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万年的台湾之行》文/廖鹏程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地理与政治裂变。这一年四月,刘万年出生在甘肃秦安的一个普通农家;同年,吴冠中从法国归国,周韶华随军南下,黄胄在西北军中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没有人能预见到,四十年后,这几个名字会因为一次跨越海峡的展览而被短暂地并置在一起。历史的伏笔常常埋得很深,深到当事人自己也无从察觉。

刘万年进藏,原本不是为了艺术。一九七〇年,他从中学毕业,被分配到西藏工作,一九七五年起在《西藏日报》做美术编辑。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的去向多半由不得自己选择。但西藏给了他一种别处无法给予的东西:一种不属于中原山水画谱系的山。传统的皴法,披麻、斧劈、折带,面对喜马拉雅的冰川与横断山脉的褶皱时,几乎全部失效。空气稀薄,远隔百里的山看起来近在咫尺,没有过渡,没有透视的缓冲,整座山以一种蛮横的方式挤压过来。刘万年后来用了很多年去对付这种“蛮横”。他创造了几十种新技法,“水刷石法”“结构积彩法”“压墨法”,名字朴素,指向明确:他是在为一种前人未曾画过的山水,重新发明画法。

周韶华说他“不师古人而师造化”。这句话出自一位在1980年代以“大河寻源”震动画坛的画家之口,分量不轻。周韶华自己走的是从黄河上溯、在仰韶与青铜器之间寻找中国文化源头气象的路子;吴冠中则在形式美与抽象构成的层面上,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撕开了一道口子。三个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个向高原的极限处走,一个向历史的深处走,一个向形式的纯粹处走。而一九八〇年代末的台湾之行,让这三条路径在同一个展厅里交汇了。

时间需要往回拨一点。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两岸之间冻结了近四十年的民间往来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一九八八年,台湾当局通过“大陆杰出人士访台办法”,刘海粟成为第一位赴台办展的当代大陆画家。 doors 一旦推开一条缝,后续的人便鱼贯而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万年与吴冠中、黄胄、周韶华等人的作品得以在台湾展出。资料记载很简略:“上世纪80年代末,刘万年和吴冠中、黄胄、周韶华等一起去台湾举办大陆创新画展,33件作品全部被高价购藏”。三十三件作品全部售出,在当时的台湾收藏市场上,这个数字所传达的信息比任何评论都直接:对岸的藏家不是在“捧场”,他们是在用真金白银辨认一种陌生的、却可以理解的美学。

这次展览的意义,恰恰藏在“大陆创新画展”这个略显笼统的名称里。“创新”二字,在1980年代末的中国画语境中有其具体的重量。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对一种正在发生的裂变的命名。吴冠中在1979年发表《绘画的形式美》,引发持续数年的论争;周韶华在1983年推出“大河寻源”,把山水画从文人余绪中拽向一种雄浑的、带有文化考古意味的宏大叙事;而刘万年在西藏的探索,在当时的主流画坛几乎是一个孤例——他没有参与中原的论争,却在世界屋脊上用三十多种自创技法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中国山水画还能不能画出新的东西。当这些作品同时出现在台湾的展厅里,台湾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大陆画派”,而是一组各自为战、却共同指向“求新”的个案。这种复数性的呈现,比任何单一的风格输出都更有说服力。

刘万年在其中的位置尤为特殊。周韶华与吴冠中在1980年代的大陆画坛已经是声名显赫的革新旗手,周韶华更因与台湾画家刘国松的交往而早早为台湾艺术界所知,吴冠中的名字也经由刘国松的介绍登上过《文星》杂志的封面。刘万年不同。他是一个长期在西藏工作的美术编辑,一个在“缺氧”状态下作画的人,一个把自己号作“缺氧楼主”的人。他的画里没有江南的温润,没有黄河的苍茫,有的是冰川的冷光、风化石的粗粝、碱滩的荒寂。郎绍君评价他的作品“填补了这一空白”——西藏山水画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的空白。台湾观众面对这样的画,感受大概是复杂的。一方面,那是完全陌生的视觉经验;另一方面,那又是同一种水墨语言在极端地理条件下生长出来的变体。文化的认同,有时候恰恰需要通过“陌生”来重新确认:原来中国画可以这样画,原来“中国山水”的边界比想象中辽阔得多。

更深一层的历史意味在于,这次展览发生在一个极为微妙的时间窗口。一九八七年的解严与一九八八年的“访台办法”,为两岸文化交流打开了一道窄门,但门后的路并不平坦。一九九一年石愚赴台办个展,仍被媒体形容为“压大轴”之举;一九九三年王成喜在台湾国父纪念馆的展览,依然被视作需要勇气的突破。刘万年等人参与的这次“大陆创新画展”,处在破冰的初段。它没有后来的展览那样隆重的仪式感,也没有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象征意义,恰恰因为如此,它更接近文化交流的本然状态:画家把画挂出来,观众来看,藏家来买,艺术以自己的逻辑先行了一步。三十三件作品全部售出,说明这一步迈得并不勉强。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的几次重大转折,几乎都与“地理的位移”有关。傅抱石、李可染在1950年代的长途写生,把山水画从书斋想象拉向现实山川;张大千晚年从台湾远赴南美、欧洲,在泼墨泼彩中寻找一种超越地域的抽象性;而刘万年从甘肃到西藏的位移,则把中国山水画的题材边界推到了青藏高原。这条线索本身就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对称:二十世纪中叶,张大千、溥儒、黄君璧“渡海三家”从大陆到台湾,把传统文人画的香火带到岛上;四十年后,刘万年、吴冠中、周韶华等人从大陆到台湾,带去的却是“创新”之后的山水。方向相反,文化的河流却在同一个海域汇合。

刘万年本人未必会把自己的台湾之行看得如此宏阔。他不是一个善于自我叙事的人。他的画室只有十余平方米,昏暗,堆满画纸,他的精力大多消耗在与西藏的山反复较量的过程里。周韶华说过一句很准的话:“刘万年当年远走西藏,原为生计所迫,他是不曾料到命运之神将他牵引上这片土地,是要让他创造今天的奇迹”。历史的戏剧性就在于此: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最终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站到了一个具有历史意味的位置上。一九八〇年代末的那个展览,没有改变刘万年的命运轨迹,他依然回到拉萨,回到那间小画室,继续画他的山。但它留下了一个事实:在两岸关系最需要一些柔软的东西来打破僵局的时刻,艺术曾经以一种安静而具体的方式,先走了一步。

三十三件作品散入台湾藏家手中,如今大概已经很难全部追寻下落。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画曾经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让海峡对岸的人们看到:对岸的山水,既是陌生的,又是可以辨认的;对岸的画家,既在各自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又始终走在同一条名为“中国画”的长河里。刘万年的台湾之行,说到底不过是一次展览的赴台之旅。但把这件事放回它发生的年代去看,它便不再只是一次展览了。它是那道窄门初开时,透进来的一束光里,几粒安静而坚实的尘埃。
(廖鹏程,2026.11.15写于岭南)

艺术简历
刘万年,甘肃秦安人,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画家,西藏美协理事,曾任西藏日报主任编辑,是西藏山水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刘万年在西藏工作40多年,大大拓展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表现领域。将经典的大汉文化与藏原自然山水融合并形成全新独特的刘万年西藏山水画。刘万年用10年时间把山“放倒”,创造了“横断重叠构图法”。刘氏山水“九美、七绝、三十二新法”。
刘万年的西藏山水画,有鲜明强烈的地域特征;新颖别致的表现手法;正大阳刚的民族气度;雄浑壮阔的时代风貌;肃穆淡远的宗教情怀;深邃沉静的哲理思考;虔笃完美的神性境界,是中国当代山水画苑中的一朵奇葩。2002年-2009年,刘万年在高原缺氧,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八截寒暑,滴泪和墨,呕心沥血,创作完成了中国最大长卷组画《神山圣水图》。(由120张八尺竖轴并列组成,总面积369平米),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辉煌巨制。
刘万年是我国西藏山水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是中国山水画界独创30多种绘画技巧,开拓了一块全新的绘画领域形成了典型个人风格,对西藏怀有虔诚的宗教情感,是具有自成体系的理论支撑、深厚文化修养和高尚道德情怀的当代画坛巨笔大匠。
2017年5月,刘万年历经10年艰辛创作的五卷本丛书《藏原探美》出版,是作者数十年西藏生活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也是他长年对艺术实践深入理解的心语积累。刘万年已退休回归天水故里,仍笔耕不停,今又在修建自己的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