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绩为谁”到“实干何以成事”
——五中全会精神指导公安正确政绩观的实践逻辑与路径建构
周顺忠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智库研究员)
摘 要: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轴心,为公安机关校准政绩观提供了制度尺度。公安正确政绩观须完成从“为谁干”到“怎么干才算数”的转换。本文以全会精神为导入,从政治引领、法治规约、本领锻造和治理场域四个维度,探讨公安机关如何在实干担当中展现新时代公安铁军的神采。通过以党建思想凝心铸魂、以法治思想统一尺度、以实战练兵夯实能力、以“派出所主防”重塑治理,系统建构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最终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中,焊牢对党忠诚、为民服务、保民平安的警魂。
主题词:五中全会;正确政绩观;公安铁军;实干担当;执法公正;基层治理;对党忠诚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给公安政绩观提出了时代新命题。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治党必依法度、治权必守规则、治理必重协同”的现代治理逻辑推向了新的制度高度[1]。全会精神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纲领,更是公安机关校准政绩观、深化公安改革、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对于公安机关而言,全会精神的意义不在于增加一项阶段性的学习任务,而在于从政治哲学和制度逻辑层面重新界定了“政绩”的生成条件:政绩不能脱离规则约束和群众感受而被单独“制造”,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在治理协同中、在人民可感可及的尺度内被确证[3][4]。长期以来,公安工作处于执法司法第一线,工作成效高度“可视化”,破案数、打击量、整治场次往往被作为核心指标。量化考核本身并无过错,但问题在于,当量化脱离法治质量和群众体验的约束时,“数字政绩”就可能替代“实质政绩”[12]。 由此,公安机关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命题,必须完成一次深刻的转换:从“政绩为谁”的价值确认,走向“实干何以成事”的路径建构。人民立场是政绩观的价值原点,但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什么样的实干方式,才能使“为人民出政绩”从宗旨宣示转化为可检验、可持续的制度实践[21]。本文即围绕这一命题,以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从政治引领、法治规约、本领锻造和治理场域四个维度展开路径分析。
一、政治引领:以党建思想凝心铸魂,锁定对党忠诚的实干方向
正确政绩观的第一重规定性是政治规定性。公安机关是党和人民手中的“刀把子”,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公安政绩的“第一道检验”不是数字高低,而是政治方向是否发生偏移。
(一)政绩首先是政治产品,然后才是业务产品。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核心要义,在政绩观问题上的直接含义是:如果一个地方公安机关的打击数据亮眼,却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在重大安保任务中出现政治偏差,那么其“政绩”在政治逻辑上已经归零。各地公安机关在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普遍强调“把正确政绩观践行到铸牢忠诚警魂上,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3][4],正是对这一逻辑的自觉回应。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高质量党建来引领,只有把党建抓在手上,才能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20][29]。
(二)将政治标准嵌入政绩评价的制度链条。政治引领要真正规约政绩观,不能停留在表态层面,而需要嵌入队伍管理的制度链条。要把政治素质考察作为民警晋升、评优的“硬杠杠”,建立政治忠诚“年度体检”与常态化政治教育制度。注重在突发事件应对、复杂矛盾化解等“风口浪尖”检验干部政治成色[5][6]。这一做法的实质,是把“政治忠诚”从一种主观品质转化为可追踪、可比较、可与用人导向挂钩的组织信号。当“干得多但政治上不过硬”的人无法获得同等激励,“实干”的方向才不会被“巧干”“虚干”所稀释。
(三)在党的事业全局中谋划公安铁军管理。必须把公安工作置于党的事业全局中来谋划。正如我们在研究中指出的,要坚决贯彻“公安姓党”的根本政治原则,从逻辑起点与历史溯源中汲取政治力量[29]。要在党的事业全局中谋划公安“四铁”铁军队伍管理[33],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确保实干的方向始终锁定在“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的轨道上。方向确定了,“怎样实干”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二、法治规约:以法治思想统一执法尺度,界定“什么样的实干才算数”
政治方向解决的是“朝哪里干”,法治规约解决的则是“干到什么程度才算数”。公安机关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执法工作,所有的活动都是执法活动,这一特殊性意味着公安政绩的质量内核只能是执法公正。
(一)执法质量是政绩的前置条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为公安实干设定了一条不可通融、不可随意变更的质量底线[25][30]。这条底线对政绩观的校正作用,在“破案”这一最典型的公安政绩载体上表现得最为清楚。破案是硬道理,但破案的方式、证据的扎实程度、程序正义的兑现程度,决定了这个“硬道理”究竟是政绩还是隐患。一个靠刑讯逼供或程序瑕疵“破”出来的案件,在统计表上是政绩、是显绩,但是在法治天平上却是负资产、社会毒瘤。因为它不仅严重损伤了公安执法生命力和司法公信力,而且严重破坏了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印象。
(二)推进执法规范化,设置政绩质量过滤器。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执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管理监督制约体系的强化,其功能不仅在于“规范执法”,更在于为公安政绩设置质量过滤器:只有经得起法律检验和程序审查的实干成果,才被允许进入政绩的核算范围[15]。必须把正确政绩观践行到严格依法办事上,在制定具体政策和开展执法司法时做到心中有法、行必依法[16]。当执法质量成为政绩评价的前置条件而非事后补充,“实干”的内涵就发生了一个关键变化:它不再是与“不干”相对立的一般性勤奋,而是与“乱干”、“虚干”、“粗放地干”严格区分开来的、有严格质量要求和标准的执法实践与庄严神圣的执法活动。
(三)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公安执法不仅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治警宜“德治”与“法治”并举[21]。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公安改革,全面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30]。在执法办案中,既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又要注重情理法的交融,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既是法治公安建设的要求,也是正确政绩观在执法领域的生动体现。
三、本领锻造:以大练兵大比武夯实能力,解决“凭什么能干成”
在大的方向和质量标准确立之后,出来了一个容易被政绩观讨论忽略却无法回避的问题:正确的实干需要相应的能力来承载。如果民警不具备在复杂警情中依法处置的能力、在新型犯罪面前精准打击的能力、在群众工作中化解矛盾的能力,“实干”就可能退化为“苦干”甚至“蛮干”。
(一)以实战大练兵破解“本领恐慌”。大练兵、大比武、大破案、大比赛、大训练不是政绩观教育的“外围工作”,而是其内在环节[7][8]。要深入开展全警实战大练兵,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坚持从高从难从严。通过大比武,把练兵从单一技能训练扩展为覆盖政治素养、体能基础、实战本领和业务能力的系统性能力建设。比如,推行“红蓝对抗”演练,以“案情随机设置、警力随机抽选”的方式检验真实处置能力,其要害在于用不确定性来对抗训练中的表演性——预设脚本下的“精彩表现”不是能力,随机条件下依然能够依法、安全、有效处置,才是可迁移到实战中的真本领[9][10]。
(二)以科技兴警助推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新时代公安工作离不开科技支撑。必须坚持科技兴警,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与效率变革[32]。要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与公安实战深度融合,开展大比武、大比赛,提升民警运用科技手段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的能力。只有掌握了现代化的警务技能,公安队伍的实干才能插上科技的翅膀,才能在面对新型犯罪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三)强化人才强警战略。正确的实干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来支撑。亟待改革创新公安人才强警体制机制[24],以打造七大体系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35]。要将练兵成效纳入政绩评价,这实质上是在公安工作中引入一种跨期负责的政绩伦理:今天的实干,不仅要产出今天看得见的平安,还要为明天仍然能够产出平安储备能力。要在实战中加强磨练、加强学习,通过大比武提升素质,通过大破案检验能力,使广大民警在执法办案的摸爬滚打中练就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11][12]。
四、治理场域:以“派出所主防”重塑实干空间,回答“在哪里检验政绩”
公安政绩的最终检验场不是在报表里,而是在群众的生活感官与体验中。全会精神所强调的“治理必重协同”,在公安工作中的集中体现就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警务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型。
(一)从“以打为主”向“以治促安”转型。“派出所主防”的提出,对政绩观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在传统的打击导向下,派出所的“好成绩”往往表现为破案多、打击处理人数多;而“主防”逻辑要求把评价重心前移到矛盾是否在源头化解、风险是否在萌芽状态被识别、群众的安全感是否在日常体验中持续生成[13][14]。善于运用管理学的前瞻理论指导公安执法实践,公安机关全面推广集成创新治理理论[23],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中发挥出公安机关的主力军作用,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
(二)把政绩计量转向源头防控。这一转换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使“实干”与“显绩”之间不再简单画等号。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要素动态管控、风险隐患闭环整治,这些种类繁多的基层基础工作体量繁杂、事无巨细,极大地考验基层民警和整个公安队伍的心志定力、合成攻坚能力、集成创新能力与众志成城毅力。它们不但工作量大,而且“可见度”低,但恰恰是正确政绩观最需要保护的那部分实干。当评价体系能够识别并肯定这种“看不见的政绩”,公安工作才算真正完成了从“以打为主”的政绩逻辑向“以治促安”的政绩逻辑的转型[20]。要把群众关切之处作为公安攻坚所指,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民生案件大会战[17][18],从基层创新治理中汲取智慧,把政绩写到群众的心坎上去。
(三)在基层治理中厚植为民情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是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20]。公安机关要在基层治理中展现新作为,必须坚持从“四个全面”战略视阈建设数字法治政府[31],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同时,要注重基层首创精神,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把公安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具体实践中,基层公安机关应着力推动治理方式与载体的双重创新。 载体创新方面,可以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为抓手,设立“警民议事厅”“多元调解室”,并建立“警网融合”工作站。举个例子,针对老旧小区的停车纠纷,社区民警可联合居委会、物业和业主代表,通过“圆桌会议”当场化解矛盾。工作创新方面,要探索“线上+线下”双轨新方式,依托微信群、小程序等搭建“指尖上的警务室”,实现“群众点单、公安接单、联动办单”。通过将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预防,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五、价值归宿:在实干中统一政绩观与警魂塑造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公安机关的正确政绩观究竟如何“正确”起来?笔者认为,正确政绩观的实现不能依赖单一的教育灌输或指标调整,而需要在政治方向、法治质量、能力支撑和治理场域四个维度上同时建立规约机制。
(一)四维咬合的系统逻辑。在这个机制中,对党忠诚的警魂不是抽象的政治修辞,它通过政治标准对政绩评价的前置约束而获得制度本身[29];执法公正不是外在于政绩的“额外要求”,它就是政绩本身的质量规定[25];保民平安不是政绩的“效果描述”,而是政绩能否成立的检验条件;而本领和能力,则是连接政治要求与治理成效的桥梁[24][32]。当这四个维度相互咬合并持续运转,公安机关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一种“能干”的职业形象,而是一种知道为什么干、知道怎样干才算好、知道凭什么能干成的人民守护神。
(二)打造铁军队伍,展现新时代公安神采。要注重过程管理,通过过程管理锻造“四个铁一般”过硬公安铁军[22]。公安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队伍,也是一支英雄辈出、正气浩然的队伍。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必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全面深化公安改革[34],谋划新时代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在社会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公安铁军。
(三)维护执法权威,保障民警合法权益。要把严管与厚爱结合起来,既要严格规范执法,又要坚决维护民警的执法权威和合法权益[28]。要深入推进爱警暖警工作[2],让广大民警在实干中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当民警的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公安机关必须旗帜鲜明地为其撑腰鼓劲[19],绝不能让实干者流汗流血又流泪。这也是正确政绩观在队伍内部管理上的必然要求。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健全“三个区分开来”机制,严查诬告陷害,及时澄清正名[1] [38]。公安机关应以此激励民警实干担当,为受不实举报民警撑腰鼓劲,消除后顾之忧,护航公安铁军建设[16] [19] [28]。
(四)以实干担当践行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正确政绩观扎根于公安实战的沃土中去,才能让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在公安执法办案的每一次体验体会之中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与温情善举,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和政府给予的温暖,在保国平安、保民平安中筑牢铜墙铁壁[26][27][33]。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一思想,在实干担当中加强磨练、加强学习。通过大练兵提升本领,通过大破案彰显担当,通过大比武展现风采,真正把公安队伍锻造成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钢铁之师。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公安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我们要彻底摒弃“唯数字论”的考核导向,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公安工作的最高标准[1][4]。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公安机关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无旁贷的使命感,深入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要以党建为魂、法治为本、能力为基、治理为要,在实干中淬炼忠诚,在担当中铸就铁军[22][35]。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筑牢对党忠诚、为民服务、保民平安的警魂,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优异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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