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者岂肯轻言归隐
——以苏轼三首《述怀》词为例
作者:王微波
中国文学史上,“自觉的文学家”始终是颇具争议的命题。纵观古代文人创作脉络,多数传世笔墨,并非源于纯粹的文学志业,而是仕途颠踬、理想受挫后的情感寄放。辞赋诗词、稗官文章,诸多经典佳作,皆是政治失意、人生不遇的精神副产品。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毕生终极追求,仕途顺遂则躬身济世、建功立业;仕途坎坷则托志笔墨、纾解块垒。他们并非刻意以文立名,却因人生起落的沉郁阅历,让文字兼具厚度与深度。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古典诗词中高频出现的“归隐”书写:文人笔下的归田避世、闲居忘机,究竟是看破尘俗的人生抉择,还是失意困顿的自我宽慰?苏轼的三首《述怀》词,为这一命题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解读样本。
学界历来多将苏轼两首《醉落魄·述怀》(其一又名《离京口作》,《全宋词》统一收录为《述怀》)与《行香子·述怀》,归为思乡归隐、厌弃宦途的闲适之作。“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道尽宦游漂泊之苦,“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描摹出超然物外的闲逸图景。
单观字面词句,归隐之志跃然纸上。可若跳出文本表层,结合苏轼毕生行迹、仕途境遇与人生选择对照品读,便不难窥见真相:这些广为流传的归隐之语,从来不是功成身退的笃定抉择,而是志士怀才不遇、仕途困顿的苦闷修辞,是失意之时的精神自慰,而非贯穿一生的人生归宿。
一、归隐书写:情绪之抒怀,非人生之决断
纵观苏轼一生,从未真正辞官归田、遁世隐居。其诗文中频现的退隐心绪、归田之思,本质是宦海沉浮、人生无常催生的空漠之感,是对当下困顿境遇的抗拒与叹息,而非深思熟虑的人生规划与仕途取舍。
在苏轼的精神体系中,“归去”从来不是主动的人生选择,而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反抗。每当深陷党争倾轧、辗转贬谪漂泊、身心俱疲之时,他便以“不如归去”消解现实的窘迫与无奈,用归隐的念想对抗官场的污浊与奔波的疲惫。但这份念想,始终停留在精神层面,从未落地为现实行动。
不同于陶渊明看透官场污浊、决然辞官归隐的彻底超脱,苏轼走出的是独属于自己的隐于仕、守于心的人生路径。身处宦海而不逐流,历经浮沉而守本心,在仕途的桎梏中安顿身心、坚守气节、秉持初心。这也便解开了苏轼人生看似矛盾的特质:落笔皆是归田闲意,立身始终锐意进取。
究其根本,归隐是他困顿失意时的情绪出口,仕进济世才是他根植于心的毕生志向。心怀家国、志在当世的志士,从不会因一时风雨,轻言归隐、轻言放弃。
二、词作创作语境:仕途失意之喟叹,非抽身退隐之初心
苏轼三首《述怀》词的归隐之叹,皆有明确的仕途困境背景,字字皆是宦游之苦、入世之难,而非出世之愿。
《醉落魄·离京口作》创作于熙宁七年,彼时朝堂新旧党争激烈,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不容于朝堂,被迫外放江南,辗转杭州、润州等地,常年奔波迁徙、身不由己。词中“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写的不是厌弃仕途、渴望归蜀,而是对常年宦游漂泊、居无定所、身不由己的疲惫与怅惘。
他厌的不是济世为官的初心,厌的是党争倾轧下颠沛流离的仕途状态;他盼的不是归田避世,是摆脱辗转漂泊的困顿,是能够安稳立身、从容履职、实现抱负的政治环境。字句之间,满是入世不得的无奈,毫无出世归隐的决绝。
《行香子·述怀》的创作时间虽有元祐年间与晚年两种考证说法,但无论何种定论,词作底色皆是政治纷争带来的身心俱疲。元祐年间,苏轼虽得高太后赏识,重回朝堂、身居高位,却深陷新旧党反复攻讦,屡遭弹劾构陷,终日心力交瘁、“心形俱悴”。
正是这般进退维谷、壮志难酬的境遇,催生了“几时归去,作个闲人”的悠长喟叹。值得深究的是,“几时”二字暗藏深意——这是悬而未决的追问,是无可奈何的假想,而非笃定无疑的抉择。正如学界所言,词中的归隐向往,“只是一种空想,是内心愁闷偶尔的排遣”。
真正决意归隐之人,必有清晰的归期、笃定的取舍,而非一生追问、终身未归。苏轼直至暮年,历经数次贬谪、九死一生,始终未曾辞官归田。并非机缘不允、身不由己,而是归隐从来不是他的人生归宿,济世报国才是他毕生坚守。
三、琴酒云水图景:审美自持之避难,非超然归隐之宣言
《行香子·述怀》中“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三句,是世人误读苏轼归隐之志的核心,也是解读其精神内核的关键。这极简清雅的意境,从来不是归隐生活的实践蓝图,而是失意文人构建的精神审美避难所。
全词语境层层递进,暗藏苏轼完整的心境脉络:“清夜无尘,月色如银”,以澄澈空明的夜景铺陈底色,隔绝白日朝堂的喧嚣纷争、世俗的污浊纠葛,为情绪抒发铺垫纯净的审美空间;继而“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感叹人生短暂、世事虚妄,消解仕途得失的执念;再言“虽抱文章,开口谁亲”,直击核心困境——身怀经世之才、胸有报国之志,却遭小人构陷、无人赏识、壮志难酬;最终“且陶陶、乐尽天真”自我宽慰,生出“几时归去,作个闲人”的假想,以琴、酒、云三样无尘清雅之物,构建与世无争、自给自足的精神世界。
由此可见,琴、酒、云的闲逸图景,是对“开口谁亲、壮志难酬”的反向精神补偿。当朝堂无知己、济世无门路、抱负无处施展,他便在笔墨间搭建一方纯净天地,安放疲惫的身心、坚守纯粹的本心。
这份意境,是旷达,更是隐忍;是释怀,更是不甘。苏轼落笔营造清夜无尘、云水闲适的境界,并非想要奔赴其中、永绝尘俗,只是借一方审美净土,暂时消解官场烦扰、抚慰失意心境。清夜赏月、抚琴饮酒是困顿中的片刻喘息,风雨过后,他依旧初心不改、立身朝堂、心怀家国。所谓闲逸归隐,不过是志士不遇之时的精神自救。
四、寄情托意:承古典寄托之传统,开自我自持之格局
苏轼此种“借景抒怀、托言寄志、字面言隐、内核言志”的笔法,与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古典寄托传统一脉相承,皆以物象言情、以虚境寄志,文字表层与精神内核相悖,意在言外、寄托深远。
但二者的精神内核与寄托维度,又有着清晰的分野。屈原“香草美人”,以美人喻明君、以香草喻贤臣,以男女之情喻君臣际遇,是具象的政治托喻,指向朝堂清明、君臣相知、理想实现,有着固定的文学解码体系,核心是对政治理想的执着求索。
而苏轼的琴、酒、云水之思,并非指向具体的政治清明、仕途顺遂,而是人格的审美自持。在壮志难酬、身遭构陷、仕途困顿的绝境中,他不颓靡、不妥协、不盲从,即便无法躬身济世、施展抱负,依旧坚守本心、澄澈心性、保全气节。
因此,苏轼的归隐书写,并非简单承袭传统的政治喻托,而是对古典寄托笔法的升华。它跳出了仕途得失的局限,落脚于文人独立的人格坚守与精神自持,不局限于怨刺时政、渴求明君,更彰显了逆境不屈、困顿不沉沦的志士风骨。
五、毕生行迹为证:壮心长存,归隐终是虚言
评判文人之志,当观其行、察其迹,而非仅观其文、听其言。苏轼一生数次沉浮、屡遭贬谪,却屡屡在机遇来临之时重返朝堂、主动仕进,其毕生选择,足以推翻“真心归隐”的世俗定论。
元祐初年,苏轼自贬地被急召还朝,数月之内连擢数级,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跻身朝堂核心,参与朝政决策,再度执掌济世履职之权。即便此后屡遭贬谪、远赴蛮荒,一旦朝堂局势松动、仕途有机可乘,他始终秉持初心、积极入世,从未主动远离政治、放弃理想。
这份终身进取的选择,足以印证其精神底色:壮心永远凌驾于归心。失意困顿之时,倦于奔波、苦于倾轧,归隐之念便浮于心头,化作笔墨轻叹;时来运转、机遇将至,济世壮志便即刻觉醒,支撑他再度躬身入局、履职报国。
归隐之语是情绪的短暂宣泄,仕进济世是终身的行动主线。情绪有起落,志向无动摇,这便是苏轼最可贵的精神特质。
结语
苏轼三首《述怀》词中的“归去”之叹,从来不是志士的退隐决断,只是失意文人的笔墨修辞;琴酒云水的清雅意境,从来不是避世归隐的人生蓝图,只是坎坷仕途里的审美慰藉。
纵观其一生,苏轼始终在被“归去”叩问,却终身拒绝以“归隐”为答案。他有文人的柔软与敏感,遇坎坷则有苦闷、有倦怠、有退思;更有志士的坚韧与赤诚,历风雨而不屈服、遇困顿而不沉沦、遭挫折而不放弃。
所谓归隐之语,终究是有志之士不遇之时,以退隐之文,写进用之苦;以闲逸之境,守济世之心。半生浮沉,半生坚守,笔下千般归田意,胸中一寸报国心。真正的志士,纵历经万般风雨、满腹委屈,亦终身不轻言归隐、不堕其初心。

作者简介:王微波,退休公务员,爱好文学,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在中国诗歌网发布诗歌百余首,在省市报刊发布散文多篇,获国际诗词协会、国际诗歌网第三、第四、第五届《中国最美游记》奖,获2021首届《盛世千蕴杯》中华诗词诗歌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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