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尧的民族文化情怀
——记华中科技大学退休教授赵宪尧与“盘古创世文化”
侯法银／文
赵宪尧的民族文化情怀，不只是“一位老教授为家乡做点好事”的乡情叙事，而是一次有方法的民族根文化抢救——他以规划师的系统思维，指导散落在“中国盘古圣地”的庙会、口传、地名、地理遗迹中的盘古故事，整理成可讨论、可出版、可形成县域文旅支柱产业、可对外讲述的知识文本。其价值不在声势，而在于他主导下的系统文化工程，能产生连索社会效映。
2026年4月18日，85岁的赵宪尧从武汉回到泌阳。第二天上午，泌阳县委宣传部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县文广旅局、旅游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县老记协、社科界、文化界的几位老熟人，还有他从武汉请来的三位城市规划教授。座谈会原定给县里的文旅产业“把脉”开着开着，话题又回到了盘古山。
这几乎是他返乡以来的常态。在泌阳县泰山庙镇赵庄村，他主持推动办起一座玉德堂书院，并在全县社科界，又促成了一场“盘古文化大讨论”。在此基础上，一部《中国盘古创世论文集》成稿，一部中-英文《中华创世神话》在新加坡出版。人们不免好奇：一个做了一辈子城市道路与交通工程的工科教授，为什么把晚年交给了“神话”？
一、返乡：把“规划”用在文化上
赵宪尧1941年出生于泌阳县泰山庙镇赵庄村，1964年毕业于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城乡规划与建设专业。此后四十年，他做的是另一种“画线”：城市道路、桥梁、交通工程的设计、教学与研究，曾任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交通工程研究所所长、规划设计研究院海南分院院长，编纂《大城安全》专著，2005年11月从华中科技大学退休。
按常理，这样一位专家的晚年应当在武汉的校园里安稳度过。他却回到了祖籍地泌阳，在赵庄村主持、推动创办“玉德堂书院”和“九思讲坛”。2025年1月4日，书院成立暨“读书基地”授牌大会在村中举行，泌阳县关工委为书院授牌。
书院不是一个只挂了匾的院子。按创办时的规划，它由九思讲坛、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泰山乡村振兴规划设计所、赵庄特质教育学堂和四座生态池塘构成。“九思”出自《论语·季氏》的“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从这套结构看，赵宪尧并不是把书院当作一处景观来建。图书馆与博物馆负责“存”，讲坛负责“产”，规划设计所负责“转”，教育学堂负责“续”。一个做交通规划的教授最熟悉的思维，是先把节点连成网络，再让网络承担流量；他办书院用的是同一套逻辑——先让村里具备内容生产的能力，再谈文化振兴。
二、组织一场讨论：把“讲故事”变成“做学问”
泌阳与盘古的关联并不是新话题。县城南15公里的盘古山，主峰海拔459米，坐落于盘古乡，山上存有盘古庙，山下有盘古村；每年农历三月三的盘古庙会，四面八方的乡民扶老携幼登山祭拜。2005年，泌阳县被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盘古圣地”。
长期的困境是：故事很多，学问很少。庙会、传说、地名、遗存散落民间，讲起来热闹，写下来却难成体系；对外一提起“盘古”，往往要先花半小时解释“泌阳在哪里？”。
2025年，赵宪尧号召全县社科界开展“盘古文化大讨论”，并担任编委主任。他主持的座谈会请来了跨省学者：浙江财经大学赵映诚教授任特邀主编，武汉科技大学教授杨丹从中协助，县内社科界、文化界人士悉数到场。讨论的题目很具体——如何把“盘古开天辟地”从讲故事提升为“盘古创世文化”？如何把以盘古山为中心的圣地叙事扩展为更完整的文化版图？如何把这些成果凝聚成一部可以印发全国、走向世界的论文集？亦即由“神话故事”转化提升为人根文化。
2025年7月至9月，《中国盘古创世论文集》成稿。半年时间，数十位研究者参与，把口传史料、文传书籍、庙会民俗、地理体系与实物遗迹收进同一套叙述框架。
这一步的价值常被低估。地方文化最不缺的是热情，最缺的是“接口”— 一个能让外部学者愿意引用、让主管部门愿意立项、让出版社愿意签下的接口。论文集就是这个接口。没有它，“盘古文化”只是一县一地的自说自话；有了它，才能进入学术引用的循环，也才能谈得上“盘古创世文化”这个提法能否成立，是经多人反复推定的。
三、两本书：让地方叙事获得世界坐标
与论文集并行的是另一本书—《中华创世神话》。全书收录30篇神话，以“盘古开天地”为首篇，试图完整、系统地呈现中华创世神话的序列。2026年，中英双语版由新加坡环球出版社出版，历经选题、装帧设计、初审复审终审与三校，排版定版；据书院方面介绍，该书于2026年10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展出收藏。
一本书在国内出版，与一本双语书在海外出版，是两件不同的事。前者证明“我们研究过”，后者才可能让“盘古”进入他人的知识视野。对泌阳而言，这是一次坐标的转换：从争“谁才是盘古故里”的正统，转向参与“人类如何讲述创世”的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编者在出版预告中写下的那句话：“他们只是起到了挖掘、梳理、中英双语成书的作用。所有的创世神话都是四五千年前中华远古文化人创作、筛选、传递给我们的文明密码。我们不敢贪此天功。”
这句话最见分寸。做地方文化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整理”说成“创造”，把“发现”说成“发明”。赵宪尧把功劳推给远古的无名创作者，把自己定位为挖掘者、梳理者、译介的组织者——这不是谦虚的修辞，而是学术伦理的自觉：神话不属于某一个县，也不属于某一位教授。
四、情怀的三重底色
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所谓“民族文化情怀”至少有三重底色，而且彼此咬合。
（一）根脉之情：从少小离家到告老还乡。赵宪尧1941年生于赵庄村，少小离家，在外七十余年。返乡后，他被赵庄学校聘为名誉校长，坚持给孩子们上课；他组织武汉“五老”报告团到书院讲学，一批文化名人和书画家向书院捐赠作品；2025年7月，52名泌阳师生及家长到华中科技大学研学，他全程陪同。
乡情最容易流于仪式。他的做法是把乡情变成资源通道：把武汉的教授、书画家、图书带到村里，把村里的孩子带进大学的实验室。通道一通，乡情就不再是一次性的感动，而成为可以反复使用的公益品。
（二）学理之严：不把宣传当结论。请外地学者、设特邀主编、走三审三校的流程，这些动作说明他清楚“文化”与“宣传”的边界。宣讲可以只讲结论，研究必须交代材料从哪里来、证据支撑到哪一步。他坚持先出论文集再谈推广，坚持在出版预告里说明“不敢贪天功”，都是在为这套说法留出被质疑的余地——这恰恰是地方文化研究最稀缺的品质。
（三）践行之实：把建议写成清单。2025年3月，他为泌阳县检察院干警讲授《城乡可持续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从《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城乡规划法》讲到公益诉讼如何为文化遗产提供法治保障。2026年4月的文旅座谈会上，他提出“七个二”：两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迹）、两本书（《中国创世文化论文集》与《中华创世神话》）、两个保护（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两个会议（文旅产业研讨会与招商会）、两个申报（全力申报境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国家级和世界级遗产）、两个目标（“近超社旗，远赶平遥”）、两重性（重要性与迫切性）。县文广旅局局长宋杰的评价很直白：“年近90高龄，精神矍铄，满腔热情，为家乡文旅产业建言献策，提出的‘七个二’脉络清楚。”第二天，他又带着人去了驻马店市，向市有关部门汇报，争取项目与申遗支持。
“七个二”未必条条都能落地，但它示范了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做事方式：不讲大话，只列条目；条目之下有对象、有路径、有可检查的进度。
五、赞赏之后，仍需冷静的三问
对这样一位老人，赞美是容易的。但真正的尊重，是把他做的事当作一项事业来审视，而不是当作一段佳话来传颂。
（一）可持续吗？书院、论文集、双语出版、申遗，目前都高度依赖一个人的体力与声望。86岁的行程表排得比许多年轻人还满，这既令人敬佩，也提示风险：人一旦停下，事情会不会停下？可行的办法是把编委会、书院理事会与资料档案制度化，把口述史和实物档案留在本地，并有意识地培养本县的青年研究者。民族文化情怀能够交接传承，才叫事业。
（二）学理站得住吗？盘古神话的地理归属，学界与相邻县域之间长期存在不同说法：泌阳以“中国盘古圣地”命名，桐柏以“中国盘古之乡”命名，两地各有一套遗存与传说体系。“创世文化”这一提法在学理上也需更严格的界定——神话的创世叙事与考古意义上的文明起源，并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不是挑剔，恰恰是赵宪尧请外地学者、设特邀主编的用意所在：让地方叙事经得起同行的质疑。
（三）真的能走出去吗？在新加坡出版、赴德国参展，是“走出去”的起点，不是终点。检验的标准很具体：有没有海外学者在论文中引用，有没有译本进入当地书店与课堂，有没有读者因为这本书记住“泌阳”两个字。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持续的译介与推广，不是一次参展能够完成的。
这三问都不构成否定。它们的作用，是把“感动”翻译成“清单”—而列清单，正是赵宪尧最擅长的功夫。
六、结语：情怀的检验标准
“情怀”这个词如今容易被用滥。检验它其实有很朴素的标准：一个人愿不愿意把自己最稀缺的东西——时间、声望、专业能力—投到一件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业上；以及他离开之后，这件事还能不能继续。
按这两条衡量，赵宪尧的成绩是清楚的。他把一位工科教授的晚年，押在了中原腹地一个村庄的书院和一座山的传说上、一个县域的文旅上；他没有把“神话”写成自己的作品，而是把它整理成别人可以接着研究的文本；他不满足于在座谈会上被称赞，而是把意见写成“七个二”，第二天就去市里跑项目、谈申遗。
从“盘古开天地”到“中华创世文化”，从赵庄村的书院到新加坡的书页，这条线索看似跨度极大，其实一以贯之：一个受过严格工程训练的人，相信世界可以被测量、被组织、被建造；一个在盘古山下长大的泌阳人，相信这块土地上的故事值得被认真对待，并依此转化提升。两件事撞在一起，就是赵宪尧的民族文化情怀——既有热情，也有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