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文译自美国史料,会出现站在美国立场的价值判断,阅读需要结合现代史学研究辩证看待
本文编译自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 the story of his life and work
by Griffis, William Elliot, 1843-1928
Publication date 1902
马礼逊学堂创办人塞缪尔・罗宾斯・布朗的香港岁月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在澳门度过四年之后,和平降临,香港总督向马礼逊教育协会提供了莫里森山一处合适地块,用来修建校舍。协会会长丹特先生捐资三千美元,用于新楼建造。布朗因此得以在英国米字旗之下、英国属地开办学校,他的教育构想也能更好落地。1842 年 11 月 1 日,学校从澳门迁到香港。宿舍可容纳二十四名男生。1843 年 4 月 7 日,英文部正式开课。
麦嘉缔博士在 1894 年这样回忆 1844 年的香港 —— 也就是他来华的那一年:
“那时的香港,很难看出日后会成为英国最重要、最知名的海外属地之一。今天这里有优良的内陆港湾、众多宏伟的公共建筑、富商富丽的宅邸、优美的植物园,街道整齐,街上挤满来自世界各地、说着不同语言、服饰各异的人群。
当年山坡到处是开挖后留下的凌乱坑洼,街道与房基正在开凿;巨大的正长岩、玄武岩巨石随处散落。当时欧洲人和印度移民死亡率很高,大家都认为,正是这些巨石的风化带来了疫病。除了殖民地首席大法官的住宅、布朗牧师主持的马礼逊学校、合信博士负责的伦敦会医院(这两处毗邻,同在一座小山之上),还有东角的怡和洋行商行之外,欧式建筑寥寥无几,零散夹杂在土屋与草棚之间。
当时在香港的外籍人士里,有刚刚议定条约的璞鼎查爵士,还有这场战争的陆军总司令郭富爵士、海军总司令伯麦爵士。人们常在周日清晨的早礼拜上见到他们,礼拜在一座大草棚里举行,后来这座草棚的位置,建起了维多利亚主教座堂。”
马礼逊学校的学生,除去周六、周日,每天一半时间跟着本地塾师学习中文,另一半跟着布朗学习英文。此时他有了自己编写的课本,教学顺利很多。布朗深知教材的匮乏,1841 年,他和妻子前往新加坡,在为期七周的访问中,以理雅各博士的汉英词汇为底本,为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编写了一本新教科书。原版书中的口语部分,同时标注英文、马来文、文言书面语,还有福建方言与广州方言。在新加坡,他结识了赫本夫妇,二人在中国待了五年之后,又和布朗一同在日本侍奉二十年。
1843 年,协会并未召开年会,布朗的第五份年度报告仍然如期付印分发。报告里尽显他深刻的洞见,以及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把握。他写道:
“马礼逊教育协会想要启动一项变革,把这套古老、僵化、只把人驯化成顺服工具的教育体系,换成另一种教育:帮助人性蓬勃生长,获得知识与美德。如今的体制之下,这些美好的萌芽早早枯萎。就算偶尔有一株幼苗存活、长成,也并非这套中式教育的功劳。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拯救中国少年,免于这种毁灭性的摧残。而我们一开始所面对的是什么?入校的孩子年纪尚幼,除了家里琐事几乎一无所知,对一切外来事物抱有偏见,被迷信裹挟,一片树叶晃动都让他们战栗,仿佛天地之间布满恶灵,被教导去敬拜各样无生命的偶像。简单来说,他们身上只有心智的根基,有机会被塑造成基督的孩子,成为我们培育工作的起点。我第一次看着一班新生时,心中百感交集,难以言说。”
布朗认为,中国学童首先要 “清空心中堆积的大量虚妄迷信观念 —— 这些观念无法和真理共存,不能存于一个受启蒙的心灵”。孩子们年纪虽小,却早已染上诸多恶习:毫无诚信、言语粗鄙、胆小怯懦。“我还从未见过一个中国男孩,一开始不带着这些毛病。这些在虚假残缺的教化里长大的孩子,有可能被改变,成为受启蒙的基督徒吗?”
这位美国教师相信,提升蒙昧心灵的支点,在于爱与温情。他很快发现,善意总能得到迅速的回应。
当时的口语与书面文言,都不适宜健全的教育。学堂所用典籍,是成书于基督纪元之前的 “四书”“五经”。蒙学读本是三字一句的韵文,文字极简、含义隐晦。其余古籍,价值大多只在年代久远;学生只学到文字的皮毛,从未领会文字背后的深意。
布朗这份长达十九页的报告,深刻剖析、总结了传统中式教育的内核。
他写道,几个月之后,孩子们对天地万物的错误认知渐渐消散,“他们的神情不再沉闷呆滞,变得灵动有生气。沉睡的心智被唤醒,意识到自身思考的力量;练习让他们乐于观察、思索,常常主动发问,很多问题十分棘手。不少孩子非要弄清事情的真相才肯罢休。”
1845 年 9 月 24 日,协会在莫里森山的会所召开第七次全体大会,二十七名会员出席。布朗总结办学进展:他正在慢慢消解中国人的猜忌,在孔子的故土培育一种全新的心智。
他深感缺少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孔孟的著作距离当下已经太过遥远。于是他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入门读物,译成中文,1847 年在广州刊印。
1846 年 9 月 30 日协会年会,十七人到场,布朗宣读第八份年度报告。他主张,中国的教育发展次序,应当和基督教世界一样:先小学,再中学,最后大学。他认为应当先贴合孩童的认知,教导圣经,领受其中丰盛的智慧与简朴的大能,再循序渐进,学习更高深的科学科目。
日复一日的辛劳少有调剂,布朗夫妇的喜乐来自工作与家庭,社交往来是他们的消遣。在新加坡七周的休养旅行是一次难得的休整,除此之外,他们偶尔去往广州。1843 年圣诞节,他们曾去广州和帕克斯一家相聚。那个日后成为英国驻日、驻华、驻朝干练公使、顶尖外交家的少年,那时十五岁,在璞鼎查爵士麾下担任译员。他的一位姐姐嫁给了雒魏林博士,也就是中国第一所医院的创办者。
1843 年,在中国出生的基督徒孩童十分罕见,布朗的两个孩子一露面,就引起不小轰动。会说英文的外国人都很疼爱他们,几乎把孩子宠坏;中国人也争相来看这些他们口中的 “洋鬼子崽子”。
他记录 1843 年 12 月 28 日的广州之行:
“我和妻子、两个孩子朱莉娅、罗伯特,还有保姆、吉莱斯皮小姐一同出行。我们在广州住了八天,在这里度过圣诞节,时光十分愉快。我们的英美友人见到我们都很高兴,十分欢迎女士和孩子们来访。小孩子在这里格外稀罕,比女士还要少见。中国人看到这些‘鬼仔’,都大声赞叹 —— 这是他们当时委婉的叫法。我们乘船去郊外远足过一两次,一路畅通无阻。和我 1839 年初次沿河而上时相比,变化巨大。当年从黄埔到广州,两岸百姓朝我们扔石头、扔泥巴;如今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改变已经开始,我确信这只是开端,再过几年,变化会更加显著。
在广州的时候,帕克斯夫人和几位女士某天去拜见一位姓黄的地方官,这位官员之前曾到香港我们家做客。同一天,他会见英国领事李太郭、璞鼎查的副官布鲁克斯上尉,递交盖有皇帝印玺的补充条约。黄大人颇有绅士风度,举止文雅。他走进侧厅,和女士们握手、喝茶,和她们闲谈近一小时。女士们回家之后,都对这次拜访十分欣喜。广州一位体面的中国商人,到伯驾医生那里找我,想送两个侄子来我们学校读书。我相信,不用多久,富裕的中国人就会主动送儿子来求学,对这件事的偏见正在快速消散。”
另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是美国军舰 “布兰迪万号” 到访。这艘船以拉斐特访美、同名战场命名,佩里船长曾在 1832 年带领美国舰队停靠那不勒斯。布朗在耶鲁读书时的老师琼斯牧师,是这艘军舰的随军牧师。除了重逢老友,远离故土的布朗也沉醉于乐队演奏。
“停泊在港内的布兰迪万号乐队,刚刚为隔壁山上的安德森博士演奏了小夜曲。乐声勾起我对新英格兰故土的思念,我好想给梧桐小屋的亲人写信。乐队规模不大,却带来了我们在这片土地从未听过的美妙音乐。《静夜幽思》演奏得动人,庄严悠长的旋律在群山环抱的港湾、星光之下的水面回荡,令人动容。我想听《扬基歌》。小朱莉娅当时和我们站在房前陡峭的坡上,几乎按捺不住兴奋,每隔半分钟就小声说:‘好听,好听!是不是猴子歌?是不是扬基歌?’她还说,‘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几周前她登上过布兰迪万号,当时就听过这支乐队演奏。”
布朗夫妇也和金先生夫妇结下深厚情谊。金先生夫妇就是当年搭乘莫里森号前往日本送还海难难民,却被炮火驱离的那对夫妇。金夫人是纽约市立大学校长、纽约南荷兰归正教会牧师马修斯的女儿;1859 年,正是在这处教会,赴日传教的计划得以拟定、筹得经费。她或许是第一位踏上日本土地的白人女性。
布朗夫妇和英国传教士们情谊深厚。很多刚来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都受到这位美国教育者的热忱接待。他在家信里写给盼着见见孙辈的父亲:“虽然我们是北方佬,他们却很乐意和我们相交。” 他的母亲持续捐款,支持在中国的事工。他写给家里孩子们:“心胸宽广的人最喜乐,因为他们最像神。”
1844 年 3 月 29 日,他在香港维多利亚写给姐姐范妮的信,生动描绘了他们的生活环境:
“从窗口望去,港湾与城镇尽收眼底,景色迷人,百看不厌。只填补一点青葱草木,就会是你能想象最美的地方。我们正在屋顶加铺瓦片,把后廊封起来,抵挡风雨。这座小山山顶没有遮挡,狂风直吹。台风来袭,对我们可不是小事。回廊环绕房屋四面,大风说不定哪天就把廊子掀翻。不过房子本身很好,足足可以容纳四十四个人。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再说说日常的事。我们起得很早,我不敢说几点,怕你们觉得我们贪睡;但我保证,我们起得一点不比你们晚,甚至比家里的人足足早起十二个钟头。戴校长和学校的老师常说,一个人大学几年都坚持早起,这个习惯就很难丢掉。或许这就是我习惯早起的原因,不然我也说不清。
早饭前,孩子们(现在一共二十八人)先到教室。七点半,他们到餐厅做家庭礼拜,年长的孩子和我们一同诵读经文。风琴摆在客厅通往餐厅的折门旁,门一打开,屋子空间就大了一倍。读完经文我们唱诗,屈膝敬拜造物主。八点吃早饭,十分简单。九点,吃过早饭的孩子们回到教室,英文课开始。伊丽莎白和一位名叫马歇尔的女士和我一起上课、讲解,一直到下午一点。然后我们吃午饭,孩子们休息到两点。两点,他们跟着本地塾师继续学中文,下午剩下的时间直到六点半,我们各自处理各样事务。五点孩子们吃晚饭,五点到六点半自由活动,只需要守规矩,大多在山上玩耍。六点半我们再次聚集做家庭礼拜,之后喝茶,吃得简单。孩子们继续读书到九点,然后放学。晚上十点所有人必须上床。每个孩子单独一间房,只有一两个小兄弟住在一起。我们本该十点休息,但常常忙到十二点。
这就是我们每日的作息。周三下午不上课,上午学中文。周六上午学英文,下午放半天假,用来洗衣服。所有孩子自己洗衣服,这是本地习俗。我们提供食宿、教学;大部分孩子自备衣物、中文书和文具。现在名册上一共三十人,两人外出,在上海官府做译员,大约一个月回来,换另外两人接替,半年在外、半年在校。第一批外出的半年快要到期,很快校内一个孩子就要前去换班。伊丽莎白和我一样忙,要带课、料理家务。我们十分缺一位助教。如果我在美国,或许很快就能请到人。纽黑文的委员会什么时候能送来?我也不知道。我担心他们办不到。没有帮手,各样事工都受拖累,实在艰难。”
接下来要讲一桩惊险遭遇:这位教育先驱不仅险遭杀身之祸,还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了血迹。
中国沿海海盗横行,后来英美水手大力清剿海盗的行动,那时还没有展开。不止一位传教士在海上、岸上遭海盗杀害,布朗也没能躲过袭击。事情发生时,布朗的大女儿四五岁,儿子罗伯特还是婴儿,新来的客人麦嘉缔博士,还有几个中国学生都在学校。莫里森山的房子一边面朝大海,另一边俯瞰新兴的聚居地,两侧山坡都十分陡峭。院落里除了其他附属房舍,还有一间大鸡舍。花园和宅子里雇了几个中国工人,平日里自由进出。
一天午夜,布朗夫妇被窗外愤怒的人声吵醒。说话的是中国人,他们起初以为是工人在争吵。布朗走到门口,厉声叫他们安静:“是我,你们的主人,小声一点,走开。” 可喧闹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更甚。黑暗里他听见有人四处走动,看不清人影。而那些海盗,正是他们,拿着长矛朝着说话的位置猛刺,左右胡乱戳刺。突然,布朗感到右腿一阵灼热刺痛,被矛或者匕首扎中。他这才明白,吵闹的不是工人,是强盗。他立刻叫妻子带着孩子躲藏。麦嘉缔博士和几个中国学生帮忙,她抱着两个孩子,悄悄躲进鸡舍。学生里有容闳,他沉着冷静,帮了大忙。
布朗虽然负伤、失血,还是抓起一个装贵重物品的箱子,拖到悬崖边,推了下去。箱子滚落到灌木丛里,后来被找回。之后他也逃到鸡舍,和其他人一起躲起来。他们就地取材,从鸡舍地上刮下东西止血,撕下他的衣服包扎伤口,算是保住了性命。海盗找不到值钱财物,砸破门窗,用刀剑把床砍碎,希望找到藏起来的财宝;又搜罗衣物堆在地上纵火,之后回到船上。
一家人在恐惧里躲到天亮,生怕随时被海盗找到、残忍杀害。外国人是海盗最想劫掠的目标,落单的俘虏常会遭受凌迟酷刑。万幸婴儿没有啼哭,所有人屏住呼吸,海盗也没有想到去鸡舍搜寻。第二天早上,布朗的伤口得到妥善处理。
生活里也并非全无享受。那时美国面粉、煤油、棉布、钟表、机械还没有大量进口;从美国东部运来的货品,主要是供外国人享用的冰、苹果、黄油,卖给中国人的人参,还有俄勒冈的毛皮、夏威夷的檀香木。一艘从纽约或者新英格兰来的船抵达时,大家常会享用马萨诸塞的青苹果、奥兰治县黄油,还有自制冰淇淋,当作庆贺。
布朗的写作与讲道事工分文不取,却成果斐然。多年来他持续向《中国丛报》供稿;每月在教堂用中文讲道,座无虚席;也常常在香港用英文向外籍会众讲道。
在成为教师、传教士、牧师之前,罗宾斯・布朗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里有一则 1901 年记录的小故事。
布朗在香港的时候,一天有六个美国少年上岸。他们本来想出海,曾打算私自出逃,被明理的父母拦下,集体送上一艘开往香港的船。抵达港口时,他们都想家了。船长允许他们上岸一天。少年们发愁:“我们去哪里?谁都不认识。”
船长说:“你们去找布朗牧师,他是个好人。”
他们忐忑地前去。布朗在门口热情迎接,把他们带进这充满美式温情的家,用风趣的故事和友善的交谈宽慰他们。最难忘的是,他拿出几瓶苏打水,正中孩子们的心意。
多年之后,布朗的儿子罗伯特加入联邦军队,比斯尔上校把他收为贴身勤务兵。这位上校,正是当年六个少年之一。他认出年轻人的身世,反复说起这件往事,结尾总是一句:“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那瓶苏打水的滋味。”
事工稳步推进,规模日渐扩大。布朗满心盼望,能把人生大部分时光留在中国。期间陆续有人短期协助:邦尼先生、苏格兰女士吉莱斯皮、哈珀博士,还有布朗夫人。他最后一年的同工,是耶鲁 1844 届的梅西牧师,热忱有为,可惜很快患上肺病,1859 年离世。
布朗长久留在中国的盼望,因为妻子健康恶化而破灭。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起初大家以为细心调养、换个环境就能恢复,很快就看清,想要保住她的性命,必须返回美国。布朗万般不舍,决定启程回马萨诸塞州。学校里三名最有前途的三名少年容闳、黄宽及黄胜随布朗夫妇一同赴美。
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原本是中国境内独一份的同类教育机构,一度得到侨民社群全力支持。布朗离开之后,学校又勉强维持数年,最终停办。这所纯粹基于基督教博爱精神创办的学校,得不到足够的资助。但它是源头之校。如今中国有成百上千同类学校。母体虽逝,后继长存。
可以这样说,马礼逊学校的消亡,如同那些孕育出新生命的事物。就像新英格兰很多小镇,如今萎缩成小村庄,甚至从地图上消失,却送出无数受过教育的人,造福整个国家乃至远方世界;马礼逊学校的落幕,也是同理。澳门、广州之外,更多口岸开放之后,基督教教育事业不再局限于一处,各个教会都开始兴办自己的教育。布朗种下的种子,日后慢慢开花结果。
捐款记录显示,从创办到 1848 年,一共募集十万零五百美元,单人最大一笔捐款三千美元。布朗曾希望访问欧洲筹款,维持学校,却未能如愿。他回到美国时,恰逢美墨战争,局势动荡,只募到七百五十美元。梅西先生继续主持校务直到 1848 年。之后布朗担心的变故发生:台风损毁校舍,梅西体力难支,捐款中断,学校就此停办。
中国外交官容闳在 1901 年写道:“在教室里,布朗博士如鱼得水。他机敏、有耐心、待人温和。他放下身段,很容易赢得学生的信任。他没有很多教师那种故作威严、高高在上的姿态,有些老师靠疏远学生来掩饰学识浅薄、教学乏术。他是难得的一类人:借着培育年轻人,塑造一个时代的品格。有幸在他门下受教的学生,人数不多,但后来都成才,他们一生的作为,足以为老师争光。博士为他们自豪,而学生们,也怀着最深的感恩与崇敬,怀念他和与他一同劳苦的布朗夫人。”

作者简介:卢建,香山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乡村》杂志社编辑、珠海市知联会理事、珠海市香洲区社科联委员。已创作与翻译30多本图书,其中22本已获得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作品(译著)已在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德国、斯洛伐克、西班牙、新加坡等销售;曾承担或参与50多个国家上千个重大项目的翻译任务,涉及30多种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