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有一块地，叫豆子坪。在松树垴，离村远，远到白天去，都觉得背脊发凉。
那地方瘆人。乡里的死人，都埋在那边。一片坟山，高低错落，有的有碑，有的没碑，长满了草。风一吹，草跟着动，像有人从底下坐起来。大人不说，小孩心里明白——豆子坪不是随便去的地方。
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块好地，三五亩，平整，向阳，土肥。队里拿它种香瓜、种西瓜。瓜甜，甜得能把人舌头粘住。这地金贵，队里专门派我父亲照看。
我父亲胆子大。或者说，他不得不胆大。
春天下种，夏天牵藤，瓜一茬接一茬，藤爬满地，叶子绿得发黑。香瓜拳头大，黄皮，闻一鼻子就醉；西瓜滚圆，一刀下去，红瓤黑籽，汁水溅起半尺高。
可这宝贝，不光人惦记，野物也惦记。
野猪最凶，半夜来，拱地，啃瓜，一夜能糟蹋半亩。野狗成群，偷瓜不算，还要把瓜藤扯得乱七八糟。
所以得有人守。白天守，晚上更要守。
我爹就是那个守的人。
他在瓜地边搭了个草棚。几根竹子，几片油毡，能遮雨，不能挡风。晚上睡在里面，风吹得棚子吱嘎响，像有人在棚外踱步。后来队里配了杆土铳，火药自己装，他晚上就抱着铳睡。有动静，放一铳，砰的一声，山野里回荡，野猪跑了，野狗散了，坟山上夜栖的乌鸦也被惊起来，扑棱棱飞，黑压压一片。
有一回，我爹把我叫去了。那年我十岁上下，正是怕鬼的年纪。
"今晚跟我去守瓜。"他说。
我娘反对："他细伢子，去那里做甚！吓出病来！"
我爹说："怕什么？有我在。让他见识见识，以后胆子大。"
我就这样被带去了。
天擦黑出发，我拽着他的衣角跟在后面。他提着马灯，光昏黄，照不了多远，反倒把周围的黑暗衬得更黑。过了稻田，上山。松树垴的松树，白天看是风景，晚上看是鬼影，风一吹，松针沙沙响，像有人在耳边说话。
我越走越怕，手心全是汗，把爹的衣角攥得死紧。
"爹，我怕。"
"怕什么？有爹在。"
话是这么说，可我爹的声音，在夜里也有点飘。
到了豆子坪，瓜藤在白天是绿的，晚上是黑的，像无数条蛇趴在地上。草棚在风里摇晃，油毡哗啦哗啦响。棚子里只有一张竹床，一床薄被，一个枕头——其实是拿衣服卷成的。
"睡吧。"我爹说。
我怎么睡得着？躺下去，眼睛不敢闭。风过瓜地，叶子摩擦，一片细碎的响。远处坟山，猫头鹰叫，一声长一声短，像哭。
我爹倒是很快打起鼾来。他累，白天干活，晚上守夜，铁打的人也扛不住。
半夜，我被尿憋醒。不敢出去，憋了又憋，实在憋不住，轻轻推他："爹，我要尿尿。"
"去棚边尿。"
我硬着头皮爬起来，掀开油毡帘子。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不敢走远，就在棚边，背对着坟山。
尿到一半，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
不是风声，不是虫叫，是实实在在的脚步声——踩断枯枝的那种脆响。
我僵住了。尿憋回去，裤子没系，猛地钻进棚子，扑到我爹身上："爹！有人！有人！"
我爹惊醒，抓起土铳，翻身起来，马灯照出去，光在瓜地里扫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
"哪里有？"
"我听到了！脚步声！"
他又照了一圈，还是什么都没有，便放下铳，说："是野猪。走了。"
可我分明听见的，是人的脚步声，一步一步，不紧不慢。
那一夜，把我吓了半死。后来我再也没去过豆子坪守夜。
可那恐惧像一颗种子，种在心里，长了很多年。后来长大了，知道那脚步声可能是野猪，可能是麂子，可能是任何夜行的野兽。可当时的我，坚信那是鬼，是坟山里的人，出来散步。
豆子坪的瓜，我后来吃过很多。可每次吃，都会想起那个晚上，想起棚外的脚步声，想起我爹抓起土铳时的背影。
那背影，是我童年里关于"勇敢"的第一个印象。
后来分田到户，豆子坪的瓜地也分了。不再有人专门守夜，各家种各家的，野猪来了，放放鞭炮，扎几个稻草人，应付了事。
我父亲老了，不再种地。偶尔说起豆子坪，他说："那地好，瓜甜。"
我问他："晚上守瓜，怕不怕？"
"怕什么？习惯了。"他顿了顿，又说，"就是有一回，你去了，把你吓到了。以后没叫你。"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我想说，那一夜虽然怕，可我记住了。记住了一个父亲在黑暗里护着孩子的样子，记住了土铳的轮廓，记住了马灯的光。那些东西，比豆子坪的瓜更甜，比任何故事都真实。
有时候我想，豆子坪的瓜为什么那么甜？也许是守瓜的人，把胆气和汗水都浇进了土里；也许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颗瓜的甜，足以抵消所有的苦和怕。
豆子坪，生产队里的瓜果园。它种过香瓜西瓜，也种过一个孩子的恐惧，和一个父亲的沉默。
风吹过瓜地，沙沙沙，像有人在说话。说的是什么，只有守过夜的人，才听得懂。（喜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