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会选在一个最不适合谈玄的地方谈玄——一群做企业的人,坐在台下,等着听一位文化学者讲《周易》。但他们等来的不是卦象吉凶,而是一套可以直接搬进会议室的模型:怎么判断该不该转型,怎么在扩张与稳健之间找平衡,怎么让制度既有硬度又不伤人。冯志亮(字启玄,号渤海居士)这次带来的,是他管理学著作中最“贴地”的一本——《周易思维管理学》。他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一部三千年前的经典,能不能变成今天企业能用的管理工具。
一、一场不谈“秘术”的管理学发布会
开场第一句话,冯志亮就把预期压了下来。他说,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可以用来“算”的东西;如果你想通过它找一个决策的捷径,那这本书对你没有用。
这句话不是客套。他研究易学三十余年,一贯坚持“去玄学化、哲学化、现代化、实用化”的立场:剥离后世术数的附会,回到《周易》原生的辩证哲学内核,再用当代的语言与场景重新讲出来。他的六部易学专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链路——从《易经的哲学思想》定内核,《易经新解》解文本,《易道致用》修自身,《易学与现代社会伦理》规社群,到《周易思维管理学》赋能产业,最后由《周易符号系统的普世价值》对话全球。这条链路的重心不在“考据”,而在“能用”。
因此,他在发布会上给这本书的定位相当克制:它不是国学的普及读物,也不是成功学的变形,而是一本讲“思维方式”的管理书。它的读者不是易学爱好者,而是那些每天要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判断的人。
二、这本书要破的两个误区
发布会的第二个环节,冯志亮直接点了两个行业病灶,说得不留情面。
第一个误区,是把《周易》当决策工具。他见过不少企业,重大投资要看日子,选址要看方位,人事安排要问卦。这种做法看似尊重传统,实则把判断的责任推给了一套无法验证的系统。他的评价是:这不是信《周易》,这是不敢负责。真正的易学思维,讲的是在变化中把握结构与分寸,而不是把不确定性交给神秘力量。
第二个误区,是全盘照搬西方标准化管理。流程、数据、考核、KPI,这套体系在工业化、标准化的场景里极其有效,但搬到中国的企业里常常水土不服。原因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于它预设了一个前提:人是可以被完全量化和替换的资源。而在本土企业的真实生态里,人情、信任、面子、代际关系,都是实实在在影响执行效率的变量。忽视这些变量,制度就会悬在空中。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企业管理,需要一条中间道路——既不是玄学化的“传统”,也不是照搬来的“现代”,而是以东方哲学提供判断框架,以现代管理提供执行工具。刚性制度与柔性人文并行,短期业绩与长期发展统一。
三、六大思维的落地模型
这是全场最“干货”的部分。冯志亮把《周易》的思维拆成六条,每一条都对应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真实难题。
不易思维,对应初心与底线。文化、信誉、社会责任这些东西,不能随行情起舞。企业可以换赛道、换模式、换人,但不能换掉自己赖以立身的那条线。守不住“不易”,企业就会在变化中失去识别自己的坐标。
简易思维,对应组织与流程。大道至简,去冗余、去内耗。管理层级越多,信息失真越严重;流程越复杂,责任越模糊。他主张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交给执行的人。
阴阳平衡思维,对应取舍。收益与风险、扩张与稳健、集权与分权、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需要持续校准的比例关系。极端化管理的短期效果往往很漂亮,长期代价往往很沉重。
三才思维,对应人才结构。天是决策,地是执行,人是文化。高层定方向,中层承上启下,基层落地见效,三层各有其位、各守其责。他特别强调,很多企业的中层塌陷,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权责不清:既没有决策权,又要承担决策后果。
损益思维,对应制度的动态调整。制度不是刻在石头上的,该增则增、该减则减。一项激励政策用久了会失效,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环境变了。管理者要有定期“损有余、补不足”的自觉。
这六条并非并列的技巧,而是一组相互约束的关系:只讲变易会失去定力,只讲不易会僵化,只讲简易会粗糙,只讲平衡会滑向和稀泥。管理的功夫,正在于同时握住这六个方向。
四、主旨演讲:管理不是管控,是“循道而行”
主旨演讲中,冯志亮把话题拉回到人。他说,当下企业管理最大的误区,是把管理等同于管控——依赖严苛的制度、密集的考核、层层的约束,试图用压力换取效率。短期看有效,长期看会造成三件事:被动工作、活力枯竭、人才流失。
他给出的替代方案不是“放松管理”,而是换一种驱动方式:从“推”改为“引”。管理者的核心职责不是监督,而是赋能——定方向、给资源、清障碍、担责任。这也是他反复讲的那句话:制度是底线,激励是常态,文化是上限。
在奖惩问题上,他主张“刚柔并济、奖惩有度”。《司马法》讲“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说的是时机;他补充的是尺度:轻微失误以教育纠正为主,明显失责与绩效挂钩,触碰底线零容忍。奖要公开,罚要私下。这些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他在现场说了一句让人记住的话:管理的水平,往往不体现在奖得多重,而体现在罚得多准。
五、圆桌与问答:中小企业最关心的三个问题
互动环节,问题都问得很实。
有读者问:我们公司只有三十几个人,没有完整的体系,这些模型怎么用?他的回答是:小公司不需要体系,需要的是清楚。先把三件事做掉——权责写清楚、考核指标减到能记住的数量、奖励兑现得准时。这三件事做到,管理就能上一个台阶;做不到,学多少模型都是空的。
有读者问:老员工跟不上变化,变易思维是不是意味着要换人?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变易不等于替换,而是重新配置: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把不合适的位置重新设计。他说,管理者最容易犯的错,是用“换人”来代替“想办法”。
有读者问:家族企业里,亲情和制度总是打架怎么办?他的回答很直接:先把规则立在前面,再谈感情;规则由所有人事前共同认可,执行时不因亲疏而变。亲情不该成为制度的例外,制度也不该成为亲情的敌人。
签售环节,他把“启玄”的印落在扉页上。有读者抱着他的《易经新解》来,也有读者带着他早年的《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一位做制造业的读者说,他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知道自己以前“管得太细、判得太急”。这句话,大概正是冯志亮最想听到的反馈。
六、这场发布会的意义
把这场发布会放回当下的语境,它的价值不在于又出了一本书,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姿态: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管理,靠的不是神秘感的加持,而是解释力的扎实。
近些年,国学热与国学乱几乎同时发生:一边是经典被重新阅读,一边是玄虚之说借壳生财。冯志亮选择的是最难的一条路——不承诺神秘效果,不贩卖焦虑,只做一件事:把经典的结构讲清楚,把可用的部分交出来,把不可用的部分说明白。他在结尾说的一句话,可以作为全书的注脚:国学要能“用”,先要能“懂”;要能“懂”,先要“不神”。
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的出版与这场发布会,与其说是一次学术补充,不如说是一次态度表明:本土管理学的成立,不靠文化自信的口号,而靠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
七、结束语
散场时,签售台前的队伍还没走完。一本讲卦爻与分寸的书,能让一群做企业的人站着排队,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些东西:在工具极度丰富的时代,人们真正稀缺的,不是更快的方法,而是判断的分寸。三千年前的卦象能否回答今天的问题,未必有定论;但愿意把这个问题认真地摆到台面上,已经是一种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