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那地方,一年要过两个端午。
五月初五叫小端午,家家包几个粽子,门口插一把艾,草草就算过了。真正的大节,是五月十五——家乡人不叫它"端午",叫"五月半",也叫"大端午"。这一天,才是我们那儿比过年还热闹的日子。
小时候盼大端午,盼的劲头不比盼年小。端午一近,村里的动静就一天比一天大。五月初五刚过,河边的龙船就下了水,先是各自在河里练,鼓声一声一声从水面荡过来,搅得田里干活的人心里发痒。到了五月半这天,河面上几十条龙船一字排开,一声铁炮响过,船上的汉子一齐挥桨,锣鼓、唢呐、吆喝声震得岸边的柳树叶子都在抖。我那年七岁,挤掉了一只鞋,光着一只脚挤到最前面,我爹一把把我拎起来架在肩上。眼睛追着自家的船,嗓子喊哑了也不觉得累。
家乡的龙船也怪。它没有龙头,前头站着个舞头旗的汉子,人称"活龙头";船身又长又窄,像一支梭子,尾巴高高翘起,岔开成两瓣,像燕子的尾巴。老辈人说,当年屈原在汨罗江投江,噩耗翻山越岭传到我们这儿,已经是五月半了,性子急的先人想早点赶去寻他,船就造得又长又快,连龙头都来不及装。桨手们光着膀子,几十个人的力气拧在一处,船头劈开的水浪一人多高。船到紧要处,腰旗手还男扮女装,摇着破蒲扇在船上做怪相,逗得满岸的人哄堂大笑。这哪里是比赛,简直是水上的一台大戏。

大端午的热闹,还热在吃上。别的端午吃的是三角粽,小小一个,一口就没了;我们这儿的是"枕头粽",一尺来长,茶杯那么粗,糯米里裹着腊肉或五花肉,厚厚实实地码在锅里,煮上大半夜。母亲头天就把粽叶泡好,米淘净,肉切丁,一家人围坐着包。我年纪小,包得歪歪扭扭,常被母亲拆了重来;大一些的哥哥姐姐包得又快又好,一排排枕头粽码在簸箕里,看着就叫人咽口水。第二天早起剥开一只,竹叶的清香裹着糯米的油润,一口咬下去,肉香混着粽香,满嘴都是过节的滋味。
端午前后,岳家、婆家要走动,亲戚要来往。讲究的,做女婿的要挑着粽子、提着酒去老丈人家;家里来了客,桌上必得摆上几样荤菜,一壶酒。平日难得见的亲戚,大端午这天都见了;久不开口的乡邻,也在河边的喧闹里搭上了话。所以家乡人常说:"大端午比年还大。"出门在外的人,年未必要赶回来过,五月半却是一定要回的。
这些年我离开家乡,才慢慢懂得,大端午对家乡人意味着什么。
它不只是一种过法,更像是一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约定。老辈人讲,屈原流放到我们那一带,一住就是九年,乡亲们敬他、记他。后来他投了江,家乡人便把五月十五这天单独拎出来,认认真真地纪念他。日子一年年过去,纪念变成了习俗,习俗长成了家乡的一部分血肉。所以家乡人过端午,过的从来不只是嘴上的粽子、河上的龙船,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念想。
如今每次回去,大端午的河面还是那样热闹。只是河边的孩子,大多不认识我;摇旗的汉子,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母亲包枕头粽的手艺,交给了嫂子和弟媳。可那鼓声一响,我的心还是会跟着一颤——好像顺着那声音,人就回到了小时候,被我爹架在肩上,仰着脸看船的那一天。
家乡的大端午,从来不曾远过。(喜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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