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河已变,题额如初
——民国云南省主席龙云、地方教育先驱与知名书法大师张丽川先生与普渡河铁索桥的时空对视
文 | 傈人黎、张帆
禄劝普渡河铁索桥的“龙云题额、张丽川书”桥额,是一方被岁月反复折叠的复合文物。它同时承载着民国云南地方政权的交通建设史、军政要员的公共书法实践,以及红军长征过云南的红色战场记忆。其价值从不在于单幅字的艺术高下,而在于“桥→额→人→史”四位一体的时空叠加:一座桥连接峡谷两岸,一块额凝结政令与文脉,两个名字代表权力与笔墨的协作,而桥下流水与桥上枪痕共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翻页。

普渡河桥龙云题额、张丽川书”桥额
目前公开检索材料中,关于此题额原文书写者张丽川生平的详载,仅限于《禄劝文史资料》《张氏家谱》等资料。本文以下论述,以可考史实为骨架,以地方文史资料为血肉,试图还原这块桥额在历史褶皱中的多重面相。
一、题额本身的三层身份
(一)民国桥政的文献标本

民国“云南王”龙云主席
禄劝普渡河铁索桥位于该县翠华镇与九龙镇交界的普渡河上,又名“普济桥”。1922年始建,1929年4月建成,是横跨普渡河两岸、通往金沙江的驿道咽喉。在民国云南的交通版图中,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乡土工程,而是连接滇东腹地与外界的关键节点。
普渡河铁索桥
龙云以“云南省政府主席”身份为桥题额,这一举动的政治分量远超一般文人雅事。他将三重信息压进了一块木石匾额之中:其一,省政权威对边地交通的直接介入;其二,修桥铺路作为政权正当性的实物宣示——在民国云南,“官家修桥”从来不只是善举,更是统治秩序向山野延伸的触须;其三,地方士绅捐资出力、省府背书统筹的协作链条,被浓缩为匾上数行大字。这块桥额,是“路桥即政道”的实物证据。
(二)龙云书法的政治符号学
龙云题石林景区书法墨迹
龙云题字,本质上不是文人墨戏,而是“云南王”的公共题署行为。作为主政云南十七年的军政要人,他的书法选择必然服从于视觉政治的需要。
从存世龙云题署的共性来看,其字势多取端厚、沉稳、镇守之意,笔画间透出一种“我在这里,此地安宁”的权威感。用于峡谷铁索桥的桥额,这种书风恰好构成一种视觉宣示:通省要津,由滇政护持;天堑之险,归省府经略。字不是写给人细品的,是悬在桥头让过往商旅、驿卒、边民抬头即见的——它是一座桥的“官方认证章”。
更具历史张力的是,这块题额后来与红军战斗遗址同框。1936年红二、六军团在桥头激战,枪痕留在桥身铁索上,而龙云的题字仍悬于原处。一边是“前政权题字”所象征的既有秩序,一边是“后革命现场”所代表的秩序颠覆。时间在同一座桥上折叠,文字与弹孔构成了一场沉默的对话。
(三)张丽川书写的文人协作价值
张丽川先生遗像
“龙云撰题、张丽川书丹”——这是民国云南碑额题署中极为典型的分工模式。
龙云提供名位与题词内容,张丽川负责笔法呈现、行气布局以及与刻工的勒石配合。政要命题、书家落笔,这种协作在云南的乡桥碑记、寺额题匾中并不罕见,但多数散落民间、湮没无闻。难得的是,这块由张丽川执笔的桥额,被完整保存在一座后来列入省级文保的长征战场原桥之上。
张丽川先生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尤精书法,工篆隶诸体,兼通音律诗文,在禄劝近代文坛、艺坛颇具声望。先生一生创作的诗文游记、杂论楹联、书法墨迹数量颇丰,然历经岁月变迁、世事更迭、战火流转,绝大多数文稿真迹不幸散佚失传,令人惋惜。

张丽川先生书法黑宝
历经后世搜集考证,目前可确凿考见的先生遗存笔墨碑刻仅有数件:其门生梅绍农撰文、先生亲笔书丹的《张丽川先生墓志铭》、《禄劝一中建校碑记》,以及翠华普渡河铁索桥“普济行人”桥额(民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题额,张丽川先生书丹镌刻)。三通珍贵碑刻,加之散落民间的楹联真迹一副,是先生留存于世的宝贵遗存。这些零星传世的笔墨碑刻,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既是张丽川先生个人艺术造诣的见证,更是禄劝近代文教发展、书法艺术传承的重要实物史料。其书风价值至少有三:一可补禄劝乃至昆明近世士大夫书法谱系之缺;二可观察民国地方书家如何在“奉命书写”与“个人笔意”之间拿捏分寸;三可作为样本,与同期云南其他碑额书丹者进行风格比对,勾勒出一个被忽视的地方文人书写网络。
二、叠加“红军长征遗址”后的特殊历史价值

普渡河铁索桥的历史分量,在1935年和1936年两次被重新称量。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1936年,红二、六军团在此与敌军激战。红军长征两过禄劝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是肖令彬——红二、六军团红四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4月普渡河铁索桥战斗中牺牲,另有七十九名红军指战员牺牲于桥头两岸。2003年,该桥被列为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于是,一块原本属于民国交通与书法范畴的桥额,被纳入了红色文物的叙事框架。

它因此获得了一种在全国红色文物中极为稀有的属性:不是事后在战场旧址上建碑立传,而是原桥、原额、原址亲历了长征本身。
同一座桥上,龙云题字代表“民国交通与滇政秩序”,桥头铁索上的枪痕与河岸的烈士墓代表“红军突破该秩序”。匾额如故,而江山已易——这种“前政权文字符号”与“后革命暴力现场”的同框,构成了一种近乎荒诞又无比真实的历史反讽:题字者当年派兵守桥以阻红军,红军却踏着桥额之下的铁索夺桥而过。权力题写的文字,最终成了被革命跨越的背景板。这不是文学修辞,是物理事实。
三、对禄劝地方文史的具体意义
(一)补翠华地区建置前的地方治理细节

桥额的设立年代(1927—1928),恰在翠华地区正式建置之前。通过追索这块桥额背后的文书往来、捐资链条、驿道等级核定过程,可以反推1920至1930年代禄劝地方与省府之间的行政互动模式——哪些事务需要省府直接批复,哪些由地方士绅自筹自办,省政权威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渗透到了普渡河峡谷这样的边地深处。
(二)证“普济”本意的三重翻转

张丽川家族珍贵图片
桥本名“普济”,取普度众生、济困扶危之意,是民间渡困之桥的朴素命名。龙云题额后,“济”字被收编进省政叙事——济的是商旅通行、边地开发、政令通达。1936年红军过桥,“济”字又被翻转为另一种语义——救民水火、改天换地。同一个字,民间慈善、官方治理、革命救赎,三重含义叠压在一块桥额之上。这是词汇层面的“时间地层学”。
(三)多民族边地书写的样本

禄劝张氏家谱
翠华一带彝、苗、傈僳杂居,峡谷深处原本是口传文化与非汉文字的场域。一块汉文实为:篆隶体桥额悬于铁索桥头,是民国“国家文字”进入山溪要津的实物标本。它标志着汉字书法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符号,如何被安放在多民族边地的交通节点上——不是通过告示或法令,而是通过一座桥的“门面”。
(四)文史写作的母题

张丽川先生书法碑刻
这块桥额几乎自带叙事张力:题字者后来派兵守桥阻击红军,红军踏桥而过,七十九人牺牲,桥额至今未改。历史讽刺、政治反讽、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碰撞,全部浓缩在“龙云题额、张丽川书丹”之中。它值得一篇扎实的文史特写,也值得被纳入禄劝地方史教育的现场教材。
同时,建议官方对桥额与桥体作整体保护评估。铁索桥本身为省级文保单位,桥额作为附属文物,其保存环境(湿度、日照、铁索震动对匾体的物理影响)需要专项检测。红色遗址属性与民国文物属性并存,意味着保护方案必须兼顾两种叙事,不能因强调长征纪念而忽视桥额本身的文物价值,也不能因重视书法文物而淡化战场遗址的庄严性。
四、一句话总评

张丽川先生创建学校碑记
龙云题额,是民国云南刻在峡谷咽喉处的一枚权力印鉴;张丽川书丹,是地方文脉借铁索桥头留下的一笔墨迹。二者合于一匾,悬于普渡河上,原不过是一桩寻常的桥政旧事。然而1936年的枪声从桥面滚过,铁索震颤,弹痕留壁,那方题额便不再是单纯的书法文物——它成了一座桥的记忆芯片,同时存储着两个时代的编码。字是旧的,桥是旧的,连河水的流向都不曾改变;变的只是桥上走过的人、桥下埋骨的人,以及抬头看字时眼里的光。题额如初,山河已变。读桥,即是读一部折叠于峡谷中的中国现代史。
致谢
本文撰写及史料校核过程中,承蒙张丽川先生后人张帆(原名张文鑫,农民书法家)、张文淳、张汝慧、张汝宽、张汝嘉诸位宗亲无私提供珍贵家族史料、鼎力协助考证梳理,谨此致以诚挚谢意!

免责声明
本文撰写所用史料、素材、图片均由张帆先生独家提供。
2026年11月13日试笔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