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公安是贯彻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必由之路
周顺忠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智库研究员)
摘 要: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式确立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与法治中国。公安机关作为“刀把子”,其法治化水平直接决定党建思想能否在执法领域落地生效。本文论证: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政治引领与方向保证,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规范轨道与实践机制,二者在法治公安中“合为一张皮”;执法规范化、公安工作现代化与铁军队伍能力建设是将二者融合的制度载体;严打、严防、严管需在法治框架内重新定位。法治公安由此成为公安机关将五中全会精神从政治要求转化为治理效能不可替代的枢纽。
主题词: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公安;执法规范化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将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式写入全会公报,明确其为“新时代党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并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2]。这一理论定位的跃升,使“党建”不再仅仅作为政治要求的一般表达,而获得了系统化、体系化的思想形态。与此同时,全会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持续部署,要求政法战线“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3][4]。对于公安机关而言,这两条部署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党建思想的正式确立,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在执法这一具体而密集的公权力行使领域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如果缺乏这一转化环节,党建思想的“根本遵循”地位就可能在执法一线停留为文件表述,而法治公安建设也可能因失去政治灵魂而退化为技术性的程序操练[5]。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捍卫和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有力武器,党建思想为法治思想提供政治引领和方向指引,二者“两张皮合为一张皮”[6]。法治公安的“必由之路”地位不能仅仅从“公安任务重、所以必须法治化”的功能必要性来论证,而必须揭示其更深层的理论机理:法治公安是党建思想与法治思想在执法领域实现贯通的那个制度界面[7]。本文即围绕这一机理展开论证。
一、五中全会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正式确立:公安执法的政治逻辑转换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訚柏在接受专访时指出,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政法机关必须“把牢正确方向,坚决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6]。全会通过的《决定》将“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置于战略任务部署的首要位置,明确“坚持把对党忠诚摆在党性修养的突出位置”[1]。
这一理论确立澄清了公安机关政治属性与法治属性之间的关系。公安机关是“党和人民手中的‘刀把子’”,这一根本政治属性决定了法治公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8]。笔者在论述公安高质量发展时指出,公安机关的“政治性”体现为“以坚决捍卫党的执政地位与政治安全为第一天职”,而“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21]。政治性与法治性不是两个可以分开计分的维度,而是同一执法行为的两个面向。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正式确立,从理论根源上消解了“讲政治”与“讲法治”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对党忠诚不是法治的“外部限制”,而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规定;法治也不是对政治领导的“技术性约束”,而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稳定实现的制度形式[9]。
五中全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强调,进一步将这一逻辑延伸至队伍管理层面[1]。对于掌握执法权、侦查权、强制措施适用权的公安队伍而言,从严治警本身就是党建思想在公安领域的具体化。笔者在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研究中提出,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转化为从严管党治警的“制度链条和管理闭环”,推动从严治警从末端查处向全过程防控转变[23][24]。五中全会所确立的党建思想,对公安执法提出的要求是双重的:既要求执法活动在政治方向上不偏离,也要求执法权力的运行过程本身成为从严治党的制度对象。正是这一双重要求的交汇,使法治公安成为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10]。
二、法治公安作为党建思想落地路径的理论逻辑
将法治公安定位为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必由之路”,其理论依据在于:党建思想所确立的政治方向与组织原则,需要一个具有规范性和可检验性的制度场域来实现“落地生效”,而法治思想恰恰提供了这一场域的方法论基础和制度框架[11]。
(一)党建思想为法治公安提供政治灵魂与方向规定
法治公安建设面临的一个深层挑战,不是“有没有制度”,而是“制度为谁运行、朝什么方向运行”。执法规范化如果仅仅被理解为流程标准化和文书形式化,就可能产生“规范的空转”:程序完备而实质正义缺失[12]。党建思想对法治公安的首要功能,正是防止这种空转。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两个维护”为最高政治原则,以对党忠诚为党性修养的核心,这为法治公安设定了不可偏离的政治坐标:公安执法所维护的法秩序,必须是体现人民意志、服务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秩序[6]。訚柏明确指出,“政法姓党是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魂”,要“确保‘刀把子’始终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6]。党建思想不是法治公安的“附加项”,而是规定其性质与方向的“魂”。离开这一政治灵魂,法治公安就可能沦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技术治理[13]。
(二)法治思想为党建成果的落地生效提供规范轨道
党建思想所强调的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如果缺乏法治思维的承接和法治方式的转化,就容易停留在党内文件和组织纪律层面,难以形成对国家治理具有稳定约束力的制度秩序。莫纪宏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依规治党领域高度契合、双向赋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14]。公安机关的党建工作——政治轮训、纪律教育、忠诚建设——其成效最终要接受执法质量的检验: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来自每一次接处警是否规范、每一起案件办理是否公正。笔者在论述公安队伍建设时提出,“治警宜‘德治’与‘法治’并举”,公安队伍管理中“以德治警”与“依法治警”具有共同的价值目的[25]。法治公安的核心功能,就是把党建所激发的政治动能转化为可持续的执法制度能力[15]。
(三)“两张皮合为一张皮”的实践含义
所谓“合为一张皮”,是在同一个执法过程中让政治引领与法治规范同时在场、相互生成。一线民警在具体执法判断中同时回应两个相互支撑的追问:这一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体现了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担当,以及这一行为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经得起法律检验[16]。两个追问的答案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同一判断的两个侧面。正如笔者所概括的,公安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性”与“人民性”“战斗性”“团队性”并非彼此分离的四种属性,而是统一于同一支队伍、同一次执法中的整体品格[22]。
三、以执法规范化、公安工作现代化与铁军队伍能力建设承载“合一”
理论上的“合一”需要制度承载,更需要清晰的路径设计。五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和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部署,在公安环节最直接的实践形态就是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深化、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推进以及铁军法治公安队伍能力的结构性提升。笔者在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研究中,将这一路径概括为“遵循七大原则、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警”,强调法治公安建设不能停留于原则宣示,而必须落实到可操作的制度链条和管理闭环之中[33]。许聪、郑修竹在讨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时指出,执法规范化必须置于法治思想引领之下加以把握,使规范要求同时获得思想根基和制度形态[12]。
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深层功能,在于将党建所要求的“对党忠诚”和法治所要求的“程序正义”同时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约束。公安部新闻发布会通报,五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推动制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推行“办案、监督、保障一体化”运行,各地普遍实现重大执法安全事故“零发生”[11]。这一制度成果具有双重属性:全流程监督既是对执法权力的法治约束,也是对民警政治责任的组织检验。笔者在论述公安队伍过程管理时提出,要把“执法管理”纳入从严管党治警的全过程闭环,使监督覆盖执法权力运行的每一个关键节点[26]。
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核心不是装备更新或系统叠加,而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复杂治理情境的能力升级。笔者在论述公安战斗性时提出,要“完善执法监督管理平台,改进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深化受立案改革和刑事案件‘两统一’改革,加快推进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使“科学化、制度化的执法规范落地生根”[28]。笔者在《追寻——一名基层理论工作者的学思践悟》一书中关于数字法治政府的讨论进一步表明,技术手段脱离法治轨道,就可能异化为对侦查权力的过度依赖;法治能力不同技术能力融合,就难以在复杂风险环境中保持有效性[34]。二者的结合点,正是党建思想所强调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执法场景中的具体运用[17]。
铁军队伍能力建设是把执法规范化与公安工作现代化融为一体,是“合一”,是最终落到人身上的具体环节与落脚点。笔者在论述公安团队性时明确提出,要“着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公安队伍”,忠实践行“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和“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等要求[31]。笔者关于公安专家人才库建设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法治公安队伍的专业化不能仅仅依靠个体经验积累,而需要建立稳定的人才储备、分类管理和能力更新机制,使政治标准与法治标准在人才选育管用各环节同时落地[29]。各地实践也表明,队伍建设的关键在于把政治忠诚与法治素养贯通起来:广西公安厅提出“抓实日常党建和教育训练”与“持续提升队伍能力素质”并举[17];张掖市公安局强调“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同频共振”[18];河北省公安机关则将“‘两个维护’刻进职业血脉”与当好“执法规范的‘守门员’”统一于同一主体[19]。笔者关于公安人才强警体制机制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法治公安队伍不是“懂党建”和“懂法律”两种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在选育管用各环节同时嵌入政治标准与法治标准[30]。
四、严打、严防、严管关系的法治重构
严打、严防、严管之间的关系是检验法治公安是否真正实现党建与法治“合一”的关键试金石。传统上,“严打”容易被理解为运动式从重从快,“严防”容易被简化为对社会的严密管控,“严管”则可能在队伍管理和社会管理之间产生含义滑动[20]。在五中全会精神和法治公安的框架下,三者不是三种可以独立选择甚至相互替代的“力度选项”,而是法治轨道内相互支撑的治理环节。
严打的法治定位,是“依法惩治”而非“法外从重”。笔者在论述公安高质量发展时强调,要“依法严打涉黑涉恶、涉枪涉爆、新型网络犯罪、跨国犯罪和‘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21]。这里的“依法”不是修饰性限定,而是构成性条件:打击的力度、范围和程序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如果严打脱离法治轨道,短期治安效果就可能以侵蚀法治公信力为代价[23]。严防的法治定位,是“治理前置”而非“管控扩张”。訚柏在解读五中全会精神时明确,“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包含“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6]。公安机关的严防,应当体现为在法律框架内识别风险、化解矛盾、引导预期,把治理资源投向矛盾生成的前端。笔者提出的“打防管控并举”和“通过大数据研判发现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正是将严防置于信息和法治基础之上[26]。严管的法治定位则具有双重指向:对外,是对治安要素的依法管理,其边界由法律设定;对内,是对执法权力和队伍的从严管理,其标准由党建思想和从严治警要求所提升[27]。
三者关系的法治重构可以概括为:严打提供必要的威慑底线,严防降低暴力与冲突的发生概率,严管保证打击与预防的权力本身不被滥用[32]。在法治公安的框架内,三者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以可检验的法治方式实现可持续的公共安全。这恰恰是党建思想的“人民性”与法治思想的“规范性”在执法实践中的具体统一。
五、结语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式确立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同时持续部署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1][2]。对于公安机关而言,这两项部署之间的连接点需要通过法治公安建设来建立[3]。法治公安之所以是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必由之路,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党建思想与法治思想在执法领域实现“两张皮合为一张皮”的制度形态[4][5]。党建思想提供政治灵魂和方向保证,使法治公安不失去“为谁执法”的性质规定;法治思想提供规范轨道和落地机制,使党建成果不停留于文件和组织层面,而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执法品质[6][7]。检验这一必由之路的建设绩效和实际成效的标准,只能取决于人民群众在每一次执法行为中所感受到的公平正义是否真实、稳定、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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