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提高公安机关新质生产力
——学习五中全会精神之五
周顺忠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智库研究员)
摘 要:立足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着传统警务模式滞后、科技实战转化偏弱、数字人才紧缺、警务机制适配不足、法治供给滞后等难题。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公安新质生产力是锻造公安新质战斗力、推进公安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提升公安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牵引,推进警务机制重塑、建好数字警务队伍、完善法治保障、深化社会协同,构建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新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主题词:二十届五中全会;新质生产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科技兴警;
警务现代化;统筹发展和安全;
一、引 言
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阐明新征程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骨干队伍的重大意义,对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队伍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依靠改革创新破解治理难题。这一重要部署,同样为公安机关培育新质生产力、生成新质战斗力提供了根本方向指引。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明确提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跃升,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自新质生产力重大论断提出以来,理论界侧重从产业、经济、科技领域开展阐释,而公安作为特殊的国家治理与执法力量,其新质生产力有自身独特范畴。2025 年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部署 “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明确将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变量,推动向实战效能的最大增量转化,正是把中央关于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安全的部署落到警务领域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不同于市场主体以经济产出、效益增长为目标的新质生产力,公安机关的新质生产力,不以物质产品产出为目的,而是通过技术革新、组织变革、要素重组,持续放大风险预警、犯罪打击、治安管控、执法服务、应急处突、基层治理等综合效能,最终落脚于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从内在逻辑上看,公安新质生产力是 “因”,新质战斗力是 “果”;新质生产力代表警务要素组合方式的革新,新质战斗力代表继这种革新之后,公安机关能够释放出来的实战能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阶段,新业态、新平台、新交易模式不断涌现,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叠加交织。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安全疆域,电信网络诈骗、跨境网络赌博、网络黑灰产业链、虚拟货币洗钱、算法操纵、数据侵害等新型风险持续演化。若继续沿用人力密集、被动处置、分块作战的传统警务模式,很难适应数字化、网络化犯罪具有的风险跨地域、跨平台、链条化、隐蔽化等特征。
深入贯彻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公安机关应继续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一体推进,一方面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从严管党治警,确保所有技术创新、机制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另一方面,大胆推动警务要素重构,构建 “专业 + 机制 + 大数据” 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动警务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由静态管控向动态感知、由粗放布防向精准施策转型。这项工作不只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一场警务领域深层次变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
二、公安机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一)概念界定
按照中央对新质生产力的权威阐释,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引申到公安领域,公安机关新质生产力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动力,依托体制机制改革,对警力、数据、算法、装备、组织、制度等全部警务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重组、系统性配置,打破原有要素组合的路径依赖,持续提升警务供给质量与治理效能,最终形成更高层次、更可持续的综合警务能力。
需要厘清一组核心关系:公安新质生产力不等于新质战斗力。新质生产力侧重于要素、技术、机制、人才、数据这些基础性生产条件的升级;新质战斗力是对这些条件予以组织调度、实战转化之后形成的打击、防控、服务、保障能力。简单而言:没有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就缺少根基;脱离实战转化的新质生产力,只是一堆平台、设备、系统,无法形成真正战斗力。贯彻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发展公安新质生产力,涵盖两点要求:一是技术与机制层面的创新,二是队伍层面的革命性锻造。从严管党治警能够保障公安机关在创新中不偏离方向,守住初心,正本清源;而创新就如同发动机一样,反过来赋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公安铁军建设,牢记使命坚守、积极担当履职、努力恪尽职守,激发队伍潜藏的能力活力,盘活公安战斗力,在释放中赋能添彩。
公安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警务生产力。传统警务生产力主要依靠警力数量、线下走访、人工摸排、静态台账,要素相对单一,增长方式属于规模驱动;而公安新质生产力以数据作为关键新型生产要素,依靠算法、模型、智能装备、一体化组织模式,走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路,追求以更少警力投入,覆盖更大治理范围、更早发现风险、更精准处置警情。
(二)基本特征
第一,高科技驱动性。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北斗定位、区块链、边缘计算、多源感知设备成为新一代警务劳动资料。公安感知网络不断向城乡街巷、重点场所、交通干线、低空空间延伸,警用无人机、智能采集终端、声纹、人像、轨迹感知手段拓展了公安感知边界,把过去人眼看不到、人手摸不到、人工梳理不清的海量线索转化为可计算、可研判、可预警的数据资源。技术不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重塑警务流程的底层力量。
第二,高效能治理性。公安新质生产力追求治理质效跃升,推动警务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数智赋能型。在治安防控上,实现风险分级管控;在打击犯罪上,实现由 “人找案” 向 “案找人、线索找人” 转变;在执法办案上,实现流程标准化、监督自动化;在便民服务上,推动高频事项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效能提升,不是简单提速,而是减少无效劳动、减少重复采集,减少多头指令,把有限警力释放到高价值实战任务当中。
第三,系统协同性。传统警务长期按照警种划分职能,容易形成各自为战。新质生产力天然要求打破警种壁垒、部门壁垒、行政区划壁垒,建立一体化合成作战链条。情报、指挥、通信、网安、刑侦、治安、交管、派出所等要素不再孤立运行,而是依托统一平台联动调度,实现情报快速流转、指令直达一线、资源随任务动态调配。这种协同,正是对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提升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在公安领域的落实。
第四,法治规范性。越是技术强大,越要强调边界约束。算法研判、数据调取、智能监控、自动化预警都可能触及公民个人信息、人格尊严、通信自由等基本权利。公安新质生产力,必须内嵌法治约束,把法定权限、法定程序、权利保障嵌入技术设计,建立算法备案、数据审批、痕迹留证、违规追责机制,确保技术权力始终在法治轨道运行,防止技术异化。
第五,服务人民性。这是公安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底色。所有技术投入、机制改革,最终评判标尺是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满意度。一方面依托智能化手段更快破大案、更多破小案、更好控发案;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化渠道降低群众办事成本,减少不必要证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把安全供给与便民服务统一起来,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安全依靠人民。
第六,政治引领性。这是公安新质生产力独有的特征。二十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公安机关是政治机关,培育新质生产力,首要前提是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所有创新项目、技术平台、作战机制都必须服务于捍卫政治安全、维护制度安全,这是区别于其他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标志。
三、提高公安机关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挑战
培育公安新质生产力是一个长期过程,当前各地公安已经开展大量智能化建设,但在要素匹配、体制衔接、人才供给、转化机制上,仍然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制约生产力向战斗力的顺畅转化。
(一)传统警务模式与新型犯罪形态持续错配
传统暴力犯罪、侵财类案件总体保持下降态势,但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型违法犯罪迭代速度远超以往。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分工精细,分为引流、跑分、洗钱、话术、技术支撑等多个环节,成员分散在不同省份甚至境外;网络黑灰产专门提供手机号、银行卡、GOIP、木马程序、爬虫服务;平台经济、直播、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又持续衍生新型侵权、虚假宣传、数据窃取、算法诈骗等风险。
这类犯罪链条长、跨域性强、线上线下交织,证据分散在各类互联网平台,很多线索转瞬即逝。传统的人工摸排、属地独立办案模式,响应速度跟不上犯罪迭代速度。如果仍然沿用等待群众上门报案之后再启动侦查工作,往往资金已经转移、服务器已经销毁、人员已经流窜。虽然说,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的理念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但在基层落地时,很多单位缺少常态化风险感知、动态预警、前置拦截的稳定机制,风险发现滞后,治理陷入被动追赶。
(二)科技应用 “重建设、轻转化”,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不足
多年来,各地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智慧警务平台、感知前端、业务系统,硬件基础明显改善,但数据孤岛、标准不一、接口不通仍是普遍痛点。不同时期、不同警种上线的业务系统独立开发,字段定义、编码规则、采集口径互不统一,跨系统自动对接难度大;部分数据分散在地方、部门企业,共享缺少稳定制度通道,授权流程繁琐,一线研判人员拿不到全量关联数据。
更深一层的矛盾在于,不少智能化应用停留在可视化展示、统计报表层面,真正嵌入侦查、管控、预警闭环的实战模型偏少。一些地方盲目上马新技术,追求概念新颖,但没有围绕基层高频警情、高发风险设计场景,导致系统建起来,民警不愿用、不会用,科技成果向实战效能转化链条断裂。同时,数据安全与数据应用之间的平衡难度很高:管控过松容易造成泄露;管控过严,又会抬高实战调用成本,制约数据要素发挥价值。
(三)复合型数字警务人才供给存在结构性缺口
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人。公安队伍既需要政治过硬、熟悉执法办案、擅长群众工作的业务骨干,也需要掌握大数据分析、网络安全、算法建模、系统运维、前沿装备调试的数字化人才。现阶段队伍结构存在明显短板:大量资深办案民警业务功底扎实,但数字思维不足,不擅长运用建模、批量比对、关联挖掘;少数技术人才熟悉代码与平台,但对公安执法流程、证据规则、基层实战痛点理解不够,开发出来的模型脱离办案实际。
同时,现有培训体系仍以传统业务轮训为主,数字化实战课程偏少,培训多是一次性讲座,缺少长期跟班建模、以战代训、师徒结对的培养体系。人才激励机制也有待完善,技术创新、模型开发、装备改良往往难以和评优、晋升、绩效充分挂钩,民警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激活,和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专业化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相比,还有提升空间。
(四)体制机制改革深度不足,组织关系适配滞后
新质生产力要求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当前,部分地方公安机关内部资源配置、考核导向、层级指挥模式,仍然沿袭传统警务框架。虽然全国大力推进 “情指行” 一体化,但在部分市县,情报、指挥、行动只是简单挂靠在同一部门,情报研判成果推送、指令闭环反馈、战果回流评估机制虚化,情报和实战脱节。
基层派出所 “两队一室” 改革已经推开,但部分基础管控职能仍然碎片化,任务多头下达,基层重复填报报表、多头迎检负担较重,挤压开展主动感知、源头治理的精力。创新成果转化通道不畅:一线民警在实战中摸索出来的小发明、小战法,缺少常态化征集、论证、推广、迭代的渠道;很多好点子停留在个人经验,无法上升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警务产品。考核评价体系有时仍偏重接处警数量、破案指标,对风险预警、源头化解、前置防控这类“看不见的成效” 设置的权重较低,变引导警务模式为预防警务模式乏力。
(五)法治供给滞后于技术迭代
数字警务技术迭代速度远快于立法修法节奏。智能预警、自动化线索推送、远程取证、算法识别、无人机巡查、网络溯源等手段,在法律定位、取证效力、审批程序、救济渠道上还有模糊地带。哪些场景可以自动预警、哪些线索必须人工复核、算法决策是否应当说明理由、如何保障被预警对象的申辩渠道,很多问题缺少清晰统一规范。法治供给不力的后果严重,不仅束缚技术正常赋能实战,而且滋生执法风险,制约公安新质生产力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提高公安机关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结合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发展新质生产力部署以及公安改革的总体方向,提升公安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走 “科技牵引、机制配套、人才支撑、法治托底、治理融合” 的路径,推动生产要素系统性重塑。
(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驱动警务效能跃升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引擎,也是公安新质战斗力最大增量来源。科技建设必须坚持实战导向,拒绝为智能化而智能化,把平台、数据、模型、装备统一对准风险防控、打击犯罪、服务群众主战场。
第一,持续深化 “公安大脑” 一体化建设。以省级、市级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为底座,统一数据标准、统一接入规范,稳步打通历史业务系统,建立分级分类的数据汇聚、清洗、治理、共享机制。区分涉密数据、敏感个人信息、公共基础数据,设置差异化授权通道,形成 “数据集中治理、权限按需下放、全程留痕可溯” 的数据业态。公安大脑不只是一个数据库,更是一个持续运转的智能中枢,能够自动接收多源感知信号,开展关联分析,生成风险清单,向指挥部门、基层所队推送预警指令,实现静态存储向动态赋能的根本转变。
第二,推进人工智能与警务全链条深度融合。围绕高频实战场景开发轻量化、可迭代的研判模型:电信网络诈骗预警劝阻模型、涉众风险排查模型、流动人口动态管控模型、矛盾纠纷风险分级模型、涉案资金追踪模型、网络黑灰产识别模型等。推动 AI 嵌入接警、派警、研判、取证、审讯、执法监督、回访全流程,推动 “线索找人、风险找人” 常态化。同时建立模型评估淘汰机制,定期检验模型准确率、误报率,淘汰脱离实战、虚高预警的算法,保持模型和现实风险同步迭代。
第三,面向基层实战推进新型警用装备研发、试点与列装。装备研发坚持从一线痛点出发,鼓励基层民警提出需求,走 “实战提需求、警企学研联合攻关、试点验证、规模化推广” 路线。杭州公安打造 “智 X” 系列智能装备体系,覆盖多场景作战。武汉公安立足基层民警实战,自主研发便携式单兵装备、无人机网捕系统,在巡逻、抓捕、应急救援当中发挥作用。江西吉安把警用无人机嵌入巡逻、安保、搜救、勘查,弥补地面警力视野盲区。未来还应当加快智能取证终端、便携式溯源设备、边缘感知节点、智慧卡口、机器人勤务装备的研发,形成高低搭配、人机协同的装备体系。
第四,搭建面向一线的实战 “模型超市”。四川内江构建分层级作战体系,把成熟研判模型打包上架,支持一线民警根据任务自主调用,降低建模门槛,让不懂复杂编程的办案民警也能借助成熟模型开展线索挖掘。配套建立模型征集机制,鼓励各地、各警种把经过实战检验的战法转化为标准化模型,形成模型共建、共享、持续迭代的生态,让技术红利直达最前端作战单元。
(二)以机制改革为关键支撑,重塑现代警务体系
技术的效能最终取决于组织机制。如果机制不改,再好的平台、再好的模型,也会被旧流程卡住。机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警务生产关系。
其一,坚定不移构建 “专业 + 机制 + 大数据” 新型警务运行模式,落实 “党委领导、部级抓总、省级主责、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 总体布局。进一步理顺层级事权,省级层面侧重统筹平台建设、标准制定、跨区域协同;市级做强合成作战中心,承担重大案件攻坚、全域风险研判;县级和派出所把重心放在源头防控、基础治理、矛盾化解,推动机关做精、警种做优、基层做强、基础做实,让资源跟着风险走、警力跟着指令走。
其二,做实做深 “情指行” 一体化闭环运行机制。一体化不能停留在挂牌,必须建立标准化闭环:情报部门负责风险感知、线索初判、分级预警;指挥中心负责任务拆解、力量调度、指令下达;行动单元落地核查、处置、固定证据;处置之后及时反馈战果、修正风险标签,回流至情报端优化研判模型。这套闭环持续运转才能让情报真正转化为行动,行动反过来反哺情报,形成自我强化的作战链条。
其三,持续推进基层警务机制创新,夯实预防警务根基。深化派出所 “两队一室” 改革,做强综合指挥室。作为派出所内部小型智能中枢,统筹辖区风险、警情、基础台账。山东威海文登分局打造县级基础管控中心,整合分散基础业务,构建 “任务归总 — 指令下达 — 进程督导 — 信息回流” 智能闭环,有效减轻基层多头任务压力,把社区民警从报表当中释放出来,投入走访
排查、矛盾调解、风险前置。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基础管控数字化,把社区警务、网格警务、风险排查嵌入平台,推动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
其四,完善面向实战的创新激励与成果转化机制。借鉴武汉市公安局经验设立民警创新扶持通道,组建专利、战法、模型指导小组,对一线创新项目给予经费、技术、推广支持,建立 “需求来自一线、研发面向一线、成果服务一线” 闭环生态。健全创新激励,对实战价值突出的战法、装备、模型,在立功评优、晋升当中予以倾斜,营造鼓励创新、宽容探索的氛围,充分激活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各类生产要素活力。
(三)以人才建设为根本保障,锻造新型警务队伍
落实二十届五中全会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的要求,培育公安新质生产力,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放在基础性位置,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懂业务、懂数据、善创新的公安铁军。
一是系统培育复合型数智警务人才。人才培养不能只培养少数专职技术人员,而是分层推进:领导干部提升数字治理思维,学会依靠数据决策;办案骨干掌握基础数据分析、模型调用、电子取证能力;专职技术人才深耕建模、平台运维、网络溯源、数据安全。推动公安院校、各地警官培训基地更新课程体系,把大数据研判、电子证据、算法基础、网络安全纳入常态化教学,打通院校教学和一线实战的壁垒。
二是创新实战化教育训练模式,推行以战代训。组建常态化建模战队、网安攻坚专班、数字战法工坊,把培训放在案件研判、风险排查现场,采取跟班作业、案例复盘、比武竞赛、红蓝对抗等方式,在实战场景当中锤炼数字技能。定期组织跨区域数字警务交流,把成熟战法、优秀模型作为培训案例,快速向其他地区复制推广。
三是健全人才流动、引进、激励机制。针对紧缺的网络安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完善柔性引进、专项招录机制;建立人才梯队,形成青年技术骨干、资深业务专家、警务创新带头人的梯队布局。完善绩效分配,让技术贡献、创新成果、实战成效能够得到认可,激发队伍创新内生动力。同时坚持从严管党治警,强化纪律教育,确保掌握核心数据、技术权限的民警知敬畏、守底线,防范技术廉政风险。
(四)以法治建设为底线保障,规范新质生产力发展
法治既是约束,也是保障。只有构建稳定清晰的规则体系,新技术才能安全、持续、放心地投入实战。
第一,积极推动配套法律、制度、规范供给。围绕智能执法、数据调取、自动化预警、远程取证、算法应用,推动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执法细则完善,明确技术手段适用边界、启动条件、审批流程,证据效力、当事人权利救济渠道,为数字警务提供稳定法律依据。对于尚不成熟的新技术,可以先行出台内部执法指引,划定红线,避免盲目使用。
第二,严格落实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建立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共享、使用、脱敏、销毁全链条管理制度,落实最小必要原则,不该采集的不采集,能够脱敏使用的不使用原始信息;区分涉密、敏感、一般数据,落实分级防护,防范内部泄露、外部攻击,守住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底线。
第三,把技术监督嵌入执法权力运行全过程。依托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智能执法平台,实现案件办理全程留痕、同步录音录像、流程自动预警、违规节点拦截。对于算法生成的线索、自动预警信息,明确人工复核义务,杜绝单纯依靠算法自动定性、自动处罚,防止算法黑箱带来执法不公,确保所有技术应用始终恪守程序正义。
(五)以社会治理融合为价值导向,释放新质生产力效能
公安新质生产力不能封闭在公安机关内部运行,必须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对接全社会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局,以安全服务发展,以发展夯实安全。
一方面,持续深化警网融合、警民共建。推动公安警格与城乡网格深度对接,把网格员、物业、企事业单位安保、志愿力量、行业协会纳入数字化协同平台,把前端感知、线索上报、矛盾化解延伸到社会末梢。太原市公安机关依托 “警网融合、四方融合” 机制,实现纠纷类警情高比例前端化解,正是依靠社会治理合力消除风险。智能化不是替代群防群治,而是用数字化手段降低群众参与治理的门槛,畅通线索上报渠道,形成 “公安主导、各方参与” 的
风险共治格局。
另一方面,主动服务全社会新质生产力培育大局。新产业、新业态、新赛道是经济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同时伴随产生新型安全风险。公安机关要主动对接科创企业、平台企业、制造业主体,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专利侵权、破坏生产经营犯罪;规范涉企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落实涉企风险预警,审慎使用强制措施,保护企业创新活力,为地方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安全环境。
与此同时,持续深化主动警务、预防警务。针对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算力产业、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开展前瞻性风险研判,提前识别监管空白、犯罪滋生空间,推动行业前置治理;对电信网络诈骗、网络黑灰产保持高压打击,同时强化预警劝阻、宣传防范,从源头压降发案,以新安全格局护航新发展大局。
五、典型实践案例
(一)浙江:以公安大脑牵引全域警务转型
浙江公安以 “公安大脑” 建设为总牵引,一体推进共富警务、共治警务、生态警务,落地 “专业 + 机制 + 大数据” 新模式。其核心思路不是单纯新建一套信息化系统,而是依托一体化平台重构警务流程,推动风险由事后处置转向主动预判,把大量分散的业务、感知、数据资源整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研判、指令推送、闭环反馈体系,为全国省级层面智慧警务建设提供样本。
(二)杭州:打造警企学研协同科创生态
杭州立足科创资源优势,构建 “警企学研用” 一体化科创链条,打通从技术研发到实战落地的通道,形成 “杭警先用、规模应用、全国复用” 的转化路径。全国首个成建制 “杭警智行” 交管机器人中队规模化上岗,实现机器承担常态化值守、秩序感知、初步劝导,民警聚焦疑难处置、冲突化解、重点管控,探索人机协同交通治理新模式。这套机制证明,只要打通警企协同通道,前沿技术就能够快速转化为可落地的警务产品。
(三)江西吉安:警用无人机下沉基层业务链条
吉安市公安局依托机构改革契机,把无人机从重大安保的 “点缀装备” 变成常态化警务工具,嵌入巡逻防控、现场勘查、应急搜救、低空安保、隐患排查全链条。对于山区、水域、偏远乡村,无人机有效弥补地面警力到达难、视野受限等短板,为基层在警力有限条件下扩大感知覆盖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为中西部地区依托轻量化智能装备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参照。
(四)山东威海文登:基础管控数字化改革
威海文登分局建设县级基础管控中心,把分散在多个警种的基础管控任务归集,统一派发、督导、回流,依靠数字化闭环,减少基层报表负担,推动派出所回归主防。案例说明县级公安机关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一定都要依靠大型平台,通过流程重组、任务整合、数字化减负,同样能够释放巨大治理效能。
六、结 语
提高公安机关新质生产力,是贯彻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科技兴警战略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统筹技术创新、体制改革、人才培育、法治保障、社会协同,推动警务生产要素实现革命性重组,打通从新质生产力到新质战斗力的转化通道。
当前,风险形态持续迭代,公安现代化建设任务紧迫。各级公安机关应当牢牢把握 “创新” 这个核心,树立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理念,避免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实战、重指标轻源头治理的误区。一方面持续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型装备在警务场景落地;另一方面大胆推进警务机制重塑,建立与之适配的组织模式、考核导向、创新激励;同时以过硬队伍、严密法治、社会共治作为支撑,确保公安新质生产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发展。发展公安新质生产力,最终目标就是不断提升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能力,持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以公安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注入持久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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