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星高照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 壶流河水,大境门风
第一卷 涌泉庄(1869-1900)
第一章 城门洞里的孩子
第二章 宣化学艺
第三章 五张羊皮
第四章 站稳脚跟
第五章 皮窖恩义
第二卷 皮都风云(1901-1937)
第一章 吉星高照
第二章 海河风云
第三章 前门立信
第四章 兄弟分家
第五章 塞外长风
第六章 皮都霸主
第七章 黑云压城
第三卷 家国之间(1937-1940)
第一章 五万大洋
第二章 散尽家产
第三章 最后的岁月
尾声 吉星楼
后记 历史的余温,在壶流河畔
附录 王朴生平简表及史料

蔚州这个地方,是有来头的。
壶流河从山西广灵流过来,弯弯曲曲地穿过蔚州大地,两岸是平展展的庄稼地。城中心的鼓楼是明朝建的,旁边的南安寺塔是北魏年间的,风吹日晒了一千多年,还是那个样子。河水流了多少年,蔚州城就立了多少年。
蔚州人不光种地,还做买卖。从明清时候起,蔚州商人就走南闯北,做皮毛、做布匹。张家口是“皮都”,蔚州人占了半条街;包头是“水旱码头”,蔚州人开了半城铺子。
涌泉庄,壶流河北岸的一个小村子。同治八年(1869年),王家生下了一个男婴。庄稼人取名不求好听,求个踏实,叫王朴,字素臣。
王朴家穷,祖上没留下几亩薄田,全靠他爹王克连瘸着一条腿,赶着毛驴从蔚县往张家口驮煤卖,挣几个辛苦钱糊口。王朴小时候,跟着母亲在煤窑上卖干粮,稍大一点,挑着扁担跟在爹的驴屁股后面走。冬天城门没开,父子俩就缩在城门洞里,盖着一件破棉袄,啃糠面饼子,喝稀得照见人影的糊糊。
谁能想到,这个在城门洞里冻得瑟瑟发抖的穷小子,几十年后,会成为拥有张家口半城皮货商号、蔚县一万三千多亩良田的“皮都霸主”?谁又能想到,他盖起了六十亩的大庄园、十四座院落,却在古稀之年,将万贯家产散尽,面对日本人的刺刀,硬生生地说出一句:“我王朴穷过、富过,就是没跪过”?
他的故事,得从壶流河边的那个小村子,从他爹的那副挑煤扁担说起。

第一卷 涌泉庄(1869-1900)
第一章 城门洞里长大的孩子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深秋。蔚州涌泉庄。
天还没亮透,西北风裹挟着塞外的寒气,顺着壶流河的河道呜呜地灌进村子里。黄土夯实的院墙在风中簌簌地掉着土渣,几棵光秃秃的老枣树像张牙舞爪的鬼影,在这冷风中瑟瑟发抖。
村东头最破落的那处院子,是王克连的家。
“哇——”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撕破了这死寂的清晨。
接生婆用一块满是补丁的旧棉布裹着一个红通通的肉团子,掀开那扇漏风的破门帘,冲着院子里正劈柴的汉子喊了一嗓子:“克连家的,是个带把儿的!恭喜啊!”
王克连手里那把生了锈的斧头在半空中顿住了。他穿着一件露着黑棉絮的破棉袄,腰间胡乱扎着一根草绳。听到这句话,他那张被风霜吹得像树皮一样粗糙的脸上,并没有显出多大的狂喜,只是嘴角不自然地扯动了一下,闷声闷气地吐出一个字:“行。”
他把斧头重重地劈进木墩里,搓了搓满是老茧和冻疮的手,这才迈步往屋里走。
王克连是个“闷葫芦”,一天到晚蹦不出几个字。这是蔚县人给那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汉子起的绰号。他不会表达高兴,也不会表达悲伤,所有的情绪都闷在那副瘸了一条腿的躯壳里。
他看了一眼炕上的婆娘,又看了看那个皱巴巴的小子。婆娘虚弱地靠在土炕的墙角,身下垫着干草,脸色蜡黄。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个鸡蛋都拿不出来给产妇补身子。
“给起个名吧。”婆娘有气无力地说。
王克连蹲在灶台前,抓了一把烟叶子塞进旱烟锅里,吧嗒吧嗒地抽了两口。灶膛里连火星子都没有,冷锅冷灶的。他想了想,说:“就叫王朴吧。朴素的朴,老实的朴。咱庄稼人,不求大富大贵,求个踏实。”
这就是王朴。
那时的王克连不会知道,这个生下来连件衣服都没有的穷小子,几十年后,会用“朴”这个字,在张家口的皮都风云里,在蔚县一万三千多亩的黄土大地上,砸出多大的动静。
涌泉庄在蔚县城北,十几里路。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都是土房土院。王克连家在这村子里,是垫底的穷。
史料上记着一笔,王家全家六口人靠种地、驮煤维持生活。
六口人,几亩薄地,在这个靠天吃饭的黄土坡上,连塞牙缝都不够。王克连是个瘸子,一条腿短了一截,干不了重庄稼活。他唯一的营生,就是去煤窑上驮点煤,走到县城里去卖。
等王朴刚能满院子爬的时候,家里又接连添了三个带把的——老二王桓、老三王楹、老四王槐。四张嗷嗷待哺的嘴,加上王克连两口子,这日子就像是漏雨的草棚,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怎么堵都堵不住。
王朴会走路,就开始了他的乞讨生涯。那时候,他挎着个比他腰还粗的破篮子,跟着娘去煤窑上卖干粮。
煤窑在几十里外的山沟里,附近全是黑乎乎的煤堆。那些挖煤的汉子,从头到脚都是黑的,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他们下井去,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能不能活着上来全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王朴娘蒸了些窝头、贴了些饼子,装在小篮子里,去窑上卖给这些苦命人。王朴跟在后头,手里也挎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几个糠面窝头。
“大叔,买干粮不?俺娘今早刚蒸的。”王朴个子矮,踮着脚尖把篮子举过头顶。
那些刚从井下上来的煤黑子,累得像狗一样喘气。有人买了一个窝头,从怀里掏出两个黑乎乎的铜板扔进篮子里。有时候看王朴长得瘦小,实在于心不忍,就多给一个铜板。
“拿着买块糖吃。”
王朴不要,他把铜板塞回那汉子手里,仰着黑乎乎的小脸,一本正经地说:“娘说了,该多少是多少。不要白吃的钱。”
那汉子愣了一下,看着这个瘦得像个猴、但眼睛亮得像星星的毛孩子,咧开嘴笑了:“这小子,有骨气!”
再大一点,王朴就不去窑上了。他得跟着他爹去县城里卖煤。
王克连有一条瘸腿,走不快。他养了一头瘦骨嶙峋的小黑驴,驴背上驮着两筐煤。王朴就跟在驴屁股后面。那驴尾巴又粗又扎人,扫在脸上生疼,王朴也不躲。
从涌泉庄到蔚县城,十几里地。对于王克连来说,这是一趟需要走上一整天、甚至两天的苦差事。
到了冬天,那简直就是要命的折磨。
光绪二年(1876年)的冬天,王朴七岁。
那年的风极硬,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王朴身上穿着娘用几件破衣服拼凑出来的薄棉袄,里面的棉絮结成了硬块,根本不保暖。他光着脚丫子,踩在冻得像铁板一样的土路上。脚后跟裂开了一道道口子,最深的一道能看见红肉。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但他不哭。
王克连走在前面,牵着驴。他从怀里掏出半块冷得邦邦硬的糠面饼子,递到后面:“嚼一口。”
王朴接过来,像啃石头一样用牙一点点地磨。糠面划拉着嗓子眼,咽下去的时候,喉咙里像是吞了一把沙子。
“爹,你吃。”王朴把剩下的一半递回去。
“我不饿。”王克连头也不回。
父子俩天不亮就出门,走到县城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但那城墙上的城门,还没开。
城门洞是砖砌的,拱形,又高又深。风从门洞里灌进来,发出呜呜的回声。王克连找了个避风的墙角,把驴拴在石墩上,然后一屁股坐在一堆干草上。
王朴缩在墙根,冻得直打摆子,牙齿不停地磕碰。
王克连看了一眼儿子,没说话。他把自己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散发着汗味和煤灰味的破棉袄脱了下来,一把将王朴裹了进去,连头都捂得严严实实。
“睡会儿。等门开了,爹叫你。”
王朴缩在充满烟草味和父亲体温的破棉袄里,闻着那熟悉的味道,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他从破棉袄的缝隙里,偷偷看着外面。
他看见父亲只穿着一件单衣,蹲在风口里,从腰间抽出旱烟袋,一锅接一锅地抽着。那点红色的火星,在灰蒙蒙的清晨里,一明一灭。王朴看到,父亲的肩膀在寒风中微微发抖,但他硬是没有往墙角挤一挤,而是把整个挡风的位置都留给了儿子。
那一幕,王朴记了一辈子。
天亮了,县城厚重的木门在吱呀声中缓缓打开。父子俩赶着驴进了城。
城里是另一种光景。城墙上有些地方塌了,也没人修,长满了枯草。街上有几家铺子,卖布的、卖杂货的、卖烧饼的。对于王朴来说,这就是天底下最繁华的地方了。
他最喜欢看卖烧饼的。那个系着白围裙的胖掌柜,把面团在案板上摔得“啪啪”作响。面团扯成长条,抹上点油,撒上芝麻,贴进炉子里。没多一会儿,那饼子就鼓了起来,焦黄焦黄的。
香味能飘半条街。
王朴死死地咽着口水。他拉了拉王克连的衣角。
王克连停下脚步,看了一眼烧饼摊,又看了一眼儿子。他伸手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两个被体温捂热的铜板。那是这趟煤卖完后的全部利润。
“拿着。”王克连把铜板递过去。
王朴愣住了,他没接。他知道,两个铜板能买一斤多粗粮,能让全家人喝两天稀糊糊。他摇了摇头。
“拿着。”王克连又说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生硬。
王朴伸出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的小手,接过铜板,跑到摊子前,买了一个热乎乎的烧饼。
他咬了一口。外皮酥脆,里面绵软,猪油的香气和芝麻的香气在嘴里炸开。这是他长这么大,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他吃了两口,突然停住了。他把烧饼举到父亲嘴边:“爹,你吃一口。”
王克连看着那缺了一口的烧饼,伸手掰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塞进嘴里,胡乱嚼了嚼,咽了下去。
“你吃,爹不饿。”
王朴眼眶一热,他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他把剩下的烧饼小心翼翼地揣进了怀里。
“咋不吃了?”王克连问。
“带回去给弟弟们尝尝。”
王克连沉默了。他看着只有七岁的儿子,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地牵着驴往前走。
王朴听到父亲轻轻叹了口气,那声音比风声还轻。
“走。回去。”
从县城回到涌泉庄,父子俩走了大半天。
这一路上,王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问:“爹,宣化大还是蔚县大?”
王克连说:“宣化大。”
“那张家口呢?”
“张家口更大。那叫‘皮都’,大得没边儿。”
“最大的地方是哪儿?”
王克连想了想,说:“北平吧。皇上住的地方。”
王朴没再说话。他抬头看着远处的太行山,心里生出了一个念头:外面有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穷山沟里受苦?
那年冬天,王朴的脚后跟彻底裂开了。脚底下的布鞋早就磨穿了底,露出了脚趾头。晚上回家,王克连烧了一锅热水,把儿子的脚按在水里泡。
泡开了,血水混着泥水。王克连从炕头撕下一块破棉絮,沾着点劣质的烧酒,给王朴擦洗伤口。
“疼不?”王克连问,声音闷闷的。
“不疼。”王朴咬着牙,额头上的冷汗都下来了。
王克连粗糙的手顿了一下。他猛地背过身去,狠狠地抽了一口旱烟。王朴没有看到,父亲的眼里,有一层浑浊的泪花。
穷人的日子,就是这样,用命在熬。
王朴十岁那年,家里的日子更是没法过了。王克连的腿越来越不行了,走两步就喘,别说驮煤,连下地干活都费劲。家里的几亩薄地,遇上年景不好,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二弟、三弟、四弟也渐渐大了,一张张嘴里全在喊饿。王朴娘急得满嘴燎泡,天天在家里抹眼泪。
有一天晚上,王朴躺在炕上,听着爹娘在灶台边压低声音说话。
“克连,这日子没法过了。四个小子,吃都能把咱俩吃死。”娘的声音带着哭腔,“让老大出去学个手艺吧。在家也是白吃饭,不如出去碰碰运气,兴许还能活一条命。”
王克连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半天没说话。
“你能跟谁商量?老大今年十三了,不小了。”娘又说。
王克连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重重地磕了磕。
“行。学啥?”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
“听说宣化的皮毛厂招学徒,管吃管住。咱们这地方,皮货是最赚钱的。学成了,以后不愁没饭吃。”
王克连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说:“行。让老三也去。”
王朴在炕上翻了个身,把脸埋在破被子里。他知道,家里养不起他们了。能送出去两个,就省两张嘴。
老三王楹那年才七岁,瘦得像只小猴,也要跟着去。
第二天,王克连把王朴叫到跟前。
“老大,宣化有个皮毛厂。你去当学徒。带上老三。”王克连看着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儿子,伸手在王朴的脑袋上摸了一把,粗糙的手掌像砂纸一样刮过王朴的头皮。
“去了,好好学。别怕吃苦。咱穷人家的孩子,命贱,但骨头不能软。”
王朴看着父亲那张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的脸,重重地点了点头。
“爹,你放心。我一定学好手艺,挣了钱,给你买好烟叶,给娘买新棉袄,给弟弟们买烧饼吃。”
王克连转过身去,用袖子狠狠地擦了一下眼睛。
“去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走。”
光绪八年(1882年)初秋,十三岁的王朴拉着十岁的王楹,背着两件破衣服,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涌泉庄。
从这一天起,那个在城门洞里缩在父亲棉袄里睡觉的孩子,就要独自面对这吃人的世道了。但他不知道,宣化那座皮毛厂,不是避风港,而是一座更加残忍的炼狱。
(本章完)
第二章 宣化学艺
光绪八年(1882年),深秋。宣化府南门外。
十三岁的王朴,拉着十岁的王楹,站在一家皮毛厂的门口。
从蔚县涌泉庄一路走到这里,一百多里地,兄弟俩的鞋底都磨穿了。王朴的脚上全是血泡,王楹更是走得一瘸一拐,小脸冻得青紫。
还没进门,一股浓烈得几乎让人窒息的气味就扑面而来——那是生皮子的腥膻、烂肉的恶臭、石灰水的刺鼻,混合在一起,像一堵实心墙一样砸在人的脸上。王楹“哇”的一声,直接蹲在地上干呕起来。
王朴也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但他硬生生地把酸水咽了回去。他紧紧攥着三弟的手,用力捏了一下:“老三,憋住气。进了这扇门,咱就是来卖命的,不是来享福的。咽不下去也得咽!”
皮毛厂是一排低矮的土房,围着一个大院子。院墙斑驳,上面搭满了正在晾晒的皮子,像是一张张剥下来的人脸。
一个满脸横肉、四十来岁的胖子站在院子里,手里提着一根牛皮鞭子。这是厂主刘掌柜。他上下打量了王朴一眼,又瞥了瞥旁边瘦得像只猴儿的王楹,瓮声瓮气地问:“哪来的?”
“蔚县涌泉庄的。我爹托人捎过话,让我来当学徒。”王朴不卑不亢地回答。
刘掌柜哼了一声:“会干啥?”
“啥也不会,但能吃苦。我啥都能干。”王朴挺直了腰板。
“吃苦?谁他娘的来这儿不是吃苦的?”刘掌柜用鞭子指着王朴的鼻子,“我这儿的规矩,管吃管住,三年不给工钱。打骂随便,生死由天。干不了趁早滚蛋!”
王朴咬了咬后槽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响头:“掌柜的,我干。”
刘掌柜用眼皮夹了一下王楹:“这小屁孩能干啥?当柴火烧都嫌不旺!”
“掌柜的,我弟弟手巧,眼睛尖。让他干细活,缝皮子,他一准行。要是干不好,您连我一起打!”王朴死死地把王楹护在身后。
刘掌柜不耐烦地摆摆手:“行吧,留下。分到老羊行去铲皮子。”
宣化是当时的皮毛重镇。光绪初年,这里皮毛作坊林立,生皮子从蒙古、坝上运来,在这里加工后,再转运到张家口、天津。王朴进的这家厂,专门做羊皮。
学徒的日子,比王朴想象的还要地狱十倍。
他被分到了老羊行,也就是粗皮行,干的是皮毛行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铲皮子。
刚从牧民手里收来的生羊皮,上面还带着碎肉、油脂、血污。要把这些刮干净,才能下一步泡灰水、泡硝。
王朴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把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泡皮大缸里,把生皮子捞出来,铺在粗糙的木板案子上。手里拿着一把钝刀,弓着腰,一刀一刀地往下刮。
这活儿看着简单,实际上全是门道。刀太快了,容易把皮板划破,一张好皮子就废了;刀太钝了,刮不干净,油脂留在皮子上,熟出来的皮子就发硬、发臭。
第一天上工,王朴的手就被刀柄磨出了三个连在一起的巨大血泡。半天下来,血泡全破了,血肉模糊。那种钻心的疼,顺着胳膊一直疼到心口。
更要命的是,一天两顿饭,早上是能照见人影的稀粥,晚上是两个杂面窝窝头配一碟咸菜。对于一个十三岁、正在长身体、每天还要干十几个小时重体力活的少年来说,这点饭连塞牙缝都不够。
他饿。饿得夜里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胃里像有一把火在烧,直泛酸水。
王楹被分到了细皮行,学缝制狐皮、貂皮。活儿稍微轻一点,但小孩子手嫩,天天被粗针大线扎得满手是血窟窿。
有一天夜里,兄弟俩缩在角落里。王楹实在饿急了,偷偷溜到厨房,想找点剩饭。结果被厨子发现,一巴掌扇在脸上,鼻血当场就流了下来。
王朴冲过去,把三弟抱在怀里。他看着王楹红肿的脸,心如刀绞。
他默默地把自己留了半天的半个杂面窝头塞到王楹手里:“老三,吃。”
“哥,你也饿。”王楹眼泪汪汪地摇头。
“我不饿。大哥吃过了。”王朴把窝头硬塞进弟弟嘴里,然后转过身,背对着王楹,拼命地嚼着干草根。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我王朴这辈子,哪怕是死,也要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再让自己的兄弟饿肚子!
他在刘掌柜的皮鞭下,熬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里,他变了。从一个单薄的孩子,变得肩宽背厚,胳膊上全是硬邦邦的肌肉。他的手也不再像人手,指缝里常年洗不净的黑泥,掌心全是老茧,手指粗短有力,像一把铁钳子。
更重要的是他的性子。他变得比牛还倔,但比狐狸还沉得住气。无论刘掌柜怎么打骂,他都不还口,只是闷着头干活。他像一块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着厂里所有的技术。
他不仅学会了铲皮子,还偷偷在一旁看别人怎么配石灰水、怎么用硝石,怎么辨别皮子的成色。
光绪九年(1883年)的冬天,宣化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
皮毛厂里的活计到了年底最繁忙的时候。刘掌柜为了赶工期,逼着学徒们连轴转。
此时,王朴十四岁。他的父亲王克连,在蔚县老家,已经病得很重了。
一天傍晚,同村的一个货郎来到宣化,找到了皮毛厂。货郎在门口扯着嗓子喊:“王朴!你爹快不行了!你娘让你赶紧回去看一眼!”
王朴正在院子里铲皮子。听到这喊声,他手里的钝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布满了血丝。
“爹怎么了?”他冲过去,一把抓住货郎的胳膊,力气大得货郎直咧嘴。
“你爹的腿病发了,加上咳血,现在躺在炕上起不来,就剩一口气吊着了。你赶紧回去吧。”
王朴浑身都在发抖。他想回家。可是,他看了看正站在屋檐下抽水烟的刘掌柜,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刘掌柜绝对不会放人。
“掌柜的,我爹病重,我想回去一趟。”王朴走到刘掌柜面前,扑通一声跪下。
“回去?你没长眼睛看看现在有多少活?”刘掌柜吐了一口烟,冷冷地说,“你要是敢踏出厂子半步,这辈子的工钱一分没有,你和你弟弟全给我滚蛋!”
滚蛋?王朴咬碎了牙。如果现在滚蛋,就前功尽弃。身无分文,带着弟弟,怎么回蔚县?
“掌柜的,我……我只回去三天,看一眼就回来。回来以后,我干两个人的活,不要工钱。”王朴的头磕在青砖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刘掌柜不为所动,转过身去:“少废话,滚回去干活!死一两个庄稼汉,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那一刻,王朴的心彻底冷了。他看着刘掌柜那肥硕的背影,恨意像野草一样疯长。
最终,他还是没能回去。
几天后,那个货郎又来了,留下了一句话:“你爹挺过来了,但估计也就是这几年的光景了。你娘让你好好学手艺。”
王朴听完,跑到后院的墙根下,蹲在雪地里,把脸埋在膝盖里,整整一天没出声。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神变了。那里面不再有少年的清澈,只剩下一片深邃的、像野狼一样可怕的隐忍。
在这座吃人的厂子里,他学会了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朴十六岁。
三年的学徒期满,他已经成了厂里的顶梁柱。
不仅仅是老羊行,连细皮行里的那套门道,他也摸得门儿清。他做的皮子,毛顺、板白、没有腥味。连厂里最挑剔的老师傅,看了他刮的皮子,也得点点头说:“这后生,出师了。”
刘掌柜看着王朴,心里盘算着:这是个好劳力,得想办法把他留下来。
按照规矩,学徒三年期满,如果要继续在厂里干,那就得签长工契。刘掌柜把王朴叫到屋里,扔给他一纸契约:“签了它,一个月给你五十文工钱,包你弟弟的吃住。”
王朴看了一眼那张契约,上面写满了各种苛刻的条件,甚至连生病了都不用厂里管。一个月五十文?连买几斤肉都不够。
“掌柜的,我不签。”王朴把契约推了回去,语气平静。
“你他娘的说什么?”刘掌柜猛地站起来,一拍桌子,“你不签,你能去哪?整个宣化府,没人敢收我刘某人不要的徒弟!”
“我不在宣化干了。”王朴盯着刘掌柜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你!”刘掌柜气得浑身肥肉直哆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来人!把这个白眼狼给我轰出去!”
两个护院冲进来,拿着棍子。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
原来,是细皮行的一个小徒弟,因为太累,在缝皮子的时候打了个盹,把一张上好的狐狸皮缝错了一针。刘掌柜刚才气不顺,跑过去就把小徒弟按在地上,用牛皮鞭子死命地抽。
“打死你个不长眼的东西!这皮子你赔得起吗!”鞭子抽在皮肉上,发出沉闷的“啪啪”声。小徒弟满地打滚,哭爹喊娘。
院子里的学徒们全都站着,噤若寒蝉,一个个眼里充满着恐惧和愤怒。
王朴一把推开护院的棍子,大步流星地冲了出去。
他冲进细皮行的工棚,一把抓住了刘掌柜高高举起的鞭子。牛皮鞭子在他粗糙的手上勒出了一道血印。
“掌柜的,够了。”王朴的声音不大,但冷得像冰。
刘掌柜一愣,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十六岁的少年:“你算个什么东西?松手!”
王朴没松手。他看着地上那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小徒弟,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像看到了饿得啃干草的王楹。
“他也是人。他不是畜生。你要是再打,这皮子,我也不干了!”
工棚里死一般的寂静。学徒们全都盯着王朴,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刘掌柜气得脸变成了猪肝色:“反了!反了天了!王朴,你不想活了?你要是敢罢工,你和你弟弟,还有你们的行李,今天全给我扔到大街上去!”
“不用你扔,我们自己走。”
王朴松开鞭子,转过身,对着那些呆若木鸡的学徒们大吼一声:“兄弟们!这活儿,咱们不干了!”
他这一声喊,像平地一声雷。压抑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怒火,终于被点燃了。
学徒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不知道是谁先扔下了手里的皮子,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十几个人,默默地站到了王朴的身后。
刘掌柜慌了,他指着王朴的鼻子:“王朴,你一个穷小子,离开我这里,你连饭都吃不上!你得饿死在大街上!”
王朴冷冷地看着他,一把将吓得发抖的王楹拉进怀里,昂起头,一字一句地说:
“我王朴不信这个邪!”
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说出这句话。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大雪纷飞的傍晚,王朴拉着王楹,身后跟着十几个背着破行李卷的学徒,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宣化南门。
大雪很快就盖住了他们的脚印。王朴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牢笼似的土墙院子,摸了摸怀里这三年来偷偷攒下的几十个铜板,又看了看身边饥肠辘辘的兄弟们。
“哥,我们去哪儿?”王楹问。
王朴迎着漫天风雪,看向东北方向。那里,有一座更大的城。
“去张家口。那才是做皮货的天下!”
(本章完)
第三章 五张羊皮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冬。张家口,大境门。
当王朴拉着三弟王楹,随着逃荒和跑买卖的人流来到大境门脚下时,他仰起头,彻底惊呆了。
那是一座何等巍峨的城门。青砖砌就的城墙高耸入云,城楼上的飞檐在寒风中直指苍穹。最让王朴震撼的,是门楣上那四个嵌在青砖里的巨大石匾——“大好河山”。
他在宣化当学徒时,偷偷跟着账房先生认过几个字。这四个字,他认得。小时候跟着爹在蔚县城门洞里挨冻时,爹说过,长城外面有更大的天地。
如今,他站在这天地之间了。
“哥,这地方好大啊,比宣化大多了。”王楹缩着脖子,紧紧攥着哥哥的衣角,眼睛里带着几分惊恐,又带着几分新奇。
“大就对了。大,才有咱兄弟俩的活路。”王朴深吸了一口气,把满是补丁的包袱往肩上紧了紧,拉着弟弟迈进了大境门。
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
晚清时期的张家口,是名副其实的“皮都”,也是中俄贸易的咽喉。大境门外,驼铃声声,满载着茶叶、丝绸和皮毛的骆驼队排成了长龙;大境门内,商铺林立,招牌招展。街头上,走动着穿蒙古袍的汉子、操着山西口音的晋商、还有金发碧眼、叽里咕噜说着洋文的洋人。
空气中弥漫着牛羊肉的膻味、砖茶的陈香,以及那股王朴最熟悉的——浓烈的皮毛臭味。
王朴的心情是激动的,但他一摸怀里那十几个带体温的铜板,心就凉了半截。这点钱,在这繁华的张家口,连三天饭都吃不上。
“先找个窝。”
王朴带着王楹,避开繁华的主街,专往偏僻的巷子里钻。最后,他们在城墙根底下的“苦力巷”停了下来。这里住的全是赶大车的、扛大包的、拉骆驼的底层人。
一间半塌的土棚子,漏风漏雨。房东是个卖豆腐的老赵头,看他们兄弟可怜,收了五个铜板,让他们先住下。
土棚子里连张床都没有,地上铺着乱草。墙角的泥皮都脱落了,老鼠大摇大摆地在人脚边跑来跑去。
“老三,别怕。咱在宣化的猪窝都睡过,这地方,算好的了。”王朴把乱草铺平,让王楹坐下,然后从包袱里摸出临走时从宣化带出来的两个硬得像石头的杂面窝头。
兄弟俩就着冷水,把窝头一点点掰碎咽进肚子里。
“老三,你在这待着,哪都别去,哥出去转转。”
王朴走出土棚子,开始在大境门里的皮货行转悠。他明白,自己要手艺有手艺,要力气有力气,缺的,只是本钱。他想赊皮子。
他先走进一家门面挺大的皮货行。掌柜的正坐在柜台后拨算盘,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半大小子进来,眉头一皱:“讨吃要饭去别处!”
“掌柜的,我不讨饭。我是做皮货的,手艺好,想在您这赊几张羊皮,做成皮袄卖了,立马把钱给您送来。”王朴陪着笑脸,把一双粗糙的大手伸出来,“您看我的手,宣化出来的,老羊行的手艺。”
“滚蛋!你当这皮子是天上掉下来的?谁认识你?这年头骗子多了去了,拿什么抵押?去去去!”掌柜的连推带搡把他赶了出去。
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王朴连续碰壁。有的连门都不让他进,有的冷嘲热讽。他走在寒风中,摸了摸干瘪的肚子,心里一阵发凉。他明白,这世道,没钱没势,谁会相信一个穷光蛋的信誉?
一直转到快天黑,王朴走到了巷子最深处的一家铺子。门脸不大,牌匾上写着“常记皮货”。掌柜的姓常,四十多岁,圆脸,看上去挺和气,正端着个紫砂壶在喝茶。
王朴走到门口,没直接进去,而是先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尘土,挺直了腰板。
“常掌柜。”王朴走进去,深深鞠了一躬。
常掌柜抬起眼皮,打量了他一眼:“小兄弟,要买皮货?”
“不,掌柜的,我想赊五张羊皮。”王朴开门见山,目光直视常掌柜,没有躲闪。
常掌柜把茶壶放下,有些哑然失笑:“赊?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赊给你?你拿什么做保?”
王朴没有说话,而是把双手平放在柜台上。
“掌柜的,您看我这双手。指缝里的黑泥,洗不净的;掌心的老茧,磨不掉的。我十三岁在宣化当学徒,铲皮、泡皮、熟皮、裁皮,我全干过。我因为看不惯刘厂主毒打徒弟,带着十几个师兄弟罢工出来了。现在我一分钱没有,但我有手艺,有一身力气,还有我兄弟。”
王朴顿了顿,声音极其诚恳:“我只要五张羊皮。我做成皮袄,卖出去,三天之内,我把钱给您补上。如果我骗您,我就从大境门上跳下去!我王朴这辈子,绝不给王家祖宗丢脸!”
常掌柜愣住了。他在这行摸爬滚打半辈子,阅人无数。他看着眼前这个个子不高、瘦得脱相,但眼神却像狼一样坚定、腰杆挺得笔直的小伙子。那双手,确实是一双常年干粗活的手;那番话,虽然幼稚,却透着一股子血性。
“你叫什么名字?”
“王朴,蔚县涌泉庄人。”
常掌柜沉默了足足有一袋烟的功夫,然后叹了口气,对伙计说:“去,给他挑五张二等羊皮。”
王朴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他扑通一声跪下,给常掌柜磕了个响头:“常掌柜,您的大恩,王朴记一辈子!日后若是有出头之日,绝不敢忘!”
“起来吧。算我瞎了眼,赌你这一把。”常掌柜摆摆手,“去吧,好好做。这年头,能吃苦、有骨头的人不多了。”
王朴抱着五张沉甸甸的生羊皮,回到城墙根的土棚子里。
“哥,这皮子哪来的?”王楹眼睛一亮。
“常掌柜赊的。兄弟,咱俩的命,就在这五张皮子上了。干!”王朴把皮子往地上一摊,双眼放光。
没有大缸泡皮子,王朴就在土棚子外面的墙根下,用手刨了一个坑,找来几块破油布垫底,倒上水和半袋子石灰,生生搭成了一个简易的泡皮池。
初冬的张家口,水冷得刺骨。石灰水具有很强的腐蚀性。王朴把皮子泡进去,直接把手伸进去翻洗。一阵钻心的刺痛传来,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直到把五张皮子洗得干干净净。
刮皮子是关键工序。没有案板,兄弟俩就把皮子铺在稍微平整一点的泥地上,趴在上面,手里握着在宣化用的那种钝刀,顺着皮毛的纹理,一寸一寸地刮。
王朴的胳膊酸得像灌了铅,汗水顺着额头滴在皮子上。手被刀柄磨出了新血泡,老茧被磨破了,露出鲜红的嫩肉。
王楹则蹲在旁边,负责用清水冲洗。洗完后,用几块破木板支起来晾干。
两天两夜,兄弟俩加起来只睡了四个时辰。
皮子熟好后,开始缝制。王楹虽然只有十二岁,但在宣化的细皮行磨练了两年,针线活比王朴还要细。他把针在热水里泡软,一针一线地缝起来。
“大哥,你看看这针脚。”王楹揉着红肿的眼睛,把缝好的皮袄递给王朴。
王朴拿在手里,翻过来看毛,翻过去看皮,用手指顺了顺,又凑近闻了闻。毛顺、板白,没有异味,针脚密实得几乎看不出缝隙。
“行。”王朴干裂的嘴唇扯出一个难得的笑,“老三,你的手艺,绝了。”
五张羊皮,一共做了两件短皮袄,三条皮裤。
接下来,是卖货。
王朴知道,去大商铺,人家看不上他。他找来一块破草席,把皮袄和皮裤卷好,夹在腋下,专门往城墙根底下的苦力窝棚区钻。
哪里有干苦力的,他就往哪里去。
“大叔,看看这皮袄,纯正的坝上羊皮,不跑毛,穿着暖和。”王朴陪着笑脸,把皮袄展开给人家看。
“去去去,哪来的叫花子,谁买得起这玩意儿。”干苦力的人,大多连肚子都填不饱。
整整两天,王朴没卖出一件。眼看和常掌柜约定的三天期限就要到了。王朴饿得头晕眼花,站在寒风中,两条腿直打摆子。
第三天上午,他来到一个拉骆驼的窝棚前。
一个四十多岁的黑脸汉子正在给骆驼梳毛。王朴把皮裤展开:“大哥,买条皮裤吧。您天天在风口里跑,穿这个挡风。我不骗你,这可是我兄弟一针一线缝的。”
黑脸汉子放下刷子,走过来摸了摸皮裤,又翻开里面看了看皮板:“料子不错,活儿也精细。多少钱一条?”
“六十个铜板。”王朴报出了价格。这价格连市面上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因为他急着还钱。
“六十?去店铺里买起码得一百五。你这哪来的?”汉子狐疑地问。
“不瞒您说,我刚从宣化过来,借了常掌柜的五张羊皮,等着钱还账。我也没铺子,就想赶紧卖了。”王朴实话实说。
汉子看着王朴冻得发紫的脸,又看了看他脚上露出脚趾的破鞋,叹了口气:“是个实诚人。行,我买了。”
汉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数出六十个铜板,递给王朴。
王朴接过铜板,手都在抖。他冲汉子深深鞠了一躬:“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这天下午,他又用同样的真诚,把剩下的一件皮袄和两条皮裤卖给了一个赶大车的。
五件皮货,总共卖了二百六十个铜板。
拿到钱的第一时间,王朴连饭都没顾上吃,一路狂奔到“常记皮货行”。
当他把铜板整整齐齐地摆在柜台上时,常掌柜正在喝茶。
“常掌柜,五张羊皮的钱,我给您送来了。您数数。”王朴气喘吁吁,但腰杆挺得笔直。
常掌柜看着那一堆带着体温的铜板,又看了看眼前这个眼睛布满血丝、但目光如炬的年轻人。他没有数钱,而是端起茶壶,给王朴倒了一杯热茶。
“小子,你行了。”常掌柜笑了笑,把茶推过去,“从今天起,你的皮子,我包了。你要多少,我赊你多少,不用抵押。”
王朴接过茶杯,眼泪唰地掉了下来,和着苦涩的茶水,一口咽进了肚子里。
那一年冬天,张家口的风很冷,但王朴觉得,浑身上下都是使不完的劲。大境门里的第一笔买卖,他赚的不只是那几十个铜板,更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信誉。
(本章完)
第四章 站稳脚跟
光绪十一年(1885年)腊月,张家口大境门。
塞外的白毛风刮得呜呜作响,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但王朴的心里,却像揣着一盆火。
还清了常掌柜那五张羊皮的钱,手里还剩下几十个铜板。王朴去集市上买了几斤糙米,割了一小块猪板油,又给王楹买了一双新棉鞋。兄弟俩在城墙根的土棚子里,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饱饭。
“哥,这窝头真香。”王楹啃得满嘴流油,眼睛亮晶晶的。
“吃,吃饱了明天接着干。”王朴看着弟弟,嘴角难得地翘了一下。但他心里清楚,这五张羊皮只是小打小闹,真正想在这“皮都”立足,必须得有自己的摊子。
第二天一早,王朴又去了“常记皮货”。
常掌柜正盘账,见他进来,笑着招呼:“怎么,小子,又缺皮子了?”
“常掌柜,我想再进十张羊皮。”王朴开门见山,但紧接着又补了一句,“现钱不够,我想跟您商量商量,能不能先付一半现钱,另一半等我出完货再给您?”
常掌柜放下算盘,看着眼前这个目光沉稳的年轻人。短短一个多月,这小伙子不仅没被饿死,反而透出了一股子干练劲儿。
“行。我看你小子也是个干实事的人。这十张皮子,我一分钱不赚你的,按进货价给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您说。”
“别砸了你自己的招牌。”常掌柜语重心长地说,“这行当里,有人为了赚快钱,往皮子里掺重水,或者用次皮子当上等皮子卖。你记住,骗人只能骗一次,名声臭了,神仙也救不回来。”
王朴重重地点了点头,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接下来的日子,王朴和王楹像疯了一样干活。白天,王朴在土棚子外面支起简易的案子铲皮子、裁皮子;晚上,王楹就着一盏昏暗的豆油灯,一针一线地缝制。
半个月后,十张羊皮变成了四件皮袄、六条皮裤。
王朴没有急着去摆摊,而是特意去街上买了一块干净的蓝布,把皮货整整齐齐地包好。
他去找了上次买他皮裤的那个拉骆驼的黑脸汉子,叫赵大哥。
“赵大哥,我这有几件新做的皮袄,您给掌掌眼。”
赵大哥翻开一看,眼睛亮了。这做工,这毛色,比店铺里的还好。
“兄弟,你这手艺绝了啊!”
“赵大哥,您经常走南闯北,认识的人多。我想托您帮我打听打听,哪里有铺面出租?我想盘个正经的买卖,不能老是这打游击。”
赵大哥是个热心肠,一听这话,拍了拍胸脯:“包在大哥身上!大境门里头有条巷子,旁边是个车马店,有一间两间宽的铺面正空着,房东我认识,每月租金五十个铜板。你要是愿意,我这就带你去。”
王朴二话没说,跟着赵大哥去看了一眼。铺面不大,前头能摆个柜台,后头有个小院子,正好能住人、能泡皮子。王朴一眼就相中了。
他掏空了所有的积蓄,交了房租,又去旧货市场淘了一张旧柜台。
随后,他找了一个私塾先生,花钱请人家写了五个大字:“王记皮货”。
挂招牌那天,王朴特意去叫了常掌柜来。
常掌柜抬头看着那块略显寒酸、却端端正正的木牌子,捋着胡子笑了:“王朴啊,这牌子挂上去,你可就不是学徒了,是掌柜的了。这大境门里头,多了一个字号,要是干砸了,以后你可就没脸在这条街上走道了。”
“常掌柜,您放心。我王朴若是卖一件假货,我自己把这牌子摘下来劈了烧火。”
有了正经的铺面,王朴的生意果然有了起色。城墙根的苦力们口口相传:“蔚县那个王朴,人实在,货真价实。”渐渐地,一些拉骆驼的、赶大车的,甚至小商贩都开始光顾他的店。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朴不仅还清了常掌柜的货款,手里还攒下了一笔钱。
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秋天,王朴正在院子里刮皮子,常掌柜突然找上了门。
“王朴,你这皮货品质虽好,但一天做几件,累死你也发不了大财。”常掌柜开门见山。
“掌柜的,您给指条明路。”王朴放下手里的刀。
“张家口最大的皮子生意在哪?在洋人那儿!”常掌柜压低声音,“洋人收皮子,一次就是几万张、几十万张。用的是火车、轮船。人家收的是顶好的皮子,出的是最高的价钱。你要是能搭上这条线,别说开铺面,你买院子、买地都不是做梦。”
“洋人?洋人能看得上我这小作坊?”王朴皱了皱眉头。他见过洋人,金发碧眼,说的话他一句听不懂。
“大境门外头,有一家德国人开的洋行。掌柜的叫弗里茨,在张家口做皮毛生意十几年了,专门往德国运。他收皮子有个死规矩——只要最好的。你看看你的手艺,不比他收的差。去试试,怕个啥?”
王朴心动了。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再次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知道,这是他真正的机会。
第二天一早,王朴把自己最好的一件白茬羊皮袄仔细叠好,用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包好,走出大境门,直奔弗里茨的洋行。
那是一座二层高的青砖小楼,门口挂着洋文字,站着两个穿着号衣的中国门房。
王朴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劳驾,我想见弗里茨先生。”
门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找洋掌柜有啥事?”
“我是个做皮货的,有件上等货,想请他过过目。”
“排着队呢,后面等着去。”门房指了指旁边。
王朴就在门外站着。秋风卷着落叶,刮得他脸生疼。他等了整整一个上午,腿都站麻了,硬是没走。
到了下午,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门口,一个高高大大的德国人从车上下来,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手里提着一根手杖。
“弗里茨先生!”门房点头哈腰地迎上去。
王朴立刻迎了上去,挡在弗里茨面前。
“弗里茨先生,请您看一件东西,只耽误您一分钟。”王朴把蓝布包打开,将那件皮袄双手呈递过去。
弗里茨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中国小子吓了一跳,但他还是低头看了一眼。就是这一眼,弗里茨的目光停住了。
他没有接,而是伸出一根手指,沿着皮袄的接缝处轻轻划过。然后,他把皮袄翻过来,仔细看着里面的皮板,又凑近闻了闻。
“这是你做的?”弗里茨用生硬的中文问道。
“是。我和我弟弟亲手做的。”
弗里茨抬起头,蓝色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惊讶:“毛很顺,皮板很干净,没有油腻味,针脚密实。这不是普通作坊的手艺。”
王朴心里一阵狂喜,但面上不露声色:“您要是满意,我以后可以专为您供货。但是,我有个条件。”
弗里茨笑了:“你一个穷小子,还敢跟我提条件?”
“我的条件就是,我送来的货,必须是全张家口最好的。次品,我自己就会砸了,绝不会送到您这来。”
弗里茨大笑起来,用拐杖在地上重重一顿:“好小子!我就喜欢跟有规矩的人做生意。从明天起,你做的皮货,有多少,我收多少。但你要是敢掺一张次品,我立刻把你轰出张家口!”
从那天起,王朴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他接到了弗里茨的第一笔订单——一百件皮袄。
一百件!他那个小作坊,就算他和王楹累死也做不出来。
王朴知道,他必须招人了。他立刻跑回宣化,找到了当年一起反抗刘厂主的几个师兄弟。那些师兄弟正被刘厂主打压,连饭都吃不上,一看王朴回来招人,二话没说,卷着铺盖就跟着来了。
就这样,王朴的皮货作坊,从两个人变成了十几个人。他们租下了院子旁边的一整排土房,砌了新的泡皮池,支起了新的案子。
王朴把院子划分成了两个区:老羊行(粗皮)归他管,细皮行(缝制)归王楹管。
时间一晃,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
十九岁的王朴,已经在张家口大境门里站稳了脚跟。他的王记皮货,不仅在大境门内有了一号,还成了德国洋行弗里茨的固定供货商。
这年秋天,王朴带着挣来的钱,回了一趟涌泉庄。
他先是去了村后的坟地,在父亲王克连的坟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烧了厚厚一沓纸钱。
“爹,儿子没给你丢脸。我在张家口,站住脚了。”王朴看着墓碑,眼眶泛红,“当年您想住上大瓦房,没住上。今天,儿子替您把房子盖起来。”
他掏出钱,推倒了那个漏风漏雨的土屋,建成了三间宽敞的青砖大瓦房。
王朴的母亲站在新瓦房前,摸着崭新的大门,浑浊的眼泪顺着干瘦的脸颊流下来,打湿了衣襟。
“你爹要是能活到今天,看到这大瓦房,该多高兴啊。”母亲哭着说。
“娘,您安心住着。以后这钱,儿子去挣,您只管享福。”王朴坐在母亲身边,替她擦了擦眼泪。
那天晚上,王朴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母亲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件新夹袄。
“老大,你也不小了。该成个家了。”母亲坐在他旁边,叹了口气,“娘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但人这一辈子,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隔壁村的李家有个闺女,叫金花,人勤快,手脚麻利,你抽空去看看?”
王朴看着母亲满头的白发,点了点头。
“行,娘,您安排吧。”
光绪十五年(1889年),王朴二十岁。他在涌泉庄办了喜事,把李金花娶进了门。
成亲后,王朴带着新媳妇回到了张家口。李金花果然是个能干的媳妇,她不仅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还跟着王楹学起了缝皮子,很快就成了细皮行的一把好手。
有了媳妇的帮衬,王朴的劲头更足了。
时间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这十几年里,王朴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不仅在张家口开了三家分号,还在大同、归化(今呼和浩特)设立了收货点。他不仅做羊皮,还做牛皮、马皮,甚至开始涉足细皮(狐狸皮、貂皮)。
德国人弗里茨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商业伙伴。两人常常坐在大境门的城墙根下,喝着茶,比划着聊生意。
但这年秋天,弗里茨带来了一条让王朴既兴奋又紧张的消息。
“王,我要跟你合伙建一个大厂。”弗里茨端着茶杯,用比十几年前流利得多的中文说。
“建大厂?”王朴放下手里的账本。
“对。建一个张家口最大的皮毛加工厂。我出钱,买地,买机器。你出技术,出人手。咱们五五分账。”弗里茨的眼睛里闪着光。
王朴沉思了片刻。他知道,如果建了这个厂,他就从一个作坊主,变成了真正的工业家了。
“行。厂子叫什么名?”
“我想过了,就叫‘德和隆’。德,是德国的德,也是道德的德;和,是合作的和;隆,是兴隆的隆。”
王朴站起来,伸出手,和弗里茨那双毛茸茸的大手握在了一起。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初冬,“德和隆”皮毛厂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正式挂牌开业。
开业那天,鞭炮声震耳欲聋。前来道贺的不仅有张家口各大商号的掌柜,还有蔚县老家的老二王桓、老四王槐。老三王楹自然不用说,他已经是德和隆的技术总监了。
王朴站在门口,看着那块黑漆金字的招牌,眼睛有些湿润。
他回头看了看身后那一片气派的厂房,又看了看满院子忙碌的工人。他想起了十三岁在宣化被打的日子,想起了在张家口城墙根下抱着五张羊皮挨冻的日子,想起了父亲在城门洞里脱下来的破棉袄。
“大哥,想啥呢?”王楹走过来,笑着问。
“想爹了。”王朴轻声说。
他转过身,对着身后的三个弟弟说:“德和隆开了,咱们王家四兄弟,从今天起,算是真正在这张家口扎下根了。”
那一年,王朴三十岁。
他以为,只要兄弟齐心,只要讲求信誉,只要守着这门手艺,这大好河山里的生意,就能永远做下去。
但他不知道,一场席卷北中国的狂风暴雨——庚子国变,即将到来。这场风暴,不仅将考验他的财富,更将考验他的人性与骨气。而那个被他救下的人,也将改变德和隆未来的命运。
(本章完)
第五章 皮窖恩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张家口。
这天,大境门外的德和隆皮毛厂里,工人们正挥汗如雨地忙碌着。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石灰水和生皮子的腥膻味。王朴正站在账房前,拿着毛掸子,仔细地掸去那块“德和隆”牌匾上的灰尘。
这一年,王朴三十一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德和隆的生意如日中天,在张家口绝对是头一号。王朴不仅在老家涌泉庄盖了新房,在张家口也置办了宅子,四个儿子正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兄弟四人齐心协力,日子过得比蜜还甜。
然而,乱世的脚步,总是比预想的来得更快。
早在春天的时候,王朴就听跑外的大同、宣化客商说,山东、直隶那边闹起了义和团。这些人号称“刀枪不入”,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烧教堂、杀洋人、拆电线、扒铁路。王朴当时没太当回事,觉得那是几百里外的事,离张家口还远。
但到了五六月间,风向彻底变了。
大境门内外,开始出现一些穿着红肚兜、黄绑腿、头上扎着红布条的汉子。他们在街头设坛,嘴里念念有词,围观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那些人的口号越来越响:“神功护体,刀枪不入!杀洋毛子,灭二毛子(信洋教的中国人)!”
街面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洋人们的洋行纷纷关了门,有的洋人甚至连夜雇了骆驼,往库伦(今乌兰巴托)或者天津方向跑。
王朴的心里也开始打鼓。
一天傍晚,老四王槐满头大汗地从城里跑回来,脸色惨白:“大哥,出大事了!宣化那边已经动手了!好几个洋人传教士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了!连信教的中国人也杀了不少,说是要斩草除根!”
王朴倒吸了一口凉气。烧死?这岂不是乱民暴动吗?
“弗里茨呢?弗里茨的洋行怎么样?”王朴猛地站起来,声音都变了。
“还能怎么样?吓得大门紧闭,连个苍蝇都不让进。大哥,现在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专盯着洋人。咱们德和隆跟德国人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万一那些暴民红了眼,把咱们也当成‘二毛子’给砸了……”王槐急得直搓手。
“闭嘴!”王朴厉声喝断了他,“弗里茨是咱的恩人,没有他当年的提携,哪有咱王家的今天?这时候说这种话,那是人干的事吗?”
王朴在屋里来回踱步,他的大脑飞速运转着。他知道,义和团现在是杀红了眼,官府不仅不管,甚至还在暗中纵容。弗里茨是个高高大大的德国人,往那一站就是个活靶子,绝对出不了张家口。
“老三,厂里的活儿先停一停,让工人们都回家躲着。老二,把账本和现钱都藏好。”王朴迅速下达指令。
随后,他披上一件旧褂子,趁着夜色,避开街上巡逻的义和团,抄小路摸到了德国洋行后门。
洋行的后院里,弗里茨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头发散乱,西装也皱巴巴的,嘴唇上全是燎泡。几个中国伙计早就跑没影了。
“哦,王!我的老朋友,你终于来了!”看到王朴,弗里茨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把抱住他的肩膀。
“弗里茨,你得马上离开张家口。再晚就来不及了。”王朴压低声音说。
“离开?怎么离开?城门口全是义和团,我只要一露头,马上就会被他们砍成肉酱!”弗里茨绝望地挥舞着手臂。
王朴死死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跟我走。回蔚县涌泉庄。我老家后院有个旧皮窖,藏在里面,神仙也找不到你。”
弗里茨愣住了,蓝色的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去蔚县?几十里地,我怎么走?你用什么带我走?”
“你听我的安排。”王朴拍了拍他的肩膀,“给我一天时间准备。”
第二天一早,王朴回到自家的院子里。他叫来了同村的老乡,一个叫黄文冠的汉子。
黄文冠是个跑脚力的,长得五大三粗,胆子极大,平时专走蔚县到张家口的旱路。王朴这几年发了财,没少接济穷老乡,黄文冠对他很是敬重。
“文冠,兄弟我求你办件掉脑袋的事,你敢不敢干?”王朴把黄文冠拉到屋里,开门见山。
“王掌柜,您这话见外了。当年俺娘病重,是您给了几块大洋抓药才救了一条命。只要您一句话,刀山火海俺也敢闯!”黄文冠把胸脯拍得梆梆响。
“好!我要把一个洋人运回涌泉庄。”
黄文冠倒吸了一口凉气,但很快就镇定下来:“怎么运?这几十里的路,义和团设了卡子。洋人那金毛蓝眼睛,瞎子都能认出来!”
“用架子车。”王朴咬着牙说,“找一辆结实的排子车。弄点干草、破棉被。给他换上中国人的破衣服,戴上草帽。你就说他是你兄弟,发了急症,要拉回老家去治。义和团再狠,总不能连得病的死人也查吧?”
“干!”黄文冠一拍大腿。
傍晚时分,一辆破旧的木制架子车停在洋行后门。王朴拿出一套自己平时打短工穿的旧粗布衣裳,还有一顶油腻腻的破草帽。
“弗里茨,脱下来。换上。”王朴比划着。
弗里茨看着那脏兮兮的衣服,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脱下了那身名贵的西装,换上了粗布衣。王朴又弄了点草灰和泥水,在他脸上抹了抹,硬生生把一个高高在上的洋行大班,弄得像个逃荒的庄稼汉。
“委屈你了。上车,躺在干草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千万别出声,千万别睁眼。”王朴嘱咐道。
弗里茨那高大的身躯蜷缩在架子车上。王朴给他身上盖了一层破棉被,又在他头边放了几个发了霉的杂面窝头。从外面乍一看,活脱脱就是一个快咽气的穷苦病人。
王朴在前面拉车,黄文冠在后面推。趁着天色擦黑,两人混在出城逃难的人群中,往城门走去。
大境门城门处,火把通明。十几个头上扎着红布条的义和团汉子,手里提着大刀和红缨枪,正在挨个盘查过往行人。
王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他脸上不敢露出半点慌张,脚步稳稳当当地往前迈。
“站住!干什么的?”一个满脸横肉的团民拦住了他们,大刀片子直接挑开了车上的破棉被。
“老总,俺兄弟得了伤寒,烧得人事不省,眼看不行了,俺们拉他回涌泉庄老家,好歹死在家里,不能抛尸荒野啊。”王朴弯着腰,声音带着哭腔,顺势递过去两块旱烟叶子。
那团民捂着鼻子凑过去看了一眼。借着火光,只见车上的人脸色灰败(草灰的效果),闭着眼睛,嘴里发出痛苦的微弱呻吟。这义和团民怕染上瘟疫,吓得赶紧后退了两步。
“滚滚滚!晦气!快拉走!”团民挥了挥手。
黄文冠赶紧低下头,猛推了一把车。王朴拉起车,一路小跑,冲出了城门。直到走出了二三里地,王朴才发觉,自己的后背早就被冷汗湿透了。
天亮了。去蔚县的路是黄土官道,坑坑洼洼。架子车没有胶皮轮,硬木轮子碾在石头上,颠得人骨头都要散架。王朴和黄文冠的衣服全磨破了,两人的肩膀被车把勒出了一道道血印。
弗里茨躺在车里,紧紧抓着车帮,一声不吭。他听着外面王朴粗重的喘息声,眼眶湿润了。
走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黄昏,他们终于望见了涌泉庄的炊烟。
王朴不敢走大路,绕着村子后头的小路,把车停在自家后院外。他先进屋给娘请了个安,只说张家口不太平,回来躲躲,然后径直去了后院。
那个荒废多年的皮窖,就在后院的草垛旁边。王朴掀开盖板,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委屈你几天,就藏在这里面。”王朴把弗里茨搀下车,顺着木梯扶进地窖。地窖不大,里面铺了些干草,放了马桶。
“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弗里茨紧紧握着王朴的手,眼里泛着泪光,用极其生硬的中文憋出了一句。
“别说了。快下去。”
安顿好弗里茨后,王朴出了一身大汗。他打发黄文冠去领了几块大洋躲起来,自己则住进了后院的一间偏房。
接下来的一连七天,是王朴这辈子过得最提心吊胆的日子。
村里到处传着义和团杀洋人的消息,甚至有人说张家口的大境门城墙上挂满了人头。王朴表面上每天照常吃饭干活,陪娘聊天,心里却像揣着个炸药包。
每天夜里,等全家人都睡熟了,王朴就端着两碗稀饭、几个窝头,轻手轻脚地溜到后院。
他先学两声猫叫。地窖里立刻传来弗里茨胆战心惊的回应:“王……”
掀开盖子,王朴把饭递下去:“吃。别出声。”
地窖里阴暗潮湿,弗里茨这个原本体面的德国商人,此刻蜷缩在角落里,胡子拉碴,像一只受惊的老鼠。他每次接饭的时候,手都在发抖。
“王,外面……怎么样了?”弗里茨用期盼的眼神看着他。
“别问,忍着。等风声过去。”王朴只能用简单的手势安慰他。
白天的日子更是煎熬。王朴的母亲有时会到后院来抱柴火。
“老大,你老在后院转悠啥呢?”母亲狐疑地问。
“我看看那个旧皮窖,想着明年是不是找人修修,再存点皮子。”王朴打着哈哈,用身子挡住地窖的方向。
有一天半夜,下起了大雨。王朴站在屋檐下,听着地窖里传来弗里茨低沉的咳嗽声,心里一阵紧张。他冒着雨跑出去,把一块大油布盖在地窖的盖子上,生怕雨水灌进去把他淹死。
到了第七天夜里,王朴去送饭。他掀开盖子,轻声叫了两声猫。没有回音。
他的心咯噔一下,顺着梯子滑了下去。借着火柴微弱的光,他看到弗里茨蜷缩在草堆里,脸色通红,嘴里吐着白沫,浑身颤抖。
王朴伸手一摸他的额头,烫得像火炭一样。
“坏了,发高烧了。”
在这兵荒马乱的乡下,请大夫是不可能的。村里人嘴杂,一旦知道王家藏着个洋人,不到半个时辰,义和团就会把他们家围个水泄不通。
“弗里茨!醒醒!”王朴急了。他跑回自己的屋,从柜子里翻出自己平时发烧时吃的几粒中药丸,又倒了一碗热水,跑回去。
他掰开弗里茨的嘴,把药丸碾碎混着水硬灌了下去。然后,他又从家里抱来两床破棉被,盖在他身上,自己也钻进地窖,用身体替他挡风。
那一夜,王朴没有合眼。他听着弗里茨急促的呼吸声,心里盘算着:如果天亮还不退烧,就算冒着天大的风险,也得去镇上把郎中用黑布蒙着眼睛绑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到了后半夜,弗里茨出了一身大汗,烧慢慢退了。
第二天一早,弗里茨虚弱地睁开眼睛。看到守在一旁眼睛熬得通红的王朴,这个日耳曼汉子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半个月后。
城里传来消息,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慈禧老佛爷跑了,义和团兵败如山倒,张家口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王朴知道,危机解除了。
他雇了一辆结实的大车,趁着半夜,把弗里茨重新打扮成病人,一路护送回了张家口。
进城之后,弗里茨立刻躲进了德国领事馆。临别时,他站在领事馆门口,看着衣衫褴褛、瘦了一大圈的王朴。
“王,如果没有你,我早就烂在那个地窖里了。我们德国人讲究有恩必报。你等着,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王朴笑了笑,摆了摆手:“弗里茨,我救你,不是图你报答。买卖人讲究个信义,你是我王朴的朋友。朋友有难,我不帮,我还是个人吗?”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天。
当王朴正带着兄弟们重新开张德和隆的时候,一辆黑色的汽车停在了厂子门口。西装革履的弗里茨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不仅回来了,还带回了德国商人巨大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
“老朋友!我回来了!”弗里茨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王朴。
在王朴的办公室里,弗里茨拿出了一份厚厚的合同。
“王,我要投资扩建你的德和隆。咱们把厂子做大,做成整个北方最大的皮毛加工厂。”弗里茨目光炯炯。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陪你玩。”王朴端起茶碗。
“我有。我出钱,买地,买机器。你出人,出技术。利润,咱们五五分。”
王朴看着合同上那长长的一串数字,他知道,德和隆要真正展翅高飞了。
“厂子的名字叫什么?”王朴问。
“就叫德和隆。”弗里茨神秘地一笑,“但是,我要在前面加上德国洋行的名字。我现在是这个厂的东家,你还是掌柜的。”
那一年,扩建后的德和隆皮毛厂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挂牌。两百多间厂房连绵不绝,三百多个工人日夜倒班。
王朴站在大境门的城墙上,看着远处的驼队和火车。他仿佛看到了十几年前,那个在城门洞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七岁男孩;看到了那个因为五张羊皮跪在常掌柜面前的少年。
风,还是那么硬。但王朴知道,王家的根,已经深深扎在这片土地里了。
(本章完)
(第一卷完)

第一章 豪门初建,吉星高照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家口。
义和团的那场狂风骤雨,烧毁了无数洋行和教堂,却奇迹般地让“德和隆”迎来了涅槃重生。
在德国领事馆的庇护下,弗里茨不仅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张家口,还带回了一笔惊人的巨款和最新的德国制皮机器。为了报答王朴在涌泉庄皮窖里的救命之恩,弗里茨履行了诺言:他出大洋、出设备,王朴出手艺、出人力,利润五五分成。
扩建后的德和隆,在大境门外盘下了整整一条街。两百多间厂房拔地而起,高高的烟囱日夜冒着黑烟。厂里光是泡皮的大池子就有几十个,缝纫机从几台增加到了几十台。几百号工人日夜轮班,那“嗤嗤”的铲皮声和“哒哒”的机器声,从早响到晚,震得人心潮澎湃。
王朴彻底发达了。但他不再是那个光着脚丫子睡城门洞的穷小子,他现在是大境门内外响当当的“王东家”。
有钱了,第一件事是干什么?把兄弟们拉拔起来。
腊月二十三,小年。张家口下起了大雪。王朴在城里新置办的大宅子里,生着旺旺的炭火,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他让人把蔚县老家的老二王桓、老三王楹、老四王槐全都叫到了跟前。
酒过三巡,王朴放下酒杯,看着三个弟弟。火光映照着他的脸,显得格外沉稳。
“爹走得早,临终前让我照顾好你们。以前没本钱,只能让兄弟们跟着受苦。现在德和隆起来了,咱们王家四兄弟,得拧成一股绳。这诺大的家业,我一个人管不过来,今天,得按本事分派。”
王朴看着老二王桓:“老二,你性子闷,但最老实本分,眼里揉不得沙子。种地出身,最懂斤两。以后,你就管厂里的库房和收皮子的原料。你那一杆秤,就是咱们德和隆的信誉。谁敢在账上做手脚,你拿大棒子给我打出去。”
王桓闷了半天,憋出一句:“大哥,放心。少一两,我拿命赔。”
王朴又转向老三王楹:“老三,你在宣化的细皮行练过,手最巧。细皮(狐狸、貂皮)利润大,但也最精贵。这一块,交给你管。缝制车间那些女工,也归你管。质量上要是出了岔子,我拿你是问。”
王楹搓着手,憨厚地笑了:“大哥,我就爱干这活儿。您放心,从我手里出去的皮子,绝没有一根跑毛的。”
最后,王朴看着老四王槐:“老四,你脑子活,嘴甜,眼皮子杂。你别在厂里窝着了,跟着我跑外。大同、归化、包头,甚至天津卫,哪里的水草肥,你就去哪。记住一条,买卖场上,交情归交情,账目归账目,绝不能一笔糊涂账。”
四兄弟碰了杯,德和隆的骨架,算是彻底立了起来。
生意稳当了,王朴的心思就活泛了。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钱生钱”的路子。
清末的商人,哪怕你富可敌国,在官府眼里也是块肥肉。张家口的税吏、道台,隔三差五就来找茬。今天说要修城墙,明天说要练新军,其实就是变着法子要钱。王朴一气之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买官。
那年头,清廷国库空虚,只要给钱,连四品顶戴都能卖。王朴花了白花花的银子,托人弄了个“四品候选道”的虚衔。
穿上那身补子服,戴上四品顶戴花翎的那天,王朴在镜子前站了很久。他想起当年在宣化被刘厂主用鞭子抽的时候,想起在张家口城墙根下被巡警敲诈的时候。他知道,这身官服不能让他带兵打仗,但能让他在这吃人的世道里,有一张护身符。
有了这身官皮,王朴的生意更是顺风顺水。他在城里开了“聚义隆”绸缎庄,又建了几个“缸房”(酿酒作坊)。他养的牛,从坝上大青沟牧场赶下来,有三百五十多头;他酿的酒,垄断了蔚县周边几个县城的红白喜事。
德和隆,不再仅仅是一个皮毛厂,它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大清国摇摇欲坠,风雨飘摇。
四十岁的王朴,决定回老家蔚县涌泉庄。他要办一件这辈子最大的事:盖一座大庄园。
涌泉庄。冬日里的北风呼呼作响。王朴穿着一身狐皮大氅,带着老四王槐和几个风水先生,站在村北头的一片荒地上。
“大哥,您真要把这块地全买下来?”王槐看着眼前这茫茫一片,有些咋舌。
“全买。不仅是这片荒地,连东边那条水渠,南边张家的几亩上水地,全给我买下来。”王朴用拐杖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
此时,蔚县人都知道王家发大财了,地价水涨船高。但王朴不在乎。他当年看着爹瘸着腿在这块地上刨食,看着娘在这块地上挖野菜。现在,他要让王家成为这块地真正的主人。
买下地后,王朴请了蔚州城最好的工匠,甚至是北京的样式雷传人。图纸改了一遍又一遍。
王朴的要求很明确:不搞江南水乡那种小家子气的亭台楼阁。他要的是能防土匪、能存粮食、能传家的“堡垒”。
工程浩大,整整建了三年。
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秋。这座占地整整六十亩的王家大庄园,终于落成。
庄园的格局,在当时的蔚县堪称绝无仅有。外围是高达三丈的青砖高墙,墙头插满碎瓷片,四角建有四座高高的岗楼,上面留着黑洞洞的射击孔。大门一关,里面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庄园内部,一共有十四个院落,二百二十多间青砖大瓦房。有王朴自己住的“正院”,有李金花管家的“内院”;有老二王桓放农具的后院;有专门堆放粮食的粮仓;还有专门的“缸房”和绸缎库房。
最核心的位置,王朴没建正房,而是拔地而起了一座两层的青砖小楼。
楼不高,但在周围一片平房中,显得鹤立鸡群,气派非凡。
封顶那天,王朴一个人爬上了二楼。站在这里,他能看见壶流河像一条玉带一样绕过涌泉庄,能看见远处连绵的太行山,能看见他在坝上的万顷良田。
“大哥,楼盖好了,得挂块匾啊!”老四王槐拿着一张红纸跑上来,“我请了县里的老先生,写了‘紫气东来’、‘富贵满堂’,您看选哪个?”
王朴摇了摇头。
“那您说写啥?”
王朴看着远方,沉默了很久。他的眼前,浮现出光绪二十六年那个血雨腥风的秋天。那时,他每天提心吊胆,顺着梯子下到阴暗潮湿的皮窖里,给那个快烧得没命的德国人送饭。那时候,他抬头看天,多希望老天爷能开开眼,给他一条活路。
“老四,拿笔来。”王朴说。
他小学没毕业,但这四个字,他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他接过毛笔,饱蘸浓墨,在宣纸上写下四个大字:
吉星高照。
“吉星高照……”王槐念叨了一遍,“大哥,这词做商号名挺好,可挂在家里,是不是有点……”
“就挂这个。”王朴打断了他,“你以为我建这座楼,是图享受?我是图咱们王家世世代代,都能被这吉星照着,再也不受穷,再也不受人欺负。”
几天后,一块黑漆金字的巨匾,挂在了小楼的正中央。王朴亲自端着梯子,仔仔细细地把牌匾擦了一遍。
蔚县涌泉庄的“吉星楼”,从此叫响了。
就在吉星楼落成后没多久,南方传来了枪声。辛亥革命爆发了。
大清朝,亡了。
王朴坐在张家口的德和隆总号里,听着外头剪辫子的鞭炮声,端着茶碗,稳如泰山。
“大哥,改朝换代了,咱们这买卖……”老四王槐从天津跑回来,有些担忧。
“改朝换代怕什么?谁来当大总统,老百姓也得穿皮袄,也得吃肉。”王朴放下茶碗,摸着自己新剪的短发,“我花了钱买的那个四品官,算是打了水漂了。不过没关系,民国了,咱们生意人的机会,更多了。”
果然,民国建立后,大境门的商贸不仅没有衰退,反而因为铁路的贯通,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京张铁路修到了张家口,大批的皮货不再需要靠骆驼和架子车慢吞吞地拉,火车一响,一天就能到北京。
王朴的商业嗅觉,比狗还灵。他立刻让老四王槐去天津卫开设分号,并在北京前门大街买了铺面。他要借助洋人开出的天津港,把德和隆的皮子,卖到海外去。
一场更大的风浪,正在前方等着王家兄弟。
(本章完)
第二章 海河风云
民国二年(1913年),天津卫,英租界。
初夏的海河,风吹过来带着一股咸湿的腥味。码头上,汽笛声震耳欲聋,巨大的铁壳轮船像一座座小山一样停泊在岸边,吐着滚滚黑烟。穿西装的洋人、梳着分头的买办、扛着大包的苦力,交织成一幅光怪陆离的画卷。
老四王槐站在“德和隆天津分号”的柜台后,扯了扯脖子上的领带,觉得有些勒得慌。但他知道,在天津卫这地方,跟洋人打交道,不穿身西装,人家当你是土老帽。
自从大哥王朴把京津的生意交给他,王槐就憋着一股劲。他脑子活,学得快,没几个月,就已经能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跟洋人讨价还价了,还给自己起了个洋名叫“威廉”。
“四东家,查尔顿洋行的史密斯先生来了。”伙计挑开门帘,低声禀报。
王槐赶紧迎了出去。史密斯是个五十多岁的英国商人,大腹便便,手里夹着雪茄,走起路来下巴都快扬到天上去了。在那个年代的天津卫,大英帝国的商人就是横着走的螃蟹。
“史密斯先生,您来看货?这可是咱们德和隆刚从张家口发来的两万张特级羊皮,皮板白,毛口顺,绝对的上品。”王槐满脸堆笑。
史密斯连看都没看一眼,径直走到沙发上坐下,吐出一口浓烟:“王先生,这批货,我看了。质量嘛,马马虎虎。最近伦敦的行情跌了,原来的价钱,我给不了。”
王槐心里咯噔一下:“史密斯先生,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了合同的,定金您都付了,您现在压价,不合规矩吧?”
“规矩?”史密斯耸了耸肩,摊开双手,“王先生,在天津卫,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行,就是规矩。你不愿意卖,有的是人愿意卖。这批货,要么降价三成,要么你自己拉回去。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王槐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他年轻气盛,那股子蔚县汉子的血性直冲脑门。他一把抓起桌上的合同,拍在史密斯面前:“史密斯先生!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你要是违约,我就去工部局告你!咱们中国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史密斯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这个平时笑嘻嘻的年轻人敢跟他拍桌子。他冷笑一声,站起来:“告我?年轻人,你可以试试。看看工部局是听大英帝国的,还是听你们的。不过,我提醒你,一旦上了法庭,你们德和隆在天津卫的生意,就彻底完了。”
说完,史密斯连茶都没喝,夹着雪茄扬长而去。
王槐气得浑身发抖。两万张皮子,要是真降价三成,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这几个月在天津卫的打拼全白费了。可要是死咬着不卖,这大热天的,皮子压在手里,一旦受潮生虫,就成了一堆废纸!
他连夜坐上京张铁路的火车,赶回了张家口。
德和隆的总号里,灯火通明。王朴坐在太师椅上,正对着一本《三国演义》出神。他看着风尘仆仆、急得满头大汗的老四,静静地听他把天津卫的事讲完。
“大哥,这英国佬太欺负人了!以前在张家口,洋人跟咱们做生意也是客客气气的,怎么到了天津,就这副嘴脸!”王槐一拳砸在桌子上。
王朴没有马上说话,他抽出旱烟袋,点了一锅,吧嗒吧嗒地抽着。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味。
“老四,你坐下。”王朴指着旁边的椅子,声音平静得听不出喜怒,“你在天津卫,穿西服,打领带,学说洋文,这都很好。但你忘了一件事。”
“啥事?”王槐一愣。
“你忘了咱们的根在哪。”王朴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你以为天津卫是洋人的天下,你就得按洋人的规矩来?错了。生意场上,不管中国人还是洋人,归根到底,讲的是实力和胆识。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把腰杆子挺直了,他反倒得敬你三分。”
第二天一早,王朴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但熨得平平整整的蓝布长衫,穿上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对王槐说:“走,大哥跟你去会会这个史密斯。”
民国二年的天津英租界,高大的洋楼林立。王朴走在街上,看着那些在门口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眼神冷得像塞外的寒风。
查尔顿洋行的大班办公室里,史密斯正靠在真皮转椅上抽雪茄,看到王槐带着一个穿着土里土气的老头走进来,眉头皱了起来。
“王先生,这位是?”史密斯用生硬的中文问。
“这是我们德和隆的大东家,我大哥,王朴先生。”王槐大声说道。
王朴没有理会史密斯伸出的手,而是径直走到那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前,拉开椅子,稳稳当当地坐了下来。他双手拢在袖子里,眼神平静地打量着史密斯。
“史密斯先生,我听老四说了,这批皮子,你要压价三成。”王朴的声音不大,但中气十足,带着一股常年发号施令的威严。
史密斯往后一靠,傲慢地说:“王老先生,市场行情变了,我也没办法。在天津卫,我们查尔顿洋行不收,别的洋行,也不敢收。”
王朴笑了。他指了指桌上那盒精致的雪茄,没等史密斯让,自己拿了一根,划着火柴点上,抽了一口,又缓缓吐出来。
“史密斯先生,你做皮毛生意,有多少年了?”王朴突然问。
史密斯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回答:“二十年了。”
“我做了三十年了。”王朴把火柴梗扔进烟灰缸里,“三十年前,我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拿五张羊皮起家的时候,你还在伦敦街头擦皮鞋吧?”
史密斯的脸色瞬间变了。
王朴没理他,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英国人要什么。你们要的是顶好的白茬羊皮,不跑毛,皮板白。这批两万张皮子,是我德和隆几百个老匠人,一张一张用手刮出来的。你拿着这批皮子,运到伦敦,转手就是翻倍的利润。现在你跟我说行情跌了?你糊弄鬼呢?”
史密斯被戳穿了心思,有些恼羞成怒:“王老先生,你这是在指责我?”
“我不是指责你,我是教你个规矩。”王朴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码头,“中国有句老话,叫‘买卖不成仁义在’。你今天要是好好说,哪怕真跌了价,大家一人让一步,这生意也就做了。可你拿大英帝国的名头来压我,欺负我中国商人,那你找错人了。”
王朴转过身,盯着史密斯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天津卫没人收,我拉回张家口。张家口没人要,我拉到北平。北平不要,我卖到上海、广州!中国这么大,难道还怕没地方卖两万张皮子?”
史密斯被这老头子的气势镇住了。他原本以为王槐是个好拿捏的年轻人,没想到背后站着这么一尊大佛。
“你……你这是在威胁我?”史密斯有些结巴。
“我是在告诉你规矩。”王朴走回桌前,把烟头在烟灰缸里重重地按灭,“生意场上,讲究的是信用。你签了合同,就得认。你不认,行,咱们法庭上见。你们英国人的法律,难道允许签了合同随便反悔的?”
史密斯额头冒汗了。他太清楚大英帝国的法律了,如果真闹到工部局,他绝对不占理。而且,德和隆的皮子质量确实是顶级的,如果这批货丢了,他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到替代的货源,交不上伦敦的差,他的麻烦更大。
沉默了很久,史密斯终于软了下来:“王老先生,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王朴一锤定音,“按原合同办,一分钱不能少。你要是答应了,以后德和隆最好的皮子,优先供给你。你要是还想玩花样,我们立马走人。”
史密斯咬了咬牙,最终伸出手:“好。按合同办。”
王朴没有握他的手,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做生意,讲的是信用。没信用,啥也干不成。”
从洋行出来,王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大哥的眼神里全是崇拜。他一把扯下脖子上的领带,塞进兜里。
“大哥,您太神了!您怎么知道那英国佬会怕?”
王朴看着天津卫的天空,缓缓说道:“洋人也是人。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腰杆子硬了,他反倒敬重你。老四,记住,以后在天津卫,腰杆子挺直了说话。咱们是中国人,不欠谁的。”
天津这一仗打完,德和隆在洋人圈子里彻底打响了名头。连洋人都知道了,这家中国商号不好惹,货好,人硬。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王槐在天津卫的生意,彻底站稳了脚跟。
更重要的是,王槐脱下了那身紧绷的西装,换回了宽敞舒适的长袍马褂。他不再是那个盲目崇拜洋人的“威廉”,而是德和隆响当当的四东家。
(本章完)
第三章 前门立信
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前门大街。
从天津卫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老四王槐依然穿着那身笔挺的西装,但领带已经打得很熟练了,眼神里也没了前些日子的那种急躁。
“大哥,这天津卫的生意算是稳住了。咱们接下来去北京,是不是该大干一场?”王槐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华北平原,豪气干云。
王朴靠在软座上,抽着旱烟,没有接话。他掀开窗帘的一角,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老四,天津是水旱码头,靠的是洋人和火车;北京是皇城根,靠的是规矩和面子。你把对付洋人的那一套收起来。到了北京,得按北京人的规矩来。”
“北京人的规矩?什么规矩?”王槐愣了。
“讲究。”王朴磕了磕烟灰,“北京人买件皮袄,不光是图暖和,图的是个身份,是个讲究。货要顶好,面子要给足,但这心眼子,也比天津卫的人多一百个。”
两人下了火车,雇了两辆黄包车,直奔前门大街。
此时的大清国已经亡了,民国初立,但前门大街依然是全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大栅栏里,瑞蚨祥的绸缎、同仁堂的药、内联升的鞋,招牌一个比一个大。街上车水马龙,穿着长衫的遗老、剪了辫子的新贵、金发碧眼的洋人,挤挤挨挨。
王朴走在青石板路上,看着这满街的繁华,心里却在盘算着。德和隆要想真正做大,必须在京城立足。只有把牌子挂在这前门大街上,才能算得上是天下闻名。
他相中了前门大街靠近大栅栏的一处两层青砖小楼。这楼原本是一家倒闭的银号,位置极佳,进进出出的全是达官显贵。
王槐去找了房东。房东是个前清的破落贝勒,现在靠着收租过日子,开价就是一万五千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卖。
“大哥,这老小子狮子大开口啊!一万五千块,够在张家口买半条街了。”王槐肉疼得直嘬牙花子。
“买。”王朴连价都没还,“这地方,以后能下金蛋。”
楼买下来了。修葺一新后,一楼做门面,二楼做账房和王朴的休息室。王朴特意请了北京城里最有名的书法家,写了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德和隆”。
开张那天,场面却不怎么好看。
鞭炮放得震天响,但看热闹的人多,进店的人少。北京人认老字号,一个从张家口来的外地土包子,在这前门大街上,谁认你?
一连三天,店里冷冷清清。偶尔进来几个客,摸摸皮子,问问价钱,一听比别处贵,撇撇嘴就走了。
“大哥,这么下去不行啊。每天这房租、人工,干赔钱。”王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店里直转圈。
王朴却稳坐钓鱼台。他让人把店里最好、最顶级的几件皮货挑出来。一件是全用上等白狐腋子拼成的女式大氅,一件是水獭领子的男式皮袍。他让人把这两件皮子挂在临街最显眼的橱窗里。
然后,他叫人找来一块大木板,亲自用毛笔蘸着黑漆,写了一行大字,立在门口:
“张家口德和隆精制,穿三年不跑毛,皮板不发硬。若有一句虚言,假一赔十,绝不食言!”
这牌子一挂出去,立刻引来了路人的围观。
“嚯!好大的口气!假一赔十?这牛皮吹得有点大了吧?”一个提着鸟笼子的旗人老头撇了撇嘴。
“就是,这前门大街上,还没人敢这么写呢。”旁边的人跟着起哄。
王朴站在门口,听着这些话,不怒反笑。他拱了拱手,用带着点蔚县口音的官话大声说:“各位老少爷们,在下王朴,蔚县来的。我这人不会说漂亮话,但我敢立这个规矩,就是因为我对我这手艺有底!各位买回去,只要发现有一根毛是假的,或者穿不到三年就发硬了,您尽管把这牌子砸了,我王朴双倍赔钱!”
正说着,人群外头走进来一个穿着香云纱长衫、梳着油光大背头的中年人。这人叫那三爷,是前门大街这一带有名的“地头蛇”,家里祖上是皇商,平时专门靠碰瓷、收保护费过活。
那三爷手里搓着两个核桃,阴阳怪气地走过来,斜着眼看了看那块牌子。
“哟,掌柜的,口气不小啊。假一赔十?”那三爷伸手在橱窗里那件白狐大氅上摸了一把,“你这皮子,看着倒是挺白,不过是不是拿狗皮染的色,糊弄我们北京老少爷们啊?”
王槐一听火了,刚要上前理论,被王朴一把拉住。
王朴笑眯眯地看着那三爷:“这位爷,您要是觉得这是狗皮,您指出来,哪一块像狗皮?”
“我看着哪块都像!”那三爷把手一摊,摆明了是来找茬的,“既然你说了假一赔十,那这件大氅,我今天就要了。但我先不给你钱,我拿回去找人验验。要是真的,我双倍给你钱;要是假的,你得赔我十件!”
围观的人顿时安静了,齐刷刷地看着王朴。这明摆着是欺负人,想空手套白狼。
王槐气得浑身发抖,正要发作,王朴却笑了。
“行啊。”王朴痛快地答应了,“这位爷既然有雅兴,我王朴奉陪。但这大氅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不能就这么拿走。咱们得找个中人,立个字据。您要是验出假的,我赔您十件。您要是验出真的,您得当着大伙的面,把这大氅的钱双倍给付了。敢不敢?”
那三爷愣了一下,他本以为王朴会认怂,没想到对方真敢跟他叫板。他看了看那件皮子,雪白油亮,心里也有些犯嘀咕。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下不来台,只能硬着头皮说:“行!立字据!前门大街上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谁反悔谁是孙子!”
字据立好,那三爷抱起那件大氅,一溜烟地跑了。他找了京城里最有名的老皮匠一验,人家当场就拍了桌子:“三爷,您这回看走眼了!这不仅是真狐皮,还是顶级的白狐腋子!没个几年功夫,做不出这针脚。这是好东西啊!”
那三爷傻眼了。双倍价钱,那是好几千大洋,他倾家荡产也拿不出来。
第二天,那三爷灰溜溜地抱着大氅回到了德和隆。围观的人比昨天还多了一倍。
那三爷满脸通红,把大氅往柜台上一放,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拍在桌上:“王掌柜,我服了!这是双倍的钱,您收好。”
王朴把银票推了回去,只拿了该付的那部分货款。他把那件大氅重新挂回橱窗,然后转过身,对着外面的众人拱了拱手。
“各位,我王朴说了,假一赔十。但我也说过,咱们做买卖,讲的是个‘信’字。那三爷既然验了是真货,咱们这交情,也就结下了。”
那三爷愣住了,他没想到王朴会给他留这么大的面子。他那种地头蛇,最怕的就是丢面子。王朴不仅没让他丢面子,还当众给了他台阶下。
那三爷当场红了脸,一抱拳:“王掌柜,您是个人物!以后在前门大街,谁要是敢找德和隆的麻烦,我第一个不答应!”
一场危机,硬生生被王朴玩成了一次轰动全京城的广告。
从此,“德和隆”三个字,在前门大街彻底打响了。那句“穿三年不跑毛,假一赔十”的承诺,成了北京城里达官贵人们买皮货的定心丸。
生意好了,王朴却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静下心来。他深知,光靠零售,卖不了几件皮袄。要想赚大钱,还得靠批发、靠拿大订单。
他让王槐去跑北京的各大皮货行和裁缝铺,用比市面上低一成的价格,把德和隆的皮子批发给他们。同时,他又在前门大街盘下了一个铺子,挂上了“聚义隆”的牌子,专门卖从江南运来的丝绸、布匹。
“大哥,您这又是唱哪出?咱们做皮货的,怎么又卖起绸缎来了?”王槐越来越看不懂大哥的操作了。
“老四,你看这北京城,达官贵人多如牛毛。买得起皮货的,自然也买得起绸缎。这叫‘捆绑买卖’。他在咱们这买了皮袄,顺便扯几尺绸缎做里子,咱们这不就多赚一份钱?”王朴笑眯眯地说着。
有了前门大街的这块金字招牌,德和隆在北京城站稳了脚跟。第一年,北京分号就赚了五千大洋。第二年,利润翻倍。
民国六年(1917年)的一个冬夜,北京下了一场大雪。
王朴和王槐坐在前门大街小楼二楼的办公室里。楼下,前门大街的霓虹灯已经亮起,黄包车在雪地里穿梭。王槐穿着西装,喝着刚煮好的咖啡。
“大哥,您看这北京城,真大啊。咱们当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哪里想得到,能有今天?”王槐感慨道。
王朴依然穿着那件旧长衫,抽着旱烟,看着窗外的雪。他吐出一口烟,眼神深邃。
“老四,咱们能在北京立足,靠的不是运气。是咱们手里过硬的手艺,是咱们起早贪黑刮皮子换来的骨气。”王朴顿了顿,“但你要记住,这买卖做得再大,在这乱世里,也大不过枪杆子。”
“枪杆子?”王槐不明白。
“你看看这北京城,今天张大帅进京,明天李大帅下野。总统换得比走马灯还快。”王朴指着窗外,“咱们赚的这点钱,在这些带兵的人眼里,不过是块肥肉。今天咱们能赚五千,明天就可能被人连锅端了。”
王槐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所以,鸡蛋不能都放在北京这一个篮子里。”王朴站起身,走到窗前,“天津卫的分号,你得给我盯紧了,那是咱们出海的口子。另外,我打算让老二回大青沟,去买草原、买牧场。咱们得有咱们自己的根,哪怕有一天这北京城待不下去了,咱们回到那茫茫大草原上,照样有牛有马,有吃有喝。”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整个前门大街盖得严严实实。在这座古老而动荡的城市里,王朴凭借着他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政治嗅觉,正悄悄地为王家铺着一条后路。而这条后路,在几十年后的那场大劫难中,将拯救整个家族的命运。
(本章完)
第四章 兄弟分家
民国十年(1921年),深秋。蔚县涌泉庄,吉星楼。
秋风扫过壶流河两岸,枯黄的芦苇在风中瑟瑟发抖。吉星楼后院的那棵老槐树,叶子已经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像一只只伸向灰暗天空的枯手。
五十二岁的王朴,披着一件紫貂皮的大氅,站在二楼的窗前,静静地看着楼下的院子。他的背依然挺得笔直,但鬓角的白发和眼角深刻的皱纹,无不透露出这个曾经叱咤皮都的汉子,也抵不过岁月的侵蚀。
“咳……咳咳……”
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打破了屋内的寂静。王朴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捂住嘴,等拿开时,上面赫然有一丝殷红的血迹。他皱了皱眉,不动声色地将手帕折好,塞进袖筒里。
大儿子王振邦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参汤走上楼,看到父亲的动作,脸色一变:“爹,您的病又重了?郎中说您不能再操劳,更不能吹风,这窗户得关上。”
“关什么关?我还没老到见不得风的地步。”王朴摆了摆手,没有接那碗参汤,反而走到红木书桌前,拿起一份电报。
电报是老三王楹从张家口发来的,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字:“奉军入关,直系败退,张家口税卡又加了三分,这月利润锐减。”
王朴把电报放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几年,时局乱得像一锅粥。袁世凯死了之后,北洋军阀割据,直系、皖系、奉系打成一团。今天张大帅来要军饷,明天李大帅来收过路费。德和隆这艘商业巨舰,虽然在惊涛骇浪中勉强维持着,但王朴心里清楚,这种天下大乱的局势,一个家族的盘子铺得越大,目标就越大,越容易被人一锅端。
更何况,他得了一场伤寒之后,身子骨大不如前。四个儿子虽然已经能独当一面,但四个弟弟还在。如果哪天自己真的两眼一闭,这诺大的家业,兄弟叔侄之间要是为了钱财起了争执,那王家就彻底散了。
“振邦,”王朴转过身,眼神恢复了往日的锐利,“派人去张家口、大同、天津卫,把你二叔、三叔、四叔,全都叫回来。就说我病了,让他们连夜赶回来。”
王振邦一愣:“爹,您不是刚吃了药吗?哪里病了?”
“让你去你就去。就说我快不行了,让他们必须回来见最后一面。”王朴的声音不大,却不容置疑。
三天后。
涌泉庄的吉星楼大堂里,火盆里的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深秋的寒意。
老二王桓、老三王楹、老四王槐,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一进门,看到王朴好端端地坐在太师椅上抽旱烟,三个人全愣住了。
“大哥,您这不是好好的吗?吓死我们了!”老三王楹拍着胸脯,松了口气。
老四王槐最精明,他看了一眼大堂里肃穆的气氛,又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王振邦四兄弟,心里隐约猜到了什么,没说话。
“坐吧。”王朴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等三个弟弟落座,王朴磕了磕烟袋锅子,缓缓开了口。
“今天叫你们回来,没别的事。我王朴今年五十二了,这身子骨,一场大病之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王朴的声音有些沙哑。
“大哥,您别这么说。您身子骨硬朗着呢,王家还得您掌舵。”老二王桓闷声闷气地说。
“掌舵?再掌下去,这船就要沉了。”王朴苦笑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账单和报纸,扔在桌上,“你们看看。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乱成了一锅粥。前天,驻张家口的军阀旅长派人来,张口就要五万大洋的‘治安捐’。我不给,他直接把咱们在张家口最繁华的那家皮货铺子给封了三天。这叫什么?这就叫官匪一家!”
大堂里安静了下来,只有炭火燃烧的“噼啪”声。
“我算看明白了,这民国,不是咱们商人做买卖的盛世,是个大鱼吃小鱼的乱世。”王朴站起身,走到大堂中央,“咱们王家四兄弟,从宣化的皮作坊,走到今天这万贯家财,不容易。但现在这局面,咱们必须得把盘子打碎,分头发展。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王家,必须分家。”
“分家?!”三个弟弟同时惊呼出声。
老四王槐“腾”地站了起来,眼眶一下就红了:“大哥,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当年在宣化,我差点饿死,是您一口窝头一口窝头把我喂活的!在张家口,咱们兄弟四个睡一个土炕,盖一床破被子。现在德和隆做到了皮都第一,您要分家?您是不是嫌弃我们拖累您了?”
“放屁!”王朴一拍桌子,震得茶碗叮当响,“老四,你摸着良心说,我王朴这辈子,什么时候嫌弃过你们?可是老四啊,大哥不能护着你们一辈子!”
王朴指着门外:“你们看看这世道!军阀说翻脸就翻脸,哪天我要是真倒了,那些当兵的冲进来,把咱们的厂子一封,地一占,你们连个退路都没有!现在分家,各自立个门户,就算哪天张家口待不下去了,天津、北平的生意还在;就算这吉星楼被查封了,咱们在坝上的牧场照样能放羊!”
王朴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声音里透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
老二王桓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青砖地上。老三王楹默默地抽着旱烟,手在发抖。
“大哥,您怎么分?我们都听您的。”过了很久,老二王桓抬起头,红着眼睛说。
王朴深吸了一口气,从大儿子王振邦手里接过一份写得密密麻麻的文书,摊在八仙桌上。
“这几个月,我和账房先生把德和隆所有的资产,整整盘了三遍。今天,我就把这份家业,给你们掰得清清楚楚。”
“老二!”王朴看向王桓。
“大哥。”王桓赶紧站起来。
“你性子最闷,也最实诚。种地出身,你懂庄稼,懂牲口。蔚县老家的这一万三千多亩地,还有坝上大青沟的那一万多亩牧场,包括那些缸房(酿酒作坊)和三百多头牛,全都归你。”王朴顿了顿,“你的性子,在这乱世里,守着土地和牧场最安全。这乱世,金子银子会贬值,但粮食和牛马,永远能活命。”
王桓泪如雨下,扑通一声跪下:“大哥,这么大片地,我管不过来啊!”
“怎么管不过来?你平时怎么管?还是怎么管!只是从今天起,这地里的租子,这牛马卖的钱,除了交税,全进你自己的腰包,不用再交到总账上了!”王朴厉声说。
“老三!”王朴又看向老三王楹。
“大哥,我在。”王楹擦了擦眼睛。
“你是咱们四兄弟里手艺最好的,也是最单纯的。你心眼实,跟那些当兵的、当官的打交道要吃亏。张家口总厂里的细皮行、缝制车间,还有那几十台缝纫机,外加城里的‘聚义隆’绸缎庄,都归你。”王朴语重心长地说,“记住,咱们王家的立足之本是手艺。只要你手艺在,就算战火烧到了家门口,你依然有一口饭吃。”
“大哥,我记住了。”王楹咬着牙,重重点头。
“老四!”王朴最后看向王槐。
“大哥……”王槐已经泣不成声。
“你最聪明,脑子最活,但也最让我担心。”王朴走过去,拍了拍王槐的肩膀,“天津卫、北平、大同、包头,这四个大分号,全交给你。以后德和隆对外的生意,跟洋人打交道的洋庄买卖,全是你说了算。老四,外面的世界风大浪急,记住大哥以前教你的,腰杆子挺直了,咱们不欠洋人的。但也别太张狂,遇到不对劲,早点抽身。”
“大哥,那您呢?”王槐哭着问。
王朴笑了笑,转过身,指了指头顶上的“吉星高照”牌匾。
“我是王家的长子。涌泉庄这座占地六十亩的大庄园,这吉星楼,还有张家口总厂的老羊行(粗皮加工)和总账,归我。以后,这涌泉庄,就是王家的大本营。你们在外面闯荡累了、受了委屈,随时回来。大哥只要还有一口气,这吉星楼的门,永远给你们开着。”
王朴说完,拿起笔,在文书上第一个按下了红手印。
“按手印吧。”王朴的声音有些颤抖。
三个弟弟看着那份文书,谁也没有去拿。
大堂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外面秋风刮过檐角风铃的声音,像是一首凄婉的挽歌。
“大哥……”王槐突然扑过去,跪在王朴的腿边,抱住他的膝盖,嚎啕大哭,“我不分!这些钱我不要了!我就想跟着您,像当年在大境门一样,咱们兄弟四个在一起!”
王桓和王楹也跪了下来,四兄弟在大堂里,哭成了一团。
王朴的眼泪也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他摸着王槐的头,看着跪在地上的弟弟们。
“起来。都给我起来。”王朴哽咽着说,“王家的男人,流血流汗不流泪。你们记住了,分家,分的是财产,不是分的手足!德和隆的招牌,哪怕砸成了四瓣,也还是咱们王家的!”
那天晚上,王家四兄弟在吉星楼里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回忆小时候在城门洞里冻得打哆嗦的日子,回忆在宣化皮毛厂挨鞭子的日子,回忆在张家口赊那五张羊皮的日子。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老二王桓回了大青沟,去清点他的牛马;老三王楹回了张家口,去视察他的缝纫机;老四王槐登上了开往天津卫的火车,去跟洋人谈他的大买卖。
王朴站在吉星楼二楼,看着弟弟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咳嗽了几声。他转过身,看着桌上那四份按着红手印的文书,对王振邦说:“去,把咱们老羊行的账本拿来。咱们这大本营,也得好好盘盘了。”
然而,王朴心里清楚,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庞大的家业,分得再散,也散不过这时代的惊涛骇浪。更大的劫难,已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酝酿。
(本章完)
第五章 塞外长风
民国十二年(1923年),深秋。坝上大青沟。
风从西伯利亚刮过来,没有遮拦,横扫过茫茫的草原。天低得像要压在人的头顶上,大团的云被风扯得稀烂,白花花的日头照在枯黄的草尖上,泛着一层冷冽的光。
五十四岁的王朴穿着一身厚实的狐皮大氅,骑着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坡上。分家之后,他把张家口总厂的老羊行和总账交给了长子王振邦打理,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这片远离喧嚣的牧场上。
在他身后,是一望无际的草场。成群的牛马像撒在黄毯上的珍珠,牧工们骑着马,吹着口哨,赶着牲畜在草原上驰骋。
“大哥,您看,这片草场,咱们全拿下来了!”老二王桓骑着马凑过来,冻得鼻头通红,但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分家后,他分到了蔚县的地和大青沟的牧场,这个闷葫芦一样的汉子,一到了草原上,就像鱼儿回到了水里,浑身上下透着舒坦。
王朴没有说话,他翻身下马,蹲在草地上,用手扒开枯草,抓起一把黑色的泥土。他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那种熟悉的、带着草根腥味的泥土气息,让他觉得无比踏实。
“老二,大青沟这地方,地肥,水好。种出来的粮食,喂出来的牛马,都是顶好的。”王朴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
兄弟俩牵着马,在草场上慢慢走着。远处,几个巨大的烟囱正冒着青烟。
“大哥,那是咱们的缸房。今年风调雨顺,高粱收得多,烧出来的酒,香得很。”王桓指着远处,脸上带着骄傲。
王朴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就是他教给二弟的“生意经”。当年王朴买下这片牧场,可不是光为了放牛放羊。他让王桓在牧场周围种粮食,粮食用来烧酒,建立起了“缸房”。
“老二,你算过账没有?”王朴停下脚步,看着那群滚瓜溜圆的牛,问。
“算过。”王桓憨厚地笑了笑,“咱们用高粱酿完酒,剩下来的酒糟,那可是喂牛的神仙草。一头牛吃酒糟,比吃干草长得快,毛色也亮。咱们现在有三百五十多头牛,每天出的牛奶,拉到张家口,抢手得很。至于那些牛皮、羊皮,更是咱们德和隆的原料,一点都不浪费。”
王朴笑了,拍了拍二弟的肩膀:“你算是把这条道琢磨透了。这就叫‘一条龙’,从头到尾,钱都让咱们自己赚了。就算外头闹饥荒,这地里长出的粮食,这圈里养的牛,也能让咱们王家饿不死。”
然而,王朴的心思,绝不仅限于一个大青沟。
“老二,大青沟好,但草场有限。咱们的皮子要卖到天津卫,卖到海外,光靠这几千头牛还不够。”王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前几天,老四从天津来信,说洋人对牛皮和马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咱们得往西走,去河套。”
“河套?”王桓皱了皱眉头。他听跑外的商人说过,河套那边水草丰美,但那是蒙古王爷的地盘,汉人很难插进去。
“对,河套。”王朴的眼神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那是野兽看到猎物时的眼神,“那里有黄河水,有上万顷的肥美草原。大青沟是咱们的根基,河套,才是咱们的远方。明天,你跟我去一趟包头。”
从大青沟到包头,几百里的路程。王朴没有坐车,而是骑着马,一路走一路看。他沿途在集宁、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把蔚县商帮的脉络摸得清清楚楚,还顺手建了几个皮毛收购点。
到了包头,风尘更大了。这里是水旱码头,黄河上的牛皮筏子顺流而下,岸上是成群的骆驼和马车。
在包头的一家老茶馆里,王朴见到了蔚县商会的会长老李。
老李端着茶碗,叹了口气:“王大哥,您来包头是好事。不过,您要是想打河套草原的主意,我劝您还是趁早收了这心。”
“怎么?蒙古人吃人?”王朴抿了一口茶,不动声色。
“不吃人,但规矩大。”老李压低了声音,“前些日子,有个天津的洋买办,仗着有官府撑腰,带着枪去河套,想强租王爷的草场。结果,被王爷的马队直接赶了出来,那个买办差点连命都丢了,吓得连夜跑回了天津。”
王朴听完,微微一笑,把茶杯放下:“洋人不懂规矩,他们只认钱和枪。可蒙古人,认的是情分。”
第二天,王朴让老二王桓留在包头看货,自己亲自带了几大车张家口的好砖茶、几百匹“聚义隆”的上等绸缎,还有几十箱德和隆精制的皮袄,向河套草原深处进发。
河套地区,黄河在这里画了一个巨大的“几”字弯。这里土地平旷,水草丰美,一望无际,是放牧的天堂。
在草原深处的一片蒙古包前,王朴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蒙古王爷。
王爷已经六十多岁了,名叫齐默特色木丕勒,一脸凶悍,手臂上留着早年打仗落下的刀疤。他正坐在火炉边,用小刀割着手把肉。旁边站着十几个挎着马刀的蒙古汉子,眼神警惕地盯着王朴一行人。
翻译在旁边战战兢兢,刚要开口,王朴却按住了他的肩膀。
王朴走上前,没有递名片,也没有提银子。他按照蔚县最隆重的礼节,双手捧起一条洁白的哈达,高高举过头顶。然后,他从随从手里接过一个银碗,倒满马奶酒,单膝跪地,敬献给王爷。
“王爷,我是张家口做皮货的王朴。今天来,不求您办事,是来认个朋友。”
王爷眯着眼睛,接过银碗,一饮而尽。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王朴:“你就是那个‘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的王朴?”
王朴哈哈大笑:“那是乡亲们抬举我。在王爷的地盘上,我王朴就是个赶车的粗人。”
那天晚上,两人在蒙古包里喝了整整一夜的酒。
王朴没提一句租地的话,反而大谈特谈他在大青沟怎么养马、怎么烧酒、怎么让牧民们吃饱肚子。他讲蔚县的剪纸,讲张家口的皮毛,讲宣化府的城墙。
王爷听得频频点头。蒙古人最敬重懂马、懂草原的人。王朴的豪爽和真诚,让王爷放下了戒心。
喝到最后,王爷一拍大腿:“王兄弟!你是个实在人!不像那些洋人和当官的,拿着枪逼我,拿我当傻子。我这河套草原上,有一万亩的荒地,闲着也是闲着。你要是不嫌弃,我租给你!每年交租子就行。但有一条,你的人,绝不能欺负我的牧民!”
“王爷放心!”王朴端起酒碗,重重地碰了一下,“我王朴要是敢动您的一棵草,您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回到包头后,老二王桓彻底服了。
“大哥,您这一趟,简直是空手套白狼啊!一万亩草原,就这么租下来了?”
“什么叫空手?”王朴瞪了他一眼,“那几十车砖茶和皮袄,不要钱?做生意,想要拿大头,就得先舍得下本钱。你舍得了,人家才会把心掏给你。”
靠着这块租来的河套草原,加上大青沟的一万多亩牧场,德和隆彻底摆脱了对散客皮贩子的依赖。
王朴在这两片草原上,引进了改良的羊种。大青沟的羊,毛长、肉肥;河套的牛,体格健壮,牛皮厚实。每年秋天,数以万计的牛羊被赶下草场,源源不断地运往张家口。
在张家口大境门外的德和隆总厂里,王振邦负责点货,老三王楹负责加工。从收购、鞣制、染色,到裁剪、缝制,德和隆形成了一套完美的产业链。
成本降到了最低,质量达到了顶尖。当张家口其他皮货商还在为货源发愁时,德和隆的皮子,已经装上了开往天津卫的火车。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是德和隆的鼎盛时期。
那一年,王朴五十七岁。他的名下,拥有张家口最大的皮毛加工厂;在天津、北京、大同、包头有四个庞大的分号;在蔚县拥有一万三千多亩良田;在坝上和河套拥有两万多亩牧场。
蔚县老家,吉星楼前,车水马龙。每天来求见王朴的乡绅、官员、商贾踏破了门槛。此时,民间流传着那句著名的谚语:“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
这一年中秋,王朴没有回张家口,而是留在了大青沟的牧场。
晚上,他坐在篝火旁,端着一碗牧民刚熬好的奶茶。老二王桓陪在旁边,看着满天繁星。
“东家,外面人都说您富可敌国呢。”旁边的管家笑着递上热毛巾。
王朴喝了一口奶茶,看着远处夕阳下像火一样的草原,叹了口气。
“富可敌国?什么叫他娘的富可敌国?”王朴放下碗,眼神深邃,“当年我爹在城门洞里,把一件破棉袄盖在我身上时,他连买一张热炕的钱都没有。我现在有了这么多地,这么多牛马,可我还是觉得,这世道,不稳当。”
“东家,您多虑了。民国了,生意好做。”管家宽慰道。
“民国?”王朴摇了摇头,“你看看这几年,直系、奉系、皖系,打成一锅粥。今天张大帅来收税,明天李督军来摊派。咱们商人,就像案板上的肉,谁有枪,谁就来割一刀。”
他站起身,拍了拍大氅上的土,指着远处的边界。
“老二,咱们赚的钱,不全是自己的。国家要是弱了,咱们再有钱,也是人家眼里的肥羊。你看那洋人在天津码头上,横冲直撞的,哪有咱中国人讲理的份儿?”
王桓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王朴的话,很快就应验了。就在这一年,北方的局势变得越发剑拔弩张。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急剧扩张,关东军的刺刀已经寒光闪闪。而张家口的商道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日本浪人。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从东北方向逼近。而王朴这座用无数张羊皮、无数块大洋堆砌起来的皮都霸业,即将迎来它最严酷的寒冬。
(本章完)
第六章 皮都霸主
民国十五年(1926年),深秋。蔚县涌泉庄,吉星楼。
天还没亮透,涌泉庄村口的官道上,已经排起了一长溜骡马大车。车上满载着刚从坝上赶下来的羊皮、牛皮,还有成袋的高粱米、成坛的老酒。赶车的把式们缩在车辕上,哈着白气,就等吉星楼的大门一开,好进去交货结账。
“老张,你这一车皮子,得值不少大洋吧?”一个赶车的汉子嚼着干粮问。
“值啥大洋?挣的都是辛苦钱。咱们的皮子,到了王东家手里,才叫真值钱呢。”老张叹了口气,但语气里全是服气,“人家王东家,当年在城门洞里冻得直哆嗦的时候,咱还没出生呢。现在人家是‘王半县’,半个蔚县的地都是他家的,这叫本事。”
太阳从壶流河上升起来,把整个涌泉庄照得金灿灿的。吉星楼前的两扇黑漆大门“吱呀”一声推开,账房的伙计探出半个脑袋,朝外喊了一声:“开秤了!一个一个来!”
这时候,王朴正坐在吉星楼二楼的窗前,喝着刚熬好的小米粥。
五十七岁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前几年得的那场伤寒,虽然治好了,但落下了病根,一到秋冬就咳嗽,腿也肿得厉害。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腰板依然挺得笔直,只是动作慢了许多。
“爹,今天有二十三辆车等着交皮子,账房那边忙不过来了,您看要不要再调几个人?”大儿子王振邦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账册。
王朴放下粥碗,接过账册翻了翻,眉头微皱:“今年坝上雨水少,皮子质量参差不齐。你亲自下去验,把那些硬板皮、有刀伤的,全给我挑出来,退回去。咱们德和隆的牌子,不能砸在几张小皮子上。”
“知道了,爹。”王振邦转身要走。
“等等。”王朴叫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纸包,“昨天张家口商会送来的请帖,说新上任的察哈尔都统要见我。我推了。你替我去一趟,把这份礼带上。就说我王朴腿脚不方便,去不了。记住,见了官,腰杆子别弯。咱们是商人,不欠他们的。”
王振邦接过礼盒,重重地点了点头。
等儿子走后,王朴慢慢站起身,拄着拐棍,走到窗前。
从他站的地方,能把整个涌泉庄看得清清楚楚。六十亩的庄园,青砖高墙,四座岗楼矗立在四角。庄园里,十四个院落错落有致,二百多间青砖瓦房连成一片。远处,是他的一万三千多亩土地,一直延伸到壶流河边。
他想起光绪二十六年那个秋天,他赶着骡车,拉着德国人弗里茨,趁着夜色逃回涌泉庄,躲进后院那个冰冷潮湿的皮窖里。那时候,他抬头看天,多希望老天爷能开开眼,给他一条活路。
如今,老天爷把整片天都给他了。
此时的王朴,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皮毛商人。在张家口,德和隆的总厂有四百多间厂房,工人上千,年产羊皮数十万张,产品远销英、法、德、日。在大同、归化、包头,他的收购点遍布每个旗县。在天津卫,他的皮货占了整个华北出口额的三成。在北京前门大街,他的铺子是达官贵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
在蔚县,更是无人不知王朴。蔚县人说“王半县”,一点都不夸张。
王朴不仅有钱,还有势。他花钱买的那个“四品候选道”的官衔,在民国虽然没了官方的效力,但在地方上,那就是身份的象征。蔚县的历任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拜访王朴。逢年过节,察哈尔省里的官员,也会派人送个礼、递张帖子。
但王朴心里有数。他从不跟官府走得太近。他知道,这年头,当兵的脸翻得比书还快。今天跟你称兄道弟,明天就可能拿枪顶着你的脑袋要钱。
所以,王朴把心思都放在了乡亲们身上。
有一年,蔚县大旱,从春天到秋天,一滴雨没下。庄稼枯了,井水干了,壶流河瘦成了一条线。老百姓没饭吃,饿殍遍野。
王朴在张家口听说以后,连夜赶回蔚县。他打开自家粮仓,把存的几千石粮食全部分给乡亲们。粮食分完了,还不够。他又从张家口买粮运回来,前后花了上千块大洋。
涌泉庄的老人们跪在地上给他磕头,说:“王掌柜,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王朴把他们一一扶起来,声音沙哑:“别跪。我王朴受不起。我小时候跟着娘讨吃要饭,是蔚县人给了我一口饭吃。今天我有粮了,不能看着你们饿死。”
那年冬天,整个蔚县都传说,涌泉庄的王朴,救活了半个县的人。
消息传到张家口,连察哈尔都统都知道了。都统派人送了一块匾,上书四个大字:“义商济世”。王朴把这块匾挂在了吉星楼一楼的大堂里,跟那块“吉星高照”遥遥相对。
他告诉儿子们:“这块匾,比咱们所有的地契都值钱。因为地契能被抢走,但这块匾,是老百姓给的,谁也抢不走。”
然而,王朴心里清楚,这块匾保得住他在蔚县的名声,却保不住他的家业。站得越高,风越大。
果然,民国十五年秋天,张家口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天下午,王朴正在吉星楼二楼的账房里盘点德和隆这一年的进出口总账。王振邦急匆匆地跑上楼,脸色不太好看。
“爹,张家口总号那边传来消息,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做什么的?”王朴头也没抬。
“是个叫佐藤一郎的,日本佐藤商社的老板。他带了几个随从,说是来考察张家口的皮毛市场。他点名要见您。”王振邦把一份电报递过去。
王朴放下笔,接过电报看了几遍。佐藤商社,这个名字他没听过。但他知道,这几年,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越来越大,关东军的刺刀已经寒光闪闪。日本人的商社,往往跟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见。”王朴把电报放在桌上,“你告诉他,我老了,生意都交给儿子们了。他有什么事,去天津找老四谈。”
“可是爹,人家是拿着察哈尔都统府的介绍信来的。”王振邦有些为难。
王朴沉默了一下。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远处的壶流河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银光。
“那就让他来。我倒要看看,这个日本人,打的什么算盘。”王朴的声音很淡,但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
三天后,佐藤一郎出现在涌泉庄的吉星楼前。
他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穿着一身考究的西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提着公文包的随从。
一见面,佐藤就深深鞠了一躬,用极其流利的中文说道:“王老先生,久仰大名。鄙人佐藤一郎,在日本时就听说过您的传奇故事。今日得见真颜,实在是三生有幸。”
王朴坐在太师椅上,没有起身,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坐吧。喝茶。”
佐藤坐下,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他注意到了墙上那块“义商济世”的匾额,又看了看楼下院子里忙忙碌碌的伙计们。
“王老先生,您的德和隆,如今是北方皮货行业的龙头。我们佐藤商社,在南满铁路沿线有很多业务,也涉及皮毛。我们非常希望能跟德和隆建立合作关系。”佐藤开门见山。
“合作?怎么个合作法?”王朴抽了一口旱烟。
“很简单。我们希望能从德和隆在坝上和河套的牧场,直接采购牛皮和羊毛。量大,价优,现款现结。”佐藤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合同草案,双手递过去。
王朴没有接。他弹了弹烟灰,缓缓说道:“佐藤先生,我的皮子,在天津卫已经供不应求了。洋人的订单排到了明年。我实在没有多余的货,供给你们。”
佐藤笑了笑,推了推眼镜:“王老先生,我们日本人的需求量,是欧洲人的好几倍。而且,我们有更快的运输渠道。您只要点个头,以后您的皮子,可以从大连港直接装船,运到日本。利润,至少比现在高两成。”
王朴沉默了一会儿。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
然后,王朴开口了,声音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佐藤先生,我做皮货做了四十多年。我的皮子,卖给谁,不卖给谁,我心里有数。你的条件很诱人。但我不想跟你们做生意。”
佐藤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王老先生,这是为什么?是嫌价钱不够高?我们可以再谈。”
“不是钱的事。”王朴站起身,拄着拐棍,走到窗前,“你们日本人的钱,我王朴挣不起。你们在东北干的事,我虽然老了,但也听过广播,看过报纸。你们今天要铁路,明天要矿山,后天是不是要把我们中国人的皮都也拿走?”
佐藤的脸色终于变了。他站起来,语气不再那么客气:“王老先生,您这是在感情用事。做生意,只看利益,不看感情。”
“谁说的?”王朴转过身,看着佐藤的眼睛,“我王朴这辈子,就认两条:一个是手艺,一个是骨气。没有这两条,我当年那五张羊皮,也换不来今天的德和隆。佐藤先生,你的生意,请回吧。”
佐藤站在原地,看了王朴很久。然后,他慢慢地把合同收回公文包,鞠了一躬,这一次的鞠躬,比来的时候僵硬了许多。
“王老先生,我尊重您的决定。但我希望您知道,这个时代,不是靠骨气就能撑下去的。您早晚会后悔的。”佐藤说完,转身就走。
王朴在他身后大声说道:“我王朴这辈子,从没后悔过!”
佐藤走了。吉星楼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王朴坐在太师椅上,端起早已凉透的茶碗,喝了一口。
“振邦,”他把儿子叫到跟前,“从今天起,通知天津、北平、大同、包头所有的分号,日本人的生意,一律不接。不管他们出多少钱。”
“爹,日本人怕是不好惹。”王振邦有些担忧。
“我没惹他们。是他们太贪了。”王朴咳嗽了两声,“记住,咱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钱,可以少赚,但中国人的骨气,不能丢。去,给你四叔发电报,让他把天津的货,能卖的都卖了,换成现钱,存到英国人的银行里。另外,让你二叔把河套和大青沟的牛羊,赶一批到蔚县来。这世道,快要变了。”
民国十五年的大雪,来得比往年都早。王朴站在吉星楼上,看着漫天的雪花飘落,盖住了涌泉庄的每一寸土地。他裹紧了身上的狐皮大氅,心里却像揣着一块冰。
他知道,佐藤一郎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这个日本人回去之后,一定会把王朴的名字,写到某个机密文件里。而更大的风暴,已经不远了。
(本章完)
第七章 黑云压城:至暗时刻的硬骨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夏。蔚县涌泉庄。
卢沟桥的枪声,像一声炸雷,劈碎了华北平原的宁静。
起初,消息传到蔚县,人们还在观望。但很快,溃退下来的二十九军伤兵、拖着大车小辆逃难的北平百姓,像潮水一样涌进了这座古老的县城。接着,便是隆隆的炮声。
张家口丢了。宣化丢了。日本人那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开始在蔚县的上空盘旋,像一只只闻到了血腥味的恶鹰。
王朴坐在吉星楼的二楼,手里捏着老四王槐从天津发来的加急电报。
电报只有四个字:“平津沦陷”。
六十八岁的王朴,头发已经全白了。多年的老寒腿让他几乎离不开拐棍,但他坐得依然极直,像一棵被风雪压弯了枝干却死不倒下的老松。
“爹,日本人打过来了。县城里的官员全跑了。”大儿子王振邦急匆匆地跑上楼,满脸是灰,“咱们也走吧!四叔在天津英租界给咱们安排好了房子,咱们去天津,哪怕去西安也行啊!”
王朴没有说话。他慢慢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壶流河。夏末的河水依然浑浊,两岸的庄稼绿油油的,高粱刚刚抽穗,眼看又是一个好收成。
“走?这诺大的家业,这吉星楼,这几千亩地,能背在身上走吗?”王朴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可是爹,命要紧啊!听说日本人杀人如麻……”
“我是王朴。”他打断了大儿子,“我十三岁出门闯荡,十六岁在大境门外挨过冻,在地窖里藏过洋人,跟英国佬拍过桌子。我这一辈子,什么阵仗没见过?日本人来了,我要是跑了,蔚县的乡亲们怎么看我?我到了地下,怎么去见你爷爷?”
几天后,蔚县沦陷。日本人的大部队开进了县城,膏药旗插上了城头。街上到处都是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日本兵,老百姓连门都不敢出。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速之客,敲开了吉星楼的大门。
来人叫侯敬斋。
侯敬斋比王朴大几岁,也是蔚县人,早年在张家口也是做皮毛生意的。两人曾是对手,但侯敬斋心术不正,做生意老想着投机取巧,最后被王朴挤兑得破了产,灰溜溜地回了老家。这些年,他靠着祖上留下的几间铺面过活,心里一直对王朴憋着一股邪火。
如今,日本人来了,侯敬斋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第一个跑到日本宪兵队,点头哈腰地当上了汉奸,摇身一变,成了蔚县维持会的副会长。
“王大哥,好久不见啊!”侯敬斋穿着一身不合体的绸缎长衫,戴着一顶瓜皮帽,满脸堆笑地走进吉星楼。
王朴坐在太师椅上,冷冷地看着他,连茶都没让人上。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侯老弟。怎么,穿上这身皮,就不认识回家的路了?”王朴语带讥讽。
侯敬斋脸皮极厚,也不生气,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王大哥,识时务者为俊杰。皇军现在占了蔚县,这天下,以后就是日本人的了。皇军知道您在蔚县的威望,特意托我来给您带个话。”
“带什么话?”
“皇军想请您出山,担任蔚县维持会的会长。”侯敬斋压低了声音,眼神里透着羡慕嫉妒恨,“王大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点个头,您那‘王半县’的名号,以后就是真正的‘王半县’了。您那一万三千多亩地,还有张家口的厂子,皇军说了,不仅不动,还会给您更大的特权,让您垄断整个华北的皮毛!”
王朴看着侯敬斋那张丑恶的嘴脸,忽然笑了。他笑得声音很大,笑得侯敬斋心里直发毛。
“侯敬斋啊侯敬斋,你当汉奸,是你骨头软。你还要拉着我一起去当狗?”王朴猛地收起笑容,眼里射出两道寒光,“你给我听好了。我王朴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卖国求荣的畜生!你回去告诉日本人,我老了,干不动了。送客!”
侯敬斋碰了一鼻子灰,脸色铁青地站了起来,咬牙切齿地说:“王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呼风唤雨的王东家吗?皇军的刺刀可不认人!你等着!”
侯敬斋走后没几天,日本宪兵队就上门了。
领头的,是一个名叫山本的少佐,和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翻译官。他们带着一队日本兵,直接把吉星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山本走进大堂,目光扫过墙上的“义商济世”牌匾,用生硬的中文说道:“王老先生,皇军非常敬重您的商业才能。大东亚共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请跟我们走一趟,山本少佐在县城的酒楼里备了薄酒,想跟您谈谈。”
王朴知道,这不仅是鸿门宴,更是生死局。
他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但熨得平平整整的蓝布棉袄,拄着那根跟了他几十年的拐棍,一步一步走出了吉星楼。
县城的酒楼里,一桌子山珍海味,热气腾腾。山本坐在主位,侯敬斋像个哈巴狗一样陪在侧边。佐藤一郎也来了,他穿着西装,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傲慢。
“王老先生,咱们又见面了。”佐藤举起酒杯,“当年在您的吉星楼里,您拒绝了我。今天,在这蔚县城里,我希望您能改变主意。皇军需要您的皮厂,需要您的土地。只要您出任维持会会长,这些都是您的。”
山本也端起酒杯,眼神冰冷:“王先生,大日本皇军是来建立新秩序的。识时务者,才是俊杰。”
侯敬斋在一旁附和:“是啊王大哥,您就点个头吧,别为了几句硬话,把命搭上,把家业也毁了。”
王朴坐在那里,看着眼前这桌子酒菜,看着这些得意洋洋的面孔。
他没有动筷子,也没有端酒杯。
他想起了自己十四岁在宣化挨鞭子的时候,他想起了在张家口城门洞里抱着五张羊皮冻得发抖的时候,他想起了在皮窖里七天七夜护着弗里茨的时候,他想起了在天津卫指着英国商人鼻子骂的时候。
他这辈子,穷过,富过,风光过,也落魄过。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低过头,弯过腰。
“啪!”
一声脆响,震惊了所有人。
王朴抓起面前的酒杯,狠狠地砸在了地上。碎瓷片四分五裂,酒水溅了侯敬斋一脸。
王朴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虽然背有些驼,但那一刻,他在所有人眼里,像一座山一样不可撼动。
“你们听好了!”王朴指着山本和佐藤的鼻子,声音不大,但中气十足,回荡在整个酒楼里。
“我王朴,十六岁闯张家口,靠五张羊皮起家。我这辈子,穷过,富过,就是没跪过!”
“你们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同胞。现在还想让我给你们当汉奸?门儿都没有!”
“我王朴的钱,可以拿去打鬼子;我的地,可以分给乡亲;但我这颗脑袋,绝不向东洋鬼子低一低!”
山本勃然大怒,“唰”地拔出军刀,冰冷的刀锋直接架在了王朴的脖子上。
“你的,死啦死啦的!”
酒楼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侯敬斋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浑身发抖。
王朴没有退。他迎着刀锋,硬生生地往前逼了一步,脖子上的皮肤甚至感受到了刀刃的寒意。
“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王朴怒目圆睁,“我要是皱一下眉头,我就不姓王!”
山本握着刀的手在抖。他真的想一刀劈下去。但他不敢。王朴在蔚县的威望太高了,如果就这么杀了他,整个蔚县的老百姓非暴动不可。
佐藤一郎赶紧上前,按住了山本的刀:“少佐息怒,少佐息怒。”
佐藤转过头,阴冷地看着王朴:“王老先生,既然您不肯合作,那皇军只好公事公办了。您的德和隆,您的所有产业,从现在起,全部由皇军接管。您可以走了。”
王朴冷哼了一声。他转过身,拄着拐棍,一步一步,极其缓慢却又异常坚定地走出了酒楼。
门外,下起了秋天的冷雨。王朴没有打伞,任凭雨水打在身上。他走在大街上,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关了门,但门缝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这位蔚县的老首富。
王朴回到了涌泉庄。吉星楼已经被贴上了封条。
大儿子王振邦冲过来,扶住摇摇欲坠的父亲,嚎啕大哭:“爹!张家口的总厂被封了,天津的货也被扣了,咱们什么都没了!”
王朴站在雨中,抬头看着那块被贴了封条的“吉星高照”牌匾。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没了。都没了。”王朴的声音有些颤抖。
但他很快又挺直了腰板。
“振邦,去。把各房的人都叫到后院。把所有的地契、房契,全给我找出来。”王朴的眼神里,透着一种决绝的狠厉。
“爹,您要干什么?”
“日本人要抢,我偏不给他们留。”王朴咳嗽了几声,“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都散了。咱们王家,就算倾家荡产,也绝不当亡国奴!”
雨越下越大,吉星楼在风雨中飘摇。王朴的心血,在这一刻,彻底走向了毁灭。但他不知道,在这场毁灭之后,他将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一个中国商人最悲壮的涅槃。
(本章完,第二卷完)

第一章 五万大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深秋。
蔚县的天,像漏了个大窟窿。秋雨连绵不绝,把黄土路泡得泥泞不堪,也把涌泉庄那座曾经不可一世的六十亩大庄园,浇得透心凉。
自从那天在酒楼摔了杯子,王朴就被日本人严密监视了起来。吉星楼被贴了封条,张家口、天津、北平等地的商号全被查封。日本人甚至放出话来,要没收他名下的一万三千多亩地。
王朴没有走。他就住在庄园后院的一间偏房里,身边只留了大儿子王振邦和两个老伙计。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彻底成了他唯一的外套。
这天傍晚,王振邦端着一碗清汤寡水的棒子面糊糊走进来,眼睛红得像兔子。
“爹,侯敬斋那个狗汉奸,带着日本人去了大青沟,把二叔牧场里的三百多头牛全给牵走了。”王振邦的声音都在发抖。
王朴坐在炕头上,正就着昏暗的油灯看一本旧《三国演义》。听到这话,他翻书的手顿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牵走就牵走吧。牛没了还能再养,人没骨头,就永远站不起来了。”王朴端起糊糊喝了一口,“老二呢?他没事吧?”
“二叔跟他们拼命,被日本兵打了两枪托,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
王朴闭上眼,眼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握着粗瓷碗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
“振邦,你记住这笔账。不是记在咱们王家的账本上,是记在国家的账本上。”王朴的声音冷得像冰。
就在王家陷入绝境,仿佛要被这漫长的黑夜吞噬时,城外突然传来了枪炮声。
起初,王朴以为是哪路军阀又在抢地盘,没太在意。但到了第二天天不亮,那枪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紧接着,县城方向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喊杀声。
“爹!打起来了!县城打起来了!”王振邦跌跌撞撞地跑进院门,满脸是泥,但眼里放着光。
“谁打谁?”王朴猛地站起身。
“八路军!是八路军!”王振邦气喘吁吁地说,“听说是一一五师的独立团,杨成武的部队!他们把县城围了,正跟日本鬼子死磕呢!”
王朴愣住了。八路军?他听说过这支队伍。当年在张家口做生意时,就听跑陕北的客商说过,那是一支穷人的队伍,专打鬼子,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这一天,蔚县城里的枪声一直响到黄昏。最后,随着几声巨大的爆炸,膏药旗从城头上被扯了下来,一面红旗插了上去。
八路军光复了蔚县!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四里八乡。涌泉庄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有人甚至放起了过年才舍得放的鞭炮。侯敬斋吓得连夜逃出了县城,不知去向。
王朴站在院子里,听着远处隐隐传来的欢呼声,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振邦,备车。”王朴突然说。
“爹,去哪?”
“去县城。我要去见见这支队伍。”
第二天一早,王朴换上了他那件蓝布长衫,外面罩着那件旧棉袄,拄着拐棍,坐着一辆破旧的骡车,进了蔚县城。
街上比前几天热闹了,老百姓进进出出的,脸上没了那种亡国奴的惶恐。城墙上的膏药旗不见了,换上了红旗。城门口站着两个八路军哨兵,穿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背着步枪。
那哨兵看见王朴的骡车过来,没有像以前的军阀兵那样勒索敲诈,反而立正敬了个礼,还主动帮着把路中间的石块搬开。
王朴心里动了一下。他在张家口见过那么多兵——清朝的兵、民国的兵、军阀的兵、日本人的兵——没有一个像这样,对他这个糟老头子敬礼的。
到了县城的文庙,王朴被卫兵引了进去。
院子里已经坐了一二百人。有本地的士绅、商人、地主,也有庄稼汉。最前面摆了几张桌子,铺着白布。一个三十出头、瘦瘦的年轻人正站在台阶上,跟几个人说话。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脚上穿着一双布鞋——鞋头上还磨了个洞。如果不认识的人,准以为他是个农村的后生。
“王老先生,您来了。”有人把王朴引到前排坐下。旁边几个士绅凑过来打招呼:“王掌柜。”“王老先生。”
王朴点点头,坐下,把拐棍靠在椅子边上。
那个年轻人转过身,走到台前,对大家拱了拱手。
“各位父老乡亲,我叫杨成武,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的团长。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件事想跟各位商量。”
他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日本鬼子占了咱们的家园,烧了咱们的房子,杀了咱们的亲人。咱们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打日本鬼子,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安生日子。”
他顿了顿,看着台下的众人,说:“但是,我们的队伍刚打完仗,缺枪、缺粮、缺衣裳。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有的连鞋都没有。所以,我想请各位父老乡亲帮帮忙——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
话音刚落,院子里安静了。
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大家都知道,这是要捐钱了。但捐多少?怎么捐?谁先捐?没人开口。
王朴坐在前排,低着头,手里拄着拐棍,也不说话。
杨成武笑了笑,说:“各位不用为难。抗日是大家的事,有多少出多少,不勉强。”
这时候,坐在前排的一个绅士站起来,说:“杨团长,我捐一百块大洋。”
另一个跟着说:“我捐八十。”
“我捐五十。”
“我捐三十。”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数字越说越小。有人开始东张西望,看别人怎么说。蔚县的大户不少,但真正有钱的,也就那么几家。而王朴,是头一份。
杨成武站在台阶上,脸上始终带着笑,没说话。
这时候,王朴站了起来。
他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到台阶前面。所有人都看着他。大家都知道他被日本人查封了家产,现在恐怕是个空壳子了。
王朴站在杨成武面前,伸出一只干枯的手,张开五个手指头。
有人说:“五百?”
王朴摇摇头。
“五千?”
王朴还是摇摇头。
他看着杨成武,声音不大,却像平地一声雷:
“五万。”
院子里一下子炸了锅。五万大洋!在座的各位加在一起也捐不了这么多!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瞪大了眼睛看着王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杨成武也愣了一下,说:“王老先生,您说的是五万?”
王朴点了点头,说:“五万大洋。暂时先捐这些,不够再说。”
他顿了顿,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王朴年纪大了,不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上前线打仗,但我可以捐钱、捐物。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王朴豁出去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站起来,有人抹眼泪,有人喊“好”。那几个刚才捐了几十、一百的士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有人又站起来,把数字往上加。
杨成武走下台阶,走到王朴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王老先生,我代表独立团全体将士,谢谢您!”
王朴摆了摆手,说:“谢啥?我是中国人。我小时候跟着娘讨吃要饭,是蔚县人给了我一口饭吃。我发家了,不能忘了本。如今国家有难,我不能看着不管。”
杨成武紧紧握着他的手,郑重地点了点头。
会后,杨成武把王朴留下来,单独说了几句话。
“王老先生,我听说您在蔚县有上万亩良田?”
王朴说:“曾经有。不过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查封了一大半,剩下的也不多了。但请杨团长放心,没被查封的那些,我王朴全拿出来支援抗日!”
杨成武动容地说:“我想请您帮个忙,我们的队伍需要粮食。您能不能帮忙筹一些粮食?”
王朴想了想,说:“行。我让老四去办。蔚县的乡亲们,只要我说一声,都会帮忙。”
杨成武又问:“王老先生,您愿不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会?”
王朴问:“抗日救国会是干啥的?”
“就是组织老百姓支援抗日的。您德高望重,要是能参加,对大家是个鼓舞。”
王朴说:“行。我参加。”
杨成武笑了,说:“王老先生,您是个好人。”
王朴说:“我不是好人,我就是个做皮子的。但我懂得一个理——做人,不亏人。”
回到涌泉庄后,王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大儿子王振邦去县城取钱。五万大洋,装了好几箱子,用骡车运到独立团团部。杨成武亲自出来接,握着王振邦的手说:“替我给王老先生带个好。”
王振邦回来以后,跟王朴说:“爹,杨团长说,您这五万大洋,够给战士们买一万件棉衣的。”
王朴点了点头,没说话。
过了几天,杨成武又派人来,说想请王朴去给战士们讲几句话。王朴说:“我一个做皮子的,会讲啥?”
来人说:“杨团长说了,您不用讲大道理,就说您为啥要捐钱就行。”
王朴想了想,去了。
他站在几百个八路军战士面前,穿着一件蓝布棉袄,拄着拐棍,看着那些年轻的脸。有的比他儿子还小,有的脸上还有伤疤,有的脚上连鞋都没有。
王朴说:“我是王朴,蔚县涌泉庄的。我是个做皮子的,不会讲话。”
他顿了顿,说:“我小时候,跟着娘讨吃要饭。后来跟着我爹卖煤,在城门洞里睡觉。再后来,我去宣化学手艺,在张家口做皮货。我挣了点钱,在蔚县买了点地,盖了座楼。”
他看着那些战士,说:“日本鬼子来了,我的楼还在,地还在,但我不敢住了。为啥?因为我不想当亡国奴。”
他的声音大了起来:“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在前线打鬼子,我在后面给你们送粮送钱。我不图别的,就图你们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让我能安安心心住在我的楼里,让我儿子、孙子能过上好日子。”
战士们鼓起掌来。掌声响了很久,在蔚县城的上空回荡。
那天晚上,杨成武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蔚县王朴,年近古稀,捐五万银元支援抗日。其人其行,令人感佩。”
(本章完)
第二章 散尽家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蔚县,涌泉庄。
八路军独立团在蔚县驻扎了不到一个月,便接到了总部的命令,需紧急开拔,向太行山区转移。临走前,杨成武特意派人给王朴送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王老先生,抗日必胜,后会有期。保重。”
王朴把那封信叠得整整齐齐,揣在贴身的衣兜里,就像当年揣着那五张羊皮赊来的铜板一样。
但他心里清楚,八路军一走,蔚县的天,又要变了。
果然,独立团前脚刚走,日本人的大部队后脚就开了回来。这一次,领头的还是那个山本少佐。不过,这次他身边多了一个人——侯敬斋。
侯敬斋这几个月躲在乡下,惶惶不可终日。等日本人一回来,他立刻像一条嗅到了腐肉的野狗,连滚带爬地扑到了山本的脚下,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太君!我冤枉啊!王朴那个老东西,他给八路军捐了五万大洋!全蔚县都知道!他还参加了什么抗日救国会!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抗日分子!”
山本的脸瞬间阴了下来。五万大洋,那可是一笔巨款。他想起当初在酒楼上,王朴摔碎酒杯、宁死不屈的样子,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
当天下午,一队日本兵冲进涌泉庄,把王朴的二儿子王振国从屋里拖了出来,五花大绑,押进了县城的宪兵队大牢。
消息传到吉星楼时,王朴正在院子里劈柴。
“爹!二哥被日本人抓走了!”大儿子王振邦连滚带爬地冲进来,声音都变了调。
王朴手里的斧头顿在半空中,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落下,“咔嚓”一声,一块木柴被劈成两半。
“他们说什么了?”王朴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
“山本说了,让您三天之内,亲自去宪兵队‘认错’。如果您不去,或者不答应出任维持会会长,他们就把二哥……枪毙!”王振邦说完,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王朴没有说话,他蹲下身,把那劈好的木柴一块一块地码好,码得整整齐齐。
“爹!您倒是说句话啊!二哥他……”王振邦跪在地上,急得直拍地。
“你起来。”王朴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去把你二叔、三叔、四叔,还有各房的主事人,全都叫到后院来。我有话说。”
半个时辰后,王家大庄园的后院里,站满了人。老二王桓被人搀扶着,老三王楹从张家口连夜赶回来,老四王槐也从天津冒死潜了回来。各房的媳妇、管事,全都到齐了。
王朴站在台阶上,看着满院子的人。他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腰板依然挺直,但他的腿已经肿得站不太稳了,需要用手扶着门框。
“今天叫你们来,就一件事。”王朴的声音不大,但在寒风中格外清楚,“我王朴,要分家。”
院子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愣住了。
“大哥,您说什么?”老四王槐最先反应过来,他瞪大了眼睛,“您还要分家?咱们不是早就分过了吗?”
“那是分生意,今天,分的是家产。”王朴缓缓说道,“山本要我把地交出来,要我当汉奸。我王朴宁死不当汉奸!可我也不想把这一万多亩地、这诺大的庄园,白白送给日本人。”
他转过身,对王振邦说:“振邦,去。把地窖里那几个铁皮箱子抬出来。”
大儿子带着几个伙计,从后院的地窖里抬出了五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箱子。箱子打开,里面装满了整整齐齐的文书——地契、房契、商号的股份证明。
王朴从箱子里拿起一本地契,翻开,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涌泉庄东头水浇地,三百亩,户主王朴。
“这些地,是我王朴一块一块买下来的。从光绪二十九年,买下马老爷那三百亩水浇地开始,到现在,一共是一万三千多亩。”王朴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些地,每一块我都亲自去看过,亲自抓过一把土,闻过那个味儿。”
院子里安静极了。连风都停了。
“日本人想要?呸!”王朴往地上啐了一口,“他们连一粒土都别想得到!”
他把那本地契高高举过头顶。
“振邦,把乡亲们都给我叫来。全村的人都来!”
很快,涌泉庄的乡亲们全被叫到了王家的大院里。黑压压地站了一院子,有老有小,有佃户,有长工,有当年跟着王朴一起驮煤卖干粮的穷哥们。
王朴站在台阶上,环视着这些面黄肌瘦的面孔。他看到了当年赊给他第一碗水喝的老赵头,看到了当年跟着他去宣化当学徒的穷兄弟,看到了那些年年给他交租、却从来没被他逼过债的庄稼汉。
“乡亲们!”王朴的声音在寒风中回荡,“我王朴,十三岁离开涌泉庄,去宣化当学徒。十七岁在张家口赊了五张羊皮起家。后来挣了点钱,买了这些地,盖了这座楼。我王朴这一辈子,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你们每一个人!”
“可是现在,日本人来了!他们要抢我的地,要我当汉奸!我王朴宁死不从!”
他举起那本厚厚的地契。
“这些地,我今天全部分给你们!涌泉庄的人,按人头分,一人五亩!外村的,只要是我王朴的佃户,也一样分!不要钱,白送!”
这一下,院子里彻底炸了锅。
“啥?白送?”
“一人五亩?王掌柜,您这是说的啥话?”
“王掌柜,您是不是被日本人逼疯了?”
老赵头颤巍巍地挤出人群,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王掌柜,这可不敢要啊!这是您一辈子的心血啊!”
王朴走下台阶,把老赵头扶起来。
“赵叔,您起来。我王朴说过,我小时候跟着娘讨吃要饭,是蔚县人给了我一口饭吃。今天,这地,就算我还给蔚县的父老乡亲了。”
他转过身,指着那些铁皮箱子:“振邦,把所有的地契,全给我拿出来。一把火烧了!”
“爹!”王振邦的手在抖。
“烧!”
火盆端了上来。王朴从箱子里抓起一摞地契,看都没看,直接扔进了火盆里。
火苗“腾”地一下蹿了起来,映红了王朴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王掌柜,别烧啊!”几个老佃户冲上来想拦,被王朴推开了。
“烧!全烧了!日本人想要地?让他们去跟老天爷要吧!”
一本本的地契在火中化为灰烬。那是王朴一辈子的心血。从光绪年间的三百亩,到宣统年间的三千亩,再到民国年间的一万三千亩。每一张地契,都沾着他的汗水和智慧。
老四王槐看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盆,心如刀绞。但他没有拦。他知道,大哥这是在用最决绝的方式,跟日本人做最后的抗争。
烧完了地契,王朴又让人把房契也拿了出来。
“涌泉庄这六十亩的庄园,十四座院落,二百多间房,我王朴也带不走。从今天起,所有房子,除了我住的那间偏房,其余全部分给村里的穷人住!谁没地方住,就搬进来!”
这一下,连一向沉稳的王振邦都扛不住了。他跪在父亲面前,抱着他的腿:“爹!这是您一辈子的心血啊!您给乡亲们分地,儿子没意见。可这房子要是分了,您以后住哪啊?”
“我住哪?”王朴笑了笑,“我王朴当年在城门洞里都能睡,现在这么大个庄园,还没我睡的地方?”
那天晚上,涌泉庄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地。有的人拿到地契,嚎啕大哭;有的人跪在地上,朝着王家大院的方向磕头。
王朴坐在后院那间偏房里,看着桌上那一碗凉透了的棒子面糊糊,对陪在身边的李金花说:“老伴儿,你跟我过了一辈子,从没享过几天福。现在倒好,地也没了,房也没了,你恨不恨我?”
李金花握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眼泪掉在他的手背上:“你说啥呢。嫁给你那天起,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光顾着自己发财的人。你把地分了,我高兴。咱们心里踏实。”
三天期限到了。王朴没有去宪兵队。
侯敬斋带着一队日本兵,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涌泉庄。但等他们闯进王家大院时,全都傻了眼。
院子里住满了老百姓,他们分到了地,分到了房,正忙着搬东西、扫院子。山本抓住一个正在搬板凳的老头,恶狠狠地问:“王朴的,哪里去了?他的地契呢?”
老头颤巍巍地指了指火盆的方向:“地契?烧了。地?分了。王掌柜说了,这地以后是老百姓的了。你们日本人要地,去找老百姓要吧!”
山本暴跳如雷。他抓了十几个村民,逼问地契的下落。但没有一个人开口。
侯敬斋凑上来,阴险地说:“太君,王朴这是收买人心!他把地分了,老百姓都向着他!您要是动他,老百姓非暴动不可!”
山本气得拔出了军刀,但最终还是没敢在涌泉庄大开杀戒。他知道,地契烧了,地分了,如果当众杀了王振国,只会激起民变,得不偿失。最后,日本人只能查封了王家那座空了一半的庄园,把王振国从大牢里放了出来,灰溜溜地撤了。
几天后,王朴带着老伴李金花,在大儿子王振邦的搀扶下,悄然离开了涌泉庄。
那天,下着深秋的冷雨。王朴拄着拐棍,站在吉星楼前,抬头看着那块匾。
雨水顺着匾额流下来,把“吉星高照”四个字洗得发亮。
他站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走吧。”他转过身,钻进了骡车里。
骡车碾着泥泞的土路,缓缓驶向远方。涌泉庄的乡亲们自发地站在路两旁,没有人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那辆骡车远去。
有个老人跪在泥地里,朝着骡车远去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从此,蔚县再无“王半县”。但蔚县的县志上,永远留下了一句话:王朴,散尽家财,分田于民,宁死不降日寇。
(本章完)
第三章 最后的岁月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天津,英租界。
春寒料峭,连日的阴雨把这座华北最大的商埠泡得湿冷。在英租界边缘一条僻静的巷子里,有一处破旧的小院。院墙斑驳,几棵枯藤攀附在墙头,在风中瑟瑟发抖。
这里,是王朴最后的栖身之所。
当年从涌泉庄逃出来后,他带着老伴李金花,在大儿子王振邦的护送下,辗转来到了天津。老四王槐在英租界有些关系,替他们租下了这间小院。
七十一岁的王朴,已经彻底老了。
他的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地贴在头皮上;曾经那副能扛起百斤煤筐、能拨动千斤算盘的硬骨头,如今已经被岁月和病痛折磨得干瘪嶙峋。他的眼睛因为常年的白内障几乎看不见东西了,两条腿肿得像水桶,只能终日躺在床上。
“老头子,喝药了。”李金花端着一碗黑乎乎的汤药,坐在床边,用勺子一点点地喂进他嘴里。
王朴艰难地咽下苦涩的药汁,摆了摆手,示意不喝了。
“金花啊……”他的声音细若游丝,像是一把破了风的风箱,“我想听听……壶流河的水声。”
李金花眼眶一红,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老头子,这是天津,哪有壶流河啊。”
“我想回涌泉庄了。”王朴干枯的手指紧紧抓着被角,“我想上吉星楼看看。春天了,不知那楼顶上的草,有没有人去拔。”
一旁的王振邦转过身去,偷偷抹了一把眼泪。
这几年,王家的日子过得极其清苦。所有的产业被日本人抢的抢、封的封,蔚县的地和房也全部分给了乡亲。王槐在天津的生意也因为拒绝跟日本人合作而破产。为了给王朴治病,兄弟几个几乎是变卖了身边所有值钱的东西。
从富可敌国的“王半县”,到如今连买副好药都要精打细算,这巨大的落差,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凡人。但王朴的心里,却出奇地平静。
“振邦。”王朴唤了一声。
“爹,我在。”大儿子赶紧凑上前,握住他冰凉的手。
“你二叔、三叔、四叔,还有你那几个兄弟,都有信儿吗?”
“有。”王振邦哽咽着说,“二叔在大青沟给牧民帮工,三叔在北平给人家铺子里做手艺,四叔在上海跑单帮。大家都活着。他们都说,等风声松一点,就来天津看您。”
“好。活着就好。”王朴嘴角扯出一个艰难的笑容,“咱们王家的骨头,都没断。”
那天夜里,雨下得特别大。
王朴突然精神了起来,甚至让王振邦扶着他,在床头靠了一会儿。这是一种不祥的“回光返照”。
“振邦,去,把我那个木匣子拿来。”
王振邦从柜底拿出一个陈旧的小木匣。里面装的不是金条,也不是存折,而是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是当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他和德国人弗里茨在德和隆厂门口的合影。照片上,王朴穿着蓝布棉袄,弗里茨穿着西装,两人笑得都很灿烂。
王朴摸索着照片,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丝光亮。
“弗里茨……不知道他回了德国,过得怎么样。”王朴喃喃自语,“当年在皮窖里,如果不是我救了他,就没有后来的德和隆。可是,如果没有德和隆,我也救不了那么多八路军。”
他的思绪似乎飘远了。他仿佛又回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那个冬天。他十六岁,拉着十岁的王楹,站在大境门外,抬头看着“大好河山”四个大字。那天真冷啊,风像刀子一样。常掌柜把那五张羊皮赊给他的时候,眼神里的那份信任。
“不亏人……做人,不亏人就好。”
王朴转过头,看着跪在床前的大儿子王振邦,以及拼死从各地赶回来的三个弟弟(王桓、王楹、王槐)和另外三个儿子,又看了看哭成泪人的李金花。
“你们……都别哭。”王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清晰一些,“我王朴这辈子,值了。我穷过,苦过,风光过。我喝过洋人的酒,也摔过日本人的杯子。我把王家从城门洞里拉到了吉星楼上。现在,我又把吉星楼还给了乡亲们。”
“我走以后,你们不许去求日本人,不许当汉奸。哪怕去要饭,也要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
四个儿子齐刷刷地跪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爹,您放心!记住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初九。
一代巨贾王朴,在天津英租界的破旧小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七十一岁(虚岁)。
窗外,大雨倾盆。仿佛老天爷也在为这个硬骨头的蔚县汉子送行。
他走的时候,身上穿的依然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除了几件旧衣服,只有那句刻在骨子里的遗训——
“做人,不亏人。”
王朴去世的消息,辗转传回了蔚县。
那几天,整个涌泉庄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那些分到了地的乡亲们,自发地在吉星楼前搭起了灵堂。没有和尚念经,也没有吹吹打打,只是摆了几个粗糙的供碗,烧着几张黄纸。
老赵头、当年一起赶过脚的汉子们,跪在泥地里,嚎啕大哭。他们哭的,是那个当年和他们一起在城门洞里啃过窝头、最后却成了首富的王家老大;哭的,是那个开仓放粮、散尽家产,宁死不给日本人下跪的硬骨头。
“王掌柜,一路走好啊!”老赵头嘶哑的哭声,在涌泉庄的上空久久回荡。
汉奸侯敬斋听说了,冷笑一声:“哼,硬骨头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客死他乡,连个棺材都买不起好的!”
但他没笑多久。抗战胜利后,侯敬斋因为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在北平枪决。临死前,他吓尿了裤子,而王朴的名字,却永远地刻在了蔚县的县志上。
(正文完)
尾声 吉星楼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几十年过去了。壶流河水依然缓缓地流淌,滋润着蔚县的万亩良田。
涌泉庄那座曾经气吞山河的六十亩大庄园,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有些院落已经坍塌,有些被分给了村民盖了新房。但唯独那座两层的青砖小楼——吉星楼,依然屹立在那里。
它不再属于王家,也不再属于任何私人。它成了一处受保护的文物,被当地政府修缮一新,成了“王朴故居”。
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吉星楼前。
车门打开,几个穿着体面的中年人走了下来。领头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边跟着几个年轻人。
“爷爷,这就是太爷爷盖的楼吗?”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仰着头,看着那块黑底金字的“吉星高照”匾额。
老者点了点头,眼眶湿润。他是王朴的长孙,当年跟着父亲王振邦去了海外,如今是著名的爱国华侨。
他带着孩子们走进吉星楼。一楼的大堂里,陈列着王朴当年用过的旱烟袋、那把铲皮子的钝刀,还有杨成武将军写的那篇日记的复印件。
年轻的讲解员正在给游客们讲述王朴的故事:
“……光绪二十六年,德国商人弗里茨被义和团追杀,王朴先生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把他藏在皮窖里七天七夜。后来,王朴靠着洋人的报恩,建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但他在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宁愿散尽万贯家产,也绝不当汉奸……”
游客们听得唏嘘不已。
老者走到二楼,站在当年王朴经常站着的窗前。从这里望出去,远处的壶流河依然像一条玉带,太行山依然连绵起伏。
“爷爷,太爷爷为什么要把那么多地都分给穷人啊?他不心疼吗?”小孙子好奇地问。
老者摸了摸小孙子的头,笑了。
“心疼。但你太爷爷说过,那些地本来就不是他的,是老天爷借给他,让他替老百姓管几年的。国家都没了,要地干什么?”
他转过头,看着楼外金黄的秋天,轻声念道:“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可谁知道,这个王朴,一辈子没穿过几件好衣裳,没睡过几个安稳觉。”
前几年,维修吉星楼的时候,工人们在二楼的房梁夹缝里,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盒子。
打开一看,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七个字,是王朴的亲笔:
“人活一世,不亏人。”
如今,这张纸条被装裱在玻璃框里,挂在吉星楼的展厅正中央。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吉星楼斑驳的青砖上,给这座古老的建筑镀上了一层金光。牌匾上的“吉星高照”四个大字,虽然漆皮有些剥落,但在夕阳下依然熠熠生辉。
就像那个从城门洞里走出来的穷小子,一辈子颠沛流离,一辈子商海沉浮,一辈子家国恩仇。他也许没有躲过命运的劫难,但他那根宁折不弯的脊梁,却像这座小楼一样,永远地立在了蔚县的大地上。
风,吹过壶流河,吹过吉星楼,仿佛还在传唱着那个皮都大王的传奇。
【全书完】

后记
历史的余温,在壶流河畔
写完《吉星高照》的最后一个字,已是深秋。我推开窗,仿佛能听到壶流河的流水声,能看到那座青砖斑驳的吉星楼,正静静地立在蔚县的黄土大地上。
这部小说的诞生,源于几页泛黄的《蔚县文史资料选辑》。当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查到关于王朴先生的那些零散记载时,一个鲜活的灵魂猛然撞进了我的心里。那句“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的民谚,那座占地六十亩、拥有十四座院落和高大岗楼的庄园,那场庚子国变中惊心动魄的地窖藏人,以及他在古稀之年面对日寇刺刀时那句“我穷过、富过,就是没跪过”……这些真实的碎片,拼凑出了一个从底层泥沼中爬起,最终又为了家国大义散尽家财的伟岸背影。
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在尊重历史大框架的前提下,我进行了大量的文学重构。比如,为了凸显“长兄如父”的悲剧感与责任感,我将王克连老先生(史料记载1846-1886)的去世时间与他早期创业的艰辛进行了情感上的缝合;为了强化商战的戏剧张力,我虚构了与英国商人史密斯的冲突,以及详写了在天津、北京的分号布局。老四王槐的西装与大哥王朴的蓝布长衫,形成了那个新旧交替时代最鲜明的缩影。
历史是骨,文学是肉。我希望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能感受到那五张羊皮的重量,能闻到宣化皮毛厂里的腥膻,能体会到散尽万贯家财时火盆前的那种决绝与悲壮。
感谢那些在故纸堆中保留着蔚县记忆的先辈,感谢为我提供地方史料的挚友。王朴先生虽然早已作古,但他留下的那句“做人,不亏人”,将如同吉星楼上那盏不灭的灯,永远照着后来人的路。
附录
附录一:王朴生平简表(1869—1940)
· 同治八年(1869年):生于蔚州涌泉庄,父王克连以驮煤为生。
· 光绪八年(1882年):13岁,赴宣化皮毛厂当学徒。
· 光绪十一年(1885年):16岁,赴张家口大境门,赊五张羊皮起家。
· 光绪十二年(1886年):17岁,父亲王克连病逝,王朴承担起抚养三个弟弟的重任。
·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与德商弗里茨合作,建“德和隆”皮毛厂。
·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将弗里茨藏于涌泉庄皮窖七日,使其脱险。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蔚县买下第一批三百亩水浇地,开始广置田产。
· 宣统元年(1909年):在涌泉庄建“吉星楼”。
· 民国二年(1913年):进军天津、北京,设立分号。
· 民国十年(1921年):王家四兄弟分家。
· 民国十五年(1926年):产业达到鼎盛,拥有土地13000余亩,牧场数万亩。
·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捐五万大洋支援八路军。日军重占蔚县后,散尽家产,分田于民,出走天津。
·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病逝于天津英租界,终年71岁。
附录二:主要历史背景说明
· 张家口“皮都”的兴衰:清末民初,张家口作为中俄贸易重镇,皮毛交易量居全国之首。大境门外的商号林立,外资洋行与本土商帮交织,构成了王朴发家的时代大背景。
· 蔚县商帮的“信”与“义”:蔚县商人走南闯北,以“一口唾沫一个钉”的信誉立足,王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 庚子国变与义和团:1900年,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导致大量洋人被杀。王朴在此乱局中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理智与义气。
附录三:《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中关于王朴的记载(梁晓英 整理)
作者: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血色长虹》《中流砥柱》《建党》等五十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