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对爱人说,对亲戚朋友说,明选这一辈子就会写稿子办报纸。现时,她已离我远去三年有余,可每每想起,真不知道她评价儿子这句话,是褒是贬,还是褒中有贬贬中有褒。想问问,可她已不会应答。
佛说,心生念,念生因,因生果,认为贯穿人生有一条纵轴,人的一生会沿着命运这条纵轴顺流而下。同时,人生还有一条横轴。纵横交织穿梭,形成因果报应。
我不信佛,从无探究过这门说深很深说浅也浅的大学问。
去年年初,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决定继《留住岁月》之后,再出一本书,暂名为《往人往事》。《征文启事》要求,杜绝虚构,记人记事,题目自定。
尽管我迟迟没有动笔,可伴随我记事之时起六十余年中的往人往事,像一幕幕电影短片在心海里脑海里闪现。说实话,就是没有征稿这件事,回忆,也是近些年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毕竟,我已年近七十。毕竟,人总有来路。想想过去的时光,苦辣酸甜,风风雨雨,阴阴阳阳,坎坎坷坷,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看多少书阅多少人,大家多数在年少年轻时都有梦,说长大后要当什么师什么家等等。实话实说,这梦,我从未做过。
1973年元月我高中毕业。当年五四青年节,县知青办把全县62名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毕业或者没有毕业的,只要年满16岁吃商品粮的市民孩子,都当作知青送到了嵩县闫庄农场,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闫庄农场,后来改名为嵩县农科所。所谓农科所,部分业务是培育种子,如玉米、小麦、棉花等等,但大部分的活儿,是垫河滩造耕地,搞副业挣钱。
农科所的所在地,是曾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万选才的墓园万氏佳城,俗称老万坟。墓园占地约50亩,大体分四个区域,沿中轴线进入,依次分布大门、八角亭、牌坊、二门、祭堂和墓冢。中轴线两侧,还建有厢房库房等。
我们在热热闹闹的欢迎锣鼓中下了车,男男女女62个知青分别住进了周围已经砌了墙的八角亭、祭堂、厢房和库房。我和近二十名男生住进祭堂,时称“大殿”,是老万坟的主建筑,宏大气派。
是人,都要被世事和潮流裹挟,只是涉入的深浅不一而已。
1973年,文革还在继续,我们在农场,除了每天干不少于十个小时的农活外,晚上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学习班讨论会辩论会,写大批判文章等。因为我在教育回潮中读过两年高中,和几个同学被视为农场的“秀才”,免不了要承担写大批判稿子的“重担”。写写罢了,还要张贴。农场的大批判专栏,就设在老万坟二门两旁偌大的厢房山墙上,一左一右两大块儿,面积怕有三十多平米,这就成了我们抓革命的主阵地。
办专栏,内容要丰富,否则只有干巴巴黑压压的大字报,不好看,用场领导的话说,看着不美气。一个好专栏,大体要有大横标和左右两幅大竖标,内容要有批判文章、评论、漫画、诗词、快板、顺口溜和三句半等等,纸张要有红黄绿白,根据内容,用不同的颜色。譬如,书写毛主席语录,就要用红纸。总之,第一要突出政治,第二要吸引人。
当时,用人民日报社论的话说,全国人民正在集中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农场领导时常催着出专栏,我们也真为难,所谓大批判文章,对我们几个来说,写来写去,还是那几句老话空话套话大话,干吆喝无内容。
记不清我本人写过几篇批“克己复礼”的评论文章,但用过的几个标题,还是记得,就是一批二批三批……最后,自己都烦了,在写一篇评论时,文思枯竭,只好用了《再批“克己复礼”》。那时农场订有《人民日报》,专栏刊出几日后,一天拿起报纸,头版头条社论的标题竟然也是醒目耀眼的《再批“克己复礼”》。那天,是1974年3月15日。这个标题,现在看起来连味同嚼蜡都算不上,可当时,这件事在农场职工和知青中,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工友们说,明选的水平和《人民日报》一样高。自己呢,也小小兴奋了一把。
农场的生活,专门有炊事员做饭,劳动虽苦,可伙食不错。但好景不长,有人说在这里下乡,不算广阔天地,不是真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1974年4月16日,我们两男三女五个知青一只狗,又被汽车拉到了贫困县的贫困公社贫困大队贫困生产队——嵩县大章公社任岭大队第八生产队。
因大队支部书记副书记公安员几个干部家都在八队,政治基础好,就把知青全部分配在这里。到八队时,已是傍晚,我们被安置在一个有屋顶的羊圈里,中间隔开,一边住女一边住男。厚厚的新土也没将羊屎蛋儿完全覆盖,屋里走走,随时都能踢出来一粒粒粪球。
正值青黄不接时,头上顶着几个“贫”,百姓的日子可以想象,但大批判的劲头,深山里依然强劲。党团支部,还集中办了几期读书班。同学黄晓敏,现在我的老伴儿,不久就上任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妇联副主任,按照大队党支部的要求,她带着我们团员青年,又在大队部门口的墙面上,办起了大批判专栏,内容,和农场时无大差别。同时,为了大造声势,还在生产队的大寨田里,用筛子簸箩簸箕案板甚至锅盖儿,贴上了花花绿绿的大标语大字报。
八队,也被称为干部训练班。到了年底,我们又有三个同学分别担任了八队、五队和二队的政治队长,即一把手。我在五队,这是中国最小又不在册的官儿。
转眼又是一年。春耕生产中,我和乡亲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出力流汗,棉花垄,红薯堆,整得是横平竖直有棱有角,被到任岭检查工作的公社书记看上了。于是,公社组织各大队支部书记到五队开现场会,推广我们的经验。
说来惭愧,我一辈子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曾多次有模有样的拿出新本立志开始记日记,可往往不上几天,就不了了之。大约是现场会后没几天,公社让我在有线广播上做了大致二十多分钟的典型发言。而后又没过几天,公社党委一位副书记通知大队,让我到县里参加一个学习班。到了县委,才知道是办新闻报道通讯员学习班,各公社和县直单位每家一人。
培训班办了4天,负责人是县委宣传部的程顺立和焦治中。程顺立,后来是河南日报社的副社长。焦治中,后任嵩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直到目前,也不知他们当年是在啥样的情况下到了嵩县的,反正,我是有幸在不到20岁的年纪,带着一身黄土,结识了两位恩师。他们给我新闻启蒙,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报道以及怎样当好一个基层通讯员。
学习班结业,继续回去当生产队长。紧接着收麦种秋交公粮,忙的喘不过气儿,也就没有给县里交过一篇新闻稿。可此后,我更注意看报纸,特别是《河南日报》上有关洛宁县和嵩县的新闻,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和成长的地方,并牢牢记住了曲少波、程顺立、焦治中几位老师的名字。
当年9月,我离开黄土地,招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上了一名修炉工。
我们车间,有职工一千多人,主要任务是炼钢出钢锭,有平炉、电炉。围绕炼钢铸锭,有11个工段。我们工段叫铸锭工段,我所在的班叫瓦工班。叫瓦工,就离不开泥和砖,只是我们用的是耐火砖和耐火泥。我跟在师傅罗臣富屁股后面,学着砌钢包,砌电炉盖,修钢包,修出钢槽。这里,也是革命生产两手抓,革命生产两不误。但对一个刚刚进厂的小徒工而言,似乎人在桃花源中,不再办专栏出墙报,每天三班倒,跟着师傅干好活就成,宁静了许多。
来了新工友,来了新老乡,同乡的师傅们都爱串串门儿。一天晚上,同车间的李学斌转到了我们宿舍。闲来无事,他随手翻着我放在桌子上的几本书和几个笔记本说,明选,你当不了几天工人。我问,当不了工人当啥?他说,走着看吧。
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时,我们几个工友正在一身灰一脸泥地砌钢包。我从钢包里爬出来,流着眼泪,折断了几根粉笔,横着在车间的水泥黑板上写下了一行粗重的黑体大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刚刚写完,工段长潘玉德师傅来到我们工作场地。他看看黑板,流着泪问:“谁写的?”一块儿下乡一起进厂小我两岁的邓建民说:“俺哥写的!”潘工长追问:“你哥是谁?”建民指了指我。潘师傅看着我问:“小邓,你是高中毕业吧?”我点点头:“混了两年,算是。”
周总理逝世及后来所谓的天安门事件,又使偌大的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不论生产如何,福利总是有的,防暑降温的白糖茶叶每年都不会少。师徒们大缸子喝着白糖茶叶水,打牌下棋聊天儿,然后三五一群的去逛街。牌,我也打,但街,我是一次也没有逛过。宿舍没人了,我正好看书。
转眼到了金秋,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车间,因出了全厂有名的造反派头头,也算“四人帮”流毒的重灾区。那位当了副厂长的人要回我们平炉车间接受批斗,以肃清流毒,全车间11个工段领导都要上台揭发批判。潘工长的发言稿,自然落在了已经成为工段团支部书记的我头上。潘师傅平时讲话就有板有眼声音洪亮,批判会上,他的发言得到了上级领导的一致肯定,还被几十个同级羡慕称赞,自然是喜不自胜。有人说,老潘,你中呀!他毫不掩饰洋洋得意自豪满满地回答:小邓给我写的。
这以后,又老路重走,在工段四块大大的黑板上办起了板报。
1977年春天,车间政工组组长田安祥师傅找到我,说厂人劳科要求将车间工人的资料卡片整理一下,看我字写得好,去帮一下忙。政工组所在的办公室,我去过,那是进厂的当天晚上,300人挤进一个车间,宿舍没有着落,大家只好在办公楼的各个房间和走廊上过夜。
办公楼上,冬有暖气夏有电扇,窗明几净花木葱茏,很舒适。可当了一段工人的我,总觉得没有在工段一身汗一身泥干着舒畅。在瓦工班,工作服一穿,安全帽一戴,大头皮靴一蹬,踏实,气势。最可心的是,只要把活干好,不顺眼了发发牢骚骂骂人包括领导,也绝对没有人打小报告。直到现在,我还怀念那段自由自在的时光。
我每天不停地填写卡片,想完成任务尽早回到瓦工班。团总支书记田荣枝善良贤淑,她看我干的太快,好心劝道,你写恁快干嘛,班里又脏又累,你慢慢干,也好好歇歇。
活还没有干完,有一天田师傅对我说,小邓,咱一千多人的车间,从1971年投产到现在,没有人搞宣传报道,我和薛部长说好了,你去厂宣传部跟着张才选师傅学写新闻,同时也把咱车间的好人好事先进事迹好好写写。
又是一个新环境。我来到了厂党委宣传部,见到了我人生路上的又一个恩师,张才选。
厂办公楼是一五计划时的苏式建筑,大气庄严。张才选和一个副部长共用一间办公室,那屋里,报架上书柜上摆满了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学习氛围很浓。在大厂,只要你不是厂级领导和资格老的部长,大家逢长者皆称师傅,包括后来已当了市长的武振国,见面还是称武师傅。张师傅潇潇洒洒,文质彬彬,爽快利索。他1958年进厂,勤奋苦学,从学徒工开始就给报纸刊物写稿子,曾是《洛阳日报》和《河南日报》的骨干通讯员。厂里有广播站,每天都要播新闻。我跟着张师傅访领导下班组,采采写写编编。这期间,经常骑着自行车往位于周公庙内的市广播站送稿子,也坐着火车去郑州给《河南日报》送过稿件。每当自己的文字播出或刊发,师徒俩自是欢欣鼓舞。
师傅敬业,徒儿也不敢偷懒。每天晚上,我都在宣传部夜读,报纸、杂志、期刊,甚至《红旗》,也是红笔蓝笔圈圈点点,一张又一张,一本又一本的阅读记录。记得一天夜里,厂党委副书记郝兴元开完会路过宣传部,看到我在读《红旗》,他拿起来惊讶地说,小伙子,学习这么认真呀。
时光如流水,转眼又是一年过去。田师傅想让我回车间,厂办的黄主任知道后对他说,小邓不回了,来厂办当秘书,办公室的钥匙我都给他配好了。田师傅急了,对我说,小邓,咱一定得回去,这么多年我就培养了你一个人,可别辜负了我呀。我当即表示,您放心吧。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自己生就不是当秘书的料,无论性格无论性情。
婉拒了厂办主任回到车间。自此,如老乡李学斌所说,我再也没有回到瓦工班。那里,成了曾经,成了过往,成了经历。拿过三年学徒工工资,第一年,每月21元,第二年23,第三年出徒才32.5,说是技术工种将来可升到8级,但我,连砌砖都没有真正学会。田师傅说,党总支已研究,调你来政工组,任专职宣传干事。
政工组有6位同志,政工组长、工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宣传干事、保卫干事和工会干事。半年后,团总支书记田荣枝另谋其他,因我当时尚未入党,就任车间团总支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尽管下面有11个团支部,400多名团员青年,可团总支也只能是敲敲边鼓,紧紧慢慢地干,并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工作,平时还是组织编写车间几大块的黑板报和向宣传部送些新闻稿件。
1980年9月初,张才选师傅到车间找到我说,小邓,听李宗挺(文革前洛阳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复刊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说,市委已发通知,要筹备复刊《洛阳日报》,准备招考采编人员,你想不想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去!
同样记不住准确时间了,大概9月中旬,我到市三中参加了招录考试。一进校门,乌泱泱一大片应考者。我小声嘀咕,人真多呀,还有那么多戴眼镜的。一同前来考试的工友说,多是落第秀才,怕他们干啥!我说,落第秀才也是秀才,咱算啥?!
等待是最煎熬的。才选师傅问考试情况,我说很不理想,毕竟是文革中成长,求学的日子连马马虎虎也称不上,看结果吧。他又说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不好的消息,厂里还有一个人报考,人家的父亲是某基地的副司令员,一个工厂不可能要几个人,人家要去,你恐怕就去不成了。我说听天由命吧。
几天后,考试成绩公布,经面试,我成了洛阳日报社的一员。
事后得知,300多人参加考试,我成绩第五,12名录取者中,我名列第三。
自1980年10月踏入洛阳日报社大门,至2015年退休,我在记者、编辑、责任编辑、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的岗位上,干了36个春秋。
我经常想,在人生纵横交织的坐标上行走几十年,我是幸运的,因为在每个节点上,总能遇到贵人恩人。在职业的选择上,我同样是幸运的,因为我干了我想干且乐此不疲若有来生还想继续干的事业——新闻。
这篇文字结束之时,我想起了和工友们惜别的一幕:文革中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批判,当时文革结束时间不长,大家看我去报社工作,也把我当成了知识分子,怕我入了干报纸这一行,将来会遭遇磨难。他们说:明选,如果再有运动,如果你挨整了,你就回咱瓦工班接受劳动改造,弟兄们绝不会让
你受半点儿委屈。
当时,我泪流满面。
现在,我依然泪流满面。




