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的人都有过这样一种经验:同一支笔,写不同的文字,手会自己变。写“大江东去”,腕子会松,墨会放开,字也跟着往外走;写“明月松间照”,气息会沉下来,速度会慢下来,字随之收住,连落款的字都小了半号。字跟着文走,古人把这叫“以文养笔”——不是人在写文,是文在调人。
当代书坛能把这一层做到自然的,并不多。多数人有一副固定的面目,写什么都一个样:写豪放词也端着,写婉约诗也端着,写家训还是端着。面目成了招牌,也成了枷锁。李俸春,字百韧,号免成山人,1969年9月生于四川广元,四岁执笔,临池至今五十余年;中国书协会员、北京书协会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交通大学书法研修班特邀指导教师,北京泰洋翰墨书院创始人。他的可贵处,在于那一副面目不是死的:写诗词时潇洒,写家训时端正,写禅语时简净,写古文时沉厚,而同一种平和儒雅,始终在底下托着。
一、文有境,字有气
在他看来,书法审美本质上也是人格审美的投射。这句话听着抽象,落到案头却极为具体。落笔之前,他会先把文字读几遍,读出它的“体温”:是热的还是凉的,是急的还是缓的,是往外张的还是往里收的。体温定下来,才有后面三件事——定速度、定墨色、定字形。
速度决定气息。写豪放的句子,起笔可以快,转折可以利落,牵丝可以连绵;写沉郁的句子,笔要在纸上多留一会儿,让墨吃进去,让线条变厚。墨色决定层次。浓墨显精神,淡墨显空灵,枯笔显苍茫,润笔显温厚;同一篇文字,浓淡的分配错了,情绪就散了。字形决定姿态。字可长可扁,可正可欹,可密可疏,但一旦与文境相背,再漂亮的单字也是错的。
这三件事,说到底是一件事:让笔墨服从文字。服从不是被动,恰恰是主动。一个书写者真正的功力,不在能写出一副好看的字,而在能写出很多副不同的好看的字,并且每一副都恰好是那篇文字应该有的样子。这不是技巧的堆叠,是感受力的宽度。
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很少给人“炫”的感觉。展厅里常见的那种刻意安排:某个字突然放大,某一笔故意拉长,某处留出一大片空白以求视觉冲击,在他笔下很少出现。字该大的时候大,是文需要;该小的时候小,也是文需要。这种克制,看着不起眼,写起来最难,因为它要求书写者把自己的表现欲,一次次让给文字。
二、诗词:跟着韵脚走,跟着心事走
诗词是书法最常见的载体,也是最容易被写坏的一类。原因很简单:很多人只写“字”,不读“诗”。七言绝句二十八个字,句句有停顿,字字有轻重,如果按同一个节奏一路写下去,就像用同一口气念完一首诗,听着齐整,其实没有起伏。
他写诗词,先抓节奏。五言的停顿在第二字后,七言的停顿在第四字后,这个骨架一旦进入手腕,行气自然就有了呼吸。再抓情绪:李白要放,但不能野,放而失度就成了江湖;杜甫要沉,但不能滞,沉而不流就成了木;苏轼要松,松而不散,才是那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通透;写婉约一路,要收,却不能弱,收而有力,才有余味。
于是同一副笔墨,在不同诗篇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写壮阔处,笔势开张,字形略长,墨色偏浓,行距收紧,让整幅有一种向前推的力量;写清冷处,用笔轻缓,字形略扁,墨色略淡,行距放宽,让每一行都留出可以呼吸的空隙。据公开报道,他的行书《古典诗词卷》曾获“兰亭杯”全国书法大赛金奖。奖是一个旁证,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把那卷字摊开,读诗的人能感觉到,字是跟着诗一起走的。
“潇洒而内敛”这六个字,用在诗词书写上最贴切。潇洒在使转:笔走龙蛇,牵丝映带,一气贯注;内敛在收笔:每一笔都收得住,不飘、不甩、不拖泥带水。只有潇洒没有内敛,是滑;只有内敛没有潇洒,是死。二者兼得,字才有那种从容的气度——像一个人说话,声音不高,但每句都落在地上。
三、家训:把话说端正,才有人愿意挂在墙上
家训是另一路文字,也是另一副笔墨。诸葛亮《诫子书》八十六字,刘禹锡《陋室铭》八十一字,《朱子家训》数百言,字都不多,却是要挂在家里、教给儿孙的。写这类文字,最忌“表演”:一旦炫技,字就轻了;字一轻,话也立不住了。
他写家训,先把自己“降”下来。用楷书,用正锋,字字独立,不连不绕;行距放宽,让每一句都能单独站住;落款收敛,不与正文争。整幅看过去,不求惊人,只求安妥。这种安妥里有一种伦理:家训不是写给评委看的,是写给一家人看的,它要经得起天天抬头看见,经得起十年二十年不出错。
《陋室铭》他写过多次。这篇文字的好处,全在“静”字上:室陋而心不陋,处穷而志不穷。写它,笔下不能有半点富贵气。据公开报道,他的《陋室铭》等经典古文作品曾进入保利、翰海等一线拍场并获得认可。市场认的未必是尺幅,而是那份静气——在今天这个处处求“效果”的书坛,一份不喧哗的静气,反而是稀缺品。
家训之难,还难在“正”与“活”的平衡。写得太正,像印刷体,无意趣;写得太活,又失了庄重。他的处理是:骨架用唐楷的端正,细节用魏晋小楷的松动,让字在规矩之内有一点呼吸。这样写出来的家训,既能挂,也耐看;既有教化之意,又不板着脸。
这就是“字如其人”的第一层意思:写家训的人,自己得先信这些话。笔下若有半分敷衍,看的人是知道的。
四、禅语:少一笔,就是多一笔
禅语与禅意文字,是另一种功课。《心经》二百六十字,通篇“无”字反复出现,若个个写成一个模样,整幅就成了复印。可要个个不同,又不能刻意求变,一求变就落入了做作。这个分寸,靠的不是设计,是当下的心境。
他写禅意一路,用的是“减法”。笔画减到不能再减,起收干净,不做过多的提按;牵丝断开,让字与字之间留出呼吸;墨色以润为主,偶用枯笔点醒,如静水微澜。写“空”,不写成空洞,写成有余;写“悟”,不写得张牙舞爪,写得像忽然想通了什么,轻轻点头。
禅语的书写,最容易犯的错是“装”。有人一提禅意,就故意写得歪斜、干枯、残缺,以为不整齐就是超脱。其实那不是超脱,是懒。真正的简净,是在极少的笔画里仍然把法度守住:横还是横,竖还是竖,只是不再多说一个字。这种“不多说”,比“说得多”难得多。
他也写茶。茶诗、茶句、茶禅一味,笔下常有那种半日闲的气味。写茶的文字,速度要慢,墨要润,字要小一点,让整幅像一盏茶放在案上,不烫手,也不凉透。这种笔墨与文本的贴合,不是技巧能解决的,是一个人日常过着怎样的日子,纸上便有什么样的温度。
五、古文:一篇长卷,要一口气走完
经典古文是另一种考验。《岳阳楼记》三百余字,《滕王阁序》更长,《桃花源记》《赤壁赋》各有其气象。长卷不是把字一个个排好,而是让几百字像一口气走完全程——中间可以换气,不能断气。
他的做法是先分段,再定调。以《岳阳楼记》为例,前半写景,笔可以放开,墨可以活,字距可略紧,让人看见“衔远山,吞长江”的开阔;中段转“若夫淫雨霏霏”与“春和景明”两幅对照,笔势一沉一扬,墨色一暗一明,让两种心境自己站出来;末段落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笔必须收,速度必须降,字要正、要稳、要沉,因为这是全文的骨头,不能飘。
长卷的难处,在于“变”与“贯”的统一。一路变下去,容易散;一路贯下去,容易平。他的方法是让每一段有自己的情绪,却共用一条气脉:起首定下基调,中段层层推开,结尾收回原点。读完全卷,像听一支曲子,有几个起伏,但始终是同一支曲子。
这种能力,来自几十年的临池,也来自读书。他长期做书法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著有《中国传统书法美学研究》《草书的奥秘》《二十世纪书法名家精品荟萃》等。不懂文,写字只是抄字;懂了文,才知道哪一句该重,哪一处该轻。所谓“字外功夫”,指的就是这个。
六、字如其人:平和儒雅是怎么来的
把以上几路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条共同的底线:中和。他推崇儒家的中和之美,讲刚柔相济、虚实相生、枯润相宜;反对纤弱甜媚,也反对戾气张扬。前者是软,后者是硬,软硬都过,字就失了分寸。
这条底线,其实就是他人格的底线。据公开报道,他长期深居简出,极少参与社交场合的应酬与炒作,把时间放在案头、课堂与书稿上;不接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一幅作品反复打磨才肯拿出去。这些做法在外人看来近乎固执,却是“平和”二字的成本——平和从来不是天赋的脾气,是长期自我约束的结果。
平和也不是没有火气,而是火气不往外冒。他写壮阔的文字,笔下有力量,但力量含在里面,不外露;写激昂的篇章,气是足的,但不喊。儒雅也不是读过多少书,而是读过之后肯把锋芒收起来。一个人要收住锋芒,得先有锋芒;没有锋芒的温和,只是软弱。
于是“字如其人”在他身上有了具体的所指:字里的收放,对应做人的进退;字里的枯润,对应处世的冷热;字里的疏密,对应心里的松紧。看他的字,看不到戏剧性,看得到秩序;看不到表演,看得到分寸。这种秩序与分寸,是半个世纪的临池、二十余年的教学、无数次的读书与改稿,一点点磨出来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被中国书法文化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绍兴兰亭书法博物馆等场馆收藏,也被寻常人家的书房、厅堂、门店所接纳。前者看的是法度与文脉,后者看的是安稳与耐看。能被两头同时接受的字,通常既不惊艳,也不平庸——它只是恰好,恰好在那个位置上,恰好像那篇文章,恰好像写它的那个人。
结语:笔只有一支,情绪有千种
文有千种情绪,笔只有一支。能把千种情绪装进一支笔里,靠的不是技巧的堆叠,而是性情的宽度。性情窄的人,写什么都像自己;性情宽的人,写什么都能像那篇文字,同时又始终是自己。
李俸春的书法,走的是后一条路。写诗词,他跟着韵脚与心事走,潇洒处不野,内敛处不僵;写家训,他把自己降下来,端正、安妥、不表演;写禅语,他做减法,笔画少而法度在;写古文,他讲气脉,几百字一口气走完,起伏分明而始终一贯。四类文字,四种呼吸,底下是同一个人。
这种本事,今天不算热闹,却很难得。热闹的字,看一遍就够;耐看的字,看十年还在。字如其人这句话,说的不是字长得像人,而是字里那一层分寸,正是人这一生的分寸。
所以,看他写诗词、家训、禅语与古文,其实是在看一个人如何在不同的话里,保持同一个自己:平和,儒雅,潇潇洒洒,却始终收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