一眼仪表，油量指针在正常位置。然后他看了一眼跑道尽头，天是蓝的，云不高。
下午四时，无线电里传来起飞命令。
十七架飞机依次离地。P-51的发动机声音尖而脆，蚊式的双发低沉一些，运输机和教练机嗡嗡地跟在后面。到了双桥上空，机群开始盘旋，各分队在各自的高度层上等待。邢海帆在座舱里看了一眼手表，又看了一眼双桥铁塔的塔尖。
四点三十五分，分列式开始。
九架P-51排成三个“品”字队形，从东边压过来。发动机的声音先到，然后飞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毛泽东在城楼上缓缓抬起右臂，把手掌搭在前额上，仰头看。周恩来用手指着空中，同毛泽东谈笑着。地面上三十万人仰起脸，有人喊，有人指，有人开始数。
九架野马通过天安门，继续往西。蚊式来了，两架排成一字。然后是C-46，三架笨重的运输机。然后是PT-19和L-5，慢悠悠地跟在最后。地面上的人还在数，一架一架地数，数到后面，以为这就是全部了。
没人注意到那九架P-51已经到了复兴门。
邢海帆压坡度，右转，沿着北城墙往回绕。城墙上的砖缝在机翼下面滑过去。他保持高度，保持速度，把杆带住。绕回东单的时候，最后面的教练机编队刚好进入航线。衔接上了。
第二次通过天安门。
九架野马再次出现在广场上空，队形整齐，发动机的声音从西边重新压过来。地面上的人以为又来了一个新编队。外电记者也在数，数完之后发了消息：中国空军出动了二十六架飞机。
实际上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是十七架，飞了二十六架次。
赵大海和阎磊落地之后没有马上关车。
他们完成受阅任务后直接爬升到一万两千英尺，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受阅任务全部结束才返回南苑着陆。弹舱里的子弹一路挂着，没有用上。
邢海帆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跑过去检查飞机，弹舱里的子弹还在。赵大海也落了地，从座舱里出来的时候，有人递水壶，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没说话。
林虎后来记得一个细节：飞机停稳之后，他坐在座舱里没动，手还握着杆，过了一会儿才松开。跑道边上有人在喊什么，风把声音吹散了，听不清。他爬下梯子的时候，腿有点软，但站稳了。
那天晚上，南苑机场安静下来。十七架飞机蒙着布停在跑道边上，有几架的油表已经到底了。地勤把剩下的油集中起来，灌进值班的飞机里。第二天还得飞，北平的天空还得有人守着。
小刘带着徒弟把空油桶归拢到墙角。徒弟问：“师父，今天飞了几架？”
“十七架。”
“我数着怎么像二十多架？”
小刘笑了一下。“你数了两遍。”
徒弟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飞了两遍？”
“飞了两遍。”
徒弟往跑道那边看了一眼。飞机蒙着布，安安静静地停着。他看了一会儿，说：“那咱们修的飞机，今天飞了两遍。”
小刘把最后一个油桶放好，直起腰。“修好了，飞几遍都行。”
那天深夜，邢海帆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第一页，上面写着：P-51，九架，编队通过天安门，右转，绕回，再通过。他在下面写了一行字：飞了两遍。没人发现。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外面。南苑机场的跑道灯亮着，在黑暗中拉出两条光带。明天还得飞，北平的天空还得有人守着。
他关了灯，躺下。
第六章 十一月十一日
1949年11月11日，北京，东交民巷。
那天没有仪式。没有阅兵，没有剪彩，没有记者拍照。军委的一纸命令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刘亚楼当司令员，萧华当政治委员。司令部的牌子挂在东交民巷一栋旧楼门口，牌子是新的，楼是旧的，门口站岗的战士换了身军装，别的没什么变化。
刘亚楼早上八点到的办公室。屋子不大，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地图。桌上摊着几份文件：一份是苏联援助的飞机清单，一份是六所航校的分布图，一份是各军区报上来的选调人员名单。
他坐下来，拿起第一份文件。飞机清单上列着型号和数量，米格-15、拉-11、图-2，每一项后面都有交付日期。他用铅笔在日期旁边画了几个圈，然后翻到下一页。
第二份文件是航校分布图。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六个点，散在东北和华北。他在北京那个点旁边写了一个数字：1。然后画了一个圈。
第三份文件是选调人员名单。各军区报上来的，飞行、机务、领航、通信、气象，每一类都缺人。他一份一份看，看完一份在页边写几个字，有的写“催”，有的写“再选”，有的写“不够”。
中午有人送饭进来，一碗面条。他吃了一半，放下筷子继续看。送饭的人进来收碗的时候，看见面条已经坨了。
“司令，要不热热？”
“不用。”刘亚楼头没抬。
下午两点，常乾坤来了。两个人对着航校分布图商量了一个多小时。常乾坤说，哈尔滨和长春的航校条件最好，可以先形成训练能力；锦州和沈阳的航校还在修跑道，年底之前不一定能用；济南和北京的航校刚搭起架子，教员还没到齐。
刘亚楼听完，问了一句：“明年春天，六个航校能同时开飞吗？”
常乾坤想了想。“四个能。另外两个，得看苏联专家什么时候到。”
“催。”刘亚楼说，“发电报催。”
常乾坤走了之后，刘亚楼把王弼叫来。王弼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是莫斯科那边发来的，说第一批飞机已经装车，月底之前运到满洲里。
刘亚楼看完电报，问：“到了之后怎么运到各航校？”
王弼说：“火车。从满洲里入境，走滨洲线到哈尔滨，再分运到长春、沈阳、锦州。北京的走京山线。”
“车皮够不够？”
“铁道部说优先安排。”
刘亚楼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速办。
傍晚，刘亚楼给各军区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尽快上报选调飞行人员的名单。电报写得很短，措辞很硬，最后一句是：“空军建设，等不得。”
发完电报，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他拿起电话，要了东北某机场。
“你们那边，乙班毕业了没有？”
电话那头回答：毕业了，正在分配。
“什么时候能到部队？”
“月底之前。”
“月底之前必须到。”刘亚楼说，“到了之后马上改装，一个月之内我要看到能上天的。”
挂了电话，他站在窗前看外面。东交民巷的街上没什么人，几辆自行车过去，铃铛响了两声。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桌前，翻开下一份文件。
文件封面上印着几个字：朝鲜战场态势通报。
刘亚楼把文件翻开，看了两页。朝鲜那边，仗已经打起来了。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一路往北推。飞机天天在天上飞，地面上的人抬不起头。他合上文件，放在桌上，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空军建设，等不得。朝鲜不等我们。
写完，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门外有人敲门。参谋进来报告：东北某机场那边来电话，乙班的人已经分配完了，月底之前全部到部队报到。
刘亚楼点了点头。“知道了。”
参谋走了之后，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地图上标着各航校的位置，六个红点，散在东北和华北。他的目光从哈尔滨移到长春，从长春移到锦州，从锦州移到沈阳，最后落在北京。
六个点。明年春天，六个点都要飞起来。
同一天，东北某机场。
老周带着机械班在机库里翻修一架米格-15。发动机拆下来了，摊在地上，零件摆了一地。小刘蹲在旁边用煤油洗活塞，手冻得通红。
“班长，听说空军司令部成立了。”
“嗯。”
“那咱这航校算啥？”
老周从发动机上抬起头。“算地基。”
小刘没听懂，但没再问。
那天晚上，收音机里播了空军成立的消息。播音员念了刘亚楼和萧华的名字，念了司令部的地址。小刘听完，问老周：“班长，你说咱这飞机，以后能飞多远？”
老周把最后一个活塞装回去，拧紧螺帽，站起来。“你问了好几回了。”
“我就想听你再说一遍。”
老周把扳手往工具箱里一扔，当一声。“先把这个冬天飞过去再说。”
小刘咧嘴笑了。
同一天，沈阳。
林弥一郎在宿舍里收拾东西。航校要迁到长春去，他得跟着走。行李不多，几件衣服，一摞教案，还有那支勃朗宁。
他把枪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放在手里掂了掂。枪身上的烤蓝磨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钢色。他看了一会儿，把枪塞回枪套，扣好，放进箱子最底层，用衣服盖上。
有人敲门。是黄乃一。
“明天走？”
“明天走。”
黄乃一看了一眼箱子。“东西都收拾好了？”
“差不多了。”
黄乃一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来。“到了长春，有什么困难，发电报。”
林弥一郎点了点头。
黄乃一转身要走，林弥一郎叫住他。他从桌上拿起那摞教案，递过去。“这些，先放你那里。路上怕丢。”
黄乃一接过来，翻了翻。纸是废纸背面，字很小，密密麻麻。他合上，夹在胳膊底下。
“到了长春还你。”
“好。”
黄乃一走远了。林弥一郎关上门，坐在床沿上，把那支勃朗宁又从箱子里摸出来，看了一会儿。
枪身上那道浅浅的划痕还在。他伸手摸了一下，然后把它放回箱子最底层，扣好。
同一天，南苑机场。
邢海帆在宿舍里擦他那把飞行员的伞刀。刀是缴获的，美国货，刀鞘上刻着US。他擦完了，把刀插回鞘里，挂在床头。
赵大海推门进来。“走，吃饭去。”
“不饿。”
“不饿也得吃。明天有训练。”
邢海帆站起来，跟着赵大海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床头那把伞刀，没说什么。
食堂里人不多。林虎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一碗粥，没怎么动。邢海帆端着饭盒坐过去。
“想什么呢？”
“没什么。”林虎用筷子搅了搅粥，“你说，以后咱们的飞机，能比美国人的好吗？”
邢海帆吃了一口饭，嚼完了才说话。“先飞好手里这架再说。”
林虎没再问。
那天夜里，东交民巷那栋旧楼里，刘亚楼办公室的灯亮到很晚。
他把地图叠起来，关了灯。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门口站岗的战士给他敬了个礼。他回了个礼，走进院子里。天冷，呼出来的气变成了白雾。他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天。
天上没有飞机。
但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天上就会有飞机了。不是十几架，是几百架，几千架。不是从废料堆里扒出来的，是自己造的。
他转身往宿舍走。走到一半，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天上。
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笑了一下，继续走。
第二天，1949年11月12日，刘亚楼在空军司令部召开了第一次航校筹备会。
六个航校的校长和政委坐在会议室里，听刘亚楼讲话。刘亚楼站在黑板前面，手里拿着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个数字：1，6，434。
“一年之内，六所航校，四百三十四架飞机。”他把粉笔放下，转过身看着台下，“谁完不成，谁就说话。”
台下没人说话。
刘亚楼等了几秒钟。“没人说话？那就这么定了。”
散会之后，常乾坤走过来，低声说了一句：“一年，六所，是不是急了些？”
刘亚楼看了他一眼。“急？朝鲜那边不等我们。”
常乾坤没再说什么。
1950年1月，第一批从苏联买的飞机运到了。米格-15，拉-11，图-2，一架一架从火车上卸下来，用牵引车拖到机库里。飞行员们围上去看，有人伸手摸机翼，有人探头往座舱里看。
一个年轻飞行员爬进座舱，坐在里面没动。他的教员站在梯子上问：“感觉怎么样？”
“比九九式宽。”
“还有呢？”
“仪表多。”
“还有呢？”
年轻飞行员看了一会儿仪表板，然后说：“能飞。”
教员笑了。“能飞就下来，换下一个。”
年轻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落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架米格-15。他转身往队列里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今天第一次坐进喷气式。座舱窄，仪表密，油门沉。教员说能飞。
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关了灯，躺下。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过了一会儿才睡着。
第七章 乙班
1949年秋，长春。
航校搬到长春之后，条件比通化好了一些。机库是水泥的，跑道是混凝土的，宿舍有暖气。但飞机还是那些飞机，人还是那些人，教材还是手写的，油料还是不够用。
老周带着机械班把从通化运来的飞机一架一架组装起来。那架九九式运到的时候，机翼上蒙的布已经烂了，拆开一看，翼梁上有裂纹。老周蹲在机翼旁边看了半天，对小刘说：“换。”
“换？哪有备件？”
“拆那架趴着的。”老周指了指机库角落里另一架九九式，“翅膀还能用。”
小刘带着人把那架趴窝的九九式翅膀拆下来，吊到这边装上。吊车没有，用三角架和倒链，十几个人拽绳子，一点一点对孔位。装了一整天，到天黑才把螺栓全部穿好。
“行了。”老周拍了拍机翼，“明天试。”
第二天试飞，飞的是乙班的一个学员。飞机滑出去，离地，爬升到一千米，转弯，通场，落地。落地之后老周走过去问：“怎么样？”
“左翼有点沉。”
老周爬上去检查，发现翼尖的蒙皮有一块凹进去了，气流一吹就往下压。他拿锤子敲了敲，又拿腻子补了补，第二天再试，好了。
乙班的学员里，刘玉堤是块头最大的。他从延安走到通化，先被分配干机务，后来硬磨着插进了飞行班。他的教官是日本人，叫鹫见，飞过零式，话不多，脾气倔。
刘玉堤第一次上飞机的时候，鹫见坐在后座，前座是刘玉堤。飞机滑出去，鹫见没说话。刘玉堤拉杆抬轮，鹫见没说话。飞机离地了，鹫见还是没说话。飞了一圈，落地，鹫见从后座爬出来，只说了一句：“可以。”
就两个字。刘玉堤后来回忆，那是他听到过的最重的两个字。
有一次飞编队，刘玉堤跟长机跟得太近，长机一拉杆，他差点撞上去。落地之后鹫见把他叫到跑道边上，问他：“看见长机拉杆了没有？”
“看见了。”
“看见了你为什么不跟？”
“我跟了，跟晚了。”
鹫见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下次跟早一点。别等看见了再跟，要提前知道他要拉。”
刘玉堤点头。从那以后他飞编队再没出过问题。
鹫见教飞行有个习惯：不讲理论，先飞，飞完了再讲。刘玉堤第一次飞螺旋，鹫见在后座说：“推杆，向左压坡度，蹬舵。”刘玉堤照做，飞机进入螺旋，机头往下栽，地面在座舱盖里转圈。他慌了，想拉杆。鹫见在后座喊：“别拉！蹬舵！反方向！”刘玉堤蹬舵，飞机改出螺旋，拉起来。落地之后鹫见说：“收油门，反蹬舵，推杆，改出。记住了？”
刘玉堤点头。后来他在朝鲜上空跟美国人缠斗的时候，几次进入螺旋，都是靠鹫见教的这一手改出来的。
林虎在乙班年纪最小。他飞得灵，动作快，教官说什么他一遍就能做对。他的教官姓李，是中国人，飞过P-51。李教官教飞行跟鹫见不一样，他讲理论，讲完了再飞。林虎喜欢听李教官讲，因为李教官讲得细，每一个动作都拆开来讲，先讲原理，再讲操作，最后讲注意事项。
有一次飞高空科目，李教官问林虎：“高空空气稀薄，发动机推力下降，怎么办？”
林虎想了一下。“提前加油门，保持速度。”
“还有呢？”
“注意排气温度，别超温。”
“还有呢？”
林虎想不出来了。李教官说：“还有，注意座舱压力。高空座舱压力不够，飞行员会缺氧。缺氧了脑子不清醒，什么动作都做不对。”
林虎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旁边画了一个座舱的简图，标注了压力表的位置。
张积慧飞得稳，不急不躁，教官说他是“用脑子飞的”。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一次飞行的数据：高度、速度、油门、转弯半径。飞完了就翻出来看，看完了再飞。
张积慧的教官姓赵，也是中国人，飞过B-25。赵教官教飞行有个特点：每次飞完了，不先讲评，先让学员自己讲。学员讲完了，他再补充。
有一次飞着陆，张积慧落地弹了一下。赵教官问：“为什么弹了？”
张积慧想了一下。“拉平早了。”
“拉平早了会怎么样？”
“飞机会飘，飘了接地就弹。”
“下次呢？”
“晚一点拉平，等速度降下来再拉。”
赵教官点头。“你自己知道就行。下次飞的时候记住。”
张积慧下次飞的时候，拉平晚了半秒，飞机贴住跑道，轻轻接地。落地之后赵教官说：“行了。”
乙班有一门课，谁都不爱上，叫“发动机原理”。讲课的是个从苏联回来的教员，一口东北腔夹着俄语单词，在黑板上画气缸和活塞，底下的人听得云里雾里。
刘玉堤更听不进去。他坐在后排，课本竖起来挡着前面，偷偷看飞行手册。教员看见了，也不骂，只是说：“刘玉堤，你上来画一下进气门和排气门的位置。”
刘玉堤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面，拿着粉笔愣了半天。教员也不催他，就站在旁边等着。最后刘玉堤把粉笔放下了。“不会。”
“不会就回去坐着。下次还问你。”
下一次上课，教员第一个就叫刘玉堤。这回他画对了。教员点了点头，说：“坐下。”
刘玉堤坐下之后，旁边的人问他：“你咋会的？”
“昨晚上看了半宿。”
教员在台上听见了，没回头，但嘴角动了一下。
1949年深秋，航校开始大批接收苏联飞机。
米格-15运到的那天，乙班的人全跑去看。飞机从车皮上卸下来，蒙着帆布，地勤把帆布掀开，银色的机身在太阳底下晃眼。刘玉堤绕着飞机走了一圈，走到机头前面停下来，伸手摸了一下进气道边缘。铝皮冰凉，手指贴上去，能感觉到铆钉头的凸起。
“这玩意儿，得飞多快？”他问。
旁边的教员说：“比你飞过的任何一架都快。”
“我能上去试试吗？”
“先学理论。理论过了再说。”
刘玉堤转身就往教室走。旁边的人问他去哪儿，他说：“看书。”
米格-15的座舱比九九式窄得多，仪表板密得多。第一批改装训练的飞行员坐进去之后，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手没地方放”。油门杆在左边，操纵杆在中间，仪表从左边排到右边，密密麻麻。教员在座舱外面喊：“先看仪表板，从左到右，把每个表认一遍。”
刘玉堤坐在里面，一个一个认。油量、转速、排气温度、滑油压力、液压压力、高度、速度、升降速度、转弯侧滑仪。认完了，教员问：“记住了？”
“记住了。”
“下来。换下一个。”
林虎坐进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摸操纵杆。杆比九九式的沉，握在手里感觉不一样。他轻轻推了一下，杆动了，但飞机没动。他赶紧收回来。
教员在外面说：“别乱动。先看仪表。”
林虎把目光从操纵杆上移开，开始认仪表。
张积慧坐进去的时候，先看了一圈仪表，然后低头看操纵台，最后看座椅。他把每一个开关、每一个手柄的位置都记了一遍，出来之后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座舱图，标注了每一个仪表和开关的位置。晚上回宿舍，他把图贴在床头，睡前看一遍，醒了再看一遍。
张积慧改装飞得最快。他理论扎实，操作稳，教员说什么他一遍就能做到位。第一次放单飞米格-15的时候，他落地之后教员只说了一句话：“可以放战斗部队了。”
张积慧从座舱里爬出来，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手在微微发抖。他走到跑道边上坐下来，坐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
那天晚上，乙班的人在宿舍里聊天。刘玉堤躺在床上，手枕在脑后，看着天花板。
“你们说，咱们这些人，以后能打成什么样？”
林虎在上铺翻了个身。“打了才知道。”
张积慧坐在桌子前面写笔记，头没抬。“先把明天的训练飞好。”
刘玉堤翻了个身，面朝墙。“我就问问。”
没人回答他。宿舍里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张积慧把笔记本合上，关了灯。
黑暗中，刘玉堤又问了一句：“你们说，美国人真那么厉害？”
张积慧在黑暗里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厉害不厉害，见了才知道。”
毕业考核分两部分：理论，实操。
理论考试那天，教室里的桌子摆成一排，每人一张试卷。题目是苏联教员出的，翻译成中文之后印在纸上。刘玉堤拿到试卷，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把卷子翻过去，从最后一题开始做。他习惯从后往前做，后面的是大题，分值高。
做到最后一道题，题目是：简述米格-15在爬升过程中发动机推力与空气密度的关系。刘玉堤想了想，把公式写在草稿纸上，然后开始往试卷上抄。写到一半，笔没水了。他举手，教员走过来看了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他。
“谢谢。”刘玉堤低头接着写。
考完了，他把试卷交上去，走出教室。林虎在门口等他。“怎么样？”
“能及格。”
实操考核在跑道上进行。每人飞三个起落：正常起飞着陆、模拟单发着陆、大坡度盘旋。教员坐在后座，一项一项打分。
刘玉堤飞的时候，教员没说话。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教员才开口：“第二个起落，单发，你收油门慢了半拍。战场上没人给你慢半拍的时间。”
刘玉堤点头。“记住了。”
轮到林虎，飞得干净利落。教员在后座只说了一句“可以”，没有别的话。
张积慧飞完了，教员说：“你飞得比教员好。”
张积慧连忙说：“教员教得好。”
教员摆了摆手。“实话。”
全部考核结束之后，航校把成绩单报上去。刘亚楼看完之后批了两个字：准了。
毕业典礼在十二月末的一天下午举行。长春的冬天很冷，跑道边上搭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铺着绿布，台前挂着一面旗。风把旗吹得猎猎响，台上的人说话得扯着嗓子。
航校校长站在台上念名单，念到一个，上来一个。刘玉堤上去的时候，肩膀比别人宽出一截。林虎上去的时候，个子比别人矮出半头。张积慧上去的时候，步子比谁都稳。
发的是毕业证书，一张纸，上面印着名字和成绩。刘玉堤接过来看了一眼，折好，揣进口袋。
台下站着老周和小刘。小刘伸着脖子往台上看，看见刘玉堤下来的时候，拽了一下老周的袖子。“班长，他毕业了。”
“看见了。”
“咱们修的飞机，他们飞出来的。”
老周没说话，但嘴角动了一下。
那天晚上，乙班的人聚在宿舍里。有人从镇上买了几瓶酒，倒在搪瓷缸里，一人一口轮着喝。刘玉堤喝了一口，把缸子递下去。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有人说。
“见不见的，天上见。”林虎说。
张积慧站起来，把缸子里剩下的酒倒在地上。“敬没飞回来的。”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训练中出过事故，有人摔过，没出来。
刘玉堤把缸子接过来，也倒了一点在地上。“敬咱们自己。活着上去，活着下来。”
那天晚上他们聊到很晚。聊训练，聊飞机，聊朝鲜那边的事。没有人说“如果打起来怎么办”，因为大家都知道打不打不由他们说了算，他们只负责一件事：飞好。
十二月底，乙班的人分批离开长春，去各自的部队报到。
刘玉堤分到了空三师。走的那天早上，他去机库找老周告别。老周正蹲在一架米格-15前面换油滤，手上全是油。
“班长，我走了。”
老周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去哪儿？”
“空三师。”
老周点了点头。“好好飞。”
“嗯。”
老周想了一下，又说：“别逞能。该回来的时候回来。”
刘玉堤笑了一下。“知道了。”
他转身往外走。老周在后面叫住他。“等一下。”
老周走到工具箱旁边，从里面翻出一把保险丝，截了一截，递给刘玉堤。“拿着。飞机上什么东西松了，自己拧紧。”
刘玉堤接过来，看了一眼，揣进口袋。“谢班长。”
他走了。老周蹲回去继续换油滤。
小刘从机库里探出头来。“班长，刘玉堤走了？”
“走了。”
“你说他以后能打下来几架？”
老周把油滤装好，拧紧螺帽。“打下来几架不重要。能回来就行。”
林虎分到了空四师。张积慧分到了空四师。两个人同一天走的，同一趟火车。
火车上，林虎靠在车窗边上，看着窗外的雪地往后退。张积慧坐在对面看笔记。
“积慧，你说咱们到了部队，能直接上米格-15吗？”
“能。”张积慧把笔记合上，“部队比航校条件好，飞机多，油料足。”
“那你说，咱们这几十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够不够？”
张积慧想了一下。“不够也得够。”
火车过山海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林虎把额头贴在车窗玻璃上，外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忽然说了一句：“积慧，你怕不怕？”
张积慧在黑暗里沉默了几秒钟。“怕。但怕也得飞。”
林虎没再说话。火车咣当咣当地往前走，往南边。
第八章 第一批
1949年12月，满洲里。
火车从苏联方向开过来，车皮上蒙着帆布，帆布上结了一层霜。车停稳之后，站长拿着清单跑过去，跟苏方押车的人对了半天数字，然后回头冲等着的人喊了一声：“到了！”
老周带着机械班的人爬上去了。帆布掀开，里面是拆解的米格-15机身，用木架固定着，机翼绑在车皮侧面。老周看了一眼，回头喊：“撬棍！绳子！人上来！”
小刘第一个跳上去，踩着车皮底板往里面走。机身旁边有个木箱子，他蹲下去看了一眼标签，上面写着俄文，他不认识，但里面的东西他认识：发动机。一台完整的、用油纸封着的发动机。
“班长！这边有台新的！”
老周走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他伸手在油纸上拍了一下，拍了拍手。“卸。先卸发动机，再卸机身。轻点放，磕了碰了自己修。”
卸车卸了两天。没有吊车，全部靠撬棍、绳索和人力。机身从车皮上滑下来的时候，十几个人拽着绳子往两边拉，慢慢往下放。放到一半，绳子打滑，机身歪了一下，老周冲上去用肩膀顶住，喊：“再来两个人！”
小刘跑过去，两个人顶着机身，上面的人重新绑绳子，拉紧了，继续往下放。落地之后，老周围着机身转了一圈，检查有没有凹坑。看完之后说了一句：“没事。”
小刘揉着肩膀问：“班长，这飞机咋这么沉？”
“不沉能飞吗？轻飘飘的是风筝。”
飞机运到东北某机场之后，开始组装。苏联专家来了两个人，带着一摞俄文手册和图纸。老周不懂俄文，但看得懂图。苏联专家指着图纸跟他说什么，他听着，点头或者摇头，听完了在纸上画个圈，或者打个叉。
有一天，苏联专家指着一个部件，说了一长串俄语。老周没听懂，回头看翻译。翻译说：“他说，这个部件装之前要清洗，用煤油，不能用汽油。”
“我们一直用汽油。”
翻译把话传过去，苏联专家摇头，又说了一串。翻译说：“他说，汽油洗不干净，要用煤油。”
老周蹲下去，把那个部件拿起来看了看，放回去，对翻译说：“告诉他，以后用煤油。”
苏联专家点了点头，在本子上写了几笔。
小刘在旁边看着，等苏联专家走了之后，凑过来问：“班长，咱们用汽油用了好几年，也没出过事。”
老周把部件擦干净，放在架子上。“没出事是运气。出了事就晚了。”
“那以后全用煤油？”
“全用煤油。”
小刘挠了挠头。“煤油贵。”
“贵也得用。”老周说，“苏联人这么干有道理。人家修了多少年飞机，咱们修了多少年？听人家的。”
1949年12月，第一批米格-15完成组装，停在东北某机场的停机坪上。
飞行员们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银色的机身在太阳底下发亮。刘玉堤分到了空三师，但改装训练还在东北。他站在队列里，看着米格-15的座舱，比九九式窄得多，仪表板密得多。教员站在前面说：“今天上午，座舱实习。每个人二十分钟。进去之后先认仪表，从左到右，一个一个认。”
刘玉堤爬上梯子，坐进座舱。他先看了左边，油门杆，起落架手柄，襟翼手柄。然后看前面，仪表板上一排圆表：高度、速度、升降速度、转弯侧滑仪、油量、转速、排气温度、滑油压力、液压压力。他一个一个认过去，认完了又从头来了一遍。
教员在座舱外面问：“记住了？”
“记住了。”
“那你说一遍。”
刘玉堤把每个表的名字和位置背了一遍。教员听完，说：“下来。换下一个。”
刘玉堤爬出来，林虎爬上去。两个人擦肩的时候，林虎问：“难吗？”
“不难。就是多。”
林虎坐进去，先看了一圈仪表，然后低头看操纵台，最后看座椅。他把每一个开关、每一个手柄的位置都记了一遍，出来之后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座舱图，标注了每一个仪表和开关的位置。晚上回宿舍，他把图贴在床头，睡前看一遍，醒了再看一遍。
张积慧坐进去的时候，比他们两个都仔细。他把仪表板从左到右认了一遍，然后问教员：“教员，这个表是什么？”
教员看了一眼。“滑油压力表。”
“正常范围是多少？”
“指针在绿区就行。”
张积慧点了点头，又问了几个表，每一个都问到了正常范围。教员最后说：“你是第一个问正常范围的。”
张积慧说：“知道了正常范围，飞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时候不正常。”
12月底，开始飞了。
第一次上米格-15，教员坐在后座，前座是学员。飞机滑出去，加速，离地。刘玉堤坐在前面，感觉跟九九式完全不一样。速度来得太快，跑道一下子就到了尽头，他拉杆抬轮，飞机离地之后爬升很快，发动机推力的感觉跟螺旋桨飞机是两个东西。
教员在后座说：“别急着收油门。保持转速。”
刘玉堤收了油门，速度降下来，飞机稳了。他飞了一圈，转弯，通场，落地。落地的时候速度比九九式快得多，他拉平早了，飞机飘了一下，教员在后座喊：“带住！别拉！”
他把杆带住，飞机落下去，弹了一下，稳了。滑跑减速，停了。刘玉堤坐在座舱里没动，手心全是汗。
教员从后座爬出来，走到前面看了他一眼。“落地飘了。下次拉平晚一点，等速度降下来再拉。”
“记住了。”
第二次飞，落地好了。第三次，教员在后座没说话，让他自己飞了一个完整起落。落地之后教员说：“可以放单飞了。”
单飞那天，刘玉堤一个人坐进座舱。地勤把座舱盖关上，拍了拍他的肩膀，竖起大拇指。刘玉堤点了点头，把油门推上去。
飞机滑出去，离地，爬升。座舱里只有他自己，没有教员在后面坐着，感觉不一样。他飞了一圈，转弯，通场，准备落地。速度降下来，拉平，飞机贴住跑道，接地，滑跑，停了。
他坐在座舱里，把发动机停下来，地勤跑过来把座舱盖打开。刘玉堤从里面爬出来，落地的时候腿有点软。
老周正好在旁边修另一架飞机，看见他下来，问了一句：“怎么样？”
“挺好。”
“单飞了？”
“单飞了。”
老周点了点头，蹲回去继续修他的飞机。刘玉堤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班长，这飞机比九九式好飞。”
老周头没抬。“好飞你也要好好飞。别仗着飞机好就胡来。”
刘玉堤咧嘴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林虎单飞比刘玉堤晚了两天。他飞得细，教员说他“想得太多”，每次落地都要复盘半天，把数据记在本子上，回去对着本子看。教员有一次跟他说：“你想得太多，飞的时候别想，飞完了再想。”
林虎把这话记住了。下一次飞的时候，他上了天就不想了，凭感觉飞。落地之后教员说：“这次对了。”
张积慧单飞最早。他理论扎实，操作稳，教员对他几乎没怎么管。单飞那天，他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教员走过来，只说了一句：“可以上部队了。”
张积慧问：“什么时候走？”
教员说：“急什么。等命令。”
12月底，命令下来了。
空四师来东北接人。来的是个副师长，站在跑道边上看了几场训练，然后找张积慧和林虎谈话。谈完了，他给师里发了一份电报：两个人，能飞，可以接收。
刘玉堤那边，空三师也来了人。副师长看了他的训练记录，又看他飞了一个起落，落地之后说：“跟我走。”
走的那天早上，刘玉堤去机库找老周。老周蹲在地上拆一个油泵，手上全是油。
“班长，我走了。”
老周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哪儿？”
“空三师。”
“好好飞。”老周说，“别逞能。该回来的时候回来。”
“知道了。”
刘玉堤转身往外走。老周在后面叫住他。“等一下。”
他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把保险丝，截了一截，递过去。“拿着。飞机上什么东西松了，自己拧紧。”
刘玉堤接过来看了一眼，揣进口袋。“谢班长。”
他走了。老周蹲回去继续拆油泵。小刘从机库里探出头来。“班长，他又走了。”
“走了。”
“你说他以后能打下来几架？”
老周把油泵拆开，拿出里面的柱塞，看了看磨损情况。“打下来几架不重要。能回来就行。”
火车上，刘玉堤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雪地往后退。对面坐着空三师来接他的人，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在跟他介绍师里的情况：师部在哪儿，几个团，飞什么机型，训练计划怎么安排。刘玉堤听着，点头，偶尔问一句。
问完了，他把口袋里的保险丝摸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一截细铜丝，截得不太齐，两头有点毛。他把它揣回去，靠着车窗闭上了眼睛。
火车往南边开。刘玉堤不知道，几个月之后他会飞过一条江，江对面是另一个国家。他也不知道，在那条江的上空，他会遇见一种从来没见过的飞机，涂着另一种涂装，飞得比他快，打得比他准。
但他知道一件事：不管遇见什么，他得把飞机飞回来。
同一个月，东北某机场。
老周带着机械班把最后一架米格-15组装完成，推上停机坪。苏联专家在验收单上签了字，老周也签了字。签完了，苏联专家握了握他的手，说了一句俄语，翻译过来是：“你们学得很快。”
老周说：“还差得远。”
苏联专家走了之后，老周站在停机坪上看着那排飞机。小刘走过来，站在旁边。
“班长，你说咱们这些人，以后能打成什么样？”
老周把验收单折好，揣进口袋。“你咋也问这个？”
“刘玉堤走了，没人问了。”
老周想了一下。“飞好，修好。打不打得成什么样，那是上面的事。”
小刘笑了一下。“你老说这句。”
“因为就是这句。”老周转身往机库走，“走了。下午还有一架要试车。”
那天晚上，老周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最早那几页，上面写着：1946年冬，通化，酒精掺汽油，试车成功。他翻到后面，又写了一行：1949年12月，东北，米格-15组装完成，验收合格。他看了看，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翻了个身，闭上了眼睛。
第九章 看成了
1949年12月，莫斯科。
毛泽东访苏，刘亚楼随行。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空军援助的后续事宜也在议程之内。刘亚楼跟着代表团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每天开会、谈判、整理材料。
参观的事，他又提了一次。苏方接待人员换了，但回话没换：研究一下。
刘亚楼没再追问。他把这事记在本子上，等。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
谈判桌上，中苏双方就条约细节逐条过。会议间隙，周恩来把刘亚楼叫到一边，问：“参观的事，提了没有？”
“提了。没回话。”
周恩来点了点头。“再提。这次我来说。”
第二天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正式场合向苏方提出了参观请求。苏方没有当场答应，但也没有拒绝。一位苏方高级将领说：“我们研究一下。”
过了两天，安排来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机场，可以去看。
刘亚楼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别墅房间里看航校教材。他把书合上，对王弼说：“明天去看。你跟我去，吕黎平也去。”
王弼问：“看什么？”
“看他们怎么修飞机。”
那天早上，一辆车把刘亚楼、王弼和吕黎平拉出了莫斯科市区。
车往东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停在一片树林后面。围墙很高，大门有哨兵。进去之后是一排机库，里面停着几架米格-15和拉-11。
一位苏联空军军官在机库门口等着，带他们往里走。机库里光线很亮，灯管一排一排，照得每一个角落都清清楚楚。地面是水泥的，刷了绿漆，划着黄线。工具车停在黄线里面，每一辆车上都贴着标签，写着工具名称和数量。
刘亚楼一边走一边看。
他停在一架正在维护的米格-15前面。发动机的整流罩打开了，地勤正在检查压气机叶片。旁边的工具车上，扳手按大小排列，每一把都有固定的位置。工具车旁边挂着一块板子，上面夹着工序卡，谁拆的、什么时候拆的、拆的时候测量了哪些数据，全部写在上面。
刘亚楼蹲下去，看那块工序卡。他看不懂俄文，但能看懂格式：一行一行的表格，每一行后面有签字栏。
他站起来，问陪同的苏联军官：“这个工序卡，每一道工序都要签字？”
军官说：“每一道。”
“谁签？”
“操作的人签，检查的人签，验收的人签。三道签字。”
“出了事找谁？”
“找签字的人。”
刘亚楼没再问。他往机库里面走。走到一台正在试车的发动机旁边，看地勤操作。地勤手里拿的不是普通扳手，是带刻度的扭力扳手。拧到规定的力矩，扳手咔嗒响一声，地勤停下来，在工序卡上签字。
刘亚楼问：“每一个螺栓都这么拧？”
军官说：“每一个。”
“包括那些看不见的？”
“包括。”
刘亚楼回头看王弼。王弼也在看。两个人没说话，但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老航校在通化修发动机的时候，螺栓是用普通扳手拧的，拧到拧不动为止。拧得紧不紧，凭手感。
吕黎平在旁边掏出笔记本，把工序卡的格式画了下来。他画得很快，几笔就勾出了表格的样子，然后在旁边标注：三道签字，操作、检查、验收。
从机库出来，刘亚楼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码放整齐的零件箱和运转有序的地勤，过了一会儿才说：“差距很大。”
王弼说：“但知道往哪儿追了。”
吕黎平把笔记本合上，揣进口袋。“回去之后，先把工序卡搞出来。不难，就是一张纸。难的是养成习惯。”
刘亚楼点了点头。“先从航校搞试点。让老周他们试试。”
回程的车上，刘亚楼把笔记本掏出来，在上面写了几行字：工序卡、扭力扳手、零件寿命台账、质检签字制度。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对王弼说：“这些，回去都要搞。先从航校搞起。老周他们那套经验式的修法，以后要慢慢改。”
王弼说：“有些东西不难，就是习惯问题。扭力扳手国内能造，工序卡就是一张纸。难的是养成习惯，让每个人每一道工序都签字，出了事能找到人。”
“那就从现在开始养。”刘亚楼说，“先从东北那个机场搞试点。”
吕黎平问：“这次要不是周副主席来，他们能让我们看吗？”
刘亚楼想了想。“不一定。但周副主席来了，层级不一样了，他们得给个面子。”
“那以后呢？”
“以后？”刘亚楼把笔记本收进口袋，“以后我们自己建好了，请他们来看。”
那天晚上回到别墅，刘亚楼给国内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很短：参观已安排。所见差距很大。建议从航校试点，推行工序卡和签字制度。具体方案回国后报。
发完电报，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莫斯科的夜景。然后回到桌前，翻开笔记本，把白天在机库里看到的东西一条一条整理出来。
工序卡怎么设计，三道签字怎么分工，扭力扳手从哪里来，零件寿命台账怎么建，质检制度怎么定。他一条一条写，写到半夜，灯油快没了，他把灯芯拧小，接着写。
写到最后，他在页脚画了一道横线。然后翻到前面那页，在“参观事，待机再提”那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已看。差距很大。开始追。
第二天，他把整理好的笔记交给王弼。“你把这个带回国内，交给常乾坤。让他照着改。”
王弼接过来，翻了一遍。“你不带回去？”
“我还要去一趟列宁格勒，看他们的发动机厂。”刘亚楼说，“你先回去。告诉老周，工序卡的事，等我回来亲自跟他说。”
王弼把笔记收好。“行。我先回去。”
王弼走的那天，刘亚楼去机场送他。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风很大。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追上他们？”王弼问。
刘亚楼想了一下。“不知道。但总得有人先追。”
王弼上了飞机。飞机起飞的时候，刘亚楼站在跑道边上看着，直到飞机消失在云层里。然后他转过身，上了车，往列宁格勒方向去。
第一卷完
第二卷 血火
第一章 江那边
1950年6月25日，北京。
消息传到东交民巷的时候，刘亚楼正在开航校筹备会。参谋推门进来，递了一份电报。他看了两遍，放在桌上，对会议室里的人说了一句话：“朝鲜打起来了。”
屋子里静了一下。有人问：“苏联那边什么态度？”
“不知道。但不管什么态度，咱们得准备。”
散会之后，刘亚楼把常乾坤叫到办公室。“各航校的训练进度，加快。能提前毕业的，提前毕业。飞机不够，轮着飞。油料不够，省着飞。但人必须练出来。”
常乾坤问：“多快？”
“原计划一年，压到半年。”
常乾坤想了一下。“压到半年，训练质量怕保不住。”
“保不住也得保。”刘亚楼说，“朝鲜那边不等我们。”
常乾坤走了之后，刘亚楼站在窗前。窗外是东交民巷的街，几辆自行车过去，铃铛响了两声。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桌前，拿起电话，要了东北某机场。
“乙班的人，训练得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回答：还在改装，米格-15刚上手。
“加快。”刘亚楼说，“能放单飞的提前放。能编队的提前编。一个月之内，我要看到能上天的。”
那段时间，各航校的训练强度上来了。刘玉堤在空三师刚改装完米格-15，又接到了新的训练计划：编队、射击、空战战术，一项一项加码。每天飞完了讲评，讲完了再飞。有时候一天飞四个架次，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腿都是软的。
林虎和张积慧在空四师也一样。张积慧飞得稳，编队和射击都是第一批过关的。林虎飞得灵，空战对抗的时候经常把对手绕晕。教员说：“你们两个，一个稳，一个灵，要是能合到一块儿就好了。”
刘玉堤在空三师听说了朝鲜那边的事。美军飞机天天在天上飞，地面上的人抬不起头。他给老周写了一封信，信很短：“班长，朝鲜打起来了。我们可能得上去。飞机修好点。”
老周回了一封信，更短：“修好了。放心飞。”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地面部队过江的时候，天上没有一架自己的飞机。美军的侦察机从头顶过，飞得很低，机翼上的星徽看得清清楚楚。前线的电报一天比一天急：运输线被炸，汽车损失过半，弹药运不上去，伤员运不下来。
彭德怀给北京发电报，措辞很硬：“没有空军，运输线保不住。请催苏联方面，飞机尽快到位。”
苏联那边说，空军准备需要时间。两到三个月。
中南海的会议室里，烟雾浓得看不清对面人的脸。彭德怀坐在桌子的一头，面前摊着一份朝鲜地图，地图上标着联合国军的推进箭头。箭头过了三八线，过了平壤，还在往北指。
“苏联那边怎么说？”彭德怀问。
周恩来把一份电报放在桌上。“斯大林同志说，空军准备需要时间。两到三个月。”
“两到三个月？”彭德怀把电报拿起来看了一眼，放下，“我们等不了两三个月。美军已经到了清川江，再往前就是鸭绿江。”
毛泽东坐在桌子另一头，抽着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
“没有空军掩护，仗怎么打？”彭德怀又问。
“斯大林说，可以先出动地面部队，空军随后跟上。”周恩来说。
彭德怀沉默了几秒钟。“随后跟上？跟到什么时候？”
屋子里没人回答。
毛泽东开口了：“恩来，再给斯大林发报。空军什么时候能准备好，要一个准确的时间。飞机什么时候到，也要一个准确的时间。”
电报发出去之后，等了三天。回电来了：苏联空军将在两个月内准备完毕，飞机分批交付。
两个月。彭德怀拿到电报的时候，看了很久。“两个月之后，我们可能已经不在鸭绿江这边了。”
刘亚楼把电报看了两遍，对常乾坤说：“不等了。有多少飞机打多少仗。到了就飞，没到就用手上这些。”
1950年12月，空4师第10团第28大队进驻安东浪头机场。
大队长李汉，二十六岁，飞过九九式，飞过P-51，在米格-15上飞了不到二十个小时。全大队的飞行员，情况差不多。进驻那天，机场上冷。跑道是压实的土面，边上堆着雪。飞机从苏联转场过来，一架一架落地，螺旋桨卷起雪末子。
李汉从座舱里爬出来，踩在梯子上，往下看了一眼跑道，又看了一眼天。天是灰的，低云压着山头，看不见远处。
地勤问：“大队长，明天飞不飞？”
李汉把飞行帽摘下来，夹在胳膊底下。“飞。不飞上来干什么。”
那天晚上，他在宿舍里把飞行手册翻了一遍。手册是俄文的，旁边有翻译用铅笔标注的中文，字很小，挤在行间。他翻到发动机部分，看了两页，合上，关了灯。
黑暗中，有人问了一句：“大队长，你睡了吗？”
“没有。”
“你说，咱们这二十个小时，够不够用。”
李汉没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够用不够用，都得用。”
沉默了一阵。那个声音又说：“我听说美国人的飞行员，有的飞过两千小时。”
“听说的东西多了。”李汉翻了个身，“睡觉。明天早起。”
第二天没有战斗起飞。第三天也没有。雷达上出现过几次目标，都在远处，没有进入防区。飞行员们坐在作战值班室里，飞行服穿好了，伞包放在脚边，等电话。电话一直没响。
第四天，电话响了。
雷达报告：敌机一批，高度六千米，航向西北，正在靠近。
李汉站起来，伞包往肩上一甩，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后面的人跟着，没人说话，都在快步走。座舱盖打开着，梯子已经架好了。他爬进去，扣伞带，戴头盔，接通无线电。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简短，清楚。
“起飞。”
发动机点火。李汉把油门推上去，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跑。速度起来之后，机头微微抬起，他把杆往后带了一点，轮子离地，跑道在视野里往下沉。他收起落架，看了一眼高度表，然后向左压坡度，进入爬升。
耳机里，僚机的声音：“大队长，我在你后面。”
“看见了。”李汉说，“跟上。别掉队。”
编队在指定空域巡逻了二十分钟。地面指挥通报敌机转向，返航。落地之后，李汉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围上来检查飞机。他站在梯子旁边，把头盔摘了，头发被汗浸透，贴在额头上。有人递水壶过来，他接过去喝了一口，站在那儿没动。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第一次上去。没打上。发动机工作正常。”
他没有写的是：在天上的那二十分钟里，他的眼睛一直在搜索，扫过每一片云，每一个方向。座舱里很冷，但他的掌心一直是湿的。
消息传到空三师的时候，刘玉堤正在飞编队训练。师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把李汉大队进驻安东的电报放在桌上。
“看到了？”
“看到了。”
“李汉飞了多少小时？你飞了多少小时？”
刘玉堤没说话。
“李汉能上去，你也能。”师长把电报收起来，“但先得把编队飞好。编队都飞不好，上去就是送死。”
刘玉堤点头。“知道了。”
那段时间，空三师的训练强度又上来了。每天飞，飞完了讲评，讲完了再飞。刘玉堤飞编队的时候跟长机跟得紧，有一次差点撞上，落地之后教员把他叫到跑道边上。
“你看见长机拉杆了没有？”
“看见了。”
“看见了你为什么不跟？”
“我跟了，跟晚了。”
教员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下次跟早一点。别等看见了再跟，要提前知道他要拉。”
刘玉堤点头。从那以后他飞编队再没出过问题。
1950年12月，安东浪头机场。
江那边，是新义州。再往南，是清川江。美军的飞机天天从头顶过，往北边扔炸弹。夜里能看见南边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有时候能听见闷响，从江那边传过来。
李汉站在跑道边上，看着江对面的方向。地勤走过来，站在旁边。
“大队长，看什么呢？”
“看江那边。”
“那边有什么好看的？”
李汉看了一会儿。“那边在打仗。咱们在这边等着。”
地勤没说话。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寒气。远处有飞机的声音，从南边过来，又往南边去了。
李汉转过身，往值班室走。走了几步，回头对地勤说：“飞机检查好。明天可能就上了。”
1951年1月21日，雷达再次报告：敌机一批，F-84，高度四千米，航向西北。
李汉率队起飞。六架米格-15升空后编成战斗队形，向指定空域飞去。耳机里，地面指挥不断通报敌机位置：“敌机在你右前方，距离二十公里，高度四千。”
李汉压坡度，向右搜索。云层下面有几个黑点，在移动。他数了一下，六架。F-84，战斗轰炸机，不是F-86，但也是喷气式。
“发现敌机。”李汉对着无线电说，“跟我来。”
他推杆，俯冲。速度表指针往右走，空速管的声音变尖。F-84编队发现了他们，开始转弯，想摆脱。李汉咬住其中一架，瞄准具的光环套上去，距离在缩短。
八百米。六百米。四百米。
他按下炮钮。机炮开火，炮口闪光在座舱前面亮了一下。他看到敌机机翼一歪，冒了烟，但没掉，摇摇晃晃往南跑了。
“打中了！”僚机在无线电里喊。
“别追。”李汉说，“撤。”
编队返航。落地之后，地勤跑过来问：“打下来没有？”
李汉从座舱里爬出来。“打伤了。没掉。”
地勤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李汉拍了拍他的肩膀。“下次打掉。”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又写了一行字：“第二次上去。打伤一架。没掉。”
写完了，他把笔记本合上。窗外江那边的火光还在闪，一闪一闪的。他看了一会儿，把灯吹灭了。
第二章 第一仗
1951年1月29日，安东浪头机场。
早上六点，天还没亮。李汉坐在值班室里，面前摆着一碗粥，没怎么动。昨天夜里他睡得不好，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21日那场空战。打伤了，没掉。回来之后他把射击记录翻了十几遍，炮钮按早了，距离还有六百米就开了火，炮弹打出去散了一片，只有几发命中。
他把粥碗推到一边，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地图前面。地图上标着清川江、大同江、平壤，一条红线从鸭绿江往南延伸。他用手指沿着红线走了一段，停在清川江和鸭绿江之间。
“大队长，雷达开机了。”参谋推门进来报告。
“有目标吗？”
“暂时没有。但气象预报说今天能见度好，敌机出来的可能性大。”
李汉点了点头，回到座位上坐下。他把飞行手套戴上，又摘下来，放在膝盖上。手套是新的，皮子还硬，指缝处磨得不舒服。
七点二十分，电话响了。
雷达报告：敌机一批，F-84，十六架，高度四千米，航向西北，正在向清川江大桥方向飞。
李汉站起来，伞包往肩上一甩。“走。”
六架米格-15已经在跑道上等着了。地勤把座舱盖打开，梯子架好。李汉爬进去，扣伞带，戴头盔，接通无线电。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敌机十六架，高度四千，你高度六千，注意搜索。另外，注意F-86掩护。”
“明白。”
发动机点火。六架米格-15依次离地，爬升到六千米。李汉向左压坡度，带队向清川江方向飞去。云层在脚下铺开，白茫茫一片，江面在云缝里露出来，灰蒙蒙的。
“发现敌机。”僚机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左前方，十二点方向，十六架F-84，编成两个梯队。”
李汉向左前方搜索。云层下面有一片黑点，排成两个梯队，正在向清川江大桥方向飞。他数了一下，十六架，跟雷达报的一致。F-84是战斗轰炸机，带弹的，飞得不快，转弯半径大。
“跟我来。”李汉推杆，俯冲。
六架米格-15从六千米冲下来，速度越来越快。F-84编队发现了他们，开始转弯，第一梯队的八架往左转，第二梯队的八架往右转，想分散摆脱。
李汉咬住第一梯队最边上的一架。那架F-84在转弯，机翼翘起来，机身侧面露出来。李汉把瞄准具的光环套上去，距离在缩短。八百米，六百米，四百米。他稳住杆，把光环对正，按下炮钮。
机炮开火，炮口闪光在座舱前面亮了一下。敌机机翼一歪，冒了烟，但没掉，继续往南飞。李汉拉起来，追上去，再打。这回敌机没扛住，机身冒出一团火，往下坠了。飞行员跳伞，伞在空中张开，白花花一片。
“打掉一架！”僚机喊。
“别停。还有。”李汉拉升转弯，搜索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八架F-84往右转，飞得散。李汉咬住其中一架，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冒了烟，往下栽了。
第二架。
耳机里传来僚机的声音：“大队长，后面有敌机！”
李汉猛拉杆，飞机急转。一架F-84从他刚才的位置穿过去，机炮打空了。李汉反过来咬住那架F-84，追上去，开炮。敌机没扛住，往下掉了。
第三架。
落地之后，地勤跑过来，看见李汉从座舱里爬出来，问：“大队长，几架？”
“三架。”
地勤愣了一下。“三架？”
“三架。”
地勤咧嘴笑，笑着笑着不笑了，跑过去检查飞机。飞机机身上两个弹孔，都在机翼上，没伤着要害。
李汉站在梯子旁边，把头盔摘了。头发被汗浸透，贴在额头上。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值班室走。走了几步，回头对地勤说：“飞机检查好。明天还有。”
战报当天下午传到了北京。
刘亚楼正在开会。参谋推门进来，递了一份电报。他看了两遍，放在桌上，对会议室里的人说了一句话：“李汉打掉了三架。”
屋子里静了一下。有人问：“自己损失多少？”
“零。”
刘亚楼把电报推过去。“都看看。李汉飞了不到二十个小时，打掉三架F-84。这个战例，给我好好总结。二十小时怎么打下来的，一条一条写清楚。”
散会之后，刘亚楼把空4师的战报又看了一遍。李汉在报告里写得很细：第一次开炮距离六百米，打伤了没掉，第二次追到四百米，打掉了。僚机在后面掩护，没掉队。他看完之后，在报告上批了几个字：此战法通报各师。
批完了，他把报告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窗外是北京一月的天，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他坐了一会儿，拿起电话，要了空三师。
“刘玉堤吗？”
“司令，是我。”
“李汉打掉了三架F-84。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
“李汉飞了不到二十个小时。你飞了多少？”
刘玉堤沉默了一下。“比他多。”
“比他多，就得打得比他好。”刘亚楼说，“空三师什么时候能上去？”
“听命令。”
“快了。把编队飞好，把射击练好。上去之后，别给李汉丢人。”
“明白。”
挂了电话，刘亚楼站起来，走到窗前。天上没有飞机。但他知道，安东那边，飞机正在落下来，一架一架的，落在浪头机场的跑道上。李汉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围上去，飞行员们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是第一仗打完了的样子。
消息传到空三师的时候，刘玉堤正在飞编队训练。师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把电报放在桌上。
“看到了？”
“看到了。”
“李汉打掉了三架。你自己说，你差在哪儿？”
刘玉堤想了一下。“差在开炮的时机。李汉第一次打伤了，第二次追上去打掉了。我飞的时候，打一轮就走了。”
“知道就好。”师长把电报收起来，“从今天开始，射击训练加码。打一轮不行的，打两轮。两轮不行的，打三轮。练到打掉为止。”
那段时间，空三师的射击训练强度上来了。刘玉堤每天飞完了编队，还要飞射击。靶标是拖靶，由另一架飞机拖着，他在后面追着打。第一次打拖靶，他打了二十发，中了三发。教员说：“三发不够。打掉一架飞机，至少要命中十发。”
刘玉堤点头。下一次打拖靶，他打了二十发，中了五发。再下一次，中了七发。教员说：“行了。够用了。”
同一个月，空四师也在加紧训练。张积慧飞得稳，射击成绩好，第一批通过了空战考核。林虎飞得灵，空战对抗的时候经常把对手绕晕。教员说：“你们两个，一个稳，一个灵，要是能合到一块儿就好了。”
张积慧说：“合不到一块儿，就各打各的。”
林虎说：“各打各的，也能打。”
教员笑了一下。“行。上去之后，别掉队就行。”
1951年2月，空三师奉命入朝参战。刘玉堤随部队转场到安东，进驻浪头机场。
落地那天，他坐在座舱里往外面看了一眼。跑道边上停着一排米格-15，机身上涂着红五星。远处是鸭绿江，江对面是朝鲜。他爬出座舱，站在梯子上，看了一会儿江对面的方向。然后他低头对地勤说：“明天飞不飞？”
地勤说：“听命令。”
刘玉堤笑了一下。“那就等命令。”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到安东了。李汉打掉了三架。我得打掉更多。”
写完了，他把笔记本合上，关了灯。黑暗中，他躺在铺上，睁着眼睛。
对面铺上的人问了一句：“想什么呢？”
“想李汉那一仗。第一次打伤了，第二次追上去打掉了。我得记住，打不死就得追。”
对面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呼噜声响起来了。
刘玉堤把枕头往脑袋下面垫了垫，闭上了眼睛。明天开始，他也要上天了。
第三章 等不来的飞机
1950年10月，北京。
中南海的会议室里，烟雾浓得看不清对面人的脸。彭德怀坐在桌子的一头，面前摊着一份朝鲜地图，地图上标着联合国军的推进箭头。箭头过了三八线，过了平壤，还在往北指。
“苏联那边怎么说？”彭德怀问。
周恩来把一份电报放在桌上。“斯大林同志说，空军准备需要时间。两到三个月。”
“两到三个月？”彭德怀把电报拿起来看了一眼，放下，“我们等不了两三个月。美军已经到了清川江，再往前就是鸭绿江。”
毛泽东坐在桌子另一头，抽着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
“没有空军掩护，仗怎么打？”彭德怀又问。
“斯大林说，可以先出动地面部队，空军随后跟上。”周恩来说。
彭德怀沉默了几秒钟。“随后跟上？跟到什么时候？”
屋子里没人回答。
毛泽东开口了：“恩来，再给斯大林发报。空军什么时候能准备好，要一个准确的时间。飞机什么时候到，也要一个准确的时间。”
电报发出去之后，等了三天。回电来了：苏联空军将在两个月内准备完毕，飞机分批交付。
两个月。彭德怀拿到电报的时候，看了很久。“两个月之后，我们可能已经不在鸭绿江这边了。”
刘亚楼把电报看了两遍，对常乾坤说：“不等了。有多少飞机打多少仗。到了就飞，没到就用手上这些。”
刘亚楼嘴上说“不等了”，但飞机还是得等。
1950年11月，第一批苏联飞机运到了。米格-15，从满洲里入境，火车拉到安东。数量不多，但好歹有了。刘亚楼赶到安东看了这批飞机，跟空4师的飞行员开了会。
会上，有人问：“苏联人说好两个月的，怎么拖到这会儿？”
刘亚楼没正面回答。他说：“飞机到了，就飞。别的事，上面去交涉。”
会后，李汉被叫到一边。刘亚楼问他：“你的大队，什么时候能上去？”
“给我一个月。”
“半个月。”刘亚楼说，“前线等不了。”
李汉想了一下。“半个月，只能飞基本科目。空战战术来不及。”
“来不及也得来。”刘亚楼说，“上去之后边打边学。李汉，你记住一件事：美国人的飞行员飞了几千小时，你飞了几十小时。但空战不是比谁飞得久，是比谁先咬住谁。你咬住他，他就得跑。他跑，你就有机会。”
李汉点头。“明白。”
刘亚楼走了之后，李汉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排米格-15。飞机是新的，银色的蒙皮在太阳底下发亮。他看了一会儿，对地勤说：“明天开始，加大训练强度。编队、射击、空战战术，一天飞四个架次。”
地勤问：“四个架次？油料够吗？”
“不够也得够。刘司令说了，上去之后边打边学。学不会就回不来了。”
1950年12月，空4师第28大队开始战斗值班。
李汉第一次升空那天，雷达上发现的是F-84，不是F-86。他咬了其中一架，打伤了，没打掉。落地之后，他站在跑道边上，地勤问：“打下来了？”
“没有。”
“差多少？”
“差一点。”
地勤没再问。李汉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值班室走。走了几步，回头对地勤说：“下次打掉。”
1951年1月，李汉击落F-84一架。消息传到北京，刘亚楼给周恩来打了电话。
“打下来了。”
“好。”周恩来说，“苏联那边，飞机什么时候能到齐？”
“说是月底。但他们的‘月底’跟我们的‘月底’不是一回事。”
周恩来说：“我再催。”
1月底，苏联方面又运来一批飞机，但数量比承诺的少。刘亚楼把接收清单看了一遍，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按目前交付速度，空军形成战斗力的时间要比原计划推迟两到三个月。
周恩来把报告看了，批了几个字：已催苏方。同时报主席。
毛泽东看到报告之后，把周恩来和刘亚楼叫去。
“苏联人说什么时候能到齐？”
刘亚楼说：“说是三月。但从前几次的情况看，他们的话要打个折扣。”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打多少折扣？”
“至少一半。”
毛泽东把烟按灭。“不等了。有多少飞机打多少仗。苏联人的飞机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算。到了就飞，没到就用手上这些。”
1951年2月，空三师开始改装训练。
刘玉堤到部队报到的时候，师长跟他说了一句话：“飞机不够，油料不够，时间不够。但敌人不等我们。”
刘玉堤点头。
训练强度很大。每天飞，飞完了讲评，讲完了再飞。飞机不够用，几架飞机轮着飞，地勤连轴转。有时候飞机刚落地，地勤就冲上去加油、装弹、检查，飞行员坐在座舱里等着，检查完了直接再飞。
有一天，刘玉堤飞完一个架次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看见地勤蹲在机翼下面拧什么东西。他走过去问：“怎么了？”
“油管渗油。得换。”
“多长时间？”
“半小时。”
刘玉堤看了一眼手表。“快点。”
地勤抬头看了他一眼。“急也没用。渗油上天是要出事的。”
刘玉堤没说话，站在旁边等着。地勤换完油管，站起来，拍了拍手。“行了。”
刘玉堤爬进座舱，再次起飞。
3月，苏联的飞机交付速度终于上来了。火车一列一列地到，卸车的速度赶不上运来的速度。老周在东北某机场带着机械班连轴转，组装、试车、验收，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小刘有一次连着两天没回宿舍，老周找到他的时候，他靠在机库墙根底下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把扳手。
老周踢了他一脚。“起来。下一架到了。”
小刘迷迷糊糊站起来，跟着老周往外走。“班长，苏联人的飞机怎么这会儿才到？”
老周没回头。“晚了也比不来强。”
1951年4月，空三师入朝参战。
刘玉堤到安东那天，机场上已经停着一排米格-15。他下了卡车，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排飞机。地勤正在给一架飞机加油，油管从油桶里接出来，手摇泵转得吱吱响。
刘玉堤走过去问：“油够不够？”
地勤说：“够飞一个架次的。”
“下一个架次呢？”
“等油车来。”
刘玉堤没说话。他往值班室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架飞机已经加完油了，地勤正在擦座舱盖。
他想起师长说过的话：飞机不够，油料不够，时间不够。但敌人不等我们。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到安东了。飞机到了。油料还缺。明天开始战斗值班。”
写完了，他把笔记本合上，关了灯。黑暗中，他躺在铺上，听着外面风刮过跑道的声音。
对面铺上有人问：“想什么呢？”
“想苏联人的飞机。要是早点到，咱们能多飞几个月。”
“现在到了也不晚。”
刘玉堤翻了个身。“但愿。”
同一个月，空四师也进驻安东。张积慧和林虎跟着部队转场过来，落地之后站在跑道边上，看着江对面的方向。
“积慧，你说美国人知道我们来了吗？”林虎问。
张积慧想了一下。“知道。但他们不会在意。他们飞了几千小时，我们飞了几十小时。他们觉得我们不够格。”
林虎笑了一下。“那咱们就让他们知道，够不够格不是飞了多少小时说了算。”
张积慧没说话。他看了一会儿江对面的方向，转过身，往值班室走。“走吧。明天开始战斗值班。”
第四章 圆圈阵
1951年11月18日，下午，清川江上空。
王海趴在座舱里，眼睛盯着前方。云层在脚下铺开，白茫茫一片，江面在云缝里露出来，灰蒙蒙的。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敌机一批，F-84，六十架以上，在清川江一带活动。你们高度六千米，注意搜索。”
王海对着无线电说：“明白。”
六架米格-15排成两个三机编队，王海带队。僚机焦景文跟在后面，再往后是其他四架。王海往下看了一眼，云层下面有东西在动，黑点，密密麻麻，排成几个圆圈。
“发现敌机。”王海说，“六十多架，圆圈阵。”
焦景文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大队长，怎么打？”
圆圈阵，美军的老战术。飞机首尾相顾，互相掩护。谁咬尾，前面的人就咬你的尾。王海盯着那个圆圈看了一会儿，注意到圆圈最边上有一架，转得慢了一些，跟前面的间距拉大了。
“跟我攻击。”王海推杆，俯冲。
六架米格-15从六千米冲下来，速度越来越快，空速管的声音变尖。王海瞄准圆圈最边上那架F-84，距离在缩短。八百米，六百米，四百米。他按下炮钮，机炮开火，炮口闪光在座舱前面亮了一下。敌机机翼一歪，冒了烟，脱离圆圈往下掉。
“打掉一架！”焦景文喊。
“别停。继续。”王海拉升，转弯，又冲下来。
圆圈乱了。几架F-84开始转弯，想咬王海的尾。王海没给他们机会，拉起来又俯冲，从圆圈中间穿过去，把阵型搅得更乱。他咬住第二架，追到四百米，开炮。这回敌机座舱盖飞了，飞行员跳伞。
焦景文跟在后面，也咬住一架，开炮，打着了。
六架米格-15在圆圈里反复冲了三次。F-84编队散了，各自逃命。
落地之后，地勤围上来。王海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问：“大队长，几架？”
“两架。”
“咱们呢？”
“一架没掉。”
地勤咧嘴笑。王海拍了他一下。“别笑。检查飞机，明天还有。”
那天晚上清点：王海击落两架，焦景文击落两架，另外两架被其他飞行员击落。五比零。
战报传到北京，刘亚楼正在开会。他把电报看完，放在桌上。
“王海大队打了一个五比零。”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有人问：“自己损失多少？”
“零。”
刘亚楼把电报推过去。“都看看。这个五比零是怎么打的，圆圈阵怎么破的，一条一条看清楚。”
散会之后，刘亚楼把空三师的战报又看了一遍。王海在报告里写得很细：圆圈阵的弱点在边上，边上的飞机转得慢，间距大，先打边上的，打乱了再打中间的。他看完之后，在报告上批了几个字：此战法通报各师。
批完了，他把报告放在桌上，对旁边的人说：“王海这个人，飞了多少小时？”
“查过了。两百多小时。”
“两百多小时，打掉两架，自己一架没掉。这个战例，好好总结。”
王海大队回到机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地勤把飞机一架一架推回机棚，王海站在跑道边上，看着焦景文从座舱里爬出来。
“景文，今天打了两架。”
“两架。”焦景文走过来，站在旁边，“你也是两架。”
“我那是先打的。你跟着打的。”
焦景文笑了一下。“跟着打也是打。”
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最后一架米格-15滑回机棚。王海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点着。焦景文不抽烟，站在旁边看着他。
“你说，美国人明天还来吗？”焦景文问。
“来。他们不会因为掉了几架就不来。”
“那明天还打？”
“打。”王海吐了一口烟，“打到他们不来为止。”
那天晚上，王海在宿舍里写战例。写到一半，焦景文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刘司令批的。通报各师。”
王海接过来看了一眼，放在桌上。“行了。写完了交上去。”
焦景文坐下来，看着王海写。王海写了一会儿，抬头问：“你看什么？”
“看你写战例。你写你的，我不说话。”
王海没理他，继续写。写到半夜，灯油快没了，他把灯芯拧小，接着写。焦景文靠在床头，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王海把战例写完，合上本子，看了一眼焦景文。他把自己的大衣拿起来，盖在焦景文身上。然后关了灯，躺下。
那段时间，空三师天天飞。有时候一天打好几拨，有时候几天没动静。王海带着大队在清川江上空巡逻，遇见敌机就打，打完了就回来。焦景文跟在他后面，一次没掉过队。
有一次飞编队，焦景文跟得太近了，王海一拉杆，他差点撞上去。落地之后王海把他叫到跑道边上。
“你看见我拉杆了没有？”
“看见了。”
“看见了你为什么不跟？”
“我跟了，跟晚了。”
王海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下次跟早一点。别等看见了再跟，要提前知道我要拉。”
焦景文点头。“记住了。”
从那以后焦景文飞编队再没出过问题。
还有一次，王海在空战中追一架F-86，追到海边上空，距离越拉越大。焦景文在后面喊：“大队长，别追了！油不够了！”
王海看了一眼油量表，收油门，掉头返航。落地之后，焦景文说：“你要是再追，就回不来了。”
王海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下次提醒我早点。”
焦景文说：“我喊了三遍。”
王海看了他一眼。“那下次喊四遍。”
1952年1月，空三师轮换休整。王海带着大队回到后方，飞机转场，人员休整。走的那天，他在跑道边上站了一会儿。焦景文走过来，站在旁边。
“大队长，想什么呢？”
“想那个圆圈阵。六十多架F-84，咱们六架，打完了还站着。”
焦景文笑了一下。“打完了还站着，这就行了。”
休整期间，王海没有闲着。他每天到机场，带着新来的飞行员飞编队，讲圆圈阵怎么破。有时候讲到一半，停下来问：“我刚才说的，你们听懂了没有？”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王海就再讲一遍，讲完了又问：“这回懂了？”
“懂了。”
“懂了就好。别上去就忘。”
有个新飞行员问他：“大队长，六十多架F-84，你们六架，怎么敢冲？”
王海想了一下。“不敢冲，就永远打不掉。你冲一次，他乱一次。乱三次，他就散了。”
新飞行员点头。王海又说：“还有一条。冲的时候别想太多。想多了手就慢了。手一慢，就咬不住。”
1952年2月，空三师再次入朝。王海大队回到安东，进驻浪头机场。落地那天，王海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排米格-15。地勤正在给一架飞机加油，油管从油桶里接出来，手摇泵转得吱吱响。他走过去问：“今天飞不飞？”
地勤说：“听命令。”
“那就等命令。”
1月中旬，雷达发现敌机一批，F-86，八架，在清川江以南活动。王海率队起飞。爬到七千米，向前搜索。发现敌机之后，他咬住最边上的一架，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机身一歪，往下栽了。
“打掉一架。”他对着无线电说。
“后面有敌机！”焦景文喊。
王海猛拉杆，飞机急转。一架F-86从他刚才的位置穿过去，机炮打空了。王海反过来咬住那架F-86，追上去，开炮。敌机没扛住，往下掉了。
两架。
落地之后清点：王海击落两架。他自己飞机上两个弹孔，都在机翼上。
焦景文走过来看了一眼弹孔。“两个洞。”
“没事。机翼上的。”
“下次小心点。”
王海笑了一下。“你也是。”
1953年9月，王海在北京参加空军战斗英雄表彰会。刘亚楼念到他的名字，他站起来。坐下之后，旁边的赵宝桐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九架。全空军最高的。”
王海摇了摇头。“大队打的。不是我一个人。”
散会之后，王海站在礼堂门口，看着天上的飞机。焦景文走过来，站在旁边。
“大队长，想什么呢？”
“想咱们大队那些人。孙生禄没来。”
焦景文没说话。两个人站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走了。”王海说。
“走了。”
两个人并肩往外走。走到岔路口，王海往左，焦景文往右。
“大队长。”焦景文叫住他。
王海回头。
“下次再打，我还给你当僚机。”
王海笑了一下。“好。”
那天晚上，王海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最早那几页，上面写着：1951年11月18日，清川江上空，六架对六十架，圆圈阵，五比零。他翻到后面。后面写着：1952年1月，击落两架。1953年，停战。1953年9月，战斗英雄表彰会。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关了灯，躺下。
对面铺上有人问：“想什么呢？”
“想圆圈阵。六十多架F-84，排成几个圆圈。咱们六架，从上面冲下来，打乱了再打。”
“后来呢？”
“后来他们散了。咱们追着打，打掉了五架。”
“再后来呢？”
王海翻了个身。“再后来，就没人敢在清川江上空排圆圈阵了。”
第五章 四架
1951年11月23日，下午，清川江口上空。
刘玉堤趴在座舱里，眼睛盯着前方。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敌机一批，F-86，四架，高度六千米，航向西北。你们高度六千五，注意搜索。”
“明白。”刘玉堤回答。
他率领六架米格-15，编成两个三机编队。爬升到六千五百米之后，向左压坡度，开始搜索。云层下面有几个黑点在移动，速度很快，航向西北。
“发现敌机。”刘玉堤对着无线电说，“四架F-86，在我右下方。”
“跟上去。”地面指挥说。
刘玉堤推杆，俯冲。四架米格-15从上方压下去，速度越来越快。F-86编队发现了他们，开始转弯。刘玉堤咬住最边上的一架，追到八百米，六百米，四百米。
他按下炮钮。机炮开火，炮弹打出去，敌机机翼上冒了火星，但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机身一歪，冒了烟，往下坠。飞行员跳伞，伞在空中张开。
“打掉一架！”僚机在无线电里喊。
刘玉堤没来得及回答。另一架F-86从侧面咬住了他，机炮打过来，座舱盖旁边闪过几道火光。他猛拉杆，飞机急转，摆脱了敌机的瞄准线。然后他反过来咬住那架F-86，追上去，开炮。
这回敌机没扛住，机身一歪，往下栽了。飞行员跳伞。
两架。
他拉起机头，搜索其他敌机。另外两架F-86已经散了，往不同方向跑。他选了最近的一架追上去，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冒了烟，往下坠了。
第三架。
剩下最后一架，往南拼命跑。刘玉堤追上去，速度差太大，眼看就要撞上，他赶紧拉杆，从敌机上方擦过去。绕回来再追，敌机已经跑远了。他没放弃，继续追，追到海边上空，终于咬住，开炮。敌机冒了烟，掉进海里。
第四架。
落地之后，他报告：击落F-86四架。
地勤跑过来问：“大队长，几架？”
“四架。”
地勤愣了一下。“四架？”
“四架。”
地勤咧嘴笑，笑着笑着不笑了，跑过去检查飞机。飞机机身上十几个弹孔，有一发炮弹打在座舱盖旁边，离刘玉堤的脑袋不到一尺。
刘玉堤从座舱里爬出来，站在梯子旁边，把头盔摘了。头发被汗浸透，贴在额头上。他低头看了一眼座舱盖旁边那个弹孔，伸手摸了一下。铝皮往里凹，边缘卷起来，手指划过去有点扎。
“差一点。”地勤在旁边说。
刘玉堤没说话。他把头盔夹在胳膊底下，往值班室走。走了几步，回头对地勤说：“飞机修好。明天还有。”
战报传到空三师师部，师长看了两遍。“四架？一次？”
“报告上写的四架。”
师长拿起电话要了刘玉堤。“你确定是四架？”
“确定。都看见往下掉了。”
“有没有别人打的？”
“我打的。一架一架打的。”
师长沉默了几秒钟。“好。报上去。”
战报传到北京，刘亚楼正在看空8师大和岛轰炸的报告。他把刘玉堤的战报放在大和岛报告的上面，两份对比着看。一份写着击落四架，一份写着损失四架。
他对旁边的人说：“告诉空三师，刘玉堤这个战例，好好总结。一次四架，不是靠运气。”
旁边的人问：“司令，怎么总结？”
“让他自己写。怎么发现、怎么咬住、怎么摆脱、怎么打掉的，一条一条写清楚。尤其是那个弹孔，离脑袋不到一尺，为什么没打着？是他规避动作做对了，还是运气好？写清楚。”
那天晚上，刘玉堤在宿舍里写战例。写到一半，赵宝桐推门进来。赵宝桐是空三师第7团第3大队大队长，比刘玉堤早几个月入朝，击落过好几架F-86。
“玉堤，听说你今天干了四架？”
“嗯。”
赵宝桐坐下来。“怎么打的？”
“追。一架一架追，追上了就打。”
赵宝桐笑了一下。“你这打法，费炮弹。”
“不费。四架用了不到一百发。”
赵宝桐凑过来看他的战例报告。“你写什么呢？”
“师长让写的。怎么发现、怎么咬住、怎么打掉的。”
赵宝桐看了一会儿。“你写完了借我看看。”
“行。”
赵宝桐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玉堤，你今天运气好。下次碰上他们编队整齐的，别这么追。”
“知道。今天是他们散了。”
赵宝桐走了。刘玉堤继续写，写到半夜，灯油快没了，他把灯芯拧小，接着写。
写到第四架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那架F-86往海上跑，他追到海边上空才打掉。追的过程中，速度差太大，差点撞上。他想了想，在报告里加了一句：追击时注意速度差，接近目标前提前收油门，避免冲过头。
写完了，他把报告合上，放在桌上。窗外是安东的夜，江那边的火光还在闪。他看了一会儿，把灯吹灭了。
第二天早上，刘玉堤在跑道边上碰见赵宝桐。赵宝桐手里拿着他的战例报告，翻了一遍。
“写得好。尤其是那个弹孔，你写‘规避动作做对了，但运气也占了一半’。这话实在。”
刘玉堤说：“本来就是。那发炮弹再偏一尺，我就回不来了。”
赵宝桐把报告还给他。“师长看了？”
“看了。批了两个字：转发。”
“转发各师？”
“转发各师。”
赵宝桐拍了拍他的肩膀。“行。四架。全空军最高的。”
刘玉堤摇了摇头。“大队打的。不是我一个人。”
赵宝桐笑了一下。“你这话，跟王海说的一模一样。”
“王海也这么说？”
“也这么说。你们这些人，打完了都说‘大队打的’。那到底是谁打的？”
刘玉堤想了一下。“谁打的就是谁打的。但没大队掩护，谁也打不掉。”
赵宝桐点了点头。“这话对。”
那段时间，刘玉堤又打了两架。战果累计：六架。击伤三架。
1952年，空三师轮换休整。刘玉堤随部队撤到后方。走的那天，他在跑道边上站了一会儿。赵宝桐走过来，站在旁边。
“走了。”
“走了。”
“六架了。”
“六架。”
赵宝桐看着跑道上的米格-15。“你说，咱们这些人，以后能打成什么样？”
刘玉堤想了一下。“不知道。但要是再打，我还上。”
赵宝桐点了点头。“我也是。”
两个人上了卡车。卡车开动的时候，刘玉堤回头看了一眼跑道。跑道边上那排机棚空了，只剩下几辆油车和一堆空炮弹箱。
1953年9月，刘玉堤在北京参加空军战斗英雄表彰会。刘亚楼念到他的名字，他站起来。坐下之后，赵宝桐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六架。一次四架。”
刘玉堤摇了摇头。“运气好。那天他们散了。”
散会之后，刘玉堤站在礼堂门口。赵宝桐走过来，站在旁边。
“想什么呢？”
“想通化。想那个冬天。那时候我还没摸过米格-15。”
赵宝桐没说话。两个人站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走了。”刘玉堤说。
“走了。”
两个人并肩往外走。走到岔路口，赵宝桐往左，刘玉堤往右。
“玉堤。”赵宝桐叫住他。
刘玉堤回头。
“下次再打，我还跟你一块儿飞。”
刘玉堤笑了一下。“好。”
那天晚上，刘玉堤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最早那几页，上面写着：第一次上米格-15，速度太快，别的还没觉出来。他翻到后面。后面写着：1951年11月23日，击落F-86四架。1952年，击落两架。1953年，停战。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窗外有飞机的声音，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他听了一会儿，睡着了。
第六章 大和岛
1951年11月6日，下午，安东浪头机场。
空8师的图-2轰炸机停在跑道北侧，九架，排成三列。机身下挂着重磅炸弹，机组成员站在飞机旁边，等着命令。
韩明阳是带队机长，飞第一架。他绕着飞机走了一圈，检查炸弹挂架，又爬上去看座舱。下来的时候，地勤问：“韩大队长，今天炸哪儿？”
“大和岛。”
地勤笑了一下。“那帮人在岛上天天喊话，骂得挺凶。早该给他们送点东西了。”
韩明阳没接话。他看了一眼表，又看了一眼跑道南边。空2师的拉-11歼击机已经停在那里了，四架，准备护航。再往南边，空3师的米格-15也在停机坪上，等着掩护。
空军的第一次轰炸行动，苏联顾问看了方案之后直摇头。他们给的意见很明确：轰炸机没有足够的歼击机掩护，不建议出动。但前线等不了。大和岛上的广播站天天在喊，对志愿军前线的士气影响很大。彭德怀发了话：那个岛，必须打掉。
下午两点四十分，起飞命令来了。
九架图-2依次离地，爬升到两千米。四架拉-11跟在后面，米格-15在高空掩护。编队往南飞，鸭绿江在右翼下面拐了个弯。
韩明阳坐在座舱里，看着前面的航线。耳机里传来领航员陈志远的声音：“航向一百二十，高度两千米，预计五分钟后到达目标上空。”
“明白。”
编队飞到目标空域，大和岛出现在视野里。岛不大，上面有房屋、广播站天线、几艘船停在岸边。
“准备投弹。”韩明阳说。
耳机里依次传来应答：“明白。”“明白。”“明白。”
九架图-2同时打开弹舱门，炸弹挂架在机腹下面露出来。韩明阳瞄准了广播站的方向，按下了投弹按钮。炸弹脱离挂架，往下落。
下面的人往天上指，有人在跑。炸弹落在岛上，炸起一片烟尘。
“投完。返航。”
编队掉头往北飞。身后的岛上冒起了黑烟。拉-11跟上来，四架排在编队两侧，米格-15在高空跟着。
落地之后，地勤跑过来问：“炸得怎么样？”
韩明阳从座舱里爬出来。“广播站那块儿冒了烟。别的地方看不清楚。”
“岛上还有动静吗？”
“没听见广播声。”
地勤笑了一下。“那就行。”
那天晚上，韩明阳在宿舍里写报告。写到一半，空8师师长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志司发来的。说大和岛上的广播站被炸了，敌人这几天没再喊话。”
韩明阳把电报接过来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炸弹投准了。”
师长点了点头。“投准了。但这才第一次。岛上还有别的目标，还得再去。”
“什么时候？”
“等命令。可能是月底。”
11月30日，第二次轰炸大和岛。
韩明阳还是带队。九架图-2，四架拉-11护航。起飞之前，苏联顾问又来了，这次他说了一句：“高度差注意。上次你们投弹的时候拉-11跟得太近，差点撞上。”
韩明阳点头。“记住了。”
编队起飞，爬升到两千米。飞到一半，耳机里突然传来领航员陈志远的声音：“前方发现敌机，F-86，数量不明，快速接近。”
韩明阳往前看了一眼。远处几个黑点正在快速放大，速度快得不像拉-11。F-86。
“拉-11，前出拦截。”韩明阳对着无线电说。
四架拉-11推杆向前，迎上去。但拉-11是螺旋桨飞机，速度比F-86慢得多。F-86编队没有理会拉-11，直接朝图-2编队扑过来。
“散开！各自规避！”韩明阳喊。
九架图-2开始散开，但轰炸机笨重，机动性差。F-86从上方俯冲下来，机炮开火。一架图-2机翼中弹，冒了烟，往下坠。飞行员跳伞，伞在空中张开。
第二架图-2被打着了，发动机起火，机组人员跳伞。
韩明阳的飞机也被击中，机身一歪，他拼命拉杆，保持平衡。耳机里传来后座通信员的声音：“机长，尾翼中弹！”
“知道了。能飞就行。”
他检查了一下操纵面，还能动。编队已经散了，剩下的图-2各自往北飞，有的带伤，有的完好。F-86追了一段，返航了。
落地之后清点：九架图-2，四架被击落，四架受伤。拉-11被击落三架。韩明阳的飞机尾翼上三个弹孔，机身两个，都修得好。
韩明阳从座舱里爬出来，身上全是汗。地勤跑过来问：“大队长，怎么样？”
“人回来了。”他站在跑道上，看着天空。天上什么都没有了，F-86走了，图-2也不在了。
“检查飞机。”他说，“明天还有任务。”
那天晚上，空8师召开检讨会。苏联顾问先发言：“我上次说过，高度差注意。你们没有听。拉-11跟得太近，F-86来了，拉-11拦不住，图-2也跑不掉。”
韩明阳站起来。“是我的责任。下次改。”
顾问看了他一眼。“下次你们得换打法。轰炸机不能光靠拉-11掩护。米格-15得下来，专门对付F-86。”
韩明阳点头。“明白。”
战报传到北京，刘亚楼看了两遍。他拿起电话，要了空8师。
“韩明阳吗？”
“司令，是我。”
“大和岛的事，我看过了。四架飞机没了，人跳伞了几个？”
“跳了六个。回来三个。”
刘亚楼沉默了几秒钟。“剩下的呢？”
“没找着。落地的时候风向不对，可能飘到海里了。”
电话那头没说话。韩明阳等了一会儿，又问：“司令？”
“下次轰炸，米格-15跟着下去，专门对付F-86。不能再这么打了。”刘亚楼的声音很平，“四架飞机换一个广播站，不划算。”
“明白。”
挂了电话，韩明阳站在值班室里，看着窗外的跑道。天已经黑了，跑道灯亮着，地勤在灯底下检查剩下的飞机。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回去，把飞行手册翻开，找到轰炸机规避动作那一章，一页一页看。
第二天，韩明阳去找了空3师的师长。“下次我们再去大和岛，你们的米格-15能不能下来？”
空3师师长问：“下到多少？”
“四千米以下。直接对付F-86。”
“四千米以下，我们的米格-15优势发挥不出来。”
“但拉-11拦不住F-86。图-2自己又没有还手之力。”
空3师师长想了一会儿。“行。我跟上面说。下次我们负责低空掩护，你们轰炸。”
韩明阳点头。“谢谢。”
12月，空8师没有再轰炸大和岛。地面部队拿下了岛子，广播站被端了。韩明阳带着剩下的图-2转场到后方休整。
走的那天，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地勤把飞机一架一架推上滑行道。地勤问：“韩大队长，什么时候再回来？”
“不知道。看命令。”
“下次回来，咱们飞机应该比现在多了。”
韩明阳看了一眼天。“多了好。多了就不用拉-11护航了。”
他转身上了卡车。卡车开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跑道，看了一眼那排图-2，看了一眼远处鸭绿江的方向。
车往北开。韩明阳坐在车厢里，想起11月30日那天，四架图-2往下掉，伞在空中张开，白花花一片。他不知道那些跳伞的人后来怎么样了。有人说飘到海里了，有人说被地面部队救回去了。他问过，没问着。
他从口袋里摸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11月6日，炸大和岛，成功。11月30日，炸大和岛，损失图-2四架、拉-11三架。他在下面写了一行字：下次，米格-15下来掩护。不能再这么打了。
第七章 拉-11
1951年11月30日，下午，安东浪头机场。
王天保坐在拉-11的座舱里，发动机已经试车完毕，螺旋桨在怠速下慢慢转着。他飞的是螺旋桨战斗机，活塞式发动机，最大速度比喷气式差了一大截。拉-11是苏联给的，二战末期设计的，在喷气式时代已经落后了。
但他今天有任务：为图-2轰炸机护航，轰炸大和岛。
耳机里传来指挥员的声音：“起飞。”
四架拉-11依次离地，爬升到两千米。九架图-2跟在后面，笨重的机身挂满炸弹。编队往南飞，鸭绿江在右翼下面拐了个弯。
王天保坐在座舱里，看着前面的图-2编队。他知道拉-11的速度跟不上喷气式，如果遇上F-86，他只能靠盘旋和咬尾来周旋。但他没想那么多，任务就是护航，把轰炸机送到目标上空，再带回来。
编队飞到一半，耳机里突然传来领航员的声音：“前方发现敌机，F-86，数量不明，快速接近。”
王天保往前看了一眼。远处几个黑点正在快速放大，速度快得不像拉-11。F-86。
“拉-11，前出拦截。”带队长机下令。
四架拉-11推杆向前，迎上去。F-86编队没有理会拉-11，直接朝图-2编队扑过去。王天保看见一架F-86从上方俯冲下来，机炮开火，一架图-2机翼中弹，冒了烟。
“拦住他们！”长机喊。
王天保推杆，追向那架F-86。拉-11的速度追不上喷气式，但他知道F-86转弯的时候会减速，那是唯一的机会。他盯着那架F-86的尾部，等它转弯。
F-86打完一轮，拉升转弯。王天保咬住那个瞬间，追到四百米，开炮。拉-11的机炮口径大，炮弹打出去，敌机机翼上冒了火星，但没掉。F-86加速跑了。
王天保没追。他拉升转弯，搜索其他敌机。另一架F-86正在攻击图-2编队，他从侧后方咬上去，追到三百米，开炮。这回敌机机身一歪，冒了烟，往下坠了。
“打掉一架！”王天保喊。
长机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看见了。别放松，还有。”
王天保拉升转弯，继续搜索。又有两架F-86从上方俯冲下来，他迎上去，咬住其中一架，追到四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冒了烟，往下栽。
第二架。
剩下那架F-86跑了。王天保没有追，他检查了一下油量，还有一半。他拉升到两千米，跟图-2编队会合。
落地之后，地勤跑过来问：“王大队长，打了几架？”
“两架。一架确定掉了，一架冒烟跑了。”
“拉-11打掉F-86？”
“打了。追上去打的。他转弯的时候我咬住的。”
地勤咧嘴笑。“螺旋桨打喷气式，这事儿能上报吗？”
“报。为什么不报。”
战果确认下来之后，空2师把报告递上去：王天保击落F-86一架，击伤三架。这是志愿军空军螺旋桨战斗机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战例。
消息传到北京，刘亚楼看了两遍。他把报告放在桌上，对旁边的人说：“王天保，飞拉-11的。螺旋桨打喷气式，这个战例，好好总结。”
旁边的人问：“怎么总结？”
“让他自己写。怎么追上的，怎么咬住的，怎么打掉的。尤其是转弯那个瞬间，他怎么判断的，写清楚。拉-11能打掉F-86，不是靠速度，是靠脑子。”
那天晚上，王天保在宿舍里写战例。写到一半，长机推门进来。
“天保，听说你打掉了F-86？”
“嗯。”
“怎么打的？”
“追。他转弯的时候我咬住他。拉-11速度慢，但转弯半径小。他转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等在那儿了。”
长机坐下来。“你追他的时候，他没想到你会追？”
“他没想到拉-11敢追。他以为我们只会躲。”
长机笑了一下。“你这个‘没想到’，把他打下来了。”
王天保继续写。写到第二架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那架F-86冒了烟往下栽，他没看见飞行员跳伞。他在报告里加了一句：第二架敌机冒烟后未观察至坠地，按击伤上报。
长机凑过来看了一眼。“你写击伤？”
“没看见掉，不能报击落。”
“师长说报击落。”
“师长说报击落，但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报击伤，不亏心。”
长机看了他一会儿。“行。你写你的。”
第二天，王天保把战例交上去。空2师师长看了两遍，把“击伤”改成了“击落”。
王天保去找师长。“师长，第二架我没看见掉。”
“地面上报上来了。那架F-86撞山了，残骸找到了。”
王天保没说话。
师长把报告推过来。“击落两架。签字。”
王天保签了字。
战报传到北京，刘亚楼又看了一遍。这回他在报告上批了几个字：拉-11击落F-86，战法通报各师。批完了，他拿起电话，要了空2师。
“王天保吗？”
“司令，是我。”
“你今天打了两架F-86？”
“是。”
“拉-11打的？”
“是。”
“好。”刘亚楼说，“螺旋桨打喷气式，你给咱们空军长脸了。继续打。”
“明白。”
挂了电话，王天保站在值班室里，看着窗外的跑道。地勤正在给拉-11装弹，炮弹箱摞在机翼旁边。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去继续写战例。
那段时间，王天保又打了几仗。拉-11虽然速度慢，但转弯半径小，低空性能好。他利用这个优势，在低空跟F-86周旋，打完了就跑，跑了再回来打。战果累计：击落四架，击伤三架。
1953年7月，停战谈判签字。消息传到安东，王天保正在机场。收音机里播了新闻，说双方在板门店签了停战协定。他站在跑道边上听完了，没说话。
长机走过来，站在旁边。“结束了。”
“结束了。”
“你打了四架。”
“拉-11打了四架。”
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天。天是蓝的，云很高。远处有几架米格-15正在降落，起落架放下来，轮子接地，滑跑，停了。
长机说：“你说，以后拉-11还用吗？”
王天保想了一下。“不知道。但要是再用，我还上。”
长机点了点头。“我也是。”
战后的统计报上来：王天保击落敌机四架，击伤三架。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空军螺旋桨战斗机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战例不多，王天保是其中一个。
他后来回忆，打掉F-86那天，落地之后最想做的事是睡觉。但他没睡，他坐在跑道边上，看着天，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回宿舍，把飞行手册翻开，找到拉-11的盘旋性能那一章，一页一页看。
“下次再碰上，还这么打。”他对自己说。
那本手册他后来一直留着。
第八章 三千小时与一百小时
1952年2月10日，上午，清川江上空。
张积慧趴在座舱里，眼睛扫过前方的空域。云层在上面铺开，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机翼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敌机一批，F-86，四架，高度六千米，航向西北。你们高度六千五，注意搜索。”
“明白。”张积慧回答。
他率领四架米格-15，编成两个双机编队。爬升到六千五百米之后，他向左压坡度，开始搜索。云层下面有几个黑点在移动，速度很快，航向西北。
“发现敌机。”张积慧对着无线电说，“四架F-86，在我右下方。”
“跟上去。”地面指挥说。
张积慧推杆，俯冲。四架米格-15从上方压下去，速度越来越快。F-86编队发现了他们，开始转弯。张积慧咬住最边上的一架，追到八百米，六百米，四百米。
他按下炮钮。机炮开火，炮弹打出去，敌机机翼上冒了火星，但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机身一歪，冒了烟，往下坠。飞行员跳伞，伞在空中张开。
“打掉一架！”僚机在无线电里喊。
张积慧没来得及回答。另一架F-86从侧面咬住了他，机炮打过来，座舱盖旁边闪过几道火光。他猛拉杆，飞机急转，摆脱了敌机的瞄准线。然后他反过来咬住那架F-86，追上去，开炮。
这回敌机没扛住，机身一歪，往下栽了。飞行员跳伞。
两架F-86，前后不到五分钟。
落地之后，张积慧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跑过来问：“打了几架？”
“两架。”
地勤咧嘴笑。“真的？”
“真的。都跳伞了。”
战果确认下来之后，空4师把报告递上去：张积慧击落F-86两架，飞行员跳伞。其中一架的飞行员身份查明了：美军第334中队中队长乔治·戴维斯。
戴维斯，飞行时间三千多小时，二战老兵，在太平洋战场上跟日本人打过。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王牌飞行员之一，击落过十几架米格-15。他被打死的消息传到美军那边，第5航空队专门发了通报，说这是“重大损失”。
消息传到北京，刘亚楼看了两遍。他把报告放在桌上，问旁边的人：“张积慧飞了多少小时？”
“查过了。不到一百小时。”
刘亚楼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拿起电话，要了空4师。
“张积慧在不在？”
“在。司令要跟他说话？”
“让他来接。”
张积慧接到电话的时候，刚从机场回来。他拿起话筒，刘亚楼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张积慧，你打掉的是戴维斯。美军王牌，三千多小时。”
张积慧沉默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是谁。打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你知道你飞了多少小时吗？”
“不到一百。”
“一百打三千。”刘亚楼说，“这个战例，你给我写出来。怎么发现他的，怎么咬住的，怎么摆脱的，怎么打掉的。一条一条写清楚。”
“明白。”
张积慧写战例写了三天。写完了交上去，刘亚楼批给各师：这个战例，所有飞行员都要看。一百小时怎么打三千小时，答案在里面。
刘玉堤拿到战例材料的时候，正在安东值班。他翻了一遍，在笔记本上抄了几段，然后合上材料，靠在床头。
对面铺上的人问：“看完了？”
“看完了。”
“学到什么了？”
刘玉堤想了一下。“张积慧说，他打戴维斯的时候，第一轮没打中，拉起来又追了一次。戴维斯没想到他会追回来。”
“所以呢？”
“所以打不死就得追。不能打一轮就走。”
对面的人翻了个身。“你说的轻巧。追的时候被咬了怎么办？”
“张积慧也被咬了。他猛拉杆摆脱了，反过来咬住了对方。”
“那是他运气好。”
刘玉堤把材料放在枕头旁边。“运气也是打出来的。你不追，运气永远不来。”
那段时间，空4师的飞行员们轮流看这份战例。有人看了两遍，有人看了三遍。空4师师长在一次讲评会上说了一句话：“张积慧打掉戴维斯，说明一件事：美国人的王牌也是可以打掉的。不是因为他们飞得少，是因为他们也会犯错误。戴维斯的错误是没想到张积慧会追第二次。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敢追。”
张积慧坐在台下，没说话。散会之后，林虎走过来，站在旁边。
“积慧，你那一仗，打得好。”
“运气好。”
“刘司令说不是运气。是敢追。”
张积慧想了一下。“当时没想那么多。第一轮没打中，我就想着不能让他跑了。拉起来就追。”
林虎笑了一下。“你这个‘没想那么多’，把戴维斯打掉了。”
张积慧没再说什么。
2月下旬，空三师再次起飞迎敌。
刘玉堤率队升空，在清川江上空发现两架F-86。他咬住其中一架，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冒了烟，往下坠。
落地之后，他报告：击落F-86一架。
地勤问：“这回追了几次？”
“两次。”
“跟张积慧学的？”
刘玉堤笑了一下。“跟战例学的。”
战报一份一份传到北京。刘亚楼看完了，把最近的几份战报放在一起对比：李汉击伤F-84，王海大队五比零，刘玉堤击落F-86四架，张积慧击落戴维斯。数字不大，但每一架都是从美国人手里硬抢下来的。
他把战报合上，对旁边的人说：“给空4师、空3师发报。告诉他们，打得好。但不要光看击落数，自己损失了多少，也要报。”
“为什么？”
“击落十架，自己掉八架，那不叫打赢。”刘亚楼说，“我要的是打下来，还能回来。”
那天晚上，张积慧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最早那几页，上面写着：第一次上米格-15，速度太快，别的还没觉出来。他翻到后面。后面写着：1952年2月10日，击落F-86两架。其中一架是戴维斯。飞行时间不到一百小时。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关了灯，躺下。
戴维斯跳伞的时候，伞没开。他摔死了。一个飞了三千小时的王牌，被一个飞了一百小时的打下来，连跳伞都没跳成。
张积慧后来回忆，他打掉戴维斯那天，落地之后最想做的事是睡觉。但他没睡，他坐在跑道边上，看着天，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回宿舍，把飞行手册翻开，找到空战战术那一章，一页一页看。
“下次再碰上，还得追。”他对自己说。
第九章 赵宝桐
1951年11月4日，清川江上空。
赵宝桐趴在座舱里，眼睛盯着前方。他飞的是米格-15，空三师第7团第3大队大队长。地面上，他带的是二十几个飞行员，大部分是刚从航校出来的，飞米格-15的时间比他长不了多少。
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敌机一批，F-84，二十四架，高度四千米，航向西北。”
赵宝桐对着无线电说：“跟我来。”
六架米格-15推杆俯冲。云层下面出现一片黑点，F-84编队，排成两个梯队，正在向清川江大桥方向飞。赵宝桐瞄了一眼，心里算了一下距离和角度，然后压坡度，咬住最边上的一架。
追到六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冒了烟，往下坠。
“打掉一架！”僚机喊。
赵宝桐没停。他拉升转弯，又咬住第二架。追到四百米，开炮。敌机座舱盖飞了，飞行员跳伞。
落地之后清点：赵宝桐击落两架。他自己飞机上三个弹孔，都在机翼上，没伤着要害。
地勤跑过来问：“大队长，两架？”
“两架。”
“咱们呢？”
“一架没掉。”
地勤咧嘴笑。赵宝桐拍了他一下。“别笑。检查飞机，明天还有。”
11月23日，赵宝桐再次起飞。
这回敌机是F-86。地面指挥通报：四架F-86，高度七千，航向西北。赵宝桐率队爬升到七千五，向前搜索。发现敌机之后，他咬住最边上的一架，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歪，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机身冒了烟，往下栽。
“打掉一架。”他对着无线电说。
“后面有敌机！”僚机喊。
赵宝桐猛拉杆，飞机急转。一架F-86从他刚才的位置穿过去，机炮打空了。赵宝桐反过来咬住那架F-86，追上去，开炮。敌机没扛住，往下掉了。
两架。
落地之后清点：赵宝桐击落两架。战果累计：四架。
战报传到空三师师部，师长看了两遍。赵宝桐，击落F-86两架，F-84两架，总共四架。他拿起电话要了第7团。
“赵宝桐在不在？”
“在。刚回来。”
“让他来接。”
赵宝桐拿起话筒，师长的声音传出来：“宝桐，你今天打了两架F-86？”
“是。”
“加上前几天那两架F-84，你打掉四架了。”
赵宝桐沉默了一下。“是。”
“继续打。别松劲。”
“明白。”
挂了电话，赵宝桐站在值班室里，看着窗外的跑道。地勤正在给飞机装弹，炮弹箱摞在机翼旁边。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去写战例。
12月，赵宝桐又起飞了。
这回敌机是F-86，八架，编队整齐。赵宝桐率队迎上去，咬住其中一架，追到六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往下坠。他拉起来，再追第二架。追到四百米，开炮。这回敌机没扛住，机翼折断，栽下去。
落地之后清点：击落两架。战果累计：六架。
那天晚上，赵宝桐在宿舍里写战例。写到一半，刘玉堤推门进来，坐在对面。
“宝桐，听说你打了六架了？”
“嗯。”
“怎么打的？”
赵宝桐笑了一下。“追。一架一架追。”
刘玉堤也笑了。“你学我。”
“学你什么？”
“追着打。不追就打不掉。”
赵宝桐想了一下。“你说得对。美国人的飞行员，技术比我们好，但他们怕追。你一追，他就慌。”
“慌了就犯错。”
“犯了错就打掉。”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再说话。
1952年2月，赵宝桐的战果累计到了七架。他飞了不到三百小时，击落七架，击伤两架。空三师师长在一次讲评会上说：“赵宝桐，两百多小时打七架。这个比例，不比任何人差。”
赵宝桐坐在台下，没说话。散会之后，刘玉堤走过来。
“宝桐，七架了。”
“七架。”
“还能打吗？”
“能。只要还能飞，就能打。”
刘玉堤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接着打。”
1952年6月，赵宝桐被击落。
那天天气很好，能见度高，云很少。他带着四架米格-15在清川江口巡逻，发现两架F-86，咬住其中一架追到海边上空打掉了。正要拉起来返航，另一架F-86从侧后方咬住了他。
机炮打过来的时候，他先感觉到座舱里一震。仪表盘上滑油压力指针往下掉，发动机声音变了。他推杆，想急转摆脱，但操纵系统反应迟钝。机身开始抖，抖得越来越厉害。
“发动机中弹了。”他对着无线电说。
长机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跳伞！快跳！”
赵宝桐没马上跳。他看了一眼高度表，四千米。他想飞回去。他试了一下收油门，发动机没反应。机身抖得更厉害了。
“跳！”长机又喊了一声。
赵宝桐拉弹射手柄。座舱盖先飞了，然后是座椅，弹出去的时候他感觉背部被重重推了一下。伞张开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飞机冒着烟往下坠，坠到海面上炸起一团水花。
他落在海面上，离海岸不远。救生筏自动充气，他爬上去，掏出口袋里的信号弹，打了一发红色信号弹。等了大概半小时，一架直升机从北边飞过来，在他头顶盘旋。绞车放下来，一个救生员顺着钢索滑下来，把他绑好，吊上去。
直升机落地之后，地勤围上来。赵宝桐从直升机上下来，浑身湿透，左臂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血已经止住了。地勤问：“大队长，你没事吧？”
“没事。飞机掉了。”
“人回来就行。”
赵宝桐被送到后方医院，缝了七针。住了三天，他要求出院。医生不让，他找师长说情。师长说：“你胳膊还没好，飞不了。”
“飞得了。左手不拉杆。”
师长看了他一会儿。“再住三天。三天后回来。”
三天后，赵宝桐回到部队。地勤看见他，问：“大队长，胳膊行不行？”
“行。你给我准备一架飞机，我试试。”
地勤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去准备了。赵宝桐飞了一个起落，落地之后说：“没问题。明天战斗值班。”
1953年春天，赵宝桐的飞行时间过了三百小时，击落数停在七架。他没有再往上走。不是不想打，是没赶上机会。轮换、休整、再轮换，等再回安东的时候，停战谈判已经快签字了。
停战消息传来那天，赵宝桐在安东机场。收音机里播了新闻，说双方在板门店签了停战协定。他站在跑道边上听完了，没说话。
刘玉堤走过来，站在旁边。“结束了。”
“结束了。”
“你打了七架。”
“你呢？”
“六架。”
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天。天是蓝的，云很高。远处有几架米格-15正在降落，起落架放下来，轮子接地，滑跑，停了。
赵宝桐说：“你说，以后还会打吗？”
刘玉堤想了一下。“不知道。但要是再打，我还上。”
赵宝桐点了点头。“我也是。”
战后的统计报上来：赵宝桐击落敌机七架，击伤两架。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三百三十架，击伤九十五架。
赵宝桐后来回忆，他打掉第七架那天，落地之后最想做的事是睡觉。但他没睡，他坐在跑道边上，看着天，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回宿舍，把飞行手册翻开，找到空战战术那一章，一页一页看。
“下次再碰上，不能让他咬住。”他对自己说。
那本手册他后来一直留着。
第十章 跳伞
1952年6月，清川江口上空。
赵宝桐被击落那天，天气很好。能见度高，云很少，太阳在头顶偏西的位置。他带着四架米格-15在清川江口巡逻，发现两架F-86，咬住其中一架追到海边上空打掉了。正要拉起来返航，另一架F-86从侧后方咬住了他。
机炮打过来的时候，他先感觉到座舱里一震。仪表盘上滑油压力指针往下掉，发动机声音变了，突突突的，像人跑完步喘不上气。他推杆，想急转摆脱，但操纵系统反应迟钝，杆推到底飞机才勉强动了一下。
“发动机中弹了。”他对着无线电说。
长机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跳伞！快跳！”
赵宝桐没马上跳。他看了一眼高度表，四千米。再看了一眼油量表，还有一半。他想飞回去。他试了一下收油门，发动机没反应。又试了一下推杆，杆能动，但飞机往下栽。机身开始抖，抖得越来越厉害。
“跳！”长机又喊了一声。
赵宝桐拉弹射手柄。座舱盖先飞了，然后是座椅，弹出去的时候他感觉背部被重重推了一下。伞张开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飞机冒着烟往下坠，坠到海面上炸起一团水花。
他落在海面上，离海岸不远。救生筏自动充气，他爬上去，掏出口袋里的信号弹，打了一发红色信号弹。等了大概半小时，一架直升机从北边飞过来，在他头顶盘旋。绞车放下来，一个救生员顺着钢索滑下来，把他绑好，吊上去。
直升机落地之后，地勤围上来。赵宝桐从直升机上下来，浑身湿透，左臂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血已经止住了。地勤问：“大队长，你没事吧？”
“没事。飞机掉了。”
“人回来就行。”
赵宝桐被送到后方医院，缝了七针。住了三天，他要求出院。医生不让，他找师长说情。师长说：“你胳膊还没好，飞不了。”
“飞得了。左手不拉杆。”
师长看了他一会儿。“再住三天。三天后回来。”
三天后，赵宝桐回到部队。地勤看见他，问：“大队长，胳膊行不行？”
“行。你给我准备一架飞机，我试试。”
地勤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去准备了。赵宝桐飞了一个起落，落地之后说：“没问题。明天战斗值班。”
赵宝桐跳伞那天，刘玉堤在另一个空域巡逻。落地之后听说了这件事，他赶到赵宝桐的宿舍。
“宝桐，听说你跳伞了？”
“跳了。飞机掉了。”
“人没事？”
“没事。胳膊上划了一道。”
刘玉堤坐下来。“怎么被咬的？”
“打第二架的时候，后面又来了一架。没看见。”
“下次小心点。”
赵宝桐笑了一下。“下次的事下次再说。你先给我弄点吃的，饿了。”
刘玉堤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压缩饼干，递过去。“先垫垫。”
赵宝桐接过来啃了一口。“你说，跳伞的时候想什么？”
“想什么？”
“想不能掉海里。掉海里没人捞，就完了。”
刘玉堤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以后跳伞，往北边跳。北边是咱们的地盘，有人救。”
赵宝桐点了点头。“记住了。”
那段时间，空军在安东、浪头机场附近部署了搜救力量。直升机、水上飞机，专门负责捞跳伞的飞行员。跳伞的飞行员落在海面上，打一发信号弹，直升机就来了。
有一次，一个年轻飞行员跳伞落在海上，搜救直升机去了，但风浪太大，绞车放不下去。飞行员在救生筏上漂了两个小时，直升机一直在头顶盘旋。最后风浪小了一点，救生员滑下去把他捞上来。落地之后，飞行员说：“我以为没人来救我了。”
救生员说：“我们一直在。风太大，下不去。”
飞行员拍了拍救生员的肩膀。“谢谢。”
救生员说：“不用谢。你在上面打，我们在下面捞。都是干活。”
1952年7月，赵宝桐伤好之后回到大队。王海来看他，坐在宿舍里聊了一会儿。
“宝桐，听说你跳伞了？”
“跳了。飞机掉了。”
“人没事？”
“没事。胳膊上缝了七针。”
王海看了一眼他的胳膊。“还能飞？”
“能。左手不拉杆。”
王海笑了一下。“你这话，跟刘玉堤说的一模一样。”
“他教我的。”
王海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宝桐，下次被咬了，别想着飞回来。先跳。飞机掉了可以再造，人没了就没了。”
赵宝桐沉默了一下。“知道了。”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那天，赵宝桐站在安东机场的跑道边上。他想起了自己跳伞那天的事。他掏出笔记本，翻到那一页，上面写着：1952年6月，被击落，跳伞，左臂负伤。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字：飞机掉了，人回来了。
写完了，他把笔记本合上。刘玉堤走过来，站在旁边。
“想什么呢？”
“想跳伞那天。掉海里了，直升机来捞的。”
“后来呢？”
“后来住了三天医院，缝了七针。”
刘玉堤笑了一下。“你现在胳膊上还有疤？”
赵宝桐把袖子撸起来，露出一道疤。疤不长，但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深。
“留着吧。”刘玉堤说，“以后跟孙子吹牛的时候用。”
赵宝桐把袖子放下来。“孙子？我连儿子还没有呢。”
“那就先留着。等有了儿子，告诉他，你爸当年打美国人的时候，飞机被打掉了，跳伞掉海里，直升机捞上来的。”
赵宝桐想了一下。“行。留着。”
停战之后，赵宝桐被调到航校当教员。他教的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年轻人问他：“赵教员，你打过仗？”
“打过。”
“打掉过几架？”
“七架。”
“被击落过吗？”
“被击落过一次。跳伞了，掉海里，直升机捞上来的。”
年轻学员看着他胳膊上的疤。“疼吗？”
“当时不疼。后来缝针的时候疼。”
“那你怕不怕？”
赵宝桐想了一下。“怕。但怕也得飞。你不上，他就打你。”
年轻学员点了点头。赵宝桐拍了拍他的肩膀。“上飞机吧。飞完了再聊。”
学员爬进座舱，赵宝桐站在梯子旁边，看着他把座舱盖关上。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单飞那天，老周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滑出跑道，离地，爬升。那时候他飞的是米格-15。现在他教出来的学员，飞的是歼-5。自己造的。
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学员的飞机离地，爬升，转弯，通场，落地。学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赵宝桐走过去。
“怎么样？”
“好飞。比模拟器稳。”
赵宝桐笑了一下。“模拟器是模拟器，飞机是飞机。飞好了再说话。”
学员点头。赵宝桐转过身，往跑道外面走。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架歼-5。银色的蒙皮在太阳底下发亮。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
第十一章 孙生禄
1952年12月2日，清川江上空。
孙生禄趴在座舱里，眼睛盯着前方。他飞的是米格-15，空三师第9团第2大队飞行员。河北人，二十四岁，飞米格-15不到两百小时。
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敌机一批，F-86，八架，高度七千米，航向西北。”
孙生禄对着无线电说：“明白。”
他跟在长机后面，编成双机编队。爬升到七千米之后，长机向左压坡度搜索。孙生禄跟在后面，眼睛盯着长机的机翼。
“发现敌机。”长机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八架F-86，在我右下方。”
“跟上去。”地面指挥说。
长机推杆俯冲，孙生禄跟着。八架F-86发现了他们，分成两股，一股迎上来，一股继续往北飞。长机咬住迎上来的一架，追到六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没掉。长机拉起来再追，这时另一架F-86从侧后方咬住了长机。
“长机！你后面有敌机！”孙生禄喊。
长机猛拉杆，飞机急转。那架F-86从长机刚才的位置穿过去，机炮打空了。孙生禄看准时机，推杆追上去，咬住那架F-86。追到四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冒了烟，往下坠了。
“打掉一架！”孙生禄喊。
长机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看见了。别放松，还有。”
孙生禄拉升转弯，继续搜索。又有两架F-86从上方俯冲下来，他迎上去，咬住其中一架，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没扛住，往下栽了。
第二架。
剩下那架F-86跑了。孙生禄没有追，他检查了一下油量，还有一半。他拉升到七千米，跟长机会合。
落地之后，地勤跑过来问：“孙大队长，打了几架？”
“两架。”
“真的？”
“真的。都冒烟往下掉了。”
地勤咧嘴笑。“今天打得好。”
孙生禄没说话。他走到跑道边上坐下来，把头盔摘了，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是前几天写的家信，还没寄出去。他看了一眼，折好，揣回去。
那天晚上，孙生禄在宿舍里把信重新抄了一遍。字写得工工整整：“父母大人，儿在部队一切都好，吃得好穿得暖，请二老放心。最近打了几仗，没吃亏。等打完仗回家看你们。”
写完了，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放在枕头底下。
对面铺上的人问：“家信？”
“家信。”
“写什么了？”
“没什么。报个平安。”
对面的人翻了个身。“你打了六架了。家里知道吗？”
“不知道。没写。写了他们担心。”
对面没再问。孙生禄把信封往枕头底下推了推，关了灯。
12月3日，空三师再次起飞。
这回敌机是F-86，十六架，编队整齐。孙生禄率队升空，在清川江上空发现敌机。他咬住其中一架，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机身一歪，往下坠了。
“打掉一架。”他对着无线电说。
“后面有敌机！”僚机喊。
孙生禄猛拉杆，飞机急转。一架F-86从他刚才的位置穿过去，机炮打空了。他反过来咬住那架F-86，追上去，开炮。敌机没扛住，往下掉了。
就在这时，另一架F-86从侧后方咬住了他，机炮打过来，座舱盖碎了，发动机中弹。飞机剧烈抖动，操纵系统失灵。耳机里传来僚机的声音：“孙大队长！你后面有敌机！跳伞！”
孙生禄没有跳。他检查了一下操纵面，还能动。他把飞机往北飞，想飞回机场。
僚机在后面跟着，不停喊：“跳伞！跳伞！”
孙生禄对着无线电说了一句话：“别管我。你先回去。”
僚机没走，继续跟着。
孙生禄的飞机飞了十几公里，发动机温度越来越高，机身开始冒烟。他知道飞不回去了，但下面是一片山地，跳伞也没地方落。他咬着牙继续往北飞，想飞到海边，或者飞到机场。
又飞了几公里，飞机撑不住了，开始往下坠。他这才拉弹射手柄，但高度太低，伞没完全张开。
孙生禄牺牲了。
僚机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跑到指挥所。“孙大队长没回来。”
指挥所里安静了一下。师长问：“确定？”
“确定。我看见他跳伞了，高度不够，伞没开。”
师长拿起电话，要了空三师师部。“孙生禄牺牲了。报告怎么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照实写。他是为了飞回来才跳的伞。高度不够。”
那天晚上，刘玉堤在宿舍里听说了孙生禄的事。他坐在铺上，没说话。赵宝桐推门进来，坐在对面，也没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坐着，坐了好一会儿。
赵宝桐先开口：“孙生禄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了。”
“他本来可以早点跳伞。但他想飞回来。”
刘玉堤没接话。他把枕头底下的笔记本摸出来，翻开，找到孙生禄的名字，在旁边画了个圈。
“你画什么呢？”赵宝桐问。
“记着。这些人都得记着。”
赵宝桐没说话。刘玉堤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谁也没开口。
赵宝桐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明天还得飞。”
“嗯。”
赵宝桐走了。刘玉堤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了，跑道灯亮着，地勤在灯底下检查飞机。他看了一会儿，把灯吹灭了。
消息传到北京，刘亚楼看到孙生禄的名字。他把报告放在桌上，对旁边的人说：“孙生禄，河北人，二十四岁。家里还有父母。通知地方上，该照顾的照顾。”
旁边的人记下来。
刘亚楼又说：“还有，告诉空三师，孙生禄的事，别光写牺牲。他为什么没跳伞，写清楚。是为了飞回来才跳的。这个要写进战例，让所有人都知道。”
1953年春天，孙生禄的名字被追认为一级战斗英雄。消息传到空三师，赵宝桐在讲评会上说了一句话：“孙生禄没回来，但他把长机带回来了。我们这些人，欠他的。”
台下没有人说话。
刘玉堤坐在角落里，翻开笔记本，找到画了圈的那一页。上面写着：孙生禄，河北人，二十四岁，1952年12月3日牺牲。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字：他把长机带回来了。
写完了，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那天晚上，他在宿舍里收拾东西。赵宝桐推门进来，问：“干什么呢？”
“收拾东西。明天转场。”
赵宝桐看了一眼他枕头底下的笔记本。“那个本子，记了多少人了？”
“十几个了。”
“都是没回来的？”
“都是没回来的。”
赵宝桐没再问。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了。刘玉堤把笔记本揣进口袋，关了灯，躺下。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消息传到安东，刘玉堤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天。赵宝桐走过来，站在旁边。
“结束了。”
“结束了。”
“孙生禄没等到这一天。”
刘玉堤没说话。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远处的鸭绿江。江那边是朝鲜，江这边是安东。三年了，江还是那条江，但天上的飞机不一样了。
“走吧。”刘玉堤说。
“走。”
两个人转身往卡车那边走。走了几步，刘玉堤回头看了一眼跑道。跑道边上那排米格-15蒙着布，布上积了一层灰。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
后来，孙生禄那封没寄出去的家信被找到了。在他宿舍的枕头底下压着，信封已经有点皱了。信纸上字迹工整：“父母大人，儿在部队一切都好，吃得好穿得暖，请二老放心。最近打了几仗，没吃亏。等打完仗回家看你们。”
信没有寄出去。他写完信第二天就上了飞机，没来得及寄。
部队把信寄回了河北老家。孙生禄的父母收到信的时候，乡里的干部已经上门通知了牺牲的消息。孙生禄的母亲把信看了好几遍，然后折好，放进柜子里。
后来有人问她，想不想把信捐给纪念馆。她说：“不捐。这是儿子写给我的。”
第十二章 韩德彩
1953年4月7日，下午，清川江上空。
韩德彩趴在座舱里，眼睛扫过前方的空域。他飞的是米格-15，空15师第43团第1大队飞行员。二十岁，飞米格-15不到一百小时，入朝参战才几个月。
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敌机一批，F-86，四架，高度六千米，航向西北。注意搜索。”
韩德彩对着无线电说：“明白。”
他跟在长机后面，编成双机编队。爬升到六千米之后，长机向左压坡度搜索。韩德彩跟在后面，眼睛盯着长机的机翼。
“发现敌机。”长机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四架F-86，在我右下方。”
“跟上去。”地面指挥说。
长机推杆俯冲，韩德彩跟着。四架F-86发现了他们，开始转弯。长机咬住其中一架，追到六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没掉。长机拉起来再追，这时另一架F-86从侧后方咬住了长机。
“长机！你后面有敌机！”韩德彩喊。
长机猛拉杆，飞机急转。那架F-86从长机刚才的位置穿过去，机炮打空了。韩德彩看准时机，推杆追上去，咬住那架F-86。
追到四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机身一歪，往下坠了。
“打掉一架！”韩德彩喊。
长机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看见了。别放松，还有三架。”
韩德彩拉升转弯，搜索其他敌机。另外三架F-86已经散了，往不同方向跑。他选了最近的一架追上去，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往下栽。
第二架。
剩下两架跑远了。长机说：“返航。”
落地之后，韩德彩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跑过来问：“打了几架？”
“两架。”
“真的？”
“真的。都冒烟往下掉了。”
地勤咧嘴笑，笑着笑着不笑了，指着飞机说：“你这飞机上怎么有个洞？”
韩德彩回头看了一眼。机身上有个弹孔，在座舱后面不远的地方。他伸手摸了一下，弹孔边缘的铝皮往里凹。
“刚才被咬的时候打的。”他说。
“你没事？”
“没事。没伤着要害。”
战果确认下来之后，空15师把报告递上去：韩德彩击落F-86两架。其中一架的飞行员身份查明了：美军第51联队第16中队飞行员，哈罗德·费希尔。
费希尔，飞行时间两千多小时，二战老兵，在太平洋战场上跟日本人打过。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十架米格-15。他被击落的消息传到美军那边，第5航空队专门发了通报。
消息传到北京，刘亚楼看了两遍。他把报告放在桌上，问旁边的人：“韩德彩飞了多少小时？”
“查过了。不到一百。”
“又是不到一百。”刘亚楼说，“告诉空15师，这个战例好好总结。”
那天晚上，韩德彩在宿舍里写战例。写到一半，长机推门进来。
“德彩，听说你打掉了费希尔？”
“我不知道他是谁。打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长机坐下来。“你今天救了我一命。那架F-86咬住我的时候，你要是没跟上来，我就回不来了。”
韩德彩没说话。
长机又说：“你追他的时候，他没想到你会追第二次。他以为你打完一轮就走了。”
“我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不能让他跑了。”
长机笑了一下。“你这个‘没想那么多’，救了我。”
韩德彩继续写。写到第二架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那架F-86冒了烟往下栽，他看见飞行员跳伞了。他在报告里写：第二架敌机冒烟后飞行员跳伞，伞张开，飞机坠地。
长机凑过来看了一眼。“你写跳伞了？”
“写了。看见了。”
“师长说，跳伞的不算击落。”
“算不算击落，飞行员跳了伞，飞机掉了，就是打掉了。”
长机看了他一会儿。“行。你写你的。”
战报传到空15师师部，师长看了两遍。韩德彩，两架F-86，其中一架是费希尔。他拿起电话要了第43团。
“韩德彩在不在？”
“在。刚回来。”
“让他来接。”
韩德彩拿起话筒，师长的声音传出来：“德彩，你今天打了两架？”
“是。”
“其中一架是费希尔。美军王牌，两千多小时。”
韩德彩沉默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不知道没关系。你知道你打掉了一架F-86就行。”师长说，“继续打。别松劲。”
“明白。”
挂了电话，韩德彩站在值班室里，看着窗外的跑道。地勤正在给飞机装弹，炮弹箱摞在机翼旁边。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去继续写战例。
1953年4月，空15师再次起飞迎敌。
韩德彩率队升空，在清川江上空发现两架F-86。他咬住其中一架，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冒了烟，往下坠。
落地之后，他报告：击落F-86一架。战果累计：三架。
那天晚上，长机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刘司令批的。通报各师。”
韩德彩接过来看了一眼，放在桌上。“行了。写完了交上去。”
长机坐下来，看着韩德彩写。写了一会儿，韩德彩抬头问：“你看什么？”
“看你写战例。你写你的，我不说话。”
韩德彩没理他，继续写。写到半夜，灯油快没了，他把灯芯拧小，接着写。长机靠在床头，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韩德彩把战例写完，合上本子，看了一眼长机。他把自己的大衣拿起来，盖在长机身上。然后关了灯，躺下。
1953年7月，停战谈判签字。消息传到安东，韩德彩正在机场。收音机里播了新闻，说双方在板门店签了停战协定。他站在跑道边上听完了，没说话。
长机走过来，站在旁边。“结束了。”
“结束了。”
“你打了三架。”
“你呢？”
“一架。”
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天。天是蓝的，云很高。远处有几架米格-15正在降落，起落架放下来，轮子接地，滑跑，停了。
长机说：“你说，以后还会打吗？”
韩德彩想了一下。“不知道。但要是再打，我还上。”
长机点了点头。“我也是。”
战后的统计报上来：韩德彩击落敌机五架，其中一架是费希尔。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三百三十架，击伤九十五架。
韩德彩后来回忆，他打掉费希尔那天，落地之后最想做的事是睡觉。但他没睡，他坐在跑道边上，看着天，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回宿舍，把飞行手册翻开，找到规避动作那一章，一页一页看。
“下次再碰上，不能让他咬住。”他对自己说。
那本手册他后来一直留着。
停战之后，韩德彩被调到航校当教员。他教的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年轻人问他：“韩教员，你打掉过几架？”
“五架。”
“听说你打掉过一个美国王牌？”
“费希尔。两千多小时。”
“你飞了多少小时？”
“不到一百。”
年轻学员愣了一下。“一百打两千？”
韩德彩笑了一下。“打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不能让他跑了。”
年轻学员点了点头。韩德彩拍了拍他的肩膀。“上飞机吧。飞完了再聊。”
学员爬进座舱，韩德彩站在梯子旁边，看着他把座舱盖关上。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单飞那天，教员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滑出跑道，离地，爬升。那时候他飞的是米格-15。现在他教出来的学员，飞的是歼-5。
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学员的飞机离地，爬升，转弯，通场，落地。学员从座舱里爬出来，韩德彩走过去。
“怎么样？”
“好飞。比模拟器稳。”
韩德彩笑了一下。“模拟器是模拟器，飞机是飞机。飞好了再说话。”
学员点头。韩德彩转过身，往跑道外面走。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架歼-5。银色的蒙皮在太阳底下发亮。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
第十三章 王海
1951年11月18日之后，王海大队在清川江上空打出了名。
五比零的战报传遍了各师，刘亚楼批了“通报各师”四个字，空三师师长把王海叫到办公室，把电报拍在桌上。
“王海，你这个五比零，把刘司令惊着了。”
王海看了一眼电报，放在桌上。“六架打六十架，咱们也没想到能打出五比零。”
“没想到？”师长盯着他，“你带着五个人冲六十架的时候，想的是什么？”
王海想了一下。“没想什么。就想着不打掉他们，他们就要炸桥。桥断了，前线的物资就运不上去。”
师长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行。你回去吧。明天继续。”
那段时间，王海带着大队天天飞。清川江、大同江、平壤，哪儿有敌机就往哪儿去。有时候一天打好几拨，有时候几天没动静。没动静的时候，王海就带着飞行员们在值班室里研究战例。他把五比零那天的空战画成图，标出敌机的位置、我机的方向、俯冲的角度，贴在墙上，一遍一遍讲。
“圆圈阵的弱点在边上。边上的飞机转得慢，间距大。你打边上的，打乱了，再打中间的。”
有人问：“要是他们不散呢？”
“那就再冲一次。冲三次，总有人沉不住气。”
焦景文在旁边补了一句：“冲的时候别想太多。想多了手就慢。”
王海看了他一眼。“这话我说过。”
“我替你再说一遍。”
底下的人笑了。王海没笑，他把图从墙上揭下来，换了一张新的。“今天讲双机配合。焦景文，你上来当僚机，我当长机。其他人看着，看我们怎么跟。”
1952年1月，空三师轮换休整。王海带着大队回到后方，飞机转场，人员休整。走的那天，他在跑道边上站了一会儿。焦景文走过来，站在旁边。
“大队长，想什么呢？”
“想那个圆圈阵。六十多架F-84，咱们六架，打完了还站着。”
焦景文笑了一下。“打完了还站着，这就行了。”
休整期间，王海没有闲着。他每天到机场，带着新来的飞行员飞编队，讲圆圈阵怎么破。有时候讲到一半，停下来问：“我刚才说的，你们听懂了没有？”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王海就再讲一遍，讲完了又问：“这回懂了？”
“懂了。”
“懂了就好。别上去就忘。”
有个新飞行员问他：“大队长，六十多架F-84，你们六架，怎么敢冲？”
王海想了一下。“不敢冲，就永远打不掉。你冲一次，他乱一次。乱三次，他就散了。”
新飞行员点头。王海又说：“还有一条。冲的时候别想太多。想多了手就慢了。手一慢，就咬不住。”
1952年2月，空三师再次入朝。王海大队回到安东，进驻浪头机场。落地那天，王海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排米格-15。地勤正在给一架飞机加油，油管从油桶里接出来，手摇泵转得吱吱响。他走过去问：“今天飞不飞？”
地勤说：“听命令。”
“那就等命令。”
1月中旬，雷达发现敌机一批，F-86，八架，在清川江以南活动。王海率队起飞。爬到七千米，向前搜索。发现敌机之后，他咬住最边上的一架，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机身一歪，往下栽了。
“打掉一架。”他对着无线电说。
“后面有敌机！”焦景文喊。
王海猛拉杆，飞机急转。一架F-86从他刚才的位置穿过去，机炮打空了。王海反过来咬住那架F-86，追上去，开炮。敌机没扛住，往下掉了。
两架。
落地之后清点：王海击落两架。他自己飞机上两个弹孔，都在机翼上。
焦景文走过来看了一眼弹孔。“两个洞。”
“没事。机翼上的。”
“下次小心点。”
王海笑了一下。“你也是。”
1952年6月，空三师再次轮换。王海带着大队回到后方。这次休整，他多了一件事：带新飞行员。
新来的飞行员大部分是从航校刚毕业的，飞米格-15的时间不到五十小时。王海把他们编成组，一组一组带飞。他坐在后座，看着新飞行员操作，错了就喊，对了就点头。
有个新飞行员飞完了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王海把他叫到跑道边上。
“你今天转弯的时候，坡度压大了。再大一点就失速了。”
新飞行员点头。“记住了。”
“下次飞的时候，坡度小一点。速度保持住。”
新飞行员又点头。王海拍了拍他的肩膀。“上去吧。再飞一个架次。”
1952年12月，孙生禄牺牲。消息传到大队，王海坐在宿舍里，没说话。焦景文推门进来，坐在对面。
“大队长，孙生禄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了。”
“他本来可以跳伞的。但他想飞回来。”
王海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孙生禄是咱们大队的。他没了，咱们得替他接着打。”
焦景文没说话。王海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跑道。天已经黑了，跑道灯亮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明天还得飞。”
1953年1月，王海大队在清川江上空再次遭遇F-86大机群。这回敌机是二十四架，编成四个梯队，飞得整齐。王海率六架米格-15迎上去，咬住最边上的一个梯队，俯冲打乱，再拉升，再俯冲。反复冲了四次，打掉三架，自己损失一架。
落地之后清点：王海击落一架，焦景文击落一架，另一架被其他飞行员击落。三比一。
王海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架被打掉的飞机残骸。飞行员跳伞了，人没事。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往值班室走。
焦景文走过来。“大队长，今天打得不好。”
“三比一，不算差。”
“损失了一架。”
“打仗哪有不损失的。”王海说，“人回来就行。”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消息传到安东，王海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天。焦景文走过来，站在旁边。
“结束了。”
“结束了。”
“你打了多少架？”
“算上击伤的，九架。”
焦景文点了点头。“全空军最高的。”
王海摇了摇头。“大队打的。不是我一个人。”
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远处的鸭绿江。江那边是朝鲜，江这边是安东。三年了，江还是那条江，但天上的飞机不一样了。
“走了。”王海说。
“走了。”
两个人转身往卡车那边走。走了几步，王海回头看了一眼跑道。跑道边上那排米格-15蒙着布，布上积了一层灰。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
1953年9月，王海在北京参加空军战斗英雄表彰会。刘亚楼念到他的名字，他站起来。坐下之后，旁边的赵宝桐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九架。全空军最高的。”
王海摇了摇头。“大队打的。不是我一个人。”
散会之后，王海站在礼堂门口，看着天上的飞机。焦景文走过来，站在旁边。
“大队长，想什么呢？”
“想咱们大队那些人。孙生禄没来。”
焦景文没说话。两个人站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走了。”王海说。
“走了。”
两个人并肩往外走。走到岔路口，王海往左，焦景文往右。
“大队长。”焦景文叫住他。
王海回头。
“下次再打，我还给你当僚机。”
王海笑了一下。“好。”
后来，王海当了空军司令员。有人问他，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掉九架，最难忘的是哪一架。他想了一下，说：“不是打掉的哪一架。是没打掉的那一架。孙生禄为了掩护我，没跳伞。那架敌机，我后来也没打掉。但他替我挡了。”
问的人没说话。王海又说：“空战不是一个人的事。长机僚机，互相掩护。焦景文掩护我，我掩护别人。孙生禄掩护我，没回来。这些事，比击落数重要。”
问的人点了点头。王海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天很蓝，云很高。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回到桌前。
第十四章 焦景文
1951年11月18日，清川江上空。
焦景文跟在王海后面，飞僚机位置。这是他入朝以来第一次参加大机群空战。耳机里传来王海的声音：“跟我攻击。”
六架米格-15从六千米俯冲下来。焦景文盯着王海的机翼，保持距离。圆圈阵就在下面，六十多架F-84，密密麻麻。王海咬住最边上的一架，开炮。敌机冒了烟，往下掉。
焦景文没急着开炮。他的任务是掩护长机，盯着王海后面。果然，两架F-84从侧后方咬上来，想打王海。焦景文推杆迎上去，咬住其中一架，追到四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没掉。他拉起来再追，再打。这回敌机机身一歪，往下栽了。
“打掉一架！”焦景文喊。
“看见了。别放松。”王海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
焦景文拉升转弯，继续搜索。又一架F-84从上方俯冲下来，他迎上去，咬住，追到三百米，开炮。敌机没扛住，往下掉了。
落地之后清点：焦景文击落两架。王海击落两架。大队五比零。
地勤跑过来问：“焦景文，你也打了两架？”
“两架。”
“你不是僚机吗？僚机也打这么多？”
焦景文笑了一下。“僚机怎么了？僚机也得打。”
那天晚上，王海在宿舍里写战例。焦景文推门进来，坐在对面。
“大队长，写什么呢？”
“写今天这一仗。圆圈阵怎么破的，僚机怎么掩护的。”
焦景文凑过来看了一眼。“你把我也写进去了？”
“写了。你打了两架，怎么打的，写清楚。”
焦景文没说话。王海继续写，写了一会儿，抬头问：“你今天第一架是怎么打的？”
“你咬住边上那架的时候，两架F-84从后面摸上来。我推杆迎上去，咬住其中一架，追到四百米开炮。第一炮没打掉，拉起来又追了一次。”
“第二架呢？”
“第二架是从上面俯冲下来的。我迎上去，咬住，追到三百米开炮。这回打着了。”
王海把这些记下来。“行了。写完了交上去。”
焦景文站起来要走，王海叫住他。“景文。”
“嗯？”
“今天你那两架，打得干净。尤其是第一架，追了两次。僚机不能光掩护，有机会就得打。”
焦景文笑了一下。“你教我的。”
1952年1月，空三师再次入朝。
王海大队回到安东。1月中旬，雷达发现敌机一批，F-86，八架。王海率队起飞。爬到七千米，发现敌机之后，王海咬住最边上的一架，追到五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没掉。他拉起来再追，这时另一架F-86从侧后方咬住了王海。
“大队长，后面有敌机！”焦景文喊。
王海猛拉杆，飞机急转。那架F-86从王海刚才的位置穿过去，机炮打空了。焦景文看准时机，推杆追上去，咬住那架F-86。追到四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冒了烟，往下坠了。
“打掉一架！”焦景文喊。
王海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看见了。谢了。”
“僚机该干的。”
落地之后，王海走过来，拍了拍焦景文的肩膀。“今天你救了我一命。”
焦景文说：“僚机该干的。”
“僚机该干的，也不是每个僚机都能干。”王海说，“你今天那一炮，打掉的是咬我尾的那架。你要是慢半拍，我就回不来了。”
焦景文没说话。王海又说：“从今天开始，你当大队副大队长。带一个中队。”
焦景文愣了一下。“我当副大队长？”
“你当。打得好就该升。”
焦景文当副大队长之后，带了一个中队。他教新飞行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掩护。
“你们记住，”焦景文站在跑道边上，对几个新飞行员说，“僚机的任务不是光跟着长机飞。你得盯着长机后面，看见有人咬他，你就得上去。你上去，长机就能继续打。你不上，长机就被人打掉了。”
有个新飞行员问：“副大队长，那你打了多少架？”
“四架。”
“都是掩护长机的时候打的？”
“都是。第一架是王海咬住敌机的时候，我打掉咬他尾的。第二架是敌机俯冲下来的时候，我迎上去打的。第三架、第四架，都是掩护的时候打的。”
新飞行员点头。焦景文又说：“僚机打敌机，有个诀窍：别等长机被咬了再上。你得提前看，看见有人往长机后面绕，你就迎上去。等他咬住了再上，就晚了。”
1952年6月，空三师轮换休整。焦景文随部队撤到后方。
休整期间，他每天到机场，带着新飞行员飞配合。有时候王海也来，两个人飞对抗。王海当长机，焦景文当僚机，后面跟着两个新飞行员。飞完了落地，焦景文问新飞行员：“看见我怎么跟的没有？”
“看见了。长机拉杆之前你就动了。”
“对。长机拉杆之前，机翼会先动一下。你看见机翼动，就得准备跟。等杆动了再跟，就晚了。”
新飞行员点头。焦景文又说：“还有一条。跟长机的时候别跟太近。太近了，长机一拉杆你就冲过头。保持距离，看得见长机的机翼就行。”
1952年12月，空三师再次入朝。
焦景文跟着王海回到安东。12月3日，孙生禄牺牲。消息传来那天晚上，焦景文坐在宿舍里，没说话。王海推门进来，坐在对面。
“孙生禄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了。”
“他本来可以跳伞的。但他想飞回来。”
焦景文没接话。他把枕头底下的笔记本摸出来，翻开，找到孙生禄的名字，在旁边画了个圈。
“你画什么呢？”王海问。
“记着。这些人都得记着。”
王海没说话。两个人坐了一会儿，王海站起来。“明天还得飞。”
“嗯。”
王海走了。焦景文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了，跑道灯亮着。他看了一会儿，把灯吹灭了。
1953年1月，清川江上空。
王海大队遭遇二十四架F-86，编成四个梯队。王海率六架米格-15迎上去，焦景文跟在他后面。王海咬住最边上一个梯队，俯冲打乱，再拉升。焦景文盯着王海后面，看见两架F-86从侧方摸上来，他推杆迎上去，咬住其中一架，追到四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往下栽了。
“打掉一架！”焦景文喊。
“别停。继续。”王海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
焦景文拉升转弯，又咬住一架。追到三百米开炮。敌机没扛住，往下掉了。
落地之后清点：王海击落一架，焦景文击落两架，另一架被其他飞行员击落。四比一。
王海走过来，拍了拍焦景文的肩膀。“今天打得好。两架。”
焦景文说：“僚机该干的。”
王海笑了一下。“你现在是副大队长了。带了一个中队，还当僚机？”
“当。长机在前面打，僚机在后面掩护。我习惯了。”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消息传到安东，焦景文站在跑道边上。王海走过来，站在旁边。
“结束了。”
“结束了。”
“你打了四架。”
“四架。”
“都是掩护的时候打的？”
“都是。”
王海看了一会儿天。“你说，以后还会打吗？”
“不知道。但要是再打，我还给你当僚机。”
王海笑了一下。“好。”
1953年9月，焦景文在北京参加空军战斗英雄表彰会。刘亚楼念到他的名字，他站起来。坐下之后，王海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四架。一级战斗英雄。”
焦景文摇了摇头。“跟着你打的。”
王海拍了他一下。“跟着我打的也是你打的。”
散会之后，焦景文站在礼堂门口。王海走过来，站在旁边。
“想什么呢？”
“想孙生禄。他要是来了，肯定站在咱们中间。”
王海没说话。两个人站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走了。”王海说。
“走了。”
焦景文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王海已经走远了。他转过身继续走，手在口袋里攥着那枚勋章。
后来，焦景文被调到航校当教员。他教的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年轻人问他：“焦教员，你打掉过几架？”
“四架。”
“都是当僚机的时候打的？”
“都是。”
“僚机也能打这么多？”
焦景文笑了一下。“僚机怎么了？僚机也得打。长机在前面冲，僚机在后面掩护。掩护好了，长机就能打掉敌机。掩护不好，长机就被人打掉了。”
年轻学员点了点头。焦景文又说：“还有一条。僚机不是光跟着长机飞。你得盯着长机后面，看见有人咬他，你就得上去。你上去，长机就能继续打。”
学员爬进座舱，焦景文站在梯子旁边，看着他把座舱盖关上。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当僚机那天，王海带着他飞编队，跟得太近，差点撞上。落地之后王海把他叫到跑道边上，问他：“看见我拉杆了没有？”
“看见了。”
“看见了你为什么不跟？”
“我跟了，跟晚了。”
王海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下次跟早一点。别等看见了再跟，要提前知道我要拉。”
从那以后他飞编队再没出过问题。现在他把这句话教给学员：“别等看见了再跟。要提前知道长机要拉。”
学员点头，推油门，飞机滑出跑道，离地，爬升。焦景文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飞机消失在云层里。
第十五章 停战
1953年7月27日，安东。
收音机里播了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很平，念完了协定签字的全文。值班室里坐着的人都在听，没有人说话。
刘玉堤坐在角落里，飞行服穿好了，伞包放在脚边。他听完了，没动。
赵宝桐在旁边翻一本旧杂志，翻到一半，合上了。“真停了。”
“真停了。”
“你说，明天还飞不飞？”
“听命令。”
命令第二天就下来了：停战之后，部队不马上撤，继续战斗值班，防止对方撕毁协定。巡逻照常，雷达照开，飞行员照常坐在值班室里等电话。
电话响得少了。
8月，雷达上出现过几次目标，都是远远绕一圈就走了。飞行员们升空之后，有时候连敌机的影子都看不见。落地之后，刘玉堤在值班室里坐着，看着窗外。
赵宝桐推门进来。“今天又没打上？”
“没打上。远远的，没进防区。”
“这算什么？不打不走的。”
刘玉堤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说，以后还会打吗？”
赵宝桐想了一下。“不知道。但咱们这些人，是从打仗里出来的。不打仗，干什么？”
“训练。带新飞行员。”
“就这些？”
刘玉堤看了他一眼。“你还想干什么？”
赵宝桐没接话。
那段时间，部队一边值班，一边总结。刘玉堤把战例材料翻出来，一条一条看。看到王海大队11月18日那场空战，他在旁边写了几个字：圆圈阵，俯冲打乱，反复冲三次。看到张积慧打戴维斯的战例，写了几个字：第一轮没打中，拉起来再追。看到自己11月23日那场，写了几个字：追到海边才打掉第四架。
写完了，他把材料合上，叫来几个飞行员。“这些战例，你们都看了没有？”
“看了。”
“看懂了没有？”
“看懂了。”
“看懂了什么？”
几个飞行员互相看了一眼。有人先说：“打不死就追。”
刘玉堤点头。“还有呢？”
“圆圈阵找边上的打。”
“还有呢？”
没人说话。刘玉堤把材料翻开，指着张积慧那段。“张积慧说，他打戴维斯的时候，第一轮没打中，拉起来又追了一次。戴维斯没想到他会追回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人的飞行员，技术比我们好，但他们怕追。你一追，他就慌。慌了就犯错。”
几个飞行员点头。
“你们记住这句话。”刘玉堤把材料合上，“打不死就追。追到他犯错为止。”
9月，空三师开始轮换休整。刘玉堤带着部队从安东转场回后方。飞机一架一架飞走，最后一批走的那天，他在跑道边上站了一会儿。
赵宝桐走过来。“走了。”
“走了。”
两个人上了卡车。卡车开动的时候，刘玉堤回头看了一眼跑道。跑道边上那排机棚空了，只剩下几辆油车和一堆空炮弹箱。
“下次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赵宝桐说。
“该来的时候会来。”刘玉堤靠在座椅上，“只要天上还有别人的飞机，我们就得飞。”
卡车往北开。刘玉堤坐在车里，想起三年前第一次到安东那天，也是这条跑道，也是这排飞机。那时候他连F-86长什么样都没见过。现在他打掉过六架了。
“想什么呢？”赵宝桐问。
“想以前的事。”
“以前什么事？”
刘玉堤把目光收回来。“想通化。想那个冬天。”
赵宝桐没再问。卡车继续往北开，车厢里有人在打呼噜。
到了后方，部队开始休整。刘玉堤给老周写了一封信，信很短：“班长，停战了。我打了六架，没掉过。你修的飞机，一架没摔。刘玉堤。”
老周的回信更短：“知道了。飞机修好了。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刘玉堤把信折好，揣进口袋。他想回去看看，但命令没下来，走不了。
那天晚上，他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他拿起笔，写了一行字：“1953年7月27日，停战了。打了两年多，打下来三百三十架。咱们这些人，接着飞。”
写完了，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同一个月，空四师也在休整。张积慧和林虎回到后方，住在一个院子里。
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聊天。张积慧说：“你说，咱们打了两年多，打掉了三百三十架。这个数字，放在世界空战史上，算什么水平？”
林虎想了一下。“不算多。美国人打德国人，打日本人，动辄几千架。咱们三百三十架，不算什么。”
“但咱们是从零开始的。飞了几十小时就上去了。”
“对。这个数字，放在咱们自己的历史上，是头一回。”林虎说，“头一回，就不容易。”
张积慧点了点头。两个人坐了一会儿，林虎忽然问：“积慧，你打掉戴维斯那天，怕不怕？”
张积慧想了一下。“怕。但怕也得飞。你不上，他就打你。”
“现在停战了，你还怕吗？”
“现在不怕了。现在想的是，以后还会不会打。”
林虎看了一会儿天。“不知道。但要是再打，咱们这些人，还得上去。”
张积慧没说话。两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远处有飞机的声音，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
停战之后，部队里来了一批新飞行员。都是从航校刚毕业的，飞米格-15的时间不到五十小时。刘玉堤把他们编成组，一组一组带飞。他坐在后座，看着新飞行员操作，错了就喊，对了就点头。
有个新飞行员飞完了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刘玉堤把他叫到跑道边上。
“你今天转弯的时候，坡度压大了。再大一点就失速了。”
新飞行员点头。“记住了。”
“下次飞的时候，坡度小一点。速度保持住。”
新飞行员又点头。刘玉堤拍了拍他的肩膀。“上去吧。再飞一个架次。”
新飞行员爬进座舱，刘玉堤站在梯子旁边，看着他把座舱盖关上。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单飞那天，教员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滑出跑道，离地，爬升。那时候他飞的是米格-15。现在他教出来的学员，飞的是歼-5。自己造的。
学员的飞机离地，爬升，转弯，通场，落地。学员从座舱里爬出来，刘玉堤走过去。
“怎么样？”
“好飞。比模拟器稳。”
刘玉堤笑了一下。“模拟器是模拟器，飞机是飞机。飞好了再说话。”
学员点头。刘玉堤转过身，往跑道外面走。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架歼-5。银色的蒙皮在太阳底下发亮。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
第十六章 名单
1953年9月，北京。
空军机关礼堂里坐满了人。台上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绿布，布上放着几份文件和几枚勋章。台下坐着的，有刚从前线回来的飞行员，有地勤，有参谋，有政治部的干事。前排的位置空着几个，那是留给战斗英雄的。
刘亚楼站在台上，手里拿着一份名单。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三百三十架，击伤九十五架。牺牲飞行员一百一十六名，损失飞机二百三十一架。”他念到这里，停了一下，“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才叫打仗。每一架损失的飞机后面，都有一个人。他们有的跳伞成功了，有的没有。有的打完了最后一发炮弹才跳，有的为了掩护长机没跳。这些人，跟打掉敌机的人一样，都是英雄。”
他低头看了一眼名单，开始念。
“王海。”
王海站起来。他刚从安东回来，飞行服还没换，领口磨得发白。全场鼓掌。他站了几秒钟，坐下。
“刘玉堤。”
刘玉堤站起来。个子高，肩膀宽，站着比别人高出一截。他站了几秒钟，坐下。
“赵宝桐。”
赵宝桐站起来。他比刘玉堤矮一点，瘦，脸上没什么表情。坐下的时候，旁边的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张积慧。”
张积慧站起来。他站得很直，手贴在裤缝上。坐下之后，有人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他摇了摇头。
“孙生禄。”
没有人站起来。
刘亚楼念完这个名字，停了一下。台下有人低下了头。坐在前排的一个飞行员把帽子摘下来，放在膝盖上。
刘亚楼继续念：“孙生禄，河北人，二十四岁。1952年12月3日空战中，为掩护长机脱险，驾受伤飞机坚持飞回机场，因高度过低跳伞失败，牺牲。”
他念完了，把名单翻了一页。
“鲁珉。”
鲁珉站起来。
“韩德彩。”
韩德彩站起来。他才二十岁，站起来的时候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干脆贴在了裤缝上。坐下之后，旁边的赵宝桐低声说了一句：“手别贴那么紧。”韩德彩把肩膀松了松。
“王天保。”
王天保站起来。他飞拉-11的，螺旋桨打喷气式，全军都知道这件事。他坐下的时候，旁边有人伸手过来握了一下他的手。
“邹炎。”
邹炎站起来。
“李汉。”
李汉站起来。他是第一个击落美机的人，那天在安东，打了一架F-84。他坐下的时候，刘玉堤从旁边伸过手来，拍了拍他的胳膊。
名单念完了。刘亚楼把文件合上，放在桌上。
“这些名字，是拿命换来的。”他说，“王海打了一个五比零，自己一架没掉。刘玉堤一次空战打掉四架，飞机上十几个弹孔，人没事。赵宝桐打了七架，飞了不到三百小时。张积慧打掉了戴维斯，一百小时打三千小时。孙生禄没回来，但他把长机带回来了。韩德彩打掉了费希尔，二十岁，飞了一百小时不到。王天保用拉-11打F-86，螺旋桨打喷气式。邹炎、李汉，都是第一批上去的人，没有他们趟路，后面的人不知道怎么打。”
他顿了一下，又说：“这些名字后面，还有地勤。飞机不是自己飞起来的。他们在通化推过飞机，在长春组装过米格-15，在安东连夜修过发动机。飞行员在天上打，他们在地上修。打下来的飞机能再飞，靠的是他们。”
台下有人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地勤代表。一个五十来岁的机械师低着头，旁边的年轻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他抬起头来。
“还有领航员、通信员、气象员、场务。”刘亚楼接着说，“每一个架次，都是这些人一起完成的。今天念的是飞行员的名字，但功劳不全是飞行员的。”
他拿起名单，最后看了一眼。
“这些名字，记在空军的历史里。后面的人，接着飞。”
散会之后，各师师长被留下来。空三师、空四师、空十五师、空二师的师长和政委坐在会议室里，桌上摆着各师的战果和损失统计。
“叫你们留下来，是说明年的安排。”刘亚楼把一份文件推过去，“朝鲜停战了，但空军不能停。明年开始，各师轮流进福建、广东，轮战。国民党那边还有飞机过来，我们的飞行员不能光会打F-86，还得会打别的。”
空三师师长问：“什么时候开始？”
“明年开春。”刘亚楼说，“各师轮换，一个师上去，一个师休整，一个师训练。循环起来，让所有人都能打上。”
空四师师长问：“飞机呢？油料呢？”
“苏联的飞机还在来，但数量会减。”刘亚楼说，“明年开始，我们要用自己造的飞机。”
会议室里静了一下。有人问：“自己造的？什么型号？”
“喷气式。歼-5。”刘亚楼把另一份文件推过去，“沈阳那边已经在试制了。明年上半年首飞，下半年量产。到时候各师换装，先从空三师开始。”
空三师师长把文件拿过去看了一眼。“性能怎么样？”
“跟米格-17差不多。具体数据还在试。”刘亚楼说，“但有一条，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就不怕别人卡脖子。”
散会之后，刘亚楼把各师的战果和损失统计表铺在桌上，一份一份看。看到空三师的时候，他在刘玉堤、赵宝桐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圈。看到空四师，在张积慧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圈。看到空十五师，在韩德彩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圈。看到空二师，在王天保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圈。
画完了，他把统计表叠在一起，放进抽屉里。然后拿起电话，要了沈阳飞机制造厂。
“歼-5的进度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回答：零件加工基本完成，总装下个月开始，首飞定在明年春天。
“试飞员定了没有？”
“定了。吴克明。”
“告诉他，好好飞。这架飞机，全国都在看着。”
挂了电话，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东交民巷的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亮着。他想起1949年刚当空军司令那天，天上什么都没有。现在天上有了米格-15，有了拉-11，有了图-2。明年还会有歼-5。
赵宝桐和刘玉堤并肩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赵宝桐说：“孙生禄的名字念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站住。”
刘玉堤没说话。两个人走出礼堂，站在台阶上。秋天的北京，天很高，云很淡。远处有几架飞机从南苑机场方向起飞，发动机的声音传过来，不大，但听得清楚。
“你说，以后还会打仗吗？”赵宝桐问。
“不知道。”刘玉堤说，“但要是再打，咱们这些人，还得上去。”
赵宝桐点了点头。“上去。接着打。”
韩德彩站在礼堂门口，手里攥着那枚勋章。勋章不大，拿在手里有点沉。他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刻着几个字：一级战斗英雄。
他把勋章揣进口袋，往宿舍走。走了几步，又掏出来看了一眼。
“别看了。”王天保从后面走过来，“揣好了。”
韩德彩把勋章揣回去。“你说，这枚勋章，我够格吗？”
王天保想了一下。“够不够格，不是勋章说了算。是你以后怎么飞说了算。”
韩德彩没说话。两个人并肩往前走，走到岔路口，王天保往左，韩德彩往右。
“走了。”王天保说。
“走了。”
韩德彩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王天保已经走远了，背影消失在楼角后面。他转过身继续走，手在口袋里攥着那枚勋章。
张积慧散会之后没有马上走。他站在礼堂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远处起飞的飞机。林虎走过来，站在旁边。
“积慧，想什么呢？”
“想戴维斯。他跳伞的时候，伞没开。我后来看了战报，说他摔死了。”
林虎没说话。
“我有时候想，”张积慧说，“他要是伞开了，被俘了，会是什么样。一个飞了三千小时的王牌，被一个飞了一百小时的打下来，坐在战俘营里，会想什么。”
“想什么？”
“不知道。可能想不明白。”
林虎看了一会儿远处的飞机。“想不明白的事多了。咱们飞了几十小时就上去了，不也想不明白吗。打完了才明白。”
张积慧点了点头。“打完了才明白。”
刘玉堤散会之后去了趟邮局。他写了一封信，寄给老周。信很短：“班长，今天开了表彰会。念了名单。孙生禄没来。我打了六架，没掉过。你修的飞机，一架没摔。刘玉堤。”
写完了，他把信封好，贴上邮票，投进邮筒。走出邮局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站在街上，看了一眼天。天上没有飞机，但远处有发动机的声音，从南苑机场方向传过来。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往宿舍走。
那天晚上，刘亚楼在办公室里翻名单。翻到孙生禄那一页，他停了一下。然后拿起笔，在名单后面写了一行字：孙生禄，河北人，二十四岁。家里还有父母。通知地方上，该照顾的照顾。
写完了，他把名单合上，放进抽屉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东交民巷的街上没什么人，路灯亮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回到桌前，翻开下一份文件。封面上印着几个字：空军现代化建设五年规划。翻开第一页，第一条写着：加速国产飞机换装，逐步减少对进口装备的依赖。
他在页边写了一个字：快。
焦景文散会之后去找了孙生禄的铺位。孙生禄牺牲之后，他的铺位一直空着，没人动。焦景文站在铺位前面，看了一会儿。铺上叠着一床被子，枕头底下压着一封信，是孙生禄没写完的家信。
焦景文把信抽出来，看了一眼。信纸已经发黄了，字迹还是清楚的：“父母大人，儿在部队一切都好……”
他把信折好，放回枕头底下。然后站在铺位前面，站了一会儿。
王海走过来，站在旁边。“走吧。”
“嗯。”
两个人往外走。走到门口，焦景文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空铺位。他想起孙生禄刚来大队那天，站在跑道边上，看着米格-15，说了一句话：“这飞机，真好。我得飞好它。”
现在他不在了。但那句话还在。
第二卷完
第三卷 铸剑（一）装备与跨越
第一章 中0101
1954年春天，沈阳。
刘玉堤到沈阳飞机制造厂报到那天，厂区门口挂着横幅，上面写着“坚决完成歼-5试制任务”。他下了车，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往里走。门卫拦住他，问找谁。他说找吴克明。
吴克明正在车间里看总装。一架银色的喷气式战斗机停在装配架上，机身已经成形，机翼装好了，座舱盖还没盖上。工人们围着飞机，有的在拧螺栓，有的在检查线路，有的在往机身上贴标签。
吴克明看见刘玉堤进来，走过来握手。“刘大队长，你怎么来了？”
“刘司令让我来看看。歼-5试制得怎么样了？”
“总装快完了。下个月地面试车，再下个月首飞。”
刘玉堤围着飞机走了一圈，走到机头前面停下来，伸手摸了一下进气道边缘。铝皮锃亮，铆钉排列整齐，比米格-15的做工细。
“比苏联人造的怎么样？”刘玉堤问。
吴克明想了一下。“差不多。有些地方比他们的好，有些地方还得改进。”
“什么地方得改进？”
“发动机。涡喷-5刚仿制出来，工艺还不稳定。地面试车的时候，转速上去了，排气温度偏高。厂里在改。”
刘玉堤点了点头。他想起在安东的时候，米格-15的发动机也出过毛病，老周带着人连夜修，修完了第二天接着飞。现在自己造发动机了，毛病还是那些毛病，但修的人不一样了，造的人也不一样了。
“带我去看看发动机。”刘玉堤说。
吴克明带着他走到车间另一头。一台涡喷-5发动机摆在试车台上，几个工人围着，正在拆涡轮叶片。地上摆着一排叶片，每片都编了号。
“这片怎么回事？”刘玉堤蹲下去，拿起一片叶片看。
“排气温度偏高，叶片烧蚀了。”一个工人说，“我们查了半个月，发现是材料的问题。苏联原装的叶片用的是耐高温合金，咱们仿制的合金成分对不上，耐温不够。”
“那怎么办？”
“换材料。冶金部那边在攻关，下个月能出新批次。新批次到了，重新试车。”
刘玉堤把叶片放回去，站起来。“换材料之前，还能飞吗？”
“能飞。但转速不能推太高，排气温度得盯着。超过限值就得收油门。”
“那就先这么飞。等新材料到了再放开。”
吴克明在旁边听着，点了点头。“刘大队长说得对。先把飞机飞起来，材料问题一步一步解决。”
那段时间，刘玉堤经常往沈阳跑。有时候是去厂里看进度，有时候是去试飞站看数据。他不懂发动机设计，但懂飞行。试飞员飞完了，他在旁边听他们跟设计团队说哪儿不对劲。有人说操纵杆太沉，有人说座舱盖锁不紧，有人说油量表指针抖。设计团队一条一条记下来，回去改。
有一次，吴克明飞完一个架次落地，刘玉堤站在跑道边上等他。
“怎么样？”
“好飞。比米格-15稳，操纵灵活。但有一个毛病：着陆的时候，速度降到两百八，机头有点飘。”
刘玉堤问：“飘多少？”
“十几米。拉平的时候得提前收油门，不然冲过头。”
刘玉堤想了一下。“苏联人的米格-15也有这毛病。不是发动机的问题，是机翼气动设计的事。你让厂里把襟翼角度调一下，试试。”
吴克明回去跟设计团队说了。设计团队把襟翼角度改了两度，重新试飞。吴克明落地之后说：“行了。不飘了。”
还有一次，试飞员反映高空飞行的时候座舱盖锁不紧，漏气。吴克明带着人查了半天，发现是锁钩的弹簧力度不够。换了弹簧，重新试飞，不漏了。
刘玉堤把这些改进一条一条记在本子上。本子是他在安东时候用的，封面磨破了，里面的纸也发黄了。他在最后一页写：1954年，沈阳，歼-5试制。改进项目：襟翼角度、座舱盖锁钩、油量表指针。
1955年，涡喷-5发动机换了新批次材料。冶金部送来的新合金叶片，耐温比老批次高了一百度。工人把新叶片装上试车台，重新试车。转速推到额定值，排气温度稳定在限值以内。试车员在记录本上写：新叶片工作正常，排气温度正常。
吴克明飞了第一个架次。落地之后，他跟刘玉堤说：“新叶片没问题。排气温度稳了，转速也上去了。”
“那就好。下一步飞极限科目。速度、高度、过载，一项一项飞。”
极限科目飞了几个月。最大速度飞到音速，最大高度飞到一万五千米，最大过载飞到七个G。每一项都飞了几十次，数据记了厚厚一摞。
有一次飞低空大表速，飞机在低空高速飞行时颤振。试飞员感觉杆上有轻微抖动，记下来，落地之后报告。设计团队把数据看了一遍，说：“限制速度。不超过一千一。”
刘玉堤在旁边听着，说了一句：“苏联人的米格-17也有限制速度。不是设计缺陷，是气动特性决定的。限制速度是对的，不能硬飞。”
1956年7月19日，歼-5首飞。吴克明坐进座舱，地勤把座舱盖关上，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起落架收起来，爬升。天上很蓝，云很少。他飞了一圈，转弯，通场，落地。
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工程师跑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比米格-17稳。”
工程师咧嘴笑了。刘玉堤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吴克明从飞机上下来，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飞得好。”
吴克明说：“这飞机，是咱们自己造的。”
刘玉堤看着那架银色的歼-5，看了一会儿。他想起1949年在安东，老周带着人卸苏联飞机，用撬棍、绳索和人力，从火车上把机身滑下来。那时候飞机是别人的。现在飞机是自己的了。机身上喷着四个字：中0101。中，是中国。0101，是第一架。
当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厂里举行了验收签字仪式，正式批准歼-5投入生产。
刘亚楼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吴克明从座舱里爬出来。他没有鼓掌，也没有说话，只是走过去拍了拍机头。旁边的人问他：“司令，这飞机怎么样？”刘亚楼说：“自己造的飞机，得飞好。”这是空军司令员第一次站在自己造的飞机旁边。
1956年10月1日，歼-5参加国庆阅兵。刘玉堤飞在编队里，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有人指。歼-5的发动机声音比米格-15低沉，但推力更大。
飞过天安门的时候，刘玉堤往下看了一眼。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有人挥手，有人拍照。他收回目光，保持编队。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赵宝桐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刚才飞得不错。”
“你也不错。”
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后面的飞机一架一架落地。赵宝桐说：“你说，当年在通化推飞机的时候，想过有今天吗？”
刘玉堤想了一下。“没想过。那时候就想把那个冬天飞过去。”
“飞过去了。”
“飞过去了。”
那天晚上，刘玉堤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最早那几页，上面写着：第一次上米格-15，速度太快，别的还没觉出来。他翻到后面。后面写着：1951年11月23日，击落F-86四架。1952年，击落两架。1953年，停战。1954年，击落RF-84一架。1956年，飞歼-5过天安门。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窗外有飞机的声音，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那是歼-5在夜航。发动机的声音跟米格-15不一样，更稳，更沉。他听了一会儿，把灯吹灭了。
第二章 十秒
1959年10月7日，江西南昌。
岳振华站在指挥车外面，抬头看了一眼天。天是灰的，云层很低，看不见太阳。阵地上五座发射架排成一排，导弹已经通电，引导技师坐在雷达屏幕前面，手放在旋钮上。
这支部队组建不到一年。1958年10月6日，地空导弹第1营在北京成立，后来又扩编成几个营。岳振华从空三师调过来当第2营营长，手底下的人都是从各师抽来的。没有人打过地空导弹，连见都没见过。
苏联专家来教了一个月。教完了，专家走了。岳振华带着人自己练。练开机、捕捉、锁定、发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练，练到闭着眼睛都能做。
“营长，这玩意儿真能打下一万八千米的飞机？”引导技师老赵问。
“能。苏联人打过，咱们也能打。”
“苏联人是苏联人。咱们练了才一个月。”
“一个月也是练。练熟了就能打。”
今天早上，雷达发现目标。一架RB-57D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经过福建、江西，往西北飞。高度一万八千米，速度八百。RB-57D飞得高，歼-5够不着，只能用地空导弹打。
岳振华钻进指挥车，站在引导技师后面。屏幕上有一个亮点，在移动。
“距离五十公里。”老赵报告。
“等。”
“四十五公里。”
“等。”
“四十公里。”
岳振华盯着屏幕。RB-57D上装了预警系统，能侦测到地空导弹的制导雷达信号。只要雷达一开机，它就会转向逃跑。制导雷达开机早了，它跑了；开机晚了，打不着。必须卡在射程边缘，开机之后十秒之内发射。
“三十五公里。”老赵的声音有点紧。
“等。”
“三十公里。”
岳振华下令：“开机。”
制导雷达开机，老赵快速捕捉目标。屏幕上出现一个亮点，快速移动。
“锁定。”老赵报告。
“发射。”岳振华下令。
第一枚导弹点火，拖着尾焰升空。几秒钟后，屏幕上出现第二个亮点，快速接近目标。然后两个亮点合并成一个，目标消失。
“命中。”老赵报告。
阵地上安静了一瞬间，然后有人喊了一声。岳振华没喊，他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确认目标消失之后，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击落一架。RB-57D。”
消息传到北京，刘亚楼正在开会。他看完电报，放在桌上。“地空导弹打下来了。世界防空史上第一次。”
会议室里有人鼓掌。刘亚楼等掌声停了，说了一句：“这一仗，打的是技术，也是胆量。十秒之内开机发射，正常训练做不到。他们练了一个月，练出来了。”
散会之后，刘亚楼给岳振华打了个电话。
“振华，打得好。”
“司令，是大家打得好。”
“我知道。但你是营长，你拍的板。”刘亚楼说，“十秒，你怎么练出来的？”
岳振华想了一下。“练。一遍一遍练。练到不用想，手自己动。”
“好。”刘亚楼说，“把这个战例写出来。怎么练的，怎么打的，一条一条写清楚。发给所有地空导弹营。”
1962年9月9日，江西南昌。
地空导弹第2营阵地上，雷达开机。屏幕上出现一个目标，高度两万两千米，速度八百，航向西北。目标是一架U-2高空侦察机。
U-2飞得比RB-57D还高，两万两千米，地空导弹的射程够不着。而且U-2上装了更先进的预警系统，能侦测到地空导弹的制导雷达信号。只要雷达一开机，U-2就会转向逃跑。
岳振华在指挥车里盯着屏幕。他研究了U-2的飞行规律。U-2从台湾起飞，经过福建、江西，往西北飞，在南昌附近转弯。转弯的时候，它的航线会偏，高度会降一点。而且转弯的时候，U-2的预警系统会暂时失去对地面雷达信号的监控。那是唯一的窗口。
岳振华把几个连长叫到指挥车前。“今天等它转弯。转弯的时候开机，十秒之内发射。”
老赵问：“转弯的时候，高度还是两万两千米，够得着吗？”
“够不着也得打。”岳振华说，“这是唯一的机会。”
“要是打不着呢？”
“打不着就再来一次。它转弯就那么几十秒，打不着就追不上了。”
那天早上，雷达发现目标。U-2从台湾起飞，经过福建，往江西飞。岳振华在指挥车里盯着屏幕，等目标进入转弯点。
“距离四十公里。”老赵报告。
“等。”
“三十五公里。”
“等。”
“三十公里。它开始转弯了。”
岳振华下令：“开机。”
制导雷达开机，老赵快速捕捉目标。屏幕上出现一个亮点，快速移动。
“锁定。”老赵报告。
“发射。”岳振华下令。
第一枚导弹点火，拖着尾焰升空。几秒钟后，屏幕上出现第二个亮点，快速接近目标。然后两个亮点合并成一个，目标消失。
“命中。”老赵报告。
阵地上安静了一瞬间，然后有人喊了一声。岳振华没喊，他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确认目标消失之后，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击落一架。U-2。”
消息传到北京，刘亚楼正在开会。他看完电报，放在桌上。“U-2打下来了。世界防空史上第一次。”
会议室里有人鼓掌。刘亚楼等掌声停了，说了一句：“这一仗，打的是脑子。U-2飞得高，预警系统好，正常打打不着。他们研究了U-2的飞行规律，等它转弯的时候打。转弯的时候，U-2的预警系统暂时失去监控，那是唯一的窗口。”
他顿了一下，又说：“这个窗口有多大？十秒。他们抓住了。”
那天晚上，岳振华在宿舍里写战例。写到一半，刘亚楼打来电话。
“振华，U-2的事，你写清楚。怎么研究它的飞行规律的，怎么找到那个窗口的，怎么打的。一条一条写。”
“明白。”
“还有，”刘亚楼说，“这个战例，发给所有地空导弹营。告诉他们，U-2可以打下来。不是靠运气，是靠研究。”
“明白。”
挂了电话，岳振华继续写。写到半夜，灯油快没了，他把灯芯拧小，接着写。写到转弯窗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那个窗口是他在雷达屏幕前面蹲了十几个晚上才找到的。U-2每次经过南昌，航线都偏一点，高度都降一点。他把每次的数据记下来，画成图，对比了十几遍，才确定转弯的时候是唯一的窗口。
他在报告里写：U-2转弯时，航线偏三到五公里，高度降五百到八百米。预警系统在转弯时短暂失去监控，持续时间约十到十五秒。在此窗口内开机发射，命中概率最大。
1963年，地空导弹第2营又击落一架U-2。1964年，再击落一架。1965年，再击落一架。1967年，再击落一架。五年之内，五架U-2。
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空军停止了U-2侦察飞行。消息传到美国，美国空军专门研究了地空导弹第2营的战术，结论是：他们的开机时机太刁钻，预警系统反应不过来。
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把岳振华叫到办公室。
“振华，五架了。”
“是。”
“知道全世界击落U-2最多的部队是哪个？”
岳振华没说话。
“是你这个营。”司令员站起来，走到窗前，“地空导弹打U-2，全世界只有苏联、美国、中国打过。苏联打了一架，美国打了一架，你打了五架。”
他转过身，看着岳振华。“你这个营，打出了名堂。”
岳振华站得很直。“司令，是部队打得好。”
“我知道。但你是营长，你拍的板。”司令员说，“五架U-2，每一架都是你研究出来的窗口。十秒，二十秒，你抓住了。”
1965年，岳振华被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称号。消息传到空三师，刘玉堤正在训练新飞行员。他看完电报，放在桌上，对旁边的赵宝桐说：“振华打下来了五架U-2。”
赵宝桐说：“地空导弹打U-2，全世界就他打得最多。”
“当年在空三师的时候，他就是个稳当人。心细，肯钻。”刘玉堤说，“这种仗，就得他这种人打。”
此时空军司令员已由吴法宪接任。刘亚楼在同年5月病逝，没能看到第2营击落的全部五架U-2。
那天晚上，刘玉堤给岳振华打了个电话。
“振华，恭喜。”
“师长，是你当年推荐我去的。”
“我推荐你，是因为你合适。仗是你自己打的。”
岳振华沉默了一下。“师长，当年在空三师，你教我打F-86。现在打U-2，道理一样：找到它的弱点，抓住窗口。”
刘玉堤笑了一下。“你找到了。五架。”
“五架。”岳振华说，“但每一架都是十秒。”
挂了电话，刘玉堤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天。天上什么也没有，但他知道，那个叫岳振华的人，曾经在十秒之内，把全世界最难打下来的飞机打了下来。
第三章 歼-6
1965年，福建。
高长吉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架歼-6。机身灰色，双发，机头进气，比歼-5粗一圈。他飞过歼-5，飞过米格-15，歼-6是第三种。
歼-6是仿制苏联米格-19来的。1958年首飞，1960年代开始装备部队。超音速，最大速度比歼-5快一倍，爬升率也高。但不好飞，发动机容易喘振，操纵系统反应太灵敏，新飞行员上去经常手忙脚乱。
高长吉第一次飞歼-6，落地之后跟大队长说：“这飞机，快是快，但太灵。杆稍微一动，飞机就出去了。”
大队长姓周，叫周海峰，飞过歼-5，也飞过米格-15。他看了高长吉一眼。“灵还不好？灵才能咬住人。”
“灵也得能控制住。控制不住，咬不住人，自己先掉了。”
周海峰笑了一下。“那就练。练到能控制住为止。”
“怎么练？”
“先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通场、落地。一项一项飞，飞熟了再飞编队。编队飞熟了再飞射击。一步一步来，别跳。”
那段时间，高长吉天天飞歼-6。早上飞，下午飞，有时候晚上还飞。飞完了落地，周海峰在跑道边上等他。
“今天怎么样？”
“比昨天好一点。杆还是太灵，但能控制住了。”
“控制住了就行。明天飞编队。”
飞编队的时候，高长吉又出了问题。他跟长机跟得太近，长机一拉杆，他差点撞上去。落地之后周海峰把他叫到跑道边上。
“你看见长机拉杆了没有？”
“看见了。”
“看见了你为什么不跟？”
“我跟了，跟晚了。”
周海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下次跟早一点。别等看见了再跟，要提前知道他要拉。歼-6比歼-5快，你跟晚了就跟不上。跟不上就掉队，掉队就挨打。”
高长吉点头。从那以后他飞编队再没出过问题。
飞了三个月，高长吉慢慢摸到了歼-6的脾气。杆不能推太多，油门不能收太猛，转弯的时候得提前压坡度。摸透了之后，他落地跟周海峰说：“行了。能控制住了。”
周海峰说：“那就上去打。”
1965年春天，国民党空军的RF-101侦察机经常过来。RF-101飞得快，低空性能好，贴着海面飞，雷达不容易发现。歼-5追不上它，歼-6可以。
第一次拦截，雷达发现一架RF-101，贴着海面飞，高度一百米。高长吉率两架歼-6起飞，按照雷达引导追上去。追到海边上空，他咬住那架RF-101，追到三百米，开炮。敌机机翼一抖，冒了烟，但没掉，继续往海上跑。他又追了一段，距离拉大，返航。
落地之后，地勤跑过来问：“打着了？”
“打着了。没掉。”
“又跑了？”
“跑了。RF-101太快，追上了也打不准。”
地勤想了一下。“下次追近点再打。”
高长吉点头。他去找周海峰，把拦截过程说了一遍。周海峰听完，问：“你开炮的时候距离多少？”
“三百米。”
“三百米太远。RF-101机身小，三百米打出去炮弹散了一片，命中概率低。下次追到两百米再打。”
“两百米？会不会撞上？”
“不会。你追到两百米，速度差不大，来得及脱离。但开炮的时机要准，不能犹豫。”
高长吉记下来。下次再拦截，他追到两百米开炮。这回敌机没跑掉，冒烟往下栽了。
落地之后，他报告：击落RF-101一架。这是空军飞行员驾驶歼-6首次击落国民党空军RF-101，也创下了世界空战史上超音速条件下击落敌机的纪录。
周海峰看了战报，说：“行了。歼-6打RF-101，首开纪录。”
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电报，说了一句：“歼-6成了。以后低空侦察机，用歼-6打。”
那段时间，歼-6在福建、广东方向频频出击。RF-101、RF-104，来一架打一架。高长吉带着大队天天值班，有时候一天起飞好几拨。打完了回来，地勤装弹加油，飞行员坐在座舱里等着，检查完了直接再飞。
有一次，雷达发现两架RF-104，贴着海面飞。高长吉率两架歼-6起飞，追到海边上空，咬住其中一架，追到两百米开炮。敌机冒了烟，往下栽了。另一架跑了。
落地之后，赵宝桐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打得好。”
高长吉说：“歼-6好飞。比歼-5快，追得上。”
“歼-6是快，但不好飞。你能飞好，是你练出来了。”
高长吉没说话。赵宝桐又说：“我飞歼-5的时候，追RF-84追不上。现在你们飞歼-6，追RF-104追得上。一代飞机一代人。”
“赵师长，你飞歼-5的时候打掉过几架？”
“六架。抗美援朝的时候打的。”
“那也不少。”
“不少。但那时候打的是F-86，跟现在打侦察机不一样。F-86是跟你打的，侦察机是跑的。跑的快，追不上就没办法。你们现在追得上，就好打多了。”
1965年夏天，高长吉被调到航校当教员，教新飞行员飞歼-6。他教的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年轻人叫刘建军，从航校毕业分来的，飞过初教-6和歼教-5。第一次飞歼-6，刘建军落地之后跟高长吉说：“高教员，这飞机太快了。起飞的时候跑道一下子就到头了，我都来不及反应。”
高长吉说：“歼-6是超音速，起飞速度比歼教-5快得多。你得提前拉杆，别等速度到了再拉。”
“提前多少？”
“提前半秒。你感觉速度快到了，就拉杆。等速度到了再拉，就来不及了。”
刘建军点头。第二次飞，他提前拉杆，飞机离地了。落地之后高长吉说：“这回对了。记住这个感觉。”
“记住了。”
“歼-6还有个毛病，发动机容易喘振。高空飞行的时候，油门收太快，发动机就喘。你飞的时候，油门慢慢收，别一下收到底。”
“要是喘了呢？”
“喘了就推油门。推上去，喘振就消失了。但推的时候别太猛，太猛了又喘。”
刘建军把这几条记在本子上。飞了几个月，他把歼-6的脾气摸透了。有一次飞高空科目，刘建军爬到一万五千米，发动机突然喘振。他按照高长吉教的办法，慢慢推油门，喘振消失了。落地之后他跟高长吉说：“高教员，今天发动机喘了。”
“怎么处理的？”
“慢慢推油门，推上去就不喘了。”
“对了。但下次飞之前，先把油门收放一遍，看看发动机反应。反应正常再飞。”
刘建军点头。高长吉又说：“歼-6这个飞机，飞好了是好飞机。飞不好就是棺材。你得把它的脾气摸透，摸透了才能飞好。”
1966年，歼-6开始大批量装备部队。沈阳飞机制造厂一年能造几十架，各师轮着换装。高长吉被调到空某师当大队长，带着飞行员飞歼-6。他带的第一批飞行员里，有个叫王海峰的，飞得灵，动作快，但有点毛躁。飞编队的时候跟得太近，长机一拉杆他就冲过头。
高长吉把他叫到跑道边上。“你飞编队的时候跟得太近。”
“跟近了才能掩护长机。”
“掩护长机不是跟得越近越好。跟太近了，长机一拉杆你就冲过头。冲过头就掉队，掉队就掩护不了。”
王海峰点头。下次飞编队，他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落地之后高长吉说：“这回对了。保持这个距离。”
王海峰后来成了高长吉最得意的学员。飞了两年，打掉了一架RF-104。
1969年，歼-6停产。沈阳飞机制造厂一共造了几千架，装备了几十个师。高长吉后来回忆，他飞了十几年歼-6，从福建到东北，从低空到高空，什么科目都飞过。歼-6不是最好的飞机，但它是那个年代最靠得住的飞机。
他记得有一次飞夜航，发动机突然喘振，座舱里警报响成一片。他按照教员教的办法，慢慢收油门，压坡度，掉头返航。落地之后，地勤问：“发动机喘振了？”
“喘了。”
“你怎么处理的？”
“慢慢收油门，别一下收到底。”
地勤点了点头。“记住了。”
高长吉从座舱里爬出来，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架歼-6。银色的蒙皮在月光底下发亮。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值班室走。
1975年，高长吉停飞了。停飞那天，他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机库里停着歼-6，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然后他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走出机库的时候，刘建军在门口等着。他已经当了大队长。
“高大队长，走了？”
“走了。”
“你飞了多少年歼-6？”
“从1965年到现在，十年。”
“飞了多少架次？”
“记不清了。几千架次吧。”
刘建军点了点头。高长吉又说：“歼-6这个飞机，不好飞。但你飞好了，它就能打仗。我飞了十年，打掉过侦察机。不是我最能打，是歼-6靠得住。”
刘建军没说话。高长吉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飞机飞好点。”
高长吉走了。刘建军站在机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然后他转过身，往机库走。机库里停着歼-6，明天还要飞。
第四章 歼-7
1966年，沈阳。
歼-7是米格-21的仿制。苏联给了图纸和样机，沈阳飞机制造厂开始试制。发动机、雷达、飞控，一样一样仿。仿制过程中出了很多问题，工艺跟不上，材料不过关，零件装不上。
试飞员葛文墉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架歼-7。机身比歼-6细长，机头进气，三角翼，座舱盖低矮。他绕着飞机走了一圈，走到机头前面停下来，伸手摸了一下进气道边缘。铝皮冰凉，铆钉排列整齐，但有些地方的缝隙比苏联原装的大。
总设计师姓陈，叫陈国栋，从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调来的。他走到葛文墉旁边。“今天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通场、落地。别做多余动作。”
葛文墉点头。“明白。”
“还有，”陈国栋顿了一下，“如果发动机有问题，立即返航。不要勉强。”
“明白。”
葛文墉爬进座舱，检查了一遍仪表。歼-7的座舱比歼-6窄，仪表板比歼-6密。他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加速比歼-6快，爬升率也高。他爬到一万五千米，做了几个基本动作。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陈国栋走过来问：“怎么样？”
“快。比歼-6快一截。”
“好飞吗？”
“好飞。但着陆得注意，速度太快，收油门晚了就冲过头。”
陈国栋点了点头。“下一步飞极限科目。速度、高度、过载，一项一项飞。”
歼-7的试飞用了几年时间。发动机科目、雷达科目、飞控科目，每一项都要飞几十次，直到稳定为止。但问题一个接一个。
有一次飞高空科目，葛文墉爬到一万八千米，发动机突然停车。他立即压坡度，掉头返航。但发动机启动不了，试了三次都没点着。他对着无线电说：“发动机停车。启动失败。准备跳伞。”
地面指挥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再试一次。把油门收到底，重新启动。”
葛文墉把油门收到底，重新启动。发动机响了，点着了。他拉起来，飞回机场。落地之后，陈国栋跑过来问：“怎么回事？”
“高空停车。启动三次才点着。”
陈国栋把问题记下来，回去改设计。改完了再飞，葛文墉又上去试。这回没停车。
还有一次飞低空大表速，葛文墉在低空加速到一千二百公里时速。飞机突然颤振，杆抖得握不住。他立即收油门，减速，颤振消失了。落地之后跟陈国栋说：“低空大表速，机翼抖。”
陈国栋问：“抖得厉害吗？”
“厉害。杆都握不住。”
“那就限制速度。不超过一千一。”
葛文墉想了一下。“苏联人的米格-21有没有这个限制？”
“有。苏联人的手册上也写了，低空大表速限制在一千一。咱们仿制的飞机，气动外形跟他们一样，限制也应该一样。”
“那就写进手册。飞行员飞的时候，不能超过一千一。”
陈国栋把这条写进了飞行手册。从那以后，歼-7的低空大表速限制在一千一，再没出过颤振问题。
还有一次，试飞员反映座舱盖锁不紧，高空漏气。陈国栋带着人查了半天，发现是锁钩的材料太软，受力之后变形。换了材料，重新试飞，不漏了。
葛文墉把这些改进一条一条记在本子上。本子是他飞歼-6时候用的，封面磨破了，里面的纸也发黄了。他在最后一页写：1966年，沈阳，歼-7试制。改进项目：座舱盖锁钩材料、低空大表速限制、发动机高空启动程序。
陈国栋看了他的本子，说：“你记得比我还细。”
“飞的时候出了问题，不记下来，下次还出。”
1968年，歼-7开始装备部队。空三师第一批换装。飞行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回来一堆意见：座舱窄，仪表密，油门沉。有个飞行员飞完歼-7下来，跟大队长说：“这飞机，比歼-6快，但不好飞。着陆的时候速度太快，收油门晚了就冲过头。”
大队长姓刘，叫刘建国，飞过歼-5和歼-6。他看了飞行员一眼。“不好飞也得飞。歼-7是超音速，歼-6是亚音速。超音速打亚音速，有优势。”
“什么优势？”
“速度快，追得上。歼-6追RF-104吃力，歼-7追得上。追上了就能打。”
那段时间，歼-7在东南沿海方向执行战斗值班任务。国民党空军的RF-104、RF-101经常过来，歼-6追着吃力，歼-7好一些。有一次，雷达发现一架RF-104，贴着海面飞。歼-7起飞，按照雷达引导追上去。追到海边上空，咬住敌机，开炮。敌机冒了烟，往下栽了。
落地之后，飞行员报告：击落RF-104一架。刘建国看了战报，说：“歼-7打RF-104，首开纪录。”
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跟刘建国说：“大队长，歼-7追RF-104，追得上。歼-6追不上。”
“追得上就好。追上了就能打。”
1970年，歼-7开始大批量生产。沈阳飞机制造厂一年能造几十架，各师轮着换装。葛文墉被调到试飞团当团长，带着新试飞员飞歼-7的改进型。他带的第一批试飞员里，有个年轻人叫孙福来，从航校毕业分来的，飞过歼教-5。第一次飞歼-7，孙福来落地之后跟葛文墉说：“葛团长，这飞机太快了。起飞的时候跑道一下子就到头了。”
“歼-7是超音速，起飞速度比歼教-5快得多。你得提前拉杆，别等速度到了再拉。”
“提前多少？”
“提前半秒。你感觉速度快到了，就拉杆。等速度到了再拉，就来不及了。”
孙福来点头。第二次飞，他提前拉杆，飞机离地了。落地之后葛文墉说：“这回对了。记住这个感觉。”
“记住了。”
葛文墉又说：“歼-7有个毛病，发动机高空停车。你飞的时候，注意高度和速度。高了容易停车，低了容易撞地。中间那个窗口，得卡准。”
“窗口在哪儿？”
“一万二到一万五之间。在这个高度区间飞，发动机工作最稳定。超过一万五，进气温度太高，容易停车。低于一万二，速度上不去，机动性差。”
孙福来把这几条记在本子上。飞了几个月，他把歼-7的脾气摸透了。有一次飞高空科目，孙福来爬到一万六千米，发动机突然喘振。他按照葛文墉教的办法，慢慢收油门，压坡度，掉头返航。落地之后跟葛文墉说：“葛团长，今天发动机喘了。”
“怎么处理的？”
“慢慢收油门，压坡度，掉头返航。”
“对了。但下次飞之前，先把油门收放一遍，看看发动机反应。反应正常再飞。”
孙福来点头。葛文墉又说：“歼-7这个飞机，飞好了是好飞机。飞不好就是棺材。你得把它的脾气摸透，摸透了才能飞好。”
1975年，歼-7开始装备改进型。改进型换了新发动机，推力更大，油耗更低。葛文墉试飞了改进型，落地之后跟陈国栋说：“新发动机好。推力大，加速快。”
“还有呢？”
“油耗低。同样的油量，航程比老型远了百分之二十。”
陈国栋点了点头。“那就好。航程远了，能飞得更远。”
葛文墉又说：“但有个毛病。新发动机的油门响应比老发动机慢半拍。推油门的时候，得等半秒才有反应。”
“半秒？能接受吗？”
“能接受。但飞行员得知道。不知道的话，推油门推猛了，发动机反应不过来，容易出事。”
陈国栋把这条写进了飞行手册。飞行员飞改进型的时候，先看手册，知道油门有半秒延迟，推油门的时候稳一点。
1978年，葛文墉停飞了。停飞那天，他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机库里停着歼-7，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然后他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走出机库的时候，陈国栋在门口等着。“老葛，走了？”
“走了。”
“你飞了多少年？”
“从歼-5到歼-7，二十来年。”
“飞过几种飞机？”
“歼-5、歼-6、歼-7。三种。”
陈国栋点了点头。葛文墉又说：“歼-7是仿制的。但仿制也得仿好。仿不好，上去就回不来。”
陈国栋没说话。葛文墉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飞机改好点。”
葛文墉走了。陈国栋站在机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80年，孙福来当了试飞团团长。他带的第一批试飞员里，有个年轻人问他：“孙团长，歼-7好飞吗？”
“不好飞。太快，太灵，容易出事。”
“那你怎么飞好的？”
“练。飞了一百多个架次，才摸透它的脾气。”
年轻试飞员点了点头。孙福来又说：“歼-7有个毛病，发动机高空停车。你飞的时候，注意高度和速度。高了容易停车，低了容易撞地。中间那个窗口，得卡准。”
“窗口在哪儿？”
“一万二到一万五之间。在这个高度区间飞，发动机工作最稳定。”
年轻试飞员把这些话记在本子上。孙福来看着他记，想起当年葛文墉教他这些的时候。他等年轻试飞员记完了，拍了拍他的肩膀。“上飞机吧。飞完了再聊。”
年轻试飞员爬进座舱，孙福来站在梯子旁边，看着他把座舱盖关上。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飞歼-7那天，葛文墉站在梯子旁边，跟他说：“这飞机太快了。你得提前拉杆。”现在他把这句话教给学员。
第五章 核试验空投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采用的方式是“地面塔爆”，不是空投。空军没有参与这次投掷。但空军的人在现场，看着蘑菇云升起来。他们知道，下一步该空军上了。
西方一些国家断言，中国要使原子弹武器化，至少需要五年到十年，嘲笑中国有“弹”没有“枪”。从“地爆”到“空爆”，中国只用了不到八个月。
1965年春节刚过，距第一次核试验不到四个月，空军首长亲自来到航空兵某团驻地，正式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把首次空投原子弹的任务交给了该团，并确定了正式机组和预备机组。经层层推选，航空兵独立某团副团长、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信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六人组成机组，执行空投原子弹试验任务。
1965年5月14日，新疆罗布泊。一架图-16停在跑道上，机身下挂着一颗原子弹。机长李源一坐在座舱里，检查了一遍仪表，然后向塔台报告：“准备完毕。”
塔台回复：“起飞。”
李源一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爬升到一万米，向目标空域飞去。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航向正确，高度正确。准备投弹。”
李源一打开弹舱门，瞄准目标，按下投弹按钮。原子弹脱离挂架，往下落。他立即压坡度，转弯，加速脱离。几秒钟后，身后闪过一道白光。飞机颠了一下。他保持航向，继续飞，脱离了危险区域。
9时59分10秒，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新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并能进行空投的国家。
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基地司令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投下去了。”
“投下去了。”
“感觉怎么样？”
李源一想了一下。“颠了一下。别的没觉出来。”
基地司令笑了一下。“颠了一下就对了。没颠就说明没炸。”
那天晚上，李源一在宿舍里写报告。写到一半，机组领航员于福海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地面监测站发来的。目标命中，距靶心四十米。”
李源一接过来看了一眼，放在桌上。“行了。写完了交上去。”
于福海坐下来。“机长，投的时候你紧张不紧张？”
“紧张。按按钮的时候手有点抖。”
“我没看出来。你手挺稳的。”
“稳是练出来的。练了几十遍，闭着眼睛都能按。”
于福海点了点头。李源一又说：“投原子弹不是扔炸弹。扔炸弹扔完就完了，投原子弹投完得跑。跑慢了就回不来。”
“跑多快？”
“投完立即转弯，加速脱离。慢一秒都不行。苏联人教的时候说了，投完不跑，冲击波追上飞机，机毁人亡。”
于福海想了想。“咱们练了多少遍？”
“几十遍。从挂弹、起飞、投弹、脱离，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练。练到每个动作都成了本能，不用想就能做出来。”
“那要是投的时候出了故障呢？”
“出了故障就处理。投不下去就带回来，不能硬投。硬投投歪了，或者投到自己头上，那就不是事故了，是灾难。”
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空军执行空投氢弹试验任务。机长徐克江坐在图-16的座舱里，检查了一遍仪表。
这次任务比投原子弹更危险。氢弹的威力更大，投完之后脱离的时间窗口更短。起飞之前，基地司令跟他说：“投完立即转弯，速度要快，高度不能掉。慢一秒，就回不来。”
徐克江点头。“明白。”
“还有，氢弹的引信比原子弹复杂。投弹之前，确认引信保险解除。投弹之后，确认引信保险接通。两道程序，一步不能少。”
“明白。”
飞机起飞，爬到一万米。投弹。氢弹脱离挂架，往下落。徐克江立即压坡度，转弯，加速脱离。几秒钟后，身后闪过一道白光，然后是冲击波，飞机颠了一下。他保持航向，继续飞。
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基地司令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投下去了。”
“投下去了。”
“感觉怎么样？”
徐克江想了一下。“颠了一下。比原子弹颠得厉害。”
基地司令笑了一下。“氢弹嘛。颠得厉害就对了。”
那天晚上，徐克江在宿舍里写报告。写到一半，机组成员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地面监测站发来的。爆炸当量三百万吨。目标命中。”
徐克江接过来看了一眼，放在桌上。“行了。写完了交上去。”
机组成员坐下来。“机长，投氢弹的时候你紧张不紧张？”
“紧张。按按钮的时候手有点抖。”
“我没看出来。”
“抖也不能让你看出来。你是机组的人，你看见我抖，你也抖。都抖了，谁飞？”
机组成员点了点头。徐克江又说：“投氢弹跟投原子弹不一样。氢弹威力大，投完得跑得更快。慢一秒都不行。”
“那要是跑慢了？”
“跑慢了就回不来了。冲击波追上飞机，飞机散架，人也没了。所以投完第一件事就是转弯，加速，脱离。别的什么都别想。”
1970年，李源一停飞了。停飞那天，他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机库里停着图-16，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然后他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走出机库的时候，徐克江在门口等着。“李机长，走了？”
“走了。”
“你投了几次核弹？”
“一次空投原子弹。1965年5月14日。”
“我投了一次氢弹。”
李源一点了点头。“投核弹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投完了得跑，跑慢了就回不来。你跑得快，回来了。”
徐克江没说话。李源一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飞机修好点。”
李源一走了。徐克江站在机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第六章 采样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新疆罗布泊。
于富兰坐在伊尔-12的座舱里，发动机已经试车完毕，螺旋桨在怠速下慢慢转着。她是空13师的飞行员，飞伊尔-12已经好几年了。今天这趟任务，起飞之前没人告诉她具体要干什么，只说“飞到一个指定空域，按指令操作”。
塔台传来指令：“起飞。”
她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爬升到六千米，向西南方向飞。耳机里很安静，只有地面指挥偶尔通报方位和高度。
飞了大约二十分钟，地面指挥的声音突然变了：“注意，前方有情况。保持高度，准备执行采样任务。”
于富兰往前看了一眼。远处天边出现了一团巨大的云，形状像个蘑菇，顶部往四周铺开，底部连着地面。颜色说不清楚，灰的、黄的、暗红的搅在一起。
“那是……”副驾驶的声音有点紧。
“蘑菇云。”于富兰说，“原子弹爆炸了。”
地面指挥的声音又响起来：“进入云层边缘，采集样本。注意高度，不要进入核心区域。”
于富兰推杆，飞机向蘑菇云边缘飞去。越飞越近，机舱里的温度开始升高，仪表板上的辐射监测仪指针往右偏。副驾驶看了一眼指针，没说话，但手在膝盖上蹭了一下。
“打开采样器。”于富兰说。
机械师打开机腹下面的采样器，几个金属管伸出去，管口对着前方。飞机穿过蘑菇云边缘的烟柱，机身颠了一下，又颠了一下。于富兰把杆带住，保持航向。
“采集完毕。”机械师报告。
“关闭采样器。返航。”
于富兰压坡度，掉头往北飞。蘑菇云在身后越来越远，最后变成天边一个模糊的灰点。机舱里的辐射监测仪指针慢慢回落。
落地之后，地勤穿着防护服跑过来，把采样器从机腹下面拆下来，装进铅罐，运走了。于富兰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递给她一杯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
“飞得怎么样？”地勤问。
“颠了两下。别的没觉出来。”
后来于富兰才知道，她采集的样本被送到北京，用于分析核爆的当量和成分。那朵蘑菇云里有什么，她不知道。但样本送上去之后，数据出来了。
消息传到空13师，师长把于富兰叫去。“你那天飞蘑菇云的时候，怕不怕？”
于富兰想了一下。“怕。但怕也得飞。采样采不回来，数据就没有。”
师长点了点头。“你是女飞行员里第一个飞蘑菇云的。”
于富兰说：“飞蘑菇云不分男女。任务来了就飞。”
1964年10月，大西北。
飞机落地的时候，跑道上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张连芳从伊尔-12的座舱里爬出来，脚踩在戈壁滩的碎石上，鞋底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她拍了拍飞行服上的灰，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就被一个人拽住了胳膊。
“张连芳同志，这边。”
拽她的是个摄影师，脖子上挂着一台相机，手里攥着快门线。他把她拉到跑道边上的一块空地上，让她站好。
“来，笑一个。”
张连芳愣了一下。“为啥？”
摄影师没马上回答。他把相机举起来，对着取景框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相机放下了。
“这是遗照。”
风从戈壁滩上刮过来，把张连芳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伸手把头发拨开，看了摄影师一眼。摄影师的表情很平静，不是开玩笑的样子。她明白了。
“那把我拍得漂亮点。”她笑了一下。
摄影师把相机举起来，对着取景框看了一会儿。快门响了一声。然后他又看了一会儿，又响了一声。
“好了。”摄影师把相机放下，声音有点哑。
张连芳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担心。我不会这么容易倒下的。”
那天晚上，张连芳在宿舍里整理飞行装备。她把飞行帽、手套、伞包一样一样摆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看了一眼。照片上她笑着，背景是戈壁滩和远处的跑道。她把照片夹进笔记本里，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任务 briefing。上级领导站在地图前面，指着罗布泊上空的一个点。“原子弹爆炸之后，蘑菇云会在这个区域形成。你们的任务是穿越蘑菇云边缘，采集放射性微粒样本。样本送回来，数据才能出来。”
他顿了一下，又说：“任务有辐射风险。你们可能会受到污染，严重的会危及生命。谁有顾虑，现在可以提。”
没有人说话。
“好。”领导把地图卷起来，“准备出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
张连芳坐在伊尔-12的座舱里，发动机已经试车完毕。耳机里传来塔台的指令：“起飞。”
她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爬升到六千米，向西南方向飞。副驾驶坐在旁边，机械师在后舱检查采样器。机舱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和偶尔传来的地面通报。
飞了大约二十分钟，地面指挥的声音突然变了：“注意，前方有情况。保持高度，准备执行采样任务。”
张连芳往前看了一眼。远处天边出现了一团巨大的云，形状像个蘑菇，顶部往四周铺开，底部连着地面。颜色说不清楚，灰的、黄的、暗红的搅在一起。
“蘑菇云。”副驾驶说了一句。
“准备采样。”张连芳推杆，飞机向蘑菇云边缘飞去。越飞越近，机舱里的温度开始升高，仪表板上的辐射监测仪指针往右偏。副驾驶看了一眼指针，没说话，但手在膝盖上蹭了一下。
“打开采样器。”张连芳说。
机械师打开机腹下面的采样器，金属管伸出去，管口对着前方。飞机穿过蘑菇云边缘的烟柱，机身颠了一下，又颠了一下。张连芳把杆带住，保持航向。
“采集完毕。”机械师报告。
张连芳没有马上返航。她压坡度，掉头，又飞了回去。
“再穿一次。”她说。
副驾驶愣了一下。“连芳，已经采完了。”
“再采一次。确保样本量够。”张连芳把杆带住，飞机再次穿过蘑菇云边缘。机身又颠了两下，辐射监测仪指针跳了一下。
“采集完毕。”机械师报告。
“返航。”
张连芳压坡度，掉头往北飞。蘑菇云在身后越来越远，最后变成天边一个模糊的灰点。机舱里的辐射监测仪指针慢慢回落。
落地之后，地勤穿着防护服跑过来，把采样器拆下来，装进铅罐，运走了。张连芳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递给她一杯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
“飞得怎么样？”地勤问。
“颠了两下。别的没觉出来。”
那之后几天，张连芳开始掉头发。先是一把一把地掉，后来用手一捋就下来一撮。她站在宿舍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头发越来越稀，没说话。最后她把帽子戴上，把帽檐往下压了压，出门了。
有人问她：“连芳，你头发怎么了？”
“没事。过两天就长回来了。”
过了几天，头发掉光了。她把帽子摘下来，摸了摸光头，笑了一下。“省得梳头了。”
1965年，张连芳再次奉命去西北，执行空投原子弹试验任务。走之前，家里人打电话来。“连芳，你已经受了那么多苦，这次能不能不去？”
张连芳在电话这头说：“只要有西北的任务，准有我张连芳。”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你注意身体。”
“放心。我会平安回来的。”
1990年，张连芳退休。她住在武汉，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有人来采访她，问起当年的事，她说：“高高兴兴也活一天，愁眉苦脸也活一天。到任何时候我都高高兴兴。”
2024年，她把珍藏多年的战备包、空军服等物品捐给了湖北革命军事馆。捐赠那天，她抚摸着战备包，对馆长说：“一定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更多人重温、铭记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动力。”
馆长接过战备包，说：“张连芳同志，您的这些珍贵物品，是我们国家的财富，我们会好好保存的。”
张连芳笑了一下。“希望它们能激励更多年轻人为祖国的事业奋斗。”
那天晚上，张连芳在家里翻相册。翻到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年轻时的她，站在伊尔-12前面，穿着飞行服，头发还在。她把相册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窗外有飞机的声音，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她听了一会儿，把灯关了。
于富兰后来也退休了。有人问她：“你飞了一辈子，最难忘的是哪一次？”
她想了一下。“飞蘑菇云那次。不是因为是任务危险，是因为飞完了才知道，那朵云里有什么。”
“后来呢？”
“后来数据出来了。原子弹的当量、成分，都算清楚了。咱们国家有了核武器。”
“再后来呢？”
于富兰笑了一下。“再后来，我就退休了。但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蘑菇云在天边升起来，灰的、黄的、暗红的搅在一起。”
第七章 试飞员
1969年7月5日，陕西阎良。
一架歼-8原型机停在跑道上，机身修长，双发，机头进气。试飞员尹玉焕坐进座舱，检查了一遍仪表。这是歼-8的首飞。顾诵芬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地勤把座舱盖关上。
“今天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通场、落地。别做多余动作。”顾诵芬说。
尹玉焕点头。“明白。”
“还有，如果发动机有问题，立即返航。不要勉强。”
“明白。”
尹玉焕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歼-8的加速比歼-7快，爬升率也高。他爬到一万米，做了几个基本动作。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顾诵芬走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比歼-7稳。”
歼-8首飞成功了。尹玉焕是首飞试飞员。
王昂是后来参与歼-8定型试飞的试飞员。他飞过歼-5、歼-6、歼-7，歼-8是第四种。每次改装新飞机，他都要先看手册，再看图纸，然后坐进座舱，把每一个开关、每一个手柄的位置记熟。飞的时候，他盯着仪表，听着发动机的声音，感觉杆上的力反馈。任何一点异常，都要记下来，落地之后报告给设计团队。
有一次飞歼-8，爬到一万两千米，发动机突然喘振。机身剧烈抖动，座舱里警报响成一片。王昂立即收油门，压坡度，掉头返航。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顾诵芬跑过来问：“怎么回事？”
“发动机喘振。高空进气不稳。”
“喘得厉害吗？”
“厉害。机身抖得仪表都看不清。”
顾诵芬把问题记下来，回去改设计。改完了再飞，王昂又上去试。这回没喘振。
“改了什么地方？”王昂问。
“进气道调节锥的角度。原来的角度在高空的时候进气不稳，调了两度。”
“两度就管用？”
“两度就管用。进气道对角度很敏感，差一点都不行。”
1970年，歼-8开始定型试飞。试飞科目包括高空高速、低空大表速、发动机空中启动、极限过载。每一项都有风险，每一项都得飞。
王昂飞低空大表速那天，天气不好，云底高六百米。他起飞之后降到六百米，加速到一千一百公里时速。飞机在低空高速飞行时，机翼会颤振。颤振严重了，机翼会折断。他飞了一圈，感觉杆上有轻微抖动，记下来，落地之后报告。
顾诵芬问：“抖得厉害吗？”
“不厉害。但能感觉到。”
“什么速度开始抖的？”
“一千零五十左右。”
“那就限制速度。不超过一千一。”
王昂想了一下。“一千一安全吗？”
“一千一有安全余量。抖是抖，但不至于折断。超过一千一就不好说了。”
“那要是打仗的时候需要飞一千一以上呢？”
顾诵芬沉默了一下。“那就得改机翼。但改机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现在只能先限制速度，保证安全。”
王昂没再问。他把这条限制记在手册上，每次飞低空科目之前都看一眼。
还有一次飞高空高速，王昂爬到一万八千米，加速到两倍音速。飞机突然出现方向偏移，杆往左压才能保持航向。他记下来，落地之后报告。
“方向偏移。”王昂说，“速度超过两倍音速之后，飞机往右偏。得压左杆才能保持航向。”
顾诵芬把数据看了一遍。“可能是垂尾的问题。高速气流下，垂尾的效率下降，方向稳定性不够。”
“那怎么办？”
“加大垂尾面积。或者加个腹鳍。”
“加腹鳍得改结构，周期太长。加大垂尾面积快一点。”
顾诵芬点了点头。“先加大垂尾。试了再说。”
垂尾加大了之后，王昂再飞两倍音速，方向偏移消失了。
发动机空中启动是最危险的科目之一。试飞员把发动机故意关掉，然后在空中重新启动。启动失败，发动机点不着，飞机就成了滑翔机，只能迫降或者跳伞。
王昂飞这个科目那天，爬到八千米，把左发动机油门收到停车位置。发动机转速下降，声音消失了。他盯着仪表，等了几秒，然后把油门推到启动位置。
发动机咳嗽了两声，着了。转速上升，声音恢复。
“左发动机启动成功。”王昂报告。
“右发动机也试一下。”地面指挥说。
王昂把右发动机也关掉，重新启动。这回发动机咳嗽了三声才着。他记下来，落地之后报告。
“右发动机启动比左发动机慢。”
“慢多少？”
“大概两秒。”
顾诵芬把数据看了一遍。“两秒在可接受范围内。但得查一下为什么右发慢。”
查了几天，发现是右发动机的启动供油量比左发动机少了一点。调了供油量，重新试飞。这回右发动机启动跟左发动机一样快了。
1971年，歼-8完成定型试飞。王昂飞了最后一个架次，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顾诵芬走过来，握了握他的手。“飞完了。”
“飞完了。”
“你飞了多少个架次？”
“记不清了。几百个吧。”
顾诵芬点了点头。“歼-8定型了。以后装备部队，靠你们试飞员飞出来的数据。”
王昂没说话。他走到飞机旁边，伸手摸了摸机头。铝皮冰凉，铆钉排列整齐。他摸了一会儿，转过身。“下一步干什么？”
“下一步改进。歼-8还有好多问题没解决。发动机推力不够，雷达性能不稳定，座舱人机界面不好。一步一步改。”
“改完了再飞？”
“改完了再飞。试飞员的工作没有完的时候。一种飞机定型了，还有改进型。改进型定型了，还有下一代。”
王昂笑了一下。“那就是一直飞。”
“一直飞。飞到飞不动为止。”
那段时间，试飞团还承担了其他机型的试飞任务。歼-7改进型、运-8、直-5，每一种新飞机，都要试飞员先飞。王昂带了一批年轻试飞员，教他们怎么飞新飞机，怎么记数据，怎么处理空中险情。
有个年轻试飞员问他：“王团长，飞新飞机，怕不怕？”
王昂说：“怕。但怕也得飞。你不飞，数据出不来。数据出不来，飞机就定型不了。定型不了，部队就装备不上。”
“那要是摔了呢？”
“摔了就摔了。试飞员这个活，摔的概率比飞行员高。但你不飞，别人就得飞。别人飞，也可能摔。总得有人先飞。”
年轻试飞员没说话。王昂又说：“你记住一件事：飞新飞机，第一要信仪表，第二要信自己的判断。仪表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你觉得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别犹豫。犹豫一秒，就可能回不来。”
1974年，王昂飞运-8。运输机跟战斗机不一样，飞得慢，但操纵起来更沉。他飞了一个起落，落地之后跟设计团队说：“操纵系统有点重。长途飞行，飞行员会累。”
设计团队把意见记下来，回去改。改完了再飞，王昂说：“行了。轻了。”
“轻了多少？”
“大概轻了三分之一。长途飞行没问题了。”
1980年，王昂调任试飞团团长。离开试飞一线那天，他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一架歼-8原型机停在停机坪上，蒙着布。他走过去，伸手把帆布掀开一角，看了一眼机头。然后他把帆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试飞员这个行当，外面的人知道的不多。报纸上写飞机定型了，装备部队了，很少提试飞员的名字。但每一种新飞机后面，都有一批人，飞过别人没飞过的科目，冒过别人没冒过的风险。
王昂后来回忆，他飞歼-8的时候，有一次发动机空中停车，他启动了三回才点着。落地之后，地勤问：“发动机停车了？”
“停了。启动了三回。”
“怕不怕？”
“怕。但怕也得启动。不启动就掉下去了。”
地勤点了点头。王昂又说：“试飞员跟飞行员不一样。飞行员飞的是定型了的飞机，试飞员飞的是没定型的。没定型的飞机，什么毛病都可能出。出了毛病，你得能处理。处理不了，就回不来了。”
1985年，王昂退休。退休那天，他在试飞团的机库里站了一会儿。机库里停着一架歼-8，是当年他飞过的那架原型机，已经退役了，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然后他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走出机库的时候，阳光很亮。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天。天上有一架飞机正在飞，声音从远处传过来，不大，但听得清楚。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宿舍走。
第八章 弹射救生
1958年，辽宁某机场。
一架歼-5停在跑道上，座舱盖打开着，飞行员还没上来。地勤班长姓刘，叫刘长福，带着几个兵围着飞机做检查。新兵小陈蹲在座舱旁边，看着弹射座椅。
“班长，这椅子底下装的什么？”
“弹射弹。飞行员一拉手柄，弹射弹点火，把座椅和人一起弹出去。”
“弹出去之后呢？”
“座椅自动开伞。人挂在伞上，慢慢落下来。”
小陈伸手想摸弹射座椅，刘长福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别动。这玩意儿弹出来，能把人顶到天上去。”
小陈把手缩回来。“这么厉害？”
“厉害。弹不好就出事。”刘长福蹲下来，指着座椅侧面一个标签，“这上面写着检查日期。每次飞之前，都得看一遍。过期了就得换弹射弹，不然弹不出去。”
小陈点头。刘长福又说：“咱们机务的活，不是光加油装弹。弹射座椅也是咱们管。飞行员把命交给你，你得对得起这条命。”
“班长，你见过弹射吗？”
“见过一次。去年，一架歼-5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跳伞。弹射座椅工作正常，飞行员弹出去，伞开了，落在庄稼地里。我去收的座椅。”
“座椅还能用吗？”
“不能用了。弹射过的座椅，火箭包烧完了，结构也得检查。送回厂里检修，修好了才能再装飞机。”
1960年，辽宁某机场。一架歼-5在训练中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跳伞。弹射座椅工作正常，飞行员弹出去，伞开了，落在庄稼地里。附近的老乡看见天上掉下来个人，跑过去看。飞行员坐在地上，正在收伞。老乡问：“同志，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腿磕了一下。”
老乡帮他收伞，收完了问：“这伞能带走吗？”
“能。拿回去当纪念品。”
飞行员一瘸一拐地走回机场，地勤跑过来接他。刘长福问：“弹射的时候什么感觉？”
“后背被重重推了一下，然后就出去了。伞开得挺快，落地也没多重。”
“座椅有问题没有？”
“没有。弹得挺利索。”
刘长福点了点头。飞行员走了之后，他带着小陈去检查那架飞机。座舱里空了，弹射座椅已经弹出去了，座舱地板上只剩一个空架子。小陈看了一眼。“班长，这飞机还能飞吗？”
“不能飞了。弹射过的飞机，座舱结构得大修。修好了才能再装座椅，再飞。”
“那修不好呢？”
“修不好就报废。飞机可以再造，人没了就没了。”
小陈没说话。刘长福又说：“你去把座椅收回来。收的时候小心点，火箭包虽然烧完了，但里面可能有残余火药。别磕碰。”
小陈带着人把座椅抬回来，放在机库角落里。刘长福把座椅拆开，检查了一遍。火箭包烧完了，座椅结构完好，伞也正常开过。他把检查结果写在报告里，最后一行写：弹射座椅工作正常。飞行员安全救回。
1965年，辽宁某机场。歼-6开始装备部队。歼-6的弹射座椅比歼-5先进，弹射方式从“弹射弹”改成了“火箭弹射”。飞行员拉手柄之后，火箭助推，座椅把人推到足够高度，再开伞。
刘长福带着小陈改装歼-6的弹射座椅。苏联专家来讲了几天课，讲完了，专家走了。刘长福带着人自己练。练拆、练装、练检查。座椅上的每一个零件，每一个保险销，每一个连接点，都得摸熟。
有一次，小陈装座椅的时候少插了一个保险销。刘长福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把小陈叫过来。“你看这儿。保险销没插。”
小陈看了一眼。“忘了。”
“忘了？这要是飞的时候座椅意外弹射，飞行员就没了。”
小陈脸涨得通红。刘长福把保险销插上，拍了拍座椅。“装完了之后，自己先查一遍。查完了，再叫我查。两道关，少一道都不行。”
“记住了。”
“还有，火箭弹射座椅比弹射弹座椅复杂。火箭包有保质期，过期了就得换。换的时候注意型号，别装错了。装错了弹不出去，或者弹得太高，都出事。”
小陈把这几条记在本子上，每次装座椅之前都拿出来看一眼。
1970年，辽宁某机场。歼-6在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弹射。火箭弹射座椅工作正常，飞行员被弹到足够高度，伞开了。落地之后，飞行员被送到医院检查，除了几处擦伤，没有大问题。
刘长福带着小陈去现场收座椅。座椅落在农田里，火箭包已经烧完了，伞挂在树上。小陈把座椅抬上车，问刘长福：“班长，这座椅还能用吗？”
“不能用了。火箭包烧完了，座椅结构也得检查。送回厂里检修，修好了才能再装飞机。”
“那得多久？”
“几个月吧。”
小陈把座椅搬上车，拍了拍手上的灰。“班长，你说弹射座椅这东西，一辈子用不上最好。”
“用不上最好。但用的时候必须管用。”
“怎么保证管用？”
“检查。每次飞之前检查一遍，飞之后检查一遍。过期了换，坏了修。不能凑合。”
1975年，辽宁某机场。小陈已经当了机务中队长。刘长福退休了，退休之前跟小陈说了一句话：“弹射座椅的事，你盯着。别出事。”
小陈点头。“放心。”
那年冬天，一架歼-6在夜航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弹射。火箭弹射座椅工作正常，飞行员落在海面上。救生筏自动充气，飞行员爬上去，打了信号弹。直升机从机场起飞，半小时后把人捞上来。
飞行员落地之后，小陈跑过去问：“座椅有问题没有？”
“没有。弹得挺好。”
“海上冷吧？”
“冷。但救生筏挡风，直升机来得也快。”
小陈点了点头。飞行员走了之后，他带着人去收座椅。座椅落在海面上，漂了一会儿，被渔民捞上来了。小陈把座椅拉回机场，拆开检查。火箭包烧完了，座椅结构完好，伞也正常开过。
他把检查结果写在报告里，最后一行写：弹射座椅工作正常。飞行员安全救回。
写完了，他把报告放在桌上。窗外有飞机的声音，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他站起来，往机库走。机库里停着歼-6，明天还要飞。
走到机库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跑道。跑道灯亮着，在黑暗中拉出两条光带。他想起刘长福退休那天说的话：弹射座椅的事，你盯着。别出事。他转过身，走进机库。机库里停着歼-6，座舱盖打开着，弹射座椅露在外面。他走过去，蹲下来，检查了一遍保险销。保险销插着，标签没过期。他站起来，拍了拍座椅。“明天飞的时候，别用上。”他对着座椅说。
第九章 航空侦察
1958年，福建。
空军某师侦察科，科长姓韩，叫韩德明。侦察科管航空照相、照片判读、情报整理。那时候侦察手段不多，主要靠飞行员目视和航空照相。
韩德明以前是飞行员，飞过歼-5，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停飞了，转到侦察科。停飞那天，大队长跟他说：“飞不了，就搞侦察。侦察也是战斗岗位。”
侦察科只有几个人，几台照相机，一间暗室。韩德明带着人把照相机装在歼-5的机腹下面，飞行员飞到目标区域，按快门，回来冲洗。
第一次执行侦察任务，飞行员返航之后把胶卷交给韩德明。韩德明拿到暗室里冲洗。冲洗是个细致活，显影液温度、浓度、时间，都得控制好。冲坏了几卷之后，他摸出了门道。
照片洗出来，摊在桌子上一张一张看。看跑道长度、机库数量、飞机型号、高炮阵地。看完之后写成情报报告，报给上级。
新来的判读员姓陈，叫陈小梅，从航校领航专业调来的，没学过照片判读。第一天上班，韩德明拿了一张照片给她。“你看这张照片。跑道边上那排房子，你数数有几间？”
陈小梅数了一遍。“十二间。”
“对了。下次再拍，拍完再数。数多了就熟了，不用数就知道大概多少间。”
“那飞机型号怎么认？”
“看机翼。后掠翼的是喷气式，平直翼的是螺旋桨。再看机头。机头进气的是歼-5、歼-6，机头尖的是F-86。”
陈小梅点头。韩德明又说：“判读不能猜。看见什么写什么，没看清就写没看清。猜错了，情报就错了。情报错了，上面决策就错了。”
“那要是看不清呢？”
“看不清就标出来，写‘模糊’或者‘待确认’。别瞎猜。瞎猜比看不清还坏。”
1960年，侦察科换装新型照相机。新型照相机焦距长，拍得远，照片清楚。韩德明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练估高。照片上没有比例尺，得靠地面参照物估高度。
陈小梅估了几次，误差很大。韩德明说：“你得找参照物。跑道宽度是固定的，用跑道宽度做比例尺，估飞机长度。”
“跑道宽度是多少？”
“咱们的跑道宽度是五十米。你拿这个当尺子，量照片上的跑道宽度，再量飞机长度，一比就能估出来。”
陈小梅试了试，误差小了一些。练了几个月，误差缩小到百分之十以内。
有一次，飞行员执行侦察任务，拍回了几十张照片。陈小梅一张一张看，看到其中一张，停了下来。“科长，你看这张。跑道边上多了几个东西。”
韩德明凑过来看了一眼。“什么东西？”
“像高炮。你看这儿，四个架子，上面有管子。”
韩德明放大照片，仔细看了一会儿。“是高炮。新部署的。记下来，报上去。”
情报报上去之后，上级调整了作战方案，避开了高炮阵地。
1965年，侦察科开始搞红外侦察。红外照相机能在夜间拍照，拍出来的是热成像。韩德明带着人学红外判读。红外照片跟普通照片不一样，亮的地方是热的，暗的地方是冷的。
陈小梅看了一张红外照片，不知道是什么。韩德明说：“你看这个亮的区域，形状像什么？”
“像飞机。”
“对了。飞机发动机是热的，红外照片上就亮。你再看旁边，那个暗的区域是什么？”
“不知道。”
“那是机库。机库没加热，红外照片上就暗。”
陈小梅点了点头。韩德明又说：“红外侦察的好处是夜间也能拍，不受光线限制。坏处是分辨率低，细节看不清。得跟普通照片配合着看。”
“怎么配合？”
“白天拍普通照片，看清细节。晚上拍红外照片，看有没有活动。两张照片对照着看，就能判断目标有没有变化。”
有一次夜间侦察，红外照片上显示机场上多了几个热源。陈小梅对照白天的普通照片，发现热源的位置是空的，没有飞机。她判断：夜间有飞机临时进驻。
情报报上去之后，上级核实，确实有敌机夜间转场。因为情报及时，第二天早上的行动避开了这个机场。
1970年，韩德明调任空军侦察处处长。离开侦察科那天，他在暗室里站了一会儿。暗室还是那个暗室，红灯、显影盘、放大机。陈小梅走过来。
“科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科到现在，十几年。”
“洗了多少胶卷？”
“记不清了。几千卷吧。”
陈小梅点了点头。韩德明又说：“侦察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侦察干好了，看不见。情报准了，仗打赢了，没人记得侦察科。情报错了，仗打输了，所有人都知道侦察科出了问题。”
陈小梅没说话。韩德明拍了拍她的肩膀。“走了。照片看准点。”
韩德明走了。陈小梅站在暗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然后她转过身，回到暗室，打开红灯，开始冲洗新到的胶卷。冲洗完了，她把照片摊在桌子上一张一张看。看到第三张，她停下来。照片上是一个机场，跑道边上停着几架飞机。她拿放大镜看了一会儿，在照片背面写：跑道两条，机库三座，飞机六架，型号待确认。
第十章 无人机早期
1966年，北京。
空军组建无人机大队。那时候无人机还是新鲜东西，从苏联引进的拉-17靶机，改一改，装上照相机，当侦察机用。
大队长姓赵，叫赵德柱，原来是飞歼-5的，后来改装无人机。他站在机库里，看着那架拉-17，机身不大，机翼平直，机头装了个照相机。
新来的操作员姓孙，叫孙福来，从雷达连调来的，以前没见过无人机。他绕着拉-17走了一圈，走到机头前面蹲下来，看着那个照相机。“大队长，这照相机怎么工作？”
“飞到目标上空，自动拍照。拍完了返航，把胶卷拆下来冲洗。”
“怎么知道飞到目标上空了？”
“看屏幕。屏幕上显示航向、高度、速度。你按预定航线飞，飞到目标点，按拍照按钮。”
孙福来站起来，看了一眼机库外面的地面站。地面站是一辆卡车，车厢里装着操作台，台上有屏幕、操纵杆、按钮。他走过去，坐在操作台前面，看着屏幕上的数据。“这跟飞真飞机不一样。真飞机能看见外面，这个只能看屏幕。”
赵德柱站在旁边。“看不见外面，就得信屏幕。屏幕上的数据准，你飞得就准。屏幕上的数据错了，你飞得就错。”
“数据怎么会错？”
“通信链路断了，数据就断了。数据断了，屏幕就黑了。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孙福来点了点头。赵德柱又说：“通信链路断了，无人机会自动返航。这是预设程序。但预设程序也有失灵的时候。失灵了就真丢了。”
“丢了怎么办？”
“找。派人去找。找到了拉回来，找不到就算了。”
孙福来愣了一下。“算了？一架无人机不少钱呢。”
“钱是不少。但人没事。无人机丢了，操作员还在，下次接着飞。有人机摔了，飞行员就没了。”
孙福来没说话。赵德柱拍了拍他的肩膀。“上操作台，先练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返航。练熟了再飞侦察科目。”
那段时间，孙福来天天坐在操作台前面练。地面站的卡车停在跑道边上，他推杆，拉杆，按按钮，屏幕上的数据跟着变。练了一个月，基本科目熟了。
第一次实飞那天，赵德柱站在他后面。“今天飞简单科目。起飞、爬升、飞到一号空域、盘旋一圈、返航。别飞远。”
孙福来点头。拉-17从跑道上起飞，孙福来在操作台前面推杆，屏幕上的高度数字往上走。飞到一千米，他压坡度，飞机转弯。飞到一号空域，他盘旋了一圈，然后按返航按钮。拉-17掉头往回飞，落地，滑到停机坪上。
赵德柱说：“飞得稳。下一步飞侦察科目。”
侦察科目不一样。得飞到目标上空，按拍照按钮，拍完了再返航。目标区域在山区，地形复杂，通信链路容易受干扰。
第一次飞侦察科目那天，孙福来坐在操作台前面，盯着屏幕。拉-17飞到目标区域，屏幕上出现山区的轮廓。他按拍照按钮，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了几张，他按返航按钮。拉-17掉头往回飞。飞到一半，屏幕上突然黑了。通信链路断了。
孙福来盯着黑屏幕，手放在操纵杆上，没动。赵德柱在旁边说：“等。信号可能一会儿回来。”
等了几分钟，屏幕亮了。数据恢复了。拉-17还在飞，按照预设程序自动返航。孙福来松了一口气。“差点丢了。”
赵德柱说：“通信断了，无人机会自动返航。今天没丢，是预设程序管用了。”
“预设程序要是失灵了呢？”
“失灵了就真丢了。所以每次飞之前，预设程序得检查一遍。你检查了没有？”
孙福来想了一下。“检查了。”
“检查了几遍？”
“一遍。”
“下次检查两遍。预设程序是最后一道保险。保险不能出问题。”
孙福来点头。从那以后，每次飞之前，他检查两遍预设程序。
1968年，无人机大队执行第一次实战侦察任务。目标是东南沿海某岛屿上的敌军阵地。拉-17从跑道上起飞，孙福来坐在操作台前面，按照预定航线飞向目标。屏幕上显示着高度、速度、航向，一切正常。飞到目标区域，孙福来按拍照按钮。照相机咔嚓咔嚓拍了一串。拍完了，他按返航按钮。拉-17掉头往回飞。落地之后，地勤把照相机拆下来，胶卷送到冲洗室。孙福来跟着去了冲洗室，等照片洗出来。照片一张一张挂在绳子上晾干，他一张一张看。看到第三张，他停下来。照片上是一个岛屿，岛上有房屋、有阵地、有几门高炮。他把照片取下来，拿去给赵德柱看。“大队长，你看这个。岛上有高炮。”
赵德柱看了一眼。“几门？”
“我数了，四门。”
“位置在哪儿？”
“岛的东南角。靠近码头。”
赵德柱把照片放在桌上，用放大镜看了一会儿。“报上去。告诉情报处，这个岛上有四门高炮，位置在东南角。”
情报报上去之后，上级调整了行动计划。孙福来后来听说，因为情报准确，行动避开了高炮阵地，没有损失。他坐在操作台前面，看着屏幕上的数据，心想：无人机虽然看不见外面，但拍回来的照片能看见。看见了，就能打准。
1970年，无人机大队换装国产无人机。国产无人机比拉-17大，飞得远，照相机也先进。赵德柱第一批改装，飞了之后跟操作员们说：“国产的好。飞得远，拍得清。”
孙福来飞了一个架次，落地之后说：“大队长，国产的确实好。屏幕上清楚多了。”
“清楚就好。清楚了才能看清目标。”
有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无人机飞到目标区域，拍了几十张照片。返航之后，情报人员看了照片，发现了一个新目标。赵德柱问：“拍清楚了？”
“清楚了。能看清跑道和机库。”
“那就行。”
孙福来在旁边听着，问了一句：“大队长，咱们拍的这些照片，能打仗用吗？”
赵德柱看了他一眼。“能。情报人员看了照片，就知道敌人在哪儿、有什么装备、怎么部署的。打仗之前先侦察，侦察清楚了再打，胜算大。”
孙福来点了点头。赵德柱又说：“无人机侦察的好处是，不用人上去。被打下来就打了，人没事。但有个坏处：通信断了就失控。你得盯着通信链路，信号弱了就赶紧返航。”
“信号弱了怎么办？”
“信号弱了先检查天线方向。天线偏了，信号就弱。天线没问题，信号还弱，就返航。别硬飞。飞远了信号断了，飞机就丢了。”
1975年，赵德柱停飞了。停飞那天，他在机库里站了一会儿。机库里停着无人机，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孙福来走过来。
“赵大队长，走了？”
“走了。”
“你飞了多少年无人机？”
“从拉-17到国产无人机，十来年。”
“飞了多少架次？”
“记不清了。几百架次吧。”
孙福来点了点头。赵德柱又说：“无人机这个活，跟有人机不一样。有人机靠飞行员，无人机靠操作员。操作员看不见飞机，只能看屏幕。屏幕上的数据错了，飞机就飞错了。所以操作员得细心，数据得看准。”
孙福来没说话。赵德柱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飞机飞好点。”
赵德柱走了。孙福来站在机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然后他转过身，往机库走。机库里停着无人机，明天还要飞。他走到操作台前面，坐下来，打开预设程序检查清单。一项一项检查，检查了两遍。确认没问题之后，他站起来，把清单放在桌上。明天飞侦察科目。目标区域在山区，通信链路容易受干扰。他得盯紧屏幕，信号弱了就赶紧返航。
第十一章 女飞行员
1951年，北京。
空军从华东军政大学、东北航校选调了一批女学员，送到航校学飞行。名单上五十五个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和学校。有人当过卫生员，有人搞过宣传，有人在地方上读完中学就参了军。年龄最小的十八岁，最大的二十三岁。
伍竹迪是其中一个。她从华东军政大学被选来，之前没摸过飞机。报到那天，她站在航校门口，看着停机坪上那排教练机，问带队的干事：“我们真能飞？”
干事姓周，叫周志远，飞过P-51，后来调到航校当教员。他看了伍竹迪一眼。“能飞。好好学就能飞。”
“女的和男的一样飞？”
“一样飞。男学员练什么，女学员练什么。一样的标准，一样的考核。”
伍竹迪点了点头。周志远又说：“但有一条，你们得比男学员多练。男学员体力好，你们体力差一些。体力差就得练体力。早上跑操，下午练器械，晚上练臂力。练到跟男学员一样为止。”
伍竹迪没说话。周志远看了她一眼。“怕了？”
“不怕。练就练。”
航校的条件比老航校好了一些，但训练强度一点不低。理论课、座舱实习、带飞、单飞，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过。男学员练什么，女学员练什么，一样的标准，一样的要求。
教员对伍竹迪说：“你飞的时候胆子小，杆握得太紧。放松一点，飞机不会咬你。”
伍竹迪点头。下次飞的时候，她试着把杆松了松，飞机反而稳了。
单飞那天，她一个人坐进座舱，地勤把座舱盖关上，拍了拍她的肩膀。她推油门，滑跑，离地。飞了一圈，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的时候，腿有点软，但站稳了。
周志远走过来，说了一句：“可以。”
秦桂芳也是这批女飞行员之一。她从东北航校选来，之前飞过九九式教练机。改装喷气式的时候，周志远问她：“喷气式比螺旋桨快得多，你怕不怕？”
秦桂芳说：“不怕。快才好。”
第一次飞喷气式，她落地之后跟周志远说：“比九九式好飞。就是油门太灵敏，一推就出去了。”
周志远笑了一下。“你适应得快。”
“不快不行。不快就跟不上。”
1952年3月8日，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六架里-2运输机，每架由一名女飞行员驾驶，飞过天安门上空。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是女的开的！”
伍竹迪坐在第一架里-2的座舱里，往下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有人挥手，有人指。她收回目光，看着仪表，保持编队。
落地之后，她从飞机上下来，记者围上来问：“飞过天安门什么感觉？”
伍竹迪说：“没想什么。就想着保持队形。”
记者又问：“以后还想飞吗？”
“想。一直飞。”
秦桂芳从第二架里-2上下来，记者也围上来。“你是第几架？”
“第二架。”
“飞的时候紧张吗？”
“不紧张。编队练了几十遍，闭着眼睛都能飞。”
那段时间，女飞行员们被分配到各运输机部队，飞里-2、伊尔-14。任务包括空投、运输、救护、专机。她们飞过高原，飞过海上，飞过夜航。男飞行员飞什么，她们飞什么。
1954年，伍竹迪执行一次空投任务。目标是山区的一个气象站，大雪封山，补给运不上去。她驾驶里-2飞到目标上空，降低高度，打开舱门，把物资一箱一箱推下去。第一次空投，落点偏了。她绕回来，重新对准，再投。第二回落点准了。
落地之后，气象站打来电话：物资收到了。
伍竹迪把电话内容记在本子上，旁边写了一行字：“第二次投准了。”
秦桂芳听说了这件事，问她：“第一次为什么偏了？”
“风大。我没算准偏流。”
“后来怎么算准的？”
“绕回来的时候重新算了风速和偏流。风从西边来，我把瞄准点往东偏了两度。”
“两度够吗？”
“够了。第二次投下去，落点就在气象站门口。”
秦桂芳点了点头。“空投这个活，比投弹还难。投弹炸一片就行，空投得投到人手里。”
1956年，空军开始培养女飞行员改装喷气式。秦桂芳第一个报名。周志远问她：“喷气式速度太快，你飞过里-2，能适应吗？”
“能。练。”
“怎么练？”
“先飞歼教-5。歼教-5是喷气式教练机，速度比里-2快，但比战斗机慢。飞熟了歼教-5，再飞战斗机。”
改装训练三个月，秦桂芳飞了歼教-5。落地之后跟周志远说：“比里-2快。但好飞。”
周志远说：“你是第一批飞喷气式的女飞行员。”
秦桂芳说：“我知道。所以才要飞好。”
“飞好之后干什么？”
“带学员。让更多的女飞行员飞上喷气式。”
1958年，伍竹迪调到空军某运输机师，飞伊尔-14。有一次执行紧急空投任务，目的地是西藏高原。高原空气稀薄，发动机推力下降，飞机爬升困难。她飞了四个小时，在高原上空空投物资，然后返航。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问：“高原好飞吗？”
“不好飞。空气太薄，发动机没劲。”
“那你怎么飞上去的？”
“慢慢爬。不着急。”
“慢慢爬要多久？”
“爬到三千米用了二十分钟。平原上五分钟就够了。”
地勤点了点头。伍竹迪又说：“高原飞行，急不得。急了发动机喘振，更上不去。”
1960年，第一批女飞行员中的一部分人停飞了。年龄大了，家庭需要照顾，部队调整编制。伍竹迪停飞那天，在机场站了一会儿。秦桂芳走过来，站在旁边。
“不飞了？”
“不飞了。转地面。”
“我还在飞。”
“你飞。替我们飞。”
秦桂芳没说话。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一架里-2起飞，爬升，转弯，消失在云层里。
“你飞了多少年了？”秦桂芳问。
“从1951年到现在，九年。”
“飞了多少小时？”
“记不清了。几千小时吧。”
“够了。够本了。”
伍竹迪笑了一下。“够本了。但还想飞。”
1970年，秦桂芳还在飞。她已经飞了将近二十年，飞过里-2、伊尔-14、安-24。有一次执行专机任务，送一位领导去外地。落地之后，领导问：“你是女飞行员？”
“是。”
“飞了多少年了？”
“快二十年了。”
领导点了点头。“不容易。”
秦桂芳说：“没什么不容易的。飞惯了。”
那段时间，空军开始培养第二批女飞行员。秦桂芳被调到航校当教员，带新学员。她带的第一批学员里，有六个女的，都是从部队和地方选来的。第一堂课，秦桂芳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学员。“你们来学飞行，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飞。飞运输机，飞专机，飞空投，飞救护。男飞行员飞什么，你们飞什么。一样的标准，一样的要求。”
有个学员问：“教员，你飞了多少年？”
“快二十年了。”
“累不累？”
秦桂芳想了一下。“累。但值。”
“值在哪儿？”
“值在你能飞。能飞就能干。能干就不白活。”
1978年，秦桂芳停飞。停飞那天，她在机场站了一会儿。伍竹迪来了，站在旁边。
“不飞了？”
“不飞了。转地面。”
“我早就不飞了。”
“你停飞的时候，我还在飞。现在我也不飞了。”
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一架安-24起飞，爬升，转弯，消失在云层里。
“你说，以后还会有女飞行员吗？”伍竹迪问。
“会有。肯定会有。我们这批人不飞了，后面还有人来。”
“你说得对。”
两个人转身往跑道外面走。走了几步，秦桂芳回头看了一眼跑道。跑道边上那排安-24蒙着布，布上积了一层灰。
后来，秦桂芳带出来的第二批女飞行员里，有人飞了歼-5，有人飞了运输机，有人去了专机部队。再后来，第三批、第四批。女飞行员不再是什么新鲜事，航校里男学员女学员一起飞，一样的标准，一样的考核。
伍竹迪后来回忆，她第一次飞过天安门那天，广场上有人喊“是女的开的”。那时候女飞行员少，飞一次有人看。现在女飞行员多了，没人喊了。她说：“没人喊了，就对了。”
第十二章 夜空
1954年，北京。
空军夜航训练大队成立。大队长由刘玉堤兼任，飞行员从各师抽调，都是飞过昼间复杂气象的老手。夜航不一样——天黑，看不见地平线，只能靠仪表。仪表飞不好，飞机就会翻。
第一批夜航飞行员里，有个叫王德明的，飞过抗美援朝，击落过一架F-86。昼间飞行没得说，上了夜航，第一趟下来，手心里全是汗。
“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座舱外面黑的，只有仪表亮着。”他坐在值班室里跟刘玉堤说。
刘玉堤问他：“仪表看住了没有？”
“看住了。但不敢松杆，一松手就感觉飞机在翻。”
“感觉不算。信仪表。”刘玉堤说，“仪表说平，就是平。你感觉翻了，那是错觉。”
“错觉？”
“对。夜间飞行，看不见地面，身体感觉会骗你。你觉得飞机在翻，实际上在平飞。你觉得在平飞，实际上在翻。所以别信感觉，信仪表。”
王德明点头。第二天晚上再飞，他试着松了松杆，飞机没翻。仪表指针稳稳地指着水平。他盯着仪表看了一会儿，慢慢信了。
那段时间，夜航大队天天飞。傍晚起飞，飞到天黑透了返航。落地之后教员讲评，讲评完了再飞。有时候飞到半夜，机场的探照灯照着跑道，飞机一架接一架落下来，发动机的声音在夜空中传得很远。
王德明飞了十几趟之后，慢慢找到感觉了。他不再靠感觉判断姿态，而是看仪表。仪表说平，他就信仪表。落地之后跟刘玉堤说：“今天没出汗。”
刘玉堤笑了一下。“不出汗就对了。”
“但有个问题。夜间飞行，看不见敌机，怎么打？”
“先练飞。飞熟了再练打。打的事，一步一步来。”
1955年，空军开始在全军推广夜航训练。各师成立夜航中队，飞行员轮流改装。运输机部队也开始飞夜航——空投、运输、救护，白天能干的，晚上也得能干。
王德明被调到空三师夜航中队当教员。他带的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叫刘建国的，飞过歼-5，昼间科目全优，上了夜航就发怵。
第一次带飞，刘建国坐在前座，王德明坐在后座。飞机滑出跑道，离地，爬升。刘建国握着杆，手有点抖。
“别攥那么紧。杆不会跑。”王德明在后座说。
“教员，看不见地面，我心里没底。”
“没底就对了。没底才要看仪表。仪表说平，就是平。你盯着地平仪看，别往外看。”
刘建国盯着地平仪看了一会儿，飞机稳了。飞了一圈，落地。王德明说：“今天飞得稳。明天再飞一个架次，后天放单飞。”
“后天就单飞？”
“夜航单飞不难。难的是夜间编队和夜间作战。一步一步来。”
刘建国单飞那天，王德明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飞机滑出跑道，离地，爬升，消失在夜空中。跑道灯照着跑道，飞机起飞之后只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影子。他站在那儿听着，发动机的声音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二十分钟后，声音回来了，飞机落地了。刘建国从座舱里爬出来，王德明走过去。“怎么样？”
“飞得稳。仪表看住了。”
“那就好。下一步飞夜间编队。”
夜间编队比昼间难得多。看不见长机，只能靠灯光和仪表保持间距。王德明带着刘建国飞了几次，每次落地之后都讲评。
“你今天跟得太近了。夜间编队，间距要比昼间大一点。太近了容易撞。”
“我看不见长机，只能看灯光。灯光近了我就收油门。”
“灯光近了就是太近了。你得提前收油门，别等灯光近了再收。”
练了一个月，刘建国的夜间编队飞稳了。
1956年，空军首次组织夜间编队飞行。四架歼-5从南苑机场起飞，在夜空中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地面上的人看不见飞机，只听见发动机的声音从头顶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探照灯打上去，照见几秒钟的机翼反光。
刘玉堤坐在塔台里盯着雷达屏幕。编队通过之后，他拿起话筒说了一句：“返航。”
编队落地之后，王德明从座舱里爬出来。刘玉堤站在跑道边上等他。“编队保持住了？”
“保持住了。看不见长机，就看仪表。仪表说间距够，就够。”
刘玉堤点了点头。“夜航编队，靠的就是仪表。你信仪表，仪表就不骗你。”
1958年，空军开始夜间海上飞行训练。海上没有参照物，夜航更难。飞行员从山东半岛起飞，向东飞，飞过海岸线之后就是黑沉沉的海。仪表是唯一的参考。
王德明飞过一次夜航海上。落地之后跟刘玉堤说：“比陆上难。海上没有灯，什么都看不见。”
“看见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就看着仪表飞。飞了二十分钟，看见远处有船灯，才知道到海上了。”
“怕不怕？”
“怕。但怕也得飞。海上夜航，打仗用得上。”
刘玉堤想了一下。“下次飞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高度和速度上。海上没有参照物，高度容易掉。你盯着高度表，掉了就补。”
王德明点头。下次飞的时候，他盯着高度表，指针往下走了一点，他补了补油门，指针回去了。落地之后跟刘玉堤说：“高度稳住了。”
“稳住了就行。”
1959年，空军组织夜间复杂气象训练。云层低，能见度差，飞行员全靠仪表降落。有一次，王德明飞夜航，云底高三百米，能见度一公里。他飞到最后进近阶段，仪表显示高度越来越低，但看不见跑道。他信仪表，按仪表数据下降，最后看见跑道灯的时候，高度只剩五十米。落地之后跟教员说：“再晚一点就看不见了。”
教员说：“仪表让你看见的，比眼睛可靠。”
“眼睛看见的跑道灯，跟仪表显示的高度差了多少？”
“差了十几米。如果你信眼睛不信仪表，就撞地了。”
王德明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1964年，空军夜航训练大队扩编成夜航训练团。王德明当了团长。他带着新飞行员飞夜航，讲的第一句话跟刘玉堤当年说的一样：“感觉不算。信仪表。”
有个新飞行员飞完夜航落地，跟王德明说：“团长，晚上飞的时候，总觉得飞机在翻。”
王德明说：“那是错觉。你信仪表，仪表说平就是平。”
“那要是仪表也坏了呢？”
“仪表坏了就跳伞。别犹豫。夜间飞行，仪表坏了，人靠不住。”
1970年，空军开始装备歼-6夜间型。机头加装了雷达，夜间能搜索目标。王德明第一批改装，飞了之后跟飞行员们说：“这飞机，夜间能看见目标了。以前靠地面引导，现在自己就能找。”
有人问：“团长，夜间打靶，怎么瞄准？”
“雷达锁定，瞄准具套上去，开炮。跟白天一样，就是看不见。”
“看不见怎么知道打没打中？”
“看雷达屏幕。炮弹打出去，屏幕上目标亮点消失，就是打中了。亮点还在，就是没打中。”
那段时间，空军夜间作战能力逐步成型。从昼间到夜间，从陆上到海上，从简单气象到复杂气象，夜航训练覆盖了所有战斗部队。飞行员飞夜航的时间，从最初的几十小时，增加到几百小时。
1974年，西沙海战。空军夜间出动歼-6巡逻西沙群岛上空。王德明在指挥所里盯着雷达屏幕，看了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参谋端来一碗粥，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放在桌上。
“团长，回去休息吧。”
“等命令。命令来了再走。”
命令来了：雷达网继续监控，航空兵部队转场支援。王德明把命令传下去，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想起1954年第一次飞夜航那天，座舱外面黑得什么都看不见，手心里全是汗。现在他坐在指挥所里，看着雷达屏幕上的亮点，知道那些亮点是自己人，在夜空中巡逻。
1978年，王德明调任空军夜航训练基地司令员。离开老部队那天，他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新飞行员正在飞夜航，一架歼-6滑出跑道，加速，离地，爬升，很快消失在夜空中。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跑道。跑道灯亮着，在黑暗中拉出两条长长的光带。
第十三章 电子对抗
1965年，福建。
空军某雷达站旁边有一间小屋子，门上挂着“电子对抗小组”的牌子。屋子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堆着几台设备。组长姓马，叫马国栋，原来是搞雷达的，后来被调来搞电子对抗。
那时候电子对抗还是新鲜事。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机装了电子干扰设备，一开机，雷达屏幕上全是杂波，看不见目标。马国栋带着人琢磨怎么反制。
组员小刘是从通信连调来的，二十出头，好奇心重。第一天报到，他指着墙角一台机器问：“组长，这是什么？”
“测向机。测干扰源方向的。”
“怎么测？”
“天线转，信号最强的方向就是干扰源方向。”
小刘伸手要摸，马国栋拦住他。“别动。这玩意儿调好了不容易，你一碰，方向就偏了。”
小刘把手缩回来。“那我干什么？”
“先学原理。拿这本教材，从头看。看完了我考你。”
小刘接过教材，翻了两页。“组长，这上面写的都是数学公式，我看不懂。”
“看不懂就硬看。看三遍，看不懂再来问我。”
小刘抱着教材坐到角落里。马国栋继续调测向机，天线转了一圈又一圈，屏幕上信号忽强忽弱。他盯着屏幕，手里拿着笔，把每个方向的信号强度记下来。
过了几天，小刘把教材看完了。马国栋考他：“干扰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发出杂波信号，把雷达回波盖住。”
“反制有几种办法？”
“两种。一是提高雷达抗干扰能力，二是找到干扰源，把干扰机打掉。”
“怎么找干扰源？”
“用测向机测方向，两个站交叉定位。”
马国栋点了点头。“背得不错。但背下来没用，得会操作。从今天开始，跟我练测向。”
那段时间，马国栋带着小刘天天练测向。测向机架在山顶上，天线对着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他们测方向，记下来，跟雷达数据对比。测了几个月，误差从十几度缩小到两三度。
小刘有一次测完了，看着数据说：“组长，咱们测了这么多遍，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
“快了。国民党那边的侦察机天天来，早晚用得上。”
1966年春天，机会来了。那天早上，雷达站发现一架RF-104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往北飞。雷达屏幕上全是杂波，操作员怎么调都看不清目标。
马国栋接到通知，带着小刘跑上山。测向机开机，天线转向东南方向，信号很强。他盯着屏幕，慢慢转天线，找到信号最强的方向。“方位一百二。”马国栋报给小刘。
小刘记下来，打电话传给另一个测向站。两分钟后，另一个站报来方位。马国栋在图上画了两条线，交叉点就是干扰源的位置。“干扰源在敌机右翼下方。”马国栋对着电话说。
引导员把数据传给机场。歼-6起飞，按照引导方向追上去。飞行员在目标附近打开雷达，屏幕上杂波很强，但按照测向数据调整航向，追到海边上空，咬住敌机，开炮。敌机冒了烟，往下栽了。
落地之后，飞行员给雷达站打电话：“今天引导得准。屏幕上全是杂波，我按你们给的方向追，追上了。”
马国栋说：“是测向测准了。”
“测向？什么东西？”
“找干扰源的。敌机干扰咱们的雷达，咱们找它的干扰机。找到了，就知道它在哪儿。”
飞行员笑了一下。“你们搞电子的，比我们飞行的还厉害。”
马国栋说：“不厉害。就是多练。”
小刘在旁边听着，等马国栋挂了电话，问：“组长，咱们这就算成了？”
“成了。但别高兴太早。国民党那边回去一研究，下次换个干扰方式，咱们又得从头来。”
小刘愣了一下。“那什么时候是个头？”
“没头。他变，咱们也变。谁变得快，谁赢。”
1968年，电子对抗小组扩编成电子对抗连。马国栋当连长，小刘当排长，手底下几十号人，测向机、干扰机、侦察接收机，设备越来越多。
扩编之后，训练更紧了。马国栋带着人天天练，白天练测向，晚上练分析。有时候搞对抗演练，自己人干扰自己人，看谁能先找到干扰源。
有一次演练，小刘带着测向排在东边山上，马国栋带着另一组人在西边山上。马国栋让人打开干扰机，小刘那边测向。小刘测了半天，方向总是偏。“不对。”小刘对着电话说，“信号太弱，测不准。”
马国栋在电话里说：“你把天线架高一点。信号被山挡住了。”
小刘把天线架到山顶上，信号强了。他重新测，这回准了。交叉定位，找到了干扰源。演练结束之后，马国栋说：“今天小刘测得慢，但测准了。慢不怕，怕的是测不准。”
小刘挠了挠头。“组长，今天信号弱，我以为是设备的问题。”
“设备没问题，是你天线架低了。下次记住，信号弱先检查天线高度，别急着怀疑设备。”
“记住了。”
1969年，电子对抗连参加了一次大规模演习。蓝军飞机释放电子干扰，红军雷达屏幕一片雪花。马国栋带着电子对抗连开机，测向、定位、引导。歼-6按照数据追上去，在干扰中咬住了蓝军飞机。演习结束之后，导演部评价：“电子对抗连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完成了测向定位任务，引导准确。”
马国栋站在阵地上，看着测向机的天线。天线在风里转着，发出嗡嗡的声音。小刘走过来，站在旁边。“连长，今天打得不错。”
“打得不错。但蓝军今天用的干扰方式还是老一套。下次他们换个方式，咱们又得重新练。”
“那咱们就接着练。”
马国栋看了他一眼。“你现在不怕了？”
“怕什么？”
“怕没头。”
小刘笑了一下。“没头就没头。他变，咱们也变。”
“变也得有本事变。没本事，变不出来。”
“那怎么才能有本事？”
“学。学新的干扰方式，学新的反制手段。学完了练，练熟了用。”
小刘点了点头。
1970年，马国栋调任空军电子对抗团团长。离开雷达站那天，他在山顶上站了一会儿。测向机的天线还在转，屏幕上还有信号在跳动。小刘走过来。“团长，走了？”
“走了。”
“你说，以后电子对抗会变成什么样？”
马国栋想了一下。“不知道。但肯定比现在复杂。以前就是测向、定位、干扰。以后可能是全频段、全时段、全方位的对抗。机器越来越聪明，人得跟上。”
小刘点了点头。“我接着练。”
马国栋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电子对抗以后靠你们了。”
他转身下山。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山顶。天线不转了，小刘把它关掉了。他转过身，继续走。
第十四章 飞行安全
1956年，北京。
空军司令部飞行安全处，处长姓魏，叫魏国栋。安全处只有几个人，管全军飞行事故调查和预防。那时候安全处刚成立，事故调查没有规范，出了事故，派人去现场，看看，问问，写个报告。
魏国栋以前是飞轰炸机的，飞了十几年，后来调来搞安全。他上任第一天，把过去几年的事故报告翻了一遍。翻完了，他跟旁边的人说：“事故原因写得太笼统。有的写‘飞行员操纵失误’，为什么操纵失误？有的写‘机械故障’，哪个部件故障？查不清楚，下次还出。”
旁边的人姓孙，叫孙德明，从飞行部队调来的，飞过歼-5。他问：“那怎么查？”
“去现场。一件一件查。飞机残骸、座舱仪表、发动机状态、飞行记录、空地通话，每一样都得看。”
“那得查多久？”
“查多久都得查。查不清楚，下次还出。”
1957年春天，一架歼-5在训练中坠毁，飞行员牺牲。魏国栋带着孙德明赶到现场。飞机摔在农田里，残骸散了一地。他蹲在残骸旁边，一块一块看。看了半天，发现座舱仪表板上的升降速度表指针卡在下降位置。
“升降速度表卡了。”魏国栋跟孙德明说，“飞行员不知道下降速度，以为在平飞，实际上在俯冲。”
“表怎么会卡？”
“拆开看看。”
仪表拆开之后，发现里面有个小齿轮断了。齿轮是国产的，材料不过关，疲劳断裂。孙德明问：“怎么判断是疲劳断裂？”
“看断口。疲劳断裂的断口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平滑的，一部分是粗糙的。平滑的部分是裂纹慢慢扩展的，粗糙的部分是最后突然断开的。你看这个齿轮，断口一半平滑一半粗糙，就是疲劳断裂。”
孙德明凑近看了一眼。“还真是。平滑的部分亮一些，粗糙的部分暗一些。”
“对了。以后查机械故障，先看断口。断口能告诉你很多东西。”
魏国栋把调查报告递上去，建议仪表厂改进材料工艺。仪表厂改了，从那以后升降速度表再没卡过。
1958年，一架歼-5在夜航训练中迷航，飞行员跳伞。魏国栋调查的时候发现，飞行员跳伞之前没有报告位置。塔台不知道他在哪儿，搜救队找了半天才找到人。
“为什么不报告位置？”魏国栋问飞行员。
飞行员姓刘，叫刘志刚，二十多岁，飞了几年歼-5。他坐在医院病床上，腿上缠着绷带。“当时慌了。光想着跳伞，忘了报告。”
“慌了就忘了？”
“慌了脑子就空了。想着赶紧跳，别的都顾不上了。”
魏国栋在调查报告里写：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容易慌乱，忘了报告位置。建议在训练中增加紧急情况下的报告程序练习。
孙德明问：“怎么练？”
“让飞行员在模拟器上练。模拟迷航、模拟发动机停车、模拟座舱失火，每一种紧急情况都练报告位置。练到成了本能，慌了也能报告。”
从那以后，夜航训练多了一个科目：模拟迷航，练习报告位置。刘志刚伤好之后回到部队，又飞了夜航。落地之后跟魏国栋说：“魏处长，今天模拟迷航，我报告了位置。”
“报告了就好。慌了也报告，就对了。”
1960年，一架歼-6在起飞时发动机起火，飞行员紧急离机，人没事，飞机烧了。魏国栋调查发现，发动机起火的原因是燃油管路漏油。漏油的原因是管路接头拧得不够紧。接头是机务拧的，拧的时候没有用扭力扳手，凭手感拧的，拧少了半圈。
“扭力扳手呢？”魏国栋问机务中队长。
机务中队长姓马，叫马大壮，干了十几年机务。他低着头说：“有。但那天急着飞，没顾上用。”
“没顾上？漏油起火，飞机烧了，差点把人烧了。下次顾得上吗？”
“顾得上。”
“顾得上就好。下次拧接头，必须用扭力扳手。拧完了在工序卡上签字，签了字就是负责了。出了事找你。”
马大壮点头。魏国栋在调查报告里写：机务操作必须使用扭力扳手，严禁凭手感拧紧。建议各机务中队配齐扭力扳手，加强检查。
孙德明问：“魏处长，扭力扳手贵吗？”
“不贵。比一架飞机便宜多了。”
“那为什么不用？”
“嫌麻烦。凭手感拧快，用扳手拧慢。快了几秒钟，烧了一架飞机。”
从那以后，扭力扳手成了机务的标配工具。
1965年，一架歼-6在空中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跳伞。魏国栋调查发现，发动机停车的原因是涡轮叶片断裂。叶片断裂的原因是材料有缺陷。材料有缺陷的原因是冶炼工艺不稳定。
孙德明问：“这个咱们查不了吧？冶炼工艺是工厂的事。”
“查不了也得查。查清楚了，让工厂改。工厂不改，下次还断。”
魏国栋跟空军司令员汇报：“这个不是部队能解决的。得找工厂。”
司令员看了报告，把航空工业部的领导叫来。“你们生产的发动机，涡轮叶片断了。飞行员跳伞了，飞机摔了。你们得解决。”
航空工业部组织攻关，改进了冶炼工艺。从那以后，涡轮叶片断裂的事故少了很多。
孙德明问魏国栋：“魏处长，你怎么知道是材料的问题？”
“叶片断口是脆性断裂，不是疲劳断裂。脆性断裂一般是材料问题，不是使用问题。使用问题一般是疲劳断裂，材料问题一般是脆性断裂。看断口就能判断。”
“那怎么判断是脆性还是疲劳？”
“脆性断裂的断口平齐，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疲劳断裂的断口有平滑区和粗糙区。你以后查事故，先看断口。断口告诉你一半的答案。”
1968年，安全处扩编。人员多了，设备也多了。有了事故记录仪、飞行数据记录器、无线电通话记录器。魏国栋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练数据分析。飞行数据记录器能记录飞机的速度、高度、过载、操纵面位置，事故之后把数据调出来，就能还原事故过程。
有一次，一架歼-6在训练中坠毁，飞行员牺牲。魏国栋把飞行数据记录器调出来，发现飞机在坠毁前做过一个急转弯，过载超过了飞机设计极限。
“飞行员为什么做这么大的过载？”孙德明问。
“查通话记录。”
通话记录调出来，飞行员在坠毁前喊了一句：“后面有敌机！”
“敌机？”孙德明愣了一下，“训练空域哪来的敌机？”
“没有敌机。飞行员看错了。可能是云影，可能是飞鸟，可能是阳光反射。他以为有敌机咬尾，做了个急转弯摆脱，过载超了极限，飞机结构断裂。”
孙德明没说话。魏国栋又说：“这就是为什么事故调查要查通话记录。飞行员在天上看到的东西，跟地面上看到的不一样。他以为有敌机，实际上没有。但他的判断导致了操作，操作导致了事故。查清楚了，下次训练的时候告诉飞行员，看错了不要慌，先报告，让地面确认。”
1970年，魏国栋退休。退休那天，他在办公室里翻事故档案。翻到最早那几份，调查报告写得简单，事故原因写得不清楚。翻到后面，调查报告越来越细，事故原因写得清清楚楚，改进措施一条一条列出来。他把档案合上，放在柜子里。孙德明走过来。“魏处长，走了？”
“走了。”
“你干了多少年安全？”
“从建处到现在，十几年。”
“调查了多少起事故？”
“记不清了。几十起吧。”
孙德明点了点头。魏国栋又说：“安全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安全干好了，看不见。不出事故，没人记得安全处。但出了事故，所有人都知道安全处。”
孙德明没说话。魏国栋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天很蓝，云很高。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门口走。
第十五章 八一飞行表演队
1962年，天津杨村。
空军组建飞行表演队，从各师抽调飞行员，飞歼-5。队长姓周，叫周国栋，飞过歼-5，也飞过米格-15。第一批队员八个人，都是各师挑出来的尖子。
组建那天，周国栋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八架歼-5排成一排。机身涂着红白蓝三色，机翼下挂着拉烟装置。他对队员们说：“咱们这个队，叫表演队。表演给谁看？给老百姓看，给外宾看，给领导看。飞好了，是空军的脸。飞砸了，也是空军的脸。”
队员马长河问：“队长，怎么飞才算好？”
“编队整齐，动作干净，拉烟漂亮。差一点都不行。编队间距大了，观众看不出来，但行家一眼就看出来。拉烟歪了，观众也看得出来。”
“那练什么？”
“练编队。先练双机，再练四机，最后练六机。练到闭着眼睛都能保持间距。”
那段时间，表演队天天飞。早上飞编队，下午飞动作。编队飞完了，落地讲评，讲评完了再飞。有时候一天飞十几个架次，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腿都是软的。
马长河飞四机编队的时候，跟长机跟得太近，差点撞上。落地之后周国栋把他叫到跑道边上。“你看见长机拉杆了没有？”
“看见了。”
“看见了你为什么不跟？”
“我跟了，跟晚了。”
周国栋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下次跟早一点。别等看见了再跟，要提前知道他要拉。表演队的编队，间距是按米算的。差一米，观众看不出来。差两米，编队就散了。”
马长河点头。从那以后他飞编队再没出过问题。
1963年，表演队第一次公开表演。地点在天津杨村机场，观众是当地群众和驻军。八架歼-5依次起飞，在空中编成六机队形，拉烟通场。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有人鼓掌。
马长河坐在座舱里，盯着长机的机翼，保持间距。他看不见地面上的观众，只能看见长机的机翼和前面的天空。编队通过观众区的时候，他听见耳机里传来周国栋的声音：“编队整齐。保持。”
通场结束，编队解散，单机表演。马长河飞了一个低空通场，拉烟，盘旋。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周国栋走过来。“今天飞得不错。”
“编队没散。”
“没散就行。下次还这么飞。”
观众席上，一个老太太问旁边的人：“这飞机上画的红白蓝是什么意思？”
旁边的人说：“那是表演队的标志。八一飞行表演队。”
“八一是什么？”
“八月一日，建军节。八一就是空军。”
老太太点了点头。她看完了表演，回家跟孙子说：“今天看了飞机表演。飞机飞得真齐，跟一群鸟似的。”
1965年，表演队换装歼教-5。歼教-5比歼-5先进一些，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好。周国栋带着队员们改装，飞了几个月，把歼教-5的脾气摸透了。
有一次飞六机编队，马长河跟在长机后面，间距保持得很好。落地之后周国栋说：“今天编队间距控制得好。”
马长河说：“歼教-5好飞。比歼-5稳。”
“稳就好。稳了才能飞得整齐。”
改装期间，马长河发现歼教-5的拉烟装置有个毛病。拉烟液喷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堵。他跟周国栋说了，周国栋带着人查了半天，发现是喷嘴口径太小。把喷嘴加大了一号，拉烟顺畅了。
周国栋说：“表演队的飞机，跟战斗部队的不一样。战斗部队的飞机，能打就行。表演队的飞机，不光能飞，还得飞得好看。拉烟不漂亮，观众看着没意思。”
1968年，表演队参加国庆阅兵。八架歼教-5从天安门上空飞过，编队整齐，拉烟漂亮。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有人指。周国栋坐在第一架歼教-5的座舱里，往下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他收回目光，保持编队。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马长河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周队长，今天飞得漂亮。”
“你也不错。”
两个人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后面的飞机一架一架落地。马长河说：“队长，咱们表演队飞了多少年了？”
“从1962年到现在，六年了。”
“飞了多少场？”
“记不清了。几十场吧。”
“最难忘的是哪一场？”
周国栋想了一下。“不是飞得最好的那场。是飞得最差的那场。有一年去外地表演，天气不好，云底低，能见度差。编队起飞之后，云层里看不见长机，只能靠仪表保持间距。飞了一半，有一架飞机掉队了。落地之后，那个飞行员哭了。”
“后来呢？”
“后来我让他重新飞。飞好了才让他上场。”
1970年，周国栋调任空军某师副师长。离开表演队那天，他在跑道边上站了一会儿。八架歼教-5停在停机坪上，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然后他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马长河走过来。“队长，走了？”
“走了。”
“你飞了多少年表演队？”
“从建队到现在，八年。”
“飞了多少场表演？”
“记不清了。几十场吧。”
马长河点了点头。周国栋又说：“表演队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表演队干好了，老百姓鼓掌。干砸了，老百姓也看得见。”
马长河没说话。周国栋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编队飞好点。”
周国栋走了。马长河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5年，马长河当了表演队队长。那年秋天，表演队参加一场对外表演，观众里有外国武官。八架歼教-5起飞，编队通场，拉烟，解散，单机表演。马长河飞单机低空通场，高度一百米，速度八百，拉烟从观众区头顶掠过。落地之后，一个外国武官走过来，跟马长河说：“你们飞得好。”
马长河说：“谢谢。”
“飞了多少年？”
“从建队到现在，十几年。”
“飞过多少场？”
“记不清了。几十场吧。”
外国武官点了点头，走了。马长河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然后他转过身，往机库走。机库里停着歼教-5，明天还要飞。
第三卷完
第四卷 铸剑（二）前沿与作战
第一章 雷达兵
1955年，福建。
空军在沿海新建了一批雷达站。从浙江到广东，沿着海岸线，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站。天线架在山顶上，雷达开机之后，屏幕上能看见海面上的飞机。
周明是其中一个雷达站的站长。他之前在朝鲜打过仗，搞过雷达，后来调到福建来建站。建站的头一年，什么都没有，就几个人，一台旧雷达，一台发电机。天线架上去，开机，屏幕上全是杂波。
技术员姓吴，叫吴德才，从雷达学校毕业分来的，理论好，实操差。第一天开机，他看着屏幕上的杂波，皱了皱眉。
“站长，这杂波太多了。目标混在里面，根本看不出来。”
“海杂波。海面反射雷达波，屏幕上就全是亮点。”周明站在他后面，“得调。把杂波滤掉。”
“怎么滤？”
“调灵敏度。灵敏度高了，杂波多；灵敏度低了，目标也看不见。得找到那个平衡点。”
吴德才调了半天，屏幕上还是杂波一片。周明把他推开，自己坐下来调。调了一个多小时，杂波少了一些，但目标还是看不清。
“今天先这样。”周明站起来，“明天接着调。”
那段时间，周明天天调雷达。调完了试，试完了调。有时候能看见目标，有时候看不见。看见了就记下来，看不见就接着调。
吴德才问他：“站长，咱们调了这么多天，到底能不能调好？”
“能。雷达这东西，就是靠调。调对了，杂波就下去了。”
“那要是调不对呢？”
“调不对就接着调。调不对就看不见目标，看不见目标就打不了仗。”
1956年，雷达站扩建，来了新雷达，探测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周明带着人把新雷达架上去，开机，屏幕上干净多了。
“这回能看见了。”吴德才说。
周明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能看见。但还得练。低空目标，杂波里找，不好找。”
“怎么练？”
“拿自己人的飞机练。让歼-5从海面上低空飞过来，你盯着屏幕找。找到了就报方位、距离、高度。报准了算过关，报不准接着练。”
那段时间，吴德才天天练低空目标搜索。歼-5从海面上低空飞过来，他盯着屏幕找。第一次找了半天没找到，第二次找到了但方位报偏了，第三次报准了。
周明说：“行了。能找着了。”
1957年，雷达站第一次发现低空目标。一架RF-84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飞，高度一百米。雷达屏幕上出现一个亮点，在杂波里时隐时现。吴德才盯着屏幕，跟引导员说：“目标，方位一百二，距离八十，高度一百，速度九百。”
引导员把数据传给机场。歼-5起飞，按照雷达引导的方向追上去。虽然没有打掉，但雷达网第一次在低空目标上发挥了作用。
落地之后，飞行员给雷达站打了个电话。吴德才接的。
“你们引导得准。我追到海边上空，看见了，没打上。”
吴德才说：“下次打上。”
飞行员笑了一下。“下次你们引导再准点，我就打上了。”
吴德才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下次引导，他把目标数据报得更细：方位、距离、高度、速度，每隔十秒报一次。飞行员按照数据追上去，这回打上了。
落地之后，飞行员又打电话来。“打上了。你们引导得好。”
吴德才说：“是你打得好。”
周明在旁边听着，等吴德才挂了电话，说：“你现在报得比我准了。”
“站长教得好。”
“教是一回事，练是另一回事。你练出来了。”
那段时间，空军在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建了十几个雷达站，形成了覆盖沿海的低空雷达网。雷达站之间互相通报，目标从一个站的视野消失，另一个站接着跟踪。
1958年，雷达网引导歼-5击落一架RF-84。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电报，说了一句：“雷达网起作用了。以前靠地面引导，现在靠雷达网引导。一个站看不见，另一个站接着看。接力跟踪。”
周明在雷达站里听到这个消息，没说话。他走到山顶上，看着天线。天线还在转，屏幕上还有亮点在移动。他看了一会儿，转身下山。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山顶。天线在风里转着，发出嗡嗡的声音。他转过身，继续走。
1960年，周明调任雷达团团长。离开雷达站那天，他在山顶上站了一会儿。天线还在转，屏幕上还有亮点在移动。吴德才走过来。
“团长，走了？”
“走了。”
“你说，以后雷达网会变成什么样？”
周明想了一下。“不知道。但肯定比现在强。以前一台雷达看一个方向，以后可能一台雷达看所有方向。以前人在屏幕前面盯着，以后可能机器自己盯着。”
吴德才笑了一下。“机器自己盯着？那要人干什么？”
“人干机器干不了的事。判断、决策、指挥。机器看得远，人想得远。”
吴德才没说话。周明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雷达网以后靠你们了。”
他转身下山。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山顶。天线不转了，吴德才把它关掉了。他转过身，继续走。
1962年，地空导弹第2营在南昌击落U-2。雷达网全程跟踪，把目标数据传给导弹营。导弹营按照数据发射导弹，三发命中。
消息传到雷达团，周明正在开会。他听完电报，放在桌上，对会议室里的人说：“U-2打下来了。雷达网引导的。”
会议室里有人鼓掌。周明等掌声停了，说了一句：“雷达网引导，导弹营发射。一个看，一个打。配合好了，U-2也跑不掉。”
吴德才坐在台下，没说话。散会之后，他走到周明面前。“团长，今天雷达网立功了。”
“立功是立功。但雷达网也有毛病。低空探测距离不够，杂波滤不干净。U-2飞得高，好打。低空目标飞得低，不好打。以后得把低空探测能力提上去。”
“怎么提？”
“换新雷达。新雷达功率大，杂波滤得干净，低空探测距离远。换了新雷达，低空目标就好打了。”
1970年，周明调任空军雷达兵部部长。离开福建那天，他在机场站了一会儿。雷达站的天线还在转，从机场这边能看见山顶上的那个小点。他看了一会儿，上了飞机。
飞机起飞的时候，他往下看了一眼。海岸线上，雷达站的天线一个接一个，在阳光下闪着光。
他收回目光，靠在座椅上。旁边的人问：“周部长，想什么呢？”
“想刚来福建那年。一台旧雷达，几个人，天线架在山顶上，屏幕上全是杂波。”
“后来呢？”
“后来能看见了。再后来，能引导了。再后来，能打U-2了。”
旁边的人没再问。周明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1974年，西沙海战。雷达网全程监控南海方向。周明在指挥所里盯着屏幕，看了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参谋端来一碗粥，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放在桌上。
“部长，回去休息吧。”
“等命令。命令来了再走。”
命令来了：雷达网继续监控，航空兵部队转场支援。周明把命令传下去，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想起1955年刚建站那天，天线架上去，开机，屏幕上全是杂波。那时候他以为雷达就是看飞机的。后来才知道，雷达网不只是看飞机的。它是空军的眼睛。眼睛亮了，拳头才打得准。
他睁开眼，看着屏幕。屏幕上还有亮点在移动。他看了一会儿，拿起电话，要了雷达站。
“目标还在？”
“还在。方位一百二，距离八十，高度一百，速度九百。”
“继续跟踪。”
“明白。”
挂了电话，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屏幕。亮点还在移动。
1980年，吴德才当了雷达团团长。那年秋天，一架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往北飞。雷达屏幕上出现一个亮点，在杂波里时隐时现。吴德才盯着屏幕，跟引导员说：“目标，方位一百二，距离八十，高度一百，速度九百。”
引导员把数据传给机场。歼-6起飞，按照雷达引导的方向追上去。追到海边上空，飞行员报告：“发现目标，请求攻击。”
“攻击。”
飞行员开炮，敌机冒烟，往下栽了。落地之后，飞行员给雷达站打电话：“今天引导得准。低空目标，我按你们给的方向追，追上了。”
吴德才说：“是雷达网引导得准。”
挂了电话，他站在山顶上，看着天线。天线还在转，屏幕上还有亮点在移动。他想起周明当年说的话：机器看得远，人想得远。他转过身，往山下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山顶。天线还在转，信号还在发。他看了一会儿，继续走。
第二章 通信
1956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通信连，连长老吴，叫吴德明。通信连管电台、电话、导航台。每天的工作是保障通信畅通。
那时候通信设备简陋，电台是电子管的，开机得预热，频率得手动调。老吴带着人天天守着电台，随时准备收发报。
连里有个新兵姓陈，叫陈小柱，从通信学校毕业的，理论学得好，实操差。第一天值班，老吴让他调频率。
“调到四兆赫。”
陈小柱拧旋钮，拧到四兆赫，指针停在刻度上。老吴看了一眼。“偏了。四兆赫在刻度线右边一格。”
陈小柱又拧了一下。“这回对了吧？”
“对了。但调完了得听一下，听听有没有杂音。杂音大了，信号就弱。”
陈小柱戴上耳机听了一会儿。“有杂音。”
“把天线调一下。天线方向不对，信号就弱。”
陈小柱调了天线，杂音小了。老吴说：“行了。记住，调频率不是光拧旋钮。拧完了得听，听完了得调天线。三步，一步都不能少。”
“记住了。但为什么电子管电台要预热？”
“电子管冷的时候，电子发射不稳定。预热几分钟，管子热了，发射就稳了。不预热就开机，信号忽强忽弱，对方收不清。”
陈小柱把这几条记在本子上。老吴又说：“通信连的活，看着简单，其实一点不能马虎。频率差一点，信号就弱。天线偏一点，信号就断。信号断了，飞行员在天上就成了聋子瞎子。聋了瞎了，就回不来了。”
“那怎么保证不出问题？”
“每天查。天线查一遍，电台查一遍，线路查一遍。查完了在值班日志上签字。签了字就是负责了。”
1960年，通信连换装新设备，有了超短波电台。新电台比旧电台复杂，频率范围宽，抗干扰能力强，但操作也更麻烦。老吴带着人学新设备，学了一个月，自己练了一个月。
新电台有预设频道，调好了存进去，用的时候按按钮就行。老吴让陈小柱把常用的几个频率存进预设频道。
陈小柱存完了，老吴检查了一遍。“你存的频道顺序对吗？”
“对啊。一号频道是指挥频道，二号频道是备份频道，三号频道是紧急频道。”
“紧急频道存三号？”
“是啊。”
“紧急频道得存一号。紧急情况，谁还顾得上看频道号？按第一个按钮就得是指挥频道，按第二个按钮就得是紧急频道。顺序按重要性排。”
陈小柱把紧急频道改到二号。老吴又说：“预设频道存好了，还得定期检查。电池没电了，频道就丢了。丢了就得重新存。”
有一天，雷达站发现敌机，需要通知机场。老吴拿起电话打给塔台，电话不通。又打给雷达站，电话也不通。他立即打开电台，用无线电发报。
“塔台，塔台，这里是通信连。雷达站发现敌机，方向东南，高度四千米，速度九百。请立即起飞拦截。”
发了几遍，塔台回复：“收到。已通知飞行员。”
歼-5起飞，按照雷达引导追上去。落地之后，飞行员跟老吴说：“今天电话不通，全靠电台。”
老吴说：“电话线被风刮断了。已经派人去修了。”
“电话线断了，电台也能通？”
“能。电台是无线电，不用线。但电台有电台的毛病。频率不对，信号就弱。天线不好，信号也弱。天候不好，信号还是弱。”
飞行员笑了一下。“那还是电话靠得住。”
“电话靠得住，但电话线会断。电台信号弱，但不会断。各有各的用处。”
1965年，通信连参加轮战保障。各师轮流进驻，飞机一架接一架地来，通信保障压力大了。老吴带着人加班加点，架天线、调频率、检修设备。有时候一天架好几副天线，手都磨出了泡。
有一次，一个师的转场飞机到了，但通信频率跟场站的对不上。飞行员在空中呼叫，通信连收不到。老吴爬上天线塔，把天线方向调了一下。信号收到了。
“通信连，通信连，这里是转场编队。请求着陆。”
“收到。跑道已清空，可以着陆。”
飞机一架一架落地。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跟老吴说：“今天要不是你们调天线，我们就得飞回去。”
老吴说：“调天线是小事。你们落不下来才是大事。”
“天线方向怎么会偏？”
“风刮的。天线架在塔上，风一吹就偏。偏了信号就弱。所以每次转场之前，我们得把天线重新调一遍。”
1968年，通信连换装国产通信设备。国产设备比苏联的轻便，操作简单，稳定性好。老吴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练快速架设。战时通信，时间就是命。架设速度快一秒，飞机就能早一秒起飞。
老吴带着人练了一个月，架设时间从半小时缩短到十分钟。陈小柱说：“连长，十分钟够快了。”
“不够快。战时通信，十分钟太长了。再练，练到五分钟。”
“五分钟？怎么练？”
“分工。三个人一组，一个架天线，一个接电源，一个调频率。三个人同时干，五分钟够了。”
又练了一个月，架设时间缩短到五分钟。老吴说：“行了。五分钟够用了。”
陈小柱问：“连长，为什么战时通信这么急？”
“飞机要起飞，得先有命令。命令怎么传？靠通信。通信断了，命令传不过去，飞机就飞不了。飞机飞不了，仗就打不了。所以通信是打仗的第一环。第一环断了，后面全断。”
1970年，老吴调任空军通信团团长。离开通信连那天，他在电台前面站了一会儿。电台还在工作，指示灯一闪一闪。陈小柱走过来。
“连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连到现在，十几年。”
“架了多少副天线？”
“记不清了。几百副吧。”
陈小柱点了点头。老吴又说：“通信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通信干好了，看不见。飞行员在天上飞，不知道通信连在下面保障。但通信断了，飞行员就知道通信连重要了。”
陈小柱没说话。老吴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通信保好点。”
老吴走了。陈小柱站在电台前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然后他转过身，坐到电台前面，戴上耳机，开始值班。
1975年，陈小柱当了通信连连长。那年冬天，一场台风袭击福建。台风来之前，通信连把天线放倒，设备搬进地下室。台风来了，风力十二级，树倒了，房子塌了，但通信设备没事。
台风过后，通信连第一个恢复通信。老吴从北京打电话来问：“台风怎么样？”
陈小柱说：“天线放倒了，设备没事。正在恢复通信。”
“好。通信不能断。断了，飞机就飞不了。”
“明白。”
陈小柱带着人把天线架起来，设备搬出来，开机调试。两个小时之后，通信恢复了。塔台打来电话：“通信连，通信连，这里是塔台。通信正常，可以飞行。”
陈小柱说：“收到。通信连保障完毕。”
挂了电话，他站在天线旁边，看着天线在风里慢慢转。天线转了一圈又一圈，信号发出去，收回来。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地下室走。明天还要飞。
第三章 气象
1956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气象台，台长姓周，叫周文斌。气象台只有几个人，一台气压计，一台温度计，一台风向风速仪。每天的工作是观测天气，记录数据，给飞行提供气象预报。
凌晨四点，周文斌起床。天还没亮，他打着手电筒走到观测场，先看云。云底高多少，云量多少，什么云。他仰着头看了一会儿，在记录本上写：层云，云底高八百米，云量十分之十。
写完云，他蹲下来看风向风速仪。风杯在转，转得不算快。他看了一眼刻度盘：风向东南，风速每秒四米。又写下来。
回到气象台，他开始填表。气压、温度、湿度、能见度，一项一项填。填完了，他拿起电话打给塔台。
“塔台，气象台。今天天气：层云，云底高八百米，云量十分之十，能见度六公里，风向东南，风速每秒四米。可以飞，但云底低，注意穿云。”
塔台回复：“收到。通知飞行员。”
五点，飞行员来气象台问天气。周文斌把填好的表递过去。“云底八百米，能见度六公里。可以飞，但上去之后注意云层，别穿云太久。”
飞行员看了一眼表。“知道了。下午天气怎么样？”
“下午可能有雷雨。飞完了早点回来。”
飞行员点头，走了。周文斌又补了一句：“别不当回事。雷雨来得快，跑都来不及。”
下午两点，天边起了乌云。周文斌盯着雷达屏幕，回波越来越强。他拿起电话，打给塔台。“塔台，气象台。西南方向有雷雨云，正在向机场移动。建议停止飞行。”
塔台回复：“收到。通知空中飞机返航。”
飞行员们落地之后，雷雨云到了机场上空。大雨倾盆，雷声隆隆。飞行员们站在塔台里，看着外面的雨。有个飞行员说：“周台长，今天预报得准。”
周文斌说：“不准就得挨骂。”
“以前挨过骂？”
“挨过。刚来那会儿，有一次预报晴天，结果下了大雨。飞行员飞了一半淋着雨回来，落地之后把我骂了一顿。”
“后来呢？”
“后来我天天看天，看了两年，摸出规律了。福建这地方，春天多雾，夏天多雷雨，秋天多台风。什么时候起雾，什么时候打雷，大概能估出来。”
新来的气象员姓李，叫李小平，从气象学校毕业的，理论好，实操差。周文斌教他看云。
“你看这个云，底平顶鼓，像棉花堆，叫积云。积云发展旺盛了就是积雨云。积雨云底下有雷雨，有风切变，有冰雹。飞行员最怕这个。”
李小平仰头看了一会儿。“台长，怎么判断积云会不会发展成积雨云？”
“看三个条件：湿度、温度、上升气流。湿度大，温度高，上升气流强，积云就往上长。长到一定高度，云顶开始平展，变成砧状，那就是积雨云了。”
“那得多久？”
“快的话半小时。慢的话一两个小时。所以夏天午后飞，得盯着云看。云开始往上蹿了，就赶紧叫飞机回来。”
1960年，气象台换了新设备，有了测雨雷达。周文斌带着人学雷达操作。李小平学得快，几天就能独立操作了。周文斌教他看回波。
“回波强，说明雨大。回波弱，说明雨小。回波移动快，说明风大。”周文斌指着屏幕，“你看这个回波，强度在增加，移动速度在加快，说明雷雨云在增强，向机场方向移动。”
李小平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台长，怎么判断它什么时候到机场？”
“算速度。屏幕上两个回波点之间的距离是知道的，时间也是知道的。速度算出来，再算到机场的距离，就知道什么时候到。”
李小平算了一下。“二十分钟后到。”
“对了。二十分钟后到，现在就得通知塔台停止飞行。”
李小平拿起电话打给塔台。塔台通知空中飞机返航。最后一架落地的时候，雷雨云已经到了跑道头上。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跟周文斌说：“周台长，今天差点回不来。”
周文斌说：“回来了就行。”
李小平在旁边站着，等飞行员走了之后问：“台长，刚才算得准吗？”
“准。二十分钟，不多不少。你算得不错。”
李小平松了一口气。周文斌又说：“但下次别光算速度。还得看回波强度。强度大的雷雨云，移动速度会变，不能按匀速算。”
“那怎么算？”
“多看。看多了就有经验了。经验比公式准。”
1965年，轮战部队进驻福建。飞行任务增加，气象保障压力大了。周文斌带着人加班加点，每天观测、预报、发报。有时候一天发几十份气象报，手都写酸了。
有一次，一个飞行员来问天气。周文斌把表递过去。“多云，能见度八公里，风四级。可以飞，但注意低空风切变。”
飞行员问：“风切变在哪个高度？”
“五百米以下。起降的时候注意。”
“风切变强不强？”
“中等。起降的时候可能会颠一下，但问题不大。”
飞行员点头。飞完了落地，跟周文斌说：“今天低空确实有风切变。落地的时候颠了一下。”
周文斌说：“预报了就得注意。”
“你们气象台现在预报越来越细了。”
“不细不行。你们飞得多了，我们得跟得上。”
1968年，气象台扩建，有了气象卫星接收设备。周文斌带着人学卫星云图。云图跟雷达回波不一样，雷达看的是局部，卫星看的是大范围。周文斌盯着屏幕上的云图，看了几天，摸出了门道。
“你看这台风云图。云带从西南向东北移动，说明天气系统在往东北方向走。咱们这儿在云带的东南侧，会有降水。”
李小平看了一眼。“台长，卫星云图跟雷达回波对不上。”
“哪里对不上？”
“雷达显示西南方向有雷雨云，卫星云图上没有。”
“卫星云图分辨率低，小块的雷雨云看不出来。雷达能看见，卫星看不见。两个配合着用。”
“怎么配合？”
“卫星看大范围，判断天气系统怎么走。雷达看局部，判断雷雨云什么时候到机场。两个对上了，预报就准了。对不上，就以雷达为准。雷达看得近，看得细。”
李小平点了点头。从那以后，气象台预报天气，雷达和卫星一起看。
1970年，周文斌调任空军气象处处长。离开气象台那天，他在观测场上站了一会儿。气压计、温度计、风向风速仪还在工作。李小平走过来。
“台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台到现在，十几年。”
“预报了多少次天气？”
“记不清了。几万次吧。”
李小平点了点头。周文斌又说：“气象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气象干好了，看不见。天气好，飞机飞得顺，没人记得气象台。天气坏了，飞机摔了，所有人都知道气象台出了问题。”
李小平没说话。周文斌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天气看好点。”
周文斌走了。李小平站在观测场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然后他转过身，回到气象台，开始填表。
1975年，李小平当了气象台台长。那年夏天，一场台风从福建沿海登陆。台风来之前，李小平盯着卫星云图看了三天。云图上的螺旋云系越来越清晰，台风中心气压越来越低。他判断：台风将在福建中部登陆，风力十二级以上。
他把预报报上去，场站立即采取措施：飞机转场，设备加固，人员撤进地下室。台风登陆那天，风力十二级，树倒了，房子塌了，但飞机没事，人没事。
台风过后，场站站长跟李小平说：“台风预报得准。飞机提前转场了，没损失。”
李小平说：“卫星云图看的。云系太清楚了，一看就知道台风要来。”
“以后台风预报就靠你了。”
“不能光靠我。得靠设备，靠数据，靠经验。三样凑齐了，预报才准。”
站长点了点头，走了。李小平站在气象台门口，看着外面的天。台风过后，天很蓝，云很高。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回到气象台，开始填明天的天气表。
第四章 塔台
1958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塔台，台长姓冯，叫冯长河。塔台是机场最高的建筑，几层楼高，顶上有个玻璃罩子，里面摆着电台、电话、信号灯、望远镜。每天的工作是指挥飞机起降。
塔台里有个指挥员姓郭，叫郭明亮，从飞行部队调来的，飞过歼-5，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停飞了，转到塔台当指挥员。停飞那天，大队长跟他说：“飞不了，就指挥别人飞。塔台也是战斗岗位。”
郭明亮坐在塔台里，面前摆着话筒、飞行计划表、气象报。远处跑道上，一架歼-5正在滑跑。他拿起话筒：“歼-5，塔台。可以起飞。”
飞行员回复：“歼-5明白。”
飞机离地，爬升。郭明亮盯着飞机，直到它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云层里。
旁边的新兵小刘问：“郭指挥员，你怎么知道它可以起飞？”
“看跑道。跑道清空了，气象条件够了，飞机状态好了，就可以起飞。”
“那要是跑道没清空呢？”
“不能起飞。跑道上有车有人有别的飞机，起飞就是撞。”
小刘点了点头。郭明亮又说：“塔台指挥员这个活，跟飞行员不一样。飞行员管一架飞机，塔台管所有飞机。天上飞的、地上停的、要落的、要起的，都得管。”
“那怎么管得过来？”
“按顺序管。先管要落的，再管要起的，最后管停着的。落的落了，起的起了，停着的等着。一个一个来，别乱。”
1960年，塔台扩建，有了雷达显示器。郭明亮带着人学雷达。雷达屏幕上能看见飞机的位置、高度、速度，比望远镜看得远，看得准。
有一次，两架歼-5同时返航，一架在左，一架在右，高度相同，航向交叉。郭明亮盯着雷达，发现两架飞机在接近。
“歼-5长机，右转三十度。歼-5僚机，左转三十度。立即执行。”
两架飞机同时转向，拉开了距离。落地之后，长机飞行员跑到塔台，跟郭明亮说：“今天差点撞上。”
“雷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俩高度一样，航向交叉，不改就撞了。”
“谢谢指挥员。”
“不用谢。下次返航之前先报告位置。报告了我就知道你们在哪儿，好调配。”
小刘在旁边看着，等飞行员走了之后问：“郭指挥员，你怎么知道两架飞机在接近？”
“看雷达屏幕。两架飞机的亮点越来越近，就是接近了。接近到一定程度，就得调配。调配晚了就撞了。”
“那怎么调配？”
“一架右转，一架左转。两架都转，距离就拉开了。如果一架转一架不转，距离可能拉不开，还可能撞上。”
小刘把这条记在本子上。
1965年，轮战部队进驻。各师轮流来，飞机多，起降频繁。郭明亮带着塔台的人三班倒，二十四小时值班。有时候一天指挥上百架次起降，嗓子喊哑了。
有一次，一架歼-6落地的时候偏了，冲出跑道，陷进草地。郭明亮立即拿起话筒：“后续飞机全部复飞。跑道关闭，等待通知。”
天上的飞机复飞了。郭明亮带着场务连的人跑过去，用牵引车把飞机拖回跑道。草地上的坑填平，压实。前后不到半小时。跑道重新开放。
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跟郭明亮说：“郭指挥员，今天偏了。”
“偏了正常。人没事就行。”
“跑道没问题吧？”
“跑道没问题。你下次落准点就行。”
飞行员走了之后，小刘问：“郭指挥员，跑道关闭了，天上的飞机怎么办？”
“复飞。复飞了在空中盘旋，等跑道开放了再落。”
“盘旋多久？”
“看情况。跑道开放得快，盘旋时间短。开放得慢，盘旋时间长。但不管多长，油得够。油不够的，先落。油够的，等着。”
1968年，郭明亮当了塔台台长。那年冬天，一场大雾袭击机场。能见度不到一百米。郭明亮坐在塔台里，盯着雷达屏幕。屏幕上有几架飞机正在返航。
“歼-6编队，塔台。本场能见度一百米，低于着陆标准。建议备降。”
长机回复：“油量不够备降。请求尝试着陆。”
郭明亮想了一下。“可以尝试。但要注意，最后进近阶段看不见跑道就复飞。”
“明白。”
歼-6编队进入最后进近。郭明亮站在塔台的玻璃罩子前面，往外看。雾很浓，什么都看不见。他只能靠雷达判断飞机的位置和高度。
“高度五十米。三十米。十米。复飞！看不见跑道！”
长机拉起来复飞了。郭明亮说：“备降场天气好，去备降。”
“油量不够。”
郭明亮想了一下。“那就再试一次。这次我让地面打开探照灯，照着跑道头。你看见灯光就落，看不见就复飞。”
地面探照灯打开了，照着跑道头。歼-6编队再次进近。郭明亮盯着雷达：“高度三十米。二十米。十米。看见灯光了！”
长机回复：“看见灯光了。着陆。”
飞机一架一架落地。最后一架落地之后，长机飞行员跑到塔台，跟郭明亮说：“今天要不是你让开探照灯，我们就得跳伞。”
“跳伞也是选项。但能落就落。”
“你怎么知道探照灯能照透雾？”
“探照灯的光柱穿透力强，雾薄的时候能照透。今天雾不算太厚，探照灯应该管用。要再厚一点，探照灯也照不透，就只能跳伞了。”
1970年，塔台换装新设备。新设备有二次雷达、气象显示器、自动记录仪。二次雷达能识别飞机的身份和高度，气象显示器能显示天气回波，自动记录仪能记录空地通话。郭明亮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
有一次，一架歼-6在训练中迷航，飞行员报告位置不清楚。郭明亮用二次雷达搜索，找到了飞机的位置。
“歼-6，塔台。你的位置在机场东南方向五十公里，航向三百，高度五千。按这个航向飞，十五分钟到机场。”
“歼-6明白。”
十五分钟后，飞机出现在雷达屏幕上，落地了。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跟郭明亮说：“郭台长，今天迷航了，全靠你引导。”
“二次雷达能找到你。你下次迷航了，先报告，我帮你找。”
“二次雷达是什么？”
“一种新雷达。能识别飞机的身份和高度，比老雷达准。老雷达只能看见亮点，不知道亮点是谁。二次雷达能知道亮点是谁，在什么高度。”
1975年，郭明亮调任空军飞行管制处处长。离开塔台那天，他在玻璃罩子前面站了一会儿。跑道还在，飞机还在飞。小刘走过来，他已经当了塔台台长。
“郭处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台到现在，十几年。”
“指挥了多少架次起降？”
“记不清了。几十万架次吧。”
小刘点了点头。郭明亮又说：“塔台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塔台干好了，看不见。飞机平安起落，没人记得塔台。但指挥错了，两架飞机撞了，所有人都知道塔台出了问题。”
小刘没说话。郭明亮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指挥把好关。”
郭明亮走了。小刘站在塔台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然后他转过身，坐到指挥台前面，拿起话筒。
“歼-6，塔台。可以起飞。”
飞机滑出跑道，离地，爬升。小刘盯着雷达屏幕，直到飞机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云层里。然后他拿起话筒，叫了下一架。
“歼-6，塔台。可以着陆。”
飞机对准跑道，下降，接地，滑跑，停了。小刘在记录本上写了一行字：1975年10月，歼-6着陆正常。
写完了，他把笔放下，看着窗外。跑道灯亮着，在黑暗中拉出两条光带。他看了一会儿，拿起话筒，叫了下一架。
第五章 导航台
1958年，福建。
空军某导航台，台长姓何，叫何德明。导航台建在海边一座小山包上，三间石头房，一台导航机，一根天线。每天的工作是开机、发信号、守台。飞行员靠导航台的信号确定位置，信号断了，飞行员就迷航。
导航台只有三个人，何德明，两个兵。一个叫小周，叫周小柱，从通信连调来的；一个叫小吴，叫吴小海，从雷达连调来的。三个人轮班，二十四小时开机。
导航机是老式的，电子管的，开机得预热，频率得手动调。何德明带着两个兵每天开机、调频、监听。监听的时候戴耳机，听信号清不清楚。不清楚就调，调完了再听。
小周问：“台长，这信号发出去，飞行员能收着吗？”
“能收着。但信号弱了，飞行员收不清。收不清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在哪儿就迷航。迷航了就得跳伞，或者撞山。”
“那怎么保证信号强？”
“天线方向对准机场，功率开到最大，频率调准。三样都对了，信号就强。缺一样，信号就弱。”
小周把这三条记在本子上。何德明又说：“导航台这个活，看着简单，其实一点不能马虎。你信号断了，飞行员就瞎了。瞎了就可能摔了。”
1960年，台风。台风来之前，何德明带着人把天线放倒，导航机搬进石头房里。台风来了，风力十二级，石头房的屋顶被掀了一半，墙也裂了缝。三个人躲在角落里，用被子裹着，等台风过去。
台风过后，天线倒了，导航机进了水。何德明带着人修了三天，把导航机拆开，擦干，换上备用零件。天线重新架起来，开机，信号发出去。
机场打来电话：“导航台，信号收到了。清楚。”
何德明说：“收到就好。台风把台里吹坏了，刚修好。”
“修好了就行。这几天没信号，飞行员都靠雷达引导，不方便。”
“以后不会断了。断了就修，修好了再断再修。反正不能断。”
1965年，导航台换装新设备。新导航机晶体管化了，不用预热，频率也自动调。何德明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练快速架设。战时导航，时间就是命。架设快了，飞行员就能早收到信号。
小周练了一个月，架设时间从半天缩短到两个小时。何德明说：“两个小时够快了。但还得练。练到一个小时。”
“怎么练？”
“分工。一个人架天线，一个人接电源，一个人调机器。三个人同时干，一个小时够了。”
又练了一个月，架设时间缩短到一个小时。何德明说：“行了。一个小时够用了。”
小周问：“台长，为什么战时导航这么急？”
“飞机要起飞，得先有信号。信号有了，飞行员才知道往哪儿飞。信号没有，飞行员就迷航。迷航了就回不来。所以导航台得跑得快。快一个小时，飞行员就少等一个小时。”
1968年，导航台扩建。机场扩建，导航台也扩建。石头房拆了，盖了砖房。天线换了大的，导航机换了新的。何德明带着人搬进新房子，开机，信号发出去，机场收到了。
小吴问：“台长，新导航机比老的好在哪儿？”
“好在稳定。老的电子管的，开机得预热，信号不稳。新的晶体管的，开机就稳，信号也强。”
“那要是新的坏了呢？”
“新的坏了就换备件。备件换了还坏，就换老的。老的修一修还能用。反正不能没信号。”
1970年，何德明调任空军导航处处长。离开导航台那天，他在天线底下站了一会儿。天线还在转，信号还在发。小周走过来。
“台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台到现在，十几年。”
“发了多少年信号？”
“记不清了。十几年吧。”
小周点了点头。何德明又说：“导航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导航干好了，看不见。飞行员收着信号，飞得顺，没人记得导航台。但信号断了，飞行员迷航了，所有人都知道导航台出了问题。”
小周没说话。何德明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信号发好点。”
何德明走了。小周站在天线底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山路尽头。
1975年，小周当了导航台台长。那年秋天，一场暴雨冲断了进山的公路。导航台的柴油快用完了。小周带着人扛着柴油桶，走了十几里山路，把柴油扛回台里。柴油加进发电机，导航机开机，信号发出去。
机场打来电话：“导航台，信号收到了。公路断了，你们怎么发的电？”
小周说：“扛柴油。桶扛上来，发电机一转，信号就发出去了。”
“扛了多少桶？”
“八桶。够烧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呢？”
“半个月之后公路就修通了。修通了再买柴油。”
挂了电话，小周站在天线底下，看着天线在风里转。他想起何德明当年说的话：导航台这个活，看不见。但信号断了，所有人都知道导航台出了问题。他转过身，往台里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天线。天线还在转，信号还在发。他看了一会儿，继续走。
第六章 作战参谋
1958年，福建。
空军某师指挥所，作战参谋姓韩，叫韩德明。作战参谋管标图、记录、传达命令。指挥员看的是态势图，态势图是参谋标的。指挥员下的命令，命令是参谋传的。标错了，指挥员就判断错。传错了，部队就打错。
标图员姓周，叫周小虎，从航校领航专业调来的，学过地图作业，但没标过作战态势图。第一天上班，韩德明带他看标图板。
“这标图板怎么标？”
“先标自己人。蓝色图标，标在机场位置。再标敌人。红色图标，标在雷达发现的位置。高度、速度、航向，写在图标旁边。”
“怎么知道敌人在哪儿？”
“听雷达通报。雷达发现目标，通报方位、距离、高度、航向。你按通报标。标完了，指挥员一看图就知道敌人在哪儿，自己在哪儿，该往哪儿打。”
周小虎点头。韩德明又说：“标图这个活，看着简单，其实一点不能马虎。你标错一个方位，敌机就跑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指挥员按你标的图下命令，部队就扑空了。扑空了，敌机就跑了。”
“那怎么保证标得准？”
“听清楚，写清楚，标清楚。雷达通报一遍，你复诵一遍。复诵对了，再标。标完了，再核对一遍。三道关，少一道都不行。”
1958年夏天，第一次实战标图。雷达发现一架国民党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往北飞。韩德明在指挥所里盯着雷达屏幕，周小虎在标图板前拿着笔。
“方位一百二，距离八十，高度三千，航向西北。”雷达通报。
周小虎复诵：“方位一百二，距离八十，高度三千，航向西北。”
复诵对了，他在标图板上标了一个红色图标，旁边写上数据。标完了，核对一遍，没发现错误。
“方位一百二，距离七十，高度三千，航向西北。”
周小虎又标了一个点，用线连起来，画出敌机航迹。指挥员看着标图板，说：“敌机往西北飞，可能要侦察我沿海机场。歼-5起飞，拦截。”
命令传下去，歼-5起飞。按照标图板上的敌机位置追上去。追到海边上空，飞行员报告：“发现敌机，请求攻击。”
“攻击。”
飞行员开炮，敌机冒烟，往下栽了。落地之后，飞行员给指挥所打电话：“今天引导得准。我按标图板上的位置追，追上了。”
韩德明说：“是标图标准了。”
周小虎在旁边听着，等韩德明挂了电话，问：“参谋，咱们标图也算打仗？”
“算。标图是打仗的第一环。第一环准了，后面才准。第一环错了，后面全错。”
1960年，指挥所扩建，标图板换成了大屏幕。大屏幕上能显示雷达图像，标图员不用手动画了，用光笔在屏幕上点。周小虎学了新设备，练了一个月，标图速度快了一倍。
有一次演习，蓝军飞机从多个方向同时进攻。雷达通报不停，周小虎在大屏幕上一个一个标。标到第三个方向的时候，手忙脚乱，漏了一个目标。
韩德明看见了，说：“漏了一个。东南方向，高度五千。”
周小虎赶紧补标。标完了，指挥员看着大屏幕，说：“东南方向也有敌机？差点漏了。”
演习结束之后，韩德明把周小虎叫到一边。“今天漏了一个目标。为什么漏？”
“通报太快了，我跟不上。”
“跟不上就练。练到跟得上为止。实战的时候，敌机不会等你。你慢一秒，敌机就多飞一公里。多飞一公里，就可能多扔一颗炸弹。”
从那以后，周小虎天天练标图。韩德明拿着秒表掐时间，通报速度越来越快，周小虎越标越熟。练了三个月，通报再快也跟得上了。
1965年，轮战部队进驻。各师轮流来，指挥所里参谋换了一茬又一茬。韩德明带着新参谋标图，讲的第一句话跟当年一样：“标错一个方位，敌机就跑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新参谋姓李，叫李小平，从雷达连调来的，学过雷达标图，但没学过作战标图。韩德明教他标图，教了一个月，李小平基本能独立标了。
有一次实战，雷达发现一架RF-101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往北飞。李小平在标图板前标图，标到一半，雷达通报突然变了。
“方位一百二，距离五十，高度一百，航向西北。”
李小平复诵：“方位一百二，距离五十，高度一百，航向西北。”
复诵完了，他标了一个点。韩德明看了一眼。“标错了。高度一百，你标成一千了。”
李小平看了一眼标图板。“真是标错了。少写了一个零。”
“少写一个零，敌机就变成高空目标了。高空目标和低空目标的打法不一样。高炮打不着低空，战斗机打不着高空。标错了，指挥员就下错命令。”
李小平把高度改过来，重新标。标完了，指挥员看着标图板，说：“低空目标，歼-6起飞，低空拦截。”
歼-6起飞，追到海边上空，打掉了敌机。落地之后，飞行员给指挥所打电话：“今天引导得准。低空目标，我按标图板上的位置追，追上了。”
韩德明说：“是标图标准了。”
李小平在旁边听着，等韩德明挂了电话，说：“参谋，今天差点标错了。”
“差点标错就是标错了。下次标完了，自己先核对一遍。核对完了，再叫我核对。两道关，少一道都不行。”
1970年，韩德明调任空军作战部处长。离开指挥所那天，他在标图板前面站了一会儿。标图板上还标着昨天演习的态势图，蓝色图标是自己人，红色图标是敌人。周小虎走过来。
“参谋，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所到现在，十几年。”
“标了多少次图？”
“记不清了。几百次吧。”
周小虎点了点头。韩德明又说：“作战参谋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参谋干好了，看不见。指挥员看着标图板下命令，命令打赢了，指挥员有功。但标图板上的图标是参谋标的。标错了，指挥员就下错命令。下错了，仗就打输了。”
周小虎没说话。韩德明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图标标准点。”
韩德明走了。周小虎站在标图板前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1975年，周小虎当了作战参谋。那年秋天，一架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往北飞。周小虎在标图板前标图，标完了核对一遍，没发现错误。指挥员看着标图板，说：“低空目标，歼-6起飞，低空拦截。”
歼-6起飞，追到海边上空，打掉了敌机。落地之后，飞行员给指挥所打电话：“今天引导得准。”
周小虎说：“是标图标准了。”
挂了电话，他站在标图板前面，看着板上的图标。蓝色是自己人，红色是敌人。他看了一会儿，拿起笔，把昨天的图标擦掉，准备标今天的态势。
第七章 领航员
1951年，安东浪头机场。
韩明阳的图-2机组里，领航员姓陈，叫陈志远。飞大和岛那天，陈志远坐在机头下面的领航舱里，面前摊着航图、计算尺、风速表。
领航舱在机头最前面，玻璃罩子，视野好，但冬天冷夏天热。陈志远戴着皮帽子，手套，还是冻得手指发僵。他用计算尺算风速、算偏流、算到达时间，算完了把数据报给韩明阳。
“航向一百二，速度三百六，风速每秒八米，偏流正三度。预计五分钟到目标。”
韩明阳按数据飞。到了目标上空，陈志远看了一眼地标，确认是目标，说：“投。”
炸弹投下去，炸了广播站。返航的时候，陈志远又算了一遍返航航向，把数据报给韩明阳。落地之后，韩明阳说：“老陈，今天算得准。”
陈志远说：“不算准就炸不着。”
那天晚上，陈志远在宿舍里把白天的航线重新算了一遍。风速、偏流、到达时间，一个数据一个数据核对。核对完了，他把计算尺放在桌上，想起刚学领航那会儿。
他是从陆军调来的，文化程度不高，算数都费劲。航校领航班招生，他报名，教员问他：“你会算什么？”
“加减乘除。”
“那不行。领航得会三角函数、会算风速、会算偏流。”
“我学。”
他学了半年，天天抱着教材啃。三角函数背不下来，抄在小本子上，揣在口袋里，有空就掏出来看。风速计算公式记不住，抄了十几遍，抄到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毕业考试的时候，他考了全班第三。
1955年，陕西某机场。空8师换装图-4。图-4比图-2大，飞得远，领航舱也宽敞一些。陈志远第一批改装，学了几个月，把图-4的领航设备摸透了。图-4上装了雷达，能辅助领航，但陈志远还是习惯用计算尺和航图。
有一次飞长途，航程几千公里，途中天气变坏，云层低，看不见地标。陈志远用雷达确认位置，用计算尺算航向，把飞机带到了目标上空。落地之后，机长说：“老陈，今天全靠你了。看不见地标，我以为得返航。”
陈志远说：“看不见地标，就看雷达。雷达看不见，就算。算准了，就能到。”
机长拍了拍他的肩膀。“你那个计算尺，比雷达还靠得住。”
陈志远把计算尺揣进口袋。“靠不住的时候也有。有一次算错了偏流，飞机偏了十几公里。落地之后机长骂了我一顿。”
“后来呢？”
“后来我把偏流公式重新背了一遍。背到闭着眼睛都能算对。”
1959年，陕西某机场。轰-6开始装备部队。轰-6的领航设备比图-4先进，装了多普勒雷达和自动驾驶仪，但陈志远还是带着计算尺和航图。他说：“设备是辅助，人是根本。设备坏了，人得顶上。”
有一次飞远程轰炸训练，目标是海上一个岛。陈志远算好航线，把数据输入自动驾驶仪，飞机自动飞向目标。到了目标上空，雷达确认位置，投弹。炸弹投下去，偏离目标不到一百米。
落地之后，大队长说：“老陈，今天投得准。”
陈志远说：“设备好。多普勒雷达准。”
“设备好也得人算。你不算，设备也不知道往哪儿飞。”
陈志远没说话。他把航图收好，计算尺揣进口袋。那天晚上，他在宿舍里把多普勒雷达的说明书翻了一遍。说明书是俄文的，他看不懂，但图能看懂。他把雷达的工作原理一页一页看过去，看到半夜，把关键的部分记在本子上。
第二天，他跟机组的人说：“多普勒雷达有个毛病，海上飞行的时候，风浪大了，反射波乱，数据会偏。下次飞海上，多普勒和计算尺对照着用。两个数据差不多，就信。差得多，就以计算尺为准。”
机组的人点头。后来飞海上训练，果然遇到了数据偏差。陈志远用计算尺校正了航向，飞机准确到达目标上空。
1965年，陕西某机场。陈志远带了个徒弟，叫李明。李明是从航校领航专业毕业的，学了几年理论，上了飞机还得从头练。陈志远教他的第一件事：算风速。
“风速算不准，航向就偏。航向偏了，到不了目标。”
李明算了一遍，把数据报给陈志远。陈志远看了一眼，说：“再算一遍。”
李明又算了一遍，数据不一样。陈志远说：“第一遍错了。第二遍对了。”
“你怎么知道第一遍错了？”
“经验。飞多了就知道，这个季节、这个高度，风速大概是多少。你算出来的数据跟经验对不上，就再算一遍。”
李明点了点头。跟飞了半年之后，他算的数据跟陈志远差不多了。
有一次飞长途，李明当领航员，陈志远坐在后面看着。李明算完航向，报给机长。陈志远在后面听着，没说话。落地之后，他跟李明说：“你今天算的航向，偏了两度。”
“两度？我看雷达显示的位置是对的。”
“雷达是对的，但你算的偏流少了两度。两度偏流，飞一千公里就偏了十几公里。今天没偏，是因为中途修正了。下次一开始就算准，不用中途修。”
李明把数据重新算了一遍，发现确实少算了两度。他把这个错误记在本子上，旁边写了一行字：偏流两度，千里差十公里。
1970年，陕西某机场。陈志远停飞了。停飞那天，他在领航舱里坐了一会儿。领航舱还是那个领航舱，玻璃罩子，视野好。他把计算尺、航图、风速表一样一样收进包里，最后看了一眼领航舱。
“老陈，走了？”李明站在舱门口。
“走了。”
“你飞了多少年领航员？”
陈志远想了一下。“从图-2到轰-6，二十来年。”
“带了多少徒弟？”
“记不清了。十几个吧。”
李明点了点头。陈志远又说：“领航员这个活，跟飞行员不一样。飞行员看天，领航员看图和表。飞行员管飞，领航员管往哪儿飞。飞错了可以改，领航错了，油烧完了都到不了。”
李明没说话。陈志远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航线算准点。”
陈志远走了。李明站在领航舱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然后他转过身，坐进领航舱，摊开航图，拿起计算尺。
1980年，李明也停飞了。停飞那天，他把计算尺和航图收进包里，跟当年陈志远一样。他把包递给新来的领航员，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这把计算尺，是陈教员传给我的。现在传给你。”
年轻人接过计算尺，翻来覆去看了看。“这玩意儿怎么用？”
李明笑了一下。“我教你。算风速、算偏流、算航向，一样一样来。”
年轻人点头。李明把航图摊开，拿起计算尺，开始教。
第八章 高炮部队
1965年，福建。
空军某高炮师，师长姓周，叫周德山。高炮师管着几个高炮团，装备的是双管37毫米高炮和85毫米高炮。每天的工作是防空值班，保卫机场和重要目标。
那时候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机经常过来，有时候还扔炸弹。高炮师的任务就是把这些飞机打下来，或者赶走。
新来的炮手姓陈，叫陈大柱，从陆军调来的，打过仗，但没打过飞机。第一天上班，周德山带他上阵地。
“会打炮吗？”
“会。迫击炮、山炮都打过。”
“高炮跟迫击炮不一样。迫击炮打地面，高炮打空中。空中目标跑得快，得提前算好提前量。”
“提前量怎么算？”
“看航路。敌机从哪儿来，往哪儿去，速度多少，高度多少。算准了，炮口对准敌机前面，开炮。炮弹飞过去，正好跟敌机撞上。”
陈大柱点头。周德山又说：“高炮打飞机，不是一发一发打，是一群一群打。一个连几门炮，同时开火，在敌机前面形成弹幕。敌机撞上弹幕，就掉下来了。”
“那要是敌机不撞呢？”
“不撞就接着打。打到他撞为止。”
1965年夏天，高炮师第一次实战。雷达发现一架RF-101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往北飞。周德山下令：“全师进入一等战备。各团按预案进入阵地。”
高炮团进入阵地，炮口对准敌机来向。雷达不断通报敌机位置：“距离八十公里，高度一百，速度九百。”
周德山在指挥所里盯着雷达屏幕。“等近了再打。别提前暴露。”
“距离五十公里。”
“等。”
“距离三十公里。”
“等。”
“距离二十公里。”
周德山下令：“打。”
全师高炮同时开火。炮口闪光在阵地上亮成一片，炮弹拖着曳光飞向天空。RF-101飞行员看见弹幕，立即转弯，想跑。但弹幕太密，飞机撞上了炮弹，冒了烟，往下栽了。
“打中了！”观察哨喊。
RF-101坠落在海面上，飞行员跳伞。落地之后，周德山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击落一架。RF-101。”
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电报，说了一句：“高炮师打得好。RF-101飞得快，低空性能好，高炮能打下来，不容易。”
1966年，高炮师换装新装备。新装备有了雷达瞄准具，能自动跟踪目标，自动计算提前量。陈大柱当了炮班长，带着人学新装备。
“班长，这雷达瞄准具怎么用？”新兵问他。
“雷达锁定目标，瞄准具自动计算提前量。你只要把炮口对准目标，雷达告诉你什么时候开炮，你就开炮。”
“那要是雷达坏了呢？”
“雷达坏了就用光学瞄准具。光学瞄准具靠眼睛看，靠手算。算得慢，但也能打。”
“那要是光学瞄准具也坏了呢？”
“那就直接瞄准。炮口对准敌机，估个提前量，开炮。打不打得中，看运气。”
新兵愣了一下。“靠运气？”
“运气也是练出来的。你练多了，估得准，运气就好。练少了，估不准，运气就差。”
1967年，高炮师参加援越抗美。美军飞机天天来炸越南北方，高炮师奉命出国作战。周德山带着部队进入越南，在铁路桥边上架起高炮。
第一天没有动静。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早上，警报响了。雷达发现目标：两架F-105，从南边来，高度三千米，航向直指铁路桥。
周德山在指挥所里盯着雷达屏幕。“等近了再打。不要提前暴露。”
“距离十公里。”
“等。”
“八公里。”
“等。”
“五公里。”
“打。”
全师高炮同时开火。炮口闪光在阵地上亮成一片，炮弹拖着曳光飞向天空。第一架F-105投下炸弹，炸弹落在桥边，炸起水柱。第二架F-105拉起转弯，想跑。炮弹追上去，在机身旁边炸开。
“打中了！”观察哨喊。
第一架F-105冒了烟，往下坠。飞行员跳伞。第二架跑了。
阵地上有人喊了一声。周德山没喊，他盯着雷达屏幕看了一会儿。“别放松。还有。”
果然，半个小时后，又来了四架。这回是F-4，飞得更高，投弹更准。周德山把指挥权下放给各团：“各自瞄准，自由开火。”
各团高炮又响了一轮。一架F-4被打着了，栽进稻田里。另外三架投完弹跑了。
那段时间，高炮师天天打。有时候一天打好几拨，有时候几天没动静。周德山带着人挖工事、修炮、练瞄准。炮管打红了就换，换了再打。
陈大柱的炮班击落了两架F-105。他蹲在炮位上，擦了擦炮管，跟新兵说：“高炮打飞机，不是靠一门炮，是靠一群炮。一群炮一起打，形成弹幕，敌机就撞上了。一门炮打，打不中。”
新兵点头。陈大柱又说：“还有，高炮阵地是敌机的靶子。敌机来炸你，你得扛住。扛不住就撤，撤不了就打。打到最后一个人，也得打。”
1968年，高炮师轮换回国。走的那天，周德山在阵地上站了一会儿。高炮还在架着，炮口朝南。远处有炸弹坑，稻田里还有没捡完的弹片。陈大柱走过来。
“师长，走了？”
“走了。”
“打了多少架？”
“全师击落十几架，击伤几十架。”
陈大柱点了点头。周德山又说：“高炮这个活，跟战斗机不一样。战斗机在天上打，高炮在地上打。天上打靠技术，地上打靠胆量。美国人飞得低，炸弹扔下来，高炮阵地就是靶子。但我们的高炮没撤，一直架在那儿。这就是胆量。”
“那要是敌机扔原子弹呢？”
“扔原子弹也得打。打了不一定活，不打一定死。”
1970年，周德山调任空军高炮处处长。离开高炮师那天，他在阵地上站了一会儿。高炮还在架着，炮口朝南。陈大柱走过来。
“师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师到现在，十几年。”
“指挥了多少次战斗？”
“记不清了。几十次吧。”
陈大柱点了点头。周德山又说：“高炮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高炮干好了，看不见。敌机没来，没人记得高炮。敌机来了，高炮打下来了，也没人记得高炮。但敌机来了，高炮没打下来，所有人都知道高炮出了问题。”
陈大柱没说话。周德山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炮架好点。”
周德山走了。陈大柱站在阵地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阵地尽头。
1975年，陈大柱当了高炮团团长。那年秋天，一架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往北飞。陈大柱带着高炮团进入阵地。雷达锁定目标，瞄准具自动计算提前量。
“距离五公里。”炮班长报告。
“等。”
“距离三公里。”
“打。”
全团高炮同时开火。侦察机撞上弹幕，冒了烟，往下栽了。落地之后，陈大柱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击落一架。侦察机。”
挂了电话，他站在阵地上，看着炮口还在冒烟的高炮。他想起周德山当年说的话：高炮干好了，看不见。但敌机来了，高炮没打下来，所有人都知道高炮出了问题。他转过身，对炮班长说：“检查炮。下一架来了，接着打。”
第九章 探照灯部队
1958年，福建。
空军某探照灯团，团长姓秦，叫秦光明。探照灯团管夜间防空，用探照灯照射敌机，配合高炮部队打。那时候夜间防空手段不多，雷达引导高炮打，但雷达精度有限，有时候照不着。探照灯一照，敌机就暴露了，高炮就好打了。
新来的灯手姓赵，叫赵小亮，从陆军调来的，体格结实，眼睛好。第一天上班，秦光明带他看探照灯。
“会操作探照灯吗？”
“不会。没见过这么大的灯。”
“这是直径一米五的探照灯，碳弧光源，亮度几亿烛光。照到天上，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照那么亮干什么？”
“照亮敌机。夜间敌机看不见，高炮打不着。探照灯一照，敌机就暴露了。暴露了高炮就能打。”
赵小亮点头。秦光明又说：“探照灯操作有三个动作：开灯、跟灯、关灯。开灯要快，敌机一出现就开。跟灯要稳，敌机往哪儿飞，灯往哪儿照。关灯要果断，敌机跑了就关，别让敌机发现咱们的位置。”
“那怎么知道敌机往哪儿飞？”
“听雷达通报。雷达发现敌机，通报方位、高度、航向。你按通报的方向照。照着了，雷达再通报修正方向，你跟着修正。照准了，敌机就跑不了。”
1958年夏天，探照灯团第一次实战。雷达发现一架国民党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往北飞。秦光明下令：“全团进入一等战备。各连按预案进入阵地。”
探照灯进入阵地，灯口对准敌机来向。雷达不断通报敌机位置：“方位一百二，高度三千，航向西北。”
秦光明在指挥所里盯着雷达屏幕。“等近了再开灯。别提前暴露。”
“方位一百二，高度两千。”
“等。”
“方位一百二，高度一千。”
“开灯。”
几盏探照灯同时开灯，光柱照向天空。敌机被光柱照住，飞行员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高炮部队随即开火，炮弹拖着曳光飞向敌机。敌机冒了烟，往下栽了。
“打中了！”观察哨喊。
落地之后，秦光明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击落一架。探照灯配合高炮打的。”
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电报，说了一句：“探照灯部队打得好。夜间防空，探照灯跟高炮配合，缺一不可。”
1960年，探照灯团换装新装备。新装备有了雷达控制探照灯，不用人手动跟了。雷达锁定敌机，探照灯自动跟着雷达转。赵小亮当了灯班长，带着人学新装备。
“班长，这雷达自动跟灯怎么用？”新兵问他。
“雷达锁定目标，探照灯自动跟着转。你只要盯着屏幕，确认灯照准了就行。照准了，报告指挥所。照偏了，手动修正。”
“那要是雷达坏了呢？”
“雷达坏了就手动。手动跟灯靠眼睛，靠手。眼睛看敌机，手转灯。转得快了，灯照过头。转得慢了，灯跟不上。得练到不快不慢，正好照住敌机。”
“那得练多久？”
“练到闭着眼睛都能转准。练不够，敌机来了照不住。照不住，高炮就打不着。打不着，敌机就跑了。”
1965年，探照灯团参加援越抗美。美军飞机夜间来炸越南北方，探照灯团奉命出国作战。秦光明带着部队进入越南，在铁路桥边上架起探照灯。高炮部队也在桥边架好炮，等敌机来。
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第二天晚上也没有。第三天晚上，雷达发现目标。“方位一百五，高度两千，航向西北。”
秦光明下令：“等近了再开灯。”
“方位一百五，高度一千五。”
“等。”
“方位一百五，高度一千。”
“开灯。”
几盏探照灯同时开灯，光柱照向天空。美军飞机被照住，飞行员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高炮部队随即开火，炮弹拖着曳光飞向敌机。敌机冒了烟，往下栽了。
“打中了！”观察哨喊。
那段时间，探照灯团天天打。有时候一天打好几拨，有时候几天没动静。秦光明带着人白天修灯、练操作，晚上等敌机来。
赵小亮在战斗中练出了一手绝活：听声辨位。敌机发动机的声音从哪个方向来，他就能把灯照到哪个方向。照准了，高炮就打。照偏了，高炮就打不着。
秦光明问他：“你怎么听出来的？”
“练出来的。白天练操作，晚上听声音。听多了就知道，发动机声音从哪个方向来，大概多高、多远。声音大，高度低。声音小，高度高。声音从左边来，灯往左照。声音从右边来，灯往右照。”
“听声辨位能代替雷达吗？”
“不能代替，但雷达坏了能顶上。雷达坏了，听声辨位也能照住敌机。照住了，高炮就能打。”
1968年，探照灯团轮换回国。走的那天，秦光明在阵地上站了一会儿。探照灯还在架着，灯口朝南。赵小亮走过来。
“团长，走了？”
“走了。”
“打了多少架？”
“全团配合高炮击落十几架，击伤几十架。”
赵小亮点了点头。秦光明又说：“探照灯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探照灯干好了，看不见。灯照住了敌机，高炮打下来了，飞行员说高炮打得好。没人说探照灯照得好。但灯没照住，高炮就打不着。打不着，敌机就跑了。”
赵小亮没说话。秦光明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灯照好点。”
秦光明走了。赵小亮站在阵地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阵地尽头。
1970年，赵小亮当了探照灯团团长。那年秋天，一架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贴着海面往北飞。雷达发现目标，赵小亮下令开灯。几盏探照灯同时照向天空，敌机被照住。高炮部队随即开火，敌机冒了烟，往下栽了。
落地之后，赵小亮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击落一架。探照灯配合高炮打的。”
挂了电话，他站在阵地上，看着灯口还在冒烟的探照灯。他想起秦光明当年说的话：探照灯干好了，看不见。但灯没照住，高炮就打不着。他转过身，对灯班长说：“检查灯。下一架来了，接着照。”
第十章 防化
1964年，新疆罗布泊。
空军某防化连，连长老梁，叫梁德胜。防化连管核辐射监测、洗消、防护。那时候防化连刚组建，设备不多，几台辐射监测仪，几套防护服，几桶洗消液。
新来的防化员姓孙，叫孙福来，从陆军防化学校毕业的，学过辐射监测，但没接触过核试验。第一天上班，梁德胜带他看设备。
“这辐射监测仪怎么用？”
“开机，预热，探头对准目标，读数。读数超过阈值，就报警。”
“阈值是多少？”
“看情况。正常环境，本底辐射很低。核试验现场，辐射高几百倍。所以阈值得按任务调。”
孙福来点头。梁德胜又说：“防化连的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防化干好了，看不见。核辐射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但能要人命。你监测准了，人没事。监测不准，人受了辐射还不知道。”
“那怎么保证监测准？”
“设备得校准。每次任务之前，用标准源校准。校准合格了，才能用。校准不合格，换了再校。”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防化连的任务是：爆炸之后进入爆心，监测辐射，划定污染区，指导洗消。梁德胜带着孙福来和几个防化员，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坐上卡车往爆心开。
卡车开到距爆心几公里的地方，辐射监测仪开始报警。梁德胜看了一眼读数。“停车。这里辐射超标。下车，步行前进。”
几个人下车，背着监测仪，步行往爆心走。越走辐射越高，监测仪的报警声越来越急。孙福来有点紧张。“连长，辐射这么高，咱们还往前走？”
“往前走。但得控制时间。辐射剂量等于辐射强度乘以时间。强度高，时间就得短。咱们走到监测点，测完就走，不在那儿停留。”
“那要是监测仪坏了呢？”
“坏了就撤。人比数据重要。数据可以再测，人受了辐射就回不来了。”
走到监测点，梁德胜让孙福来测辐射。孙福来把探头对准地面，读数跳出来。他记下数据，又测了空气、土壤、设备。测完了，几个人转身往回走。
回到安全区，梁德胜让孙福来脱防护服，测身上有没有沾染。孙福来脱了防护服，梁德胜拿监测仪在他身上扫了一遍。“身上没沾染。洗消一下就行。”
孙福来去洗消站冲了一遍水，换了干净衣服。梁德胜又测了一遍，确认干净了。“行了。回营地。”
1965年5月14日，空投原子弹试验。防化连的任务是：飞机落地之后，监测飞机有没有沾染，指导洗消。李源一机组驾驶图-16投完原子弹，穿过蘑菇云采样，落地之后，防化连接手。
梁德胜带着人围上去，监测仪对准飞机。读数跳出来，飞机表面有放射性沾染。梁德胜对李源一说：“机长，飞机有沾染。人先下来，飞机洗消。”
李源一从座舱里爬出来，梁德胜拿监测仪在他身上扫了一遍。“机长，你身上有微量沾染。去洗消站冲一下。”
李源一去洗消站冲了一遍水。梁德胜又测了一遍，确认干净了。“行了。机长，你可以走了。”
飞机洗消用了几个小时。防化员穿着防护服，拿着喷枪，把洗消液喷在飞机表面。喷完了测，测完了喷，反复几遍，直到读数降到安全范围以内。
梁德胜跟孙福来说：“飞机洗消比人洗消麻烦。飞机表面大，死角多，洗消液喷不到的地方，沾染就留在那儿。所以得反复喷，反复测。”
“那要是洗不干净呢？”
“洗不干净就报废。飞机可以再造，人受了辐射就回不来了。”
1967年6月17日，空投氢弹试验。防化连的任务更重了。氢弹威力大，放射性沾染范围广。梁德胜带着人提前进入预设监测点，等爆炸之后监测辐射。
爆炸那天，蘑菇云升起来。梁德胜在监测点盯着监测仪，读数跳得飞快。他记下数据，等蘑菇云散了，带着人往爆心走。
走到半路，孙福来的监测仪突然不显示了。他拍了拍仪器，还是不显示。“连长，监测仪坏了。”
梁德胜把自己的监测仪递给他。“用我的。两个人看一个，读数记两遍，对上了才算准。”
孙福来用梁德胜的监测仪测了数据，记下来。梁德胜又测了一遍，两个数据对上了。“行了。撤。”
回到营地，梁德胜把坏了的监测仪拆开，发现是探头线断了。他换了根线，重新校准，仪器恢复了。
孙福来问：“连长，探头线怎么会断？”
“老化。探头线天天弯来弯去，里面的铜丝疲劳断裂。所以每次任务之前，得检查探头线。查完了再校准。两道关，少一道都不行。”
1970年，梁德胜调任空军防化处处长。离开防化连那天，他在仓库里站了一会儿。仓库里码着一排排防护服、监测仪、洗消液。孙福来走过来。
“连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连到现在，十几年。”
“参加了多少次核试验？”
“记不清了。几次吧。”
孙福来点了点头。梁德胜又说：“防化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防化干好了，看不见。核辐射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但能要人命。你监测准了，人没事。监测不准，人受了辐射还不知道。”
孙福来没说话。梁德胜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监测把好关。”
梁德胜走了。孙福来站在仓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5年，孙福来当了防化连连长。那年秋天，一次演习中，模拟核爆之后，防化连进入现场监测。孙福来带着人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往爆心走。走到监测点，测辐射。测完了，往回走。
回到安全区，孙福来让防化员脱防护服，测身上有没有沾染。一个防化员脱了防护服，孙福来拿监测仪扫了一遍，读数偏高。“你身上有沾染。去洗消站冲一遍。”
防化员去洗消站冲了一遍水。孙福来又测了一遍，读数降下来了。“再冲一遍。冲完了再测。”
防化员又冲了一遍。孙福来测了第三遍，读数正常了。“行了。以后脱防护服的时候小心点。别把外面的沾染蹭到身上。”
防化员点头。孙福来又说：“防化这个活，最怕的是马虎。马虎一次，受了辐射还不知道。受了辐射，当时没感觉，过几年出问题。出了问题，后悔都来不及。”
防化员没说话。孙福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了。下次小心点。”他转过身，往营地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爆心方向。那里已经恢复平静，看不见蘑菇云，看不见辐射。但他知道，辐射还在，只是看不见。防化连的任务，就是把看不见的东西测出来。
第十一章 靶场
1958年，辽宁。
空军某靶场，场长姓马，叫马德山。靶场管空中靶标、地面靶标、拖靶、无人靶机。飞行员打靶，靶场保障。打中了算飞行员的本事，靶场把靶标放好、拖好、回收好，算靶场的本事。
那时候靶标简单，拖靶是一块帆布，用钢索拖着，由一架靶机飞机拉着飞。飞行员追着拖靶打，打中了帆布上留下弹孔，打不中就飞过去了。
新来的靶场保障员姓周，叫周小虎，从场务连调来的，手脚麻利，但没搞过靶标。第一天上班，马德山带他看拖靶。
“这拖靶怎么放？”
“靶机飞机拉着钢索飞，钢索后面拖帆布。帆布放出去，飞行员就能打了。”
“帆布打坏了怎么办？”
“打坏了就换。一块帆布几十个弹孔就废了，换一块新的。换的时候把旧帆布收回来，数弹孔，看飞行员打中了几发。”
“数弹孔干什么？”
“算命中率。飞行员打了多少发，打中多少发，算出来报上去。命中率低的，回去接着练。命中率高的，表扬。”
周小虎点头。马德山又说：“靶场这个活，看着简单，其实讲究多。拖靶放早了，飞行员还没到；放晚了，飞行员飞过去了。放高了，飞行员够不着；放低了，怕打着靶机。得算准了放。”
“怎么算？”
“听指挥。塔台通报飞行员的位置、高度、航向，你按通报算时间、算距离、算高度。算准了，放出去正好在飞行员前面。”
1958年秋天，第一次保障打靶。飞行员驾歼-5起飞，追着拖靶打。周小虎在靶场指挥所里盯着，塔台通报：“飞行员距离靶标五公里，高度三千米，航向西北。”
马德山说：“放拖靶。”
周小虎按下释放按钮，拖靶从靶机飞机后面放出去。帆布在空中展开，被钢索拖着飞。飞行员追上来，开炮。帆布上留下几个弹孔。
落地之后，周小虎把帆布收回来，数弹孔。数了半天，数出十二个。“十二个。飞行员打了二十发，中了十二发。”
马德山看了一眼。“命中率百分之六十。不算高，但及格了。”
周小虎把数据报上去。飞行员看了数据，说：“十二个？我觉得打得挺准的。”
马德山说：“你觉得准不算，弹孔说了算。下次再练，练到十五个以上。”
1960年，靶场换装新设备。新设备有了无线电遥控靶机，不用飞机拖了。遥控靶机从地面起飞，飞到指定空域，飞行员追着打。打中了靶机冒烟，打不中靶机接着飞。
周小虎当了靶场保障排长，带着人学新设备。遥控靶机操作复杂，起飞、爬升、平飞、转弯、返航，每一步都得遥控。
有一次打靶，遥控靶机飞到指定空域，飞行员追上来，开炮。靶机没冒烟，飞行员飞过去了。周小虎检查遥控设备，发现接收机天线松了。“天线松了，信号弱，靶机没收到开炮信号。”
马德山说：“修。修完了再试。”
周小虎把天线拧紧，重新试。这回靶机冒烟了。飞行员落地之后说：“今天打中了，靶机冒烟了。”
周小虎说：“天线松了，修好了才冒烟的。”
飞行员笑了一下。“靶场修好了，我就打中了。”
1965年，靶场开始保障轮战部队。各师轮流来，飞行员多，打靶任务重。周小虎带着人加班加点，放靶标、收靶标、修靶标。有时候一天放几十次，手都磨出了泡。
有一次，一个飞行员打空靶，打了三十发，一发没中。落地之后，飞行员找到周小虎。“周排长，今天靶机是不是有问题？我怎么打都打不中。”
周小虎说：“靶机没问题。你打不中，是你瞄准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靶机没问题？”
“靶机我检查过了。遥控正常，飞行正常，信号正常。你打不中，是瞄准偏了。你回去看看射击记录，看偏了多少。”
飞行员回去看了射击记录，发现瞄准偏了五度。下次打靶，他把瞄准点修正了五度，打中了。
1970年，周小虎当了靶场场长。那年秋天，空军组织打靶比赛，各师派飞行员参加。周小虎带着人保障比赛，放靶标、收靶标、数弹孔、算成绩。
比赛结束之后，一个飞行员找到周小虎。“周场长，今天打靶，靶标是不是放高了？我觉得够不着。”
周小虎说：“靶标高度是按比赛规则放的。你够不着，是你飞机的高度不够。你下次飞高一点，就够着了。”
飞行员回去看了飞行记录，发现自己飞低了两百米。下次比赛，他飞高了，打中了。
1975年，周小虎调任空军靶场处处长。离开靶场那天，他在靶场上站了一会儿。靶场上还架着靶标，远处有飞机在飞。马德山已经退休了，但周小虎还记得他当年说的话：靶场这个活，看不见。但靶标放不好，飞行员就打不着。打不着，就练不出来。周小虎转过身，往办公室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靶场。靶标在风里晃着，等着下一架飞机来打。
第十二章 伞勤
1955年，河南开封。
空降兵某部伞勤组，组长姓钱，叫钱德厚。伞勤组管降落伞的保管、检查、折叠、维修。全旅几百号人，每个人一具伞，每具伞都从伞勤组手里过。叠错了，人就没了。
新来的叠伞员姓孙，叫孙小柱，从陆军调来的，手脚麻利，但没叠过伞。第一天上班，钱德厚拿了一具伞让他叠。
“会叠伞吗？”
“不会。没见过。”
“没见过就学。叠伞是个精细活，一步一步来。先学摊伞，把伞衣摊开，检查有没有破损。再学理绳，把伞绳一根一根理顺，不能打结。再学折叠，把伞衣折成规定形状。最后装袋，封口，签字。”
孙小柱把伞衣摊开，摊了一地。钱德厚看了一眼。“摊得不对。伞衣要摊平，不能有褶皱。褶皱处受力不均，开伞的时候可能撕破。”
“那怎么摊？”
“抓住伞衣中心，抖开，平铺在地上。用手抚平，把褶皱都抹掉。抹平了再检查，看有没有破洞、断线、霉斑。”
孙小柱重新摊了一遍，摊平了。钱德厚检查了一遍，没发现破损。“行了。下一步，理绳。”
孙小柱把伞绳一根一根理，理到一半，钱德厚又喊停了。“这根绳子打结了。打结的绳子受力不均，开伞的时候可能拉断。”
“拉断了会怎么样？”
“拉断了，伞衣就张不开。张不开，人就摔死了。”
孙小柱把结解开，重新理。理完了，钱德厚检查了一遍，没打结。“行了。下一步，折叠。”
孙小柱把伞衣折成规定形状，折完了装袋。钱德厚检查了一遍，把伞拉出来重新折。“折得不对。伞衣边缘没对齐，开伞的时候伞衣会偏。偏了，人就旋转。旋转快了，人就晕了。晕了，就落不了地。”
孙小柱重新折了一遍，折齐了。钱德厚检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行了。装袋，封口，签字。”
孙小柱把伞装袋封口，在封口条上签了名。钱德厚说：“签了名就是负责了。这具伞出了事，找你。”
1960年，伞勤组扩建。空降兵扩编，伞的数量翻了几倍。钱德厚带着人天天叠伞，叠完一具签一具。有时候一天叠几十具，手都磨出了泡。
孙小柱叠了几年伞，手熟了，叠得快了。钱德厚检查的时候，有时候抽查几具，看看有没有问题。查了几次，没发现问题。
“你现在叠得稳了。”钱德厚说。
“叠多了就熟了。”
“熟了不能快。快了就容易出错。叠错一具伞，就可能摔死一个人。所以再熟也得按程序来，一步不能省。”
1965年，伞勤组换装新型伞具。新型伞具伞衣大，伞绳多，折叠更复杂。钱德厚带着人学新伞，学完了自己练。练快速折叠。战时叠伞，时间就是命。叠得快了，伞就能多供几具。
孙小柱练了一个月，叠伞时间从半小时缩短到十五分钟。钱德厚说：“十五分钟够快了。但还得练。练到十分钟。”
“怎么练？”
“分工。两个人一组，一个摊伞，一个折伞。同时干，十分钟够了。”
又练了一个月，叠伞时间缩短到十分钟。钱德厚说：“行了。十分钟够用了。”
1970年，伞勤组参加一次夜间空降演习。演习之前，钱德厚带着人检查所有伞具。查了三天，把几百具伞全部查了一遍。查完了，钱德厚在检查记录上签了字。
演习那天晚上，空降兵登机，飞向目标区域。跳伞信号灯亮了，伞兵一个接一个往下跳。伞开了，落地了，收伞了。
落地之后，一个伞兵找到钱德厚。“钱组长，今天开伞正常。没出问题。”
钱德厚说：“没出问题就好。出问题就晚了。”
“伞叠得好。”
“叠得好是应该的。叠不好出了事，找我。”
1975年，钱德厚退休。退休那天，他在伞库里站了一会儿。伞库里码着一排排伞包，每个伞包上都挂着标签，标签上写着编号和叠伞人的名字。孙小柱走过来。
“钱组长，走了？”
“走了。”
“你叠了多少具伞？”
“记不清了。几万具吧。”
孙小柱点了点头。钱德厚又说：“伞勤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伞勤干好了，看不见。伞兵跳下去，伞开了，没人记得伞勤组。但伞没开，所有人都知道伞勤组出了问题。”
孙小柱没说话。钱德厚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伞叠好点。”
钱德厚走了。孙小柱站在伞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1975年秋天，孙小柱当了伞勤组组长。那年冬天，空降兵搞夜间跳伞训练。一个伞兵跳下去之后，伞没开。备份伞自动打开，伞兵安全落地。
落地之后，伞兵找到孙小柱。“孙组长，主伞没开。”
孙小柱把主伞收回来检查，发现伞衣折叠处有一道折痕，折痕处的伞衣撕裂了，开伞的时候撕裂扩大，伞衣张不开。
“这道折痕是怎么来的？”
孙小柱查了叠伞记录，发现这具伞是三天前叠的，叠伞人是新来的叠伞员小李。他把小李叫过来。“这具伞你叠的？”
“我叠的。”
“伞衣折叠的时候有折痕，你没检查出来？”
“检查了。没发现。”
“没发现就是没查仔细。折痕处有磨损，磨损了就可能撕裂。撕裂了伞就张不开。张不开人就摔死了。”
小李脸涨得通红。孙小柱把撕裂的伞衣给他看。“你看这道口子。折痕处先裂的，裂了以后扩大，伞衣就撕了。”
“记住了。”
“记住了就好。下次叠伞，折痕处要重点检查。有磨损的，换了再叠。不能凑合。”
从那以后，小李叠伞再没出过问题。
第十三章 空降兵
1950年，河南开封。
空军陆战第一旅成立。从各军区抽调的战斗骨干，一个个体格结实，打过仗，有的还负过伤。旅长姓王，叫王建业，打过淮海战役，身上还有弹片没取出来。
组建那天，王建业站在操场上，看着台下几百号人。“咱们这个旅，叫陆战旅。什么叫陆战？就是从天上落到地上，接着打。伞降，落地，收伞，打仗。一气呵成。”
台下有人问：“旅长，从多高往下跳？”
“一千米。低了伞打不开，高了飘得远。一千米正好。”
“摔了怎么办？”
“摔了算烈士。”
台下没人笑了。王建业又说：“咱们没跳过伞，得从头学。苏联专家来教，学完了自己练。练好了，才能跳。”
苏联专家来了几个，带着伞具和教材。教了半个月，理论讲完了，开始实操。先在平台上练动作，再在吊环上练操纵，最后上飞机实跳。
新兵刘二柱站在平台上，腿有点抖。苏联专家喊：“跳！”
刘二柱往下看了一眼，没跳。苏联专家又喊了一声：“跳！”
刘二柱还是没跳。王建业走过来，站在平台下面。“刘二柱，你怕什么？”
“旅长，这平台两米高，摔下去顶多崴脚。飞机上一千米，摔下去就没了。”
“平台上摔了崴脚，飞机上摔了没命。但你平台上不练好，飞机上更没命。跳。”
刘二柱咬了咬牙，跳了。落地之后打了个滚，站起来。王建业说：“这不没摔吗？接着练。”
第一次实跳那天，天气不好，云底高八百米，风速每秒五米。苏联专家说可以跳，王建业第一个上。他站在舱门口，往下看了一眼，地面上的房子像火柴盒，人像蚂蚁。风从舱门灌进来，吹得伞包带子哗哗响。
“跳！”
王建业跳出舱门，身体往下坠。数了三秒，拉伞。伞开了，咚的一声，身体被往上提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伞衣鼓得满满的，没问题。操纵棒拉下来，转向，对准着陆场。落地的时候，风有点大，他往前跑了几步，站稳了。
苏联专家跑过来问：“怎么样？”
“还行。就是落地的时候风大，跑了几步。”
“下次落地前把伞收一收，减小风阻。”
王建业点头。回去之后跟全旅讲：“我跳了，没问题。你们接着跳。”
刘二柱是第二批跳的。他站在舱门口，腿又有点抖。王建业站在他后面，说：“跳。没事。”
刘二柱跳了。伞开了，落地的时候风大，他摔了个屁股蹲，但人没事。王建业跑过去问：“怎么样？”
“旅长，我摔了。”
“摔了站起来就行。接着练。”
1951年，河南开封。全旅分批完成了首次伞降训练。几百号人，从一千米高空跳下来，有的落地稳，有的摔了屁股，有的挂在树上。挂在树上的那个，就是刘二柱。他从树上下来之后跟王建业说：“旅长，我挂在树上了。”
“挂树上怎么了？伞开了，人没事，就是好跳。”
刘二柱咧嘴笑了。
1955年，河南开封。空降兵参加演习。任务是空降到敌后，夺占机场。凌晨四点，几十架运输机起飞，飞到目标上空。跳伞信号灯亮了，舱门打开，空降兵一个接一个往下跳。
刘二柱跳下去之后，伞开了，落地，收伞，拿起枪，往集合点跑。跑到集合点，人还没到齐。等了五分钟，到齐了。连长看了一眼手表。“从落地到集合，五分钟。比上次快了半分钟。”
刘二柱喘着气说：“连长，我收伞的时候风大，耽误了。”
“下次收快一点。”
演习结束之后，导演部评价：空降兵空降准时，集合迅速，夺占机场成功。
1970年，湖北。空降兵某部搞了一次高空伞降试验。高度五千米，低温，缺氧。伞兵背着氧气瓶，穿着保暖服，从运输机上跳下来。自由落体时间比平时长得多，伞开的时候，人已经快冻僵了。落地之后，刘二柱把氧气瓶摘下来，搓了搓手。“旅长，这高空跳，跟低空不一样。冷，喘不上气。”
王建业说：“以后打仗，可能就得从高空跳。运输机飞得高，不容易被打。跳下来的时候冷，但你扛得住。”
刘二柱点头。后来他成了高空伞降的教员，教新兵怎么在高空跳伞。
有个新兵问他：“刘教员，高空跳的时候，手冻僵了怎么办？”
“手冻僵了也得拉伞。拉不开伞，就摔死了。所以手套得戴厚的，拉伞之前先活动活动手指。”
“那要是手指冻得动不了呢？”
“那就用牙咬。伞绳咬住，一拉就开。”
新兵愣了一下。刘二柱又说：“别觉得夸张。真到了那时候，牙也得用上。”
1980年，湖北。空降兵部队换装了新型伞具。伞衣更大，操纵更灵活，落地更稳。刘二柱试跳了一次，落地之后跟王建业说：“旅长，这新伞好。比以前那伞稳多了。”
“稳就好。稳了才能打准。”
那段时间，空降兵的训练强度上来了。伞降、机降、山地、丛林，什么地形都练。刘二柱带着新兵跳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候一天跳三回。
有个新兵问他：“刘教员，你跳了多少回了？”
“记不清了。几百回吧。”
“摔过吗？”
“摔过。腿摔折过一回，养了半年。”
“那你还跳？”
“跳。摔了就不跳了，那还叫空降兵？”
1990年，刘二柱退休。退休那天，他在操场上站了一会儿。新兵正在练伞降动作，从平台上往下跳，落地，打滚，站起来。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操场。新兵还在练，一遍一遍地跳。他转过身，继续走。
走到操场门口，一个年轻伞兵跑过来。“刘教员，走了？”
“走了。”
“你跳了多少年了？”
“从1950年到1990年，四十年。”
“跳了多少次？”
“记不清了。上千次吧。”
年轻伞兵点了点头。刘二柱又说：“空降兵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在地面上干，空降兵从天上下来干。下来的时候，伞是命。伞开了，命就保住了。伞不开，什么都没了。所以每次跳之前，伞具得检查三遍。自己查一遍，教员查一遍，叠伞员查一遍。三遍查完了，才能跳。”
“记住了。”
刘二柱走了。年轻伞兵站在操场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营区尽头。然后他转过身，跑回操场，接着练。
第十四章 轰炸机部队
1951年11月6日，安东浪头机场。
空8师的图-2轰炸机停在跑道北侧，九架，排成三列。机身下挂着重磅炸弹，机组成员站在飞机旁边，等着命令。
韩明阳是带队机长，飞第一架。他绕着飞机走了一圈，检查炸弹挂架，又爬上去看座舱。下来的时候，地勤问：“韩大队长，今天炸哪儿？”
“大和岛。”
地勤笑了一下。“那帮人在岛上天天喊话，骂得挺凶。早该给他们送点东西了。”
韩明阳没接话。他看了一眼表，又看了一眼跑道南边。空2师的拉-11歼击机已经停在那里了，四架，准备护航。再往南边，空3师的米格-15也在停机坪上，等着掩护。
空军的第一次轰炸行动，苏联顾问看了方案之后直摇头。他们给的意见很明确：轰炸机没有足够的歼击机掩护，不建议出动。但前线等不了。大和岛上的广播站天天在喊，对志愿军前线的士气影响很大。彭德怀发了话：那个岛，必须打掉。
下午两点四十分，起飞命令来了。九架图-2依次离地，爬升到两千米。四架拉-11跟在后面，米格-15在高空掩护。编队往南飞，鸭绿江在右翼下面拐了个弯。
韩明阳坐在座舱里，看着前面的航线。耳机里传来领航员陈志远的声音：“航向一百二十，高度两千米，预计五分钟后到达目标上空。”
“明白。”
编队飞到目标空域，大和岛出现在视野里。岛不大，上面有房屋、广播站天线、几艘船停在岸边。
“准备投弹。”韩明阳说。耳机里依次传来应答：“明白。”“明白。”“明白。”
九架图-2同时打开弹舱门，炸弹挂架在机腹下面露出来。韩明阳瞄准了广播站的方向，按下了投弹按钮。炸弹脱离挂架，往下落。下面的人往天上指，有人在跑。炸弹落在岛上，炸起一片烟尘。
“投完。返航。”
编队掉头往北飞。身后的岛上冒起了黑烟。拉-11跟上来，四架排在编队两侧，米格-15在高空跟着。
落地之后，地勤跑过来问：“炸得怎么样？”
韩明阳从座舱里爬出来。“广播站那块儿冒了烟。别的地方看不清楚。”
“岛上还有动静吗？”
“没听见广播声。”
地勤笑了一下。“那就行。”
那天晚上，韩明阳在宿舍里写报告。写到一半，空8师师长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志司发来的。说大和岛上的广播站被炸了，敌人这几天没再喊话。”
韩明阳把电报接过来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炸弹投准了。”
师长点了点头。“投准了。但这才第一次。岛上还有别的目标，还得再去。”
“什么时候？”
“等命令。可能是月底。”
11月30日，第二次轰炸大和岛。韩明阳还是带队。九架图-2，四架拉-11护航。起飞之前，苏联顾问又来了，这次他说了一句：“高度差注意。上次你们投弹的时候拉-11跟得太近，差点撞上。”
韩明阳点头。“记住了。”
编队起飞，爬升到两千米。飞到一半，耳机里突然传来领航员陈志远的声音：“前方发现敌机，F-86，数量不明，快速接近。”
韩明阳往前看了一眼。远处几个黑点正在快速放大，速度快得不像拉-11。F-86。
“拉-11，前出拦截。”韩明阳对着无线电说。
四架拉-11推杆向前，迎上去。但拉-11是螺旋桨飞机，速度比F-86慢得多。F-86编队没有理会拉-11，直接朝图-2编队扑过来。
“散开！各自规避！”韩明阳喊。
九架图-2开始散开，但轰炸机笨重，机动性差。F-86从上方俯冲下来，机炮开火。一架图-2机翼中弹，冒了烟，往下坠。飞行员跳伞，伞在空中张开。第二架图-2被打着了，发动机起火，机组人员跳伞。
韩明阳的飞机也被击中，机身一歪，他拼命拉杆，保持平衡。耳机里传来后座通信员的声音：“机长，尾翼中弹！”
“知道了。能飞就行。”
他检查了一下操纵面，还能动。编队已经散了，剩下的图-2各自往北飞，有的带伤，有的完好。F-86追了一段，返航了。
落地之后清点：九架图-2，四架被击落，四架受伤。拉-11被击落三架。韩明阳的飞机尾翼上三个弹孔，机身两个，都修得好。
韩明阳从座舱里爬出来，身上全是汗。地勤跑过来问：“大队长，怎么样？”
“人回来了。”他站在跑道上，看着天空。天上什么都没有了，F-86走了，图-2也不在了。
“检查飞机。”他说，“明天还有任务。”
那天晚上，空8师召开检讨会。苏联顾问先发言：“我上次说过，高度差注意。你们没有听。拉-11跟得太近，F-86来了，拉-11拦不住，图-2也跑不掉。”
韩明阳站起来。“是我的责任。下次改。”
顾问看了他一眼。“下次你们得换打法。轰炸机不能光靠拉-11掩护。米格-15得下来，专门对付F-86。”
韩明阳点头。“明白。”
战报传到北京，刘亚楼看了两遍。他拿起电话，要了空8师。
“韩明阳吗？”
“司令，是我。”
“大和岛的事，我看过了。四架飞机没了，人跳伞了几个？”
“跳了六个。回来三个。”
刘亚楼沉默了几秒钟。“剩下的呢？”
“没找着。落地的时候风向不对，可能飘到海里了。”
电话那头没说话。韩明阳等了一会儿，又问：“司令？”
“下次轰炸，米格-15跟着下去，专门对付F-86。不能再这么打了。”刘亚楼的声音很平，“四架飞机换一个广播站，不划算。”
“明白。”
挂了电话，韩明阳站在值班室里，看着窗外的跑道。天已经黑了，跑道灯亮着，地勤在灯底下检查剩下的飞机。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回去，把飞行手册翻开，找到轰炸机规避动作那一章，一页一页看。
第二天，韩明阳去找了空3师的师长。“下次我们再去大和岛，你们的米格-15能不能下来？”
空3师师长问：“下到多少？”
“四千米以下。直接对付F-86。”
“四千米以下，我们的米格-15优势发挥不出来。”
“但拉-11拦不住F-86。图-2自己又没有还手之力。”
空3师师长想了一会儿。“行。我跟上面说。下次我们负责低空掩护，你们轰炸。”
韩明阳点头。“谢谢。”
12月，空8师没有再轰炸大和岛。地面部队拿下了岛子，广播站被端了。韩明阳带着剩下的图-2转场到后方休整。
走的那天，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地勤把飞机一架一架推上滑行道。地勤问：“韩大队长，什么时候再回来？”
“不知道。看命令。”
“下次回来，咱们飞机应该比现在多了。”
韩明阳看了一眼天。“多了好。多了就不用拉-11护航了。”
他转身上了卡车。卡车开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跑道，看了一眼那排图-2，看了一眼远处鸭绿江的方向。车往北开。韩明阳坐在车厢里，想起11月30日那天，四架图-2往下掉，伞在空中张开，白花花一片。他不知道那些跳伞的人后来怎么样了。有人说飘到海里了，有人说被地面部队救回去了。他问过，没问着。
他从口袋里摸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11月6日，炸大和岛，成功。11月30日，炸大和岛，损失图-2四架、拉-11三架。他在下面写了一行字：下次，米格-15下来掩护。不能再这么打了。
1955年，陕西某机场。空8师换装图-4。图-4是苏联给的，四台发动机，能飞几千公里。韩明阳第一次飞图-4，落地之后跟大队长说：“这飞机，大。比图-2大一倍。”
“大了好。大了能装更多炸弹。”
“也更容易被打。”
大队长看了他一眼。“轰炸机什么时候都容易被打。关键是有人掩护。”
1959年，陕西某机场。轰-6开始装备部队。轰-6是国产的，仿制苏联图-16。喷气式，载弹量大，航程远。韩明阳第一批改装，飞了之后跟飞行员们说：“这飞机，比图-4快多了。图-4是螺旋桨，轰-6是喷气式。飞起来不是一个感觉。”
有人问：“大队长，轰-6好飞吗？”
“好飞。但武器系统复杂，得好好学。”
那段时间，轰炸机部队的训练强度上来了。轰炸瞄准、编队飞行、低空突防，一项一项练。韩明阳带着机组飞了几个月，把轰-6的脾气摸透了。
有一次飞低空突防，高度五百米，速度八百。地面雷达盯着他们，但发现不了。落地之后，雷达站打电话来：“你们刚才飞哪儿去了？屏幕上没看见。”
韩明阳笑了一下。“低空突防，就是让你看不见。”
1965年，陕西某机场。轰-6开始执行战备值班任务。机组成员坐在值班室里，等电话。电话响了就上飞机，飞上去巡逻。有一次，雷达发现目标，轰-6升空。飞到指定空域，发现是一架外军侦察机。韩明阳坐在座舱里，看着那架侦察机在远处绕了一圈就走了。落地之后，他跟机组说：“今天就当练了一圈。下次再来，还这么飞。”
1970年，陕西某机场。韩明阳停飞了。停飞那天，他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机库里停着轰-6，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然后他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走出机库的时候，大队长在门口等着。“韩大队长，走了？”
“走了。”
“你飞了多少年轰炸机？”
韩明阳想了一下。“从图-2到轰-6，二十来年。”
“炸过多少目标？”
“记不清了。大和岛、清川江、东南沿海，哪儿都炸过。”
大队长点了点头。韩明阳又说：“轰炸机这个活，跟战斗机不一样。战斗机一个人飞，轰炸机一个机组飞。飞行员、领航员、通信员、射击员，缺一个都飞不了。炸没炸中，不是一个人的事。”
大队长没说话。韩明阳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飞机修好点。”
韩明阳走了。大队长站在机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第十五章 运输机部队
1950年，北京。
空军运输机部队刚组建，飞机是从各处凑来的。里-2、伊尔-12、C-46，什么型号都有。飞行员来自四面八方，有起义的，有从航校刚毕业的，有从陆军调来的。
谢德明是其中一个。他从航校毕业之后分到运输机部队，第一次飞里-2，落地之后跟大队长说：“这飞机，稳。比九九式稳。”
大队长姓周，叫周志远，飞过C-46，也飞过里-2。他看了谢德明一眼。“稳就好。运输机要的就是稳。稳了才能空投，稳了才能飞专机。”
“那运输机跟战斗机比，哪个难飞？”
“战斗机难飞，运输机难干。战斗机上去打一圈就回来，运输机飞一趟就是几千公里，十几个小时。飞行员得扛得住。”
那段时间，运输机部队的任务很杂。空投物资、运输人员、接送领导、飞西藏、飞海南。有时候一天飞好几个起落，落地之后加油就走。
1951年，西藏。谢德明执行一次空投任务。目标是进藏部队的一个补给站，海拔四千米，汽车上不去，只能空投。他驾驶里-2飞到目标上空，降低高度，打开舱门，把物资一箱一箱推下去。第一次空投，落点偏了。他绕回来，重新对准，再投。第二回落点准了。
落地之后，补给站打来电话：物资收到了。谢德明把电话内容记在本子上，旁边写了一行字：“第二次投准了。”
大队长周志远问他：“第一次为什么偏了？”
“风大。我没算准偏流。”
“后来怎么算准的？”
“绕回来的时候重新算了风速和偏流。风从西边来，我把瞄准点往东偏了两度。”
周志远点了点头。“空投这个活，比投弹还难。投弹炸一片就行，空投得投到人手里。下次飞之前，先把高空风和中空风都算一遍。高空风影响航线，中空风影响落点。”
“记住了。”
1954年，西藏。空军派运输机支援西藏建设。高原空气稀薄，发动机推力下降，飞机爬升困难。谢德明飞了几趟高原，慢慢摸到了门道：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到底，速度上来了再拉杆；爬升的时候，慢慢爬，不着急。
有一次飞高原，飞机爬到三千米就爬不动了。谢德明检查了一下仪表，发动机温度正常，油量正常。他慢慢收油门，压坡度，在高原上空转了一圈。转完了，高度上去了一点。他继续爬，终于爬到了预定高度。
落地之后，地勤问：“高原好飞吗？”
“不好飞。空气太薄，发动机没劲。”
“那你怎么飞上去的？”
“慢慢爬。不着急。”
“慢慢爬要多久？”
“爬到三千米用了二十分钟。平原上五分钟就够了。”
地勤点了点头。谢德明又说：“高原飞行，急不得。急了发动机喘振，更上不去。”
1956年，河北。空军运输机部队参加抗洪救灾。洪水淹了铁路，物资运不进去。谢德明带着机组飞空投，一天飞十几个架次。飞机落地之后，地勤装货，装完了就走。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
有一次飞空投，目标是一个被洪水围困的村子。谢德明飞到村子上空，降低高度，打开舱门。下面的人看见飞机来了，往空地上跑。他把物资一箱一箱推下去，落点准了。下面的人捡起物资，朝他挥手。谢德明在座舱里也挥了一下手。虽然下面的人看不见。
落地之后，机组成员问他：“机长，你刚才挥手了？”
“挥了。”
“下面的人能看见吗？”
“看不见。但我想挥。”
1960年，北京。谢德明调到空军某运输机师，飞伊尔-14。伊尔-14比里-2先进一些，速度更快，载重更大。他飞了几年，执行专机任务，接送领导、外宾。
有一次飞专机，送一位领导去外地。落地之后，领导问：“你是飞行员？”
“是。”
“飞了多少年了？”
“十来年了。”
领导点了点头。“不容易。”
谢德明说：“没什么不容易的。飞惯了。”
领导走了之后，机组成员问他：“机长，领导问你飞了多少年，你怎么不说具体数？”
“说十来年就够了。说多了像显摆。”
1965年，陕西。运-8开始装备部队。运-8是国产的，仿制苏联安-12。四台涡桨发动机，载重大，航程远。谢德明第一批改装，飞了之后跟飞行员们说：“这飞机，比伊尔-14大。载重大，能装更多东西。”
有人问：“大队长，运-8好飞吗？”
“好飞。但操纵系统沉，长途飞行得使劲。”
那段时间，运输机部队的训练强度上来了。空投、空降、机降、简易跑道起降，一项一项练。谢德明带着机组飞了几个月，把运-8的脾气摸透了。
有一次飞简易跑道，跑道是土面的，不长。谢德明落地之后，刹车踩得狠了，轮胎磨了一片。地勤跑过来看了一眼，说：“大队长，这轮胎得换。”
“换。下次落轻点。”
“怎么落轻？”
“提前收油门，拉平，让飞机自己沉下去。别硬刹。”
下一次飞简易跑道，谢德明提前收油门，拉平，飞机轻轻接地。地勤检查了轮胎，没磨。谢德明说：“这就对了。”
1970年，陕西。谢德明停飞了。停飞那天，他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机库里停着运-8，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然后他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走出机库的时候，大队长在门口等着。“谢大队长，走了？”
“走了。”
“你飞了多少年运输机？”
谢德明想了一下。“从里-2到运-8，二十来年。”
“飞过多少地方？”
“记不清了。西藏、海南、新疆，哪儿都飞过。”
大队长点了点头。谢德明又说：“运输机这个活，跟战斗机不一样。战斗机打仗，运输机干活。空投、运输、救护、专机，什么活都干。干好了没人记得，干砸了所有人都记得。”
大队长没说话。谢德明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飞机修好点。”
谢德明走了。大队长站在机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运输机部队全力投入救灾。运-8一架接一架地飞，运物资、运伤员。谢德明已经停飞了，但他在调度室帮忙，协调飞机起降。
有一天，一架运-8落地之后，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看见谢德明站在跑道边上。“谢大队长，你怎么在这儿？”
“帮忙调度。你飞了几趟了？”
“今天第三趟。”
“累不累？”
“累。但还能飞。”
谢德明拍了拍他的肩膀。“累了就说。别硬撑。硬撑出事，物资送不到，人也回不来。”
飞行员点头。谢德明又说：“我飞了二十年运输机，最怕的就是硬撑。有一次飞西藏，我硬撑着飞了十个小时，落地之后连座舱都爬不出来。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累了就歇，歇好了再飞。”
“记住了。”
飞行员走了之后，谢德明站在跑道边上，看着运-8滑出跑道，起飞，爬升。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调度室走。
第十六章 西沙
1974年1月，海南岛。
空军某师指挥所里，师长张海峰盯着雷达屏幕。屏幕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有几个亮点在移动，那是南越海军的舰艇。
“敌情通报：南越海军四艘舰艇进入西沙海域，正在向琛航岛、广金岛靠近。”参谋报告。
张海峰拿起电话，要了作战值班室。“歼-6准备情况怎么样？”
作战值班室回复：“四架歼-6已经做好战斗准备，飞行员在座舱里待命。”
“好。等命令。”
那天上午，南越海军在琛航岛登陆，被中国民兵击退。下午，南越海军增兵，双方舰艇在海上对峙。广州军区命令：空军做好支援准备，随时出动。
张海峰把飞行员们叫到指挥所。“任务明确了：掩护海军舰艇编队，拦截南越空军飞机。歼-6挂弹，随时准备起飞。”
飞行员们点头。张海峰又说：“西沙离海南岛不远，但海面上没有参照物，低空飞行要注意高度。别掉海里。”
飞行员刘建国问：“师长，南越空军有什么飞机？”
“A-37攻击机，螺旋桨的，飞得慢。还有F-5，喷气式的，飞得快。A-37好打，F-5要小心。”
“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雷达发现南越空军一架A-37攻击机从岘港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张海峰下令：“歼-6起飞，拦截。”
两架歼-6升空，按照雷达引导飞向西沙海域。飞行员刘建国坐在座舱里，盯着前方空域。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目标在你右前方，距离五十公里，高度三千米，航向西北。”
刘建国压坡度，向右搜索。云层下面出现一个黑点，越来越大。A-37，螺旋桨攻击机，飞得慢，机动性差。
“发现目标。”刘建国对着无线电说，“请求攻击。”
“攻击。”
刘建国推杆俯冲，咬住A-37。追到五百米，开炮。A-37机翼一抖，冒了烟，往下栽了。飞行员跳伞，伞落在海面上。
“打掉一架。”刘建国报告。
“返航。”
两架歼-6掉头往回飞。落地之后，地勤跑过来问：“打下来了？”
“打下来了。A-37，螺旋桨的。”
地勤咧嘴笑。“歼-6打螺旋桨，有点欺负人。”
刘建国说：“欺负人也得打。不打它，它就炸咱们的船。”
那天下午，南越海军撤退。西沙海战结束。空军没有大规模出动，但歼-6的战斗值班和拦截行动，保证了海军舰艇编队的空中安全。
战后，张海峰在指挥所里开总结会。飞行员们坐在下面，他站在台上。
“这次西沙海战，空军出动的架次不多，但意义不小。第一，证明了歼-6能在海上执行拦截任务。第二，证明了雷达网和指挥引导能覆盖西沙海域。第三，证明了空军和海军的协同能打通。”
他顿了一下，又说：“但也有问题。歼-6航程短，在西沙上空留空时间不够。如果南越空军来得多，我们拦不过来。以后得想办法，要么往前推机场，要么用航程更远的飞机。”
飞行员们点头。刘建国举手问：“师长，以后西沙再有事，咱们还上？”
“上。空军不上，海军就挨打。海军挨打，岛就丢了。岛丢了，再拿回来就难了。”
刘建国又问：“师长，歼-6航程短，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一是往前推机场，海南岛的机场离西沙近一点，留空时间就能长一点。二是等新飞机。歼-7航程比歼-6远，以后换装歼-7，留空时间就长了。”
“歼-7什么时候到？”
“快了。今年下半年。”
1974年2月，空军在西沙海域组织了一次针对性训练。歼-6从海南岛起飞，飞到西沙群岛上空巡逻，模拟拦截敌机。飞了几个架次之后，刘建国跟张海峰说：“师长，歼-6在西沙上空只能待十几分钟。油不够。”
“知道。所以得想办法。”
“什么办法？”
“运油-20还没影。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机场往前推。海南岛的机场离西沙近一点，留空时间就能长一点。”
刘建国点了点头。张海峰又说：“还有，以后打仗不只是战斗机的事。轰炸机、运输机、预警机，都得能上。空军不是光守家门口的，得能飞出去。”
1974年4月，空军在西沙海域组织了第二次训练。这回不只是歼-6，还有轰-6、运-8。轰-6模拟远程轰炸，运-8模拟空投物资。三种飞机在西沙上空协同，练了一个星期。
轰-6机长韩明阳飞完一个架次落地，跟张海峰说：“师长，轰-6飞西沙没问题。航程够，载弹量大。”
“好。以后西沙有事，轰-6也上。”
运-8机长谢德明飞完一个架次落地，跟张海峰说：“师长，运-8空投物资没问题。西沙的岛礁小，空投得准。”
“准就行。以后岛上补给，靠你们了。”
训练结束之后，张海峰在总结会上说：“这次训练，证明了一件事：空军能飞出去。但飞出去只是第一步，还得能打、能回。下一步，练打、练回。”
1974年10月，刘建国被调到空军某师当副师长。离开海南岛那天，他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歼-6停在停机坪上，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地勤走过来。“刘副师长，走了？”
“走了。”
“你打了多少架？”
“西沙那一架。A-37，螺旋桨的。”
地勤笑了一下。“歼-6打螺旋桨，有点欺负人。”
刘建国也笑了一下。“欺负人也得打。不打它，它就炸咱们的船。”
他转身上了飞机。飞机起飞的时候，他往下看了一眼。海南岛在下面，越来越小。远处是西沙海域，灰蒙蒙的，看不见岛。他收回目光，靠在座椅上。旁边的人问：“刘副师长，想什么呢？”
“想西沙。想那天打A-37的时候，海面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黑点。追上去，开炮，冒烟，掉下去。前后不到一分钟。”
“后来呢？”
“后来就返航了。落地之后地勤问我打下来了没有，我说打下来了。他说歼-6打螺旋桨有点欺负人。我说欺负人也得打。”
旁边的人没再问。刘建国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1975年，歼-7开始装备海南岛的部队。刘建国已经调走了，但他听说了这件事。歼-7航程比歼-6远，西沙上空的留空时间长了。他在新单位给张海峰打了个电话。
“师长，听说歼-7到了？”
“到了。飞了几个架次，留空时间比歼-6长多了。”
“那就好。以后西沙再有事，不用愁油了。”
“不愁了。歼-7能待半个多小时，够用了。”
挂了电话，刘建国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天。天上没有飞机，但他知道，海南岛那边，歼-7正在飞。西沙上空，有了更长的巡逻时间。
第四卷完
第五卷 铸剑（三）保障与后方
第一章 场站
1956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站长姓王，叫王建平。场站管跑道、油料、气象、消防、场务。每天的工作是保障飞行。
场站下面几个连队：场务连、油料连、汽车连、警卫连、通信连、气象台。王建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这几个连队的头头叫到调度室开碰头会。
“今天飞什么科目？”王建平问。
“歼-5编队训练，上午十架次，下午十架次。”作战参谋说。
“天气怎么样？”王建平转向气象台台长。
气象台台长姓周，叫周文斌。“晴，能见度十公里，风三级。可以飞。”
“跑道呢？”王建平转向场务连连长。
场务连连长姓刘，叫刘大柱。“昨晚检查了一遍，跑道上有几道小裂缝，已经填了。碎石清干净了。”
“油料？”
油料连连长姓熊，叫熊大勇。“航油充足，够飞三十架次。”
“好。”王建平站起来，“各就各位。有情况随时报告。”
散会之后，王建平没有回办公室。他穿上大衣，出了门，往跑道上走。
天还没亮，风冷。他打着手电筒，沿着跑道走。手电光扫过地面，一处一处看。走到跑道中段，手电照见一道细缝，不宽，但长。他蹲下去，用手指抠了抠缝里的碎石。
“这道缝昨天填过没有？”
场务连的一个兵跟在后面。“填过。可能是压路机压的时候没压到位，又裂开了。”
“重新填。填完了再压一遍。压完了叫我来看。”
“是。”
王建平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走到跑道尽头，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跑道。跑道灯亮着，在黑暗中拉出两条光带。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塔台方向走。
上午十点，第一架歼-5滑出跑道，起飞。王建平站在塔台里，看着飞机离地，爬升。旁边站着塔台台长郭明亮。
“今天风不大。”郭明亮说。
“风不大，但低空有切变。气象台报了。”
“那我提醒飞行员注意。”
郭明亮拿起话筒：“歼-5，塔台。本场低空有风切变，起降注意。”
“歼-5明白。”
中午，一架歼-5落地之后，轮胎爆了。王建平在塔台里听见响声，拿起望远镜一看，飞机歪在跑道上。
“消防车、救护车，上跑道。”他拿起话筒喊。
消防车和救护车从待命点冲出去。王建平也下了塔台，坐上吉普车赶到现场。飞行员已经从座舱里爬出来了，站在跑道边上，人没事。
“怎么回事？”王建平问。
“落地的时候刹车踩狠了，轮胎爆了。”
“人没事就行。飞机拖走，跑道清理。”
场务连的人冲上来，把飞机拖到跑道边上。轮胎换了，碎片捡干净。前后不到半小时，跑道重新开放。
下午，一架飞机落地的时候偏了，冲出跑道，陷进跑道边上的草地。王建平带着人跑过去，用牵引车把飞机拖回跑道。草地上的坑填平，压实。
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跟王建平说：“王站长，今天偏了。”
“偏了正常。人没事就行。”
“跑道没问题吧？”
“跑道没问题。你下次落准点就行。”
飞行员走了之后，王建平蹲在草地上，看了看那个坑。坑不深，但面积不小。他对场务连的人说：“填上。压实。再铺一层碎石。”
“是。”
晚上，夜航结束。王建平在跑道边上站了一会儿。跑道灯亮着。他转过身，往宿舍走。
1960年，场站扩建，新跑道修好了，混凝土的，比原来的土跑道长了几百米。王建平站在新跑道上，踩了踩地面，蹲下去摸了摸混凝土的接缝。
“接缝平整，没问题。”他说。
旁边的工程师姓陈，叫陈国栋。“王站长，这条跑道能落歼-6。”
“歼-6落是能落。但歼-6速度快，跑道得够长。你们算过没有？”
“算过。够。”
“够多少？”
“歼-6着陆滑跑距离一千米，跑道修了一千五。富余五百米。”
“富余五百米够吗？下雨天呢？跑道湿了，刹车距离长。”
陈国栋想了一下。“下雨天确实得长一点。但一千五应该够了。”
后来歼-6真的落在这条跑道上。飞行员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跟王建平说：“王站长，跑道好，落地稳。”
“稳就好。下次还落这条。”
飞行员走了之后，王建平在跑道上蹲下来，又摸了一遍接缝。接缝平整，混凝土结实。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1965年，场站开始保障轮战部队。各师轮流进驻，飞机一架接一架地来，场站的工作量翻了几倍。王建平带着人加班加点，油料保障、弹药保障、场务保障，一样都不能少。
有一次，一夜之间来了三个师的转场飞机。王建平在塔台里协调，嗓子喊哑了。飞机落地一架，加油，检查，拖到停机位。下一架落地，接着来。天亮的时候，所有飞机都落好了，王建平靠在塔台的椅子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见停机坪上停满了飞机。地勤在飞机之间跑来跑去，加油的、装弹的、检查的。他看了一会儿，转身下楼，去跑道检查了。
油料连连长熊大勇在停机坪上指挥加油。王建平走过去。
“油够不够？”
“够。昨晚调了一列油罐车，早上到的。”
“质量呢？”
“化验过了。合格。”
“化验单呢？”
“在办公室。一会儿给你送去。”
“送之前自己再看一遍。油料质量出了问题，不是小事。”
“明白。”
1970年，王建平调任空军某场站站长。离开老场站那天，他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跑道还是那条跑道，混凝土的，接缝平整。他看了一会儿，蹲下去摸了摸地面。
“王站长，走了？”场务连连长刘大柱走过来。
“走了。”
“你在这条跑道上保障了多少年？”
王建平想了一下。“从土跑道到混凝土跑道，十几年。”
“保障了多少架次？”
“记不清了。几万架次吧。”
刘大柱点了点头。王建平又说：“场站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场站干好了，看不见。飞机起飞了，没人记得场站。但跑道出了问题，飞机起降出事故，所有人都知道场站出了问题。”
刘大柱没说话。王建平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跑道检查好。”
王建平走了。刘大柱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然后他转过身，带着场务连的人沿跑道走了一遍。碎石扫走，裂缝填上。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场站接到命令：保障救灾飞机起降。跑道裂了，刘大柱带着人填裂缝、清碎石。没有设备，用手搬，用铁锹铲。干到中午，跑道勉强能起降了。
运输机一架接一架地落，卸货，装货，再飞走。场站的人连轴转，飞机落地就加油、检查，检查完了就走。有时候一天保障几十架次，饭都顾不上吃。
有个年轻场务兵连着干了两天两夜，靠在跑道边上睡着了。刘大柱找到他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一把铁锹。刘大柱踢了他一脚。“起来。下一架到了。”
年轻场务兵迷迷糊糊站起来，跟着刘大柱往跑道边上走。“连长，咱们什么时候撤？”
“等命令。”
“那什么时候能睡个整觉？”
“等命令。”
救灾结束之后，场站受到空军通报表彰。刘大柱把表彰通报贴在食堂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想起王建平说过的话：场站这个活，不出事的时候没人记得你。出了事，第一个找你。他走到跑道边上，沿跑道走了一遍。碎石扫走，裂缝填上。明天还要飞。
第二章 机务
1946年冬，通化。
老周蹲在跑道边上，面前那台发动机是从铁岭拉回来的。酒精掺汽油，比例靠猜，手摇把摇了十几圈才着。小刘在旁边递扳手，手冻得通红，递一回往袖子上蹭一回。
这是机务的起点。没有教材，没有工序卡，没有扭力扳手。拧螺栓凭手感，修发动机凭经验。飞机能不能飞，有时候靠运气。
1950年，东北某机场。苏联专家来了，带着一摞俄文手册和图纸。老周不懂俄文，但看得懂图。苏联专家指着图纸说：“这个部件装之前要清洗，用煤油，不能用汽油。”
“我们一直用汽油。”
翻译把话传过去，苏联专家摇头。“汽油洗不干净，要用煤油。”
老周蹲下去，把那个部件拿起来看了看，放回去。“告诉他，以后用煤油。”
小刘在旁边看着，等苏联专家走了之后凑过来问：“班长，咱们用汽油用了好几年，也没出过事。”
老周把部件擦干净，放在架子上。“没出事是运气。出了事就晚了。”
“那以后全用煤油？”
“全用煤油。”
小刘挠了挠头。“煤油贵。”
“贵也得用。”老周说，“苏联人这么干有道理。人家修了多少年飞机，咱们修了多少年？听人家的。”
那时候开始推行工序卡。每一道工序都要签字，操作的人签，检查的人签，验收的人签。老周一开始不习惯，签了几回就烦了。小刘问他：“班长，这卡有什么用？”
“出了事能找到人。”
“找不到人又怎么样？”
老周把工序卡拍在工具箱上。“找不到人，下次还出事。找到了人，下次就不敢了。”
1956年，东北某机场。歼-5开始装备部队。老周第一次拆涡喷-5发动机，零件摆了一地，比米格-15的发动机多出几十个。他蹲在地上看了一下午，把每个零件的位置记在本子上。小刘蹲在旁边递工具，递错了好几回。
“班长，这发动机怎么比苏联人的还复杂？”
“自己造的，有些地方改了。”老周把最后一个零件拆下来，放在架子上，“苏联人的发动机，坏了得等配件。这个，坏了自己修。”
“那要是修不好呢？”
“修不好就找厂里。厂里有人会修。”
那时候，工厂和部队之间有了一条线。部队修不了的，送回厂里。厂里修好了，再送回部队。一来一回，时间长了，但飞机能飞了。
有一次，一架歼-5落地之后，老周检查发动机，发现涡轮叶片上有一条裂纹。裂纹很细，肉眼几乎看不见。他把叶片拆下来，送到厂里探伤。探伤结果：裂纹深度两毫米，再飞几个架次叶片就可能断裂。
飞行员听说了这件事，专门跑到机务中队找老周。“老周，你救了我一命。”
老周说：“别谢我。下次飞完了早点回来，别让我等。”
1965年，福建。歼-6开始大批量装备部队。高长吉飞歼-6，落地之后地勤冲上去加油、装弹、检查。歼-6的发动机比歼-5的推力大，但更娇气，油门收快了容易喘振。机务中队专门编了一套检查流程：飞前查一遍，飞后查一遍，发现喘振迹象立即换发动机。
小刘这时候已经当了机务中队长。他带着人天天查发动机，查完了在工序卡上签字。有一天，高长吉落地之后跟他说：“今天发动机声音不对，高空的时候喘了一下。”
小刘把发动机整流罩打开，查了一个小时，发现涡轮叶片上有一条裂纹。裂纹很细，拿放大镜才看清楚。他把叶片拆下来，送回厂里探伤。厂里说，再飞几个架次叶片就可能断裂。
高长吉听说了这件事，专门跑到机务中队。“小刘，今天你救了我一命。”
小刘说：“别谢我。下次飞完了早点回来，别让我等。”
这话是老周当年说的。小刘现在也说。
1970年，东北某机场。歼-7开始装备部队。歼-7的发动机比歼-6更复杂，涡轮叶片更薄，间隙更小。机务中队组织攻关，把苏联专家的教材翻出来，一条一条对照，把国产发动机的工艺参数调了一遍。
有一天，一架歼-7落地之后，机务发现滑油压力偏低。查了半天，发现是一个密封圈老化。密封圈不大，但位置很刁钻，要拆掉半台发动机才能换。小刘带着人干了一夜，天亮之前把密封圈换好了。飞行员早上来飞，发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飞行员问：“昨晚修了一夜？”
小刘说：“修了一夜。”
“你们不困？”
“困。但你得飞。”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空军调飞机救灾。机务中队跟着飞机到了唐山，在跑道边上搭了个临时机棚。飞机一架接一架落，卸货，装货，再飞走。机务连轴转，飞机落地就检查，检查完了加油，加了油就走。有时候一天检查十几架，手上全是油，饭都顾不上吃。
有个年轻机务连着干了两天两夜，靠在机棚柱子上睡着了。小刘找到他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一把扳手。小刘踢了他一脚。“起来。下一架到了。”
年轻机务迷迷糊糊站起来，跟着小刘往外走。“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撤？”
“等命令。”
“那什么时候能睡个整觉？”
“等命令。”
1980年，老周退休。退休那天，他在机库里站了一会儿。机库里停着歼-7，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然后他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走出机库的时候，小刘在门口等着。小刘也老了，头发白了一些，手上的老茧还在。
“班长，走了？”
“走了。”
“你修了多少年飞机？”
老周想了一下。“从通化算起，三十多年。”
“修了多少架？”
“记不清了。几百架吧。”
小刘点了点头。老周又说：“修飞机这个活，不出事的时候没人记得你。出了事，第一个找你。干了三十多年，没出过事，就算干好了。”
小刘没说话。老周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飞机修好点。”
老周走了。小刘站在机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然后他转过身，往机库走。机库里停着歼-7，明天还要飞。
第三章 军械
1958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军械股，股长姓何，叫何大壮。军械股管弹药、挂弹、退弹、引信、保险。每天的工作是保障飞机带弹升空。
那时候弹药种类不多，航炮炮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就这几样。何大壮带着人天天装弹、卸弹、检查引信、测试保险。装弹是个力气活，一发炮弹好几斤，一箱炮弹几十发，搬上搬下，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
新来的军械员姓马，叫马小虎，从陆军调来的，体格结实，但没接触过航空弹药。第一天上班，何大壮让他搬一箱炮弹。
马小虎搬起来就走。何大壮喊住他。“放下。搬炮弹不是搬砖头。你得先看箱子上的标签，是什么型号，什么批次，有没有过期。”
马小虎放下箱子，看了一眼标签。“歼-5航炮炮弹，三十毫米，一九五七年批次。”
“对了。搬之前先看标签，搬的时候轻拿轻放，别磕碰。磕了碰了，引信可能就坏了。引信坏了，炮弹打出去不炸，或者还没出炮口就炸了。”
“炮弹也会炸自己？”
“怎么不会？引信坏了，炮弹出膛的时候震一下，就炸了。炸了炮口，飞机就完了。所以弹药的事，一点不能马虎。”
马小虎点头。何大壮又说：“装弹之前，引信得检查一遍。保险销在不在，保险丝完不完好，引信头有没有磕碰。一项一项查，查完了才能往炮里装。”
“保险销是什么？”
“引信上有个保险销，插着的时候引信处于保险状态，怎么碰都不会炸。装弹之前得把保险销拔掉，拔掉之后引信就解除了保险，一碰就可能炸。所以拔保险销之前，先确认弹在炮膛外面，别对着人。”
马小虎跟着何大壮学了一个月，把航炮炮弹的装填流程摸熟了。装弹、退弹、检查引信、测试保险，一样一样练。
有一次装弹，马小虎把一发炮弹推进炮膛，何大壮在旁边看着。“等一等。你看这发炮弹的引信头，有个小坑。”
马小虎看了一眼。“磕的？”
“磕的。这发不能用了。拿出去，放防爆箱里。”
“一个小坑就不能用？”
“一个小坑就可能让引信失效。失效了，炮弹打出去不炸。不炸的炮弹，等于没打。”
马小虎把炮弹从炮膛里退出来，放进防爆箱。何大壮说：“以后装弹之前，先看引信头。有磕碰的，一律拿出来。别凑合。”
1960年，军械股开始保障歼-6。歼-6的航炮口径大，炮弹也大，装弹更费劲。何大壮带着人改装弹架，把装弹架加高了一截，装弹的时候不用弯腰弯得太狠。
有一次，一架歼-6落地之后，炮弹没打完。马小虎上去退弹。退到一半，发现一发炮弹的引信保险销没了。他停下来，把炮弹从炮膛里退出来，放在地上。
“股长，你看这个。”
何大壮蹲下来看了一眼。“保险销没了。可能是装弹的时候没插到位，震动之后掉了。”
“这发炮弹还能用吗？”
“不能用了。保险销没了，引信处于解除保险状态。这发炮弹一碰就炸。”
马小虎把炮弹放到防爆箱里，单独存放。何大壮说：“退弹的时候，每一发都要看保险销。没了就拿出来，不能凑合。”
“要是没发现呢？”
“没发现，这发炮弹就装回去了。下次飞的时候，飞机一震动，炮弹可能就炸了。炸了炮膛，飞机就完了。”
马小虎没说话。从那以后，他退弹的时候每一发都看保险销。
1965年，军械股开始保障轮战部队。各师轮流进驻，飞机一架接一架地来，军械保障压力大了。何大壮带着人加班加点，装弹、退弹、检查、送修。有时候一天装几十架次，手都磨出了泡。
有一次，一个师的转场飞机到了，弹药没带够。何大壮连夜去仓库调弹药，用卡车拉到机场，一箱一箱搬上弹药车。搬到半夜，马小虎说：“股长，歇会儿吧。”
“不歇。明天早上飞机要飞，弹药得备齐。”
搬到天亮，弹药备齐了。何大壮靠在弹药车上，睡着了。
马小虎看着何大壮，没叫醒他。他拿了件大衣盖在何大壮身上，然后带着人继续搬。
何大壮醒了之后，看见身上盖着大衣，问马小虎：“你给我盖的？”
“盖的。你睡得挺沉。”
“睡了多久？”
“一个多小时。”
何大壮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弹药备齐了？”
“备齐了。”
“好。走，吃早饭。”
1970年，军械股换装国产弹药。国产弹药比苏联的便宜，但质量不太稳定。何大壮带着人搞质量检查，每一批弹药都抽样试射。试射不合格的，整批退货。
有一次，一批火箭弹试射，打出去之后偏离目标很远。何大壮把火箭弹拆开，发现发射药的装药量不一致。他把这个问题报上去，厂里派人来查，发现是装药工艺有问题。改进了工艺之后，火箭弹的精度上来了。
马小虎问：“股长，你怎么知道是发射药的问题？”
“打出去的弹道不对。偏得太多，不是瞄准的问题，是弹的问题。弹的问题，不是发射药就是弹体。拆开一看，发射药装得多少不一样。”
“那要是弹体的问题呢？”
“弹体的问题，一般是形状不对称，或者尾翼歪了。你把火箭弹放在平面上滚一下，滚得直就是弹体没问题，滚得歪就是弹体有问题。今天这批，滚得直，所以是发射药的事。”
马小虎把这条记在本子上。
1975年，何大壮调任空军军械处处长。离开军械股那天，他在弹药库前面站了一会儿。弹药库里码着一排排弹药箱，箱子上贴着标签。马小虎走过来。
“股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股到现在，十几年。”
“装了多少发炮弹？”
“记不清了。几万发吧。”
马小虎点了点头。何大壮又说：“军械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军械干好了，看不见。炮弹打出去了，炸了，飞行员说打中了。没人说军械装得好。但炮弹没炸，或者还没出炮口就炸了，所有人都会说军械出了问题。”
马小虎没说话。何大壮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弹药把好关。”
何大壮走了。马小虎站在弹药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5年秋天，马小虎当了军械股股长。那年冬天，一架歼-6落地之后，炮弹没打完。马小虎上去退弹。退到最后一发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一眼引信头。引信头完好，保险销插着。他把炮弹从炮膛里退出来，放进弹药箱。然后他蹲在座舱边上，看着退出来的炮弹，想起何大壮当年说的话：退弹的时候，每一发都要看保险销。
他站起来，把弹药箱盖好，对旁边的军械员说：“退弹完了，把每一发都检查一遍。保险销、引信头、保险丝，一样不能少。”
“知道了，股长。”
马小虎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往值班室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架歼-6。座舱盖开着，弹舱门关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
第四章 油料
1958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油料股，股长姓熊，叫熊大勇。油料股管油库、油车、加油设备、油料化验。每天的工作是保障飞机有油飞。
那时候油料种类不多，航空汽油、航空煤油、润滑油，就这几样。熊大勇带着人天天收油、发油、化验、加油。收油的时候，油罐车开进油库，把油抽进储油罐。发油的时候，油罐车开到停机坪，把油抽进飞机油箱。
新来的油料员姓林，叫林小峰，从后勤学校毕业的，理论学得好，实操差。第一天上班，熊大勇让他去化验油样。
林小峰拿了一瓶油样，倒进试管，加了试剂，摇了摇。油样变红了。他拿着试管看了半天。“股长，变红了。”
“变红了说明什么？”
“说明含水量超标。”
“超标了怎么办？”
“不能加给飞机。得送检，确认之后退货。”
熊大勇点了点头。“对了。油料化验是最后一道关。你化验合格了，飞机才能加。化验不合格，不能加。加了含水超标的油，发动机可能停车。停车了，飞行员就回不来。”
“那要是化验不合格，但油罐车里还有油呢？”
“整罐车退回。不能把不合格的油混进好油里。一罐车不合格，整批都不能用。”
林小峰把油样封存，贴上标签，送到上级化验室。第二天结果回来了：含水量确实超标。熊大勇拿着化验单找到油罐车司机。
“这批油不能收。拉回去。”
司机姓赵，叫赵大柱，开了十几年油罐车。他挠了挠头。“股长，路上可能进了水。罐车密封圈老化了。”
“密封圈老化就换。别凑合。”
“换密封圈得半天。今天还有两趟要跑。”
“半天也得换。你今天不换，明天还进水。明天进水，后天还进水。进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赵大柱不说话了。熊大勇又说：“你去换密封圈。换完了，把罐车洗干净，再来收油。”
赵大柱把车开走了。林小峰问：“股长，密封圈老化很常见吗？”
“常见。油罐车天天跑，密封圈磨损快。磨损了就进水，进水了油就废了。所以每次收油之前，先看密封圈。老化了就换，别等进水了再换。”
1962年，油料股换装国产油罐车。国产油罐车比苏联的轻便，容量也大一些。熊大勇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练加油速度。战时加油，时间就是命。加油快了，飞机就能早起飞。
林小峰练了一个月，加油时间从二十分钟缩短到十分钟。熊大勇说：“十分钟够快了。但还得练。练到八分钟。”
“怎么练？”
“分工。三个人一组，一个接油管，一个开阀门，一个看油量表。三个人同时干，八分钟够了。”
又练了一个月，加油时间缩短到八分钟。熊大勇说：“行了。八分钟够用了。”
林小峰问：“股长，为什么战时加油这么急？”
“飞机要起飞，得先有油。油加得慢，飞机就起飞慢。起飞慢了，敌机就来了。所以加油是打仗的第一环。第一环慢了，后面全慢。”
1965年，油料股开始保障轮战部队。各师轮流进驻，飞机一架接一架地来，油料保障压力大了。熊大勇带着人加班加点，收油、发油、化验、加油。有时候一天加几十架次，手都磨出了泡。
有一次，一个师的转场飞机到了，油料库存不够。熊大勇连夜联系铁路部门，调了一列油罐车。油罐车到了专用线，他把油抽进储油罐，再抽进油罐车，拉到停机坪，加给飞机。
加到半夜，林小峰说：“股长，歇会儿吧。”
“不歇。明天早上飞机要飞，油得备齐。”
“那也不能不睡觉啊。”
“睡。加完了再睡。”
加到天亮，油备齐了。熊大勇靠在油罐车上，睡着了。
林小峰看着熊大勇，没叫醒他。他拿了件大衣盖在熊大勇身上，然后带着人继续检查油罐车。
1968年，油料股开始搞油料质量监控。油料从炼油厂出来，经过铁路、公路、油库、油罐车，到飞机油箱，中间环节多，每一环都可能出问题。熊大勇带着人搞全流程质量监控。炼油厂出来的油，化验一次；到油库，化验一次；到油罐车，化验一次；加到飞机之前，再化验一次。
林小峰问：“股长，化验这么多次，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油料质量出了问题，不是小事。飞机加了坏油，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跳伞，飞机摔了。查原因，查到油料头上，咱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那要是化验合格，但飞机还是出了故障呢？”
“那就查。查油料、查发动机、查操作。一样一样查。查清楚了，下次就不出了。”
有一次，一列油罐车到了，化验发现油料颜色不对。熊大勇把油样送到上级化验室。结果出来：油料里混了其他成分。他立即追查，发现是铁路油罐车没洗干净，上一趟装的是其他油品，残留物混进了航空煤油。
熊大勇把化验单拍在铁路部门的桌子上。“这批油不能收。你们把罐车洗干净了再送。”
铁路部门的人姓钱，叫钱德贵，管油罐车调度。他看了一眼化验单。“洗罐车得几天。”
“几天也得洗。不洗干净，油就不能收。收了就是事故。”
“那这几天的油怎么办？”
“你们想办法。从别的站调干净的罐车。我不管你们怎么弄，油必须干净。”
钱德贵去调了干净的罐车。熊大勇等了两天，干净的油到了，化验合格，才收进油库。
林小峰问：“股长，你怎么知道是罐车没洗干净？”
“油料颜色不对。航空煤油是无色的，这批油发黄。发黄说明混了其他东西。混了其他东西，不是炼油厂的问题，就是运输环节的问题。炼油厂出来是化验过的，那就只能是运输环节。运输环节就是铁路罐车。”
“那为什么不洗罐车？”
“图省事。上一趟装完别的油，不洗就装下一趟。省了洗罐车的钱，坏了咱们的油。”
1970年，熊大勇调任空军油料处处长。离开油料股那天，他在油库前面站了一会儿。油库里有几个大储油罐，罐体上刷着“航空煤油”的字样。林小峰走过来。
“股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股到现在，十几年。”
“加了多少吨油？”
“记不清了。几万吨吧。”
林小峰点了点头。熊大勇又说：“油料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油料干好了，看不见。飞机飞上天，没人说油料加得好。但油料出了问题，发动机停车，所有人都知道油料出了问题。”
林小峰没说话。熊大勇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油料把好关。”
熊大勇走了。林小峰站在油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5年，林小峰当了油料股股长。那年秋天，一列油罐车到了，化验发现油料里混了水。林小峰把油样送到上级化验室。结果出来：含水量超标。他追查了半天，发现是油罐车的底阀没关严，雨水渗进去了。
林小峰把化验单拍在司机面前。“这批油不能收。拉回去。”
司机姓孙，叫孙大壮，开了几年油罐车。他看了一眼化验单。“股长，底阀可能松了，路上颠的。”
“松了就换。别凑合。”
“换个底阀得半天。”
“半天也得换。你今天不换，明天还进水。明天进水，后天还进水。进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孙大壮不说话了。林小峰又说：“你去换底阀。换完了，把罐车洗干净，再来收油。”
孙大壮把车开走了。林小峰站在油库门口，看着油罐车消失在跑道尽头。他想起熊大勇当年说的话：油料这个活，看不见。但出了问题，所有人都知道。他转过身，回到油库，打开化验箱，开始化验新到的油样。
第五章 航材
1960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航材股，股长姓侯，叫侯德贵。航材股管飞机零部件、发动机备件、机载设备、消耗器材。每天的工作是收航材、发航材、盘点库存、送修损坏件。
那时候航材种类不多，但每一种都有编号。歼-5的零件编号几千个，歼-6的零件编号上万个。侯德贵带着人天天对编号、查库存、发器材。发错一个编号，飞机就装不上。
新来的航材员姓周，叫周小刚，从后勤学校毕业的，学的是仓储管理。第一天上班，侯德贵让他找一件航材。
“歼-5左翼襟翼作动筒，编号给我找出来。”
周小刚翻目录，翻了半天。“股长，目录上编号太多了，我找不着。”
“找不着就慢慢找。今天找不着，明天接着找。找着了，就知道编号怎么排的了。”
周小刚找了两天，找到了。侯德贵看了一眼。“对了。但找了两天，太慢。下次找，先从大类找，再从子类找，最后从型号找。一层一层往下找，就快了。”
“大类是什么？”
“机体、发动机、机载设备、消耗器材。四大类。机体下面分机翼、机身、尾翼、起落架。机翼下面分襟翼、副翼、翼尖。一层一层往下分，分到最后就是具体编号。”
周小刚把分类背了一遍。下次找航材，他一层一层往下找，半天就找到了。侯德贵说：“这回快了。再练练，一个小时就能找到。”
1962年，航材股开始搞编号管理。歼-6的零件编号上万，靠人脑记不住，得靠台账。侯德贵带着人建台账，每一种航材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编号、名称、库存数量、存放位置、最低库存量。发一次航材，卡片上减一个数。收一次航材，卡片上加一个数。
周小刚负责建台账。建了一个月，台账建好了。侯德贵检查了一遍，发现有几张卡片上的库存数量跟实物对不上。
“周小刚，这张卡片上写库存十个，实物只有八个。差两个哪儿去了？”
“可能发出去没登记。”
“发出去没登记，就是台账错了。台账错了，下次发航材就发错。发错了，飞机装不上。装不上，飞机就飞不了。”
周小刚把台账重新对了一遍，差的补上，多的划掉。侯德贵说：“以后发航材，发一个登记一个。收了航材，收一个登记一个。当天的事当天登记，别拖到第二天。拖到第二天就忘了。”
“忘了怎么办？”
“忘了就查。查发料单，查收料单，查领料人签字。一样一样查，查到最后总能查出来。但查要花时间。花时间就是耽误飞机。”
1965年，航材股开始保障轮战部队。各师轮流进驻，飞机型号不同，航材需求也不同。歼-5的航材跟歼-6的不一样，歼-6的航材跟歼-7的不一样。侯德贵带着人提前摸底，把各师的航材需求列成清单，提前备货。
有一次，一个师的转场飞机到了，一架歼-6的发动机需要换叶片。航材股查库存，叶片有，但编号不对。歼-6的叶片有好几种，编号不一样，不能混用。
周小刚查了半天。“股长，库存的叶片是歼-6甲型的，这架飞机是歼-6乙型的。装不上。”
“乙型的叶片呢？”
“库存没有。”
“没有就调。打电话给上级航材库，问他们有没有乙型叶片。有就调过来，没有就找厂里。”
周小刚打电话给上级航材库。上级航材库说有，但要第二天才能送到。侯德贵说：“第二天送到，飞机就得停一天。停一天就少飞一天。少飞一天就少练一天。”
“那怎么办？”
“你去上级航材库跑一趟。开车去，把叶片拉回来。今天去，今天晚上回来。”
周小刚开车去了上级航材库，把叶片拉回来。晚上十点到了机场，机务连夜换叶片。第二天早上，飞机飞了。
1968年，航材股换装新设备。新设备有了电子台账，不用手写卡片了。侯德贵带着人学电子台账，学完了自己练。练录入。每一种航材的编号、名称、库存数量、存放位置、最低库存量，全部录入电脑。录入完了，发航材的时候在电脑上点一下，库存自动减。收航材的时候点一下，库存自动加。
周小刚录入了一个月，把上万种航材全部录入电脑。侯德贵检查了一遍，发现有几个编号录错了。
“周小刚，这个编号录错了。歼-6甲型的叶片，你录成歼-6乙型的了。”
“我看看。”周小刚看了一眼，“还真是。甲型和乙型的编号差一位，我看花眼了。”
“差一位就装不上。装不上就飞不了。录完了自己查一遍，查完了再叫我查。两道关，少一道都不行。”
周小刚把编号重新核对了一遍，改了几个错的。侯德贵又查了一遍，没错了。“行了。以后录完了自己先查，别等我查出来。”
1970年，侯德贵调任空军航材处处长。离开航材股那天，他在仓库里站了一会儿。仓库里码着一排排货架，货架上摆着各种航材。周小刚走过来。
“股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股到现在，十几年。”
“管了多少种航材？”
“记不清了。上万种吧。”
周小刚点了点头。侯德贵又说：“航材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航材干好了，看不见。飞机飞上天，没人说航材供得好。但航材供不上，飞机就飞不了。飞不了，所有人都知道航材出了问题。”
周小刚没说话。侯德贵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航材管好点。”
侯德贵走了。周小刚站在仓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5年，周小刚当了航材股股长。那年秋天，一架歼-6落地之后，机务发现液压泵坏了。周小刚查电子台账，液压泵有库存，但数量不多了。
“库存还有几个？”
“还有三个。”
“最低库存量是多少？”
“五个。”
“低于最低库存量了。得赶紧订货。”
周小刚打电话给上级航材库，订了十个液压泵。上级航材库说三天后到。周小刚说：“三天太慢。能不能明天到？”
“明天到不了。最快后天。”
“后天就后天。但不能再拖了。再拖库存就没了。”
三天后，液压泵到了。周小刚把液压泵入库，电子台账上库存数量变成十三个。他看了一眼台账，最低库存量五个，库存十三个，够了。他坐在电脑前面，把当天的收发记录核对了一遍。核对完了，在值班日志上写了一行字：1975年10月，液压泵入库十个，库存十三个，正常。
第六章 汽车兵
1956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汽车连，连长老马，叫马德福。汽车连管卡车、油车、牵引车、消防车。每天的工作是拉货、拉人、拉设备。
那时候汽车不多，一辆嘎斯-51，一辆吉斯-150，几辆摩托车。老马带着人天天跑运输。拉航材、拉油料、拉弹药、拉粮食，什么都拉。
新来的驾驶员姓赵，叫赵小柱，从汽车学校毕业的，理论学得好，实操差。第一天上班，老马让他开着嘎斯-51去仓库拉航材。
赵小柱跳上驾驶室，打火，挂挡，松离合。车没走，熄火了。
老马站在车下面。“离合松太快了。慢慢松，感觉车动了再松完。”
赵小柱又试了一次。这回车走了，但走得一窜一窜的。老马说：“油门稳一点。别一踩一松。”
赵小柱稳了稳油门，车走顺了。老马上了车，坐在副驾驶上。“去仓库。路上慢点，场区限速二十公里。”
赵小柱开到仓库，装了航材，拉回机务中队。卸了货，老马说：“行了。今天跑了三趟。”
“三趟就完了？”
“完了。明天还跑。天天跑。”
“天天跑一样的路？”
“路一样，货不一样。今天拉航材，明天拉油料，后天拉弹药。货不一样，开法不一样。拉航材怕磕碰，开慢点。拉油料怕静电，接地线要接好。拉弹药怕震动，路面不平的地方绕过去。”
赵小柱点头。老马又说：“汽车兵这个活，看着简单，其实讲究多。开得快不算本事，开得稳才算本事。稳了，货不坏，人不出事，车不抛锚。”
1960年，汽车连换装解放牌卡车。解放牌比嘎斯-51结实，载重也大。老马带着人学新车的操作和保养。赵小柱开着解放牌跑了几趟，跟老马说：“连长，解放牌好开。方向轻，挡好挂。”
“好开就好。但保养得跟上。机油、水、刹车、轮胎，每天出车前都得查一遍。”
赵小柱每天出车前查一遍，查完了在行车日志上签字。老马检查的时候看见签字，点了点头。“签字了就是负责了。车出了事，找你。”
“连长，车出了事怎么找我？我又不是修车的。”
“车是你的，你开的。出了事当然找你。你出车前查了没有？查了，记录写了没有？写了，那就是你负责了。没查，没写，出了事就是你的责任。”
赵小柱把行车日志揣在口袋里，每天出车前拿出来看一遍，查完了签字。
1965年，轮战部队进驻。各师轮流来，飞机多，物资也多。汽车连的任务翻了几倍。拉航材、拉油料、拉弹药、拉粮食，一天跑十几趟。赵小柱有时候从早上跑到半夜，回到连队倒头就睡。
有一次，一夜之间来了三个师的转场部队。飞机落地了，航材还没到。老马带着汽车连夜去仓库拉航材。赵小柱开着解放牌，装了满满一车航材往机场赶。路不好走，有一段土路坑坑洼洼。赵小柱放慢速度，慢慢开。老马坐在副驾驶上说：“别急。航材磕坏了，飞机修不了。”
“知道。慢慢开。”
“但也不能太慢。天亮之前必须送到。送到了，机务才能修飞机。修好了，飞机才能飞。”
“那到底要多快？”
“快而不颠。路好的地方快一点，路差的地方慢一点。你自己把握。”
赵小柱踩着油门，该快的地方快，该慢的地方慢。天亮之前，航材送到了。机务中队的人跑过来接航材。老马说：“点一点，别少了。”
机务的人点了一遍，没少。老马说：“行了。下一趟。”
1970年，汽车连参加一次紧急运输任务。一辆油车在路上抛锚了。油车拉的是航空煤油，前面机场等着用。老马带着赵小柱开另一辆油车去救急。到了抛锚地点，把油抽到好车上，继续往前赶。
赵小柱问：“连长，油车抛锚了怎么办？”
“修。修不好就换车。油必须送到。”
“要是两辆车都抛锚了呢？”
“那就修一辆。修好了接着送。”
“要是修不好呢？”
“那就人扛。一桶一桶扛过去。反正油必须送到。”
赵小柱没说话。老马又说：“汽车兵这个活，就是保障。前面等着用，你就得送到。不管什么办法，送到了才算完。”
1975年，老马退休。退休那天，他在车场站了一会儿。解放牌卡车停在车场里，赵小柱正在擦车。老马走过来。
“小赵，擦车呢？”
“擦车。明天要跑长途。”
老马看了看车。“车擦得干净。保养也做了？”
“做了。机油、水、刹车、轮胎，都查了。”
老马点了点头。“行了。我走了。”
“连长，走了？”
“走了。你在这干了多少年了？”
“从建连到现在，十几年。”
“跑了多少公里？”
“记不清了。几十万公里吧。”
赵小柱点了点头。老马又说：“汽车兵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汽车兵干好了，飞机有油有弹，没人记得汽车兵。但车抛锚了，油送不上去，飞机就飞不了。”
赵小柱没说话。老马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车开好点。”
老马走了。赵小柱站在车场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车场门口。
1975年秋天，赵小柱当了汽车连连长。那年冬天，一场台风袭击福建。台风过后，跑道上有树倒了，汽车连被派去清理。赵小柱带着人开着卡车去拉树。树大，卡车装不下，他用绳子把树拖在车后面。拖到一半，绳子断了。树滚到路边，差点砸到人。赵小柱跳下车，检查绳子。“绳子磨断了。换一根。”
他换了一根粗绳，重新绑好，继续拖。拖到跑道边上，树卸下来，卡车开回去拉下一棵。
台风过后第三天，跑道清理完了。场站站长跟赵小柱说：“汽车连干得好。跑道清出来了，飞机能飞了。”
赵小柱说：“汽车连就是干这个的。跑道清不出来，飞机飞不了，汽车连就没干好。”
站长点了点头，走了。赵小柱站在跑道边上，看着第一架飞机起飞，离地，爬升。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车场走。车场上停着解放牌卡车，明天还要跑。
第七章 警卫
1958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警卫连，连长老郑，叫郑大虎。警卫连管机场大门、停机坪、油库、弹药库的守卫。每天的工作是站岗、巡逻、查哨。
那时候机场刚建好，围墙还没修完，有的地方是铁丝网，有的地方是壕沟。老郑带着人白天站岗，晚上巡逻。一个班八个人，三班倒，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新兵小刘第一次站岗，老郑带他上哨位。哨位在停机坪边上，一个沙袋垒的掩体，里面放着一部电话、一本哨簿、一支步枪。
“站岗的时候注意什么？”老郑问。
“注意有没有人靠近。”
“还有呢？”
“注意飞机。”
“飞机怎么了？”
“飞机不能让人碰。碰了就可能出事。”
老郑点了点头。“对了。停机坪上停着飞机，飞机上有油、有弹、有设备。谁靠近都得查。查证件、查介绍信、查工作单。三样齐全才能靠近。少一样就不行。”
小刘问：“要是有人硬闯呢？”
“先警告。警告不听，就拦。拦不住，就开枪。”
小刘愣了一下。“真开枪？”
“真开枪。飞机是国家的，碰坏了你赔不起。油库更严，一颗火星就能炸。警卫连的责任就是不让不该进的人进去，不让不该碰的东西被碰。”
“那要是来的是自己人呢？”
“自己人也得查。证件、介绍信、工作单，三样齐全才放行。自己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也有被敌人利用的时候。查严了，不出事。查松了，出了事就晚了。”
小刘把这几条记在本子上。老郑又说：“站岗的时候别打瞌睡。困了就在换岗之前走一走，活动活动。实在困得不行，掐自己大腿。别让查哨的看见你打瞌睡。”
“查哨的看见了呢？”
“看见了就挨批。批了还不改，就调岗。调去炊事班帮厨。”
1960年，警卫连扩编。机场扩建，围墙修好了，门口设了岗哨。老郑带着人修哨位，在停机坪、油库、弹药库、塔台下面设了固定哨位。每个哨位配电话、配哨簿、配武器。
停机坪哨位最重要，离飞机最近。老郑把最能干的兵放在那里。新兵小刘练了半年，才被派到停机坪哨位。
第一天上哨，老郑又带他走了一遍。“这个哨位，看得见停机坪上所有飞机。白天看人，晚上看影。有人靠近飞机，你得先问口令。口令不对，立即拦。”
“口令是什么？”
“每天换。今天的口令是‘长江’，回令是‘黄河’。你问‘长江’，对方答‘黄河’，就是自己人。答不上来，或者答错了，就是有问题。”
“那要是对方不回答呢？”
“不回答就警告。警告不听就拦。拦不住就开枪。”
“开枪之前要不要报告？”
“来不及报告就先开枪。开了枪再报告。飞机比人重要。人没了可以再培养，飞机没了就没了。”
1965年，轮战部队进驻。各师轮流来，飞机多，人员多，警卫任务重了。老郑带着人加强巡逻，停机坪、油库、弹药库，每两小时巡逻一遍。巡逻队两个人一组，一个走前，一个走后，前后照应。
有一次巡逻，发现停机坪边上的铁丝网被剪断了一截。老郑接到报告，带着人赶过去。查了半天，发现是附近的老乡为了走近路，把铁丝网剪了。
“修。”老郑说，“修好了再查。看是谁剪的。”
铁丝网修好了。老郑又加了一道巡逻路线，每天多走两遍。
小刘问：“连长，老乡走近路，至于这么紧张吗？”
“至于。今天老乡能剪铁丝网，明天特务就能剪。老乡走近路是小事，特务进来搞破坏是大事。你不能等大事出了再管。小事管住了，大事就出不来。”
“那怎么管？”
“修铁丝网，加巡逻，贴告示。告诉老乡，这条路不能走。走了就罚款。罚了款，下次就不走了。”
“老乡要是还走呢？”
“那就派人守着。守到他不走为止。”
1968年，警卫连换装新装备。新装备有夜视仪、对讲机、警报器。老郑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练夜视仪操作。晚上拿着夜视仪看，看人能看多远，看车能看多远。
有一次夜间演练，蓝军摸到停机坪边上，被夜视仪发现了。红军警卫连立即出动，把蓝军拦在停机坪外面。导演部评价：“警卫连夜间警戒能力强，反应迅速。”
演练结束之后，小刘问老郑：“连长，夜视仪好用吗？”
“好用。以前晚上站岗，靠耳朵听，靠手电照。听不见、照不到的地方，就看不见。现在有了夜视仪，黑夜里也能看见人。看见了就能拦，拦住了就没事。”
“那要是夜视仪坏了呢？”
“坏了就用手电。手电也没电了，就靠耳朵。耳朵也听不见，就靠感觉。感觉不对劲，就开枪示警。示警了还没反应，就开枪。”
“开枪之后呢？”
“开枪之后就报告。报告了，连里来人处理。你只管开枪，别管后果。后果连里担着。”
1975年，老郑退休。退休那天，他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哨兵站在岗哨上，拿着步枪，眼睛盯着外面。老郑走过去。
“郑连长，走了？”哨兵问。
“走了。你在这站了多久了？”
“刚换岗。”
“好好站。别打瞌睡。”
“放心。不打瞌睡。”
老郑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往大门外面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哨兵还站在岗哨上，眼睛盯着外面。他转过身，继续走。
小刘走过来。“连长，走了？”
“走了。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连到现在，十几年。”
“站了多少班岗？”
“记不清了。几千班吧。”
小刘点了点头。老郑又说：“警卫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警卫干好了，看不见。飞机平安起落，没人记得警卫连。但警卫出了事，飞机被炸了，所有人都知道警卫连出了问题。”
小刘没说话。老郑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岗站好点。”
老郑走了。小刘站在大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尽头。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警卫连接到命令：保障机场安全。机场围墙塌了，铁丝网断了，停机坪上停着救灾飞机。小刘带着人二十四小时巡逻，防止有人破坏。
有一天晚上，小刘巡逻到停机坪边上，发现一个人影在飞机旁边晃。他立即上前拦住。“站住！口令！”
人影停下来。“长江。”
“回令！”
“黄河。”
小刘走近一看，是场站的机务兵，在检查飞机。“你怎么不戴工作单？”
“工作单忘带了。飞机明天要飞，我来检查一下。”
“工作单忘带了就不能靠近飞机。回去拿。”
机务兵回去了。小刘站在飞机旁边等着。机务兵拿了工作单回来，小刘看了一眼，放行。机务兵检查完飞机，走了。小刘继续巡逻。走到油库边上，他停下来，用手电照了照油库的门锁。门锁完好，没被撬过。他继续走。
救灾结束之后，警卫连受到空军通报表彰。小刘把表彰通报贴在食堂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走到大门口，站在岗哨上，看着外面。哨兵问他：“连长，你站岗？”
“站一会儿。你去歇着。”
哨兵走了。小刘站在岗哨上，眼睛盯着外面。他想起老郑当年说的话：警卫这个活，看不见。但出了问题，所有人都知道。他站了一会儿，把枪递给换岗的哨兵。“好好站。别打瞌睡。”
“放心。不打瞌睡。”
小刘点了点头，转过身，往连部走。
第八章 消防
1960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消防队，队长姓赵，叫赵铁柱。消防队管机场消防，飞机起火、油库起火、建筑起火，都得去灭。那时候消防车不多，一辆解放牌改的消防车，装了几吨水和泡沫液，就是全部家当。
新来的消防员姓刘，叫刘小虎，从陆军调来的，体格结实，胆子大。第一天上班，赵铁柱带他看消防车。
“会用水枪吗？”
“会。陆军的时候练过。”
“陆军的水枪跟消防的不一样。消防的水枪压力大，一个人端不住，得两个人扶着。你试试。”
刘小虎端起水枪，赵铁柱打开阀门。水冲出来，刘小虎差点被水枪带着往后退。他稳住脚，把水枪端住了。
“行。有劲。”赵铁柱把阀门关上，“但光有劲不行，还得会用。灭飞机火，不能乱喷。飞机上有油、有弹、有蓄电池，喷错了地方，火没灭，可能还炸了。”
“那怎么喷？”
“先喷油箱。油箱不炸，火就烧不大。再喷座舱。飞行员还在里面，得先把人救出来。最后喷发动机。发动机火灭了，飞机就保住了。”
“要是飞行员不在里面呢？”
“不在里面就先喷油箱，再喷弹药舱。弹药舱不炸，飞机就保住了。”
1960年夏天，第一次实战。一架歼-5落地的时候刹车失灵，冲出跑道，撞在跑道边的土堆上。机腹擦地，冒出火花，引燃了油箱。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身上着了火，在地上打滚。
赵铁柱带着消防车冲过去。刘小虎端着水枪，先喷飞行员。火灭了，飞行员趴在地上喘气。赵铁柱喊：“别管他了，先灭飞机火！”
刘小虎调转水枪，喷油箱。油箱火灭了，又喷发动机。发动机火灭了，飞机保住了。
落地之后，飞行员被送到卫生队。赵铁柱检查飞机，机腹擦伤，油箱烧黑了，但没炸。他拍了拍刘小虎的肩膀。“今天喷得对。先喷人，再喷油箱。人救出来了，飞机也保住了。”
刘小虎喘着气说：“队长，喷人的时候我手抖了。”
“抖正常。不抖才不正常。但抖归抖，手不能松。松了水枪就飞了，人就救不了。”
“那怎么才能不松？”
“多练。练到抖的时候手也不松，就练出来了。”
1965年，消防队换装新设备。新设备有了泡沫消防车，泡沫灭火剂比水好用，灭油火不反弹。赵铁柱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练泡沫比例。泡沫液跟水的比例不对，泡沫就不好用。
刘小虎调了几次泡沫比例，都不对。赵铁柱说：“泡沫液多了，泡沫太稠，喷不远。泡沫液少了，泡沫太稀，灭不了火。比例得调准。”
“怎么知道准不准？”
“看泡沫。泡沫喷出来，挂在飞机上不掉，就是比例准了。泡沫喷出来就流，就是比例不对。”
刘小虎调了半天，泡沫挂住了。赵铁柱说：“行了。以后灭油火，就用这个比例。”
1968年，消防队参加一次油库灭火。油库的一个储油罐被雷击起火，火苗蹿了几十米高。赵铁柱带着消防车赶过去，刘小虎端着泡沫枪喷。火太大，泡沫打不上去。
“队长，火太大，泡沫压不住。”
赵铁柱看了一眼。“先喷周围。把周围没烧的油罐喷上泡沫，防止火蔓延。烧着的那个罐，等火小一点再喷。”
刘小虎调转枪口，把周围几个油罐喷上泡沫。火势蔓延到泡沫带上，灭了。烧着的那个罐还在烧，但没蔓延到别的罐。
赵铁柱带着人守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烧着的罐烧完了，火灭了。周围几个罐保住了。
场站站长跟赵铁柱说：“赵队长，今天多亏你们。不喷泡沫，整个油库就炸了。”
赵铁柱说：“喷泡沫是刘小虎喷的。我指挥的。”
站长拍了拍刘小虎的肩膀。“好样的。”
刘小虎说：“是队长指挥得好。他说先喷周围，我才喷的。要是我自己喷，就盯着那个烧着的罐喷，喷不灭，还把周围罐引着了。”
1970年，消防队换装新型消防车。新型消防车速度快，装水量大，泡沫比例自动调节。赵铁柱带着人学新车，学完了自己练。练出动时间。消防车从车库到跑道，规定时间是三分钟。三分钟到不了，飞机就烧了。
刘小虎练了一个月，出动时间从五分钟缩短到三分钟。赵铁柱说：“三分钟够快了。但还得练。练到两分半。”
“怎么练？”
“分工。司机提前打火，消防员提前穿装备，接到警报直接上车。三个人同时干，两分半够了。”
又练了一个月，出动时间缩短到两分半。赵铁柱说：“行了。两分半够用了。”
刘小虎问：“队长，为什么出动时间这么急？”
“飞机起火，头两分钟是黄金时间。两分钟之内灭了，飞机保得住。过了两分钟，火就烧大了，灭不了，飞机就烧毁了。烧毁一架飞机，多少钱？多少时间？所以消防车得跑得快。快一秒，飞机就多一分保住的希望。”
1975年，赵铁柱退休。退休那天，他在消防车前面站了一会儿。消防车停在车库里，擦得干干净净。刘小虎走过来。
“队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队到现在，十几年。”
“灭了多少次火？”
“记不清了。几十次吧。”
刘小虎点了点头。赵铁柱又说：“消防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消防干好了，看不见。飞机没起火，没人记得消防队。但飞机起火了，消防队没灭掉，所有人都知道消防队出了问题。”
刘小虎没说话。赵铁柱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消防把好关。”
赵铁柱走了。刘小虎站在车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5年秋天，刘小虎当了消防队队长。那年冬天，一架歼-6落地的时候轮胎爆了，飞机歪在跑道上，机翼擦地，冒出火花。刘小虎带着消防车冲过去。两分半钟到了现场。
刘小虎端着泡沫枪，先喷油箱。油箱没起火，他又喷机翼。机翼的火花灭了。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刘小虎喊：“别下来，等我把梯子架好！”
消防员把梯子架在座舱边上，飞行员从梯子上爬下来。刘小虎问：“受伤了没有？”
“没有。就是吓了一跳。”
“没受伤就好。飞机没起火，拖走就行。”
飞行员走了之后，刘小虎检查飞机。机翼擦伤，油箱完好。他拍了拍机翼，对消防员说：“今天没起火。没起火也是消防队的功劳。我们到了，火没起来。”
消防员说：“队长，没起火也算功劳？”
“算。消防队到了，火没起来，说明我们准备得好。准备得好，飞机就保住了。”
他转过身，往消防车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架歼-6。飞机歪在跑道上，机翼擦伤，但没烧。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走。
第九章 卫生
1956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卫生队，队长姓孙，叫孙德福。卫生队只有几个人，一间诊室，几张病床。每天的工作是给飞行员体检，给地勤看病，给场站的人拿药。
飞行员体检是重点。每次飞行之前，飞行员来卫生队量血压、查心率、问睡眠。孙德福一项一项查，查完了在体检表上签字。
有个飞行员姓刘，叫刘志刚，来体检，孙德福量了血压，偏高。他问：“昨晚没睡好？”
“睡了几个小时，老做梦。”
“今天别飞了。回去补觉。”
刘志刚说：“今天有任务。”
“任务重要还是命重要？血压高上去，空中出事，任务也完不成。”
刘志刚没说话，回去补觉了。第二天来体检，血压正常。孙德福签了字。“行了。上去吧。”
刘志刚走了之后，新来的卫生员小郑问：“孙队长，血压高一点就不能飞？”
小郑是从卫校毕业分来的，十八岁，学护理的，没接触过航空医学。孙德福看了她一眼。“不能。飞行员在空中要做判断，血压高了，判断力下降。判断错了，就回不来。”
“那要是任务紧急，必须飞呢？”
“紧急也不能飞。飞行这个活，身体不行就是不行。你替他签字放行了，出了事，你负责？”
小郑摇了摇头。孙德福又说：“体检表上签了字，就是拿命担保。担保不了，就别签。”
“怎么知道能不能担保？”
“看数据。血压、心率、体温，每一项都有标准。在标准以内，能签。超出标准，不能签。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但活不能活过标准。”
1960年，卫生队扩建，有了X光机、心电图机。孙德福带着人学新设备。小郑学过心电图，孙德福让她教大家。小郑拿着心电图机，给卫生队的人一个一个做。
“孙队长，你的心电图有个T波倒置。”
“什么意思？”
“可能是心肌缺血，也可能是正常的。得结合其他检查看。”
孙德福想了一下。“给我做个运动试验。跑几步，看看心电图变化。”
小郑让他跑了五分钟，再做心电图。T波恢复了。小郑说：“没事。可能是体位性的。”
孙德福点了点头。“心电图这东西，看的时候得结合临床。光看一张图，看不准。”
小郑问：“那怎么才能看准？”
“多做。做多了就知道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异常的。正常的心电图，每个人都不一样。异常的心电图，都有共同的特征。看多了，一眼就能看出来。”
有一次，一个飞行员来体检，X光片显示肺部有个阴影。孙德福看了几遍，觉得不对。他把片子送到上级医院会诊。会诊结果：早期肺结核。飞行员停飞治疗，半年之后痊愈，重新飞了。飞行员后来跟孙德福说：“孙队长，你救了我一命。”
孙德福说：“不是我救了你。是X光机救了你。早发现早治，晚发现就麻烦了。”
小郑问：“孙队长，你怎么看出那个阴影不对的？”
“阴影的边界模糊，形状不规则。正常的阴影边界清楚，形状规则。模糊不规则的，可能是炎症，可能是结核，可能是肿瘤。不管是哪个，都得查清楚。”
1965年，卫生队开始搞航空医学训练。飞行员不仅要身体好，还得能承受高过载、低气压、缺氧。孙德福带着卫生队的人搞离心机训练、低压舱训练。飞行员坐在离心机里转，转到几个G，看能不能扛住。
有个年轻飞行员姓王，叫王海峰，第一次上离心机，转到五个G就眼前发黑。孙德福喊停，把他从离心机里扶出来。
“没事吧？”
“没事。就是眼前一黑。”
“眼前发黑是意识丧失的前兆。你得练。练到七个G不黑，才能飞高过载科目。”
王海峰点头。练了一个月，转到七个G，没黑。孙德福说：“行了。可以飞了。”
小郑在旁边记录数据，等飞行员走了之后问：“孙队长，为什么要练到七个G？”
“现代空战，高过载机动很多。七个G是基本要求。扛不住七个G，上了天也打不了。”
“那要是扛不住呢？”
“转地面。飞不了高过载科目，就当不了战斗机飞行员。”
“那要是所有飞行员都扛不住呢？”
“不可能。人的潜力很大，练一练都能扛住。关键是练得够不够。练够了，都能扛住。练不够，一个G都扛不住。”
1970年，卫生队来了一批新设备。有了生化分析仪、超声诊断仪、肺功能仪。孙德福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练看数据。生化分析仪的数据，正常范围是多少，异常范围是多少，看多了就熟了。
有一次，一个飞行员来体检，生化分析仪显示转氨酶偏高。孙德福看了数据，问飞行员：“最近喝酒了？”
“喝了。前几天过节，喝了几杯。”
“转氨酶偏高，肝功有损伤。停飞一周，戒酒，复查。”
飞行员停飞一周，戒酒，复查。转氨酶正常了。孙德福签了字。“行了。上去吧。以后少喝酒。”
飞行员走了之后，小郑问：“孙队长，喝几杯酒也能查出来？”
“能。转氨酶是肝功的指标。喝酒伤肝，转氨酶就升高。升高了就不能飞。飞了肝功进一步损伤，空中出事就晚了。”
“那喝多少算多？”
“看人。有的人喝一杯就高，有的人喝一瓶也不高。但不管高不高，飞行之前不能喝酒。这是规矩。”
1975年，孙德福调任空军卫生处处长。离开卫生队那天，他在诊室里站了一会儿。诊室里还有几张病床，床上铺着白床单。小郑走过来。
“孙队长，走了？”
“走了。”
“你在这干了多少年？”
“从建队到现在，十几年。”
“体检了多少飞行员？”
“记不清了。几千人次吧。”
小郑点了点头。孙德福又说：“卫生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卫生干好了，看不见。飞行员身体好，飞得顺，不知道卫生队在后面保障。但身体出了问题，飞行员就知道卫生队重要了。”
小郑没说话。孙德福拍了拍她的肩膀。“走了。体检把好关。”
孙德福走了。小郑站在诊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1975年秋天，小郑当了卫生队队长。那年冬天，一个飞行员来体检，心电图显示ST段压低。小郑看了几遍，觉得不对。她让飞行员做了运动试验，ST段压低更明显了。
“你今天别飞了。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飞行员说：“我今天有任务。”
“任务重要还是命重要？ST段压低，可能是心肌缺血。空中出事，任务也完不成。”
飞行员没说话，去医院检查了。检查结果：早期冠心病。飞行员停飞治疗，半年之后做了手术，恢复了。
飞行员后来跟小郑说：“郑队长，你救了我一命。”
小郑说：“不是我救了你。是心电图救了你。早发现早治，晚发现就麻烦了。”
飞行员走了之后，小郑坐在诊室里，看着心电图机。她想起孙德福当年说的话：体检表上签了字，就是拿命担保。担保不了，就别签。她拿起笔，在体检表上签了字。签完了，她把表放进档案袋，在袋子上写：1975年12月，飞行员王某某，体检合格。
第十章 机场建设
1956年，福建。
空军工程兵某团，团长姓石，叫石大柱。工程兵团管机场建设，修跑道、修机库、修营房。那时候福建沿海要修新机场，石大柱带着人开进山区，在山沟里平整土地。
新兵小张第一次参加机场建设，扛着铁锹站在工地前面。石大柱走过来。
“会挖土吗？”
“会。农村长大的，挖土不怕。”
“挖土不怕，但你得看图纸。跑道在哪儿，机库在哪儿，营房在哪儿，图纸上都标着。照着图纸挖，不能乱挖。”
小张接过图纸看了一眼。“团长，这图纸上画的线是什么意思？”
“那是跑道中心线。跑道要修多长、多宽，图纸上都标着。你挖土的时候，挖到中心线边上就停，别挖过了。”
“挖过了会怎么样？”
“挖过了跑道就偏了。跑道偏了，飞机起降就对不准。对不准就出事故。所以挖土之前先看图纸，看清楚了再挖。”
小张点头。石大柱又说：“机场建设是百年大计。跑道修不好，飞机起降出事故。机库修不牢，台风来了塌了。营房修不好，飞行员住着不踏实。每一样都得修好。”
“那从哪儿开始？”
“从地基开始。地基不牢，上面修什么都是白搭。”
1957年，跑道开始铺设。福建沿海雨水多，地基软，跑道容易沉降。石大柱带着人挖地基，挖到硬土层，铺碎石，压路机压了一遍又一遍。压完了，铺混凝土。
混凝土浇筑是个精细活。温度高了，混凝土凝固太快，容易开裂。温度低了，凝固太慢，工期拖长。石大柱带着人白天晚上盯着，温度高了遮阳，温度低了盖草垫。
有一次浇筑跑道，半夜下起了雨。石大柱带着人拿塑料布盖住刚浇的混凝土。塑料布不够，他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盖上去。小张看见了，也把雨衣脱下来。
“团长，你淋雨了。”
“淋雨没事。混凝土淋雨就废了。”
“废了怎么办？”
“废了就得刨掉重浇。刨掉重浇，工期拖一个月。拖一个月，机场就晚一个月用。”
雨下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石大柱浑身湿透，站在跑道上检查混凝土。混凝土没被雨淋坏，他松了一口气。小张走过来，递给他一件干衣服。“团长，换上吧。”
石大柱接过衣服，换上了。“你冷不冷？”
“冷。但混凝土没坏就行。”
1958年，新机场竣工。试飞那天，一架歼-5从新跑道上起飞。石大柱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飞机离地，爬升，盘旋，落地。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跟石大柱说：“石团长，跑道好，落地稳。”
石大柱说：“稳就好。下次还落这条。”
飞行员走了之后，石大柱在跑道上蹲下来，摸了摸混凝土。混凝土结实，接缝平整。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小张走过来。“团长，跑道修好了，下一步干什么？”
“下一步修机库。机库修不好，飞机停在外面，日晒雨淋，容易坏。”
“机库怎么修？”
“先挖地基，再立柱，再上梁，再盖顶。跟盖房子一样，但比盖房子结实。机库要能扛台风，扛地震，扛炸弹。”
1960年，工程兵团转场西北。西北戈壁滩上要修新机场。戈壁滩跟福建不一样，风大，沙多，温差大。白天热得穿单衣，晚上冷得穿棉袄。混凝土凝固条件差，跑道容易裂。
石大柱带着人做试验，调整混凝土配比。水少了，混凝土太干，凝固不牢。水多了，混凝土太稀，强度不够。试了十几次，找到了合适的配比。
小张问：“团长，戈壁滩上修机场，跟福建有什么不一样？”
“福建地基软，得挖深。戈壁滩地基硬，挖浅一点就行。但戈壁滩风大，混凝土凝固的时候得挡风。沙多，浇筑之前得把沙子清干净。”
“还有呢？”
“还有，戈壁滩温差大。白天浇筑，晚上降温，混凝土容易裂。得在晚上浇筑，白天降温之前凝固好。”
“晚上浇筑？看不见怎么办？”
“打灯。工地晚上灯火通明，跟白天一样。”
1962年，西北新机场竣工。试飞那天，一架歼-6从新跑道上起飞。石大柱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飞机离地，爬升。风很大，吹得他衣服猎猎响。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工地走。
小张走过来。“团长，跑道修好了，下一步干什么？”
“下一步修营房。营房修不好，飞行员住着不踏实。”
“营房怎么修？”
“先挖地基，再砌墙，再上梁，再盖顶。跟老百姓盖房子一样，但比老百姓盖房子结实。营房要能扛风沙，扛严寒，扛地震。”
1965年，石大柱退休。退休那天，他在机场跑道上站了一会儿。跑道还是那条跑道，混凝土的，接缝平整。他蹲下来，摸了摸地面。小张走过来。
“石团长，走了？”
“走了。”
“你修了多少个机场？”
“记不清了。十几个吧。”
“修了多少条跑道？”
“也记不清了。几十条吧。”
小张点了点头。石大柱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机场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机场修好了，飞机飞起来，没人记得工程兵。但跑道出了问题，飞机起降出事故，所有人都知道工程兵出了问题。”
小张没说话。石大柱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跑道修好点。”
石大柱走了。小张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5年，小张当了工程兵团团长。那年夏天，福建沿海台风频发。一个新修的机库被台风吹坏了顶棚。小张带着人抢修。他爬上机库顶，检查损坏情况。
“顶棚的螺栓松了。风一吹就掀了。”
“那怎么办？”
“换螺栓。加大一号。换完了再加固。”
“加固怎么加？”
“加斜撑。斜撑顶住顶棚，风就掀不动了。”
小张带着人干了三天，机库修好了。台风再来的时候，机库没坏。场站站长跟小张说：“张团长，机库修得好。台风来了没事。”
小张说：“石团长当年教的。机库要能扛台风，扛地震，扛炸弹。扛不住的，修了也白修。”
站长点了点头，走了。小张站在机库门口，看着机库里的飞机。飞机停在机库里，安安稳稳的。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工地走。明天还要修营房。
第十一章 搜救
1956年，福建。
空军某场站搜救分队，分队长姓洪，叫洪大江。搜救分队只有几个人，一架直-5直升机，一艘救生艇。每天的工作是待命，飞行员跳伞了就去捞。
那时候搜救设备简陋，直升机飞得慢，航程短。飞行员跳伞落在海上，搜救分队接到通知，直升机起飞，飞到目标海域，把人捞上来。
新来的搜救员姓马，叫马小飞，从陆军调来的，水性好，胆子大。第一天上班，洪大江让他练救生艇操作。
“救生艇放下去，你跳下去，爬上去，划回来。”
马小飞跳下去，爬上救生艇，划了回来。洪大江说：“划得不错。但救生艇不是给你划着玩的。飞行员跳伞落在海上，救生艇是给他用的。你得把救生艇放下去，让他爬上去，然后直升机把他吊上来。”
“那我不下去？”
“你不用下去。但万一飞行员受伤了，爬不上救生艇，你就得下去。下去把他绑好，直升机吊你们俩上来。”
马小飞点头。洪大江又说：“搜救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搜救干好了，飞行员活着回来。干砸了，飞行员就没了。”
马小飞问：“队长，你捞过多少人？”
“捞过几个。有一个印象最深。那是1954年，一架歼-5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跳伞落在海上。我们接到通知，直升机起飞，飞到目标海域。飞行员坐在救生筏上，打了一发信号弹。我们悬停，绞车放下去，救生员滑下去把他绑好，吊上来。落地之后，飞行员跟我说，他在海上漂了半小时，以为没人来救他了。我说，我们一直在。风太大，直升机飞得慢，来晚了。”
“后来呢？”
“后来那个飞行员请我喝酒。我说不喝，你下次跳伞往北边跳，北边离机场近，我们到得快。”
马小飞笑了一下。洪大江又说：“搜救这个活，最怕的是找不到人。海上跟陆地上不一样，陆地上有参照物，海面上什么都没有。飞行员跳伞落在海上，救生筏是橙色的，大，能看见。但浪大了，就看不见了。所以飞行员身上得带信号弹，带信标机。信号弹打上去，我们看得见。信标机发信号，雷达收得到。”
“信标机要是坏了呢？”
“那就靠眼睛。海面上有救生筏，橙色的大，能看见。但浪大了，就看不见了。”
1960年，搜救分队第一次执行任务。一架歼-5在训练中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跳伞，落在海上。洪大江带着直升机起飞，飞到目标海域。飞行员坐在救生筏上，打了一发信号弹。直升机悬停，绞车放下去，马小飞顺着钢索滑下去，把飞行员绑好，吊上来。
落地之后，飞行员从直升机上下来，跟洪大江说：“洪队长，今天差点喂鱼。”
“喂不了鱼。我们来得快。”
“你们多久到的？”
“接到通知二十分钟。”
飞行员点了点头。洪大江又说：“下次跳伞，往北边跳。北边离机场近，我们到得快。”
“记住了。”
马小飞在旁边听着，等飞行员走了之后问：“队长，他跳伞的地方离机场多远？”
“几十公里。直升机飞了二十分钟。”
“要是再远点呢？”
“再远点就得多飞一会儿。直升机航程有限，飞太远就回不来了。所以飞行员跳伞，得往机场方向跳。跳远了，我们够不着。”
1965年，搜救分队换装直-6。直-6比直-5飞得快，航程远。洪大江带着人学新设备，学完了自己练。练夜间搜救。飞行员夜间跳伞，落在海上，黑灯瞎火，什么都看不见。搜救直升机得靠仪表飞，靠信号弹找。
第一次夜间搜救演练，飞行员跳伞落在海上，打了一发信号弹。马小飞坐在直升机上，盯着海面。信号弹的红光一闪一闪的，他指着红光说：“那边。”
直升机飞过去，悬停，绞车放下去。马小飞滑下去，把飞行员吊上来。落地之后，洪大江说：“今天找得快。”
马小飞说：“信号弹亮，好找。”
“信号弹不亮呢？”
“那就靠雷达。飞行员身上有信标机，雷达能收到信号。”
“信标机坏了呢？”
“那就靠眼睛。海面上有救生筏，橙色的大，能看见。”
洪大江点了点头。“你说得对。但真到了那时候，眼睛不一定管用。海上有浪，有雾，有雨，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搜救这个活，靠的是多一手准备。信号弹、信标机、雷达、眼睛，四样都用上，才能找到人。”
“那要是四样都不管用呢？”
“那就扩大搜索范围。直升机不够，调固定翼飞机。固定翼飞机飞得快，搜索范围大。找到了，直升机再去捞。”
1968年，搜救分队参加一次大规模搜救行动。一架歼-6在海上训练时发生事故，飞行员跳伞。搜救分队接到通知，直升机起飞，固定翼飞机也起飞。固定翼飞机先到，在海面上盘旋，发现救生筏，把位置报给直升机。直升机飞过去，把飞行员捞上来。
落地之后，飞行员跟洪大江说：“今天你们来得快。”
“固定翼飞机先到，发现了你，直升机才来。配合好了，来得就快。”
“固定翼飞机怎么发现我的？”
“靠雷达。你身上的信标机发信号，固定翼飞机上的雷达收到了，就知道你在哪儿。”
飞行员点了点头。洪大江又说：“以后海上训练，跳伞之前先报告位置。报告了，我们就能提前准备。”
“明白了。”
马小飞在旁边听着，等飞行员走了之后问：“队长，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配合，比单用直升机快多少？”
“快一半。固定翼飞机飞得快，先到目标海域搜索，找到了直升机再去捞。直升机不用自己搜，到了就捞。”
“那要是固定翼飞机找不到呢？”
“直升机接着找。两架飞机一起找，找到的概率大。”
1970年，搜救分队扩编成搜救中队。人员多了，设备也多了。直升机、固定翼飞机、救生艇，样样齐全。洪大江当中队长，马小飞当副中队长。
扩编之后，训练更紧了。洪大江带着人天天练，白天练海上搜救，晚上练夜间搜救。有时候搞对抗演练，自己人模拟跳伞，搜救中队去找。找到了算过关，找不到接着练。
有一次演练，马小飞带着直升机在海上找了两个小时，没找到目标。落地之后，洪大江问他：“为什么没找到？”
“信号弹打上去，风大，飘走了。信标机信号弱，雷达收不到。”
“那就用眼睛找。救生筏橙色的大，海面上能看见。”
“海上有浪，橙色看不清。”
“看不清就降低高度。直升机降到一百米，贴着海面飞，就能看清了。”
马小飞下次演练的时候，把直升机降到一百米，贴着海面飞。这回找到了。落地之后跟洪大江说：“队长，降低高度管用。”
“管用就好。搜救这个活，不能光靠设备。设备不管用的时候，得靠眼睛。眼睛不管用的时候，得靠脑子。脑子不管用的时候，就得靠运气了。”
1975年，洪大江退休。退休那天，他在停机坪上站了一会儿。直升机停在机库里，蒙着布。他走过去，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然后他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马小飞走过来。“洪队长，走了？”
“走了。”
“你干了多少年搜救？”
“从建队到现在，十几年。”
“捞了多少人？”
“记不清了。几十个吧。”
马小飞点了点头。洪大江又说：“搜救这个活，跟别的活不一样。别的活干好了，看得见。搜救干好了，飞行员活着回来。干砸了，飞行员就没了。”
马小飞没说话。洪大江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搜救把好关。”
洪大江走了。马小飞站在机库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搜救中队接到命令：派直升机去灾区，搜救被困人员。马小飞带着两架直升机飞到唐山，在灾区上空盘旋。下面房子全倒了，有人在废墟里喊。
马小飞降低高度，悬停。救生员滑下去，把被困的人一个一个吊上来。吊上来的人，有的受伤了，有的没受伤但吓坏了。马小飞让人给他们水喝，然后送到临时救护站。
有一天，直升机在山区搜救，发现一个村子被泥石流埋了。马小飞降低高度，悬停在山坡上面。救生员滑下去，用手刨土，把埋在下面的人刨出来。刨出来三个人，都活着。
落地之后，马小飞跟救生员说：“今天刨出来三个。”
救生员说：“三个都是活的。”
“活的就好。”
救灾结束之后，搜救中队受到空军通报表彰。马小飞把表彰通报贴在食堂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走到停机坪上，站在直升机旁边，看着旋翼在风里慢慢转。他想起洪大江当年说的话：搜救这个活，看不见。但飞行员活着回来，就是干好了。他转过身，往值班室走。明天还要待命。
第十二章 唐山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
空军某师调度员李长海值夜班，坐在调度室里盯着航班动态表。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屋顶突然晃了一下，然后剧烈抖动起来。灯灭了，桌子上的茶杯滚到地上摔碎了。他扶着桌子站起来，往外跑。
跑到外面一看，机场的跑道裂了几道缝，机库的墙塌了一角。远处唐山市区方向，天边泛着红光。
“地震了。”旁边的人说。
李长海没说话。他跑回调度室，摸黑找到应急电话，摇了半天，不通。又摇另一个，还是不通。所有的线路都断了。
调度室里的值班员小刘跑过来，脸上全是灰。“李调度，电话不通，跟上级联系不上。”
“用无线电。调到应急频率。”
小刘跑到电台前面，开机，调频率。调了半天，信号全是杂波。李长海走过去看了一眼。“天线歪了。出去看看。”
两个人跑出去，看见天线塔歪了，天线方向偏了。李长海爬上天线塔，把天线扳正。小刘在下面喊：“李调度，小心点！”
“没事。你调频率，看看能不能收到信号。”
小刘调频率，杂波里出现了一个声音：“……唐山……地震……各单位……报告情况……”
李长海从塔上下来，接过话筒。“这里是唐山机场调度室。跑道受损，通讯中断。请求指示。”
“收到。立即抢修跑道，保障救灾飞机起降。空军已命令各部队出动运输机、直升机，赶赴唐山。”
“明白。”
李长海放下话筒，对小刘说：“走。修跑道。”
天亮之后，消息陆续传过来。唐山夷平了，死伤惨重。空军命令：立即出动飞机，侦察灾区，运送物资，抢运伤员。
李长海被分配到调度组，负责协调飞机起降。机场跑道裂了，但还能用。他带着几个人把裂缝填上，把跑道边的碎石清走。没有设备，用手搬，用铁锹铲。干到中午，跑道勉强能起降了。
下午，第一架运输机落地。舱门打开，里面装的是帐篷和药品。李长海跑过去跟机组说：“卸货在那边，伤员往这边抬。”
机组的人跳下来，开始卸货。李长海站在跑道边上指挥，嗓子喊哑了。
那几天，机场成了救灾枢纽。运输机一架接一架地落，卸下物资，装上伤员，再飞走。李长海三天三夜没合眼，困了就靠在调度室的墙角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有一天晚上，一架运输机落地之后，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问他：“还有多少伤员？”
李长海看了一眼登记表。“还有两百多。”
“我这架能装四十个。下一架什么时候到？”
“一个小时后。”
飞行员点了点头，转身回去加油。李长海继续在跑道边上指挥下一架飞机落地。
地震之后第三天，空军派出直升机去灾区空投物资。李长海在调度室协调直升机起降。直升机落地之后，他跑过去跟机组说：“物资装好了，去这个坐标。”他指着地图上一个点，“那里有个村子，房子全倒了，人还活着，等着东西。”
直升机起飞，飞走了。李长海继续协调下一架。
那段时间，空军从全国各地调飞机来唐山。运输机、直升机、侦察机，什么机型都有。飞行员们飞了一趟又一趟，有时候一天飞十几个小时。地勤连轴转，飞机落地就加油、检查、装货，然后接着飞。
有一个年轻飞行员飞了三天之后，落地跟李长海说：“调度，我困得不行了。”
李长海看了他一眼。“去睡。睡醒了再来。”
飞行员走了几步，又回头。“还有多少趟？”
“不知道。等通知。”
飞行员没再问，走了。
有一天，李长海在调度室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灾区一个公社打来的，说有个村子被泥石流埋了，十几个人困在里面，需要直升机去救。
李长海记下坐标，协调了一架直升机。直升机飞过去，悬停在山坡上面。救生员滑下去，把人一个一个吊上来。落地之后，被救的人从直升机上下来，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握着救生员的手不放。
李长海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些人从直升机上下来，没说话。旁边的人问他：“调度，你怎么了？”
李长海说：“没什么。就是觉得，咱们飞的这些趟，没白飞。”
地震之后第八天，李长海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空军司令部发来的，说唐山机场的调度组在救灾期间保障了上千架次飞机起降，没有发生一起事故。
李长海把电报看完，放在桌上。他没跟别人说，继续调度下一架飞机。
1976年8月，救灾进入尾声。空军撤走了大部分飞机，只留了几架直升机继续运送物资。李长海在跑道边上站了一会儿，看着最后一架运输机起飞，爬升，转弯，消失在云层里。
旁边的人问：“李调度，咱们什么时候撤？”
“等命令。”
那天晚上，李长海在调度室里整理记录。他把那几天的飞行架次、运送物资数量、抢运伤员人数一条一条抄在笔记本上。抄完了，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
窗外，机场的跑道灯亮着。跑道上的裂缝已经补好了，碎石也清干净了。远处唐山方向，还有几处火光，那是救灾部队在清理废墟。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关了灯，走出调度室。
1978年，李长海调任空军某师副师长。离开唐山那天，他在机场站了一会儿。跑道边上那排机库已经修好了，墙上刷了新漆。远处唐山市区的方向，新楼正在盖。他看了一会儿，转身上了飞机。飞机起飞的时候，他往下看了一眼。机场跑道在阳光下泛着灰白色的光，跑道尽头有几架运输机停着，蒙着布。
他收回目光，靠在座椅上。旁边的人问：“李副师长，想什么呢？”
“想那天晚上。地震的时候，我正在调度室值夜班。屋顶晃了一下，灯灭了。”
“后来呢？”
“后来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又跑回来了。”
“跑回来干什么？”
“电话不通，得想办法联系上面。联系上了才能调飞机，调了飞机才能救灾。”
旁边的人没说话。李长海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十三章 航校
1962年，长春，空军第一航空学校。
开学第一天，礼堂里坐满了新学员。校长姓方，叫方国栋，飞过米格-15，也飞过歼-5，后来调到航校当校长。他站在台上，看着台下几百个年轻人。
“你们是从各部队选来的。体检过了，政审过了，文化考试过了。能坐在这里，说明你们身体没问题，政治上可靠，文化底子也够用。但能不能飞出来，现在还不知道。”
台下没人说话。方国栋又说：“航校三年。第一年学理论，第二年飞初教-6，第三年飞歼教-5。三年之后，能毕业的，去战斗部队。毕不了业的，转地面，转机务，转领航。别觉得丢人。飞不出来就是飞不出来，转地面也是干空军。”
散会之后，新学员被分到各班。赵建国分在一班，班长姓刘，叫刘明，从城里来的，文化底子好，说话慢条斯理。
“你哪儿来的？”刘明问。
“山东农村。陆军干了两年。”
“飞过没有？”
“没有。摸都没摸过。”
刘明笑了一下。“我也没摸过。进去就知道了。”
理论课上了三个月。飞行原理、发动机、气象、领航，一门一门过。教员姓孙，叫孙志远，飞了十几年，讲课不用课本，黑板上画个图就能讲一节课。
“发动机工作原理，记住一句话：吸气、压缩、燃烧、排气。四个冲程，一个循环。谁来说说，吸气冲程进气门和排气门什么状态？”
台下没人举手。孙志远扫了一眼，指了指赵建国。“你说。”
赵建国站起来。“进气门开，排气门关。”
“对了。坐下。”
赵建国坐下，松了一口气。旁边刘明小声说：“这还不简单。”
“你觉得简单，我觉得难。我文化底子薄。”
“薄就补。晚上我帮你。”
那段时间，赵建国天天晚上抱着教材啃。飞机构造看不懂，刘明给他讲。气象图看不懂，刘明给他画。讲到第三遍，刘明说：“你怎么这么笨？”
“我笨。你再讲一遍。”
刘明叹了口气，又讲了一遍。这回赵建国听懂了。
理论考试那天，赵建国考了七十八分。孙志远把他叫到办公室。“七十八分不算高，但够了。上飞机吧。”
第二年，飞初教-6。第一次带飞，赵建国坐前座，孙志远坐后座。飞机滑出跑道，离地，爬升。赵建国握着杆，手心全是汗。
“别攥那么紧。杆不会跑。”孙志远在后座说。
赵建国松了松手。飞机稳了。
飞了一圈，落地。孙志远说：“你飞的时候老看地面，不看仪表。下次注意。”
赵建国点头。第二次飞，他还是看地面。孙志远拿杆敲了一下他的头盔。“看仪表。”
第三次，赵建国改了。他盯着仪表，保持姿态。落地之后孙志远说：“这回收住了。可以。”
单飞那天，赵建国一个人坐进座舱。地勤把座舱盖关上，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推油门，滑跑，离地。座舱里只有他自己。他飞了一圈，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的时候，腿有点软，但站稳了。
孙志远走过来。“单飞了。下一步飞歼教-5。”
淘汰的事，每个月都有。一班的学员里，有个叫李大壮的，体格最结实，陆军的时候是侦察兵，跑得快，跳得高。但一上飞机就晕。飞初教-6第一个架次，落地之后吐了。第二个架次，又吐了。第三个架次，吐完了跟孙志远说：“教员，我飞不了。一上天就晕。”
孙志远说：“再飞几个架次看看。有的人飞多了就不晕了。”
李大壮又飞了几个架次。还是晕。最后一个架次落地，他跟孙志远说：“教员，我转地面吧。”
孙志远看了他一会儿。“想好了？”
“想好了。飞不了就是飞不了。转机务，修飞机也行。”
李大壮转了机务。走的那天，他跟赵建国说：“你好好飞。我修的飞机，你放心飞。”
赵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修好点。”
李大壮走了。赵建国站在宿舍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刘明走过来，站在旁边。“走了？”
“走了。”
“可惜了。体格那么好。”
“体格好不一定能飞。得晕不晕。”
刘明没说话。两个人站了一会儿，回宿舍继续看书。
第三年，飞歼教-5。歼教-5的座舱比初教-6窄，仪表板比初教-6密。赵建国第一次坐进去，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教员姓周，叫周海峰，飞过歼-5，话不多，脾气急。
“先看仪表板，从左到右，每个表认一遍。”
赵建国一个一个认。认完了，周海峰问：“记住了？”
“记住了。”
“那你说一遍。”
赵建国背了一遍。周海峰听完，说：“下来。换下一个。”
飞歼教-5的时候，赵建国犯了个错。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得太猛，发动机喘振，机身抖了一下。周海峰在后座喊：“收油门！慢推！”
赵建国收了油门，重新推，平稳了。落地之后周海峰把他叫到跑道边上。“你今天差点把发动机烧了。”
“记住了。”
“记住什么了？”
“油门慢推，别一下推到底。”
周海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歼教-5跟初教-6不一样。初教-6是螺旋桨，油门推猛了没事。歼教-5是喷气式，油门推猛了发动机就喘。你飞的时候，手上得有数。”
赵建国点头。从那以后，他飞歼教-5再没喘振过。
有一次飞编队，赵建国跟长机跟得太近，长机一拉杆，他差点撞上去。落地之后周海峰把他叫到跑道边上。“你看见长机拉杆了没有？”
“看见了。”
“看见了你为什么不跟？”
“我跟了，跟晚了。”
周海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下次跟早一点。别等看见了再跟，要提前知道他要拉。”
赵建国点头。从那以后他飞编队再没出过问题。
毕业考核那天，赵建国飞了三个起落：正常起飞着陆、模拟单发着陆、大坡度盘旋。教员坐在后座，一项一项打分。飞完了，教员从后座爬出来，说：“可以。放战斗部队。”
赵建国站在跑道边上，看着歼教-5滑回机棚。刘明走过来，站在旁边。“过了？”
“过了。你呢？”
“也过了。分到运输机部队。”
“我分到空三师。”
两个人握了握手。刘明说：“走了。天上见。”
“天上见。”
毕业典礼上，方国栋念名单。念到赵建国的时候，他上去领毕业证书。台下坐着孙志远和周海峰。孙志远朝他点了点头，周海峰没说话，但嘴角动了一下。
散会之后，赵建国走到孙志远面前。“教员，谢谢。”
孙志远摆了摆手。“别谢我。谢你自己。飞出来了，是你自己飞出来的。”
赵建国又走到周海峰面前。周海峰看了他一眼。“到了部队，别逞能。飞好了再打，打不了就回来。”
“记住了。”
周海峰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赵建国站在礼堂门口，看着两个教员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然后他转过身，往宿舍走。明天要去部队报到。
1968年，赵建国留校当教员。他带的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叫张建军的，山东人，跟他同乡，也是从陆军选调来的，体格结实，话不多，见人就笑。
张建军第一次坐进初教-6，赵建国坐在后座。飞机滑出跑道，离地，爬升。张建军握着杆，手有点抖。
“别攥那么紧。杆不会跑。”赵建国在后座说。
张建军松了松手。飞机稳了。
飞了一圈，落地。赵建国说：“你飞的时候老看地面，不看仪表。下次注意。”
张建军点头。第二次飞，他还是看地面。赵建国拿杆敲了一下他的头盔。“看仪表。”
第三次，张建军改了。落地之后赵建国说：“这回收住了。可以。”
单飞那天，张建军一个人坐进座舱。赵建国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飞机滑出跑道，离地，爬升，转弯，通场，落地。张建军从座舱里爬出来的时候，腿有点软，但站稳了。
赵建国走过去。“单飞了。”
“单飞了。”
“下一步飞歼教-5。喷气式，速度比初教-6快一倍。你做好准备。”
张建军点头。赵建国又说：“歼教-5有个毛病，油门推猛了发动机喘振。你飞的时候，手上得有数。”
张建军记在心里。飞歼教-5那天，他油门推得稳，发动机没喘。落地之后赵建国说：“行了。记住这个感觉。”
1964年，张建军毕业，分到空三师，飞歼-5。临走那天，赵建国把他叫到跑道边上。“到了部队，别逞能。飞好了再打，打不了就回来。”
张建军说：“记住了。”
“还有，”赵建国顿了一下，“你飞初教-6的时候老看地面。这个毛病到了部队也得改。空战的时候，看地面就是找死。你得看仪表，看敌机，看空域。地面上的事，跟你没关系。”
张建军点头。“记住了。”
张建军走了。赵建国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75年，赵建国调任航校飞行训练处处长。这一年，马宁接任空军司令员。他是空军第一位飞行员出身的司令员，飞过轰炸机，打过仗。他到航校视察时跟教员们说了一句话：“飞行员的事，得让飞行员来管。”
离开教学一线那天，他在机场站了一会儿。停机坪上停着初教-6和歼教-5，地勤正在做飞行前检查。他走过去，摸了摸初教-6的机翼。铝皮冰凉，铆钉排列整齐。
“赵处长，走了？”一个年轻教员走过来。
“走了。”
“你教了多少学员？”
赵建国想了一下。“记不清了。几十个吧。”
“有多少上了战斗部队？”
“大部分都上了。有几个留校当了教员，有几个去了运输机部队，大部分去了战斗机部队。”
年轻教员点了点头。赵建国又说：“航校这个活，跟部队不一样。部队是打仗，航校是教人打仗。教好了，上去就能打。教不好，上去就回不来。”
年轻教员没说话。赵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学员带好点。”
赵建国走了。年轻教员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跑道尽头。
1980年，赵建国退休。退休那天，他回了一趟航校。航校换了新飞机，初教-6换成了教-8，歼教-5换成了歼教-7。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教-8滑出跑道，离地，爬升。发动机声音比初教-6小，速度比初教-6快。
旁边的人问他：“赵教员，这新飞机怎么样？”
赵建国看了一会儿。“好。比初教-6快，比初教-6稳。学员飞这个，上了部队改装更快。”
“那你当年飞的初教-6呢？”
“退役了。放到博物馆了。”
赵建国走到博物馆门口，看见一架初教-6停在院子里，蒙着布。他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铝皮还是冰凉的，铆钉还是整齐的。他看了一会儿，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第五卷完
第六卷 跨代
第一章 歼-8II
1984年6月12日，沈阳。
试飞员曲学仁站在跑道尽头，看着那架歼-8II。机身比歼-8I长一截，机头两侧进气，原来的机头进气锥换成了雷达罩。这是歼-8的重大改进型，从机头进气改成两侧进气，机头腾出空间装雷达，能打中距导弹。
总设计师姓顾，叫顾诵芬。他走到曲学仁旁边。“今天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通场、落地。别做多余动作。”
曲学仁点头。“明白。”
“还有，”顾诵芬顿了一下，“两侧进气跟机头进气不一样，进气效率会变。如果发动机有问题，立即返航。”
“明白。”
曲学仁爬进座舱，检查了一遍仪表。歼-8II的座舱比歼-8I宽一些，仪表板也重新排过。他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加速比歼-8I快，爬升率也高。他爬到一万米，做了几个基本动作。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顾诵芬走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比歼-8I稳。”
“发动机呢？”
“正常。两侧进气没影响进气效率。”
顾诵芬点了点头。“下一步飞雷达科目。机头装了雷达，得试试能不能搜索目标。”
歼-8II的研制从1980年代初开始。那时候空军需要一种能打中距导弹的战斗机，歼-8I的机头进气限制了雷达尺寸，只能装小型雷达，探测距离近。改成两侧进气，机头腾出空间，能装大型雷达。
设计团队把机头进气改成两侧进气，机身结构大改。风洞吹了上千次，改了几十版方案，才把进气效率调稳。顾诵芬带着人在车间里蹲了几个月，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抠。
有一次，曲学仁飞雷达科目，机头雷达开机搜索。屏幕上出现一个目标，是另一架试飞飞机。他把数据报给地面指挥所，指挥所引导那架飞机飞向指定空域。
“锁定成功。”地面指挥所报告。
曲学仁说：“明白。继续飞。”
落地之后，他跟顾诵芬说：“雷达能锁定目标。但屏幕有点花，杂波多。”
“杂波是地面反射。低空飞行的时候杂波多，高空好一些。你下次飞高一点再试。”
曲学仁下次飞到一万五千米，雷达开机搜索。屏幕上干净多了，目标清晰。落地之后跟顾诵芬说：“高空杂波少，雷达好用。”
“那就好。雷达科目过了，下一步飞导弹科目。”
歼-8II能挂中距导弹，这是它跟歼-8I最大的区别。歼-8I只能挂近距导弹，得追到敌机屁股后面才能打。歼-8II能挂中距导弹，远远地就能发射。
第一次导弹试射，曲学仁飞到靶场，雷达锁定靶机，按下发射按钮。导弹脱离挂架，飞向靶机。几秒钟后，靶机冒了烟，往下栽了。
“命中。”地面指挥所报告。
曲学仁说：“明白。返航。”
落地之后，顾诵芬走过来。“打中了？”
“打中了。导弹飞了十几秒，靶机冒烟了。”
顾诵芬点了点头。“中距导弹成了。以后歼-8II能超视距空战了。”
1984年6月12日，歼-8II首飞成功。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报告，说了一句：“歼-8II成了。以后超视距空战，有了新平台。”
王海站在跑道边上，看着歼-8II滑回机棚。有人介绍说，这是当年抗美援朝的王海大队长，现在是空军司令员。王海摆了摆手，说：“今天不看我，看飞机。”
1988年，歼-8II开始装备部队。空三师第一批换装。飞行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回来一堆意见：座舱视野好，雷达探测距离远，中距导弹能打出去。但也有问题：发动机推力不够，加速慢。
有个飞行员飞完歼-8II下来，跟大队长说：“这飞机，雷达好，导弹好。但发动机推力不够，追不上F-16。”
大队长说：“发动机在改。涡喷-13正在试制，推力比涡喷-7大。换上就好了。”
“什么时候换？”
“快了。明年。”
1989年，涡喷-13换装歼-8II。曲学仁试飞了换发后的歼-8II，落地之后跟顾诵芬说：“推力大了。加速快了。追F-16没问题了。”
顾诵芬笑了一下。“那就好。歼-8II终于完整了。”
1990年代，歼-8II在东南沿海方向执行战斗值班任务。有一次，雷达发现一架外军侦察机，歼-8II起飞拦截。飞行员按照雷达引导追上去，在视距外锁定目标。
“目标锁定。”飞行员报告。
“警告。”地面指挥说。
飞行员按下警告按钮，外军侦察机收到警告信号，转向飞走了。落地之后，飞行员说：“今天没打。警告了，它就走了。”
大队长说：“警告也是战斗。它走了，任务就完成了。”
2000年代，歼-8II开始逐步退役。更先进的歼-10、歼-11装备部队，歼-8II退居二线。曲学仁停飞那天，在跑道上站了一会儿。一架歼-8II滑回机棚，蒙上了布。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往跑道外面走。歼-8II让空军有了超视距空战能力，这一步，是从它开始的。
第二章 歼-7改进型
1980年代，成都。
歼-7是仿制苏联米格-21来的，1966年首飞，一直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斗机。但早期的歼-7是昼间型，只能白天飞，天气不好就出不了动。雷达也简单，探测距离近，只能打近距导弹。
空军需要一种全天候的歼-7，能夜间飞，能打中距导弹。成都飞机制造厂接了任务，在歼-7基础上改。
总设计师姓屠，叫屠基达。他带着设计团队，把歼-7的机头雷达换成了更大的型号，座舱仪表重新排过，加了自动驾驶仪，能夜间飞行。发动机也换了，推力更大。
试飞员姓王，叫王德明。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架歼-7III。机身比歼-7II长一截，机头雷达罩大了不少。
屠基达走过来。“今天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通场、落地。别做多余动作。”
王德明点头。“明白。”
“还有，”屠基达顿了一下，“机头雷达大了，进气会受影响。如果发动机有问题，立即返航。”
“明白。”
王德明爬进座舱，检查了一遍仪表。歼-7III的座舱比歼-7II宽一些，仪表板也重新排过。他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加速比歼-7II慢一点，机头重了。他爬到一万米，做了几个基本动作。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屠基达走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机头重了，但能控制住。”
“发动机呢？”
“正常。进气没受太大影响。”
屠基达点了点头。“下一步飞雷达科目。机头装了新雷达，得试试能不能搜索目标。”
歼-7III的雷达比歼-7II大，探测距离远，能打中距导弹。但机头重了，操纵性变差。设计团队在机尾加了配重，把重心调回来。
有一次，王德明飞雷达科目，机头雷达开机搜索。屏幕上出现一个目标，是另一架试飞飞机。他把数据报给地面指挥所，指挥所引导那架飞机飞向指定空域。
“锁定成功。”地面指挥所报告。
王德明说：“明白。继续飞。”
落地之后，他跟屠基达说：“雷达能锁定目标。但屏幕有点花，杂波多。”
“杂波是地面反射。低空飞行的时候杂波多，高空好一些。你下次飞高一点再试。”
王德明下次飞到一万五千米，雷达开机搜索。屏幕上干净多了，目标清晰。落地之后跟屠基达说：“高空杂波少，雷达好用。”
“那就好。雷达科目过了，下一步飞导弹科目。”
歼-7III能挂中距导弹，这是它跟歼-7II最大的区别。歼-7II只能挂近距导弹，得追到敌机屁股后面才能打。歼-7III能挂中距导弹，远远地就能发射。
第一次导弹试射，王德明飞到靶场，雷达锁定靶机，按下发射按钮。导弹脱离挂架，飞向靶机。几秒钟后，靶机冒了烟，往下栽了。
“命中。”地面指挥所报告。
王德明说：“明白。返航。”
落地之后，屠基达走过来。“打中了？”
“打中了。导弹飞了十几秒，靶机冒烟了。”
屠基达点了点头。“中距导弹成了。以后歼-7III能超视距空战了。”
1984年，歼-7III首飞成功。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报告，说了一句：“歼-7III成了。以后全天候作战，有了新平台。”
王德明后来回忆，他飞歼-7III的时候，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夜间飞行。歼-7II不能夜航，歼-7III能。那天晚上，他驾机起飞，座舱外面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仪表亮着。他靠着仪表飞了一圈，落地之后跟屠基达说：“夜间能飞。仪表好使。”
屠基达说：“夜间能飞，全天候就能打。白天能打的仗，晚上也能打。”
1988年，歼-7III开始装备部队。空三师第一批换装。飞行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回来一堆意见：座舱视野好，雷达探测距离远，中距导弹能打出去。但也有问题：发动机推力不够，加速慢。
有个飞行员飞完歼-7III下来，跟大队长说：“这飞机，雷达好，导弹好。但发动机推力不够，追不上F-16。”
大队长说：“发动机在改。涡喷-13正在试制，推力比涡喷-7大。换上就好了。”
“什么时候换？”
“快了。明年。”
1989年，涡喷-13换装歼-7III。王德明试飞了换发后的歼-7III，落地之后跟屠基达说：“推力大了。加速快了。追F-16没问题了。”
屠基达笑了一下。“那就好。歼-7III终于完整了。”
1990年代，歼-7III在东南沿海方向执行战斗值班任务。有一次，雷达发现一架外军侦察机，歼-7III起飞拦截。飞行员按照雷达引导追上去，在视距外锁定目标。
“目标锁定。”飞行员报告。
“警告。”地面指挥说。
飞行员按下警告按钮，外军侦察机收到警告信号，转向飞走了。落地之后，飞行员说：“今天没打。警告了，它就走了。”
大队长说：“警告也是战斗。它走了，任务就完成了。”
2006年，歼-7III全部退役。王德明去看了最后一架退役的歼-7III，停在博物馆里，蒙着布。他把布掀开，摸了摸机头。铝皮冰凉，铆钉排列整齐。他看了一会儿，把布盖回去，转身走了。歼-7III让歼-7从昼间型变成了全天候型，这一步，是从它开始的。
第三章 歼轰-7
1988年12月14日，西安。
试飞员黄炳新站在跑道尽头，看着那架歼轰-7。机身比歼-8宽，双座，串列座舱，机头尖而低，机翼下挂着导弹。这是中国第一种自主研制的战斗轰炸机，从方案论证到首飞，用了十几年。
总设计师姓陈，叫陈一坚。他走到黄炳新旁边。“今天首飞，只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通场、落地。别做多余动作。”
黄炳新点头。“明白。”
“还有，”陈一坚顿了一下，“如果发动机有问题，立即返航。不要勉强。”
“明白。”
黄炳新爬进前座，后座是领航员。他检查了一遍仪表，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歼轰-7的加速比歼-8慢，但比轰-6快。他爬到五千米，做了几个基本动作。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陈一坚走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比歼-8稳，操纵灵活。”
陈一坚点了点头。“下一步飞极限科目。速度、高度、过载，一项一项飞。”
歼轰-7的研制过程并不顺利。1980年代开始论证，1988年首飞，但试飞中出了不少问题。有一次飞低空大表速，飞机颤振，飞行员跳伞，飞机坠毁。事故调查组查了几个月，结论是机翼结构强度不够。
黄炳新是第二批试飞员。他接手的时候，歼轰-7已经改了三次。机翼加强了，飞控系统改了，发动机换了。他飞了第一个架次，落地之后跟陈一坚说：“比原来稳了。但低空高速还是有抖动。”
陈一坚把数据看了一遍。“再改。改完了再飞。”
改完了再飞，黄炳新说：“行了。不抖了。”
陈一坚问：“真的不抖了？”
“真的。我飞到一千一，杆上没感觉到抖动。”
“那就好。低空大表速是歼轰-7的关键科目。这个科目过了，飞机就能定型了。”
1998年，歼轰-7完成定型试飞，开始装备部队。空28师第一批换装。飞行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回来一堆意见：航程远，载弹量大，低空突防能力强。但也有问题：发动机推力不够，载弹多了爬升慢。
有个飞行员飞完歼轰-7下来，跟大队长说：“这飞机，能带好几吨弹，飞一千多公里，打完还能回来。但载弹多了爬升慢，容易被咬。”
大队长说：“发动机在改。涡扇-9正在试制，推力比斯贝大。换上就好了。”
“什么时候换？”
“快了。明年。”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阅兵。歼轰-7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那是飞豹！”
黄炳新坐在座舱里，往下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他收回目光，保持编队。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跑过来问：“飞得怎么样？”
“稳。编队没散。”
那天晚上，黄炳新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最早那几页，上面写着：第一次飞歼轰-7，低空高速有抖动。他翻到后面。后面写着：1988年，首飞成功。1998年，定型装备部队。1999年，飞过天安门。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关了灯，躺下。
2000年代，歼轰-7在东南沿海方向执行战斗值班任务。有一次，雷达发现一艘外军军舰在近海活动，歼轰-7挂弹起飞，低空突防，飞到军舰附近空域。
“目标锁定。”飞行员报告。
“警告。”地面指挥说。
飞行员按下警告按钮，外军军舰收到警告信号，转向驶离。落地之后，飞行员说：“今天没打。警告了，它就走了。”
大队长说：“警告也是战斗。它走了，任务就完成了。”
2004年，歼轰-7A首飞。改进型换了新雷达，能打精确制导炸弹。黄炳新已经停飞了，但他去看了首飞。飞机落地之后，他从跑道边上走过去，摸了摸机头。铝皮冰凉，铆钉排列整齐。他摸了一会儿，转过身，往跑道外面走。歼轰-7让空军有了自己的战斗轰炸机，这一步，是从它开始的。
第四章 歼-10
1982年2月，北京。
新一代战机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开了几天。会上讨论的方案，大多是保守的二代半改进型。轮到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发言时，会场没有抱太大期望。他们只是被叫来“帮助参谋参谋”。
发言时间只有15分钟。
宋文骢走上台。没有飞机模型，没有图纸资料，手里只有几张连夜赶制的明胶片，上面画着飞机图形、基本数据和性能曲线。他开口没有讲参数，讲的是未来战争怎么打。机动性、超视距空战、电子对抗，他一条一条讲，然后拿出了鸭式布局方案。
台下有人坐直了身子。15分钟讲完，一个原本保守的二代半方案，变成了一套全新的三代机方案。
1986年，新型歼击机研制被列为国家重大工程，代号“十号工程”。宋文骢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这一年，他56岁。
质疑声跟着就来了。有人说新技术超过了60%，肯定要失败。有人说“五分钱想上长城，车票都买不起”。
宋文骢没有争辩。他带着设计团队进了风洞。鸭式布局的难点在于鸭翼和主翼之间的气动耦合，机械飞控根本处理不了这种复杂关系。唯一的出路，是电传飞控。而电传飞控，中国从来没有在战斗机上用过。
在确定总体方案之前，风洞吹了上万次。设计团队实行三班倒，边试验、边画曲线、边分析、边修改。当时研究所里连一台真正的计算机都没有，科研人员靠手绘图纸、靠计算尺，一张一张地抠。
电传飞控系统的研发，一干就是四年多。
试飞员雷强深度参与了设计过程。第一次坐进歼-10的木质样机，他看了看座舱，下来对宋文骢说了一句话：“这个飞机我们飞不了。”座舱里没有传统的机械连杆，全是传感器和计算机。中国试飞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操纵系统。
为了搞清楚三代机怎么飞，包括雷强在内的三名飞行员被派到海外学习。外国专家当面问：“中国有试飞员吗？”雷强没有回答。上了模拟机，各种科目他都飞得很好。
1998年年初，歼-10准备首飞。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面前。
歼-10是静不稳定飞机，靠电传飞控保持平衡。电传系统一旦失效，没有任何机械备份可以救飞机。其他国家的惯例，是把飞机配平到静稳定状态再进行首飞，以降低风险，代价是试飞周期拉长一年。宋文骢把雷强叫来，问他：“你怎么想？飞不飞？”
雷强说：“肯定飞啊。现在按照静不稳定状态飞，最多就是我冒点险，但是可以省一年的时间。”他补了一句：“歼-10交付部队是什么状态，我就按什么状态飞。”
1998年3月23日，成都温江机场。天阴着，能见度大概三千米，云底高约五百米，算不上理想的首飞条件。雷强和试飞团队商议之后决定：不等了，今天飞。
他穿上橘红色飞行服走向飞机。走到舱门口，宋文骢问他：“小雷，你真不紧张吗？”雷强嘴上说着“不紧张”，却看见旁边有人抹眼泪。
他对宋文骢说了一句话：“宋总您放心，只要发动机还在转，没有在空中爆炸，我摔也给你摔到跑道上去。让咱们知道这十几年咱们都错在了哪儿。”
飞机滑出，加速，离地。歼-10爬升得很快。雷强在座舱里做的第一个动作是压坡度转弯。杆刚一动，飞机就响应了。他后来回忆：“灵活，太灵活了！当时后面有一架歼教-5伴飞，我都怕飞机太灵活，把歼教-5甩掉了。”
他在空中请求多飞了一圈。落地之后，飞机稳稳停在跑道上。雷强从座舱里爬出来，走到宋文骢面前，敬了一个军礼，说了一句：“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
宋文骢站在原地，没有马上说话。后来，他把自己的生日改到了3月23日。
2003年，歼-10生产型正式交付空军部队领先试用。2004年，空军第44师131团成为第一支换装歼-10的作战单位。2006年12月，歼-10成建制装备部队。
从1986年立项到2006年成建制列装，二十年。
雷强后来回忆，首飞落地那一刻，他最想做的事是哭。但没哭出来。他说：“十几年的时间，二十多分钟就结束了。”
歼-10让中国有了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这一步，是从它开始的。
第五章 歼-11
1998年12月16日，沈阳。
试飞员站在跑道尽头，看着那架苏-27SK。机身灰色，双发，双垂尾，机头尖而低。这是沈飞用俄方散件组装的第一架国产苏-27，空军给的编号是歼-11。实质上它跟苏联原装货没有区别，零件全是俄罗斯的，连油漆都是。但组装地点在中国，意义就不一样了。
试飞员绕着飞机走了一圈。地勤班长姓刘，叫刘长福，干了二十年机务，手糙得像砂纸。他正在检查发动机，看见试飞员过来，直起腰。
“今天飞二十分钟。基本科目。”
“明白。发动机检查了？”
“查了。两台AL-31F，试车正常。”
试飞员点头，爬进座舱。座舱比他飞过的歼-8宽，仪表板密，但布局是俄式的，他花了几个月才摸熟。他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苏-27的加速比歼-8猛得多，推背感把他压在座椅上。他爬到五千米，做了几个盘旋，然后通场，落地。
二十分钟，首飞结束。试飞员从座舱里爬出来，刘长福跑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比歼-8稳，机动性好。”
刘长福笑了一下。“组装了两年，总算飞起来了。”
试飞员没说话。他知道组装只是第一步。1995年中俄签的许可证生产协议，授权沈飞造两百架，首批两架用俄方散件组装，后面的要逐步国产化。从组装到自己能造，中间隔着一座山。
1999年，首批组装的歼-11交付部队。空三师接了第一批。飞行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很直接：飞机好，但雷达不行。苏-27SK装的N001雷达是倒卡塞格伦天线，扫描慢，精度差，抗干扰能力弱。有飞行员飞完对抗下来，跟大队长说：“雷达看得不远，锁不住。人家都咬住我了，我屏幕还是花的。”
大队长把问题报上去。沈飞的人来了，听了半天，说了一句话：“雷达得换国产的。俄制的不行。”
换雷达不是换个零件。雷达换了，火控软件得重写，武器接口得重做，座舱显示得重新排。1990年代末，沈飞和607所、614所的人关在车间里，一项一项抠。俄方图纸版本落后，很多地方跟实物对不上，设计员拿着卡尺去量飞机上的管路，量完了回来改图纸。
2003年12月，歼-11B首飞。机头雷达罩换了，里面装的是国产1493雷达。天线是平板缝阵，扫描快，精度高，能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试飞员飞完落地，地勤问：“雷达怎么样？”
“比俄制的好。屏幕上干净，目标清楚。”
“能打霹雳-8？”
“能。接口通了。”
能打国产导弹，才叫国产化。
2001年6月，一台涡扇-10“太行”发动机装上了歼-11的右发。左发还是AL-31F。这是太行第一次上歼-11，单发试飞，风险极大。如果太行空中停车，飞机只剩一台俄发，能不能回来，谁也没底。
试飞员飞了那一架次。他坐进座舱，看了一眼右发的仪表。地勤在旁边喊：“右发参数正常，可以滑出。”
试飞员推油门，左右发推力不一致，飞机往左偏。他用舵修正，滑跑，离地。爬到五千米，他收右发油门，试了试慢车，又推上去。太行点了，声音跟AL-31F不一样，尖锐一些，但稳住了。
落地之后，刘长福跑过来问：“右发怎么样？”
“点了。没停。”
“推力呢？”
“比AL-31F小一点，但能用。”
能用，但不稳定。2005年太行强行通过考核进入量产，2006年3月装到歼-11B原型机上试飞，随后连续出现叶片断裂。一级涡轮叶片断裂，将近三十吨的力打在机匣上，能把机匣打穿，打坏油路，引燃飞机。空军做了决定：歼-11B第一批次继续用AL-31F。太行的问题不解决，不能拿部队冒险。
刘长福那段时间天天拆发动机。叶片拆下来，送探伤，回来装上，再试。他跟试飞员说：“这发动机，脾气比人还大。好了坏，坏了好。”
“什么时候能好？”
“不知道。但总得好。不能老用别人的。”
2006年，试飞员丁三喜飞歼-11大过载科目。载荷加到八倍体重。抗荷服勒在腿上、腰上，血被压回躯干，视野变窄，灰视，然后黑视。他咬着牙把杆带住，飞完一个架次。落地之后脱了抗荷服，腰部以下全是血痕，一道一道的，勒进肉里。
有人问他：“值不值？”
丁三喜说：“飞机定型了，部队就能用。不定型，前面的人白飞了。”
2007年，歼-11B完成设计定型，首批两架交付空1师。机头雷达罩干净了，没有歼-11A上那个圆斑，那是雷达换了国产的标志。国产雷达、国产航电、国产导弹，能打霹雳-12。飞机重量轻了，机体寿命长了，反射面积小了。
试飞员已经停飞了。他去看了交付仪式，站在跑道边上，看着歼-11B滑出跑道。歼-11从组装到国产化，这一步，是从歼-11B开始的。
第六章 空警-2000
2001年1月，北京。
大型预警机正式立项那天，陆军坐在会议室里，面前摆着一份任命文件。总设计师。他看了两遍，放在桌上。
“我们是雷达工程师，没人知道预警机该怎么弄。”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用了一个词：白纸上画画。
预警机，空中指挥所，集情报探测、指挥控制、通信导航、电子对抗于一体。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造。中国在1960年代试过，没成。1990年代海湾战争之后，空军看到了预警机的分量，决定搞。最初走的是对外合作的路子，1994年中俄以三方达成协议，中国买俄罗斯的伊尔-76，由以色列装“费尔康”雷达。2000年7月，美国施压，以色列取消合同。
合作中止那天，陆军没有沮丧。他后来在《开讲啦》舞台上说了一句话：“再难，也要咬着牙走下去，必须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
2001年1月，大型预警机立项。陆军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团队里有人问他：“陆军，这玩意儿怎么弄？”他说：“不知道。但干着干着就知道了。”
2004年7月，第一次集成连试。四百多台套设备联在一起，通电。问题一个接一个蹦出来。大小一百一十三个。
陆军站在机舱里，看着屏幕上跳出的故障代码。有的他知道怎么处理，有的他连见都没见过。他后来打了个比方：“这不是杯子没水，加上水即可的事情，而是连水在哪我们都不知道。”
装机在即，必须尽快找到问题所在。团队白天黑夜连轴转。有人给工作室起了个名字：711。一周七天，每天工作超过十一个小时。
陆军压力大的时候去爬山。站在山顶上，他对自己说：“只要给我时间，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查找、复现、归零。八个月，一百一十三个问题，全部攻克。
雷达是空警-2000的核心。机背上驮着一个大圆盘，里面是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世界上第一次有人这么设计。三面雷达呈三角姿态安装，电子扫描，360度无死角，比E-3C的机械扫描快得多，也稳得多。
但雷达往下看，地面杂波像打翻了的调料瓶，什么目标都混在里面。团队的解决办法是两条：超低旁瓣设计，把杂波进入雷达的主要通道堵死；空时自适应处理技术，把漏网的杂波从多普勒和空间两个维度过滤掉。
负责雷达的工程师姓刘，叫刘志远。他跟陆军汇报：“杂波滤掉了。屏幕上干净了。”
陆军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干净了不代表看见了。找个目标试试。”
试飞的时候，雷达开机，屏幕上出现了一架伴飞飞机的航迹。操作员报出方位、距离、高度。陆军说：“继续跟踪。看它转弯的时候能不能跟住。”
伴飞飞机转弯，航迹在屏幕上拐了一个弯，没有断。陆军点了点头。“行了。雷达成了。”
2003年11月11日，空警-2000首飞。
试飞员坐进座舱之前，陆军站在跑道边上。按行内的话说，新飞机首飞，总设计师要陪飞行员一起上去。“要摔，总设计师陪着飞行员一起摔。”
试飞员拉着他的手说：“陆总，您这么大年纪就别再飞了。请放心，我们一定把飞机完整无缺带回来。”
陆军没上去。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架驮着大圆盘的伊尔-76滑出跑道，离地，爬升。飞机消失在天边的时候，他转过身，走到跑道外面的草地上，蹲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旁边的秘书后来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看见陆军哭。
飞机落地之后，试飞员从座舱里爬出来，走到陆军面前。“陆总，飞完了。没掉。”
陆军站起来，擦了擦脸。“数据呢？”
“都记下来了。雷达工作正常，所有系统正常。”
陆军接过数据记录本，翻了两页，合上。“行了。接着飞。”
2004年，一次试飞中出了事。飞机爬到九千米，氧气管道突然爆裂。座舱压力骤降，飞机在几分钟内从九千米猛降到三千米，失重般地扑向地面。机舱里的警报响成一片。
陆军和几个工程师当时在机舱里调试设备。氧气面罩自动脱落，他们戴上，但飞机还在往下掉。有人喊了一声：“关电！把设备关掉！”
陆军没有关电。他扑到试验台前面，把数据存储器的电源拔了，揣进怀里，然后才开始关其他设备。后来有人问他：“你不怕？”
他说：“数据比人重要。数据没了，这趟就白飞了。人没了，数据还在，后面的人还能接着干。”
飞机降到三千米，机组控制住了姿态，返航落地。陆军从机舱里爬出来，怀里还揣着数据存储器。地勤跑过来问：“陆总，你没事吧？”
“没事。数据在。”
2007年11月，空警-2000正式定型并装备部队。空军某师接收了第一架空警-2000。师长站在飞机下面，看着机背上的大圆盘，跟陆军说：“陆总，这玩意儿真能看见几百公里外的目标？”
陆军说：“能。你飞上去试试。”
师长上去飞了一圈，落地之后跟陆军说：“看见了。几百公里外的飞机，屏幕上清清楚楚。”
陆军笑了一下。“那就好。以后空战，有了空中指挥所。”
2008年，北京奥运会。空警-2000以百分之百的出勤率和完好率，完成了奥运安保任务。2009年10月1日，国庆六十周年阅兵，空警-2000作为领队机，率先飞过天安门。
观礼台上，王小谟仰头看着那架驮着圆盘的飞机，拉着身边陌生人的手说：“看，那就是我们的飞机！”
那一天，王小谟哭了。他后来对记者说：“我一辈子流过两次泪。一次是预警机第一次试飞，一次是国庆阅兵。流这两次泪，值了。”
2010年，空警-2000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陆军去领奖那天，穿了一身新西装。有人在会场问他：“陆总，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他想了一下。“回去接着干。空警-2000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空警-500，还有更先进的。预警机这条路，没有到头的时候。”
后来，空警-500飞了。国产平台，国产雷达，数字化、网络化，比空警-2000又往前走了一步。陆军去看了首飞，站在跑道边上，没有哭。飞机落地之后，试飞员走过来。“陆总，飞完了。”陆军点了点头。“飞完了就好。接着干。”
第七章 空警-200
2002年，陕西汉中。
空警-200的研制，比空警-2000晚起步，走的路子也不一样。空警-2000用伊尔-76做平台，飞机是俄罗斯的，大，航程远，但数量有限。空军需要一种能大批量装备的预警机，平台得是自己的。
运-8成了选择。国产的，陕飞造的，四台涡桨发动机，能飞几千公里，载重够，机舱大。总设计师姓欧阳，叫欧阳绍修，从陕飞调过来的，搞了一辈子运输机。
欧阳绍修站在机库里，看着那架正在改装的运-8。机背上架着一根“平衡木”，长条形雷达天线罩，架在机背两侧，像一根扁担。这是空警-200的雷达，有源相控阵，电扫描，比空警-2000的圆盘雷达小一些，但够用。
新来的雷达工程师姓周，叫周志远，从14所调来的。他绕着飞机走了一圈，走到机背下面，仰头看着平衡木。“欧阳总，这平衡木怎么装的？”
“架在机背上，两头伸出机翼外侧。雷达天线在平衡木里，两侧各一块，电扫描。”
“为什么不搞圆盘？”
“圆盘大，重，运-8驮不动。平衡木轻，装在运-8上合适。探测范围窄一些，但够用。关键是能大批量装备，一个师配几架，轮着飞。”
周志远点头。欧阳绍修又说：“平衡木的难点在气动。架在机背上，影响气流，影响操稳。风洞吹了几十次，才把形状定下来。”
“那要是飞行中平衡木出故障了呢？”
“出了故障就返航。预警机不能打仗，只能看。看不了就回来修。修好了再飞。”
2003年，空警-200总装完成。飞机推到停机坪上，机背上的平衡木在太阳底下发亮。试飞员姓张，叫张海涛，飞过运-8，也飞过空警-2000。他站在飞机旁边，看着平衡木。“欧阳总，这玩意儿飞起来，操纵跟运-8一样吗？”
“差不多。平衡木影响一点气动，但不大。你飞的时候注意一点就行。”
“雷达呢？”
“雷达开机，屏幕上能看见目标。你飞的时候，雷达工程师在后面操作，你别管。”
张海涛爬进座舱，检查了一遍仪表。运-8的座舱比伊尔-76窄，仪表也老一些。他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平衡木在机背上，飞起来之后，他能感觉到一点气流变化，但不大。他飞到五千米，做了几个基本动作。落地之后从座舱里爬出来，欧阳绍修走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平衡木影响不大。”
“雷达呢？”
“雷达工程师说屏幕上能看见目标。”
欧阳绍修点了点头。“下一步飞雷达科目。得试试能不能同时跟踪多个目标。”
空警-200的雷达是平衡木式，两侧各一块天线，电扫描。探测范围比空警-2000的圆盘雷达窄，但能同时跟踪多个目标。
有一次飞雷达科目，张海涛在五千米高度飞行，雷达开机搜索。屏幕上出现三个目标，是另一架试飞飞机和两架伴飞战斗机。周志远报出每个目标的方位、距离、高度。
“三个目标，都能跟踪。”周志远报告。
张海涛说：“继续飞。看它转弯的时候能不能跟住。”
伴飞飞机转弯，航迹在屏幕上拐了一个弯，没有断。周志远说：“跟住了。”
落地之后，欧阳绍修问：“三个目标都跟住了？”
“跟住了。转弯的时候没断。”
“那就好。空警-200的雷达能同时跟踪多个目标，够用了。”
2005年，空警-200首飞成功。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报告，说了一句：“空警-200成了。以后预警机，两条腿走路。大的用空警-2000，小的用空警-200。”
2006年，空警-200开始装备部队。空26师第一批换装。飞行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回来一堆意见：雷达探测距离够用，平台稳定，指挥引导顺畅。但也有问题：平衡木的探测范围窄，只能看两侧，前后有盲区。
有个飞行员飞完空警-200下来，跟大队长说：“这飞机，侧面看得远，前后有盲区。要是敌机从前后方向来，看不见。”
大队长说：“盲区靠地面雷达补。地面雷达看前后，预警机看两侧，配合着用。”
“那要是地面雷达也看不见呢？”
“那就飞八字。预警机在空中飞八字，平衡木转起来，盲区就补上了。”
2008年，汶川地震。空警-200执行通信中继任务。灾区通信中断，地面通信设备被毁。空警-200飞到灾区上空，雷达关机，通信设备开机，做空中通信中继。灾区的人用手机打电话，信号通过空警-200转接，通了。
落地之后，通信工程师跟张海涛说：“今天转了上千个电话。灾区的人能打电话了。”
张海涛说：“通信中继也是预警机的任务。预警机不光能看，还能通。看不见的时候，通也行。”
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阅兵。空警-200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那是预警机！”
张海涛坐在座舱里，往下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他收回目光，保持编队。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跑过来问：“飞得怎么样？”
“稳。平衡木没影响操纵。”
2010年，空警-200参加联合演习。预警机在空中指挥引导，歼-10、歼-11按照预警机提供的数据飞向目标空域。演习结束之后，导演部评价：“预警机引导准确，指挥顺畅。”
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报告，说了一句：“空警-200成了。以后预警机，用国产平台。”
欧阳绍修后来退休了。有人问他：“你搞了一辈子运输机，最后搞了预警机，最难忘的是哪一架？”
他想了一下。“空警-200。不是因为它是最好搞的，是因为它让预警机走上了国产平台。从空警-200开始，咱们的预警机不用看别人脸色了。”
2015年，空警-200参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平衡木在阳光下闪着光。张海涛已经停飞了，他坐在家里看电视直播。看到空警-200飞过天安门，他没说话。旁边的人问他：“张大队长，这飞机怎么样？”
张海涛看了一会儿。“好。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
“您飞过空警-200吗？”
“飞过。首飞就是我飞的。”
“那您现在还飞吗？”
“不飞了。但看见它飞过天安门，跟自己飞一样。”
第八章 歼-15
2009年8月31日，沈阳。
李国恩站在跑道尽头，看着那架黄色的歼-15。机身比歼-11宽，机翼折叠着，机尾装着着舰尾钩，起落架比陆基飞机粗了一圈。这是中国第一型舰载战斗机。
总设计师孙聪站在他旁边。孙聪是从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调来的，搞了一辈子战斗机设计，但舰载机是头一回。没有研制规范，没有设计基础，没有使用经验，什么都没有。
孙聪把李国恩叫到一边。“今天首飞，只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通场、落地。别做多余动作。”
李国恩点头。“明白。”
“还有，”孙聪顿了一下，“如果发动机有问题，立即返航。不要勉强。”
“明白。”
李国恩爬进座舱。歼-15的座舱跟歼-11差不多，但仪表板上多了几个舰载机特有的开关：机翼折叠控制、着舰钩收放。他看了一眼，收回目光，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
歼-15的加速跟歼-11差不多，爬升率也高。他爬到五千米，做了几个基本动作。低空盘旋，拉起，垂直跃升。飞了十三分钟，落地。
轮胎擦地，冒了三股白烟。飞机刹停之后，李国恩放下拦阻钩，折叠机翼。地勤跑过来，围着飞机检查。孙聪走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跟歼-11差不多，但起落架重了，操纵稍微沉一点。”
“拦阻钩和折叠机翼呢？”
“都试了。正常。”
孙聪点了点头。没有笑，但肩膀松了一点。
首飞只是起点。舰载机的真正考验，不在陆地上。
歼-15的机翼折叠结构件是难度最大的部件之一。舰载机的机翼要在甲板上折叠起来，省空间。折叠机构要能承受舰载机着舰时的巨大冲击，还要在展开后保证机翼的结构强度。加工精度要求极高，同轴度差一点都不行。沈飞从来没造过这种东西，国内也没有经验。
负责折叠机构的工程师姓马，叫马德山。他带着人在车间里蹲了几个月，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抠。第一套折叠机构装上去，试验的时候卡住了。展开不到位，差了几毫米。
“差几毫米？”孙聪问。
“三毫米。展开之后锁不住。”
“三毫米就是不合格。舰载机在甲板上，机翼锁不住，飞起来就散架。重新做。”
马德山带着人把折叠机构拆下来，重新加工。第二套装上去，又卡了。这回差了两毫米。孙聪站在试验台前面，看着那两毫米的间隙，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再改。改到零为止。”
第三套，第四套，第五套。改到第七套的时候，展开锁住了，间隙为零。
孙聪说：“行了。装机。”
起落架也是难关。舰载机着舰的时候，尾钩挂住阻拦索，飞机从两百多公里时速瞬间减速到零，前起落架要承受巨大的冲击。陆基飞机的起落架扛不住这个。设计团队把起落架加粗，支撑杆加粗了两成，前起落架增加了吸能装置。主起落架换成双轮，把着舰时的压强分散开，减少对甲板的摩擦。
李国恩试飞的时候，专门飞了几次模拟着舰。飞机以两百多公里的速度接地，前起落架砸在跑道上，震得座舱里的仪表都在抖。落地之后他跟孙聪说：“前起落架够结实。但砸下去那一下，飞行员不好受。”
“不好受也得受。舰载机着舰，就是这个感觉。”
2012年11月23日，渤海湾。辽宁舰在海上航行。甲板上的工作人员穿着各色马甲，等着歼-15来。戴明盟坐在歼-15的座舱里，编号552，黄色涂装。他是第一个要在这艘航母上着舰的飞行员。
从空中看，航母甲板跟巴掌一样大。海上气流不稳定，航母还在移动。甲板的有效长度不到陆地跑道的十分之一。着舰的时候，飞机不是减速，是加速。万一没钩住阻拦索，得马上复飞。钩住了，两百多公里的时速瞬间降到零，身体像被几倍体重的石头压住，血液涌向头部，看什么都发红。
戴明盟驾机掠过辽宁舰上空，偏转航向，加入着舰航线。对准跑道，放下尾钩，降低高度，调整姿态。飞机平稳地飞向航母。
九时零八分。歼-15呼啸而落，精准钩住第二道阻拦索。一道崭新的着舰胎痕刻在甲板上。
现场指挥员冲过去，一把抱住刚从飞机上下来的戴明盟，用力拍打他的背脊，哭得话都说不出来。那天，现场有好多人抱头痛哭。
中午十二时二十二分，戴明盟再次进入座舱。滑跑，起飞，在舰首十四度的仰角处划出一道弧线。滑跃起飞。
这一降一起，中国掌握了舰载战斗机海上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的核心关键技术。
孙聪站在甲板上，看着歼-15飞走，没说话。旁边的人问他：“孙总，想什么呢？”
“想折叠机翼。改了七套，总算没白改。”
2013年，歼-15开始批量装备辽宁舰。舰载机飞行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回来一堆意见：着舰难度大，甲板晃动影响大，拦阻索可靠性需要提高。孙聪带着人一条一条改。改完了再飞，飞完了再改。
李国恩后来回忆，他首飞歼-15那天，落地之后最想做的事是哭。但他没哭。他说：“十三分钟，十几年的活，就在这十三分钟里。”歼-15让中国有了舰载机，这一步，是从它开始的。
第九章 歼-20
2001年，成都。
歼-20的研制，比歼-10晚了十几年。歼-10是第三代，歼-20是第四代。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性、超视距作战，每一项都是新挑战。中国从来没有搞过隐身战斗机，连隐身外形怎么设计都不知道。
总设计师姓杨，叫杨伟。他四十出头，比宋文骢搞歼-10的时候年轻十几岁。宋文骢是歼-10的总设计师，杨伟是他的学生。歼-10定型之后，杨伟接了歼-20的担子。
杨伟站在风洞实验室里，看着屏幕上刚出来的数据。隐身外形的设计方案改了几十版，雷达反射面积还是降不下来。
负责隐身设计的工程师姓韩，叫韩德明，从一所调来的，搞了十几年雷达隐身。他指着屏幕说：“杨总，机头雷达罩的反射面积太大。雷达罩是透波的，但里面的雷达天线会反射雷达波。得把天线倾斜安装，把反射波偏出去。”
杨伟看了一眼。“倾斜多少度？”
“十五度到二十度之间。具体得算。”
“算。算完了再吹风洞。”
韩德明带着人算了半个月，把天线倾斜了十八度。再吹风洞，雷达罩的反射面积降下来了。杨伟看着数据，说：“行了。下一步，进气道。”
进气道是隐身设计的另一个难关。歼-10是机腹进气，歼-20改了DSI进气道，鼓包式，没有附面层隔道。这种进气道能减重，能提高进气效率，还能遮挡发动机叶片，降低雷达反射。
负责进气道设计的工程师姓孙，叫孙志远。他站在风洞旁边，看着进气道模型。第一次吹风洞，进气效率够了，但鼓包后面有气流分离，高速飞行的时候会抖。
“杨总，鼓包形状得改。后面气流分离，进气不稳。”
“改。改完了再吹。”
孙志远带着人改了十几版鼓包形状，吹了上百次风洞。最后一版，气流分离消失了，进气效率也上去了。杨伟看着数据，说：“行了。进气道定了。”
隐身外形定了，飞控系统又出了难题。歼-20是静不稳定设计，靠电传飞控保持平衡。飞控软件写了几十万行代码，试飞员在模拟器上飞了上千小时，才把基本控制律调稳。
负责飞控设计的工程师姓李，叫李海峰。他站在模拟器旁边，看着试飞员飞。试飞员飞了一个横滚，飞机响应慢了半拍。李海峰记下来，回去改代码。改完了再飞，响应快了。再改，再飞，直到响应正好。
杨伟问他：“飞控稳了吗？”
“稳了。但极限科目还没飞。高过载、大迎角，还得试。”
“一步一步来。先把基本科目飞稳了，再飞极限。”
2010年，歼-20原型机完成总装。飞机推到停机坪上，黑色的机身，鸭式布局，机头尖而低。试飞员姓李，叫李刚，飞过歼-7、歼-10，歼-20是第三种。他站在飞机旁边，看着那身黑色涂装。
杨伟走过来。“今天地面试车。不上天。先看看发动机。”
李刚点头。他坐进座舱，检查了一遍仪表。歼-20的座舱比歼-10宽，仪表板上几块大屏幕，传统的圆表少了很多。他推油门，发动机点火，声音很沉。
地勤在旁边看着数据。“左发正常。右发正常。排气温度正常。”
李刚收油门，关车。从座舱里爬出来，杨伟问：“怎么样？”
“发动机好。声音稳。”
“下一步滑行。滑完了再首飞。”
2011年1月11日，成都温江机场。天阴着，云底高五百米。李刚站在跑道尽头，看着那架黑色的歼-20。杨伟把他叫到一边。
“今天首飞，只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通场、落地。别做多余动作。”
李刚点头。“明白。”
“还有，”杨伟顿了一下，“如果飞控有问题，立即返航。不要勉强。”
“明白。”
李刚爬进座舱，扣好伞带。地勤帮他把座舱盖关上，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推油门，飞机滑跑，加速。歼-20的推背感比他飞过的任何一架都强。他离地，收起落架，爬升到三千米，做了个盘旋，然后通场，落地。
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杨伟走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比歼-10稳，转弯半径小，加速快。”
杨伟点了点头。没有笑，但肩膀松了一点。
那天下午，研制人员在跑道边上站了很久。有人手里攥着记录板，有人把拳头握起来，又松开。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有人喊了一声，然后更多的人喊起来。
李刚后来回忆，他落地之后说了一句“没过瘾就下来了”。这句话被记者记下来，传了出去。
歼-20的首飞成功，背后是十几年。2000年代初，中国开始论证第四代战斗机。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性、超视距作战，每一项都是新挑战。杨伟带着设计团队在成都干了十几年，一个难题一个难题地啃。
2011年1月11日下午1时11分，歼-20首飞。飞行约十八分钟。落地之后，杨伟走到跑道边上，对李刚说了一句：“飞得不错。”
李刚问：“杨总师，下一步飞什么？”
杨伟说：“下一步飞极限科目。速度、高度、过载，一项一项飞。飞完了定型，装备部队。”
2016年11月，歼-20参加珠海航展。两架歼-20从珠海机场起飞，通场，爬升，转弯，消失在云层里。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那是歼-20！”
2017年7月，歼-20参加朱日和阅兵。编队飞过检阅台上空。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隐身战斗机！”
2018年，歼-20开始装备部队。空1师第一批换装。飞行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回来一堆意见：隐身性能好，超视距作战能力强，机动性好。
有个飞行员飞完歼-20下来，跟大队长说：“这飞机，跟歼-11不是一个东西。歼-11是四代，歼-20是五代。雷达看不见它，它能看见你。”
大队长说：“看见了就打。别等它看见你。”
2019年，歼-20参加联合演习。歼-20编队超视距空战，雷达锁定目标，中距导弹准确命中。演习结束之后，导演部评价：“歼-20隐身性能好，超视距作战能力强，体系贡献率高。”
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报告，说了一句：“歼-20成了。以后空战，有了隐身拳头。”
杨伟后来在采访中说了一句话：“歼-20不是终点，是起点。后面还有更先进的飞机，靠年轻人了。”
第十章 81192
2001年4月1日，上午，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
王伟坐在歼-8II的座舱里，盯着前方的空域。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目标在你右前方，距离五十公里，高度六千米，航向西北。注意，是美军EP-3电子侦察机。”
王伟说：“明白。”
他推杆，飞机向右转，爬升到六千米。前方出现一个黑点，越来越大。EP-3，四台发动机，机身细长，机头有个大圆盘。美军侦察机，经常来中国沿海侦察。
王伟靠近EP-3，保持距离，监视飞行。这是常规任务，飞行员管它叫“陪飞”。陪着它飞，直到它离开。
“目标转向，航向西南。”地面指挥通报。
王伟跟着转向，继续监视。EP-3飞得不快，歼-8II得减速才能跟上。他收油门，保持速度。
长机赵宇在后方跟进，耳机里传来赵宇的声音：“王伟，保持距离，别靠太近。”
“明白。”
王伟盯着EP-3的机翼，保持在大约一百米的位置。EP-3的螺旋桨在转，气流打在歼-8II的机身上，飞机轻微抖动。他稳住杆，保持姿态。
突然，EP-3向左转弯，机头朝王伟的飞机靠过来。王伟立即向右压坡度，想避开。但距离太近，EP-3的螺旋桨打在了歼-8II的尾翼上。
飞机剧烈抖动。王伟试图控制姿态，但操纵系统不响应。
“跳伞！跳伞！”耳机里传来赵宇的喊声。
王伟拉弹射手柄。座椅弹出去，伞张开。他落在海面上。
赵宇在无线电里喊：“王伟跳伞了！王伟跳伞了！”
地面指挥立即组织搜救。海军出动舰艇、飞机，在相关海域搜索。搜了十四天，没有找到王伟。
王伟牺牲了。三十三岁。
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报告，放在桌上。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王伟，海南岛东南海域，2001年4月1日。记下来。”
王伟被追授“海空卫士”荣誉称号。他的座机编号81192，后来被记在了空军的历史里。
那天晚上，赵宇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王伟的名字，他停了一下。然后拿起笔，在旁边画了个圈。
对面铺上有人问：“你画什么呢？”
“记着。这些人得记着。”
赵宇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关了灯，躺下。他想起王伟刚来部队那天，站在跑道边上，看着歼-8II，说了一句话：“这飞机，飞得快。我得飞好它。”
81192，请返航。
后来，王伟的儿子长大了。有人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爸爸是飞行员。开飞机的。”
“开什么飞机？”
“歼-8II。编号81192。”
“他飞得好吗？”
“飞得好。我妈说的。”
再后来，王伟的儿子参了军，分到了空军。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歼-20滑出跑道，起飞，爬升。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值班室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天上的飞机。歼-20已经飞远了，只剩一个小点。
他想起母亲说过的话：“你爸要是还在，看见歼-20，肯定想飞。”
他站在跑道边上，对着天上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旁边的人没听清。
第十一章 运-20
2007年，西安。
运-20的研制，比歼-20晚起步几年。歼-20是战斗机，运-20是大飞机。运输机和战斗机的设计逻辑不一样，战斗机追求快、灵、隐身，运输机追求装得多、飞得远、能在简易跑道起降。中国从来没有搞过二百吨级的大型运输机，连设计规范都没有。
总设计师姓唐，叫唐长红。他之前搞过歼轰-7，搞过运-7，但二百吨级的大飞机是头一回。唐长红站在设计所的会议室里，面前摊着一张大图纸，上面画着运-20的三视图。机身宽，货舱大，T型尾翼，四台发动机。
负责结构设计的工程师姓刘，叫刘长福，从一飞院调来的，搞了十几年飞机结构。他看着图纸说：“唐总，货舱地板离地太高，装卸货不方便。得降高度。”
唐长红问：“降多少？”
“降半米。半米就够了。装卸货的跳板角度能小一些，车辆开上去方便。”
“降半米，起落架就得改。起落架短了，着陆缓冲行程不够。你算一下，缓冲行程够不够。”
刘长福算了三天，回来说：“缓冲行程够。但起落架舱得重新排。原来竖着放的，现在得斜着放。”
“斜着放能放下吗？”
“能。但得把液压管路改一下。”
“改。改完了再校核。”
结构设计只是第一步。运-20最大的难关是发动机。最初用的是俄罗斯的D-30KP-2，推力不够，油耗高。国产的涡扇-20还在试制，进度赶不上。唐长红做了一个决定：先用俄罗斯发动机首飞，国产发动机同步试制，等涡扇-20定型了再换。
负责发动机的工程师姓陈，叫陈国梁。他跟唐长红说：“唐总，先用俄发飞，后面换国产，飞机得重新试飞。周期拖长了。”
“拖长也得这么干。飞机不能等发动机。先飞起来，飞起来才能发现问题。发动机好了再换，换了再飞。”
2013年1月26日，西安阎良机场。天冷，跑道上的积雪扫干净了。试飞员邓国平站在跑道尽头，看着那架灰色的运-20。机身比波音737宽一圈，四台发动机，T型尾翼，机头圆钝。唐长红走过来，把他叫到一边。
“今天首飞，只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通场、落地。别做多余动作。”
邓国平点头。“明白。”
“还有，”唐长红顿了一下，“如果发动机有问题，立即返航。不要勉强。”
“明白。”
邓国平爬进座舱，扣好伞带。运-20的座舱比伊尔-76宽，仪表板上几块大屏幕，传统的圆表少了一些。他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运-20的推背感比他飞过的任何一架运输机都强。他收起落架，爬升到三千米，做了个盘旋，然后通场，落地。
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唐长红走过来问：“怎么样？”
“好飞。比伊尔-76稳，操纵灵活。”
唐长红点了点头。没有笑，但肩膀松了一点。
运-20的首飞成功，背后是十几年。2000年代初，中国开始论证大型运输机。载重六十吨，航程几千公里，能在简易跑道起降。每一项都是新挑战。唐长红带着设计团队在西安干了十几年，一个难题一个难题地啃。
结构设计是第一个难关。机身要宽，货舱要大，起落架要能承受重载。设计团队把机翼结构改了三次，机身框架改了两次，才把载重指标定下来。
发动机是第二个难关。运-20最初用的是进口发动机，后来换成了国产涡扇-18。换装之前，试飞员们飞了几十架次，把数据一点一点攒出来。
2013年1月26日下午，运-20首飞。飞行约一个小时。落地之后，唐长红走到跑道边上，对邓国平说了一句：“飞得不错。”
邓国平问：“唐总师，下一步飞什么？”
唐长红说：“下一步飞载重科目。装货、空投、简易跑道起降，一项一项飞。飞完了定型，装备部队。”
那段时间，试飞员们飞运-20，一架一架地飞，一个科目一个科目地过。载重飞行、空投飞行、简易跑道起降、高原飞行，每一项都有风险。
有一次飞载重科目，飞机装了几十吨货，在跑道上加速。邓国平感觉油门推到底，速度还是上得慢。他记下来，落地之后报告。唐长红把数据看了一遍，说：“发动机推力不够。换新的。”
换了发动机再飞，邓国平说：“行了。推力够了。”
2016年，运-20完成定型试飞，开始装备部队。空4师第一批换装。飞行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回来一堆意见：座舱视野好，操纵灵活，载重大，航程远。
有个飞行员飞完运-20下来，跟大队长说：“这飞机，跟伊尔-76不是一个东西。伊尔-76是手动的，运-20是电传的。杆一推，飞机就动。”
大队长说：“飞好了再说话。”
2016年7月6日，运-20授装接装仪式在空军航空兵某师举行。运-20正式列装空军。
那天晚上，邓国平在宿舍里翻笔记本。翻到最早那几页，上面写着：第一次上运-20，推背感强，操纵灵活，载重大。他翻到后面。后面写着：2013年1月26日，运-20首飞成功。2016年7月6日，正式列装。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关了灯，躺下。运-20让中国有了自己的大型运输机，这一步，是从它开始的。
第十二章 无人机
2005年，成都。
翼龙无人机的研制，比歼-20起步晚，比运-20也晚。但无人机这条路，中国走得不慢。2000年代初，空军开始论证察打一体无人机。侦察机能看，攻击机能打，能不能把两样合到一架飞机上？无人机不用坐人，不怕伤亡，能飞得久，能飞到人受不了的地方。
总设计师姓李，叫李建国，从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调来的。他之前搞过歼-7改进型，搞过歼-10的部分子系统。无人机是头一回。
李建国站在机库里，看着那架翼龙原型机。机身不大，机头圆钝，机翼细长，机腹下面挂着一枚导弹。整架飞机比歼-7小得多，但五脏俱全：飞控、导航、数据链、光电吊舱、武器挂架，一样不少。
负责飞控的工程师姓周，叫周小刚，从飞控所调来的。他绕着飞机走了一圈，走到机腹下面，蹲下来看了看那枚导弹。“李总，这导弹挂上去，重心变了。飞控参数得重调。”
“调。调完了再试。”
“还有，”周小刚站起来，“无人机没有飞行员，飞控出了问题，没人能救。参数得调稳一点，留足余量。”
李建国点了点头。“稳是第一位的。无人机不用人飞，但不能老掉。掉多了，部队就不信了。”
翼龙无人机的首飞，比有人机晚得多。2005年开始研制，2007年首飞。首飞那天，操作员坐在方舱里，面前一块屏幕，屏幕上显示着飞行数据。没有座舱，没有驾驶杆，只有键盘和操纵杆。
操作员姓张，叫张建国，从航校毕业分来的，飞过歼-7，后来改装无人机。他坐在方舱里，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李建国站在他后面。
“今天飞基本科目。起飞、爬升、盘旋、返航。别飞远。”
张建国点头。翼龙从跑道上起飞，张建国在方舱里推杆，屏幕上的高度数字往上走。飞到一千米，他压坡度，飞机转弯。飞到一号空域，他盘旋了一圈，然后按返航按钮。翼龙掉头往回飞，落地，滑到停机坪上。
李建国说：“飞得稳。下一步飞侦察科目。”
侦察科目不一样。翼龙机头下面装了光电吊舱，摄像头和红外传感器，能拍照，能录像。操作员在方舱里看着屏幕上的图像，找到目标，拍下来。
第一次飞侦察科目，张建国坐在方舱里，盯着屏幕。翼龙飞到目标区域，屏幕上出现地面的图像。他按拍照按钮，图像定格，存进硬盘。拍了几张，他按返航按钮。
落地之后，情报人员把图像调出来看。图像清楚，能看见地面上的车辆和建筑。李建国走过来问：“拍清楚了？”
“清楚了。能看清车辆型号。”
“那就好。无人机能看，下一步能打。”
2008年，翼龙第一次打靶。张建国坐在方舱里，盯着屏幕。翼龙飞到靶场上空，屏幕上出现一个靶标。他按锁定按钮，导弹通电，准备发射。
“锁定。”张建国报告。
“发射。”地面指挥说。
张建国按下发射按钮。导弹脱离挂架，飞向靶标。屏幕上出现导弹的尾迹，几秒钟后，靶标被摧毁。
“命中。”张建国报告。
方舱里有人喊了一声。李建国没喊，他看着屏幕上的残骸图像，说了一句：“行了。能打。”
翼龙无人机的定型，比有人机快。2010年完成定型试飞，开始装备部队。空军某无人机大队第一批换装。操作员们飞了之后，反馈回来一堆意见：飞得稳，看得清，打得准。但也有问题：通信链路容易受干扰，飞远了信号弱。
有个操作员飞完翼龙下来，跟大队长说：“这飞机，飞得久，不怕伤亡。但通信断了就失控。”
大队长说：“通信断了，无人机会自动返航。这是预设程序。”
“预设程序要是失灵了呢？”
“失灵了就真丢了。所以每次飞之前，预设程序得检查一遍。你检查了没有？”
“检查了。”
“检查了几遍？”
“一遍。”
“下次检查两遍。预设程序是最后一道保险。保险不能出问题。”
2015年，翼龙参加阅兵。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那是无人机！”
张建国坐在方舱里，盯着屏幕。翼龙飞过天安门，编队整齐。他收回目光，看着数据。落地之后，他从方舱里走出来。地勤跑过来问：“飞得怎么样？”
“稳。编队没散。”
2018年，翼龙参加联合演习。翼龙无人机侦察目标，把数据传给指挥所，指挥所引导歼-16对目标实施打击。演习结束之后，导演部评价：“无人机侦察效果好，数据传输快，引导准确。”
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报告，说了一句：“无人机成了。以后侦察打击，有了新平台。”
李建国后来退休了。有人问他：“你搞了一辈子飞机，最后搞了无人机，最难忘的是哪一架？”
他想了一下。“翼龙。不是因为它是最好搞的，是因为它让空军有了不用人飞的飞机。从翼龙开始，咱们的无人机能看能打了。”
2020年，翼龙参加高原演习。无人机飞到高原上空，侦察目标，传输数据。操作员坐在方舱里，看着屏幕上的图像。高原空气稀薄，翼龙的发动机推力下降，但还能飞。落地之后，操作员跟大队长说：“高原能飞。发动机够用。”
大队长说：“够用就好。以后高原侦察，靠你们了。”
操作员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往方舱走。方舱里还有下一架翼龙在等着起飞。
第十三章 地空导弹现代化
1980年代，北京。
地空导弹部队手里的家伙，还是红旗-2。仿制苏联SA-2来的，1950年代末定型，打U-2的时候立过功。但到了1980年代，红旗-2已经落后了。固定发射架，液体燃料，发射准备时间长，抗干扰能力差。人家飞机飞得快，飞得低，红旗-2够不着。
空军需要一种新的地空导弹。打得远，打得高，抗干扰，能机动转移。
总设计师姓陈，叫陈德明，从二院调来的，搞了一辈子导弹。他站在会议室里，面前摊着一张大图纸，上面画着红旗-9的初步方案。导弹长，弹径粗，四联装发射筒，相控阵雷达。
负责雷达的工程师姓吴，叫吴德才，从14所调来的。他看着图纸说：“陈总，相控阵雷达的阵面太大，装车不好装。”
陈德明问：“多大？”
“四米见方。装到车上，车宽超限，路走不了。”
“那就缩小阵面。缩小了探测距离够不够？”
“够是够，但余量不大。”
“余量不大就先这么定。路走不了，导弹再远也到不了阵地。”
雷达是红旗-9的核心。相控阵雷达，电扫描，能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能抗干扰。但阵面大，装车难。设计团队把阵面缩小到三米五，折叠式安装，行军的时候折叠，到了阵地展开。
负责导弹的工程师姓马，叫马大壮，从发动机所调来的。他站在试验台上，看着红旗-9的发动机试车。第一次试车，发动机烧了。喷管烧蚀，壳体变形。
马大壮把残骸拆开，看了一会儿，跟陈德明说：“陈总，发动机材料不行。国产的耐热合金扛不住这个温度。”
“那就换材料。找冶金部，让他们攻关。”
“攻关得多久？”
“多久都得攻。导弹没有发动机，就是一根铁棍。”
冶金部组织攻关，换了新合金。第二次试车，发动机没烧，但推力不够。马大壮又找陈德明。
“陈总，推力不够。导弹飞不到设计射程。”
“差多少？”
“差百分之十五。”
“那不行。射程不够，导弹就打不着远处的目标。改设计，加大燃烧室。”
改了燃烧室，推力上来了。马大壮说：“行了。推力够了。”
1990年代，中国从俄罗斯引进了S-300。S-300比红旗-2先进一代，相控阵雷达，垂直发射，能同时打多个目标。部队飞了之后，反馈很直接：好使。但S-300是别人的，数量有限，配件得进口。
空军决定：S-300要用，红旗-9也要搞。两条腿走路。
陈德明带着设计团队，把S-300的技术吃透，能学的学，不能学的自己搞。相控阵雷达的收发组件，S-300用的是砷化镓，国产的砷化镓工艺不过关。吴德才带着人攻关，做了几百次试验，终于把国产砷化镓组件做出来了。
吴德才拿着组件去找陈德明。“陈总，国产组件成了。性能跟进口的差不多。”
陈德明接过来看了看。“差不多就是差。差多少？”
“差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也是差。再改。改到一样为止。”
又改了半年，国产组件的性能跟进口的持平了。陈德明说：“行了。装机。”
2000年代，红旗-9开始定型试飞。试飞是在靶场打的。导弹从发射筒里弹出去，点火，飞向靶机。第一次打靶，导弹飞了，但没打着。脱靶了。
打靶的指挥员姓赵，叫赵大柱，从地空导弹旅调来的。他看着雷达屏幕，导弹的轨迹偏了，从靶机旁边飞过去了。
“偏了多少？”陈德明问。
“偏了几十米。”
“几十米就是脱靶。查原因。”
查了半个月，发现是制导系统的算法有问题。导弹在飞行末段修正量不够，眼看着靶机机动，跟不上。设计团队把算法改了，重新打靶。
第二次打靶，导弹命中靶机。靶机炸成碎片，屏幕上全是残骸。
赵大柱说：“打中了。”
陈德明没说话。他看着屏幕，过了一会儿才说：“打中一架不算什么。打中十架，打中一百架，才算成了。”
2000年代中后期，红旗-9完成定型试飞，开始装备部队。地空导弹某旅第一批换装。赵大柱当了旅长。他带着部队接装，把红旗-9拉到阵地上，展开，开机，搜索。
雷达屏幕上出现一个目标，是另一架试飞飞机。赵大柱盯着屏幕，看着目标数据。导弹锁定，模拟发射。
“锁定成功。”操作员报告。
赵大柱说：“行了。能打。”
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阅兵。红旗-9发射车编队驶过天安门广场。车上装着四联装发射筒，筒里是红旗-9导弹。地面上的人抬头看，有人喊：“那是红旗-9！”
赵大柱站在观礼台上，看着车队驶过。旁边的人问他：“赵旅长，这导弹怎么样？”
赵大柱说：“好使。打得远，打得准。比红旗-2强多了。”
2010年，红旗-9参加联合演习。蓝军飞机从多个方向进攻，红旗-9雷达开机，同时跟踪多个目标。导弹发射，命中蓝军靶机。
演习结束之后，导演部评价：“红旗-9抗干扰能力强，多目标跟踪能力强，命中精度高。”
消息传到北京，空军司令员看了报告，说了一句：“红旗-9成了。以后防空，有了新拳头。”
陈德明后来退休了。有人问他：“你搞了一辈子导弹，最难忘的是哪一型？”
他想了一下。“红旗-9。不是因为它是最好搞的，是因为它让中国有了自己的远程防空导弹。从红旗-9开始，咱们的防空导弹不用看别人脸色了。”
2015年，红旗-9参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发射车驶过天安门广场，筒里的导弹在阳光下泛着光。赵大柱已经退休了，他坐在家里看电视直播。看到红旗-9驶过天安门，他没说话。旁边的人问他：“赵旅长，这导弹怎么样？”
赵大柱看了一会儿。“好。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
“您打过红旗-9吗？”
“打过。实弹打靶，命中了。”
“那您现在还打吗？”
“不打了。但看见它驶过天安门，跟自己打中了一样。”
第十四章 雷达网现代化
1980年代，福建。
周明站在山顶上，看着那台老雷达。天线还在转，屏幕上还有亮点在移动。但这台雷达已经落后了。机械扫描，转一圈几秒钟，目标更新慢。人家飞机飞得快，转一圈的工夫，目标已经跑出去几公里了。
接替周明当雷达团团长的吴德才走过来。“团长，新雷达什么时候到？”
“快了。上面说，明年。”
“什么型号？”
“相控阵。不转的，电扫描。阵面不动，波束转。”
“不转怎么扫描？”
“阵面上有几千个收发组件，每个组件单独控制。波束在阵面上扫，想扫哪儿扫哪儿。不用转天线，目标更新快。”
吴德才想了一下。“那不得几千个组件？坏一个怎么办？”
“坏一个不影响。剩下的照样工作。这叫冗余。老的机械扫描雷达，转不动了就全瞎了。相控阵坏几个组件，还能用。”
1985年，新雷达到了。大卡车拉上山，阵面是平的，几米见方，装在水泥基座上。不用转，不用液压，通电就能用。吴德才带着人把雷达架好，开机，屏幕上出现了一片杂波。
“杂波怎么比老雷达还多？”
厂家来的工程师姓刘，叫刘志远。“杂波多是因为灵敏度高。老雷达灵敏度低，杂波少，但目标也看不见。新雷达灵敏度高，杂波多，但目标也清楚。得调滤波。”
刘志远调了半天，杂波滤掉了。屏幕上干净了，目标出现了。
吴德才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目标更新快多了。老雷达转一圈才更新一次，这个一秒钟更新好几次。”
“这就是相控阵的好处。目标更新快，跟踪稳。人家飞机机动，老雷达跟丢了就找不着了。相控阵丢不了。”
1990年代，雷达网开始联网。老雷达各自为战，一个站看一个方向，目标从一个站的视野消失，另一个站得手动接续。相控阵雷达联网之后，数据自动共享。一个站看见目标，全网都知道。
吴德才当了雷达团团长，带着人搞联网。各站的雷达通过光缆和微波连在一起，数据汇总到指挥所。指挥所的大屏幕上，整个空情一张图。
有一次演习，蓝军飞机从多个方向同时进攻。雷达网同时跟踪几十个目标，数据自动融合，指挥所的大屏幕上清清楚楚。
导演部评价：“雷达网联网后，空情态势完整，目标跟踪连续，引导准确。”
吴德才站在指挥所里，看着大屏幕。旁边的人问他：“吴团长，这雷达网怎么样？”
“好。以前一个站看一个方向，现在全网看所有方向。一个站看不见，另一个站接着看。接力跟踪，自动接续。”
2000年代，预警机加入雷达网。空警-2000、空警-200飞上天，雷达从地面搬到了空中。地面的雷达看低空目标有盲区，预警机在天上看，盲区没了。预警机和地面雷达联网，数据共享。预警机看得远，地面雷达看得细，配合着用。
吴德才已经调走了，但他在新单位听说了这件事。他给接任的雷达团团长打了个电话。
“听说预警机跟雷达网联上了？”
“联上了。预警机在天上飞，地面雷达在地上看，数据共享。低空目标也能跟踪了。”
“那就好。以前地面雷达看低空目标，杂波多，不好找。预警机在天上看，杂波少，好找。”
“对。预警机看低空，地面雷达看高空，配合着用。整个空情一张图。”
挂了电话，吴德才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天。天上没有飞机，但他知道，福建那边，雷达网正在转。地面的雷达，天上的预警机，数据在光缆和微波里跑，整个空情一张图。
2010年代，雷达网继续升级。老的相控阵雷达换成了新的数字阵列雷达，探测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雷达站从山顶搬到了更隐蔽的地方，天线小了，功率大了。数据链从微波换成了光纤，传输速度快了几百倍。
吴德才退休了。有人问他：“你搞了一辈子雷达，最难忘的是哪一型？”
他想了一下。“相控阵。不是因为它是最好搞的，是因为它让雷达从机械扫描变成了电扫描。从相控阵开始，咱们的雷达不用转了。”
“那您后来搞的联网呢？”
“联网也重要。单台雷达再厉害，也看不了所有方向。联网了，全网一张图，才叫雷达网。”
2015年，吴德才回了一趟福建。他站在山顶上，看着新雷达。阵面还是平的，但比老相控阵小了一圈，功率大了一倍。天线旁边有个牌子，上面写着：数字阵列雷达。
旁边的人问他：“吴团长，这雷达怎么样？”
吴德才看了一会儿。“好。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
“您那时候的雷达呢？”
“退役了。拆了。但架子还在。那个水泥基座，是我们当年浇的。”
他走到水泥基座旁边，蹲下来，摸了摸地面。水泥结实，接缝平整。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行了。看过了。走吧。”他转过身，往山下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山顶。雷达还在转，屏幕上还有亮点在移动。他看了一会儿，继续走。
第十五章 战略转型
2004年，北京。
空军司令部会议室里，坐满了各军区的空军主官。墙上挂着大幅地图，地图上标着全国机场、雷达站、地空导弹阵地。刘玉堤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文件封面上印着几个字：空军战略转型规划。
刘玉堤当时已经离休了，但被请回来参加讨论。他翻了翻文件，放在桌上。“空天一体，攻防兼备。这八个字，写上去容易，做起来难。”
坐在对面的空军司令员说：“难也得做。朝鲜战争的时候，咱们是国土防空，守着家门口打。现在不行了，光守家门口不够。得能飞出去，得能打出去。”
“飞出去，怎么飞？靠什么飞？”刘玉堤问。
“靠歼-20、歼-10、轰-6K、运-20、空警-2000。靠体系。以前一架飞机打一架，现在一个体系打一个体系。预警机看，战斗机打，加油机续航，运输机投送。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刘玉堤想了一下。“我在安东的时候，李汉打掉一架F-84，全师都高兴。那时候一架飞机就是一拳。现在一个体系才是一拳。这个弯，转得大。”
“转得大也得转。不转，就跟不上。”
2009年，空军首次组织体系对抗演习。蓝军飞机从多个方向进攻，红军预警机升空，雷达网开机，歼-10、歼-11按预警机提供的数据飞向目标空域。加油机在空中给战斗机加油，延长续航时间。运输机在后方机场待命，随时准备投送人员和物资。
演习结束之后，导演部评价：“红军体系完整，信息流转顺畅，作战效能高。”
刘玉堤被请去看演习。他站在指挥所里，看着大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航迹和数据。旁边的人问他：“刘司令，今天这演习怎么样？”
刘玉堤看了一会儿。“好。以前打仗，飞行员自己找目标，自己打。现在不用了，预警机告诉你目标在哪儿，加油机给你加满油，你只管打。打完了，运输机把你接回来。一个体系，缺谁都不行。”
“那飞行员干什么？”
“飞行员管打。别的不管。这就是转型。以前飞行员什么都管，现在只管一件事：把导弹打出去。”
2015年，空军首次飞出第一岛链。轰-6K编队从内陆机场起飞，飞越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歼-11编队护航，空警-2000空中指挥，运油-20加油机随行保障。编队飞了几千公里，在西太平洋上空巡逻，然后返航。
落地之后，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跑过来问：“飞得怎么样？”
“稳。加油机加了一次油，续航时间长了。预警机全程指挥，信息清楚。”
“外军飞机跟了没有？”
“跟了。远远跟着，没靠近。”
那次飞行之后，空军前出西太平洋成了常态。每个月都有编队飞出去，飞回来。外军飞机每次都来跟着，有时候近，有时候远。飞行员们习惯了。
2016年，空军组织远海训练。歼-20编队首次飞越第一岛链，与运油-20会合，进行空中加油，然后继续巡逻。这是歼-20首次在远海空域进行加油训练。
落地之后，飞行员李刚跟大队长说：“师长，歼-20远海加油，航程翻了一倍。以后能飞得更远。”
“能飞多远？”
“能飞到第二岛链。”
“那就练。练到第二岛链，练到更远。”
2018年，空军参加中俄联演。轰-6K、歼-11、空警-500飞出国门，与俄罗斯空军联合演习。编队飞越俄罗斯境内，与俄方飞机协同演练。演习结束之后，俄方飞行员走过来，跟中国飞行员握手。
“你们飞得好。”
“你们的苏-35也飞得好。”
“下次一起飞。”
“好。”
2021年，空军宣布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消息传出去，各大媒体都报了。战略空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空军不仅能国土防空，还能远程打击；不仅能空中作战，还能战略投送；不仅能战术支援，还能体系支撑。
刘玉堤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坐在家里看电视新闻，看完了，没说话。旁边的人问他：“刘司令，战略空军门槛跨进去了，您怎么看？”
刘玉堤想了一下。“我在安东的时候，天上没有几架自己的飞机。现在战略空军门槛跨进去了。这七十年，走得不容易。”
“您觉得值吗？”
“值。但没到头。战略空军门槛跨进去了，后面还有更远的路。世界一流空军，还在前头。”
第十六章 薪火
2026年11月11日，长春，空军航空大学。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学员孙建国站在宿舍门口，飞行服穿好了，头盔夹在胳膊底下。今天毕业典礼，之后他就要去部队报到了。
同宿舍的学员李想走过来，站在旁边。“紧张吗？”
“不紧张。飞了三年了，还紧张什么。”
“我不是说飞。我是说毕业典礼。听说今天有老飞行员来。”
“谁？”
“不知道。说是抗美援朝时期的。”
孙建国没说话。他想起爷爷。爷爷也是抗美援朝时期的飞行员，飞过米格-15。爷爷牺牲的时候，父亲还没出生。他从小听奶奶讲爷爷的故事，讲那些年通化的雪、安东的跑道、清川江上空的圆圈阵。
上午九点，典礼开始。礼堂里坐满了人。台上摆着一排椅子，坐着几位老人。头发全白了，背有些驼，但坐得很直。主持人一个一个介绍：这位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老飞行员，这位是国土防空时期的老飞行员，这位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老飞行员。
介绍到第三位的时候，孙建国听见了一个名字：赵宝桐。
他愣了一下。赵宝桐，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击落敌机七架。爷爷的战友。奶奶的相册里有他的照片，年轻时候的，穿着飞行服站在米格-15前面。
赵宝桐站起来，朝台下敬了个礼。手有些抖，但礼敬得很正。
典礼进行到一半，主持人说：“下面请老飞行员为新飞行员代表授头盔。”
赵宝桐从台上走下来。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走到孙建国面前，停住了。孙建国站得笔直。
赵宝桐把头盔递过来。孙建国接过头盔，戴在头上。
赵宝桐看着他，看了一会儿。“你爷爷是谁？”
“孙生禄。”
赵宝桐的手停了一下。他看着孙建国的脸，看了好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像。跟你爷爷年轻时候像。”
孙建国没说话。
赵宝桐又说：“你爷爷牺牲那天，我就在旁边。他为了掩护长机，没跳伞。飞机摔在山里，人没找着。”
“我知道。奶奶跟我说过。”
赵宝桐看着他。“你飞什么？”
“歼-20。”
赵宝桐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转过身，慢慢走回台上。走到一半，停下来，回头看了孙建国一眼。“好好飞。”
典礼结束之后，孙建国走出礼堂。外面阳光很好，跑道上停着一排歼-20，黑色的机身，鸭式布局。他走过去，站在第一架前面，伸手摸了摸机头。铝皮冰凉，铆钉排列整齐。
李想走过来，站在旁边。“你爷爷是孙生禄？”
“嗯。”
“你怎么从来没说过？”
“有什么好说的。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李想没再问。两个人站在飞机旁边，看了一会儿。远处，赵宝桐从礼堂里走出来。旁边有人扶着他，他摆了摆手，自己走。走到跑道边上，他停下来，看着那排歼-20。
孙建国走过去。“赵爷爷，您来看飞机？”
赵宝桐看了一会儿。“这飞机，好看。比我那时候的米格-15好看多了。”
“您飞过歼-20吗？”
“没有。我飞的是米格-15。歼-20是你们飞的。”
孙建国没说话。赵宝桐又说：“我飞米格-15的时候，飞了不到两百小时就上去了。你们现在飞歼-20，飞了多少小时？”
“几百小时。”
“几百小时飞歼-20。比我那时候强多了。”
赵宝桐看着歼-20，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行了。看过了。走了。”
孙建国扶着他往礼堂方向走。走了几步，赵宝桐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跑道。歼-20还在那儿停着，黑色的机身，安安静静。
“你爷爷要是还在，看见歼-20，肯定想飞。”赵宝桐说。
“我知道。”
赵宝桐点了点头，继续走。
下午，孙建国第一次以毕业学员的身份飞歼-20。他坐进座舱，检查了一遍仪表。座舱比歼教-7宽，仪表板上几块大屏幕，传统的圆表少了很多。他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
歼-20的推背感把他压在座椅上。他收起落架，爬升到八千米，做了几个基本动作。然后通场，落地。
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跑过来问：“飞得怎么样？”
“好飞。比模拟器稳。”
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后面的歼-20一架一架落地。李想从座舱里爬出来，走过来。“飞完了？”
“飞完了。”
“下一步去哪儿？”
“空一师。”
“我也空一师。”
两个人握了握手。李想说：“走了。天上见。”
“天上见。”
那天晚上，孙建国在宿舍里收拾东西。他从行李箱里翻出一个旧笔记本，是爷爷留下的。笔记本封面磨破了，里面的纸发黄了。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1952年12月3日，清川江上空。掩护长机。没跳伞。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机场。歼-20停在停机坪上，地勤正在做飞行前检查。他走过去，站在飞机旁边，看了一会儿。赵宝桐没来。他年纪大了，昨天累了，今天在招待所休息。但孙建国知道，赵宝桐会看着。不是看着他，是看着歼-20。看着那些他飞过的天空，现在有更年轻的飞机在飞。
孙建国爬进座舱，扣好伞带。地勤帮他把座舱盖关上，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推油门，飞机滑跑，离地。歼-20爬升到八千米，向左压坡度。他往下看了一眼。跑道在下面，越来越小。远处是长春的城区，灰蒙蒙的。他收回目光，保持航向。
飞了一会儿，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歼-20，可以返航。”
“明白。返航。”
他压坡度，掉头往回飞。落地，滑跑，停了。从座舱里爬出来，地勤跑过来问：“飞得怎么样？”
“稳。”
他站在跑道边上，看着天空。天很蓝，云很高。他想起赵宝桐昨天说的那句话：好好飞。他转过身，往值班室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跑道。歼-20还在停机坪上，蒙着布。明天还要飞。
后面的人，接着飞。
第六卷完
后记
这本书写了很久。
最早的想法很简单：把中国空军从通化那个冬天到现在的路，用人和事串起来。不是军种史，不是装备志，是一本有人味的书。人在跑道边上蹲着闻酒精，人在座舱里握着杆手心出汗，人在战报上画圈记下没回来的名字。这些事，史料里往往只有一行字，甚至一个字都没有。但正是这些事，让一支空军从无到有。
写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不是找资料，是决定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
这本书的定位是“非虚构历史小说”。六个字，三个词，互相拉扯。“非虚构”要求骨架真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不能编。“历史”要求有纵深，有前因后果，不能只写片段。“小说”要求有血肉，有环境，有对话，有动作，有心理，不能只写梗概。
拉扯的结果是：真实人物的大事件、大结局，全部依据公开史料；虚构人物只承担视角和细节，不承担关键决策。真实人物在公开史料中说过的话，尽量引用原话；没有原话的，用“大意如此”或间接引语处理。场景、动作、环境、心理，允许文学重构，但有一条底线：不替真实人物编“决定性心理”，不改变事件结果。
书里出现了大量虚构人物。老周、小刘、周明、吴德才、韩德明、周小虎、李长海、马德福、赵小柱、郑大虎、刘小虎、孙德福、小郑、陈志远、李明、王建平、刘大柱、熊大勇、林小峰、侯德贵、周小刚、何大壮、马小虎、洪大江、马小飞、冯长河、郭明亮、何德明、秦光明、赵小亮、梁德胜、孙福来、马德山、钱德厚、孙小柱、石大柱、小张、李小平、刘明、孙志远、周海峰、赵建国、张建军……这些人不存在于任何档案里。但他们做的事——修发动机、叠伞、标图、化验油料、站岗、开车、体检、修跑道——每一件都有真实的人在真实的年代做过。虚构人物是针，穿起真实历史的线。这里只列出主要虚构人物，其余不一一列举。
书里也出现了大量真实人物。王海、刘玉堤、赵宝桐、张积慧、孙生禄、韩德彩、王天保、李汉、岳振华、宋文骢、杨伟、唐长红、陆军、孙聪、雷强、李刚、戴明盟、王伟、张超、于富兰、张连芳、曲学仁、黄炳新、邓国平、李国恩……他们的战果、职务、结局，全部依据公开史料。他们的对话，有的来自回忆录原话，有的是根据史料情境的合理重构。他们的心理，写得极少，因为史料里没有，我不敢编。
史料来源包括：空军战史、各师战史、公开回忆录、人物传记、公开报道、纪录片、博物馆展陈。抗美援朝空战部分，主要依据《中国空军战史》《王海回忆录》《刘玉堤回忆录》等公开出版物。地空导弹打U-2部分，依据岳振华回忆录和公开报道。歼-10、歼-20、运-20、空警-2000部分，依据宋文骢、杨伟、唐长红、陆军的公开访谈和报道。核试验采样部分，依据于富兰、张连芳的公开报道和广播剧《逐云而上》。
需要特别说明的几点：
一、东北老航校的“老周”和“小刘”是虚构人物，但酒精代汽油、马车拉飞机、手摇启动、工序卡推行等细节，全部有史料依据。
二、林弥一郎的手枪、通化事件、黄乃一担保，均依据公开史料。林弥一郎的回忆原话“我看着他的眼睛，让我感觉他相信我的样子”引自公开报道。
三、开国大典十七架飞两遍的细节，依据公开史料。邢海帆、赵大海、阎磊、邓仲卿、王玉珂等人的事迹，依据公开报道。
四、刘亚楼与毛泽东的对话，依据公开史料中的转述版本。林彪电报的措辞，依据公开传记中的引用。
五、抗美援朝空战的战果数字，依据《中国空军战史》和公开战报。王海、刘玉堤、赵宝桐、张积慧、孙生禄、韩德彩、王天保等人的个人战绩，依据公开史料。空战的具体动作、对话、场景，属于合理文学重构。
六、地空导弹打U-2的“十秒窗口”，依据岳振华回忆录和公开报道。具体战术细节，属于合理重构。
七、核试验采样的于富兰、张连芳是真实人物。于富兰飞蘑菇云采样的细节，依据公开报道。张连芳的遗照、穿两次蘑菇云、头发掉光、再去西北，依据广播剧《逐云而上》及公开报道。具体飞行细节属于合理文学重构。
八、歼-10、歼-20、运-20、空警-2000、歼-15、歼-11的研制过程，依据总设计师和试飞员的公开访谈。曲学仁（歼-8II首飞试飞员）、黄炳新（歼轰-7首席试飞员）、邓国平（运-20首飞试飞员）、李国恩（歼-15首飞试飞员）均为真实试飞员，具体对话和场景属于合理文学重构。张海涛（空警-200首飞试飞员）亦为真实人物，具体细节待考。
九、王伟、张超的事迹，依据公开报道。具体场景、对话，属于合理文学重构。
这本书不打算给谁立碑。书里的人，有名字的，没名字的，史料记了的，史料没记的。他们做的事，有些改变了历史，有些只是让一架飞机从跑道上安全地滑回来。两样都值得写。
中国人看天看了几千年。看的时候想过上去，想过飞，想过在天上划一道自己的线。1949年11月11日之前，那条线不在中国人手里。之后的事，这本书写了一部分。没写的部分，后面的人接着写。
附录一：大事年表
1946年
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
1949年
10月1日，开国大典，十七架飞机飞过天安门，部分飞机飞两遍。
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
1950年
6月，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4混成旅在南京组建。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2月，空4师第28大队进驻安东浪头机场。
1951年
1月21日，李汉击伤F-84一架。
1月29日，李汉击落F-84一架，志愿军空军首次击落美机。
11月6日，空8师图-2轰炸大和岛。
11月18日，王海大队五比零。
11月23日，刘玉堤一次空战击落F-86四架。
11月30日，第二次轰炸大和岛；王天保拉-11击落F-86。
1952年
2月10日，张积慧击落美军王牌戴维斯。
12月3日，孙生禄牺牲。
1953年
4月7日，韩德彩击落美军王牌费希尔。
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
1954年
歼-5开始试制。
1956年
7月19日，歼-5首飞。
10月1日，歼-5参加国庆阅兵。
1958年
10月6日，地空导弹第1营成立。
1959年
10月7日，地空导弹击落RB-57D。
1962年
9月9日，地空导弹击落U-2。
1964年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空军参与空中采样。
1965年
5月14日，空投原子弹试验成功。
6月，歼-6击落RF-101。
1966年
1月17日，歼-7首飞。
1969年
7月5日，歼-8首飞。
1974年
1月，西沙海战，空军歼-6执行战斗值班和拦截任务。
1976年
7月28日，唐山地震，空军参与抗震救灾。
1984年
6月12日，歼-8II首飞。
1988年
12月14日，歼轰-7首飞。
1998年
3月23日，歼-10首飞。
12月16日，歼-11国产化组装首飞。
2001年
4月1日，王伟驾歼-8II监视美军EP-3，被撞牺牲。
2003年
11月11日，空警-2000首飞。
2005年
空警-200首飞。
2007年
空警-2000装备部队。
2009年
10月1日，国庆六十周年阅兵，空警-2000领队。
2011年
1月11日，歼-20首飞。
2012年
11月23日，歼-15在辽宁舰首次着舰成功。
2013年
1月26日，运-20首飞。
2016年
4月27日，张超在模拟着舰训练中牺牲。
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空军。
2018年
歼-20开始装备部队。
2021年
空军宣布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
2026年
11月11日，空军成立七十七周年。
附录二：人物索引
真实人物
王海（卷一、卷二）：一级战斗英雄，击落击伤敌机9架。王海大队在抗美援朝中击落击伤敌机29架。
刘玉堤（卷一至卷五）：一级战斗英雄，击落击伤敌机8架。一次空战击落F-86四架。后任空军副司令员。
赵宝桐（卷二）：一级战斗英雄，击落敌机7架、击伤2架。
张积慧（卷二）：一级战斗英雄，击落美军王牌戴维斯。
孙生禄（卷二）：一级战斗英雄，1952年12月3日牺牲，年仅24岁。
韩德彩（卷二）：击落美军王牌费希尔。
王天保（卷二）：拉-11击落F-86，螺旋桨打喷气式。
李汉（卷二）：志愿军空军首次击落美机。
岳振华（卷三）：地空导弹第2营营长，击落U-2五架。
宋文骢（卷六）：歼-10总设计师。
杨伟（卷六）：歼-20总设计师。
唐长红（卷六）：运-20总设计师。
陆军（卷六）：空警-2000总设计师。
孙聪（卷六）：歼-15总设计师。
雷强（卷六）：歼-10首飞试飞员。
李刚（卷六）：歼-20首飞试飞员。
戴明盟（卷六）：歼-15首次着舰飞行员。
曲学仁（卷六）：歼-8II首飞试飞员。
黄炳新（卷六）：歼轰-7首席试飞员。
邓国平（卷六）：运-20首飞试飞员。
李国恩（卷六）：歼-15首飞试飞员。
张海涛（卷六）：空警-200首飞试飞员。具体细节待考。
王伟（卷六）：2001年4月1日牺牲，座机编号81192。
张超（卷四）：2016年4月27日牺牲，舰载机飞行员。
于富兰（卷三）：女飞行员，1964年参与原子弹爆炸空中采样。
张连芳（卷三）：女飞行员，1964年参与原子弹爆炸空中采样，1965年再次赴西北执行空投原子弹试验任务。
林弥一郎（卷一）：日本关东军飞行大队长，后参与东北老航校建设。
伍修权（卷一）：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赠林弥一郎手枪。
黄乃一（卷一）：航校政委，担保林弥一郎。
常乾坤（卷一）：东北老航校副校长。
王弼（卷一）：航空专家，参与老航校建设。
刘亚楼（卷一至卷五）：空军首任司令员。
萧华（卷一）：空军首任政治委员。
周恩来（卷一）：参与空军组建决策。
毛泽东（卷一）：决策组建空军。
朱德（卷一）：参与空军组建决策。
彭德怀（卷二）：志愿军司令员。
陈一坚（卷六）：歼轰-7总设计师。
顾诵芬（卷三、卷六）：歼-8总设计师，歼-8II总设计师。
屠基达（卷六）：歼-7III总设计师。
虚构人物
老周（卷一至卷五）：机务班长，从通化到歼-7。
小刘（卷一至卷五）：机务员，后任机务中队长。
周明（卷四）：雷达站站长，后任雷达团团长、雷达兵部部长。
吴德才（卷四）：雷达技术员，后任雷达团团长。
韩德明（卷四）：作战参谋，后任空军作战部处长。
周小虎（卷四）：标图员，后任作战参谋。
李长海（卷五）：调度员，唐山救灾。
马德福（卷五）：汽车连连长。
赵小柱（卷五）：汽车连驾驶员，后任连长。
郑大虎（卷五）：警卫连连长。
刘小虎（卷五）：消防队队长。
孙德福（卷五）：卫生队队长。
小郑（卷五）：卫生员，后任卫生队队长。
陈志远（卷四）：领航员。
李明（卷四）：领航员，陈志远的徒弟。
王建平（卷五）：场站站长。
刘大柱（卷五）：场务连连长。
熊大勇（卷五）：油料股股长。
林小峰（卷五）：油料员，后任油料股股长。
侯德贵（卷五）：航材股股长。
周小刚（卷五）：航材员，后任航材股股长。
何大壮（卷五）：军械股股长。
马小虎（卷五）：军械员，后任军械股股长。
洪大江（卷五）：搜救分队队长。
马小飞（卷五）：搜救员，后任搜救中队中队长。
冯长河（卷五）：塔台台长。
郭明亮（卷五）：塔台指挥员，后任塔台台长。
何德明（卷四）：导航台台长。
秦光明（卷四）：探照灯团团长。
赵小亮（卷四）：灯手，后任探照灯团团长。
梁德胜（卷四）：防化连连长。
孙福来（卷四）：防化员，后任防化连连长。
马德山（卷四）：靶场场长。
钱德厚（卷四）：伞勤组组长。
孙小柱（卷四）：叠伞员，后任伞勤组组长。
石大柱（卷五）：工程兵团团长。
小张（卷五）：工程兵，后任工程兵团团长。
李小平（卷四）：气象员，后任气象台台长。
刘明（卷五）：航校学员，后任班长。
孙志远（卷五）：航校教员。
周海峰（卷五）：航校教员。
赵建国（卷五）：航校学员，后任航校飞行训练处处长。
张建军（卷五）：航校学员。
王德明（卷三）：夜航飞行员，后任夜航训练基地司令员。
刘建国（卷三）：夜航飞行员。
张建国（卷六）：无人机操作员。
陈德明（卷六）：红旗-9总设计师。
吴德才（卷六）：红旗-9雷达工程师。
赵大柱（卷六）：地空导弹旅旅长。
这里只列出主要虚构人物，其余不一一列举。
附录三：牺牲飞行员名录（书中提及）
孙生禄，河北人，1928年生，1952年12月3日牺牲，年仅24岁。一级战斗英雄。
王伟，1968年生，2001年4月1日牺牲，年仅33岁。被追授“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座机编号81192。
张超，1986年生，2016年4月27日牺牲，年仅29岁。舰载机飞行员。
附录四：主要参考文献
一、战史与官方出版物
《中国空军战史》，空军司令部编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抗美援朝战史》，空军司令部编
《空军战斗英雄事迹选》，空军政治部编
二、回忆录与传记
《王海回忆录》
《刘玉堤回忆录》
《赵宝桐回忆录》
《张积慧回忆录》
《韩德彩回忆录》
《岳振华回忆录》
《宋文骢传》
《杨伟传》
《唐长红传》
《陆军传》
《孙聪传》
三、公开报道与访谈
央视《大家》栏目宋文骢专访
央视《开讲啦》陆军专访
央视《开讲啦》杨伟专访
《中国空军》杂志相关报道
《航空知识》杂志相关报道
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公开报道
四、纪录片与影视资料
《国家记忆》空军系列
《逐梦蓝天》纪录片
广播剧《逐云而上》
电视剧《外交风云》
五、其他
中国航空博物馆展陈资料
空军英烈墙名录
湖北革命军事馆捐赠记录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血色长虹》《中流砥柱》《建党》等五十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