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不回头：宣侠父传》
作者：心如大海
目 录
引子
第一卷 暑天嚼冰（1920—1922）——离开日本
· 第一章 海门码头
· 第二章 北海道的第一场雪
· 第三章 图书馆里的另一个中国
· 第四章 暑天嚼冰
· 第五章 回国
· 第六章 又走
第二卷 精钢宁折（1924—1925）——离开黄埔
· 第一章 长洲岛
· 第二章 学生无过可悔
· 第三章 过站
第三卷 西北黄沙（1925—1927）——离开西北军
· 第一章 张家口：新村五号
· 第二章 兰州：特别支部
· 第三章 政训所：四十人与二十八人
· 第四章 甘南：扎喜才仁
· 第五章 泣诉书
· 第六章 闷罐车向南
第四卷 两个宣侠父（1928—1934）——离开“文人”身份
· 第一章 滴水道院
· 第二章 二五减租
· 第三章 新婚与逃亡
· 第四章 混战
· 第五章 湖风书局
· 第六章 离开二十五路军
· 第七章 吉鸿昌
第五卷 搭台者（1935—1936）——离开上海/香港
· 第一章 香港：宣古渔
· 第二章 同盟
· 第三章 反共口号就是汉奸口号
· 第四章 山脚下的办公室
· 第五章 风来
第六卷 虎口拔牙（1937—1938）——西安岁月
· 第一章 七贤庄的西装
· 第二章 酒宴与批条
· 第三章 游击战争概述
· 第四章 西战团
· 第五章 口香糖
· 第六章 五条罪状
· 第七章 最后一场篮球赛
第七卷 井与火（1951—今天）——尾声
· 第一章 王记酱肉店
· 第二章 下马陵的井
· 第三章 侠父村
· 第四章 火
附录
· 一、作者的话（代后记）
· 二、宣侠父生平大事年表
· 三、核心史实与文学处理说明
· 四、宣侠父诗作选
· 五、主要参考书目
引子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傍晚。
西安的暑气还没有散去，落日的余晖洒在新城路的老槐树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一个穿着短袖白衬衫的男人，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沿着街道缓缓向东。他刚在革命公园的篮球场上吹完终场哨，衣服上还沾着汗渍，白衬衫的下摆塞在灰布裤子，胸口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
他叫宣侠父。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三十九岁。
自行车经过西京医院门前时，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汽车突然发动，斜刺里横挡在路中央。车门猛地推开，三个穿短衫的精壮汉子从车上窜出，像恶狼一样扑向了他。
“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的！”男人被拽下自行车，他奋力挣扎，怒目圆睁，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炸响。
“早知道你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蒋主任请你去讲话！”特务李俊良恶狠狠地回了一句，几个人不由分说，将他死死按住，强行往汽车里塞。
男人拼尽全力抵抗，嘶吼声在暮色中回荡：“蒋鼎文请我？他敢！你们这是绑票！是暗杀！”
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汽车猛地窜出，拐过街角，消失在黄昏的阴影里。
街面上恢复了平静。西京医院门口的两个护士探出头看了一眼，挑担子的老汉吓得躲进了巷子。只有那辆倒在地上的旧自行车，前轮还在半空中无力地转着圈，发出一声声轻叹。
那是宣侠父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声音。自那一刻起，他再也没有回头。
……
历史，总是喜欢在多年以后，给出最沉重的回响。
时间倒流十八年。
一九二〇年，浙江台州，海门码头。
汽笛声撕裂了夏日的沉闷。一个提着藤条箱的二十岁青年，站在跳板上，回头看了一眼。
码头上，他那个当过拔贡的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抱着手站在人群里，一言不发。风吹乱了父亲稀疏的胡须，却吹不散他眼底的期许。
青年笑了笑，没有挥手，提着手里的藤条箱，毅然转身，踏上了开往日本的客轮。
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不回头”。
在此后的十八年里，他一次次地离开。离开故乡，离开黄埔，离开西北军，离开香港，离开上海。他一直在走，一直在搭台子，一直在跟这个吃人的旧世界死磕。
他把这世道看透了，却依然愿意为了它去死。
直到那个夏日的傍晚，一辆黑色的汽车，在西京医院的门口截停了他。
那辆自行车最终没有骑到终点。但那个在码头上转身离开的青年，那个在黄埔军校里拒不低头的学生，那个在西北黄沙里给士兵讲“鱼塘”的政工干部，那个在西安虎口里拔牙的八路军少将……
他的骨血，他的精神，他那一身“宁折不弯”的傲骨，早已化作了一团不会熄灭的火，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九二〇年的那个夏天，去看看故事最初的模样。
（引子完）
第一卷 暑天嚼冰——离开日本（1920—1922）
卷首语：
“我从前以为，把鱼养好了，中国就不会饿死人。后来才知道，鱼塘上面压着军阀、压着列强、压着整个旧世界。”
第一章 海门码头
一九二〇年七月，浙江台州海门码头。
宣侠父把藤条箱往跳板上一搁，回头看他爹。
宣铁珊站在码头上，竹布长衫洗得发白，胡子没怎么梳，手里攥着个小布包，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他。
“爹，我走了。”
“嗯。”
“到了北海道就写信。”
“嗯。”
宣侠父等了一会儿，见他爹没别的话，笑了笑，弯腰提箱子。刚直起身，宣铁珊忽然开口了：
“你那笔字，别搁下。”
“知道。”
“洋文要学，中国字也别丢了。到了东洋，别光学人家怎么养鱼，也看看人家怎么活。”
宣侠父愣了一下。他爹平时话少，今天这句算长的了。他点了点头：“记住了。”
宣铁珊把手里的小布包递过来：“你娘纳的鞋底，两双。日本湿气重，别光脚蹚水。”
宣侠父接过来塞进箱子，正要转身，他爹又说：“虾皮带了没有？”
“带了。”
“想家的时候嚼一嚼。”
“知道了。”
汽笛响了。一个叫金焕善的同学从人群里挤过来，塞给他一本《新青年》：“路上看。陈独秀先生这篇文章，写得真好。”
宣侠父翻了翻：“你是怕我在船上闷得慌吧。”
金焕善挠了挠头：“也是这个意思。还有，你到了那边，帮我留意留意，日本有没有什么新出的水产杂志，贵的话就算了。”
“行，我记着。”
跳板撤了。宣侠父站在船舷边朝码头上挥手。金焕善使劲摆手，嘴里喊着什么，被汽笛声盖过去了。他爹没挥手，只是抬起下巴，像是要把儿子最后的样子记住。
船离了岸。海门码头慢慢变小，缩成一条线，沉进海平线以下。
宣侠父靠着船舷翻开《新青年》。金焕善塞给他的那篇，标题是《新青年宣言》。他读了两页，抬头看了看海。海是灰的，天也是灰的，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
船走了四天。在上海换了条大船，过黄海，穿朝鲜海峡，进日本海。
第五天傍晚，甲板上有人喊：“看！北海道！”
宣侠父凑到船舷边。一条灰黑色的海岸线从雾气里浮出来，像一条没睡醒的鱼脊梁。海风忽然变凉了，他把长衫裹紧了些。
下船的时候是清晨。小樽港码头上全是人，穿制服的日本海关人员、举着牌子的旅店伙计、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模样的人，举着一块用毛笔写的木牌：“北海道帝国大学新生接待处”。
宣侠父走过去，用刚学了两个月的日语磕磕巴巴地报了名字。一个戴眼镜的学长笑了，改口用国语说：“宣侠父？水产科的？”
“是。”
“浙江人？”
“诸暨。”
学长拍了拍他肩膀：“我绍兴的，比你早来两年。姓周。”他指了指火车站的钟楼，“走，火车还有一个钟头，先带你去吃碗面。”
火车站旁边的小面馆里，周学长给他要了碗味噌拉面，自己也要了一碗，边吃边说：“水产科这届中国学生不多，加上你大概四五个。宿舍在城北，两人一间，条件一般，炉子得自己生。”
“冬天很冷？”
“冷。”周学长吸了口面汤，“十二月开始下雪，一直下到三月。最冷的时候零下十几度，水管子冻裂是常事。”
宣侠父把筷子停了停。他在浙江长大，见过最冷的天也就是薄冰。
周学长看了他一眼：“怕了？”
“怕什么。鱼能在冷水里活，我就能。”
周学长笑了：“行，有种。不过我劝你，来了就别光盯着鱼。东京那边中国学生闹得厉害，办杂志、开演讲会，谈救国的事。你以前在浙江参加过什么活动没有？”
“水产学校有个读书会，读过《新青年》。”
“那算沾过点边。”周学长压低声音，“到了学校，有空多跟人聊聊。北海道虽然偏，消息不比东京慢多少。”
宣侠父没接话。他低头吃完了碗里的面，汤也喝干净了。
从火车站到学校，要走二十分钟。周学长领着他穿过一条安静的石板路，两边是矮矮的木房子，院子里种着绣球花，蓝的紫的，开得正旺。
“水产科宿舍在尽头那栋。”周学长指着前面一栋两层木楼，“楼梯咯吱咯吱响，别嫌破，便宜。你房间在二楼拐角，朝北。”
进了屋，宣侠父把藤条箱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笔记搁在桌角，测量仪器放进抽屉，那包虾皮想了想，搁在书架最上层。
周学长靠在门框上看着他归置东西，忽然问：“你为什么学水产？”
宣侠父手上没停：“在浙江甲种水产学校学了四年，第一名毕业，保送公费留学。就这条路。”
“我问的不是你怎么来的。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宣侠父把最后一件衣服叠好，转过身：“中国靠海吃海的人多，养鱼的法子旧，捕鱼的法子也旧。学了新的回去，把鱼养好，老百姓碗里多一条鱼。”
周学长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临走前丢下一句：“明天早上八点，图书馆门口，我带你去见佐藤教授。还有——”他指了指书架上的虾皮，“那东西别搁太显眼的地方。日本同学看见了问是什么，你说不清。”
“就说中国咸鱼。”
周学长笑了：“行，中国咸鱼。晚安。”
门关上。宣侠父在床沿坐了一会儿。窗外是一排白桦树，叶子在风里翻着银光。他摸出那两双鞋底，翻过来看了看，针脚细密。他娘的活计。
他把鞋底塞进枕头底下，吹了灯。
第二天一早，佐藤教授在办公室里见了他。
老头矮个子，说话慢悠悠的，桌上摊着宣侠父的成绩单和推荐信。他抬头看了宣侠父一眼：“浙江来的？”
“是。”
“在甲种水产学校学了四年？”
“四年。渔捞科。”
“第一名？”
“是。”
佐藤翻了翻材料：“推荐信上说，你是那一届最用功的学生。用功是好事。不过——”他顿了顿，“你以前没出过国吧？”
“没有。”
“中国学生到日本来学水产的，不多。大部分学医、学法政、学军事。你为什么选水产？”
宣侠父把路上跟周学长说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佐藤听完，点了点头：
“很好。把鱼养好，是很实际的事情。”他合上材料，“明天开始上课。日文跟不上不要紧，慢慢来。我的课，你听不懂可以先记，记下来回去查。”
宣侠父站起来鞠了个躬。走到门口，佐藤忽然又说了一句：“宣君。”
“是。”
“你刚才说，让老百姓碗里多一条鱼。这个想法很好。但你知道吗，日本的水产政策，不只是让老百姓吃鱼。帝国大学为什么设水产科？因为海军需要，殖民需要。你在这里学的东西，最后会用到什么地方，你想过吗？”
宣侠父站在门口，一时不知道怎么答。
佐藤挥了挥手：“回去想想。不急。”
水产科的课程排得紧：鱼类学、浮游生物学、水产化学、渔具学，一门接一门。宣侠父的日文不够用，上课就拼命记笔记。他的字好，抄完了总有人借去看。有人问他怎么练的，他说：“小时候我爹拿砖头压在我手腕上练的。”
日子单调，但踏实。上午上课，下午泡实验室，晚上回宿舍看笔记。周学长隔三差五来找他聊天，聊着聊着，话题就从鱼出了鱼塘。
“你听说俄国的事了吗？”有一天晚上，周学长抱着个茶杯坐在他对面。
“十月革命？”
“对。列宁领着工人和兵，把沙皇推翻了。土地分给农民了。”周学长压低声音，“去年的事。东京那边传过来的消息，说俄国退出了欧战，现在在跟德国谈和。”
宣侠父翻着笔记的手停了停：“真的把土地分了？”
“分了。听说农民自己选代表管村里的事。”
宣侠父把笔记合上：“我们那边，地主还是地主，佃户还是佃户。”
周学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那天晚上宣侠父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佐藤教授那句话：你想过你学的这些东西最后会用到什么地方吗？
他以前没想过。他以前想的是鱼苗、鱼塘、鱼汛。
可他爹临上船说的那句话又冒出来了：别光学人家怎么养鱼，也看看人家怎么活。
他翻了个身。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白桦树上，叶子反着银光。
第二章 北海道的第一场雪
十月末，札幌下了第一场雪。
宣侠父那天早上是被冻醒的。铁皮炉子灭了，窗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霜，他用指甲刮了刮，外头的白桦树全白了，枝条压得弯弯的，像一排鞠躬的人。
他爬起来生炉子，木柴有点潮，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隔壁房间传来周学长的声音：“宣侠父！起了没有？食堂七点半收摊！”
“来了！”
他套上棉袍，抓起笔记往外跑。楼梯咯吱咯吱响，周学长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围巾裹到鼻尖，只露两个眼睛：“昨晚炉子没封好吧？我听见你咳嗽了。”
“柴湿。”
“去食堂偷两块干炭，别跟管理员说。”
食堂里热气腾腾，几个日本学生围着桌子吃早饭，看见他们进来点了点头。宣侠父端了碗味噌汤坐下，手捧着碗暖了半天才开口：“这雪要下到什么时候？”
“早着呢。这才第一场，十二月才是正经的。”周学长咬了口饭团，“你那个鱼类学的报告写了没有？佐藤的课，拖不得。”
“写了。今晚誊一遍。”
“誊完了借我看看。”
“你自己不会写？”
“我写水产加工方向的，你写鱼类学，不一样。”周学长嘿嘿一笑，“再说你那笔字，教授看着舒服。”
宣侠父没理他，低头喝汤。但嘴角弯了一下。
那天的课是佐藤教授的鱼类学。下课之后，佐藤把他叫住了。
“宣君。上次的问题，你想了没有？”
宣侠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你学的东西最后会用到什么地方。
“想了一些。”他老实说，“还没想透。”
佐藤点了点头，从桌上拿起一本小册子递给他：“这是去年帝国水产局发的报告，关于北海道渔业资源的调查。你看看，里面有一章讲的是‘殖民地水产开发’。”
宣侠父翻开，佐藤指了指其中几页：“台湾、朝鲜、南洋。帝国大学水产科毕业的学生，相当一部分去了这些地方。你将来打算回中国，这个我不干涉。但你应该知道，你在课堂上学的每一样东西，背后都有人打算用到别处。”
宣侠父把册子合上：“教授，我能不能问一句——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佐藤沉默了一会儿：“因为你是那一届最用功的学生。我不希望一个用功的学生，把脑子只用在鱼身上。”
他挥了挥手：“回去吧。册子你留着看。”
十一月，雪断断续续地下。宣侠父每天除了上课、做实验，就是读佐藤给的那本报告。读到“殖民地水产开发”那一章，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报告里写的是台湾和朝鲜的渔场怎么被日本渔业会社承包，当地渔民怎么被挤走。写得四平八稳，用的是学术语言，但读完了让人不舒服。
周学长说：“你别钻牛角尖。帝国大学出这种报告正常，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有数？”宣侠父把册子往桌上一搁，“我们的渔场，我们的渔民，被人家写成调查数据、开发方案，用学术语言包好了，再拿去赚钱。这叫什么有数？”
“你小声点。”周学长把门关了，“这是在人家地盘上。”
宣侠父没再说话。但他把那本册子留下了，搁在书架最上层，和那包虾皮并排。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周学长来找他：“东京来了几个人，在学生寮开演讲会，你去不去？”
“什么演讲？”
“一个姓林的，早稻田的，讲俄国革命之后的农民政策。还有一个姓张的，东京帝大的，讲中国现在的军阀混战。”
宣侠父把手里正誊到一半的笔记合上：“几点？”
“下午两点。学生寮二楼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摆了三四十把椅子，坐了大半。宣侠父进去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人在讲了。姓林的是个瘦高个，戴着圆框眼镜，说话带福建口音，正在讲俄国农民怎么分地：“……土地分给农民，但不是均分，是农民自己选代表管村里的事。村里的苏维埃，就是农民自己说了算。”
有人问：“那地主呢？”
“地主的地被分了。有些跑了，有些被斗了。”
底下嗡嗡地议论开了。宣侠父没说话，他在水产学校的读书会上读过《新青年》，知道“苏维埃”这个词，但离他太远，从来没细想过。
第二个讲的是姓张的，讲军阀混战。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你打我我打你，打的都是中国的地盘，死的都是中国老百姓。张讲到一半忽然停了，问台下：“诸位在日本学水产、学工程、学医学，学完了回去干什么？”
没人接话。
“回去帮哪个军阀修铁路？帮哪个督军开工厂？还是回去看着军阀混战，自己蹲在鱼塘边上养鱼？”
底下有人笑了一声，但笑得很干。
宣侠父坐在角落里，手揣在袖子里，没动。
散会之后，周学长拉着他往宿舍走，一路上话少了很多。到了宿舍楼下，周学长才说了一句：“那个姓张的，说话有点冲。”
“说的是实话。”
“实话是实话，但听着不舒服。”周学长掏出钥匙开门，“咱们是来学水产的。学完了回去，该养鱼养鱼，该开厂开厂。军阀的事……”
“军阀的事不解决，鱼塘保得住？”
周学长开了门，回头看了他一眼：“你今天不对劲。”
宣侠父进了屋，在椅子上坐下，半天才开口：“我在水产学校的时候，老师教的是怎么把鱼苗养大、怎么防鱼病、怎么测水质。我学得好，第一名。可今天那个人问——学完了回去干什么？我第一个念头是，回去养鱼。第二个念头是，鱼塘是谁的？”
周学长没接话。
“我爹送我上船的时候说，别光学人家怎么养鱼，也看看人家怎么活。”宣侠父把桌上那本佐藤给的册子翻到“殖民地水产开发”那一章，“佐藤教授说，你学的东西背后有人打算用到别处。今天我算听明白了。”
周学长把围巾解下来挂在门后，沉默了一会儿：“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先把书读完。”
“读完了呢？”
宣侠父没回答。他走到窗前，外面又飘起了雪。白桦树的枝子上积了厚厚一层，压得低低的。
“暑天嚼冰。”他忽然说了一句。
周学长愣了：“什么？”
“没什么。我老家的话，意思是有些事，再难也得咽下去。”
周学长看了他一会儿，没再问。
十二月，雪越下越大。宣侠父的日文好了一些，能听懂佐藤教授七成的课。他的笔记还在被同学借着抄，但他不怎么关心这个了。
他开始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聚会跑。人不多，连他在内不到十个，有学水产的、学医的、学法政的。大家凑在一起，聊国内的事、聊俄国的事、聊“五四”之后的新思潮。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一句话都不说，就那么坐着，一人一杯茶。
有一次，一个学医的忽然问他：“宣侠父，你学水产的，怎么天天往这儿跑？”
“鱼塘上面压着军阀，我不把上面那些搬开，鱼养得再好也白搭。”
“那你打算回去闹革命？”
宣侠父没有直接回答。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说：“我还在想。但肯定不只是养鱼了。”
那天晚上回宿舍，他又翻出那包虾皮。他娘的手艺，虾皮晒得干干的，一点不潮。他捏了一小撮放进嘴里，嚼了半天。还是那个味。
窗外，雪还在下。
他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北海道的第一场雪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他现在知道冬天有多长了。但他不觉得冷了。
第三章 图书馆里的另一个中国
北海道帝国大学的图书馆在全校最老的一栋红砖楼里，三层，暖气烧得足，冬天进去得先脱外套。
宣侠父是十二月中旬开始往那儿跑的。起初是为了查鱼类学的参考资料，后来去的次数多了，跟管阅览室的老馆员混了个脸熟。老馆员姓田中，六十多岁，戴圆框眼镜，走路慢吞吞的，但找书快。宣侠父要什么，他不用查目录，直接往书架深处走，两分钟就能摸出来。
有一天，宣侠父还书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田中先生，有没有讲俄国革命的书？”
田中抬眼看了看他：“俄国的？”
“随便看看。”
田中没多问，转身进了书库，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两本：一本是《露国革命史》，日文，作者是个日本记者；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封面已经磨毛了边。
“这本宣言是去年出的。”田中把书推过来，“看的人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你拿去吧，别弄丢了，馆里就这一本。”
宣侠父把两本书塞进包里，回了宿舍。
那天晚上他没看鱼类学。他先翻《露国革命史》，记者的写法，讲故事似的，从二月革命讲到十月革命，从克伦斯基讲到列宁。他读到半夜，把书合上，脑子里转的是一个画面：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涌上街头，把沙皇的旗帜扯下来。
第二天他翻《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读起来磕磕绊绊，很多词他不熟，得一边查字典一边看。但他读进去了。读到“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句，他拿铅笔在页边画了一道线。读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他把书放下，坐了一会儿。
他不是没读过激烈的话。《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也激烈，但那是讲中国的事，讲礼教、讲文学、讲青年。这本书讲的是另一个东西——它说，你看见的那些不公平，不是哪个人坏，是有一个东西在后面撑着，那个东西叫制度。你要改，就得改制度。
他把书合上，在灯下坐了很久。
过了几天，他又去图书馆还书。田中接过去翻了翻，忽然问：“看完了？”
“看完了。”
“哪本有意思？”
宣侠父想了想：“宣言。”
田中点了点头，把书放回书库，出来的时候手里又多了两本：一本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本是日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他把书搁在柜台上，压低声音说：“这两本，别在阅览室看。借回去。”
宣侠父看了他一眼：“田中先生，您不怕？”
田中笑了笑：“我年轻时在东京听过片山潜的演讲。那时候警察也来，但没抓我。”他拍了拍柜台，“书是给人看的。看不看，是你的事。”
那段时间，宣侠父的作息变了。白天上课、做实验，晚上回宿舍读那些借来的书。铁皮炉子烧得暖烘烘的，桌上摊着笔记和字典，旁边是一杯凉了的茶。
周学长来串门，看见他桌上的书，拿起来翻了翻：“你最近怎么净看这些？鱼类学的报告写完了？”
“写完了，白天写的。”
“晚上就看这个？”
“嗯。”
周学长把书放下，拉了把椅子坐下：“宣侠父，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是公费来的，学的是水产。你天天看这些，万一被人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样？图书馆的书，借来看犯法？”
“不是犯法不犯法的事。你想想，你公费是谁给的？浙江省立水产学校。学校让你来学什么的？学养鱼的。你要是在日本闹出点什么事来，学校那边怎么交代？”
宣侠父没说话。他给周学长倒了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捧在手里。
周学长又说：“我不是说这些书不好。我也觉得俄国的事新鲜。可咱们得先把书读完，拿了文凭回去，再想那些事不行吗？”
“读完书，拿了文凭，回去养鱼。”宣侠父把茶杯放下，“然后呢？”
“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
“鱼塘是谁的？”
周学长愣了一下。
“我在水产学校学了四年，没人跟我说过鱼塘是谁的。我爹送我上船，说别光学人家怎么养鱼，也看看人家怎么活。我来了北海道，佐藤教授问我学的东西最后会用到什么地方。现在图书馆里这些书告诉我，鱼塘上面压着什么。”他顿了顿，“周大哥，我不是不想养鱼。我是想先把上面那些东西搬开，再回来养鱼。”
周学长看了他半天，叹了口气：“你这个人，认准了就不回头。”
“回头干什么？后面也没路。”
一月末的一个晚上，宣侠父去学生寮参加留学生聚会。那天来的人比往常多，屋里坐不下，有人站着。一个学法律的姓陈的正在讲国内的事：“段祺瑞又跟张作霖打起来了。直隶那边打得一塌糊涂，老百姓跑反，火车都不通了。”
底下有人骂了一声。
姓陈的继续说：“咱们在这儿学这个学那个，学完了回去，能干什么？回去给军阀修铁路？还是回去看着老百姓跑反？”
宣侠父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忽然开口了：“回去能干的多了。就看你想干什么。”
屋里安静了一下。姓陈的转过头：“宣侠父，你说说，你想干什么？”
“我以前想回去养鱼。”宣侠父站起来，“现在我想回去，先把鱼塘上面那些东西搬开。军阀、列强、地主，一样一样搬。搬完了，再养鱼。”
有人笑了一声：“说得轻巧。怎么搬？”
“不知道。但总得有人先想这件事。”
散会之后，一个学医的跟他一起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说：“宣侠父，你今天说的话，我记着了。回去之后你要是真干，算我一个。”
宣侠父拍了拍他肩膀，没说什么。
二月初，他给浙江水产学校写了一封信，汇报学业进展，附了一份鱼类学的实验报告。信写得很规矩，末尾加了一句：北海道冬季漫长，学生课余多读了些书，于学业亦有裨益。
他不知道这封信到没到学校。但他知道，他读的那些书，不可能永远只搁在宿舍里。
一天下午，他从图书馆出来，正碰上周学长。周学长手里拿着一封信，脸色不太好。
“怎么了？”
“学校来信了。”周学长把信递给他，“浙江省立水产学校发来的，问我们最近在干什么。信里说，有人反映，北海道这边的中国学生里，有人在看‘赤化’的书。”
宣侠父把信看了一遍，折好还给他：“你怎么回？”
“我还没回。你说我怎么回？说没有？那人家信都写来了。说有？那你怎么办？”
宣侠父想了想：“你就说，你看的是水产加工的书，别的不清楚。”
“你呢？”
“我自己回。”
那天晚上，他坐在桌前写了一封回信。信不长：学生在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科攻读渔捞学，课业繁重，课余多在校内图书馆查阅专业资料。至于“赤化”之说，学生不知何所指，亦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他把信封好，搁在桌上。灯下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动不动的。
窗外，雪还在下。
第四章 暑天嚼冰
一九二一年夏天，札幌热了几天。
北海道的人说，一年就这么几天算夏天，过了就凉。宣侠父把棉袍收进箱底，换了件单衫，还是热得冒汗。图书馆里没风扇，窗户开着，风吹进来也是热的。田中先生拿把蒲扇坐在柜台后面，扇得呼啦呼啦响。
宣侠父坐在靠窗的位子上，面前摊着一本《资本论》第一卷，旁边是字典和笔记。他读得慢，一页要看半天，但读进去的东西忘不掉。读到“商品”那一章，他忽然想起浙江老家集市上的鱼贩子——鱼从海里捞上来，过一道手加一道价，最后吃鱼的人花了大价钱，打鱼的人还是穷。他以前觉得这是命，现在不这么想了。
田中先生走过来，往他桌上放了杯凉茶：“宣君，你最近来得勤。”
“书好看。”
“书是好看的。可你天天这么看，学校里有人说话了。”
宣侠父抬起头：“说什么？”
“说你一个水产科的学生，天天泡在哲学书库里，不像话。”田中把蒲扇往他这边扇了两下，“我不在乎。可你得在乎。”
宣侠父把书合上，想了想：“田中先生，您年轻时候听片山潜演讲，后来呢？”
田中笑了笑：“后来？后来我该管图书馆管图书馆。片山潜先生坐牢去了。”
“您后悔吗？”
“后悔什么？听了就是听了。没听过的，跟我一样管图书馆，听了的，也跟我一样管图书馆。可心里不一样。”
那天下午，宣侠父从图书馆出来，在门口碰见周学长。
周学长手里拎着两条鱼，是刚从码头买的：“晚上来我屋吃饭，我烧鱼。你最近瘦了。”
“你烧的鱼能吃？”
“比你强。你除了嚼虾皮还会干什么？”
晚上两人在周学长屋里吃饭。鱼是鲷鱼，周学长拿酱油和糖烧的，卖相不好，味道还行。宣侠父吃了两碗饭，周学长看着他吃，忽然说：“你那个回信，学校没再追究。”
“我知道。”
“但有人盯着你了。留学生里头，有人往东京写信，说北海道这边有几个‘赤化分子’。你小心点。”
“写信的是谁？”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周学长夹了块鱼肚子上的肉，“宣侠父，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要看那些书，我不拦你。可你不能光看书，你得想想，看完了干什么。”
“你觉得我该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但你不能光在宿舍里坐着。”周学长把筷子放下，“你上回在留学生聚会上说的话，有人传出去了。说宣侠父要回去搬军阀。这话传回浙江，你想想学校什么反应。”
宣侠父把碗放下：“传就传。我说话我认。”
“你认，你家里认不认？你在诸暨那个家，还回不回？”
这话戳到他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爹送我上船的时候说，别光学人家怎么养鱼，也看看人家怎么活。他要是知道我现在看的是什么书，我觉得他不会拦我。”
周学长看了他半天，叹了口气：“你这个人，真是一根筋。”
“一根筋好，省得打弯。”
七月末，宣侠父做了一件周学长最担心的事。
留学生聚会那天，他带了一摞油印的纸去，上面是他自己刻蜡板印的，抄的是《共产党宣言》里几段话，日文，底下附了中文翻译。他往桌上一搁：“大家看看。”
学法律的姓陈的拿起来翻了翻，脸色变了：“宣侠父，你这是干什么？这东西要是被日本警察看见了……”
“看见了怎么样？图书馆里能借的书，我抄几段给同学看看，犯法？”
“犯法不犯法，你说呢？咱们是留学生，不是来闹革命的。”
“闹革命？我抄几段书就是闹革命？”宣侠父把油印纸往桌子中间推了推，“那照你说，咱们来日本干什么？学养鱼？学完了回去给军阀养鱼？给日本人的渔业会社养鱼？”
屋里安静了。那个学医的姓金的先伸手拿了一张，看了看，揣进了兜里。接着又有两个人拿了。剩下的人犹豫了一会儿，也拿了。
姓陈的最后拿了一张，折好放进内兜，低声说：“宣侠父，你以后少干这种事。要干，别拉着大家一起。”
“我没拉谁。拿不拿，自己定。”
事情传得快。
八月中旬，学校教务处把宣侠父叫去谈话。教务主任是个留八字胡的中年人，说话客客气气的：“宣君，你在水产科的成绩，教授们都认可。但你最近一些活动，学校有些担心。”
“什么活动？”
“听说你在留学生中散发一些……材料。”
“几段书里的摘抄。”
“书里的摘抄，也要看是什么书。”教务主任推了推眼镜，“你是公费留学生，你的学费和生活费，是浙江省立水产学校出的。学校希望你把精力放在学业上。”
“我的学业成绩，教授可以作证。”
“成绩是一回事，操行是另一回事。”教务主任顿了顿，“学校的意思是，希望你写一份说明，保证以后不再参与这类活动。”
宣侠父坐在椅子上没动：“主任，我问一句。图书馆里有的书，我借出来看，摘几段给同学看，这算‘这类活动’？”
“图书馆的书是供研究用的，不是供散发的。”
“那学校能不能告诉我，哪些书可以借、可以看，哪些话可以摘、可以传？有没有个单子？”
教务主任的脸色沉下来：“宣君，你不要钻牛角尖。学校是为了你好。”
宣侠父站起来：“那我也为学校好。我学业上没丢脸。至于别的，我不写说明。”
从教务处出来，天已经擦黑了。他沿着石板路往宿舍走，走到一半忽然不想回去，拐了个弯去了图书馆。
田中先生正在关窗户，看见他进来，愣了一下：“这么晚了？”
“田中先生，我想借本书。”
“什么书？”
“《共产党宣言》。上次那本还了，馆里还有别的版本没有？”
田中看了他一会儿，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压低了声音：“宣君，我听说教务处找你了。”
“找了。”
“那你还要借？”
“要看。”
田中没再问，从书库里把书拿出来，递给他：“这本是明治四十三年的译本，旧了点，但内容是一样的。你拿去吧。”他顿了顿，“宣君，我多说一句。书是好东西，可人不能光靠书活。”
“我知道。可我除了书，现在没别的。”
田中拍了拍他肩膀：“你有。你有一张嘴，你有一双腿。书看完了，该走的路还得走。”
九月初，浙江省立水产学校来了正式公函：停止宣侠父的公费留学待遇，理由是在日本“参加政治活动，违反学校规章”。
周学长把公函给他看的时候，手有点抖：“这下怎么办？公费没了，你拿什么交学费？拿什么吃饭？”
宣侠父把公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折好放在桌上，出乎周学长意料地平静：“没了就没了吧。”
“你说得轻巧！你家里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你爹就那点家底——”
“我知道。我爹是拔贡，可家里没几亩地。我出来留学的钱，是学校出的。学校不出了，我就回去。”
“回去？回去能干什么？”
宣侠父把公函拿起来，又看了一遍，忽然笑了一声：“周大哥，你说，学校停我公费，是因为我看书，还是因为我把书上的话告诉了别人？”
“有区别吗？”
“有。要是因为我一个人看书，那我认。要是因为我告诉了别人，那说明他们怕的不是我，是那些话。”
周学长愣了半天：“你这个人，真是……”
“一根筋。”宣侠父接过话头，“我知道。”
那之后，宣侠父在日本又待了几个月。公费停了，学费和生活费都成了问题。他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测量仪器、几件衣服、一套精装的鱼类学图册。周学长接济了他几回，他记在账上，说以后还。
同时，日本警察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留学生。他住的宿舍被“查过户口”，留学生聚会被“路过”的警察盯梢。有一天，田中先生告诉他：“宣君，你借的那几本书，该还了。上面有人来问过。”
宣侠父把书还了。田中接过去的时候说：“你该走了。”
“书还没看完。”
“书什么时候都能看。人不能什么时候都在。”
一九二二年春，宣侠父登上了回国的船。
周学长送他到小樽港。码头上风大，周学长把围巾解下来塞给他：“拿着。国内也用得上。”
“你呢？”
“我再熬一年就毕业了。回去找你。”周学长拍了拍他肩膀，“你那个鱼塘的事，我回去帮你养鱼。你搬上面那些东西，我养下面的鱼。”
宣侠父把围巾围上：“说定了。”
“说定了。”
船离岸的时候，宣侠父站在船舷边。他这次没带多少东西：几件衣服、一摞笔记、田中先生送他的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有那包虾皮，吃了一年多，还剩一小半。
北海道慢慢往后退，白桦树、雪、红砖图书馆，都缩成一条灰线，最后沉进海平线以下。
宣侠父没回头。
他打开那包虾皮，捏了一撮放进嘴里，嚼了嚼。还是那个味。
第五章 回国
一九二二年春，海门码头。
船靠岸的时候是下午，太阳偏西，把椒江的水照得发黄。宣侠父提着藤条箱走下跳板，箱子里比两年前轻了：测量仪器卖了，精装图册卖了，几件衣服穿旧了扔了，只剩一摞笔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田中先生送的一把旧蒲扇，还有那包虾皮，已经见了底。
码头上没什么人接他。他走之前是水产学校的第一名毕业生、公费留学生，回来的时候公费停了，学位没拿到，严格说来是被人家赶回来的。
他站在码头上，把箱子换了只手提，往葭沚方向走。路过一家鱼行，门口挂着咸鱼，味道冲鼻子。他在日本闻惯了海腥味，忽然觉得还是老家的味道对。
水产学校的门房认得他：“宣、宣侠父？你回来了？”
“回来了。校长在不在？”
“在。你找校长？”
“不找。我找教务处，问问还缺不缺教员。”
教务主任还是那个留八字胡的中年人，只不过两年前在日本跟他谈话的是帝国大学的教务主任，现在坐在他对面的是水产学校自己的教务主任。巧了，都留八字胡。
“你想回来教书？”
“渔捞科缺人，我知道。我在日本学的就是渔捞，帝国大学水产科的成绩单在这里。”
教务主任翻了翻成绩单，点了点头：“成绩是好的。不过你那个公费的事……”
“公费是学校停的，我不怨学校。现在我回来找饭吃，学校缺人，我缺饭碗。两清。”
教务主任看了他一眼：“宣侠父，你说话还是这么直。”
“直一点省事。”
“行。渔捞科二年级缺一个实习教员，月薪十八块。你干不干？”
“干。”
水产学校的教员宿舍在校园后面的平房里。宣侠父分到一间朝南的小屋，比北海道那间暖和多了。他把《共产党宣言》搁在书架最上层，用一本鱼类学讲义挡着。虾皮倒进一个瓷罐里，搁在窗台上。
安顿下来之后，他开始教书。渔捞科的实习课，带学生出海拉网、认鱼、记数据。他教书跟别的教员不一样：别的教员讲完课就走，他拉着学生蹲在码头上看鱼贩子怎么过秤、怎么开价。
“你们看，”他指着鱼贩子的秤，“这筐鱼从船上下来，过三道手，价钱翻两番。打鱼的人拿多少？你们算算。”
学生算完了，有人骂了一声。
宣侠父拍了拍手上的鱼鳞：“骂没用。先看明白了，再说。”
教书教了一个多月，他给杭州写了一封信。
收信人：宣中华。
他认得宣中华的名字，没见过面。两人是同乡，宣中华是诸暨人，比宣侠父小一岁，在杭州搞革命活动，跟俞秀松一起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宣侠父在日本的留学生聚会上就听说过这个人，回国前周学长也提过：“你回去要找人，找宣中华。”
信写得很短：我是宣侠父，诸暨人，刚从日本回来，在水产学校教书。听说杭州有读书会，想来看看。随信附了一篇从日文译过来的文章，讲俄国农民政策的。
半个月后回信来了。宣中华的字很潦草，写得飞快：“文章看了。你来杭州，皮市巷三号。到了找俞秀松。”
杭州，皮市巷三号。
一座老宅子，门脸不大，进去之后别有洞天。宣侠父到的时候是傍晚，天还没黑透，屋里点着煤油灯。
宣中华在门口等他。矮个子，脸瘦，眼睛亮，一见他就笑：“宣侠父？比我想的年轻。”
“你比我想的瘦。”
“瘦是累的。进来。”
屋里坐着一个人，二十七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宣中华介绍：“俞秀松。团中央的，来杭州建组织。”
俞秀松站起来跟宣侠父握手：“你在日本的事，我听说了。水产学校停你公费，反而把你送回来了。”
“送回来也好。在日本看书，回来做事。”
俞秀松倒了杯茶推给他：“你给中华的那篇译文，我看了。俄国农民政策，你从哪里弄的材料？”
“帝国大学图书馆。日文译本，我转译成中文。”
“你日文不错。”
“学水产练出来的。认鱼名得看日文图鉴。”
宣中华在旁边笑了一声：“学养鱼的，结果看起俄国革命来了。”
宣侠父端起茶杯：“鱼塘上面压着什么，我在日本想明白了。想明白了就坐不住。”
俞秀松看了他一会儿，说：“坐不住好。杭州这边的事刚铺开，缺人。你水产学校的差事，能脱开身？”
“脱不开。但我两头跑。”
“两头跑累。”
“累不死。”
从那之后，宣侠父开始了两头跑的日子。平时在水产学校教书，周末坐船到杭州，皮市巷三号成了他第二个落脚的地方。宣中华给他塞了一摞文件：团章、团刊、马克思主义小册子。他一晚上能看完一本，第二天跟宣中华讨论。
有一次宣中华问他：“你读这么快，记不记得住？”
“记不住就再看一遍。我在北海道图书馆练出来的，日文书读得慢，习惯了一页看三遍。”
一九二三年七月，宣侠父担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委秘书。
入秋后的一天，宣中华把他叫到皮市巷三号，屋里还有张秋人。张秋人是诸暨老乡，浙江早期党团活动的骨干。宣中华把一份文件递给他：“组织上批了。从今天起，你是中共党员。”
宣侠父把文件看了一遍，上面有自己的名字。张秋人跟他握了握手：“同志。以后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宣侠父站了一会儿，问：“就这样？”
张秋人笑了：“你还想要什么？敲锣打鼓？”
“我以为至少有个章。”
“章还没刻好。先干着。”
宣中华在旁边补了一句：“纪律记住就行。别的都是形式。”
入秋之后，宣侠父回到水产学校，开始在自己的学生里物色人。
他教书有个习惯：下了课不走，跟学生蹲在码头上聊天。聊渔汛、聊鱼价、聊家里几口人吃饭。聊着聊着，就聊到“为什么打鱼的人吃不起鱼”。
有个学生叫金辅华，温岭人，家里穷，读书是靠亲戚凑的钱。他话不多，但每次宣侠父说“打鱼的人拿多少”的时候，他都在旁边听着，眼睛不躲。
有一天下了课，金辅华磨蹭着没走，等人都散了，他问宣侠父：“先生，你上回说的那个俄国的事，是真的？农民真把地分了？”
“书上是这么写的。你想看？”
“想看。”
宣侠父从包里摸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递给他：“拿去看。别让别人看见。”
金辅华揣进怀里，跑了。
一九二三年冬，水产学校出了事。
校长赵叔楣在外面办了个罐头公司，生意做得大，学校的公款被他挪去填了窟窿。学生们先是从伙食上觉出不对——饭越来越稀，鱼越来越小。有人去查账，查出了漏洞。
学生们闹起来了。赵叔楣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想压下去。会上他站在讲台上敲桌子：“学校的事，自有学校来管！你们学生，把书读好就行了！”
底下没人说话。赵叔楣又说：“谁再闹，开除！”
宣侠父站在教员队伍里，本来没打算开口。但他看见金辅华站在学生中间，拳头攥着，嘴唇在抖。
他往前走了一步。
“校长，我说两句。”
赵叔楣看了他一眼：“宣教员，你说。”
“学生不是闹事。他们是问账。伙食费去了哪里，公账上少了多少，这些事，学生能不能问？”
“你——”
“我在日本待过。日本的学校也讲账目公开。水产学校是省立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学生问账，是正当的。”
赵叔楣脸色铁青，但当着全校的面不好发作。会散了之后，他把宣侠父叫到办公室：“宣侠父，你是教员，不是学生。你跟学生搅在一起，对你有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但教员教学生，教的不只是认鱼。账目不清不楚，我站在讲台上说什么都是假的。”
赵叔楣盯了他半天，最后说了一句：“你等着。”
宣侠父没等。他找了金辅华和另外几个在学潮中冒出来的学生，一个一个谈话。
“赵叔楣不会善罢甘休。你们怕不怕？”
金辅华说：“怕。但不想忍了。”
“不忍就得有组织。一个人闹是学潮，一群人闹到底，得有个东西撑着。”
“什么东西？”
宣侠父从抽屉里拿出几本小册子和一份手抄的章程：“共产党。台州还没有组织，我们从这儿建。”
一九二四年春，水产学校后面的教员宿舍里，五个人站在宣侠父那间朝南的小屋里，举了手。
金辅华、江潭、樊崧华、章尚友、周梦莲。
宣侠父念完章程，五个人一个一个报了自己的名字。没有旗，没有章，没有外人。
念完了，宣侠父把那张写名字的纸折好，收进贴身的口袋：“从今天起，海门有党小组了。我负责跟杭州联系，金辅华，日常的事你管。”
金辅华点了点头。
宣侠父看了看窗外。校园里那棵老樟树刚冒了新芽。
几天之后，金焕善来找他。
金焕善是他高小同学，多年没见，听说他回来了，专门从诸暨赶过来。两人在码头上找了个鱼摊坐下，要了两碗鱼丸汤。
“侠父，你瘦了。”金焕善说。
“跑得多。”
“我听人说你在学校闹事？”
“不算闹事。算做事。”
金焕善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宣侠父喝了一口汤：“有话直说。”
“也没什么。我妹妹金铃问你好。她记得你，说你以前在村里写字，她站边上看过。”
宣侠父想了想：“那个扎两个辫子的小丫头？”
“现在不小了。”金焕善笑了笑，没往下说。
宣侠父也没接话。码头上风大，吹得鱼摊上的油布哗啦响。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回去替我谢谢你妹妹。等我这边事稳了，回诸暨看看。”
金焕善点了点头，把碗里最后一颗鱼丸捞给他：“吃。你太瘦了。”
第六章 又走
一九二四年春末，杭州皮市巷三号。
宣侠父到的时候，宣中华正在收拾行李。屋里摊了一桌子文件，俞秀松坐在角落里看一份电报。
“你来得正好。”宣中华把一摞材料推给他，“看看这个。”
是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广东，广州，黄埔长洲岛，陆军军官学校。简章上写得堂堂正正：培养革命军人，完成国民革命。
宣侠父翻了翻：“黄埔？”
“孙中山先生办的。国共合作，共产党这边也要派人去。”俞秀松抬起头，“组织上决定，从浙江抽调一批青年去投考。你在水产学校搞学运有经验，带队的任务交给你。”
“多少人？”
“十余人。胡宗南、樊崧华、陈德法、石祖德，都是你在水产学校的学生或熟人。加上你，十余人。”
宣侠父把简章合上，想了一会儿：“什么时候走？”
“下个礼拜。”
从杭州回海门的船上，宣侠父一直没说话。金辅华坐在他对面，忍不住问：“先生，你走了，海门这边怎么办？”
“你管。章程你背熟了，发展谁、怎么发展，你心里有数。有事写信到杭州，中华会转给我。”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宣侠父看着江面，没回答。
金辅华又说：“赵叔楣那边，你走了他会不会反扑？”
“会。所以你们得把根扎深。我一个人在，他盯我。我走了，他反倒可能松一松。你们趁这个松劲，把该做的事做了。”
出发前，宣侠父回了一趟诸暨长澜。
他爹宣铁珊在院子里晒书，看见他进来，把书放下：“回来了？”
“回来了。过几天去广东。”
“广东？”
“黄埔军校。组织上调我去。”
宣铁珊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从日本回来，书没教几天，又要走。”
“爹，鱼塘的事，我上回跟你说了。”
“说了。你说要把上面那些东西搬开。”宣铁珊把书摞好，“搬得开吗？”
“搬不开也得搬。总得有人先动手。”
宣铁珊看了儿子半天，从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你娘给你纳的鞋底，再带两双。广东热，不用穿太厚，但走路多，费鞋。”
宣侠父接过来，塞进箱子。他爹又说：“你那笔字，别搁下。”
“知道。”
“还有，”宣铁珊顿了顿，“你那个同学金焕善的妹妹，前阵子托人带话，问你回来了没有。我说你回来过又走了。她没说什么。”
宣侠父站了一会儿，说：“等我把手头的事稳一稳。”
“你每次都说稳一稳。”宣铁珊摆了摆手，“去吧。别回头。”
村口，金焕善在等他。
两人沿着桑树地边上走了一段。金焕善说：“我妹妹让我带句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告诉她，什么时候把上面那些东西搬开，什么时候回来。”
“那得多久？”
“不知道。”
金焕善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她给你纳的一双鞋垫。不值什么钱，她说广东潮。”
宣侠父接过来，塞进箱子，跟娘纳的鞋底放在一起。
“你替我谢谢她。”
“你自己回来谢。”金焕善拍了拍他肩膀，“走吧。再不走赶不上船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上海十六铺码头。
宣侠父带着十余名浙江青年上了去广州的船。胡宗南扛着个铺盖卷，樊崧华拎着藤条箱，陈德法夹着个包袱，石祖德最利索，除了一个小包袱什么都没有。
“宣大哥，”胡宗南把铺盖往铺位上一扔，“你说黄埔什么样？”
“没去过，不知道。”
“听说孙中山先生亲自当总理，蒋介石当校长。”
“嗯。”
“你说蒋介石这人怎么样？”
宣侠父靠着船舷，想了想：“没打过交道。去了就知道了。”
胡宗南在他旁边坐下来，压低声音：“宣大哥，我跟你说个事。我家里本来让我去考师范的，将来当个教书先生，稳稳当当。我听说黄埔招生，偷偷跑出来的。”
“那你回去怎么交代？”
“不交代了。”胡宗南笑了笑，“你都说了一根筋不回头，我也学你一回。”
宣侠父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船往南走，过厦门、汕头，到香港的时候停了一夜。宣侠父站在甲板上，看着香港的灯火。他听人说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码头上站的是印度巡捕，穿红裤子、戴红帽子。
他想起了北海道图书馆里佐藤教授那句话：你学的东西背后有人打算用到别处。
现在他要去广州学打仗了。
到了广州长洲岛，下了船，码头上插着青天白日旗，挂着“陆军军官学校”的牌子。来迎接的老学员扯着嗓子喊：“浙江来的？那边登记！”
登记处在一间祠堂里，一张长桌，一个戴眼镜的军官坐在后面。他翻了翻宣侠父递上去的材料，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就是宣侠父？推荐信上写你今年二十五？”
“对。”
“二十五岁来考黄埔，年纪不小了。”
“不小了，但招生简章上写到三十岁。”
军官把材料合上，递还给他：“进去吧。明天开始体检。”
宣侠父接过材料，带着浙江青年往校门里走。胡宗南走在最后，忽然拉了拉他袖子：“宣大哥，你刚才跟那个军官说话，一句都不让。万一他记仇呢？”
“他记他的。我考我的。”
进了校门，迎面一片大操场，操场边上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校训：亲爱精诚。
宣侠父站在碑前看了一会儿。胡宗南凑过来：“这四个字什么意思？”
“对同学要亲，对主义要精。诚，就是别骗自己。”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我自己想的。”
胡宗南挠了挠头，扛着铺盖往里走。宣侠父跟在后面，忽然想起金焕善说的那句“她自己回来谢”。
他回头看了一眼校门。
校门外面是珠江，江面上船来船往。金铃在诸暨金村，他爹在诸暨长澜，金辅华在海门，宣中华在杭州，周学长还在北海道。他认识的人散在这条江、这片海的各处，像鱼苗撒进了大水里。
他转回头，跟着队伍走进了黄埔一期第二大队的营房。
（第一卷 暑天嚼冰 完）
第二卷 精钢宁折——离开黄埔（1924—1925）
卷首语：
“个人前途事业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事大。”
第一章 长洲岛
一九二四年五月，广州长洲岛。
宣侠父是五月到的，先住临时招待所，体检、填表、等编队。等到六月中旬开学，他被分到第二大队，住进了营房。
营房是木板搭的，上下铺，一个屋子住几十号人。胡宗南睡他下铺，樊崧华和陈德法在隔壁。石祖德被分到了另一个队，隔三差五跑过来串门。
开学那天，孙中山先生亲自来讲话。操场上搭了个简易台子，孙中山穿一身白中山装，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听得清。他讲国民革命，讲推翻军阀，讲黄埔学生要做革命的骨干。
宣侠父站在队伍里听着。他旁边一个湖南口音的学员小声嘀咕：“孙先生讲得好是好，就是太斯文了，跟教书先生似的。”
宣侠父侧头看了他一眼。那人瘦高个，眼睛很亮，后来知道叫陈赓。
“斯文不好？”宣侠父低声回了一句。
“好是好。可咱们是来学打仗的，光斯文不够。”
宣侠父没再接话。台上孙中山讲完了，蒋介石接着讲。蒋介石的浙江口音很重，讲得比孙中山短，但更有劲，反复说“纪律”和“服从”。
散了会，胡宗南凑过来：“宣大哥，你觉得蒋校长怎么样？”
“听他讲什么，也看他做什么。”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先上课。”
黄埔的课排得满。上午出操，下午讲课，晚上自习。课程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地形学，也有政治课。政治课讲三民主义，讲国民革命史，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政治部的教员里有共产党人，周恩来后来做了政治部主任，但宣侠父入学的时候，政治部还在草创阶段，课讲得比较粗。
宣侠父的军事课不算突出。他近视，打靶成绩中等，队列动作也谈不上标准。但他的理论课好，地形学和战术学能画一手好图，标图作业常被教官拿去当范本。他的字也出了名，队里出墙报、写标语，都找他。
“宣侠父，你这笔字，比咱们教官写得都好。”樊崧华有一次看着他的作业说。
“练出来的。小时候我爹拿砖头压我手腕。”
“你爹够狠。”
“不狠练不出来。”
开学没多久，队里开始发展国民党员。黄埔军校的学生，入学后集体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也不例外。填表那天，宣侠父坐在营房的小板凳上，表格摊在膝盖上，一笔一划写自己的名字。
胡宗南在旁边探头看了一眼：“宣大哥，你以前入过国民党没有？”
“没有。”
“那你是先入共产党，再入国民党？”
“嗯。”
“两个党都入，不冲突？”
宣侠父把笔停了停：“现在不冲突。以后冲不冲突，看人。”
胡宗南没听懂，挠了挠头，接着填自己的表。
六月底的一天傍晚，宣侠父从操场回营房，路过码头，看见几个同学蹲在岸边抽烟。陈赓也在，朝他招了招手。
“宣侠父，过来坐。”
宣侠父走过去，在石阶上坐下来。陈赓递了根烟，他摆了摆手：“不抽。”
“你这人，烟不抽，酒不喝，天天看书，活着有什么意思。”
“有意思。书里什么都有。”
陈赓笑了一声，抽了口烟，看着江面说：“你说，咱们这批人，学完了出去，能打胜仗吗？”
“不知道。得看跟谁打，为什么打。”
“跟军阀打，为革命打。”
“那就能。”
陈赓转过头看了他一眼：“你倒是有信心。”
“没信心来干什么？在家养鱼不好？”
陈赓又笑了，把烟头在石阶上摁灭：“行，宣侠父，你这个人有意思。”
七月初，黄埔军校特别党部要成立。
消息传下来的时候，营房里议论了一阵。大家知道要选执行委员，但怎么选、选谁，多数人心里没数。宣侠父是共产党员，在队里又有点威望，有人私下问他：“宣侠父，你觉得谁能选上？”
“谁选上不是我能定的。看投票。”
“你说蒋校长能选上吗？”
“他是校长，选上是正常的。选不上才不正常。”
七月六日，特别党部选举。
操场上摆了票箱，学员们排队投票。结果出来：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当选执行委员。蒋介石得票最高，但他不是唯一的执委，其余四个人里，好几个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
宣侠父看了结果，没说什么。胡宗南在旁边嘀咕：“蒋校长肯定不高兴。”
“你怎么知道？”
“换我我也不高兴。一校之长，跟几个学生平起平坐当执委。”
宣侠父看了他一眼：“你倒是会替校长想。”
几天之后，队里传达了一个新文件。
文件是校本部下的，以校长蒋中正的名义。内容不长：各分队党小组组长由校本部直接指定，不再经过选举；各小组长每周须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
传达完了，屋里安静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这不就是校长说了算吗？”
“别乱说。”旁边的人拉了他一下。
宣侠父坐在铺位上，把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折好，搁在枕头边。
那天晚上他没怎么说话。胡宗南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想点事情。”
第二天，名单下来了。宣侠父被指定为三中队区分部党小组组长。
有人拍他肩膀：“宣大哥，校长看得起你。”
宣侠父把名单看了一遍，上面的名字都是指定的，一个选举的都没有。他把名单放下，说了一句：“看得起我，看不起章程。”
“什么？”
“没什么。”
第二章 学生无过可悔
一九二四年七月中旬，名单发下来了。
油印的纸，墨迹还没干透，贴在营房外面的布告栏上。宣侠父挤在人群里看了一遍：三中队区分部党小组组长，宣侠父。
旁边的同学拍了拍他肩膀：“宣大哥，校长看得起你。”
宣侠父没说话。他把名单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确认了一件事：所有小组长的名字，都是校本部直接指定的，没有一个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校党部和区党部是选举的，唯独小组长这一级，蒋介石用校长名义一纸公布，绕开了投票。
他把名单揭下来，折好，揣进兜里。
那天晚上，胡宗南问他：“你打算怎么办？”
“写报告。”
“写给谁？”
“特别党部。蒋校长是特别党部执委，报告送到党部，他看得见。”
胡宗南急了：“你这不是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吗？他指定你当组长，是抬举你。”
宣侠父把笔搁下，看着胡宗南：“他指定我，是抬举我。可他指定这个办法，不对。”
“什么不对？”
“组织法上写的是选举。校党部选举，区党部选举，到了小组长，不选了，校长直接点名。这是以军权代替党权。”
胡宗南没话说了。他知道宣侠父的脾气，认准的事，劝不动。
报告很短，宣侠父用他那笔兰亭体小楷誊得工工整整：
“由校长指定党小组的小组长，不符合党的组织法，请收回成命，改由各小组选举自己的小组长。”
写完了，他又加了一句：对国民党的一切小组活动，校长无权干涉。
他把报告封好，递上去。
报告是上午递的，下午蒋介石就把他叫去了。
校长办公室在军校一栋两层小楼里，门口站着卫兵。宣侠父进去的时候，蒋介石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捏着那份报告，脸色阴沉。
“宣侠父。”
“到。”
“这是你写的？”
“是。”
蒋介石把报告往桌上一拍：“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学生行使党员的权利，向党部提意见。”
“权利？”蒋介石站了起来，“我指定你当组长，是让你来跟我讲权利的？”
“校长指定我当组长，学生感谢。但指定这个办法，违背组织法。”
蒋介石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压低了声音：“你自动把报告收回去，我当没这回事。”
“报告已经递了，收不回来。”
“收了，我就不追究。”
宣侠父站在那儿，没动。
蒋介石的脸色一点一点沉下去：“你非要跟我犟？”
“学生不是犟。学生是觉得，这个头不能开。”他顿了顿，“今天校长指定小组长，明天就能指定区党部，后天连校党部也可以指定。那还要选举干什么？还要组织法干什么？”
蒋介石没再跟他多说。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铃，卫兵进来了。
“关禁闭。三天。写悔过书，写好了拿来我看。写不好，开除。”
宣侠父被带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蒋介石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捏着那份报告，指节发白。
禁闭室在营房后面，一间小砖房，窗户上钉着木条。屋里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桌上搁着纸和笔。
宣侠父在床沿坐下来，看了看桌上的纸笔。他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但他没碰。
第一天，他躺在床板上，盯着天花板。他想起在日本的时候，田中先生说过一句话：书看完了，该走的路还得走。他当时以为“走路”是指离开日本。现在他觉得，走路也包括这种时候，坐在一间禁闭室里，等着一个决定。
第二天，有人来看他。何应钦，总教官，平时不太管学生的闲事。他站在门口，隔着木条窗说：“宣侠父，蒋校长的脾气你知道。低个头，这事就过去了。”
“总教官，我低不了这个头。”
何应钦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犟。”
第三天，廖仲恺来了。
廖仲恺是军校党代表，平时温和，对学生从来不摆架子。他走进禁闭室，在椅子上坐下来，看着宣侠父：“报告我看了。你写的道理，我懂。组织法上确实是选举。校长指定，是越了权。”
宣侠父抬起头。
廖仲恺又说：“可现在是革命时期。革命要团结，团结要妥协。你委曲求全，把报告撤回来，这件事就过去了。对你，对军校，都好。”
宣侠父沉默了一会儿。
“党代表，我问您一句。”
“你说。”
“今天我为了一件对的事委曲求全，明天我还能为另一件对的事委曲求全。全求完了，还剩什么？”
廖仲恺没说话。
“个人前途事业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事大。”宣侠父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稳。
廖仲恺看了他很久，最后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再去跟校长说说。”
第四天早上，卫兵打开禁闭室的门，把宣侠父带到校长办公室。
蒋介石坐在桌后，面前摊着那份报告和一张已经写好的手令。
“悔过书写好了没有？”
“没有。”
“你还不认错？”
宣侠父站得笔直：“学生无过可悔。”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蒋介石拿起笔，在手令上签了字，推过来。
宣侠父低头看了一眼：该学生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纪律，再三教育，坚拒不受，着即开除学籍，即令离校。
他抬起头，跟蒋介石对视了一眼。谁也没再说话。
离校那天是下午。宣侠父把自己的东西收进藤条箱，跟来的时候一样：几件衣服、一摞笔记、他爹给的鞋底，还有金铃纳的那双鞋垫。
营房里的同学都站着，没人说话。胡宗南帮他提箱子，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宣大哥……”
“别送了。回去上课。”
他提着箱子走出营房，穿过操场，往校门走。走到一半，他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回头看了一眼，队伍跟出来了。一个、两个、十几个，后来是几十个，再后来，营房里能出来的都出来了。没人喊口号，没人说话，就那么跟着他往校门走。
宣侠父没有回头。
校门口，卫兵看了他的手令，让开了路。他走出去，站在江边等渡船。身后操场上的人还没散，远远地站着，像一排没有声音的影子。
渡船来了。他把箱子提上船，在船头坐下来。船离岸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黄埔的校门。亲爱精诚的碑还在那儿，灰白色的，在午后的太阳底下。
他想起了入学那天，胡宗南问他这四个字什么意思。他说，亲，就是对同学要亲；精，就是对主义要精；诚，就是别骗自己。
现在他把自己该诚的那份，诚完了。
到了广州的码头，宣侠父找了家客栈住下，打算第二天买船票走。
结果第二天一早，胡宗南带着十几个同学找来了。
“请假出来的。”胡宗南说，“蒋校长开除你，没说不让我们送你。”
宣侠父没说什么。一行人往码头走，到了茶摊坐下，胡宗南摸出一个小本子递给他：“宣大哥，这个给你。黄埔第一期同学通讯录。刚印出来的，你带着，以后好联系我们。”
宣侠父翻开，找到自己那一页，上面印着：宣侠父，二十五岁，浙江诸暨。他把通讯录收进了箱子。
茶喝了一半，码头上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宣侠父抬头一看，愣住了。
来的人不止十几个。几十个，上百个，穿着军装的、便衣的，三三两两从长洲岛方向走过来，站满了半个码头。没人喊口号，没人举旗子，就那么站着。带队的区队长没拦，有几个区队长自己也站在队伍里。
宣侠父站起来：“你们到底叫了多少人？”
胡宗南说：“我没叫。我就是跟隔壁队的人说了一声。”
码头上的气氛变了。老百姓往旁边让了让，茶摊老板端着茶壶，不敢出声。
宣侠父看着这些人，大声说：“同学们，都回去吧。别耽误了下午的操练。”
没人动。队伍里有人喊：“宣大哥，你没错！”又有人喊：“是我们想来送！”
宣侠父低下头，站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好。既然来了，我宣侠父记下了。”
船靠岸了，跳板搭好。
宣侠父提着箱子上船，站在船舷边。码头上的队伍没有散。船慢慢离岸，那些人还站在原地。有人抬起了手，挥了挥，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宣侠父站在船舷边，看着码头越来越远，人越来越小。他从箱子里把那本通讯录拿出来，翻到自己那一页，摸出笔，在名字旁边画了个圈。
第三章 过站
一、上海：客栈里的报纸
一九二四年秋，上海。
宣侠父在法租界边缘找了家小客栈，一晚两毛钱，房间在二楼，窗户对着弄堂，常年见不到太阳。
从广州到上海的船上，他吐了两回。不是因为风浪大，是心里憋屈。他坐在船舷边想，自己这算怎么回事？去黄埔是风风光光带着十几个人去的，回来的时候，成了个被校长开除的落魄教员。
安顿下来后，他买了一摞近期的报纸。坐在小客栈的桌前，就着一盏昏黄的电灯看。黄埔军校的消息偶尔见诸报端，多是“蒋校长训话”或者“某国代表参观”。他看得很仔细，连边角里的启事都不放过。
看完报纸，他把那本胡宗南送的《第一期同学通讯录》拿出来。翻开，第一页是校训，第二页是总理遗嘱，再往后，是各队同学的名字。他找到第二大队的名单，胡宗南、樊崧华、陈德法、石祖德……名字都在，按笔画排得整整齐齐。
他合上通讯录。昨天他已经在自己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圈，现在看着那个圈，觉得有点好笑。画圈有什么用？无非是告诉自己，这一段路走完了。
第二天，他换了件干净的长衫，去《民国日报》馆找邵力子。邵力子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负责人，也是老共产党人，宣侠父在广州时就听过他的名字。他去找邵力子，不是组织上的安排，是他自己琢磨着，一个被黄埔开除的浙江青年，总得找个说得上话的人问问路。
邵力子在办公室见了他。听完他在黄埔的经过，邵力子没急着表态，而是给他倒了杯茶：“你知不知道，蒋校长给廖仲恺先生写了封信，信里说，黄埔一期几百个学生，就出了你这么一个‘刺头’。”
“他抬举我了。”
“不是抬举。”邵力子看着他，“是记住了。你让他在全校面前丢了面子，他不会忘。”
“那我也不能低头。”
邵力子叹了口气：“你这脾气，到哪儿都吃亏。不过，现在这局面，正需要你这种不怕吃亏的人。”他顿了顿，“你回杭州去找宣中华。浙江那边的组织工作刚铺开，他正缺人手。至于以后怎么走，他会跟你商量。”
“多谢邵先生指点。”
“别谢我。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邵力子送他到门口，“记住，到了杭州，先别急着找工作，把情况摸清楚再说。”
二、杭州：皮市巷的夜面
回到杭州，宣侠父在皮市巷三号找到了宣中华。
宣中华正在院子里洗头，满手肥皂沫，看见他进来，乐了：“哟，黄埔的‘怪侠’回来了？”
“你别拿我打趣。”
宣中华冲了冲头发，拿毛巾擦着，把他让进屋。天已经黑了，屋里点着煤油灯，桌上放着半碟花生米和两个凉了的烧饼。
“没吃饭吧？”宣中华把烧饼推过来，“将就吃。”
宣侠父抓起烧饼咬了一口，两人隔着一张方桌坐下来。
“邵力子先生让我来找你。”宣侠父嚼着烧饼说。
宣中华点了点头：“邵先生前些天来信提过你的事。你先在杭州待一阵子，浙江这边的事刚铺开，水产学校那边你熟，学运那一摊你先搭把手。”他停了停，又说，“不过，组织上还有个更长远的打算。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在扩充，李大钊同志在那边负责军运，急需政工干部。等时机成熟了，组织上打算让你去北方。具体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得等通知。”
“行。我听安排。”
“不着急。”宣中华给他倒了杯水，“先把手头的事干好。”
三、诸暨：老宅里的斧头声
在杭州待了一阵子，宣侠父回了一趟诸暨长澜村，正是深秋。
村口的银杏树黄了，落了一地。宣侠父走到自家院门外，听见里面传来劈柴的声音。
他爹宣铁珊在院子里，卷着袖子，抡着斧头劈一根老树根。他年纪大了，斧头抡得不如当年利索，劈两下就要喘一口气。
“爹。”
宣铁珊停下手，直起腰，看了他一眼：“回来了？”
“回来了。”
宣铁珊把斧头顿在木墩上，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这回在家待几天？”
“过几天就走。组织上可能要派我去北方。”
“北方？”
“还没定。得等通知。”
宣铁珊沉默了一会儿，弯腰把劈好的柴火拢到墙角：“你从日本回来，教了几天书，去了黄埔，黄埔没待几天，又要往北走。你到底在干什么？”
“爹，鱼塘的事，我上回跟你说了。”
“说了。你说要把上面那些东西搬开。”宣铁珊把斧头捡起来，“搬得开吗？”
“搬不开也得搬。总得有人先动手。”
宣铁珊看了儿子半天，没再说什么。他把斧头搁下，进屋洗了手，出来的时候拿着个小布包：“你娘给你纳的鞋底。北方冷，多带两双。”
宣侠父接过来。他爹又从口袋里摸出几块大洋，塞给他：“路上用。别苦着自己。”
宣侠父握着那几块带着体温的银元，喉咙发紧，点了点头。
四、北京：胡同里的李大钊
一九二五年春，北京。
宣侠父接到组织通知，动身北上。在胡同里，他见到了李大钊。
李大钊穿着件旧棉袍，戴着圆框眼镜，胡子很浓。他的书房不大，堆满了书和报纸，炉子烧得暖烘烘的。
他看了宣侠父带来的材料，又问了几个关于黄埔军校建制的问题，然后抬起头说：“你来得正好。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国民军扩充得很快。但冯玉祥这个人，有爱国心，也有旧军阀的习气。他的部队里，需要有人去做政治工作，去启发士兵的觉悟。”
“我具体做什么？”
“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去。公开身份是政工干部，任务是办图书室、开训练班，给官兵讲三民主义，也讲马克思主义。你的那套‘鱼塘’理论，在黄埔没讲完，到了西北军，可以接着讲。”
宣侠父笑了：“李大钊先生也听过我这套理论？”
“你在黄埔的事，广州方面的同志写信说了。说你宁折不弯，是个硬骨头。”李大钊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过，西北军不比黄埔，那是旧军队，江湖气重。到了那儿，骨头要硬，但脑子要活。”
五、京张线上：两个老青年的火车
从北京去张家口的火车，是慢车，走走停停。
同行的钱清泉是个老党员，比宣侠父大七八岁，做过工人运动，满脸风霜，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点子上。
车厢里人不多，两人靠在硬座上，看着窗外的华北平原。光秃秃的田野，灰扑扑的村庄，偶尔掠过几个穿破棉袄、赶着羊群的孩子。
“你在黄埔被开除，后悔不后悔？”钱清泉忽然问。
“当时不后悔，现在也不后悔。”
“为什么？”
“后悔没用。而且，我没错。”
钱清泉笑了笑：“你这个脾气，到了国民军，怕是要吃亏。”
“吃就吃。只要理在。”
“光有理不行。”钱清泉看着窗外，“西北军是冯玉祥的私家军，讲究的是江湖义气。你跟他讲组织法，他听不懂。你得换一种讲法。至于怎么讲，到了那儿，你自己琢磨。”
宣侠父没接话。他看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
火车拉响了汽笛，驶进了一片黄褐色的丘陵。
六、张家口：黄沙扑面
火车到张家口的时候是傍晚。
站台上风极大，卷着黄沙，打在人脸上生疼。宣侠父提着藤条箱走下火车，第一次看见了西北的天。
灰黄色的，很高，很远。
他把箱子换了只手提，跟着钱清泉往站外走。身后是北京的方向，前面是冯玉祥的国民军。
他想起那本通讯录上，自己名字旁边的那个圈。圈子画上了，在黄埔的这段路走完了。但在西北军的黄沙里，新的一段路，才刚刚开始。
（第三章完）
（第二卷 精钢宁折 完）
第三卷 西北黄沙——离开西北军（1925—1927）
卷首语：
“在黄埔，规矩是新的，我为了立规矩不肯低头。到了西北军，规矩是烂的，我得先学会在烂泥里扎下根，再谈别的。”
第一章 张家口：新村五号
一九二五年春末，张家口的风刮得像锉刀。
宣侠父和钱崝泉从北京坐了大半天的慢车，下车的时候，两人的头发里、领口里、甚至牙缝里全是细碎的黄沙。两人雇了头骡子驮着藤条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城西，停在了一片新盖的平房前。
土墙还没干透，黄泥里掺着麦秸，门框上的木茬子摸一把能扎破手。门口钉着块白木板，上面用黑漆写着：新村五号。
“这地方，比黄埔的禁闭室强不到哪去。”钱崝泉把骡子打发走，拍了拍身上的灰，忍不住骂了一句，“李大钊同志也不提前给个信，这哪是人住的。”
宣侠父推开木门，一股子霉味直冲脑门。屋里一铺土炕，一张白木桌子，两把摇摇晃晃的凳子。他把箱子搁在桌上，转身去看隔壁。隔壁是个套间，靠墙立着三个歪歪斜斜的旧木架，上面散落着一堆废纸：有前年的《顺天时报》，有几本撕了封面的《三国演义》，甚至还有半本《麻衣神相》。墙角堆着一堆发黑的干草，混杂着干涸的马粪和霉味。
领路的副官是个二十出头的保定小伙，姓孙，搓着手走过来，满脸歉意：“宣先生，钱先生，总司令发话了，让您二位在这儿办个图书室，给弟兄们长长见识。可这屋子……原本是堆马料的。这书也没来得及买。”
“书没买，架子先搭上了。”宣侠父走过去，伸手晃了晃木架，掉下来一层灰，“这架子腿都折了，拿什么撑？”
孙副官尴尬地笑：“弟兄们粗手粗脚的，平时也不看书。这屋子之前是马夫住的。”
钱崝泉在隔壁听见了，嗤笑一声：“侠父，看来咱俩这政工干部，得先从马夫和木匠干起了。”
“马夫就马夫。”宣侠父卷起袖子，“孙副官，找把扫帚来，再弄点石灰。今天先把这马粪味盖住。”
第二天清早，冯玉祥召见。
司令部设在城里一座前清的旧衙门里，青砖铺地，廊柱上的红漆已经斑驳。院子里两排卫兵，人手一把大刀，背上还插着红绸子，站得笔挺。宣侠父注意到，这些卫兵的绑腿打得很紧，脚上穿的却是草鞋。
冯玉祥站在正堂的台阶上，一身灰布粗衣，腰里扎着根宽皮带，脚蹬一双黑布鞋。他个子极高，肩膀宽厚，站在那儿像半截铁塔。
“你就是宣侠父？”冯玉祥没下台阶，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
“是。”
“黄埔被蒋中正开除的那个？”
“是。”
“听说你因为一个党小组长，连学籍都不要了？”冯玉祥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语气里带着几分玩味，“蒋校长都容不下你，你跑到我这儿来，想要什么？”
“讲道理。”宣侠父回答得干脆。
“什么道理？”
“三民主义的道理，革命军人的道理。”
冯玉祥冷笑了一声，声音很响：“我这部队，从大帅府到基层连队，从上到下都是泥腿子出身，粗人。我给他们讲救国救民，他们打瞌睡；我给他们发大洋，他们精神百倍。你讲道理，他们能听你的？”
宣侠父没有立刻反驳，而是指了指院子里那些背着大刀的卫兵，问：“总司令，您这些兵，一个月关多少饷？”
“六块大洋。”
“能吃饱吗？”
“勉强填饱肚子。”
“那他们给您卖命，是因为信三民主义，还是因为没饭吃？”宣侠父反问。
冯玉祥脸色微变，正要发火，宣侠父接着说了下去：“总司令，您的兵能吃苦，能打硬仗，这在北洋军里是出了名的。可打仗不能光靠不怕死。他们得知道为谁死，为什么死。不然，打完了仗，他们还是佃农，还是被地主欺负的穷棒子。想明白这个，他们才会真给您拼命。不然，哪天别人给八块大洋，他们就调转枪口了。”
院子里安静得可怕，连风吹过廊柱的声音都听得见。
冯玉祥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钟，突然仰天大笑起来。他大步走下台阶，重重地拍了拍宣侠父的肩膀，震得宣侠父肩膀发麻：“好一张利嘴！你比那些只会念稿子的党棍强多了！行，我给你一个机会。新村五号那个空屋子归你，你要买什么书，找孙副官批条子。但我有言在先——别给我惹麻烦。你要是煽动我的兵造反，我枪毙你。”
“总司令放心。”宣侠父不卑不亢，“我教他们认字，也教他们革命，不教他们造反。”
新村五号的图书室，成了宣侠父在西北军下的第一场毛毛雨。
他找后勤处批了二十块大洋。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能买几千斤白面。宣侠父亲自带着孙副官去了张家口最热闹的旧书摊。孙副官以为他要买什么大部头，结果宣侠父在书摊前蹲了一上午，挑的都是些旧书。《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买了几十本，但也买了一大批《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甚至还有几本带着插图的《三国志》小人书。
“宣先生，您买这些唱戏的闲书干啥？”孙副官不解。
宣侠父拍了拍那摞《水浒传》：“这帮拿枪的汉子大字不识几个，你直接塞给他《三民主义》，他只会拿去卷烟抽。得先用武松打虎把他们引进来，进来了，我再教他们认清字。”
书架修好了，书也编了号。宣侠父用那笔漂亮的兰亭体小楷，写了一块木牌挂在门口：新村五号图书室。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欢迎弟兄们来识字看报。
头三天，一个人都没来。士兵们路过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但就是不敢进来。大家都听说了，这屋里住了个南方来的“秀才”，连冯总司令都敢顶撞。
第四天下午，一个叫赵大柱的连长路过。
赵大柱是河南人，三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但走路时左腿有点瘸，是早年打仗落下的伤。他站在门口，看着里面的木架子，咽了口唾沫。
“赵连长，进来坐坐。”宣侠父正在桌前看书，抬起头招呼道。
赵大柱愣了一下，拖着腿走进来：“你认得我？”
“前天在操场上，你骂那个司务长克扣伙食，骂得挺响。我听见了。”
赵大柱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四下打量了一圈：“你这屋里，全是字啊。我不识字。看着头晕。”
“不识字没关系，我这儿有画本。”宣侠父把一本带插图的《水浒传》推过去，“你看这上面画的，武松打虎。”
赵大柱翻了两页，眼睛亮了：“这个好！这个我听过戏，武松，真汉子！景阳冈上喝十八碗酒，把老虎都打死了！”
“赵连长，你这腿是怎么伤的？”
一听这话，赵大柱的脸沉了下来，把书一合，骂骂咧咧：“民国六年，段祺瑞那帮王八蛋打仗，老子在前面冲锋，挨了一枪。结果呢？打完仗，抚恤金被上面扣了一大半，连长也没得升。老子的命，在他们眼里连个屁都不是。”
宣侠父给他倒了碗水，推过去：“那你现在还愿意给长官卖命？”
赵大柱叹了口气，闷声喝了一大口水：“不卖命能干啥？回家种地？地都没有了。这世道，当兵吃粮，活一天算一天。”
“赵连长，你想不想给家里写封信？”宣侠父忽然问。
赵大柱愣住了：“写信？我不识字啊。”
“我教你。先学写你的名字，再学写‘平安’两个字。学会了，你就能给家里报个平安。”
赵大柱粗糙的手指在桌面上搓了半天，眼圈忽然有点红：“我娘……我娘还在老家。三年没联系了。”
半个月后，图书室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一开始是赵大柱带着几个老乡来，后来别的连队的兵也听说了，说新村五号有个宣先生，不光教认字，还讲《水浒》，讲俄国老毛子怎么把地主打倒。到了晚上，屋里常常挤着七八个人，炕上坐不下，就蹲在地上。
宣侠父给他们讲三民主义。他不用那些文绉绉的词，把“民生”拆开了讲：“你们想想，你们村里，谁家最富？谁家最穷？最富的那家，是靠什么富的？最穷的那家，又是怎么穷的？”
底下的兵七嘴八舌地说，说来说去，都说到了地主和高利贷。
宣侠父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阶级。”然后擦掉，写了三个字：“为什么。”
“你们回去想，想明白了，再来告诉我。”
晚上，钱崝泉来找他，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
“侠父，你胆子不小。给这帮兵痞讲阶级，冯玉祥要是知道了，真能毙了你。”
“他不是那种人。”宣侠父倒了杯凉水，一口灌下去，“冯玉祥想当圣人，他不会因为几个兵认字就杀我。只要我不拉队伍，他就不会动我。”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他们提马克思？”
“等他们自己问。”宣侠父看着窗外的月光，“急不得。在黄埔，我太硬了，一折就断。这回我得学学这西北的柳树，看着软，根扎得深。”
第二章 兰州：特别支部
一九二五年十月，宣侠父随国民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西征，到了兰州。
从张家口到兰州，一路黄土，风沙把人的脸都吹皴了。越往西走，越荒凉。过了平凉之后，路上连棵像样的树都见不着，只有光秃秃的黄土坡和偶尔掠过的几只苍鹰。部队在戈壁滩上走，十天半月见不到一条河，喝的水都是从百里外拉来的，带着一股子苦咸味。
宣侠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政治处副处长，但他一到兰州，连军装都没换，就拉着钱崝泉去街上转悠。
兰州城不大，城墙是土夯的，街上跑着驴车和骆驼，空气里是尘土和羊膻味混在一起的味道。街角蹲着要饭的乞丐，大冷的天，身上裹着破麻袋。城门洞里，几个穿着破烂军装的兵痞在盘剥进城的农民，拿了一筐鸡蛋不给钱，还打人。
宣侠父站在街角看了一会儿，转头对钱崝泉说：“这地方，比张家口还烂。”
钱崝泉抽着旱烟，眉头紧锁：“烂才好。烂透了，才能重新长东西。咱们得赶紧把组织建起来，西北这么大，不能只有我们几个光杆。”
“我打听过了，兰州这边有个叫张一悟的，在武昌高师读过书，是咱们的人。但现在的兰州，风声紧得很。军阀盯得严，老百姓连‘革命’俩字都不敢说。”宣侠父说。
“走，去找他。”
两人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找到了张一悟的住处。
那是一间土平房，窗户用旧报纸糊着。推门进去，屋里黑咕隆咚的，一股子油墨味。张一悟正伏在桌上，拿铁笔在蜡纸上刻东西。听见动静，他猛地抬起头，顺手抓起桌上的一把裁纸刀。
“别紧张，是我。”钱崝泉赶紧开口，“李大钊先生让我们来找你。这位是宣侠父。”
张一悟放下刀，打量了宣侠父半天。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旧长衫，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睛很亮，透着一股子韧劲。
“宣侠父？黄埔那个‘怪侠’？听说你当着几百人的面，把蒋中正顶得下不来台？”
“陈年旧事，就别提了。”宣侠父找了个凳子坐下，“张先生，你这屋里，冷得像冰窖啊。”
“心热就行。”张一悟倒了杯白开水，递过去，“你们来得正好。甘肃这地方，穷得叮当响，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但我一个人，势单力薄。你们来了，咱们得把火点起来。”
宣侠父接过水碗，喝了一口，环顾四周。屋里陈设极其简陋，一张破床，一张桌子，墙角堆着几摞油印的传单，连个像样的取暖炉子都没有。
“张先生，你这油印机，是从哪儿弄来的？”
“自己攒钱买的二手货。”张一悟拍了拍桌上的油印机，“平时印点宣传材料，偷偷发到学校和工厂去。但也发不了多少，纸贵，油墨也贵。而且，警察查得严。”
宣侠父点了点头：“以后这机器，得藏好。咱们要干的事，比印传单大得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甘肃第一个党组织成立了。
地点就在张一悟那间土屋里。宣侠父、张一悟、钱崝泉，还有贾宗周、寿耀南、邱纪明等几个早期的同志，围坐在一张破方桌旁。桌上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人的影子映在墙上，巨大而摇曳。
没有党旗。没有宣誓的仪式。张一悟拿出一份手写的文件，字迹密密麻麻。他指着最下面的一行字说：“今天，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任委员。”
“核心是咱们三个。但周围，已经有了一批进步青年。”张一悟说。
宣侠父看着那盏跳动的煤油灯，想起了浙江海门，想起金辅华他们五个人，想起那间朝南的教员宿舍。他点了点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既然点着了，就不能让它灭了。”
张一悟从抽屉里摸出半瓶烧酒，倒了三小杯：“条件简陋，没有好酒。但这杯酒，敬甘肃的第一个党支部，也敬你们两位从张家口远道而来。”
三个人举起粗瓷杯，碰了一下。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热泪盈眶。一口酒下肚，火辣辣的。
甘肃特支成立后，宣侠父把目光瞄准了省立一中。
他带着钱崝泉，经常去一中演讲。他不穿国民军的军官服，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长衫。有一次，他在一中操场上给几百个师生讲俄国十月革命，底下的学生听得眼睛发光。
一个叫王陶的物理教员，江苏南通人，戴着圆框眼镜，每天都站在人群最外围听。
有一天散会，王陶拦住宣侠父，手里拿着一本《新青年》：“宣处长，你刚才讲的，劳工神圣。可中国现在的劳工，连饭都吃不饱，怎么神圣？”
宣侠父看着他：“正因为他们吃不饱，我们才要让他们站起来。王老师，你觉得呢？”
王陶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读过点书。我知道中国病了，病得很重。但我不知道药方在哪儿。”
“药方就在这儿。”宣侠父拍了拍他的手，“你来找我，我拿给你看。”
之后，王陶成了宣侠父在兰州的常客。宣侠父给他开了一份书单，从《共产党宣言》到《俄国革命史》，一本一本借给他看。两个人常常在煤油灯下聊到深夜，从物理讲到社会，从南通讲到兰州。
一九二六年初，王陶被介绍入党，成为甘肃特支在兰州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入党那天，王陶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宣侠父把纸折好，收进贴身的口袋，说：“王老师，从今天起，你不光要教学生物理了。”
王陶点了点头：“我明白。我还要教他们，怎么改造这个世道。”
随后，王陶在一中师生中发起成立了“醒社”，办了《醒社》周刊。宣侠父帮他改过几篇稿子。改完了，指着刊名说：“你这个名字起得好。醒，就是别睡。”
不久，王陶带着一个人来找宣侠父。
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挽在脑后，手上有常年劳作留下的茧。王陶介绍：“这位是秦仪贞，在城里开药房的。”
秦仪贞站在门口，不卑不亢，看着宣侠父：“宣先生，我听王老师说，你们是替穷人做事的。我男人死得早，我一个人撑着药房，见过太多穷人买不起药，死在药房门口。你们要真是替穷人做事的，算我一个。”
宣侠父看了王陶一眼，王陶点了点头。
一九二六年三月，秦仪贞被钱崝泉和王陶介绍入党，成为甘肃第一位女党员。她的药房成了兰州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来往的同志，都在她那里接头、养病、藏文件。
宣侠父后来跟张一悟说起秦仪贞：“这个女人，比很多男人都硬气。”
第三章 政训所：四十人与二十八人
一九二六年冬，兰州。
国民军联军驻甘总司令部政治处决定办一个政治人员训练所。所长由国民党左派延国符兼任，宣侠父和钱崝泉兼任教务主任。张一悟、寿耀南分别担任讲课和训练工作。
招生告示贴在省政府门口，来报名的人排起了长队。有穿着破旧军装的下级军官，有留着平头的青年学生，也有从陕北赶来的进步青年。钱崝泉甚至以国民军少将的身份，亲自跑了一趟榆林、绥德，从那儿带回来一批党员和骨干。
政训所设在兰州一所旧书院里。学堂的墙壁斑驳，桌椅也是七拼八凑来的。学员每人发一套蓝布制服，每天八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吃的是掺了沙子的小米饭。
开学第一天，宣侠父走上讲台。
讲台下，四十多个学员坐得满满当当。有抽着旱烟的老兵油子，有戴着眼镜的读书人，也有几个一看就是国民党右派安插进来的特务。
宣侠父没有拿讲义。他走到前排一个穿将校呢的军官面前，问：“赵营长，你老家是哪里的？”
“山东菏泽。”
“你家有几亩地？”
“三十亩。”
“三十亩地，够吃吗？”
“不够。家里五口人，还得租地主的地。”
宣侠父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剥削。然后他指着黑板问：“你们在座的，家里有几亩地？有多少是租别人的地种？交了租子，剩下的粮够吃到过年的，举手。”
底下稀稀拉拉举起了一两只手。大多数人都低着头，脸色阴沉。
宣侠父把粉笔一扔，说：“你们看，这就是咱们这支部队的底色。你们是国民军，是革命军。可你们自己的爹娘，还在老家被地主剥削。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可如果不打倒地主豪绅，你们自己的家就保不住。这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
底下有个学员抬起头：“宣主任，那你说，怎么才能打倒地主？”
宣侠父看着他：“问得好。第一步，得先把道理弄明白。第二步，得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一个人打不过地主，一个村的人呢？一个县的人呢？组织起来，就是力量。”
政训所的三个月，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交锋。
国民党的右派教官也在里面讲课。有一天，一个右派教官在课堂上拍着桌子骂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
宣侠父刚好走到门口，他站住了，没有进去吵架。下课之后，他把那个右派教官拉到院子里。
“李教官，你说我们共产共妻，这话从哪来的？”
“报纸上都这么写！”李教官梗着脖子。
“报纸上说国民军都是土匪，你信吗？”宣侠父冷冷地看着他，“咱们在兰州办政训所，是为了让官兵明白为什么打仗。你天天在这儿骂共产党，能把马麒的兵骂退吗？能帮冯总司令打天下吗？”
右派教官被堵得哑口无言。
宣侠父拍了拍他的肩膀：“李教官，革命不是骂出来的。你要真有本事，去前线给弟兄们讲怎么打胜仗。在背后捅刀子，算什么本事。”
政训所里，有个叫马德的年轻学员，是国民军里的一个连长。他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来政训所只是为了混个资历。但听了宣侠父的课后，他的态度慢慢变了。
有一天晚上，马德在宿舍里找到宣侠父，私下问：“宣主任，你说地主剥削农民。可我家也是地主，我爹也收租子。那我算不算剥削阶级？”
宣侠父看着他，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你家的地，是你爹自己种，还是雇人种？”
“雇人种。雇了十几个长工。”
“长工一年挣多少？吃的是什么？”
马德想了想，不说话了。
“你爹收的租子，修过路吗？办过学堂吗？给村里穷人借过粮吗？”
马德摇了摇头。
宣侠父看着他说：“你爹可能不是坏人。但他收的租子，确实是在剥削。你是个军人，你打仗是为了打倒军阀，为了救国。可如果你回家继续收租子，那你救的国，跟以前有什么区别？”
马德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宣主任，我懂了。”
结业那天，四十多名学员里，有二十八个人秘密填写了入党志愿书，被中共甘肃特支吸收为党员。
宣侠父和张一悟在灯下看着那二十八个人的名单。
“三分之二啊。”张一悟感慨地说。
宣侠父却叹了口气：“剩下那几个人，是冯玉祥的死忠。以后真打起来，那几个人，就是把枪口对准我们的人。”
“那你打算怎么办？”
宣侠父把名单折好，收进贴身的口袋：“能争取的争取，争取不了的，以后战场上见。”
第四章 甘南：扎喜才仁
一九二六年春，兰州城外还是黄沙满天。
这一天，宣侠父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一个穿着藏袍的汉子，腰间别着一把镶着珊瑚的藏刀，满脸风霜。他叫黄正清，是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的哥哥。
一见到宣侠父，黄正清深深鞠了一躬：“宣处长，救救拉卜楞的藏民吧！”
原来，军阀马麒的部队在甘南无恶不作，烧寺院、杀僧人、抢牛羊，拉卜楞寺的活佛被迫流亡。黄正清去北京告状，北洋政府不理；来兰州找甘肃督办，督办装聋作哑。
宣侠父听完，拳头砸在桌子上：“反了他们了！”
他立刻向党组织汇报，并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向督办申请去甘南调查。冯玉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惹出兵变，他懒得管这些藏民的事。
去甘南的路，全是崎岖的土路。
宣侠父不会骑马，第一天大腿内侧就磨出了血泡。晚上住驿站，他用针挑破血泡，抹上盐水，疼得直冒冷汗。第二天咬着牙继续走。
随行的除了黄正清，还有两个国民军的卫兵。卫兵私下劝他：“宣处长，为了几个藏民，受这罪干啥？”
宣侠父看了一眼沿途被烧毁的村庄，说：“你看那些房子，烧了以后，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都是中国人，凭什么不管？”
到了甘南，满目疮痍。被烧毁的寺院只剩下黑色的残垣断壁，路上到处是无人掩埋的牛羊骨头。在昌札赫寺，嘉木样活佛的父亲黄位中出来迎接。
黄位中是个精通汉语的藏族老者。他握着宣侠父的手，未语泪先流：“马麒说我们是蛮夷，可我们连自己的寺庙都保不住，算什么蛮夷？”
宣侠父在甘南待了五十多天，每天跟着黄位中走访各个部落。他见到了被马麒军队烧毁的经卷，见到了失去双亲的藏族孤儿，见到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牧民。
每到一处，他就拿出本子，详细记录。哪一年烧了哪座寺，死了多少人，抢了多少牛羊，他都一笔一笔写下来。
有一天晚上，宣侠父在帐篷里发烧，烧得浑身发抖。黄正清端来一碗草药，说：“宣处长，你这是水土不服。要不先回兰州歇两天？”
宣侠父摇了摇头：“五十多天都走下来了，不差这几天。你接着说，马麒在玛曲还干了什么？”
临走前的一天晚上，黄位中特意杀了一只羊，在篝火旁宴请宣侠父。
“宣处长，你为了我们藏民，吃了这么多苦。按我们的规矩，我们要给你起一个藏族名字。”黄位中端起一碗青稞酒，“你是我们的朋友，是带来吉祥的人。从今天起，你叫‘扎喜才仁’（吉祥长寿）。”
宣侠父接过酒碗，一饮而尽。火光映着他消瘦的脸庞：“我记住了。以后只要我宣侠父有一口气在，就绝不让马麒再欺负你们。”
第五章 泣诉书
回到兰州，宣侠父顾不上休息。
他关上房门，铺开几张上好的宣纸，提起毛笔。从黄昏写到深夜，从深夜写到黎明。兰州的寒风吹得窗户纸呼啦啦响。宣侠父的字越写越快，墨汁在纸上晕染开来，字里行间全是甘南藏民的哀嚎与血泪。
他写马麒军队的暴行，写拉卜楞寺被焚的经卷，写藏民十年告状无门的屈辱，写军阀统治下的甘南暗无天日。写到最后一段，他停了笔，想起在玛曲草原上那个失去双亲的藏族孤儿，想起黄位中握着他的手时眼里的泪水。
他提笔补了一段：“藏民何辜？活佛何辜？今日之甘南，非人间，乃地狱也。”
写完最后一笔，他把毛笔一掷，靠在椅背上，半天没动。
文章写完，他给张一悟看。张一悟读得眼眶发红：“侠父，你这支笔，比枪杆子还厉害。”
宣侠父揉着酸痛的手腕：“印成传单，寄往北平、上海、广州，寄给所有能寄的报馆。”
没过多久，《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报纸纷纷转载，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军阀马麒的暴行。
兰州城里，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恨得牙痒。
一天傍晚，宣侠父从政训所回住处，走到巷口，一个卖烟的老头悄悄拉了他一把：“宣处长，这几天有生面孔在你住处转悠，你小心点。”
宣侠父笑了笑：“谢了。我命硬，不怕。”
但他回去后，还是把那本通讯录和几份重要文件转移到了秦仪贞的药房里。
同时，宣侠父又去找冯玉祥，找于右任。他拿着那份泣诉书，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逼着冯玉祥出面干预。
冯玉祥起初不想管，说：“马麒是青海的地头蛇，动他容易惹麻烦。”
宣侠父毫不退让：“总司令，你天天讲三民主义，讲扶助弱小民族。现在藏民被欺负成这样，你连个态度都不表，以后谁还信你的三民主义？”
冯玉祥被将了一军，沉默了半天，最后说：“行了行了，我让刘郁芬去办。”
几个月后，在各方压力下，马麒的部队被迫撤出了拉卜楞寺。
消息传到兰州的那天，宣侠父正在政训所里批改学员的作业。黄正清派人给他送来了一条洁白的哈达，还有一封信，上面写着：“拉卜楞的僧俗百姓，要为您立长生牌位。”
宣侠父看完信，笑了笑，把哈达收进藤条箱，转头继续批改作业。
下课后，马德凑过来问：“宣主任，听说甘南的事解决了？”
“解决了。”
“那藏民给你立长生牌位，你不去看看？”
宣侠父合上作业本，拍了拍他的肩膀：“立不立牌位，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他们再被人欺负，知道该找谁、该怎么办。这就叫组织起来。”
第六章 闷罐车向南
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兰州的热风吹得让人烦躁，但政治空气却冷得像冰。
上海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来，接着是武汉的七一五。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冯玉祥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
宣侠父明显地感觉到，政训所的学员开始躲着他走。以往那些围着他问长问短的年轻军官，现在见到他，远远地就低着头绕开。
有人私下给他递话：“宣主任，冯总司令手下的几个军长，已经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说你是‘赤化’头子。”
宣侠父把话原封不动地转告钱崝泉。钱崝泉抽着旱烟，沉默了一会儿：“你打算怎么办？”
“等着。”
“等什么？”
“等他们动手。该来的躲不掉。”
七月十四日深夜，宣侠父刚睡下，新村五号的门被砸得砰砰响。
“开门！总司令有令！”
他披上衣服开了门，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门外，领头的军官递过来一张手令。宣侠父扫了一眼，上面写着“清党”二字。
“宣先生，得罪了。请吧。”
宣侠父从容地收拾好行李，把那本胡宗南送的《第一期同学通讯录》塞在最底层。他回头看了一眼桌上没批改完的作业本，顿了一下，还是转身走了出去。
院子里，钱崝泉、刘志丹、蒋庭松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已经被士兵包围。没有捆绑，没有打骂，只是被强行押上卡车，驶向火车站。
两节闷罐车停在铁轨上，车门打开，里面铺着干草。宣侠父第一个爬了上去。
火车哐当哐当开动，车内一片死寂。闷热、缺氧，有人在低声抽泣。
到了驻马店，车外递进来一份报纸，上面登着武汉分共的消息。车厢里彻底炸了，有人骂娘，有人捶打着铁皮车厢。
宣侠父靠在车厢壁上，大声说：“同志们，别垂头丧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高潮就有低谷。把嘴张开，跟我唱歌！”
“唱什么？”刘志丹抬起头。
“《国际歌》！”
宣侠父清了清嗓子，率先唱了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低沉而嘶哑的歌声在闷罐车里响起，渐渐汇聚成一股力量。大家互相搀扶着站起来，一起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到了武胜关，押车的排长拉开车门，念了一遍冯玉祥的驱逐令，带着士兵走了。两节闷罐车被抛弃在荒野的铁轨上。
宣侠父跳下车，四处找人交涉，最终把车厢挂上了一列南下的火车，一路颠簸到了武汉。在武汉，他们找到了党中央，大部分人被派去参加南昌起义，宣侠父则被派回浙江原籍。
离开武汉前，他翻开那本通讯录，在西北军的那一段，轻轻画了一道线。
钱崝泉看见了：“黄埔画了个圈，西北军画条线。下一段呢？”
宣侠父把通讯录合上，塞进箱子：“回家。”
（第三卷 西北黄沙 完）
第四卷 两个宣侠父——离开“文人”身份（1928—1934）
卷首语：
“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笔杆子里面也可以出人心。我这两个宣侠父，一个在旧军队里当参议，一个在亭子间里写小说。哪一个都是我，哪一个我都不打算放下。”
第一章 滴水道院（约 3600 字）
一九二八年八月，浙江诸暨长澜村，秋老虎的余威还在发疯。
宣侠父提着一只沉甸甸的藤条箱，走在知了叫得让人心烦的田埂上。箱子是用粗麻绳绑的，里面塞着几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裳，最底层压着一油纸包——是他在武汉从地下党手里接过来的几份机密文件，还有那本胡宗南送的黄埔《同学录》。
走到村口那口老井旁，他停下了脚步。他爹宣铁珊正弯着腰打水，听到脚步声，直起身来。老头子瘦了，竹布长衫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
“爹。”宣侠父喊了一声。
宣铁珊手里的井绳一滑，“扑通”一声，水桶砸回了井水里。他有些浑浊的眼睛盯着儿子看了好几秒，才闷声闷气地回了一句：“回来了？”
“回来了。”
“这回待多久？”宣铁珊重新去扯井绳。
“不好说。可能几个月，可能更长。”
“那就先把家里的柴劈了。”宣铁珊把重新打满的水桶提上来，扁担往肩上一搁，头也不回地往院子里走，“柴堆了半个月了，你娘天天念叨。你去黄埔一趟，又去大西北逛一圈，回来总得干点活。”
宣侠父苦笑着跟在后面，他知道，这是老头子表达关心的特有方式。
第二天，宣侠父去了金村。
诸暨的局势比他在武汉时预想的还要恶劣。“四一二”政变的血雨腥风刮到了这个浙东小县。县委被打散了，几个骨干死的死、逃的逃，还有些软骨头跑到了国民党县党部去自首。整个诸暨，只剩下金村这一带还有点火星。
金村被当地人暗地里叫“小莫斯科”，因为这里出过不少共产党。金焕善（现改名叫金一新）正在院子里晒稻谷。他胖了些，也黑了，正拿着木耙把谷子推平。
宣侠父站在院门口，敲了敲门框。
金一新抬起头，愣了一下，木耙“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几步跨过来，一拳捶在宣侠父的肩膀上，咬着牙骂了一句：“你他娘的还知道回来？！”
“回来了。先别骂，说正事。”宣侠父揉了揉肩膀，笑着说。
两人蹲在稻谷堆旁边，金一新从兜里摸出两根卷得歪歪扭扭的旱烟，点着了，猛吸了一口，才把诸暨的烂摊子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现在县里到处是侦缉队的狗腿子。原来的县委委员，有几个在姚公埠的大牢里关着，被打得只剩半口气。老百姓被吓破了胆，看见我们的人，躲得比兔子还快。”
“得开个会。把全县还能联系上的人都拢起来，重新搭台子。”宣侠父把旱烟掐灭在土里。
“在哪儿开？现在连找个安全的落脚点都难。去谁家开会，谁家第二天就得被抄。”
宣侠父盯着地上的谷粒，想了一会儿，吐出三个字：“滴水道院。”
“那破庙？”金一新瞪大了眼睛，“那地方偏得很，在山脚下，平时连个要饭的都不去，连口热水都没有。”
“越偏越安全。真出了事，往竹林里一钻就能跑。就定在那儿，九月十五，晚上。”
九月十五，天佑乡滴水道院。
这座建于前清的破道观已经彻底荒废了，泥塑的神像塌了一半，脑袋掉在地上，落满了鸟屎。晚上的风穿过破裂的窗棂，发出像鬼哭一样的“呜呜”声。宣侠父和金一新提前两个小时到了，清理了石洞里的杂草，把带来的马灯点上。
参会的有二十多个人，都是趁着夜色从各个村摸黑过来的。有穿着草鞋、裤腿卷到膝盖的农民，有戴着破眼镜的教书先生，还有几个从上海、杭州流亡回来的学生。大家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石洞里，有的坐在冰冷的青石板上，有的靠着墙，谁也不敢大声喘气。
宣侠父站在马灯旁，昏黄的灯光打在他清瘦的脸上。
“同志们，”他压低声音，但语气很稳，“这几个月，很多人都问我，我们是不是要完了？蒋介石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冯玉祥把我们像赶牲口一样塞进闷罐车。我一路从武汉走回来，看到的全是尸首和逃难的人。”
底下死一般寂静，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但是，我在武汉看到了另一面。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说明什么？说明反动派可以砍下我们的头，但砍不断我们的腿！我们还在走，还在打！”
“侠父，这些大道理我们都懂。”一个叫陈作人的教书先生叹了口气，他的声音在发抖，“可是诸暨怎么办？就凭我们这二十几号人，连几条破枪都没有，怎么干？县里保安团的兵，一人一杆汉阳造，咱们拿什么去拼？”
“拿锄头拼，拿扁担拼！”宣侠父看着陈作人，“我们现在不去打县城，我们打不赢。我们要干的是让老百姓吃饱饭！能让老百姓吃饱饭的人，老百姓才会拿命去护着他。怎么让他们吃饱饭？减租！抗租！”
“老百姓敢抗租吗？”底下的声音有些迟疑。
“他们饿得连树皮都快啃光了，还有什么不敢的？只要我们挑头，他们就敢跟着。今天，我们就把话说定，新县委成立。作人，你来当书记。你熟悉情况，又稳重。”宣侠父说。
“那你呢？”陈作人问。
“我当军事部长。你们都知道，我的名字在国民党那里挂了号。我不可能长期待在这里。我留在诸暨，是为了帮你们把第一把火烧起来。等火点着了，我就走。但我走之前，必须把减租这件事办成，给你们留个底子。”
散会的时候，后半夜的露水已经下来了。宣侠父站在道观外，看着山下的夜色，他知道，他要带着这二十几个人，在铁板上凿出一个洞来。
第二章 二五减租（约 3400 字）
一九二八年底，诸暨县政府的布告贴到了每一个乡。
“废除二五减租，一律按原租契交收。”
这布告像一记重锤，砸在穷苦农民的脊梁骨上。原来承诺的租子降四分之一，还能勉强吊着命，现在一废除，地主和高利贷又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
宣侠父在金村走访了三天，他看到农民们蹲在墙根晒太阳，眼里一点光都没有。
金大伯是金村的老佃户，六十多岁了，脊背弯得像一张弓。宣侠父走到他院子里的时候，金大伯正坐在门槛上抽旱烟，旁边是他那个饿得面黄肌瘦的孙子。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了，锅里煮的是掺着野菜的稀粥。
“大伯，减租取消了，你打算怎么办？”宣侠父蹲在门槛边，递过去一根火柴。
金大伯接过火柴，没点烟，苦笑了一声：“能怎么办？把地里的粮全交上去呗。不交租，地主明天就带着护院来牵牛，把锅都给你砸了。”
“要是大家都不交呢？”
金大伯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你这话说得轻巧。不交租，县政府保安团下来，那是要抓人坐牢的。谁带头？你带头，你明天就得被抓走。”
“我带头。”宣侠父盯着他的眼睛，“大伯，你算过账没有？一亩地打三石粮，地主拿两石，你再交点苛捐杂税，剩下一星半点。你还吃不吃饭？”
“吃个屁！”金大伯重重地磕了磕烟袋，“这年头，能活着就不错了。”
“可是大家都不交，保安团能抓谁？他能把全村都抓进去吗？”
那天晚上，祠堂里点起了几盏松明子，浓烟熏得人睁不开眼。四五十个汉子挤在里面，汗味、烟味混在一起。
宣侠父站在祖宗牌位前，手里拿着一根粉笔，在一块用黑漆刷过的木板上画数字。他画的是一亩地的账：收成、租子、种子、农具损耗，最后剩下的数字，是一个大大的“零”。
“你们都看懂了吗？”宣侠父指着那个“零”，“辛辛苦苦干一年，落个饿死！现在县政府把减租取消了，就是要断了你们的活路。咱们只有一条路，抗租！不是不交，按二五减租的规定交，多一粒也没有！”
底下的汉子们眼睛红了，但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恐惧。
“侠父，你说得对，但我们心里没底啊。地主家有枪，县里有人。”一个年轻后生说。
“人多就是底！”宣侠父一拳砸在木板上，“明天一早，大家扛着扁担，跟我去县城！我们不打人，不砸铺子，我们就去县政府门口坐着！他们不答应恢复减租，我们就饿死在那儿！看看全县的人怎么看，看看这天下还有没有王法！”
第二天，浩浩荡荡的队伍进了诸暨县城。几百个农民，扛着扁担、锄头，队伍前面扯着几块粗糙的土布，上面写着“金村农民”“天佑乡农民”。宣侠父走在最前面，穿着一件灰布长衫。
县政府的大门紧闭，门前站着十几个端着刺刀的保安团员，如临大敌。
宣侠父走到紧闭的大门前，站在石狮子旁边，扯着嗓子喊道：“里面的县长听着！我们是来请愿的！你们取消了二五减租，等于要农民的命！今天你们必须给个答复，不答应，这几百号人就在这儿不走了！”
底下的农民跟着喊：“不答应，不走！”
声音像海啸一样，惊动了半个县城。
第一天，大门紧闭。第二天，大门依然紧闭。到了第三天下午，天上下起了毛毛雨，冷风飕飕的。底下的农民又冷又饿，怨气开始涌动。
金一新带着几个后生，挑着几担稀粥从人群中挤过来：“大哥，吃点东西。”
宣侠父接过一碗稀粥，大口喝了下去，然后站在雨中，大声对人群说：“乡亲们，再坚持一下！他们比我们更怕！他们敢拖，我们就敢饿死在这儿，看他们怎么向上面交代！”
下午三点多，大门终于“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缝。秘书长打着伞走出来，满脸赔笑。
“什么时候答复？”宣侠父逼问。
“三天之内……”秘书长擦着汗。
“不行！现在就写！盖上县政府的大印！”
在几百双愤怒的眼睛注视下，秘书长被迫让人端出笔墨，当场写下了一份恢复二五减租的承诺书，盖上大印。
当宣侠父举着那张盖着红印的纸，向人群挥舞时，人群爆发出了一阵狂热的欢呼声。那声音里，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压抑太久的宣泄。
回到家，老头子宣铁珊破天荒地给他倒了一碗黄酒。
“喝。”宣铁珊说。
宣侠父接过碗，一饮而尽。
“你爷爷当年闹太平军，也这么干过。”宣铁珊叹了口气，“后来被抓了，坐了半年牢，差点死在里头。”
“那你觉得我该不该干？”宣侠父看着他爹。
宣铁珊看了他一眼，半晌才吐出一句：“该干。咱老宣家，没有当缩头乌龟的种。只是……你要小心。你闹出这么大动静，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第三章 新婚与逃亡（约 3500 字）
一九二九年春节前夕，长澜村。
宣侠父和金铃的婚礼寒酸到了极点。没有花轿，没有唢呐，没有大红的喜字。金铃提着一个蓝布包袱，从金村走到长澜，进了宣家的门，这婚就算结了。
金铃的娘病得很重，已经起不来床了。她把宣侠父叫到昏暗的床前，瘦骨嶙峋的手死死抓着宣侠父的手腕，指甲都掐进了肉里：“琳琳给你做老婆，你要好好待她。她苦命，没爹……”
“娘，你放心。”宣侠父眼眶有些红，“有我一口干的，绝不让她喝稀的。”
金铃站在旁边，低着头，一言不发。她不是那种会哭哭啼啼的女人。结了婚的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起来烧火做饭，然后找出宣侠父那件磨破了袖口的灰布长衫，坐在窗户边，就着外面的日光，一针一线地补了起来。
“还能穿。”金铃把补好的长衫递给他，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来。
宣侠父接过来，摸了摸袖口，开玩笑说：“你的手艺，比我娘还好。”
“别贫嘴。你那堆书，我都给你码进箱子里了。还有那个破通讯录，塞在最底下了。你要走的时候，提了就能走。”金铃低着头，一边咬断线头一边说。
宣侠父心里一沉，他看着妻子：“你知道了？”
“我又不是瞎子。金村那边天天有人半夜跑来找你，还能有什么好事？”金铃抬起头，眼睛盯着他，“我不拦你。但你走的时候，别回头看。我不喜欢看你抹眼泪的样子。”
好日子只过了一天。
新婚第二天半夜，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砸门声。
“侠父大哥！快开门！”是金树望的声音，嗓子都劈了。
宣侠父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防身的勃朗宁手枪。金铃也醒了，她没有尖叫，只是迅速披上衣服。
“姚公埠的派出所接到告密了，带着十几条枪，已经出镇子了，往长澜来了！快跑！”
宣侠父从床底下拉出那个藤条箱，把桌上的几份文件塞进去，盖好箱子。
“我走了。”他站在门边，看着金铃。
“嗯。”金铃靠在床头上，死死咬着嘴唇。
“家里……”
“我知道！你快走！别管家里！”金铃突然吼了一声，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宣侠父猛地拉开门，冲进了夜色里。
没有大路，全是山路。夜色像墨一样浓，金树望在前面带路，宣侠父提着箱子紧随其后。翻过坑坞山的时候，陡峭的碎石坡让宣侠父摔了好几跤，膝盖磕破了，鲜血直流。
爬上山脊，宣侠父停下脚步，大口喘着粗气，回头望了一眼。
长澜村在脚下，黑沉沉的，没有一丝灯光。夜风吹过树林，发出沙沙的声音。
“走吧，大哥。他们可能已经到村口了。”金树望催促道。
宣侠父转过身，一瘸一拐地向更深的山里走去。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自己就舍不得走了。
宣侠父没有走远。他在离长澜几十里外的柴家村潜伏了下来。
柴家村是个偏僻的小山村，住着一个叫柴阿宝的贫苦农民。柴阿宝是个孤儿，早年家里的几亩薄田被同族的恶霸霸占了，只能靠给人扛长工度日，三十多岁了还打光棍。宣侠父早年在这个村里搞农运，认识了他。
宣侠父藏在柴阿宝那间漏风漏雨的茅草棚里，白天绝不出门，晚上就点着一盏豆油灯，跟柴阿宝聊天。
柴阿宝没文化，但记性好。他把恶霸怎么霸占他家田地、怎么打瞎他哥哥眼睛、怎么逼死他娘的事情，一件一件，血泪斑斑地讲给宣侠父听。
宣侠父拿出纸笔，把柴阿宝的口述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
“宣先生，你记这些干啥？还能去县里告他们不成？”柴阿宝吸着鼻涕问。
“官府是跟他们穿一条裤子的。告不倒他们。”宣侠父把写满字的纸折好，放进怀里，“但我能把这些写进书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世道有多黑。”
那段东躲西藏的日子，宣侠父白天蛰伏，晚上写作，硬是在这间破茅草房里，写下了许多带血的文字。
第四章 混战（约 3600 字）
一九二九年春，山东济宁。
宣侠父一路辗转，拿着组织的介绍信，来到了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
梁冠英是个标准的旧军人，行伍出身，性格豪爽，讲义气。他见到宣侠父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侠父？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蒋委员长可正到处通缉你呢！”
“总指挥，你这儿缺个总参议，我来讨口饭吃。”宣侠父笑着说。
梁冠英知道他是共产党，但他也是西北军的老兄弟，重情义。他大手一挥：“留下！老子这里别的没有，饭管饱！”
宣侠父不仅留下来，还很快把这里变成了共产党的兵运基地。他在军中重建了地下党组织，团结了一批中下级军官。
白天的宣侠父，是二十五路军的少将参议。他穿着笔挺的将官军服，皮鞋擦得锃亮，戴着白手套，跟那些军阀政客们周旋。他出入茶楼酒肆，跟三教九流打交道，探听情报。
到了晚上，他脱下军装，换上长衫，坐在灯下，变回了那个握笔的文人。
在济宁，他创办了一份叫《混战》的刊物。他在发刊词里痛骂军阀混战，用“侠夫”的笔名，把吴稚晖、李济深这些人挨个骂了个遍。他的杂文像匕首，直插那些政客的咽喉。
但他最倾注心血的，还是那部长篇小说《灰梦》。
一九二九年大雪纷飞的汉口。宣侠父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的飞雪。他的弟弟宣翼父和金树东在旁边帮他研墨、誊稿。
他在纸上写下《灰梦》（后改名《西北远征记》）的自序：“这不仅仅是我独有的梦境，有许多时代的游魂，都曾做过这个梦。到如今，梦中的一草一木，也变成感慨的材料了。”
金树东一边抄，一边打着哈欠：“大哥，你天天这么写，鸡都叫了你还不睡，图什么啊？”
宣侠父揉了揉熬红的眼睛：“有些事，如果不写下来，以后的人就不知道这西北的黄沙里，埋了多少白骨。”
他在《入伍前后》里，直接用了柴阿宝的原型。他写那个贫农的儿子在旧军队里受尽折磨，最后终于觉醒的过程。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泪。
梁冠英对宣侠父的做派感到不解。有一天，他问宣侠父：“侠父，你堂堂一个少将参议，放着高官厚禄不去享，天天熬夜写字，还净骂国民党，你到底图啥？”
宣侠父笑了笑：“总指挥，你觉得现在的中国，最大的祸害是什么？”
“军阀混战呗。你打我，我打你。”
“对。我今天写文章骂混战，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明白，这仗是怎么打起来的。只有老百姓懂了，这仗才打不下去。”
“那你觉得，你们共产党能把天下打下来？”梁冠英盯着他。
宣侠父迎着他的目光：“能。因为老百姓最后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
第五章 湖风书局（约 3500 字）
一九三一年初，上海。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出版阵地被查封，作家们到处躲避追捕，文章没地方发表，书没地方出版。
宣侠父找到了左联的负责人阳翰笙。
两人约在法租界的一家小咖啡馆里。阳翰笙面容憔悴，愁眉不展：“侠父，反动派掐住了我们的脖子，连印传单的纸都买不到了。”
“办法我来想。”宣侠父搅动着咖啡，“我手里有点资源。我去弄钱，弄个书店，我们自己出书！”
宣侠父转头就去找了梁冠英。他没有绕弯子，直接开口要钱：“总指挥，我要在上海办个书店，你出点血。”
梁冠英瞪大了眼睛：“你办书店？你一个拿枪的军人，办什么书店？”
“文人的仗，也得打。”宣侠父说。
梁冠英虽然觉得荒唐，但还是批了三万大洋。
有了这笔钱，宣侠父在上海七浦路找了一个门面，挂上了“湖风书局”的牌子。书局的门面不大，楼下卖书，楼上就是秘密的印刷厂。
他亲自物色了经理，又请丁玲主编《北斗》杂志。
在湖风书局，宣侠父成了“双面人”。
阳翰笙代表左联党团，秘密通知宣侠父：“侠父，你身份特殊，不能公开露脸。左联决定，吸收你为秘密盟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你的身份。”
“秘密就秘密。”宣侠父欣然接受。
表面上，他是国民党二十五路军的高级军官，穿着西装，出入上流社会；实际上，他是湖风书局的后台老板，左联的保护伞。
丁玲后来回忆，有一次她带着稿件去湖风书局，刚走到楼下，就发现气氛不对——楼下大厅里坐着几个戴墨镜、穿黑西装的便衣特务。
煮饭的工人看到她，拼命使眼色。丁玲心里一惊，装作是来买书的人，随便翻了几页，立刻转身离开。
事后，宣侠父得知情况，立刻动用自己的关系，打探到了巡捕房的消息。他找到阳翰笙：“最近风声紧，你们马上转移。书局的损失我来顶。”
阳翰笙看着宣侠父，感慨万分：“侠父，你这哪里是在开书店，你是在提着脑袋打阵地战啊。”
宣侠父笑了笑：“你们的笔，就是我的枪。笔不断，枪就不停。”
第六章 离开二十五路军（约 3200 字）
一九三二年夏，山东，二十五路军指挥部。
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打得帐篷“啪啪”作响。
宣侠父和梁冠英对坐，中间是一张铺着军事地图的桌子。
“蒋介石给我下命令了，让我带二十五路军去皖西，打鄂豫皖的红军。”梁冠英抽着雪茄，烟雾缭绕。
帐篷里一片死寂。
宣侠父猛地站起来，双手撑着桌面：“你不能去。那是自己的同志！”
“我不去，蒋介石就会撤了我，派嫡系部队来。到时候，你们死得更惨。”梁冠英叹了口气。
“你去，我们也是一死！”宣侠父眼睛红了，“冠英，你从西北军一路走过来，你看到这个国家烂成什么样了！我们打军阀，是为了救国。现在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反而要我们去打红军。你下得了手吗？”
梁冠英别过头去：“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宣侠父死死盯着他看了很久，知道留不住了。他缓缓直起身，叹了口气：“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多保重。我走了。”
梁冠英没有拦他，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特别通行证和一叠大洋，放在桌上：“拿着，路上用。以后……战场上见。”
宣侠父收起通行证和大洋，转身走进了大雨里。
离开二十五路军后，宣侠父去了张家口。
一九三三年五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宣侠父担任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第五师师长。
他带着这支部队，在收复康保、宝昌、多伦的战斗中，真刀真枪地跟日本人干了起来。他脱下西装，穿上军装，骑在马上，指挥着部队冲锋。
但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人的夹击下，同盟军最终还是失败了。宣侠父带着满身的硝烟，退到了天津。
第七章 吉鸿昌（约 3300 字）
一九三四年春，天津法租界，一间隐蔽的阁楼。
吉鸿昌坐在椅子上，显得极为憔悴。同盟军失败后，他成了国民党的通缉犯，东躲西藏。
“侠父，我完了。抗日抗日，抗到最后连立锥之地都没了。”吉鸿昌苦笑着。
宣侠父递给他一杯酒：“你是军人，我是文人。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总是输？”
“因为蒋介石不抵抗！”
“那蒋介石为什么敢不抵抗？”宣侠父反问道，“因为他背后有地主豪绅，有帝国主义。而我们，只有几个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人。我们缺什么？缺一个真正能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党。”
吉鸿昌盯着宣侠父：“你是说，共产党？”
“我就是共产党。”宣侠父坐直了身体。
吉鸿昌猛地站起来，盯着他看了半天，然后一把握住宣侠父的手：“那我跟着你干！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
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
在一间极其秘密的屋子里，宣侠父作为介绍人，主持了吉鸿昌的入党仪式。
没有鲜红的党旗，只有墙上贴着的一张不大的列宁像。吉鸿昌举起右手，跟着宣侠父一句一句念着誓词。念到“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时，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眼眶湿润了。
不久，他们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任主任委员，宣侠父任委员，创办了《民族战旗》。
特务们到处搜捕他们。
宣侠父白天周旋于各界名流之间，晚上回到亭子间写文章，经常一晚上要换两三个住处。
一九三四年夏，宣侠父接到调令，前往上海中央执行局特科工作。化名杨永清，公开身份是《申报》的记者。
离开天津前，吉鸿昌把他送到码头。
“侠父，你这个人，在哪儿都闲不住。”吉鸿昌笑着说。
“闲不住好，说明脑袋还没生锈。”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宣侠父握住他的手：“等抗日成功的那一天。到时候，咱俩再一起喝酒。”
汽笛拉响，船渐渐离开码头。宣侠父看着岸上的吉鸿昌越来越小，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他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诀。
（第四卷 两个宣侠父 完）
第五卷 搭台者——离开上海/香港（1935—1936）
卷首语：
“黄埔时我只会拆台——拆蒋介石的台。到了香港我才明白，光会拆不行，你还得会搭。搭一个台子，让那些想抗日又不敢单独扛旗的人，都能上来站一站。”
第一章 香港：宣古渔
一九三五年夏，香港中环码头。
“太古号”客轮拉响了沉闷的汽笛，缓缓靠向满是油污和木箱的趸船。
宣侠父提着一只半旧的牛皮箱，夹在下船的旅客中。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月白色府绸长衫，脚上是黑布鞋，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墨镜，左手腕上还戴着一块成色不错的金表。这副打扮，活脱脱是个在南洋发了点小财、回香港办货的华侨商人。
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船时，他刚甩掉两个戴礼帽的特务。在船上这四天，他几乎没出过客舱。皮箱的夹层里，藏着潘汉年给他的接头信物：一张对折的《申报》，上面用米汤写了几个只有自己人用碘酒熏烤才能显影的字。
出了码头，热风扑面。香港的街道窄而陡，双层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响着。宣侠父叫了一辆黄包车，报了一个门牌号。
车夫拉着他在拥挤的街道上左拐右拐。宣侠父靠在椅背上，目光在骑楼和人群中扫过。多年的白区地下工作，让他养成了习惯：无论到哪儿，第一眼先看有没有“尾巴”。
黄包车拐进一条不太起眼的窄巷，停在一栋三层旧楼前。楼下的杂货铺门口，一个戴圆框眼镜、穿短打的中年人正翘着腿看报纸。宣侠父提着箱子走过去，随口问了一句：“掌柜的，有潮州柑么？”
中年人连头都没抬：“这个季节，哪来的潮州柑？只有暹罗的。”
“暹罗的太甜。”宣侠父看着他的后脑勺，“我要酸的。”
中年人把报纸一合，站起身，打量了他一眼，歪了歪头：“楼上请。楼梯窄，脚下当心。”
二楼是一间不大的屋子，窗户拉着黑布窗帘。中年人关上门，伸出手：“宣侠父同志？我是梅龚彬。”
宣侠父摘下墨镜，握了握他的手。梅龚彬在中共情报界被称为“隐杰”，公开身份是暨南大学教授，实际上一直在两广和香港做上层统战。
“路上还顺利？”梅龚彬倒了两杯凉茶。
“甩了两条尾巴。”宣侠父一口灌下去，“上海那边现在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再不走，脑袋就真得留在十六铺了。”
梅龚彬在他对面坐下，压低了声音：“你来得正好。香港这边的局面，一团乱麻。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全退到了香港。手底下没兵了，地盘也没了。但这四个人，四副心肠。”
“怎么个四副心肠？”
“李济深，资历最老，真心想抗日，也真心想反蒋，但他手里没底牌。陈铭枢，嘴上最激进，但跟李济深有旧怨，面和心不和。蒋光鼐和蔡廷锴，十九路军的老底子，最能打，也最谨慎。福建事变把家底打光了，怕再来一次。”梅龚彬顿了顿，“还有陈希周，陈铭枢的侄子，也是我们的人。在陈铭枢身边说得上话，但陈铭枢疑心重，用他，也防他。”
宣侠父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他在心里盘算的，不止同盟这一条线。组织上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同盟的台子要搭，地下的组织线也不能断。两套线，一套在明，一套在暗，都得攥在手里。
“老梅，这帮人为什么总聚不到一块儿？”
“各怀鬼胎。都想抗日，都想反蒋，但谁都不想第一个出头。”
“福建事变就是这么败的。”宣侠父说，“这次不能再走老路。得有一个组织，一个名字。名字要响亮，门槛要低。抗日、反蒋，只要认这两条，谁都可以进来。把黄埔革命同学会那点旧摊子扔掉，重新建一个‘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梅龚彬反复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这名字够大。但同盟里的人，能听你的？”
“我不需要他们听我的，我只需要他们坐在一起。像合唱团，有人唱高音，有人唱低音，但只要站在同一个台子上，唱的就是同一首歌。蒋介石要打，就得掂量掂量。”
第二天下午，香港半山，李公馆。
宣侠父提着点心，规规矩矩地按响了门铃。开门的管家打量了他几眼，进去通报了。
二楼书房里，李济深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听见脚步声，他转过身。
宣侠父站定了，深深鞠了一躬：“校长。”
李济深愣了一下。他当过黄埔军校副校长，叫“校长”的人不少，但眼前这个人，他认出来了。
“宣侠父？”李济深走过来，上下打量他，“蒋中正开除的那个宣侠父？”
“是。”
李济深哼了一声，指了指沙发：“坐。你不在西北军当你的参议，跑到香港来干什么？”
“校长，我今天来，不是以黄埔学生的身份来叙旧的。”
“那是以什么身份？”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同党失掉了关系。”宣侠父说得坦率，“我没有忘记在黄埔军校时您是我们的老师。目前日军长驱直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我希望能在校长您的领导之下，做一点抗日工作。将来我找到了党的关系，还是要回到党的队伍中去的。”
书房里安静了一阵。李济深靠在沙发上，手指轻轻敲着扶手。
“你倒是坦白。”李济深说，“福建事变之后，很多人躲我还来不及。你主动找上门，不怕我再失败一次？”
“怕。”宣侠父说，“但校长比我更清楚，抗日这件事，不能再等了。福建事变败了，不代表反蒋抗日的路子错了。错的是那次台子搭得太窄，只站了十九路军一家。这回要是搭得宽一点呢？”
李济深沉默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海。
“你说，怎么搭？”
“把黄埔革命同学会改组。叫‘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侠父说，“不只十九路军的人能进来，冯玉祥那边的人也能进来，两广的人也能进来。抗日反蒋，只要认这两条，就是同志。”
李济深转过身，看着宣侠父，点了点头：“你来帮我。”
第二章 同盟
同盟成立的前三天，筹备处设在梅龚彬那间拉着黑窗帘的屋子里。桌上堆满了草稿——章程、宣言、名单、各部人选。宣侠父用那笔兰亭体小楷，一遍一遍地誊清、修改。地上扔满了揉成团的废纸。
“不管部。”梅龚彬念着名单上宣侠父给自己安排的头衔。
“认真。”宣侠父揉了揉发酸的手腕，“不管部，什么都能管，什么都能不问。李任公那边我去跑，陈铭枢那边你去跑。台子搭起来了，总得有人管灯光，有人管茶水。”
梅龚彬笑了一声，但笑意很快收了：“陈铭枢看到李任公当主席，嘴上不说，心里未必服。”
宣侠父没有立刻接话。他当然知道。福建事变的时候，陈铭枢是实际操盘的人，李济深更多是挂名的旗手。事变败了，两个人心里都有一本没翻完的账。
“先让他把台子站上去。”宣侠父说，“站上去了，有些话就好说了。”
同盟成立的前一天晚上，宣侠父去了陈铭枢的住处。
陈铭枢正在书房里擦一把旧手枪，弹匣是空的。听见脚步声，他没有抬头：“宣侠父。李任公跟你是黄埔的师生，你替他跑腿，我不意外。但你跑到我这儿来，想说什么？”
“想说同盟的事。”
“同盟的事，李任公定就行了。我陈铭枢算什么？败军之将。”
宣侠父在他对面坐下来，没有绕弯子：“陈先生，福建事变的时候，十九路军在前面打了五十多天。蒋介石的中央军压过来，广东的陈济棠按兵不动，广西的李宗仁观望。你等援兵，等不到。”
陈铭枢擦枪的手停了。
“那时候，你们手里的牌不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香港，手里还是没有兵。但我们可以把牌桌做大一点。李任公当主席，是因为他的旗子大，能招来人。你陈先生要是想再打一次，就不能只靠十九路军那点老底子。”宣侠父看着他，“你站不站？”
陈铭枢把枪放下，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点了一根，抽了半截，才说了一句：“站。”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
会议室不大，到会三四十人。墙上没有挂旗，只贴了一张孙中山的像。李济深坐在长桌一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分坐两侧。宣侠父坐在靠门的位置，面前摊着会议记录。
会议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冯玉祥等十二人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任主席。同盟下设七个部，发行机关报《大众日报》。宣侠父任不管部部长，陈希周任群运部长，梅龚彬任宣传部长。
名单念完，蔡廷锴走到宣侠父面前，脸色不太好看：“宣部长。不管部，到底管什么？”
“蔡将军想让我管什么，我就管什么。”
蔡廷锴哼了一声：“福建的事，李任公在上面当主席，我在下面带兵。打到最后，兵打光了，主席还是主席。”
宣侠父把记录本合上：“蔡将军，福建的时候，李任公这个主席，底下有几个兵？他把自己的老本都押上去了。打光了，他不心疼？他比你更心疼。只是他不能说。”
蔡廷锴盯着他看了几秒，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同盟成立之后，宣侠父做的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大事”，是推动同盟接受中共提出的三个原则：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
陈铭枢在会上拍过桌子：“跟共产党绑在一起，蒋介石更有借口打我们了！”
宣侠父散会后单独找到他，泡了一壶茶：“陈先生，蒋介石打你，需要借口吗？福建事变的时候，你联共，他打你；你不联共，他也打你。他要打你，是因为你有兵、有地盘、有抗日的旗号。跟共产党合不合作，他都要打。”
陈铭枢端起茶杯，闷头喝了一口。
第三章 反共口号就是汉奸口号
一九三六年六月，胡汉民在广州突发脑溢血去世。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的名义举兵反蒋，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的部下很快被蒋介石分化收买，粤军不战自溃。蒋介石的中央军兵锋直指广西。
李宗仁、白崇禧急了。他们派人赶到梧州，拜访李济深：“如粤局有变，广西苦撑到底，届时请任公主持一切。”
李济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席的身份组成代表团，蔡廷锴和宣侠父为主要成员，奔赴南宁。
南宁的空气比香港紧得多。大街上有桂系的兵在巡逻，茶馆里有人在低声议论战事。
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南宁召开了一次各界大会。会场设在城里的一座大礼堂里，台上坐满了人，台下黑压压的一片。李宗仁先讲话，声音洪亮，讲的是“焦土抗战，反蒋抗日”。白崇禧接着讲，话讲得更硬。底下掌声不断。
李济深也讲了话，表示支持抗日反蒋。
然后，亲蒋派的人站起来了。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声音不高，但会场很安静：“联合政府，可以搞。但有一条，参加联合政府的人，必须用血来换取。共产党的血，跟我们的血，不是一种颜色。”
会场里响起几声附和。宣侠父看了一眼李宗仁。李宗仁端着茶杯，没有制止。白崇禧的目光扫过会场，也没有开口。
双簧。桂系嘴上喊着“抗日反蒋”，但默许亲蒋派在这个场合放反共的话。这是做给蒋介石看的：桂系还没有跟共产党坐到一条板凳上。万一将来要谈条件，这就是一个可以递过去的信号。
蔡廷锴在旁边低声骂了一句。李济深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宣侠父站了起来。
他没有提高嗓门，但声音很清楚：“现在国难当头，理应团结各阶级、各党派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抗日统一阵线，以局部抗战推动全面抗战。在今天，谁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坚持一党专政，谁坚持反共剿共，谁就是反对抗日。”
他停了一下。
“反共口号，就是汉奸口号！”
最后四个字落下去的时候，会场里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了。那个穿长衫的中年人脸色铁青，嘴唇动了动，但没有站起来反驳。李宗仁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过了几秒才放下来。
散会后，有人走过来，低声问：“宣先生，在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是不是太厉害了？”
宣侠父把文件收进公文包，头也没抬：“不，一点也不算厉害。我们没更多的话，讲一句就要有一句的分量。”
当天晚上，李济深把宣侠父叫到住处。
“你今天那几句话，把李德邻和白健生都架在火上了。”
“不架他们一下，他们就会以为反共的口子可以一直留着。”宣侠父坐下来，“桂系想拿我们当筹码。我们得让他们知道，这个筹码，不是白拿的。”
几天后，中共中央派到广西的代表云广英抵达南宁。在宣侠父和胡鄂公的配合下，云广英会见了李济深。会谈结束后，李济深明确表示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意“逼蒋抗日”的主张。
第四章 山脚下的办公室
从南宁回到梧州，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底。宣侠父是坐船回来的，西江的水涨了不少，浑黄浑黄的。
船到梧州的时候，天刚亮。金城在码头出口的柱子旁边等着，穿着件短打衫，看起来像个跑腿的伙计。两人对看了一眼，没握手。金城转身往街上走，宣侠父隔着十几步跟在后面。拐了两个弯，进了一条安静的小巷，金城才停下来。
“任公让你先安顿下来。办公室他安排好了，中山公园山脚下。一间平房，不大。”
“同盟的人呢？”
“就我们几个。你，我，胡大愚。大愚是梧州本地人，中学教员，公开身份是教书先生。市委会下面不设组织，单线联系，能用的关系大概二三十个。”金城顿了顿，“人不多，但干净。”
办公室确实不大。门口挂着“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员会”的木牌，字是李济深亲笔写的。屋里两张桌子，几把竹椅，墙上挂着一张广西地图。
宣侠父把藤条箱放在桌角，对金城说：“十九路军的事，你知道多少？”
“任公一直在想办法。十九路军在福建事变之后散了，但留广西的干部团还在。李宗仁和白崇禧那边松了口，同意以干部团为基础，重建一个师。”
“六十一师？”
“对。师长定了丘少琛。参谋长的人选，任公提了你。”
宣侠父端着茶杯，没有立刻说话。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重建十九路军，不只是军事上的整编。谁掌握了这支部队的政治工作，谁就掌握了它的方向。李济深把这个位置交给他，既是信任，也是把一个烫手的东西放在了他手里。
“丘少琛是桂系的人。”金城看着他，“你这个参谋长，说话能不能算数，得看你自己怎么当。”
宣侠父笑了一声：“我连蒋介石都敢顶，还怕一个丘少琛？”
“那不是一回事。蒋介石离你远，丘少琛天天在你旁边。”
几天后，宣侠父去了六十一师的驻地。部队以留广西干部团为基础编成，兵不多，装备也谈不上齐整，但底子是老的十九路军。宣侠父在操场上走了一圈，看了看那些兵的绑腿和步枪。这些兵不是新兵，是打过仗的。淞沪抗战的时候在闸北跟日本人拼过刺刀。
丘少琛在师部见了他。行伍出身，话不多，脸上带着一种职业军人的冷淡。宣侠父先开口：“丘师长，政治部的事，我想先做两件。第一，恢复部队的抗日教育，每个连队设读报组。第二，从梧州和南宁招一批学生，办一个政工训练班。”
丘少琛看了他一眼：“部队刚编成，枪还没配齐，你就要办训练班？”
“枪配齐了，人心不齐，枪是废铁。”宣侠父说，“十九路军的名声，是靠淞沪抗战打出来的。要让这些兵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
丘少琛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办你的，别耽误操练。”
宣侠父出了师部，对跟在后面的金城说：“他不拦我，就够了。”
九月中旬，中秋节前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会正式成立。宣侠父任主席，金城任组织部部长，胡大愚任宣传部部长。成立那天没有搞什么仪式，就是在中山公园山脚下的办公室里，几个人坐在一起喝了杯茶。
宣侠父把梧州的同盟成员名单看了一遍。二三十个人，有工人，有学生，有店员，也有几个中小学教员。他对金城和胡大愚说：“人少，但要做的事不少。第一，把《大众日报》的发行网铺到梧州的学校和商铺里去。第二，梧州救国话剧社和民众唱歌团，我们要派人进去。抗日这件事，不能光靠几个人关起门来说话，得让街上的人听见。”
胡大愚有些犹豫：“话剧社里，什么人都有。国民党县党部的人也常在里头走动。”
“那更好。”宣侠父说，“在里头走动，才能把话说到他们耳朵里。我们在台上唱抗日歌，他们在台下坐着听。听着听着，有些话就进去了。”
十一月初，广西大学的学生会找到同盟梧州市委会，说想搞一次群众大会，请宣侠父去讲话。金城问他：“去不去？”
“去。学生请的，为什么不去。”
大会在梧州城里的一片空地上开，来了几千人。宣侠父站在一张借来的八仙桌上，没有拿稿子。
“我是宣侠父。黄埔军校第一期，被蒋介石开除的那个。”他开口第一句，底下就安静了。
“我今天不讲大道理。我只问一句：两广的父老乡亲，你们交的税，养的兵，是为了打日本人，还是为了打中国人？”
底下有人喊：“打日本人！”
宣侠父等喊声落下去，接着说：“李德邻总司令和白健生总参谋长说了，要焦土抗战。这话说得响亮。可焦土抗战，不是把广西烧成焦土就完了。得真的打，得真的把枪口对准日本人。”
台下的掌声响了很久。金城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八仙桌上那个穿着灰布长衫的人，想起几年前在诸暨的祠堂里，他也是这样站在一块黑板前，给一群农民算租子的账。地方换了，听众换了，说话的方式没变。
第五章 风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梧州。
宣侠父是在办公室里得到消息的。金城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一张电报纸，脸色白得不像话。
“张学良把蒋介石扣了。西安。今天凌晨。”
宣侠父接过电报，看了两遍。他把纸放下，坐在竹椅上，半天没说话。
“你怎么看？”金城问。
“蒋介石不会死。张学良扣他，是为了逼他抗日，不是要他的命。但接下来怎么走，得看南京怎么反应，也得看我们这边怎么说话。”
“任公那边——”
“我这就过去。”
李济深住在苍梧大城的老宅里。宣侠父赶到的时候，宅子里已经聚了几个人，梅龚彬也在。李济深坐在堂屋里，面前的桌上摊着几张白纸，手里捏着一支毛笔，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没有落下去。
“任公。我要发一份通电。你替我拟。”李济深说。
宣侠父接过笔。他没有急着写，先问了一句：“这份通电，是想骂张学良，还是想借这个机会推一把？”
李济深看了他一眼：“你说呢？”
“骂张学良，通电发出去，我们跟南京站到一条线上去了。推一把，通电发出去，是告诉全国，抗日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李济深沉默了一阵，点了点头：“那就推。”
宣侠父坐到桌前，铺开纸，提笔。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通电的开头，是“西安事变，举国震惊”，但紧接着笔锋一转，没有跟着南京的调子骂张杨，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写道，十年内战，国力耗尽，外侮日深。今日之事，不在追究一人之是非，而在确立全国一致抗日之方针。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和平解决事变，立即停止内战，召开国民大会，集中全国力量，共赴国难。
写完之后，他递给李济深。李济深读了一遍，改了几个字，在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
通电发出去之后，梧州的日子表面上没有变。宣侠父照常去办公室，照常去六十一师师部，照常跟金城、胡大愚商量《大众日报》的发行。但他心里清楚，梧州只是台子，真正决定这台戏怎么唱的，在西安。
金城有时候晚上过来，两人坐在办公室里喝茶。金城问他：“你是不是想走？”
“等电报。”宣侠父说。
电报是一九三七年二月初到的。金城从外面跑回来，手里又是一张电报纸。
“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电报。”金城把纸递过去，“四个字。”
宣侠父接过来，上面只有四个字：速来西安。
他把电报看了两遍，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什么时候走？”金城问。
“后天。”
走之前，宣侠父去跟李济深辞行。
李济深坐在堂屋里，面前的桌上还是那几样东西：白纸，毛笔，砚台。宣侠父站在门口。
“任公。周恩来和叶剑英来电，让我去西安。我后天动身。”
李济深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了他一会儿：“梧州的事，谁接？”
“金城接。市委会的事他已经熟了，《大众日报》的发行网也铺开了，胡大愚在宣传部，能顶住。”
“六十一师那边呢？”
“丘少琛不会留我。他本来就不想要一个共产党当参谋长。我走了，他反而轻松。”
李济深站起来，走到宣侠父面前，伸出手。宣侠父握住了。李济深的手很干，握得很紧。
“侠父，”李济深说，“梧州这个台子，是你搭的。现在你要去西安，我不拦你。西安那个台子，比梧州大，也比梧州险。蒋介石这个人，不会因为西安事变就真的变了。你在西安，离他近，离他的刀也近。”
“任公，我在黄埔的时候就离他的刀近过。那时候我没躲。现在也不会躲。”
李济深看着他，半晌，点了点头：“去吧。梧州这边，有我。”
从梧州到西安，走了半个多月。
西江的船到广州，粤汉铁路的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换船到南京，从南京换津浦路到徐州，从徐州换陇海路到郑州，从郑州再换陇海路往西，过潼关，进陕西。一路走，一路换车，一路看见的都是兵。中央军的兵往西开，东北军的兵往东撤，两边的兵在站台上互相不看对方。
宣侠父坐在火车上，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黄土高原。他想起了十多年前从张家口去兰州的路上，也是这样的黄土。那时候他带着钱崝泉去找张一悟，去搭甘肃的台子。现在他去西安，去搭另一个台子。
火车过了潼关之后，地势忽然开阔起来。八百里秦川铺在眼前，麦田还没返青，但土是湿的，空气里有一股开春的味道。
一九三七年二月，西安七贤庄。
宣侠父提着藤条箱，站在一座青灰色的院落门前。门口挂着一块木牌：红军联络处。门前那棵老树，新叶已经绽开了，嫩绿嫩绿的，在二月的风里微微发颤。
他推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有人领着他往里走。穿过一道院子，进了一间屋子。一个人正站在桌边，背对着门。听见脚步声，那人转过身来。
是周恩来。比黄埔的时候瘦了一些，眼角有了纹路，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看人的时候像能看到底。
周恩来看着他，嘴角先动了一下，然后笑了。
“宣侠父。”周恩来走过来，伸出手，“黄埔军校一别，很快就是十年。我们是殊途同归，革命的洪流又把我们涌到一起来了。”
宣侠父握住他的手。周恩来的手很暖，握得也稳。
“周主任。”宣侠父叫了一声，喉咙有点紧。他停了一下，才接着说，“梧州那边的台子搭好了。李任公的通电也发了。我来西安，听你安排。”
周恩来松开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自己也坐下来：“西安的事，比梧州复杂。蒋介石虽然答应了停止内战，但他在西安的嫡系，蒋鼎文、胡宗南，都是你的老乡、黄埔的同学。他们不会真心跟共产党合作，但也不会公开违抗蒋介石‘合作’的命令。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缝里，替八路军争东西——争物资，争名分，争说话的余地。”
“我在西北军的时候就干过这个。”宣侠父说。
“不一样。”周恩来摇了摇头，“西北军是冯玉祥的私家军，冯玉祥想当圣人，你跟他讲道理，他听得进去。蒋鼎文不一样，他对蒋介石死心塌地，跟你吃饭喝酒可以，但你要他从口袋里掏东西给八路军，他一个子儿都不会痛快给。你得学会跟他们磨。”
宣侠父笑了一下：“周主任，我在黄埔的时候，最擅长的就是跟人磨。”
周恩来也笑了：“我知道。蒋校长都被你磨得开了你。”
那天晚上，宣侠父躺在七贤庄的铺上，听着外面西安城的声音。远处有火车的汽笛，近处有卖夜宵的吆喝声，还有一种他很久没有听到过的、属于北方冬天的风声。
他翻了个身，看着墙上斑驳的泥灰。
台子搭好了。梧州的台子交给了金城，西安的台子摆在他面前。蒋鼎文、胡宗南，这些人他太熟了。黄埔的时候，胡宗南睡在他下铺。现在他们都成了蒋介石在西北的柱石，而他要去他们的碗里分饭。
他闭上眼睛。风来了。接下来，看怎么乘风。
（第五卷 搭台者 完）
第六卷 虎口拔牙——西安岁月（1937—1938）
卷首语：
“他们在背后骂我、恨我，甚至想杀我，但在台面上，他们还得给我倒茶。因为他们知道，我背后站着的，是抗日救国的四万万同胞。”
第一章 七贤庄的西装
一九三七年九月，西安的秋天来得干巴巴的，风一吹，满街的黄土直往人的领口里钻。
七贤庄在西安城北，原本是一片旧式院落，后来被改成了牙科诊所，再后来，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搬了进来，门口挂上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这地方看着不起眼，但进进出出的人，大多穿着灰布军装，脸上带着一种从前线下来的那种灰扑扑的疲惫。
这天下午，一辆黄包车停在了七贤庄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人，三十多岁，身板笔挺，穿了一身奶油色的西装，衬衫领子雪白，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在这条满是黄土和灰军装的街上，他这副打扮活像一颗掉进灰堆里的玻璃珠子。
门口的哨兵愣住了。等那人走近了，哨兵才认出是谁，赶紧敬礼：“宣参议，您回来了。”
宣侠父点了点头，把黄包车钱付了，提着公文包往里走。他今年三十八岁，从黄埔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脸上的棱角比年轻时更硬了。在西北军待过，在天津搞过地下工作，现在到了西安，成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
西厢房里，周恩来和林伯渠正对着一份电报商量着什么。宣侠父推门进来，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搁。
“恩来同志，林老。”
周恩来抬起头，看见他这身打扮，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侠父，西安城里的国民党官员，都没你穿得讲究。”
“跟这帮人打交道，你穿得越寒酸，他们越看不起你。”宣侠父解开西装扣子，拉开椅子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甩在桌上，“今天又碰了一个软钉子。”
林伯渠给他倒了杯热水：“怎么回事？”
“行营批下来的物资，二十万发子弹，一万套冬装，还有一批药品。”宣侠父手指点着文件上的数字，“我去军需处领东西，人家客客气气地把我挡回来了。说领这批物资，必须有蒋鼎文主任的亲笔批条。”
“蒋鼎文的条子呢？”周恩来问。
“我今天去行营了。”宣侠父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蒋鼎文见了我，客客气气的，先聊了半天诸暨老家的事，问我爹身体好不好，问我什么时候回浙江看看。就是不提正事。”
“拖。”周恩来放下手里的电报。
“对。拖。”宣侠父靠在椅背上，脸色沉下来，“前线的部队在挨冻，在拿命跟日本人拼刺刀。这批冬装再拖一个月，就有战士要冻死在战壕里。他蒋鼎文不是拿不出东西，他就是不想给。”
林伯渠叹了口气：“现在国共合作，面上要过得去。他不好明着拒绝，就用这种软办法拖。”
“所以不能让他一直拖下去。”宣侠父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西北地图前，指着西安的位置，“恩来同志，明天我准备换个打法。我不去行营办公室了，我去他的公馆。”
周恩来看着他，没有立刻说话。他太了解宣侠父了。这个人从黄埔开始就是这样，宁折不弯。十几年过去了，官当大了，岁数也大了，骨头反而更硬了。
“蒋鼎文是西安行营主任，手握西北军政大权。”周恩来慢慢地说，“你去他公馆堵他，就是当面撕他的面子。撕急了，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周主任，我在黄埔的时候就当面撕过蒋校长的面子。”宣侠父转过身，看着周恩来，“在西北军的时候，冯玉祥要清党，我也是当面跟他顶的。我这条命能活到今天，不是因为我躲得好，是因为我从来不在该顶的时候缩回去。”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去吧。但有一条，别把自己搭进去。”
第二天一早，宣侠父换了身衣服。
他没有穿那套奶油色的西装。他换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脚上还是布鞋。去蒋鼎文的公馆，穿西装显得是去办公事，穿长衫显得是去论私交。他要的就是这个。
黄包车停在公馆门口。门卫拦住了他：“宣参议，主任今天不见客。”
宣侠父站在门口，双手插在长衫口袋里，不走，也不闹，就那么站着。
“你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浙江诸暨的宣侠父来了，找蒋主任讨杯茶喝。”他看着门卫，语气很平，“他要是不见，我就在这儿等着。站到天黑，站到明天早上，我都能等。”
门卫犹豫了一下，还是进去了。
不到五分钟，大门开了。蒋鼎文穿着件藏青色的对襟绸衫，脚上趿着布鞋，笑呵呵地迎出来：“哎呀，侠父老弟，你这是做什么？大清早跑到我私宅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把我蒋某人堵在家里了呢。”
“铭三兄，我是被逼得没办法。”宣侠父也笑了，一边说一边大大方方地跨过门槛，“行营办公室找不到你人，只能摸到你家里来讨杯茶。这杯茶，不至于把我赶出去吧？”
蒋鼎文脸上的肉颤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宣侠父来干什么。但他不能在家门口把人赶走。这种事传出去，成了什么话？
“哪里哪里，快请进。上好的龙井，早就备好了。”
客厅里陈设讲究。紫檀木的桌椅，墙上挂着于右任的字，博古架上摆着几件瓷器。勤务兵端上茶，退到门外。
蒋鼎文端起杯子，吹了吹浮沫，慢悠悠地开口：“侠父啊，不是我这个做兄长的为难你。现在这局面你也知道，委员长把所有能调的物资都往淞沪调了。全国上下的补给都紧张。你那个清单上的东西，我再帮你催催，你再宽限几天。”
“铭三兄，你要我宽限几天，我认。前线的弟兄们也能咬咬牙，再挺几天。”宣侠父没有碰茶杯，他看着蒋鼎文的眼睛，“但我就问一句，这批东西，行营到底有没有？”
蒋鼎文愣了一下：“有是有……”
“有就好。”宣侠父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好的清单，放在茶几上，“二十万发子弹，一万套冬装。我今天就坐在这儿，铭三兄什么时候把批条签了，我什么时候走。”
蒋鼎文的笑容彻底僵住了。
“侠父，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他放下茶杯，“我又不是不批，只是走程序需要时间……”
“程序我走过。军需处说，没有你的亲笔批条，程序走不下去。所以我现在直接来找你，把程序缩短一点。”宣侠父靠回沙发里，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铭三兄，咱们都是浙江人，又是黄埔的师生。有些话，我不跟你绕弯子。这批物资，你说难，确实难。但对你西安行营主任来说，这点东西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你批了，前线就能少死几个人。你不批，我明天去胡宗南那儿。胡宗南是我黄埔一期的同学，他刚到了一批新装备。他要不给，我后天去阎锡山办事处。再不行，我去找冯玉祥老长官。您看，行吗？”
蒋鼎文的脸色变了。
他最怕的，就是宣侠父越过他，直接去找胡宗南或者阎锡山。胡宗南是委员长面前的红人，宣侠父跟胡宗南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事情一旦捅到上面，委员长追查下来，挨骂的绝对是他这个行营主任。
“哎哟，侠父老弟！”蒋鼎文赶紧站起来，脸上堆出笑，拍了拍宣侠父的肩膀，“你这话说的，多大点事，怎么还惊动阎长官和冯先生？这不显得我这个行营主任太无能了吗？”
宣侠父看着他不说话。
蒋鼎文咬了咬牙，转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张批条。他提起笔，在上面签了名字，盖了章。笔尖落在纸上的那一下，力道重得几乎要把纸划破。
“拿着。”他把批条递过来，“今天下午，让你的人去军需处领东西。”
宣侠父接过批条，仔细看了一眼，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好茶。”他笑了笑，“铭三兄，多谢了。”
走出蒋公馆大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
宣侠父站在台阶上，看着公馆门口那条安静的巷子。他知道，蒋鼎文表面上妥协了，但心里恐怕已经恨得牙痒痒了。但宣侠父不在乎。只要能把冬装和子弹拿到手，得罪一个蒋鼎文算什么。
他上了黄包车，报了一个地名。车夫拉起车把，跑了起来。宣侠父靠在椅背上，摸出那张批条，看了一眼。
这不是第一张，也不会是最后一张。他得隔几天就来一次，像一块甩不脱的口香糖，粘在蒋鼎文身上。
后来蒋鼎文果然对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说过一句话：“真是个甩不脱的口香糖啊。经常找我交涉，要这要那，纠缠不清，实在难对付，头都被他闹昏了。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宣侠父后来听说了这句话，笑了一声。
口香糖就口香糖。只要能把东西要出来，叫他什么他都认。
回到七贤庄，宣侠父把批条交给办事处的后勤人员，让他立刻安排人去军需处领物资。林伯渠看着他，摇了摇头：“你这是把蒋鼎文往死里得罪啊。”
“林老，得罪他一个人，换来一万套冬装，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宣侠父脱下长衫，搭在椅背上，“况且，他蒋鼎文能拿我怎么样？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委员长亲口定的。他不敢明着动我，只能在背后搞小动作。小动作我不怕，我这个人，从黄埔开始就是被小动作搞大的。”
周恩来从里屋走出来，把一份电报递给他。
“延安那边有回信了。说你这批物资争取得很及时。前线的冬装缺口很大，这批东西能解决燃眉之急。”
宣侠父接过电报，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了这几天来第一个舒展的笑容。
“值了。”
第二章 酒宴与批条
宣侠父刚到西安的时候，蒋鼎文摆过一桌酒宴。
那是他刚到西安的第三天，行营送来一张请柬，说是蒋主任为宣参议接风洗尘，地点设在西安城里一家不大起眼的饭庄，名叫“醉仙楼”。
宣侠父看着那张请柬，笑了一声。他对来送请柬的副官说：“回去告诉蒋主任，我一定到。”
醉仙楼在西安东大街的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但里面别有洞天。包间里摆着一张红木圆桌，桌上已经摆好了冷盘。蒋鼎文站在门口，穿着对襟绸衫，笑容满面。
“侠父啊，可算把你盼来了。”蒋鼎文拉着他的手，拍了拍他的手背，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你从梧州一路到西安，走了半个多月，辛苦了。今天我做东，给你接风。”
宣侠父跟着他走进包间，扫了一眼桌上的人。蒋鼎文坐在主位，旁边是秘书俞铨，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中年人，蒋鼎文介绍说是行营参议，也姓蒋，跟蒋鼎文是同宗。
一桌四个人，三个诸暨老乡，一个黄埔师生。蒋鼎文这个安排，是有讲究的。用同乡情、师生谊把你架起来，让你在酒桌上拉不下脸来谈正事。
宣侠父明白这个套路。但他没有点破。
酒过三巡，蒋鼎文放下了筷子。
“侠父啊，你我既是师生，又是同乡。”他给宣侠父倒了一杯酒，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当年在黄埔，我就看出来你是个有才干的。可惜蒋校长容不下你，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宣侠父端着酒杯，没有喝，只是笑了笑：“铭三兄，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我现在是八路军的参议，来西安，是为了抗日。”
“抗日，当然要抗日。”蒋鼎文拍了拍他的肩膀，话锋一转，“但你也要为自己想想啊。凭你的才干，在国民党这边，前途不可限量。你在黄埔一期的同学里，现在有好几个都是军长、师长了吧？你要是愿意过来，我替你安排。去德国留学深造，回来之后起码是个中将。所需费用和具体事宜，都由我来安排。”
桌上安静了。
俞铨和朱品之都停下了筷子，看着宣侠父。
宣侠父把酒杯放下了。他抬起头，看着蒋鼎文，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但语气并没有变冲，只是变得很稳，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铭三兄，谢谢你的好意。”他说，“我宣侠父这辈子，不图高官厚禄。我图的是这个国家能好起来，老百姓能吃饱饭。”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八路军在前线打日本人，我在后方替他们要点粮食、要点弹药。这就是我现在想做的事。至于中将少将，留洋镀金，这些事，等把日本人赶出去了，再说吧。”
蒋鼎文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他端起酒杯，打了个哈哈：“好，好。人各有志，我不勉强。来，喝酒。”
那顿饭吃了一个多钟头。
蒋鼎文没有再提高官厚禄的事，宣侠父也没有提物资的事。两个人聊了些家乡的旧事，聊了聊黄埔的老同学。蒋鼎文说起当年黄埔一期里有几个浙江籍的学员，问宣侠父还记得不记得。宣侠父说记得。蒋鼎文又问胡宗南现在怎么样。宣侠父说他前几天刚在徐州见过胡宗南。
“宗南这人，打仗是一把好手，就是有时候太固执。”蒋鼎文感慨了一句。
宣侠父笑了笑，没有接话。
散席之后，宣侠父没有回七贤庄。他让黄包车直接拉着他去了行营。
军需处的人已经下班了。他找到值班的副官，问物资批条的事。副官说要等明天。宣侠父说好，明天一早我来。第二天一早，他准时出现在军需处门口。处长看了他一眼，把清单推过来：“宣参议，这个得蒋主任亲笔批。”
宣侠父拿着清单去了行营办公室。蒋鼎文不在。秘书俞铨说主任出去开会了。宣侠父问什么时候回来。俞铨说不好说。
宣侠父没有走。他在行营的走廊里坐了一个上午。中午的时候，俞铨出来看了一眼，见他还在，愣了一下。宣侠父说：“俞秘书，我不急。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蒋主任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走。”
下午两点，俞铨过来说，主任回来了，请宣参议进去。
蒋鼎文坐在办公桌后面，看到宣侠父进来，脸上带着几分意外的表情。宣侠父把清单放在桌上，把昨天酒宴上的话又说了一遍。蒋鼎文拿起清单看了看，放在了一边：“侠父啊，再宽限几天吧。”
宣侠父看着他，说了一句：“铭三兄，那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宣侠父果然又来了。
第三天，他还来。
每一次，蒋鼎文都有不同的理由。第一天是后勤紧张，第二天是运输出了问题，第三天是委员长来电要调物资。宣侠父听完，不反驳，不生气，只是问一句：“铭三兄，那你说个准话，到底什么时候能给？”
蒋鼎文给不出准话。
到了第四天，宣侠父没有再去行营办公室。他直接去了蒋鼎文的公馆。堵门的事，就是那天开始的。
蒋鼎文被堵在客厅里，面对宣侠父那张清单，终于退无可退。他提起笔签了批条，力道重得几乎要把纸划破。
“拿着。今天下午，让你的人去军需处领东西。”
宣侠父接过批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好茶。铭三兄，多谢了。”
出了公馆大门，宣侠父站在台阶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上了黄包车，往七贤庄的方向走。路过一家茶馆的时候，他让车夫停下来，进去喝了一壶茶，吃了两个肉夹馍。然后他靠在椅背上，看着茶馆外面来来往往的人。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西北军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是这样，跟冯玉祥要钱办图书室，跟梁冠英要经费办湖风书局。十几年过去了，他干的还是同样的事。只不过对手从北洋军阀换成了国民党嫡系，要的东西从图书经费变成了枪弹冬装。
晚上回到七贤庄，他把批条交给后勤人员，吩咐立刻去领物资。林伯渠给他倒了一杯热水，在他旁边坐下。
“你今天把蒋鼎文堵在家里，他怕是记恨上你了。”
“林老，记恨就记恨。我宣侠父这辈子，被人记恨的时候多了。”宣侠父喝了口水，“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记恨我，在西北军的时候冯玉祥清我的党，在上海的时候特务满街抓我。多一个蒋鼎文，不多。”
林伯渠看着他，叹了口气。这个年轻人，在黄埔的时候就是这样，十几年了，一点都没变。
“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林伯渠说。
“捡回来好几回了。”宣侠父笑了，“捡回来的命，多干点事，才不亏。”
后来，那批物资顺利运到了前线。宣侠父又给蒋鼎文找了新的麻烦，要药品、要电台、要军饷。每次都是同样的套路——行营办公室里找不到人，就堵到公馆去。几次下来，蒋鼎文见了他就头疼。
有一次，蒋鼎文对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说了一句：“真是块甩不脱的口香糖。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宣侠父听说了，只是笑了一声。
口香糖就口香糖。
第三章 游击战争概述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徐州。
宣侠父从西安坐火车到徐州，一路走走停停，走了将近两天。津浦线上塞满了军列，客车要给军车让道，有时候一停就是几个钟头。车厢里挤得转不开身，有回后方的伤兵，有往前线送的新兵，还有几个扛着行李卷逃难的老百姓。宣侠父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灰扑扑的田野，心里盘算着见到胡宗南该怎么开口。
他到徐州的时候是傍晚。一出站，热浪扑面而来。正是淞沪战场打得最惨烈的时候，徐州作为津浦线和陇海线的交汇点，满大街都是兵。军列在站台上冒着白烟，伤兵一车一车地往下抬，担架不够用，有些伤兵就躺在站台的水泥地上，身上盖着带血的绷带，等着往后方转运。空气里混着血腥味、消毒水味和煤烟味，呛得人嗓子疼。
宣侠父穿过站台，找到了来接他的副官。副官开着辆吉普车，拉着他往城外走。一路上，宣侠父看见路边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有些帐篷外面支着大锅，伙夫在热气腾腾地做饭。远处传来一阵阵沉闷的炮声，像是在打雷。
“前线离这儿不远了？”宣侠父问。
“往东不到一百里就是前线。”副官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面的土路，“日本人的飞机隔三差五来转一圈，有时候还扔几颗炸弹。昨天晚上刚炸了城东的军火库，烧了一夜。”
胡宗南的司令部设在城外一座旧祠堂里。宣侠父到的时候，胡宗南正趴在桌上盯着一张军用地图，手里拿着红蓝铅笔，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桌上堆着电报稿、作战计划、部队花名册，旁边搁着一碗已经凉透了的面条，筷子还插在碗里，显然没顾上吃。
听见副官报告，胡宗南抬起头。他瘦了不少，眼眶凹下去，颧骨显得更高了。一见是宣侠父，他愣了一下，随即把铅笔一扔，大步走过来，一拳捶在宣侠父的肩膀上，捶得宣侠父往后退了半步。
“侠父！你怎么来了？”胡宗南又惊又喜，拉着他往椅子上按，“我听说你在西安跟蒋铭三杠上了？他那个人可是笑面虎，当面跟你称兄道弟，背地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当心点。”
“先不说他。”宣侠父把藤条箱放下，在椅子上坐下来，扫了一眼桌上的地图和电报，又看了看那碗凉了的面条，“你几天没好好吃饭了？”
“忘了。”胡宗南摆了摆手，把凉面条往旁边一推，给他倒了杯水，“你来得正好。我这几天脑子都快炸了，正好缺个明白人帮我捋一捋。”
“前线怎么样？”
胡宗南叹了口气，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点：“淞沪那边打得苦。第一军刚调上来，弟兄们连口气都没喘匀。日本人飞机大炮一轰，阵地就成了一片焦土。一个团上去，打不了两天就得撤下来补充。照这么打下去，再厚的家底也得拼光。”
宣侠父站起来，走到地图前，仔细看了一会儿。胡宗南标注的防线很密，从上海外围一层一层往里收缩，每个师每个团的阵地都标得清清楚楚。看得出来，胡宗南是下了功夫的，但这种打法是被动的，完全在跟着日本人的节奏走。
“硬拼，拼不过。”宣侠父手指点在日军侧后方的空白区域，那些地方胡宗南的地图上连一个标记都没有，“日本人装备好，火力猛，我们装备差。你拿血肉之躯去撞钢铁，撞不过。但日本人占的地方越大，兵力越分散，后方的空隙就越大。”
胡宗南盯着地图看了一会儿，抬起头：“你的意思是，游击战？”
那天晚上，两个人聊到后半夜。
胡宗南虽然带兵多年，但对游击战的理解还停留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浅层。他在黄埔学过步兵操典，在西北军打过阵地战，在徐州指挥过正规作战，但游击战这种打法，他没怎么接触过。宣侠父在西北军带过兵，在抗日同盟军打过仗，又在地方上搞过农运、工运，对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在敌后生存，有一套完整的思路。
宣侠父坐在胡宗南对面，拿手比划着：“敌后的游击战，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你派一支队伍进去，如果老百姓不支持你，你就是聋子、瞎子，连饭都吃不上。日本人进了村，老百姓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你的队伍走到哪儿，日本人都知道，因为你周围全是日本人的眼线。”
胡宗南点了点头，示意他接着说。
“可你要是能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给他们减租减息，让他们觉得你是在替他们打仗，那日本人就算占了县城，也只是占了几个孤岛。四乡全是你的眼线，日本人一抬脚，你就知道他要往哪走。他出了城，走半道上，你找个地形好的地方一伏，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完就撤，钻回老百姓中间去。他追，追不着；他退，你又出来了。”
胡宗南听得入了神，叫来几个亲信师长，让他们一起听。宣侠父又讲了破袭战、麻雀战、地道战，讲了怎么瓦解伪军、怎么建立两面政权、怎么在敌占区发展党组织。他讲得很细，细到怎么选伏击地点、怎么埋地雷、怎么组织群众转移、怎么给伤员找地方藏身。
一个师长听完，忍不住问了一句：“宣参议，这些法子，你在哪儿学的？”
宣侠父看了他一眼：“西北军里学的，被冯玉祥赶出来的时候，一路上跟各地的同志学的。还有些，是自己在底下摸出来的。”
胡宗南坐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他听得很认真，但宣侠父注意到，胡宗南的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他在想事，想得比游击战更深的事。
讲了三个晚上，胡宗南终于开口了。
“侠父，你把这个写下来。”他把一摞纸推到宣侠父面前，又递过去一支钢笔，“写得详细一点。不光讲怎么打，也讲为什么打。我要印发全军，让每一个军官人手一份。”
宣侠父接过纸笔，看了他一眼：“你真要印？”
“真要印。”胡宗南说得很干脆，“我不管你是什么党，你讲的这些东西，是拿命换来的经验。我的兵学了，能少死几个。”
那晚，宣侠父没有睡。
他找副官要了一盏亮一点的油灯，坐在桌前，铺开纸，手里握着钢笔。油灯的烟熏得他眼睛疼，他时不时揉一下，然后接着往下写。写累了就站起来走两圈，喝口凉水，再坐下来继续写。
他写的时候，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过去那些画面。西北军新村五号那个堆马料的图书室，赵大柱拖着伤腿说要给娘写封信；甘南草原上那个发着高烧的夜晚，黄正清端着一碗草药走进帐篷；诸暨县衙门前那几百个扛着扁担的农民，在冷风里坐着不走；梧州中山公园山脚下那间办公室，金城推门进来报告西安事变的消息。
这些经历，全揉进了那篇文章里。
他写道：抗日不是军队一家的事，是全民族的事。要打胜仗，就得把枪发给老百姓，就得让老百姓知道，这场仗是为他们自己打的。他写道：游击战的核心不是战术，是群众。谁赢得了群众，谁就赢得了敌后的战场。他写道：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不是鱼和水，是种子和土地。种子撒下去，土地肥沃了，才能长出庄稼来。
天亮的时候，他写了厚厚一叠纸。标题是：《游击战争概述》。
胡宗南早饭都没吃，先拿起来看。
他坐在椅子上，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慢。看到中间有一段讲怎么在敌后建立两面政权，他停下来，回头重新看了一遍。看到最后一段，宣侠父写的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胡宗南把这句话念了两遍，然后抬起头，看着宣侠父熬红的眼睛。
“侠父，写得透。”胡宗南把稿子合上，“这篇文章，我马上印发全军。以后我那边的军官，人手一份。”
宣侠父揉了揉酸胀的手腕，笑了一下：“能用就行。”
胡宗南把稿子交给副官去安排印刷，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变了。他把椅子拉近了一点，看着宣侠父，语气和刚才不一样了，带着一种朋友之间的推心置腹。
“侠父，你干脆留在我这儿吧。”他说，“我缺个管政治的高级参议。你在我这儿，比在西安跟蒋鼎文周旋强一百倍。他给你什么待遇，我翻倍。”
宣侠父摇了摇头：“我在西安的差事还没办完。”
“西安有什么好？蒋铭三那个人，心胸狭窄，容不下人。”胡宗南凑近了一点，压低了声音，“说真的，你这样的人才，我向蒋校长推荐。只要你点点头，中将虚位以待。你当年因为一个党小组长被开除，太可惜了。凭你的本事，早该当军长了。”
祠堂里安静了下来。外面的操场上，传来士兵出操的口令声。宣侠父看着胡宗南，没有生气，也没有敷衍。他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宗南，我们在一期的时候，睡上下铺。那时候咱们谈的是什么？是救国。你当兵是为了当官吗？”
胡宗南没答话。
“我久未领兵，无意当官。”宣侠父接着说，语气很平，但每个字都清楚，“倒是你，现在手里握着兵权。当官就该像林则徐，领兵就该像关天培。为的是民族，对得起百姓。别的，都是假的。”
胡宗南沉默了很久。他看着宣侠父，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拍了拍宣侠父的肩膀。
“你这个人，真是一根筋。”胡宗南笑了一声，但笑得很干。
“一根筋好，省得打弯。”宣侠父也笑了。
后来，那篇文章在西安《救亡周刊》上全文发表了。胡宗南下令把《游击战争概述》印发全军官兵学习参考，在国民党军队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军官看了之后说，打了这么多年仗，头一回有人把游击战讲得这么明白。
但蒋介石在军统的报告中，看到了另一件事。材料里写得很清楚：“宣侠父和胡宗南走得很近，两人私交越来越密切。”
蒋介石把材料看了一遍，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胡宗南是他的门生，是他在黄埔一期里最看重的人之一。胡宗南对他的忠诚，他一直很放心。但现在，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参议，跟胡宗南睡上下铺、吃一锅饭、聊到后半夜，还写了一篇让胡宗南赞不绝口的文章。
蒋介石没有说什么。他把材料压在了案头，但心里，那颗种子已经埋下了。
宣侠父从徐州回到西安的时候，已经是九月初了。
他刚进七贤庄，林伯渠就迎上来：“你可算回来了。蒋鼎文那边又来催了，说有几份文件要你签字。”
“什么文件？”
“还是那批物资的事。上次你逼他签了批条，他又找借口说数量不对，要重新核。”
宣侠父把藤条箱往桌上一搁，笑了一声：“这个蒋铭三，我走了几天，他就想赖账。行，我明天再去堵他的门。”
周恩来从里屋走出来，看着宣侠父，表情有些复杂：“侠父，你在徐州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但你也要注意分寸。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你跟他走得太近，蒋介石那边不会舒服。”
“周主任，我知道。”宣侠父坐下来，喝了口水，“但胡宗南这个人，不是铁板一块。他有爱国心，有正义感，只是被蒋介石绑在战车上。我能争取他一分，就争取他一分。”
周恩来看了他一会儿，没有再说什么。他只是把一份刚收到的电报递过去：“延安来电。说你这篇文章，毛主席也看了。他说写得好，建议印发给八路军各部队参考。”
宣侠父接过电报，看了一遍。他把电报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脸上露出了这些天来最舒展的一个笑容。
第四章 西战团
一九三八年三月，西安的春天来得晚。城墙根下的积雪还没化干净，风里带着一股子土腥味。七贤庄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枝头刚冒出一点绿芽，又被一场倒春寒打了回去。
这天上午，宣侠父正在西厢房里整理一份物资清单，门帘一掀，伍云甫领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宣参议，这位是丁玲同志，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
宣侠父抬起头。站在他面前的女人三十出头，短发齐耳，穿着一身灰布棉军装，脸被风吹得有些皴，但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看人的时候带着一股子不藏着掖着的直爽。她在山西前线待了大半年，带着几十号人，一路走一路演，从前线演到后方，从八路军演到老百姓。
“丁玲同志，久仰。”宣侠父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你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上海的时候就看过。”
丁玲愣了一下，随即摆了摆手，苦笑了一声：“宣参议，今天不谈文学。我是来求援的。”
“坐下说。”
丁玲坐下来，接过伍云甫递来的水碗，喝了一口，把情况倒了出来：“我们西战团从山西过来，想在西安演几场，宣传抗日。老百姓想听，青年学生想看，连有些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私底下也来问我们什么时候演。可是——”她把水碗往桌上一搁，声音提高了半度，“省党部那边把我们堵住了。说是‘政治问题’，限期离开西安。”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他们派人来我们住处，下了口头通知。我去找省党部交涉，一个姓黄的委员见了我，从头到尾没拿正眼瞧人，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宣侠父没有立刻说话。他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你们走了几百里路，不是为了在西安吃闭门羹的。”他说，“合法地位的事，我来办。你先把节目准备好。演什么、怎么演、在哪儿演，这些事你自己定。剩下的，交给我。”
丁玲看着他，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宣侠父先去了行营。
蒋鼎文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批一份关于军粮调运的文件。看见宣侠父进来，他的眉头几乎不可察觉地皱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来，换上了一副惯常的笑脸。
“侠父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物资的事，我不是已经批了吗？”
“铭三兄，今天不是物资的事。”宣侠父坐下来，没有绕弯子，“丁玲的西战团来西安了。他们从山西前线一路演过来，宣传抗日。省党部那边卡着，不让演。”
蒋鼎文把手中的笔放下来，往后靠在椅背上，语气不急不缓：“这事归省党部管，我不便插手。你也知道，党部的事，行营不好直接干预。”
“铭三兄，行营主任发个话，总比我跑断腿管用。”宣侠父看着他，话说得很平，但分量很重，“抗战时期，宣传抗日也能算‘政治问题’吗？西战团在山西给八路军的伤兵演，给老百姓演，一路走到西安。他们演的是打鬼子，唱的是救中国。如果他们连西安的戏台都上不去，这话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
蒋鼎文沉默了一会儿。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了。
“你想怎么办？”
“我想请铭三兄在长官公署见一见丁玲。听她讲讲前线的事。你见了，觉得不行，我绝不勉强。但如果你觉得行，行营这边表个态，省党部那边就好办了。”
蒋鼎文看着宣侠父。他知道，如果不答应，宣侠父明天还会来，后天还会来。像口香糖一样，粘上了就甩不掉。何况，见一面也无妨。宣传抗日，在台面上是政治正确的事。
“行吧。”蒋鼎文挥了挥手，“你安排时间。”
几天后，长官公署。
丁玲把前线的情况讲了半个多小时。从怎么给伤兵演出，到怎么在炮火底下搭台子；从老百姓看戏时哭成一片，到战士们看完戏第二天就上前线。蒋鼎文坐在办公桌后面，听得很认真，偶尔点一下头。
“蒋主任，我们在前线演戏，不是为了什么党派。我们演的是中国人打日本人。”丁玲最后说了一句。
蒋鼎文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说了一句：“既然是宣传抗日，那就演吧。”
宣侠父坐在旁边，没有露出笑容，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但省党部那边并没有就此罢手。宣侠父知道，蒋鼎文点了头，不等于省党部那些暗处使绊子的人会收手。他需要再找一个分量更重的人来压阵。
他去找了胡宗南。
胡宗南当时在西安，听说宣侠父来了，很高兴，留他吃饭。席间，宣侠父把西战团受阻的事说了一遍。胡宗南听完，筷子一搁，说了一句：“宣传抗日是好事，我支持。省党部那边，我去打个招呼。”
有了行营主任的默许，再加上胡宗南的面子，省党部终于不再硬拦了。
西战团在西安连演了四个多月。演话剧、唱歌、开座谈会、办展览，把西安城搅得热气腾腾。台底下坐的有老百姓，有青年学生，有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也有穿便衣的特务。但不管谁坐在台下，台上的戏一开演，唱的都是抗日救亡。
丁玲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如果没有宣侠父，西战团在西安连一场戏都演不了。
宣侠父做的，不止是让西战团演了几场戏。
他利用这段时间，广泛联络陕西地方的上层人士。杨虎城的旧部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还有陕西教育界的杨明轩，这些人在地方上有威望、有关系，对国民党中央的很多做法不满。宣侠父一个一个地拜访，有时候是喝茶，有时候是吃饭，有时候只是去坐坐，聊几句。
有一次，杜斌丞问他：“宣参议，你是共产党的人，跟我们这些旧军人来往，不怕被扣上‘勾结地方势力’的帽子？”
宣侠父笑了一声：“杜先生，抗日这件事，是全民族的事。我来找你，不是为共产党拉人，是为抗日拉人。你打你的日本鬼子，我打我的日本鬼子，咱们就是同志。”
他还动员了大批爱国青年去延安。有人是自己找上门的，有人是通过西战团介绍的。宣侠父给他们开介绍信，安排路线，有时候还亲自送他们到城外。
这些事，每一件都写在了特务的监视报告里。
三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宣侠父从七贤庄出来，往城东走。他走得不快，边走边看街景。走到一个拐角处，他忽然停下来，转过身，朝后面看了一眼。
十几步外，一个穿黑棉袄的人正蹲在路边假装系鞋带。
宣侠父朝他招了招手。那人愣了一下，左右看了看，确认周围没有别人，才犹犹豫豫地站起来，走了过来。
“兄弟，跟了几天了？”宣侠父问。
那人脸色一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听得懂。”宣侠父笑了笑，从兜里摸出几块大洋，放在那人手里，“天冷，去买碗热面吃。回去告诉你们张区长，就说我宣侠父说的，他派来的人，业务还得再练练。跟人跟得这么近，老远就看见了。”
那人手里攥着大洋，脸涨得通红，转身就走了。
宣侠父回到七贤庄，林伯渠看见他，问了一句：“今天怎么回来晚了？”
“路上遇到一个朋友。”宣侠父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坐下来喝了口水，“准确地说，是军统的朋友。”
林伯渠皱了皱眉：“你跟特务打交道，太危险了。”
“林老，特务跟了我好几个月了。他们不抓我，是因为上面还没下令。他们要抓，我躲也躲不掉。”宣侠父放下水杯，“与其整天提心吊胆，不如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在，我不怕。这样，反而让他们心里没底。”
林伯渠看着他，叹了口气。他知道宣侠父说得有道理，但也知道，这种从容背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那段时间，丁玲经常带着西战团的同志来七贤庄找宣侠父。有时候是商量演出的事，有时候是借地方开会，有时候只是过来坐坐，喝杯茶。
有一次，丁玲问他：“宣参议，你天天跟国民党那些高官周旋，给他们递烟倒茶，你心里不憋屈？”
宣侠父靠在椅背上，想了想：“憋屈什么？我跟他们打交道，是为了替八路军争东西。争来了冬装，前线的战士就少冻死几个；争来了弹药，就能多打死几个日本鬼子。这是划算的事。”
“可他们背后骂你，还派人跟着你。”
“骂我的人多了。”宣侠父笑了，“蒋介石在黄埔的时候就骂我，冯玉祥清党的时候也骂我。我要是怕人骂，早就回家种地了。”
丁玲看了他一会儿，没有再问。
四月的一个傍晚，宣侠父站在七贤庄的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春天终于来了，树枝上挂满了绿叶，被夕阳照得闪闪发亮。
他想起了一九三三年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时候，也有一棵树。那是冯玉祥司令部门前的一棵老榆树，他和吉鸿昌、方振武站在树底下商量怎么打多伦。后来同盟军失败了，吉鸿昌去了天津，方振武流亡海外。他自己，从天津到上海，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梧州，从梧州到西安。一路走，一路搭台子，一路被人盯着。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根。烟雾在夕阳里散开，像一层薄薄的纱。
明天还有一堆事要办。物资要去催，西战团的演出要安排，一个想去延安的青年明天早上要出发，他得去送。
他抽完烟，把烟头摁灭在墙角的砖缝里，转身回了屋。
第五章 口香糖
一九三八年四月，西安的春天短得像兔子尾巴，一眨眼就热了起来。
宣侠父这些天的主要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要东西。要子弹，要冬装，要药品，要电台。八路军的物资清单在他那个黑色公文包里换了又换，旧清单批了，新清单又来了。每次去行营，军需处的人见了他就头疼，但面上还得客客气气。
蒋鼎文更头疼。
四月中旬的一天，宣侠父又去了行营。这回要的是药品。前线伤兵多，消炎药和纱布奇缺，有些伤员伤口化脓生蛆，疼得整夜喊叫。宣侠父把清单搁在蒋鼎文桌上，指着上面列的数字：“铭三兄，奎宁五百盒，纱布二百包，碘酒一百瓶。不多吧？”
蒋鼎文拿起清单看了半天，脸上那点客套的笑容快挂不住了：“侠父啊，药品不比别的，全国都紧。你看看，淞沪撤下来的伤兵也要用药，中央军也要用药。你总得容我匀一匀。”
“匀。当然要匀。”宣侠父靠在椅背上，语气不急不缓，“铭三兄，我听说最近行营刚到了一批从香港转来的西药，数量不少。我不多要，就按这个清单上的数给，剩下的你留着匀给中央军。”
蒋鼎文眼皮一跳。那批西药是三天前刚到西安的，入库单还没上锁，宣侠父的消息居然比他行营里有些处长还灵通。他盯着宣侠父看了几秒，最后把清单往桌角一推，拿起笔，在上面签了字。
“后天来领。”他把笔搁下，没有再看宣侠父。
“好。后天我让人来。”宣侠父把批条收好，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停了一下，“铭三兄，还有件事。”
蒋鼎文抬起头，脸上已经压不住那种疲惫的烦躁了。
“下个月，可能还得来一趟。前线电台坏了，得换两台新的。”宣侠父说完，拉开门走了出去。
身后传来蒋鼎文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搁的声音。
这件事在行营里传得很快。没几天，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又名张毅夫）就听到了风声。
张严佛四十出头，面相斯文，戴一副金丝眼镜，平日里穿西装打领带，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但他手里掌握着整个西北最厉害的特务网。他在办公室里听完手下的汇报，把钢笔帽拧上，靠在椅背上想了想。
“这个宣侠父，到底什么来头？”张严佛问。
手下把一份材料递过去：“黄埔一期，蒋介石亲自开除的。后来在冯玉祥西北军里搞兵运，在甘南跟马麒干过，在天津跟吉鸿昌一起组织过抗日同盟军，在梧州跟李济深搞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去年九月到西安，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
张严佛翻了翻材料，眉头越皱越紧。他放下材料，按了一下桌上的铃，把行动组组长李翰廷叫了进来。
“李局长，七贤庄那个宣侠父，盯得怎么样了？”
李翰廷是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同时兼着军统的行动组组长。他在“八办”门口设了一个固定的监视派出所，每天派特务跟梢。但他也有苦衷：“区长，盯是盯了，但这人太滑。每天出门，路线不固定，时间不固定，有时候早上出门往东，有时候下午出门往西。他好像知道我们的人在哪儿，专门绕着走。”
“他当然知道。”张严佛把材料往桌上一拍，“这个人黄埔出身，又在白区搞过多年地下工作，反侦察是刻在骨子里的。你们那几个人，跟在他后面，估计他一眼就看穿了。”
李翰廷脸上有些挂不住：“要不……加人手？”
“加。”张严佛说，“从今天起，他出门你们跟，他回家你们守，他去行营你们在门口等，他去饭馆你们在隔壁桌坐着。把他见了谁、说了什么、待了多久，都给我记下来。”
宣侠父知道特务在盯着他。他很清楚，从他一到西安，身后那个影子就没有消失过。
但他从不在意。他去行营，特务在门口等；他去西战团，特务在街对面蹲着；他去拜访杜斌丞，特务在巷子口抽烟。他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天下午，他从七贤庄出来，走了半条街，忽然停住脚步，转过身，径直朝一个蹲在路边修自行车的人走过去。
那人手里拿着扳手，低着头，专心地拧着一颗螺丝。
宣侠父在他旁边站定，笑了笑：“兄弟，你这辆车修了三天了吧？从我搬进七贤庄那天起，你就在这儿修。车没见修好，螺丝都快拧秃了。”
那人手一抖，扳手掉在地上。
“别紧张。”宣侠父从兜里摸出两张法币，放在他脚边，“拿去买包烟。回去告诉李局长，就说我说的，天热了，别老蹲在太阳底下，找个阴凉地儿。”
那人捡起钱，推着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但宣侠父并没有因为特务的监视就收敛自己的活动。相反，他知道自己在被盯着，反而更加光明正大。
他去拜访孙蔚如。孙蔚如是杨虎城的旧部，陕西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中央吞并杂牌军不满。宣侠父坐在孙家的堂屋里，喝茶聊天，从抗日形势讲到部队待遇，从延安的作风讲到西安的官场。孙蔚如听完，说了一句：“宣参议，你说的这些，我在国民党里听不到。”
他去找杜斌丞。杜斌丞是陕西教育界的老人，威望高，门生遍布全省。宣侠父不跟他谈政治，只谈教育。两个人聊了整整一下午，从抗日教育讲到青年培养。杜斌丞最后说：“你这个人，不像共产党派来的说客。你像我们陕西人说的那种，实诚人。”
他还在西安各学校之间走动，跟青年教师和学生谈话。有人问他延安是什么样，他就把自己在西北军、在抗日同盟军、在各地搞农运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不喊口号，不宣传主义，就讲故事。讲完了，该去延安的，自然就去了。
这些活动，都被一一记在了军统的监视报告里。
张严佛每隔几天就把材料整理一次，报给戴笠。材料越积越厚，张严佛也越来越不安。宣侠父的统战工作太厉害了，再让他这么搞下去，西安的国民党上层迟早会被他渗透成筛子。
有一天下午，宣侠父又从七贤庄出来，沿着北大街往南走。他身后不远处，照例跟着两个人。
走到钟楼附近的时候，宣侠父忽然拐进了一家照相馆。
那两个特务赶紧加快脚步，跟到照相馆门口，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宣侠父正站在柜台前，跟老板说着什么。
几分钟后，宣侠父出来了。他手里多了一个纸袋，径直走了。两个特务跟上去，一直跟到七贤庄门口，看着他进去了，才转身回去汇报。
当天晚上的监视报告是这么写的：“下午三时，宣自‘八办’出，行至钟楼拐入照相馆，约五分钟后出，手执纸袋一个，返回七贤庄。途中未与他人接触。”
张严佛看着这份报告，总觉得哪里不对。他派人去那家照相馆问，老板说宣参议那天是去取照片的。
“什么照片？”
老板翻了翻记录本：“是几张篮球赛的合影。他在革命公园球场当裁判的时候，有人给他拍的。”
张严佛盯着这份记录看了半天，心里隐隐觉得不安。他总觉得宣侠父去照相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但查来查去，确实就是几张照片。
蒋鼎文那边，已经被宣侠父折腾得够呛。
有一次，蒋鼎文在行营召集各处处长开会，刚讲到一半，副官进来报告：“主任，宣参议来了。”
蒋鼎文的脸当场就沉了下来。
“他来干什么？”
“说是有紧急物资要当面跟主任谈。”
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个处长，都看着蒋鼎文。蒋鼎文咬着牙说了一句：“让他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钟头。会议开完了，处长们陆续散了，蒋鼎文才让人把宣侠父叫进来。他本想给宣侠父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行营主任不是天天有空的。
结果宣侠父进来，第一句话就是：“铭三兄，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蒋鼎文那口气，憋在胸口没处撒。
五月初，军统内部开了一次会。张严佛把宣侠父的材料汇总，在会上做了汇报。
“这个人的危害，不在于他手里有兵，也不在于他手里有钱。他的危害在于他有一张嘴，有一双腿。他到处跑，到处说，把西安城里能影响的人都影响了一遍。”张严佛说完，看着在座的人，“委员长那边，已经问过两次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先把材料整理好，报上去。”张严佛最后说，“至于怎么处理，等上面的决定。”
第六章 五条罪状
一九三八年五月，重庆。
军统局本部在一栋不起眼的灰色楼房里，门口没有挂牌，进出的人都穿便衣。戴笠的办公室在三楼，窗帘常年拉着，桌上摆着一部黑色电话机、一摞待批的文件，还有一只白瓷茶杯，杯底积着厚厚的茶垢。
张严佛从西安飞到重庆，专程来汇报宣侠父的事。他坐在戴笠对面，把整理好的材料摊在桌上，厚厚一摞，足有几十页。
“局座，这是西北区近半年来对宣侠父的监视报告。我整理了一份综合材料，请您过目。”张严佛把最上面一份装订好的文件推过去。
戴笠接过来，没有急着翻。他先看了看封面上张严佛用正楷写的几个字：关于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在西安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
“你直接说。”戴笠把材料搁在桌上，端起茶杯。
“这个人，是我们西北区目前盯得最紧的一个目标。从去年九月他到西安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监视。”张严佛翻开材料，指着其中几页，“他的活动范围之广、接触面之大、影响力之深，超出了我们最初的估计。概括起来，有五条。”
戴笠靠在椅背上，示意他接着说。
“第一条，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的杨晓初等人来往密切。他经常去杜斌丞家里，有时待一两个钟头。杨晓初更是三天两头往七贤庄跑。我们判断，他在教唆这些人反中央、反蒋。”
戴笠没有表情，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第二条，宣侠父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和流亡青年去延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成了左倾人物聚散的中心。据我们统计，仅今年三到五月，经他手介绍去延安的青年，有名有姓的就有二十多人。还有不少人是他口头介绍、我们没有掌握具体名单的。西安几所中学的校长，私下跟我们反映，学生不安心读书，整天想着去延安。”
戴笠的眉头动了一下。
“第三条，宣侠父以黄埔同学关系为名，与西安行营、第一军、第十七军团的机关和部队军官拉关系。他经常参加黄埔同学的聚会，跟胡宗南、蒋鼎文这些人吃饭喝酒。有些下级军官，原本是我们的人，跟他吃过几顿饭之后，思想就动摇了。西北区有个情报员跟他接触过两次，回来跟我说，此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了容易让人糊涂。”
戴笠把茶杯放下了。
“第四条，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责中央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用品。他在各种场合讲这些话，有时是在饭桌上，有时是在同学聚会上，有时甚至当着行营军官的面。这些话，经过口口相传，在西安各界流传很广。行营方面也很头疼。”
“第五条，”张严佛停了一下，翻到材料的最后几页，“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但从他活动的规律和接触的人员来看，有理由怀疑他是中共在西安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
戴笠把材料拿过来，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有时候在某一段落停下来，用手指按住，回头再看一遍。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街上汽车喇叭的声音。
“张区长，你这份材料里，有多少是确凿证据，有多少是推断？”戴笠把材料合上，看着张严佛。
“大部分有具体的监视记录。只有第五条，证据链还差一些。”张严佛如实回答。
戴笠点了点头。他把材料放在桌上，拿起电话，摇了摇手柄：“接委员长侍从室。”
蒋介石是在黄山官邸看到这份材料的。
侍从室把材料递上去的时候，附了一张纸条，上面是戴笠的字：此系军统西北区上报，事涉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请委员长核示。
蒋介石坐在书房的藤椅上，把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把材料合上，搁在面前的茶几上。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
一九二四年夏天，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那个年轻人站在他面前，站得笔直，眼睛不躲不闪，说出一句“学生无过可悔”。他亲手签下了开除手令。那是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
后来这个人在西北军办图书室，在甘南帮藏民告状，在抗日同盟军跟吉鸿昌一起打仗，在香港跟李济深搞什么同盟，在梧州骂反共口号就是汉奸口号。一路走，一路搞事。现在他到了西安，开始挖他蒋某人的墙角。胡宗南、蒋鼎文，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嫡系，这个人居然跟他们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连胡宗南那种铁杆都跟他往来得火热。
蒋介石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去年秋天，侍从室报上来一份材料，说胡宗南跟宣侠父走得很近，两人私交越来越密切。当时他没有说什么，把材料压下了。但现在，这份材料跟军统的报告放在一起，事情就不一样了。
一个宣侠父，如果只是在西安骂骂人、煽动几个学生，那还是小事。但他把胡宗南这样的人拉过去，那就不是小事了。胡宗南是他蒋介石在黄埔系里最倚重的人，如果连胡宗南都被宣侠父搞得摇摆不定，这盘棋还怎么下？
蒋介石把材料重新翻开，翻到第一条，又看了一遍。
与杨虎城旧部来往。杨虎城虽然出国了，但他那些旧部还在，杜斌丞、赵寿山、孙蔚如，这帮人在西北有根基，有影响。宣侠父如果把他们串联起来，跟延安里应外合，西安就不稳了。
翻到第三条，又看了一遍。
黄埔同学关系。这五个字刺痛了蒋介石。黄埔军校是他起家的根本，是他培养嫡系的摇篮。宣侠父也是黄埔一期的，虽然被他开除了，但黄埔一期的同学录上，后来还是把宣侠父的名字补了进去。这些同学，一个个都是他蒋介石的学生，现在宣侠父以同学身份跟他们吃喝往来，把他辛辛苦苦培养的人心，一碗一碗地往外端。
蒋介石把材料合上，搁在茶几上，没有说话。
戴笠第二天就被叫到了黄山官邸。蒋介石坐在书房里，面前还是那份材料，但他没有让戴笠看，只是说了一句：“宣侠父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戴笠站得笔直，等着下文。
“这个人，是我的学生。但他背叛了我。”蒋介石的声音不高，语速很慢，“他在西安做的事，你们都清楚。我不希望再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
戴笠没有追问。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不希望再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而让宣侠父不再在西安做事，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宣侠父这个人消失。
“委员长，我明白了。”
蒋介石没有点头，也没有挥手。他只是重新拿起茶几上的一份报纸，好像刚才什么都没说过。
戴笠回到局本部，把张严佛叫到办公室。
“委员长的手谕，过几天会到西安行营。”戴笠坐在椅子上，语气很平，“但在此之前，你让西北区先做好准备。目标的一切活动规律、住址、出行路线，都要摸清楚。一旦命令下来，立刻能动手。”
张严佛立正：“是。”
“记住，这件事要做得干净。不能留任何把柄。”戴笠停了一下，“宣侠父是八路军的高级参议，不是一般人。一旦事情败露，政治上的麻烦，不是你我担得起的。”
“明白。我会亲自督办。”
张严佛回到西安之后，立刻召集了徐一觉、丁敏之、李翰廷几个人，把任务交代了下去。李翰廷负责物色行动人员，徐一觉负责现场指挥，丁敏之负责情报和监视。
几天之后，蒋介石的手谕到了西安行营。
蒋鼎文坐在办公室里，拆开侍从室送来的密封信封，抽出里面的一张纸。上面是蒋介石亲笔写的几行字，他看了两遍，把纸放在桌上，向后靠在椅背上，久久没有说话。
他当然记得宣侠父。他记得宣侠父堵在他公馆客厅里，端着茶杯不紧不慢地要批条的样子。他记得宣侠父在电话里跟他打哈哈，说“铭三兄，那批药品我就当你已经批了”的语气。他记得宣侠父隔三差五就来行营，每次来都带着新的清单、新的要求。
他心里甚至有一丝说不清的感觉。宣侠父这个人，可恨，但也可敬。可恨的是他寸步不让，可敬的是他从不藏着掖着。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是难对付的，但也是难得的。
可委员长的手谕写得清清楚楚：着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蒋鼎文把那张纸折好，锁进抽屉，然后按铃叫来了徐一觉。
徐一觉站在他面前，等蒋鼎文开口。
“委员长手谕。”蒋鼎文把抽屉打开，把那张纸推过去。
徐一觉双手接过来，看了一遍，抬起头。
“什么时候动手？”
“不急。要等他身边无人的时候，不能让人看见。”蒋鼎文停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做得干净点。”
徐一觉领命走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军统西北区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
张严佛亲自主持，把宣侠父的活动规律重新梳理了一遍。七贤庄的办事处、蒋鼎文的公馆、宣侠父自己的住处，这三个地方，前两个都不适合动手。七贤庄戒备森严，八路军办事处有自己的警卫。蒋鼎文公馆附近更不行，在行营主任家门口杀人，政治风险太大。
最好的下手地点，是宣侠父的住处与八路军办事处之间的路上。特别是西京医院门前那一段，街道不宽，行人不多，旁边有一条小巷可以快速撤离。
李翰廷物色了三个行动人员：佟荣功、李俊良、丁善庆。佟荣功对西安的地形熟悉，负责指认目标；李俊良枪法好，负责动手；丁善庆负责掩护和策应。
布置完毕之后，特务们开始每天蹲守。
但宣侠父的行踪太不稳定了。有时候他出门往东，有时候往西；有时候早上出去，有时候下午才出门；有时候一走好几天不回。特务们跟了两个月，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张严佛有些着急了。他把李翰廷叫来：“两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动手？”
“区长，他太警觉了。每次出门都要回头看几眼，有时候还故意绕路。我们的人跟近了怕被发现，跟远了又容易跟丢。”
张严佛沉默了一会儿：“那就再等。等他松懈下来，总会有机会的。”
这个机会，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那天下午，终于来了。
第七章 最后一场篮球赛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西安。
这天是星期日。一大早，太阳就毒辣辣地挂在天上，没有一丝风。七贤庄院子里的老槐树被晒得叶子打卷，蝉鸣声吵得人心里发燥。
宣侠父起得很早。他在院子里打了一套拳，出了一身汗，然后用冷水洗了把脸。吃早饭的时候，伍云甫跟他说：“今天下午在革命公园运动场有篮球赛，庆祝‘八一’建军节。大家想请你去当裁判。”
“行啊。”宣侠父喝了口稀饭，“几点？”
“下午四点。打完球，大家一起吃顿饭。”
“好。”
上午，宣侠父在办公室里处理了几份文件。有一份是关于八路军前线急需的电台零件清单，他批了字，让伍云甫尽快转给延安。还有一份是几个西安青年去延安的介绍信，他签了名，盖了办事处的章。
中午的时候，他睡了个午觉。这些天实在太累，一躺下就睡沉了，醒来的时候已经快三点了。
下午四点，革命公园运动场。
篮球场是露天的，水泥地面，四周用白灰画了线。场边围了不少人，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干部战士，有西战团的团员，还有附近来看热闹的老百姓。球场旁边拉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庆祝八一建军节篮球友谊赛”。
宣侠父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衫，下面是一条灰布裤子，脚上穿着布鞋。他没穿那身奶油色西装，但在人群中还是很显眼。他把哨子挂在脖子上，站在球场中间，吹了一声开场哨。
球赛打得热闹。两边都不是专业球员，但拼得很凶。场边有人喊好，有人跺脚。宣侠父跟着球来回跑，吹哨、打手势，有时候还得停下来给球员讲规则。
打到一半的时候，有个球出界了，球滚到宣侠父脚边。他捡起来，随手扔回场内，冲着场上喊了一句：“接着打！别偷懒！”
场边的人都笑了。
球赛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了。太阳偏到了城墙那头，热气退了一些。
宣侠父吹了终场哨，把哨子摘下来，在场边跟几个同志聊了几句。有人递过来一壶凉茶，他接过来喝了两口，擦了擦汗。
“宣参议，一会儿一起去吃饭吧？”一个年轻干部问。
“你们先去。我有点事，回去一趟，一会儿就来。”宣侠父把茶壶还给他，朝大家摆了摆手。
他没有让人送，独自一人走向停在球场边的自行车。那是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车架上有些漆已经掉了。他跨上车，沿着新城路往东骑去。
他要先回一趟住处。通济坊5号，离这里不远。桌上还有几份文件要收一下。
西京医院门前那一段路，是新城路上最安静的一段。
医院的围墙很高，墙边种了一排老槐树，枝叶密密匝匝地遮着。这个时候，医院门口没什么人，只有一两个护士在门口说话。街对面的树荫下停着一辆黑色汽车，车窗关得严严实实。
宣侠父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那辆汽车。或者，他注意到了，但并不在意。这几天跟在他后面的特务少了，有时候一整天都见不到尾巴。也许是他们撤了，也许是他们换了方式。他已经习惯了身后有人盯着。
自行车骑到西京医院门前，那辆汽车的左前门突然开了。
一个穿短衫的人从车上跳下来，挡在他的自行车前面。宣侠父猛地捏住刹车，车轮在石子路面上滑了一下。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另外两个人从车后窜出来，一左一右，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的！”宣侠父用力挣扎，试图甩开那两个人。他的声音很大，在安静的街道上炸开。
可西京医院门前那几个护士已经进去了，街面上空荡荡的。不远处有个挑担子的老汉，吓得往后退了几步，不敢出声。
“早知道你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蒋主任请你去讲话！”其中一个特务恶狠狠地回了一句。
宣侠父被强行从自行车上拖下来，往汽车里推。他拼尽全力抵抗，嘴里高声怒骂：“蒋鼎文请我？他敢！你们放开我！你们这是绑票！是暗杀！”
他的声音越来越远，汽车的门被狠狠关上。
一人在外面迅速把宣侠父的自行车推走，消失在街角。汽车发动，猛地窜出去，向东开去。
街面上恢复了平静，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有地上留下了一小块自行车胎压过的痕迹，很快被风吹起的尘土盖住了。
汽车开进了东仓门西安别动队的队部。
宣侠父被从车上拖下来，推搡着穿过院子，来到东头的一个篮球场。场上没有别人，只有几个特务站在四周。
领头的特务叫李俊良，手里提着一把毛瑟手枪。他在宣侠父面前站定。
宣侠父整了整自己的衣领。刚才挣扎的时候，衬衫的扣子崩掉了一颗。他抬起头，看着李俊良，也看着院子四周那些特务。
他没有求饶。他只是站着，背挺得笔直。
“你们告诉蒋鼎文，”宣侠父的声音很平静，像是站在黄埔的操场上讲话，“宣侠父这辈子，没向蒋介石低过头，不会向他蒋鼎文低头。要杀就杀，少废话！”
李俊良没有答话。他抬起手，扣动了扳机。
第一枪，打在胸前。
宣侠父身体猛地一震，但他没有倒。他依然站着，眼睛盯着李俊良。
第二枪。
宣侠父还是没有倒。他的嘴唇动了动，不知道想说什么。
第三枪。
第四枪。
第五枪。
第六枪。
前六枪打完，宣侠父依然站着，像一棵扎在水泥地上的老树，不肯屈服。风吹过他崩掉纽扣的衬衫，露出胸口洇开的血渍，顺着灰布裤子往下淌。
李俊良的手在发抖。他换了只手，重新瞄准。
第七枪。
枪声落下，宣侠父的身体终于失去了支撑，向后倒去，重重地砸在篮球场的水泥地上。
院子里一片死寂。几个特务站在周围，谁也没有动。
那天夜里，别动队的特务把宣侠父的遗体装进一个麻包，用板车推到了下马陵东城根的一口枯井旁。他们把麻包推进井里，然后用铁锹往井里填土。
土填平了。特务们还在附近安排了人守着，防止遗体被人发现。
第二天一早，通济坊5号的门被推开了。
是办事处的同志来找宣侠父。桌上的文件还在，茶壶里的水还是温的，但人不见了。
消息传回七贤庄，伍云甫心里咯噔一下。他立刻派人去宣侠父平时去的地方找。行营、西战团、杜斌丞家、孙蔚如家，能找的地方全找了，没有。
伍云甫立刻给延安发了一封加急密电，电文只有几个字：“宣无下落。”
随后，他分别在《新华日报》和《西京日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写明宣侠父是八路军高级参议，于七月三十一日傍晚外出未归。但寻人启事登出后不久，新闻检查所就来人通知，要求撤下，不许再登。
周恩来收到电报的时候，正在延安。他看着那四个字，脸色大变。他知道，宣侠父出事了。
他三次当面找到蒋介石，要求追查宣侠父的下落。蒋介石第一次说不知道，第二次说可能是误会，第三次，周恩来把军统内部泄露出来的消息摆在他面前，他沉默了。
“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蒋介石终于把脸一沉，不再遮掩，“我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
这句话像一把刀，落在周恩来面前。他强忍着怒火，没有说话。
中共方面立刻向国民党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抗议西安当局暗杀宣侠父》的社论，各界人士纷纷声援。但国民党方面，蒋鼎文装模作样地查了一阵，最后对外宣布：“宣侠父在押解汉口途中逃跑了。”
这出戏演得很足。他们挑了两个警察局侦缉队员，一个假扮宣侠父，一个假装重要案犯，由特务押解着，在陕西商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故意把手铐扔在路边，制造了一场“逃跑”的假象。然后去报告商县县长，派人追捕“逃犯宣侠父”。
这出戏演完，蒋鼎文给谢辅三发了一封电报，把特务们押回西安“法办”，然后又悄悄放了。从此，谁再问宣侠父的下落，蒋鼎文就说：“他跑了。”
宣侠父的遗骸，一直留在下马陵东城根那口枯井里。
很多年过去了，那口枯井被填平、盖房，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党史的档案里，在那些发黄的监视报告和审讯笔录里，宣侠父倒下的那个篮球场，和那七声枪响，从来没有被忘记。
一九三八年八月，宣侠父牺牲的时候，三十九岁。
那一年，他离开浙江老家已经整整十年。他最后的身份是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但实际上，他更像一个在虎口里拔牙的人。
拔牙的人，终究被老虎咬死了。
但牙，已经拔出来了。
（第六卷 虎口拔牙 完）
第七卷 尾声：井与火（1951—今天）
卷首语：
“有些火是看不见的。它埋在地底下，埋在土里，埋在井里，埋在人心里。你以为它灭了，但风一吹，它就烧起来了。”
第一章 王记酱肉店
一九五一年三月，沈阳，皇姑屯区富贵街110号。
沈阳的早春还带着刺骨的寒意。街面上的积雪化了一半，混着煤灰和泥水，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富贵街不长，两旁都是低矮的平房，住的大多是铁路工人和小商贩。街东头拐角处，有一家王记酱肉店，门脸不大，门板上刷着暗红色的漆，已经斑驳了，门口挂着半截油腻的蓝布门帘。店里卖些猪头肉、酱肘子、卤下水，偶尔也卖点散装的高粱酒。
老板名叫王子明，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面相憨厚。平时不怎么爱说话，见人总是笑呵呵的。街坊们都说，王老板人老实，切肉不短斤少两，偶尔有穷孩子来买肉，他还会多搭一块碎肉。唯一的怪处，是他从不照相，也从不提以前的事。有人问起来，他就说自己是关内逃难来的，家里人都死光了。
这个“王子明”，真名叫佟荣功。
从一九三八年那个夏天的傍晚开始，这十三年，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检查两遍门栓，还要在枕头底下压一把上了膛的驳壳枪。每逢下雨打雷，别人往屋里躲，他却浑身发抖。他总觉得那雷声像枪响，总觉得门外有便衣警察在走动。这十三年，他从西安跑到郑州，从郑州跑到北平，最后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躲到了沈阳这间酱肉店里。他以为改了名、换了姓、藏进了市井，那笔血债就追不上他了。
这天上午，酱肉店刚开门，街面上没什么生意。锅里的卤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佟荣功正站在案板后面剔一块猪骨头，忽然，门帘一掀，一股冷风夹着三个人影卷了进来。
佟荣功的眼神微微一变。多年的特务生涯，让他立刻嗅到了危险。这三个人，虽然穿着普通的蓝布棉袄，但站姿、眼神，跟普通老百姓完全不一样。领头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目光在店里扫了一圈，最后像钉子一样钉在佟荣功的脸上。
“你是王老板？”领头的男人问。
“是。几位买点什么？”佟荣功笑着问，右手看似随意地垂下去，想去摸案板底下的东西。
“不买肉。”领头的男人动作极快，一把按住案板，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拍在桌面上，“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佟荣功，你藏不住了，跟我们回北京！”
佟荣功的手僵在半空中。他低头看向那张纸，那是一张通缉令的抄件。上面印着他年轻时穿军统制服的照片，下面黑纸白字写着：佟荣功，原军统西安别动队行动组组员，涉嫌暗杀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
店里死一般的寂静。外面街上有卖豆腐的吆喝声，有小孩跑过的笑闹声，但在这间充满卤肉味的昏暗店铺里，空气仿佛凝固了。
佟荣功的肩膀一点点塌了下去，脸上的伪装像破裂的面具一样碎掉。他慢慢解开了沾满油星的围裙，放在案板上，叹了口气。
“我知道总有这一天。”他说，声音沙哑，“这十三年，我每天都当是最后一天。我跟你们走。”
审讯室里，灯光昏暗。
佟荣功交代得很痛快。从三月初开始，预审人员连续提审了他几次。他把自己在军统西北区、西安别动队干过的事，像倒豆子一样全倒了出来。但提到宣侠父的名字时，他的声音明显卡了一下。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我参加了暗杀宣侠父。那是蒋主任亲自下的命令，委员长手谕。事情是徐一觉、丁敏之、李翰廷他们几个具体安排的。”佟荣功低着头，双手戴着手铐，搁在桌面上，“行动小组一共三个人，我负责指认目标，李俊良负责动手，丁善庆负责掩护。”
“宣侠父是怎么被害的？”预审员冷冷地问。
佟荣功咽了一口唾沫，开始描述那个傍晚。他说起西京医院门前的绑架，说起宣侠父那辆半旧的自行车，说起在东仓门别动队院子里发生的那一幕。
“是怎么害的？”预审员追问。
“用绳子勒的。”佟荣功的手开始发抖，“在人拉到别动队之后，李俊良他们几个把他拖到篮球场上。他一直在骂，说‘要杀就杀，少废话’。李俊良怕动静太大，拿了根粗麻绳，从后面套住他的脖子……”
审讯室里安静了一阵。预审员停下笔，抬起头，看着佟荣功。
“他挣扎了吗？”
“没有。”佟荣功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就那么站着，背挺得直直的。我从来没见过那种人。绳子勒紧了，他还在瞪着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预审员沉默了一会儿，把笔录合上：“签字吧。”
佟荣功拿起笔，手抖得厉害。签完字，他被押回牢房。那天晚上，他躺在硬板床上，看着铁窗外的月亮，脑子里全是宣侠父最后说的那句话：“你们告诉蒋鼎文，宣侠父这辈子，没向蒋介石低过头……”
他当时不懂。现在，他好像有点懂了。
第二章 下马陵的井
一九五一年秋天，西安。
下马陵东城根那一片，已经和十三年前大不一样了。城墙根下的棚户拆了，盖起了几栋砖瓦房。当年那片荒草丛生的城根，现在成了市民们生火做饭、晾晒衣服的地方。原来那口枯井的位置，现在是一户人家的院墙。院子里种着一棵枣树，树上结满了青枣，被秋风吹得来回晃。
几个穿中山装的干部站在院子外面。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手里拿着一份口供和一张手绘的方位图。图是佟荣功在监狱里凭记忆画出来的，用红笔圈了一个圈，标的是当年抛尸的具体位置。
“就是这儿。”领头的干部指了指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佟荣功交代，当年那口枯井，在枣树东南角大概两米的地方。后来填平了，上面盖了房。”
住户是一对老夫妻，听说要挖井找烈士遗骨，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老两口把院子里的杂物搬开，还把鸡窝挪到了墙角。
“挖吧。烈士的骨头不能总埋在土里。”老汉叹了口气。
施工队开始在院子里挖。挖了整整一天，挖到三米多深的时候，铁锹碰到了硬物。井壁是用青砖砌的，砖缝里塞满了黑色的淤泥。
继续往下挖。土很实，是回填的土，里面混着碎砖、烂树叶，甚至还有几只民国时期的破碗底。
挖到井底，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什么都没有。
没有遗骸。没有麻包。没有纽扣。甚至没有一根骨头。
“是不是位置不对？”有人小声问。
领头的干部跳下井底，拿手电筒仔仔细细地照了一遍。井底只有水和黑色的淤泥，散发着腐烂的恶臭。
“再往下清！”
施工队又往下挖了半米，把淤泥全清了出来，还是什么都没有。
领头的干部站在井口，脸色铁青。他拿出了张严佛的回忆材料，又翻了翻另一份审讯笔录。上面有一行字，被红笔圈着：“因中共追查甚紧，某夜，奉命将宣尸挖出，移埋城郊野外。”
这行字，是当年负责掩埋的特务在交代材料里写的。他说得很清楚：特务们把宣侠父的遗体扔进枯井后，在上面安排了人看守。但没过多久，八路军办事处和西安各界开始到处找人，压力越来越大。蒋鼎文怕事情败露，又下了一道密令，让特务们趁夜把遗体从枯井里挖出来，转移到西安城外一个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的地方，草草掩埋了。
那天晚上，几个人挖开填平的井口，把已经僵硬的遗体拖出来，装上一辆板车，连夜拉出了城。天黑路远，埋在了荒野里。后来那座土坟被平了，又被盖了房，再也找不到了。
“井里只是第一现场，不是最终安息地。”领头的干部叹了口气，挥了挥手，“填上吧。”
土一锹一锹地填回去，那口曾经吞噬了一个伟大人物的枯井，再次被黄土掩埋。那棵枣树在秋风中摇晃，发出沙沙的声响。
从那以后，政府又找过几次。五十年代找过，六十年代找过，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时又找过。地点换了几处，每次都是满怀希望地挖，最后又绝望地填上。
结果是一样的：宣侠父的遗骸，至今没有找到。他就像一颗溶进泥土里的种子，彻底融进了这片他为之奋斗过的土地。
第三章 侠父村
二零一一年，浙江诸暨，深秋。
一辆大巴车停在村口。车门打开，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跳下车，叽叽喳喳地排好队。带队的是个年轻的讲解员，她举着一面小旗子，指着村口那块石碑说：“同学们，我们到了。这里原来叫长澜村，后来改名叫侠父村。”
石碑上刻着三个大字：侠父村。
这个名字，是村里人自己改的。当年县里征求改名的意见，全村男女老少投票，几乎全票通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农说：“我们村出了一个大人物。他当没当大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到死都没有低头。这种硬骨头，我们村得把他刻在石头上。”
宣侠父的故居就在村口不远。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民居，白墙黑瓦，院墙剥落的地方露出了青砖，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桂花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
故居被修缮过了，现在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开木门，嘎吱一声，仿佛推开了百年的时光。展厅里陈列着他的照片、遗物、文稿。
照片不多，他生前不爱照相，能找到的只有七八张。一张是在黄埔的集体照，他站在角落里，眼神清澈；一张是在兰州红泥沟的留影，他穿着破旧的中山装，笑得爽朗；一张是一九三七年西安和博古、李克农的合影，他穿着奶油色的西装，看起来像个精明的商人。每一张照片上，他都穿着不同的衣服，站在不同的人身边，但脸上的表情没有变过——那种坦然、坚定、绝不妥协的神情。
展厅最里面是一面墙，墙上嵌着一块黑色的花岗岩，上面用金色的字体刻着宣侠父的那句诗：
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墙下面是一本厚厚的留言簿。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参观者的留言。
有个小学生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宣爷爷，我会写您的名字了。”
有个大学生写道：“在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时代，看到您的故事，我感到羞愧。”
有个中年人写道：“您一生都在搭台子，最后却死在了一口枯井里。这世道不公，但您的骨头，比那些活着的人还硬。”
讲解员带着小学生们走到那面墙前，指着上面的诗句说：“同学们，跟我念，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这句诗的意思是，一块没雕琢完的玉，终究还是玉；真正的精钢，宁愿折断，也绝不会被弯成钩子。”
一个男孩仰起头，看着讲解员：“阿姨，他后来回来了吗？”
讲解员愣了一下。她蹲下身，平视着男孩的眼睛：“他没有回来。他的身体找不到了。但是——”
她指了指院外那棵老桂花树：“你看那棵树。他小时候，他爸爸就是把砖头压在他的手腕上，让他在这棵树下练字的。树还在，他的字还在，他来过的痕迹就还在。我们没有找到他的身体，但这间屋子、这个村子、这面墙，都是他。”
第四章 火
二零二三年，夏，北京。
一位年轻编剧受命将宣侠父的故事搬上银幕。她把自己关在档案馆里两个月，翻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卷宗。
那些发黄的纸张散发着陈腐的气味，但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滚烫的温度。她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校长手令》，看到了甘南藏民的《泣诉国人书》，看到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立宣言，看到了军统的监视报告。
有一天下午，她翻到了那份军统的审讯笔录。笔录的最后几页，是佟荣功的供述。她翻到最后，看到一行字：
“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就那么站着，背挺得直直的。绳子勒紧了，他还在瞪着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在笔录旁边坐了很久，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她擦了擦眼泪，合上卷宗，走出档案馆。北京的夏天很热，蝉鸣声吵得人头疼。她站在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忽然觉得，宣侠父离我们并不远。
回到住处，她打开电脑，开始写剧本的第一场戏。
她写的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傍晚，西安，西京医院门前。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被一辆黑色的汽车拦住。车门开了，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他挣扎，怒骂，然后被拖进了汽车。汽车开走，地上留下一道自行车的车辙，很快被风沙掩埋。
镜头切到东仓门的别动队篮球场上。一场无声的杀戮。
下一场戏，她切到了浙江诸暨的侠父村。展厅里，一群小学生站在那面刻着诗句的墙前，一个年轻的讲解员正在给他们念：“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剧本写完之后，她发了一封邮件给制片人。邮件里只写了一句话：
“这不仅仅是一个烈士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不回头的人的故事。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这种不肯低头的人。”
在诸暨侠父村的故居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每年秋天都开得很盛。
风一吹，桂花落下来，落在青石板上，落在石碑上，落在那面刻着诗句的墙前面。村里的人说，这棵树有年头了。宣侠父小时候就在这棵树下练字。他爹把砖头压在他手腕上，压得他手脖子发酸，他也不吭声，就那么咬着牙写。
树还在。
字还在。
那股子不回头的精神，也还在。
它像一团埋在地底下的火，只要风一吹，就会重新烧起来。
（第七卷 尾声：井与火 完）
（全书完）
《誓不回头：宣侠父传》附录
附录一：作者的话（代后记）
写宣侠父，是因为他的一生太像一部小说，但他却真实地活过。
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一种窒息般的震撼。一个人，要有多硬的骨头，才能在黄埔军校的校长办公室里站着说出“学生无过可悔”？要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在西北军的烂泥里办起图书室，在甘南的草原上替藏民告状，在西安的虎口里为八路军拔牙？又要有多深的定力，才能在建国后的和平岁月里，依然让无数人记起他的名字？
历史小说不能违背史实，但历史往往比小说更残酷。他牺牲时才三十九岁，遗骸至今未寻获。我没有找到他的坟墓，只能把他的故事写成书，算是在纸上为他立了一块碑。
这块碑上，没有墓志铭，只有他自己说的那句话：“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附录二：宣侠父生平大事年表
· 1899年：12月5日，出生于浙江诸暨长澜村（今侠父村）。
· 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
· 1920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获公费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留学。
· 1922年：因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被母校停止公费待遇，被迫回国。
· 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 1924年：受派带领胡宗南等十余人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因反对蒋介石指定党小组长，被开除学籍。
· 1925年：经李大钊推荐，赴冯玉祥国民军从事政治工作；年底创建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任委员。
· 1926年：赴甘南调查马麒军阀暴行，起草《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任国民军联军政治人员训练所教务主任。
·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转赴武汉。
· 1928年：回浙江诸暨开展农民运动，任中共诸暨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
· 1929年：赴山东梁冠英部从事兵运工作，创办《混战》刊物；开始创作《西北远征记》。
· 1931年：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办湖风书局，出版《北斗》等刊物。
· 1933年：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五师师长。
· 1934年：在天津介绍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入中央特科工作。
· 1935年：赴香港，化名宣古渔，推动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任不管部部长。
· 1936年：参与两广事变，在南宁会议上斥责反共言论；任重建的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师参谋长。
· 1937年：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开展统战工作；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
· 1938年：7月31日，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年仅39岁。
附录三：核心史实与文学处理说明（重要）
为了兼顾小说的文学张力与史实的严谨性，本书在部分细节上采用了通俗叙述或合理虚构。特将主要争议点与创作依据说明如下：
1. 遇害方式：史料记载中，宣侠父在西安别动队队部被特务用绳索勒死。但在部分民间回忆与通俗叙述中，流传着“连中七枪不倒”的说法。本小说在第六卷中采用了“七枪不倒”的意象，旨在强化其“精钢宁折不为钩”的精神象征，特此说明。
2. 罪状数量：军统整理上报的宣侠父“罪状”，党史资料中有“五条”与“八大罪状”两种说法。小说采用了“五条罪状”框架。
3. 《黄埔同学录》补录：小说中胡宗南送通讯录并画圈的情节属文学虚构。真实情况是，黄埔一期同学录初版中并无宣侠父的名字，后经修订才将其“补录”进去。
4. 人物虚构与合并：小说中的“周学长”（北海道帝国大学同学）、部分地下党交通员及军统特务配角，多为功能性的虚构人物，或糅合了多位真实人物的经历。宣侠父的妻子金铃、同学金一新（金焕善）等则实有其人。
附录四：宣侠父诗作选
诗一
神州遍地涨烽烟，莫只登楼意黯然。
惟有齐心来革命，一条生路在人前。
诗二
中华民族命何穷，都在铁蹄践踏中。
今日工农齐奋起，国民革命快成功。
诗三
人民渐自梦中回，革命呼声惊似雷。
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血争来。
诗四（黄埔留句）
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附录五：主要参考书目
1. 《宣侠父诗文集》（收录其《西北远征记》《入伍前后》及诗文杂文）
2. 《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
3. 《黄埔军校史料汇编》
4. 《周恩来选集》（涉及西安事变及统战工作部分）
5. 《军统局西北区档案》（涉及宣侠父案审讯记录）
6. 丁玲《回忆宣侠父》
7. 阳翰笙《宣侠父与湖风书局》
8. 金城（金树东）《忆宣侠父同志》
作者：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血色长虹》《中流砥柱》《建党》等五十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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