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九九爷爷讲故事
作家 虫虫
入伏之后,一天里最难熬的是正午那一段。
塬上的人不叫它正午,叫“歇晌”。太阳一升到头顶,光泼下来,地皮被晒得发白,土路上的浮土能蘸起一层,脚踩下去像是踩进灰里。这时候下地就是跟天较劲,老辈人说,天最毒的时候人不能在地里,那是拿命换来几斗粮,不划算。所以一到这个时辰,村里就静了。男人扛着锄头回家,女人把门半掩着,鸡躲进墙根阴影里,连狗都趴着不动,只把舌头伸在外头顶着喘气。
那个夏天,我常去九九家歇晌。
起初还怕人。爷爷的话挂在耳朵边,我出门得绕着走,不走正巷,从两边院墙夹出来的巷道里钻过去,低着头走得快,生怕被谁看见。可去得多了,也就有了章法。先赶到巷口,看有没有人,等没人了,一闪身进了那道榆木院门。院里没人管我,我就在枣树底下找个地方坐着。
枣树底下是全院子最凉快的地方。树冠撑开,把日头挡住了大半,剩下的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落成一片一点点晃的碎光。树根底下那块地是干的,土被人踩得板实。老人总是在那儿,坐在一条矮凳上,有时候修竹筐,有时候拿蒲扇扇风,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只是坐着,眼睛望着院门外的那条巷子。
我头一回在那儿坐了一整个晌午,是我九岁那年。
老人先没说话。他扇着扇子,扇子是用蒲草编的,边上磨得起了毛。扇一下,风就过来,风里带着草叶子的气味。太阳大得刺眼,可树底下这点阴凉让人觉得安全。
过了一会儿,他开了口。
“你是王家的孙娃。”他说。
我说是。他嗯了一声,没有再问。后来我才知道,他认得村里每一家的孩子,谁家几口人,谁家的老人在哪一年走的,都记得。
“你爷爷年轻时候,在我家地里做过活。”他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我心里一紧,抬头去看他。他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神情,只是把扇子慢慢摇。
“他挑担子能挑二百斤。”他说,“那会儿村里挑担子的人里头,他算头一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老人也没有再说下去,转过头去,看院门口那一线亮得刺眼的天。过了一会儿,他换了话头。
“你看这天,什么颜色?”
我抬头看。天是白的,白得虚,边上一圈没有云。
“白。”
“白得不透。”他说,“这是要热。要是白里带一点灰,边上有黄线,那就是天上在攒雨。你看塬那头,有云头没有?”
我朝塬的方向看,天边空空的。
“没云头,这场热还得撑几天。”他说,“热过三天,第四天早起看,如果天没雾,露水重,那是要下雨的兆头。要是早上起来,草叶子干着,风从北边来,那旱还得下去。”
我听得认真。这些话村里的大人也说,可从老人嘴里出来,好像更有分量,一句一句都是拿日子换来的。
“你割过草吧。”他说。
“割过。”
“割草要贴着地。”他说,“齐腰断的,根还留在地里,白割一趟。贴着地割,连根带走,草就少了,长得慢,可干净。”
我笑了,说九九也这么讲。
老人也笑了,笑得皱纹都挤到一处去。“这话是我教的。”他说。
那个晌午,他讲了很多。他不是一口气讲完,是一件事一件事地讲,讲着讲着停下来,看看天,扇两下扇子,再讲下去。
他讲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他讲这些话不是背书,是给我掰开来讲:立春之后地气动了,但土还凉,不能急着下种;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小满一到,麦子灌浆,那时候如果刮干风,麦粒就瘪;芒种是麦收的节气,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到了白露,种麦,秋分早,霜降迟,白露种麦正当时;寒露一到,就得把地拾掇干净,准备过冬。他说节气是老祖宗数着太阳走出来的,一年一年数,数了几千年,从没错过。
他讲墒情。他伸手抓了一把地上的土,在掌心里搓了搓,说:“你摸摸这个土,干得跟面一样,一搓就散。这样的土,种下去的种籽发不了,得等雨。等雨来了,土里含住水,手一攥成团,一松就散开,那才叫有好墒。墒不够的,种下去也是白搭。”
他讲麦子。“麦子一年就一季。秋里种下去,冬天在地里挨冻,开春返青,起身,拔节,抽穗,灌浆。一年三百多天,就为那几斗。麦子最怕两样,一是返青的时候碰上倒春寒,二是灌浆的时候刮干热风。这两样碰上了,一季就废了。所以种麦的人,一年里心是悬着的,悬到把麦子装进囤里,才敢把心放下来。”
他说麦收那阵子,人是要抢的。“麦熟一晌,”他说,“早上还青,晌午就黄了。一场热风吹过来,麦子熟了;一场雨下来,麦子就倒,倒了就烂在地里,一季白干。所以到了麦收,全村的人,不管谁家的,都上麦场。男的割,女的捆,老人孩子捡麦穗。场上摊麦,拿碌碡碾,翻过来再碾,碾完了起场,扬场,麦糠让风吹走,剩下麦粒,一锨一锨往上扬,扬到太阳底下,一片金黄。”
他讲到这里,把扇子停了停,像是在看什么。
“麦场上那股味道,你没闻过。”他说,“新麦子碾开的味道,是甜的,又有点像土。人一辈子闻过那种味道,就忘不掉。”
我那时不知道这是好事,也没觉得多深。现在想起来,才知道有些话说出口,是老人在把自己剩下的往别人的心里放。
“还有羊。”他说。
九九家养羊。院后头有一个圈,圈里养着几只羊。他讲羊的时候口气跟讲麦子一样,一句一句,都实在。“羊这东西,看着温顺,其实精。”他说,“它记人。谁天天喂它,它认得谁。你要是换了人喂,它就不肯吃,得等上几天才肯。羊吃草也讲究,早上露水没干,草上带水,羊吃了要拉稀,所以早上得晚点放,等日头把露水晒干了。晚上回来,草要给它备好,圈里要垫干土,土湿了羊要蹄子烂。”
他讲怎么看出羊有病:“你看它卧在那里,头朝哪边。头冲着墙根的,八成有不舒服。你看它反刍,嚼的次数不对,也是身上有病。你看羊的眼睛,眼睛不亮,多半是不好了。这些都得早看出来,早看出来还能救,晚了就救不回来。”
他讲得很细。我那时只知道羊是羊,会咩咩叫,会在圈里挤来挤去,不知道里头还有这么多讲究。
他还讲村子的事。讲从前五里堡的样子,讲哪块地以前是荒地,哪条沟以前有水,哪一年下了大雨,把坡上的地冲了一道沟,那道沟现在还在。他讲村里以前有几户人家,谁家儿子当兵走了没回来,谁家闺女嫁到外村去。这些事他说得很轻,不像讲故事,像是在数自家的账。
我听着一句一句往下记,记得多了,心里反倒生出个疑惑来。
那疑惑憋了好几天了。这天我终于问了。
“九爷爷,”我说,“地主是不是坏人?”
他扇扇子的手停了一下。
院子里静。蝉在墙外叫,一声一声拖着。
他没有立刻回答,把扇子放在膝上,低下头,把手在裤子上抹了两抹。
“你书上是这么写的?”他问。
我说是。我说书上写地主有地,收租子,逼人交粮,打人骂人,什么坏事都做。
他点了点头。
“对。”他说,“有。”
我愣了一下。
“有的地主不光收租,还放账。借粮,借一斗还一斗半,还不上就涨。有的强占人家地,有的让佃户给他白干活。这样的,有。”他说得很平静,一句一句,“我们这地方也有过。我年轻时候见过。”
他停了停。
“我家从前有地。有几十亩,算不上多,可在这村里算是有的。这些地,多数不是我们自己种的,是租出去的,佃户种,秋里按份子分粮。你爷爷在我家地里做过活,那是真的。这件事我不瞒。他挑了几年担子,我记着。”
他抬起眼来看我。
“可是你问的地主是不是坏人。我给不了你一个完满的答案。我只说我家的事。我记事的时候,我爹就立过一条规矩:年景不好,租子减。丰年不多收,灾年不收,绝年倒贴。我爹是这么做的,我也是这么做的。这不叫好,这是懂得——懂得地里不出粮,收租子也是收不出来,把佃户逼走了,地明年谁种?”
他说得没有一丝夸耀,是算计,是明白。
“我在这个村里活了一辈子。”他说,“我收过租,我也给人借过粮。我做了什么事,村里的人知道,我也知道。有人说我好,有人说我不好,这话我听着。我现在是这么个成分,这是世道给的,怨不得谁。”
院子里又静下来。他拿起扇子,慢慢摇了两下。
“你爷爷心里有疙瘩,我知道。”他说,“他是受苦的人。他挑过几百斤的担子,还得把粮食分给我家。他心里过不去,这是应该的。我从来没有上他家门去讨这个脸面。逢年过节,他家孩子来我家串门,我给他分枣吃,这是孩子的事,不是两家恩怨的事。你回去,他也骂你,你别怨他。他心里的东西,有他的分量。”
我听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蝉还在墙外叫。扇子一下一下摇着。风从院门那边过来,带着枣树叶子的清苦味。
我忽然觉得这个院子里有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不是阔气,不是威风,是一种把什么事都想过了的平稳。他把好、不好都摊开给人看,不遮,不辩,也不自伤。这不像坏人,也不像我的课本里那个黑脸的地主。他就是一个人,坐在枣树底下,扇着扇子,讲他家的麦子和羊,讲他自己做过的租子,讲他这一辈子在这个村子里的事。
那天下午我回去得比往常早。走出院门的时候,日头偏了一点,巷子里的影子长起来。我走到巷口,正好碰见爷爷在井台边打水。他看见我从那个方向出来,脸沉了一下,可是没有骂我,只是把水桶提起来,说了一句:“回来吃饭。”
我跟着他往家走。水桶里的水一晃一晃。我抬头望着他后背,想起九九爷爷说的那句话——他挑担子能挑二百斤。
我那时候还小,不能把这两件事放在一处想。课本上说地主凶恶,我亲眼见的老汉却是这样的人;爷爷心里埋着一口气,可他没有骂过他一句。这一个村,两家人,几十年的账,都埋在这片黄土里,谁也说不清,谁也不肯说。我只记住那个午后,记住枣树底下扇子摇出来的风,和那一句:“我收过租,我也借过粮。村里人知道,我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