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里有光,海岛有路
——下川镇任职两年记
作者:谭品海
一、那通电话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的那通电话,我至今记得清楚。电话是方庭旺书记的秘书打来的,只说了一句:“方书记让你明天到台城来一趟。”
第二天我到台城,先去的是组织部长陈澄波的办公室。我推门进去,陈部长正在看文件,抬头看了我一眼,不认识,问:“你是哪位?”我报了名字。他放下文件,站起来,说:“哦,海哥,恭喜你啦!市委决定你去下川镇任镇委书记,这回又升了。”话说得很干脆,还带着几分恭喜。
我站在他办公桌前,没有立刻接话。随后,我用“两个三”回复他。我说:“陈部长,我是‘三不’之徒:水平不高、能力不强、不是当一把手的料,下川镇委书记这个职位恐怕难以胜任;此外,我家里有‘三老’:母亲、岳父、岳母,平均年龄已超过八十岁,还有两个未满十周岁的小孩。过船渡海,无法就近照顾家庭。”
陈部长听完,脸上的表情明显急了。他站起来走了两步,说:“海哥,这是方书记亲自点名的。方书记说了,你是他手上最后一张王牌。”他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你家属的工作安排问题,组织上可以考虑,你先服从安排。”
我坐在那里,心里翻来翻去。组织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知道没有多少余地了。一个市委书记把你说成“最后一张王牌”,一个组织部长拿家属工作来劝你,这不是客套,是下川那边真的等不住了。陈部长当即打电话向方书记反映了我的情况,方书记让我听电话,只听他语重心长地说:“谭书记,我知道你的家庭情况,可下川那五千多户人家,也得有人挑这个担子。”我心头一震,点头答应了。
回到家,我跟爱人商量组织调动的事,确实犯了难。家里老少需要人照料。那时爱人在镇中学上班,我在当地工作,空余时间可以帮助照顾家庭;而现在,隔着大海到川岛上班,一个半月不一定能回一趟家。我爱人通情达理,辞去工作,全职照顾家庭,让我能安心上岛。
二、上岛第一天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日,我上了岛。
船绕岛行驶了一个半钟到码头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往下看,心先凉了半截。码头淤得厉害,船靠不上去,要在海中间停下来,用小艇一船一船驳接人。小艇贴着大船的舷边晃,老人和孩子抓着船舷不敢松手,浪打上来,鞋和裤脚全湿透。上了岸,去王府洲旅游区没有正经路,手扶机和摩托车在泥土路上颠,人坐在后斗里,骨头都快散架。镇府所在地略尾圩,没有一条像样的街,没有一盏街灯,没有一条下水道,臭水横流,蚊蝇蜂拥,当地人戏称“广州车多,略尾圩蚊蝇多”。办公楼是六十年代盖的,我和镇长同在一个不到八平方米的办公室,办公桌桌角还印有区公所字样。墙皮剥落,窗户漏风,镇里自己发电,电厂设备老得喘不上气,每天只能限额供电,灯泡亮一阵暗一阵,电冰箱、空调成了摆设。这些我都见过,穷地方大抵如此。可这些,都还不是最要命的。
上任第一天,财政所会计光选叔来找我。他站在我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一个本子,半天没开口。我说:“光选叔,你坐,有事说。”他坐下来,把本子翻开又合上,最后抬起头:“书记,财政账户空了。这个月工资,没钱发了。”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问他空到什么程度。他说账上剩的钱,连买油印纸都不够。镇干部几个月没领全工资了,再拖下去,人心就散了。镇府历年欠债加起来不是小数目,单单欠各个酒店、大排档的就有好几百万了。我说:“我知道了,你先回去。”
那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钱从哪里来。镇里没有,市里能争取多少不知道,可工资等不起。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给妻子打了电话。她这些年攒下的积蓄,七万多块,原本是留着给老人看病、孩子读书用的。我在电话里没说太多,只说镇里发不出工资,我先拿家里的钱垫上,等财政缓过来再还。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说:“你拿吧,家里我先撑着。”
我利用到台城开会的机会,把那七万多块取了回来,交到财政所,发了到下川后的头一个月工资。光选叔接过钱的时候,手有点抖,说了句:“书记,这钱……”我摆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
记得一天晚上我在台城办完事,坐最后一班船回了岛。当摩托车司机把我送到镇府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推开铁闸,愣住了——镇府的空坪、走廊里、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有的横七竖八地躺着,有的肩挨肩地站着,有的坐在地上。这些人都是向政府讨还债务的,有各饭店老板,有经营钢材、水泥商贩,有工程队包工头,其中有几个从湖南道县来的。他们用报纸铺在水泥地上,见我进来,眼神里带着一种笃定——新书记上任,市里总该给一笔启动资金先把旧账清一清吧。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些铺在地上的报纸和一张张疲惫的脸,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我没法给他们一个“明天就还”的承诺,只能说:“账我认,钱我慢慢想办法,但你们不能这么耗着,镇府得办公。”后来怎么劝走的,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天夜里宿舍的灯又暗了一下,电厂限电,灯泡闪了两闪,黑了一阵,又亮起来。
他们不知道,我连自己这个月的工资,都是拿家里攒了多年的钱垫的。
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堵在我心里的。
我说的不是某一条具体的路。我说的是下川所有的路——码头到镇府的路,镇府到村的路,干部和群众之间那条看不见的路。
三、先跑一个月
最难面对的,是班子。第一次开班子会,我就察觉到有些不对劲。有人低着头不说话,有人说话带着刺,有人干脆把茶杯往桌上一顿。派别不是一天两天了,实干的干部被压着,能干的干不过能说的,实干的干不过能跑关系的。我去村里调研,有些村干部远远看见我就绕开走,不知道是不信任,还是怕沾上什么是非。那种滋味,比码头的淤泥还堵人。
我带着“如何选好下川的班子”和“下川今后发展走什么路子”两个命题,花了将近一个月,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条船一条船地坐,逐个老人之家开座谈会。跟渔民在船头蹲着抽烟,跟村干部在榕树底下掰扯。我想看清楚,哪些人才能挑起下川这条大梁?我想弄明白,下川到底堵在哪儿?
我把发展思路拢成六句话:农业稳镇、交通立镇、渔业强镇、旅游旺镇、法制治镇、文明美镇。班子会上念出来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我说不要紧,先干一件让大家看得见的事。
我选了荔枝湾。
四、荔枝湾的路
荔枝湾离略尾圩十二公里,中间隔着山。出入全靠翻山越岭。第一次我们乘船进村了解情况,干部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交通问题。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村里人讲的一件事:有个临盆产妇难产要送医院,没有车,没有路,几个人用谷箩抬着翻山,几个小时才到略尾,人已经不行了,大人孩子都没保住。听到这里,我心头一震,忍不住眼泪都流了出来。全村百来户人家,杀一头猪轮着分,因为外面的猪运不进来。解放以来换了十四届党委政府,路的事提了又提,山还是那座山。当地群众痛心地说:“全国解放了,就剩下我们荔枝湾未解放。”十四届,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坐在村委会那条长凳上,半天没说话。那天晚上我没睡好,翻来覆去想那个产妇。
不能再等了。第二天,我带着部分班子成员步行进村,沿途跋山涉水,披荆斩棘,从头到尾用脚量、用口算、用脑记。八米宽的路基,要劈开多少土方,要砌多少挡墙,要筑多少涵洞,哪一段可以赶在雨季前拿下来,哪一段要绕。我们从天亮走到天黑,回到镇府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鞋里灌满了沙。有人脚上磨出了泡,没有人吭声。我知道,他们在看我——看我是不是又一个“来看看就走”的书记。
开工以后,我几乎天天往工地上跑。五十天。我跟自己说,春节前必须通。不是为了剪彩好看,是荔枝湾的老人等不起下一个十四届了。推土机在前面拱,人在后面跟。有一段石方特别硬,进度卡住了,我蹲在路边跟施工队的老陈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最后把镇里仅有的那点机动经费挤出来,给两个班组加了工钱。那五十天里,我晚上回到宿舍,脚上的泥都顾不上洗,倒在床上就睡过去,梦里全是石炮的闷响。
可这条路,修得比我预想的顺。
顺,不是因为钱多,也不是因为工程容易,是因为沿途的群众。修路要占地,要毁青苗,要砍树,要拆几间堆柴的棚子。我原本准备一家一户去谈补偿,尽量减少工程费用。结果开工没几天,村委会的人跑来告诉我:沿途涉及的农户,没有一户要补偿,没有一户挡着不让干。有人主动把地让出来,有人扛着锄头到工地上帮着挖,有人把自家煮的番薯粥端到推土机旁边。施工队老板是本地人,看到这阵势,感动地说:“这届党委政府能下决心修荔枝湾这条路,我们不赚钱,政府解决油费就行,为当地建设出点力是应该的。”我说这不行,该补的要补,该赚的要赚。老板说“书记,路是给我们自己修的,十四届都没修通,这届修了,我们出点地出点工算什么。”
我站在工地上,看着那些主动让出来的地、那些扛着锄头来的老人、那些端粥来的妇女,心里明白了一件事:路还没通,但有一条路已经在通了——政府真心修路,群众真心让路。这条路,比脚下的土路更难修,也更值钱。
一九九七年春节前,路通了。通车那天没有搞什么大排场,就是把荔枝湾全村老人用车接到略尾圩,在饭堂吃个便餐。好些老人一辈子没出过略尾。他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有人摸着车头不说话,有人站在圩街上四处看,像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个阿婆拉着我的手,嘴张了几次,没说出话,眼泪先下来了。我别过头去,没让她看见我的脸。后来有人跟我说,那天我在车上也红了眼圈。
《台山报》后来写了一篇报道,题叫《昔日未见汽车面,今朝梦想已成真》。
五、路通之后
荔枝湾这条路通了以后,我发现另外几条“路”也跟着通了。
计划生育,“天下第一难”。我刚到任时,下川还被市里列为计生重点管理单位。可后来,我下去搞计生的时候,群众没有躲,没有骂,没有放狗。有户人家超生了,我去做工作,男的蹲在门口抽烟,抽完一根,站起来说:“书记,路是你修的,我信你。你讲怎么弄就怎么弄。”搞圩镇建设,沿街的违章建筑要拆迁,没有一户漫天要价,没有一户拖着不拆。有人甚至主动问我:“书记,什么时候建到我们这个地方?”我说:“快了。”第二天他们就自行拆除了,说:“先拆我的,我信这届班子。”这些事放在别的地方,是工作;放在下川,是还债——还几十年欠下的信任债。
路的事开了头,后面的事才敢铺开。但铺开之前,我先做了一件很多人觉得“不近人情”的事:建政府饭堂,定六条规矩——财务一支笔,用车统一调,公款吃喝一刀切,补贴按规矩发,监督机制立起来,接待一律进饭堂。有人背后说我“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到自己人头上”。我没解释,只做了一件事:我家属来岛上探望我,先买票上船,到了饭堂自己掏钱吃饭,住我那间简陋的宿舍。一米二的床睡不下一家四口,就从会议室搬两张茶几拼上,高低不平照样睡。有人劝我:“书记,旅游区那么多酒店,为什么不安排家属去享受一下呢?”我说:“一家子好不容易走在一起,这样热闹。”有老板请吃饭,我一顿没去。不是我不懂人情,是我太懂了——下川这艘船,船底本来就在漏水,掌舵的人要是先往自己兜里揣,后面的人就全散了。旅游船的事也整了。以前“搭霸王船”的风气盛,谁的关系硬谁不买票。那时船是镇府的企业,人人都想抢镇府这块蛋糕。我把规矩重新立起来,任何人乘船都要先买票,属于公差的拿票据由财务实报实销,从我做起。这样做得罪人吗?得罪。可镇府账上的钱,是一分一分攒出来用于公共开支和建设的,不是拿来送人情的。
六、海岛变了
变化来得比我预想的快。赵超云老板在珠海做了十几年基础工程,有一年春节回下川,镇委镇府的领导请他到饭堂吃团年饭,让他为下川镇的发展建言献策。他首先认可当届班子的发展思路和初步取得的工作成效,提出“下川要发展,必须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同时根据下川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工程项目,根据政府的近五年的承受能力制定了投资方案。赵超云老板表示愿意先垫资完成建设项目,政府再逐年偿还工程款。
一千四百多万投下去,略尾圩修了川中大道、平安路、滨海路、幸福路,共二千八百米;铺地下水道三千二百米;还建了政府办公楼、镇徽、滨海公园、滨海广场。后来又争取上级拨款和动员内外乡亲捐资,建下川医院、下川中学的实验楼和生活楼,改建敬老院和幼儿园。又修通川中公路和东湾公路共十六公里。王府洲旅游区重新规划,硬件软件一起上。
不到两年时间,路通了,电稳了,码头近了,外面的人开始进来。旅游业起来了,游客比从前翻了几番。渔业添了二十二艘南沙生产船,海水养殖基地一片一片往外扩。岛内岛外的人愿意回来投资了,那些离岛多年的老乡,又开始打听“下川现在怎么样了”。江门市乡镇建设现场会放在下川开,当时任江门市副市长的王南健来看了以后,用十个字对下川镇的经验作高度概括:“小镇大手笔,小钱办大事。”《台山报》分别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八日发表《勤政使海岛明珠生辉》和《学下川,争取“五邑杯”三连冠》。
下川是时任台山市委书记方庭旺的家乡。他工作忙,很少回来。一九九八年五月,他回下川视察。他一路看下去,感慨万千,眼含热泪拍了拍我的肩头,动情地说:“谭书记,我的好父母官,感谢你,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是你为我争了光、争了气,辛苦了,下川人民不会忘记你的!”随即高兴地挥毫写了一首还乡诗:
少小离家白发回,
故乡旧貌换新容。
羊肠已沓路宽直,
新房栉比沐春风。
绿水青山相辉映,
四时果茂绿葱葱。
旅游胜地迎宾客,
更有渔业作先锋。
巨变全赖党领导,
更有万民辅政通。
展望前程无限好,
催人奋发立新功。
注:“沓” 字原文如此,疑为“踏”之误。
方书记走后,我站在镇府门口那条新修的路上,站了很久。
七、离开与回望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离开下川。走的那天,没人知道。船离开独湾新码头(注:独湾港是后来启用的客运码头)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往回看,下川岛的轮廓一点点变小。
我想起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站在芙湾那个旧码头上的自己,想起那五十天里裤腿上的泥,想起荔枝湾老人摸着车头的样子,想起工地上那碗番薯粥。下川的路,一条一条修通了。可真正让下川变了的,不是水泥和石子,是群众愿意让出地、愿意出工、愿意信你一回的那条心路。那条路通了,什么路都好修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下川的老百姓还记得那些年的事。我有时候想,他们记得的,大概不只是一个修了路、亮了灯、把海岛变靓了的书记,而是那两年里,有一群人认认真真地把下川当成了一个可以救的地方,并且真的伸了手。
方书记当年说,下川有五千多户人家,在等人扛。我扛了不到两年。但那两年让我明白一件事:一个地方最深的穷,不是穷在账上,是穷在人心觉得没指望了。把指望还回去,比修十条路都难。
这条路,下川走通了,我也跟着走了一程。
2020年5月写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